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大风，钻进了我们的家，把芦席做的隔墙，吹得象风帆一样鼓胀起来，靠墙放着的那个毛主席石膏像，就这样被吹倒，掉在了地上。知青宿舍的大门是敞开的，大家都出工去了，只有岚留在家里做饭，她在灶间听见外面好像有东西掉在地上，就走出来看看，只见毛主席从宝书台上摔了下来，而且身首异处。
那是公社干部来知青点慰问时，送来几本红宝书和这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要求我们把他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便于随时向他老人家请示汇报，当时我们就觉得石膏像的比例有些问题，身体过于伟岸，头部和脚部偏小，呈现出橄榄的形状，给人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我们要求让他躺在宝书边上，那个公社干部坚决，生气地说，不能躺着，一定要立在桌子上。这不，出事了吧。
大家围着身首两处的老人家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当下这也算是个政治事件，谁敢草草了之。我们把老人家用报纸包好，准备到生产队长家汇报此事。几个知青排着队，走在前面的手里捧着那个纸包，一出家门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沉默了下来。我们在村子里坑坑洼洼的路上穿行，跨过宽窄不一的田埂，村民们觉好奇就有人过来询问，我们紧闭双唇一声不吭，坚定的往前走着；有些好事的孩子，干脆也加入了这支沉默的队伍。
来到队长家，我们打开报纸，把风制造出来的罪证给他看了，生产队长立刻严肃起来，说这件事我也不知如何处理，还是去请示大队支书吧。说完他恭敬的接过这个纸包，走在队伍的前面，我们跟在他身后，再后面还有那几个小孩子。这支长长的队伍又出发了，一路之上谁都不说一句话，目光坚忍发直，好像发了集体性的癔症。
我们刚出村口，迎面遇到了队长的老父亲，他从自留地里回来，手里还拿着一把锄头，老爹拦下我们，揪住自己的儿子问个究竟。摄于对做父亲的权威，队长打开纸包给他看了，又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老爹忽然就变了脸，“真是实心疯了。”他把手里的锄头狠狠往地上一戳，骂着自己的儿子，“他们下放学生年纪小做不了主，才过来问你，你也跟着犯糊涂。石膏像打破了不伤毛主席一根毫毛，谁还能把风也关起来，打成反革命不成？”
老爹的话把我们从癔症中唤醒，是呀，石膏像也不是毛主席；毛主席再伟大也没有办法把风关起来；风犯的错和我们有什么瓜葛，大家如释重负的笑了起来，我们立刻感受到贫下中农的智慧，和接受他们再教育的必要性。生产队长红着脸，把手里的纸包用力裹了一下，交还给了我们，说：“这件事我知道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会把实情告诉他们，这个还给你们，找个地埋了吧。”
我们几个人带回了那个纸包，就商量着如何处理，垃圾堆是不敢仍的，也不能扔，万一被猪狗之类发现，咬在口里到处跑，那我们就是百口莫辩的反革命了。有人提议先把他藏在了柴火堆里面吧，大家都觉得可行，还信誓旦旦的说，以后我们一定要把他埋到后山的竹林里去。
在乡下日子一天天过得艰难，夏天的烈日是那样的焦灼不安，回城的归途是那样的漫长遥远，渐渐的，我们就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我们离开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都没有人再提起。也许一直到现在他老人家还藏在那一堆柴火里呢。
在乡下日子一天天过得艰难，夏天的烈日是那样的焦灼不安，回城的归途是那样的漫长遥远，渐渐的，我们就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我们离开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都没有人再提起。也许一直到现在他老人家还藏在那一堆柴火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