今天送大宝去本那比的网球俱乐部练球，顺便到球场附近的小树林走走，舒活舒活久不运动的筋骨。
几日来连绵不绝的阴雨终于停了，天气放晴，温哥华的秋天鲜有这样秋高气爽的感觉。树林里处处是斑驳艳丽的色彩，枫树红得似血似火，直立丛生的茅草于绿色中显示一些萧瑟的枯黄色，松柏依旧长青。我用手机，边走边将这美丽的秋色摄入镜头。绕到大型网球场的后边，我意外发现一片青草地，和车水马龙的大街相连，几十只加拿大野雁（Canadian Goose)在草地上安详地踱步觅食。我没想到靠近闹区的地方也有野雁光顾，而且它们一点都不在意来往车辆的喧哗，对我这个悄悄接近它们的路人也没有太大的戒心，任由我拍照。Canadian Goose 就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咏叹不完的鸿雁。苏东坡笔下的鸿雁是独自往来的幽人，“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些在中国文人心中固化的飘渺孤影形象，在加拿大却完全应不上景。
岂止在加拿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个事物，同一本作品的理解也是迥然不同的。十几年前，我到北欧读MBA, 恰逢英文小说《鸿》的热销。校园小书店的书架上摆满了英文版和挪威文版的《鸿》。我经过书店时，扫了一眼英文版的封面，赫然几个印刷大字“Wild Swan -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作者是Jung Chang。我以为是台湾女作家的作品（Jung Chang不是内地作家通常的英文拼法），一开始并没在意。MBA的学业太紧张了，每天是排山倒海的阅读，作业还有小组讨论，我几乎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哪有闲情看闲书？
渐渐地，有些当地人看到我这张东方面孔，热情过来打招呼，几乎问同一个问题：“看过Wild Swan吗？那个中国女人写的是真实的吗？“我惊讶地发现，《Wild Swan》在北欧的畅销程度可谓人手一册，争相阅读了。出于好奇，我也买了一本，才看了几页，就明白这是在中国被列为禁书的《鸿》，我出国前听一个同学悄悄地提过，也知道了大概的内容，同学说作者是张戎，从大陆到欧洲留学的英文系高材生。
没想到张戎的英文功力那么好，这本书完全让人感觉不到作者用第二语言写作的那种生涩感，而是朴实无华娓娓道来。我是流着泪一路读下来的。这本书写的是张戎的家史，从外婆，一个东北军阀的小妾写起，再写到母亲鸿，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和理想主义者的遭遇，再到张戎，从红卫兵到赤脚医生再到川大的工农兵学员，最后展翅高飞离开中国飞往自由世界的传奇。土改，文革等大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心酸经历，牵动了很多中国人心底深处的无奈和伤痛，这是长在单纯世界里的欧洲人所不能想像不能理解的。
我不得不告诉那些欧洲朋友，书里所有的情节都是真的，现实中还有更恐怖的。欧洲人惊讶地瞪大眼，大叫一声：“太可怕了，你们生活在地狱里。”我也跟着说了一句：“是啊，这本书让我觉得压抑，忧伤。”
直到有一天，和班上最帅的男生盖尔交谈，他的想法让我彻底颠覆了。盖尔和我同岁，是70后。我们班绝大多数是60后，70后的只有盖尔，我，怡达和特隆四个。MBA班的负责老师显然忽略了这一点，把我们四个最年轻的70后和另外两个60后编成一个小组，做各个科目的group paper。大概是年纪相近的原因，我们四个的关系特别好。盖尔和我谈起《鸿》，他说这本小说让他看到了基督教精神，它告诉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要懂得忍耐，有坚定的信仰，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像张戎一样“took wings"（小说最后一节的标题，展翅高飞的意思）。
看到盖尔那张热情洋溢的脸，我不禁有些诧异。说真的，我从来不认为从中国人写的小说里能看到基督教精神。这个外来宗教虽然几百年前就传到了中国，但信仰的人毕竟是少数，近几十年来，宗教是作为余孽和毒草被无情批判和铲除的，我在学校里学的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妈妈家族几代前就信天主教了，可不也是一败涂地，哪有什么好的见证？外公外婆像过街老鼠，和教友们的联谊都是躲在某人家里偷偷进行的。到了妈妈这代，信仰彻底动摇，从小妈妈就告诫我们姐妹不要信教，她说：“信教的是不是都要像我父母一样一辈子吃苦，活得连狗都不如？主看见我们在受难吗？他帮过我们吗？”妈妈这么一说，我们姐妹也彻底怕了，谁愿意一辈子活在忏悔和眼泪中，却见不到公义和宽容？
盖尔的理解又让我想到中国人百看不厌的《红楼梦》。曹雪芹写了这部传世巨著，自己却穷困潦倒，死在北京香山附近的一间破茅屋里。曹老的一本《红楼梦》却养活了无数红楼专家，不啻为莫大的讽刺。有人从小说中读到了大家族穷奢极欲后的荒凉颓败，有人读到了“淫”，有人看到了阶级斗争，嗅到了焦大和林妹妹这两个对立阶层的不可调节的矛盾。可见不同背景阶层的人可以从一本好书中读到自己内心世界熟悉的东西。盖尔从小在基督文化中长大，从中国人的家史小说中看到基督教精神也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