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人妖颠倒
父亲走了，灾难并没有离去。母亲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家属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旗手，被学校的红卫兵们不断地批斗，还屡屡拉去为河北区教育局长陪斗。她那曾经被女同事们羡慕，嫉妒的自来卷的大波浪长发也被红卫兵们剃成了阴阳头。在这种折磨下，母亲患上了“神经官能症”，经常“六亲不认”或昏死过去，以致我的额头上至今仍留着一块她犯病时用火筷子打我时的烙印。尽管备受折磨，母亲却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的家属，而是“起义军官”之妻。自从父亲走后，顶着阴阳头的母亲再也没有去“俊民理发店”洗发，只能由我来为母亲擓（kuǎi）痒痒，而这一擓，一直持续到我出国。
因为我父母平时人缘很好，母亲又是十几年来，桃李遍天下，远近闻名的“把关老师”，深得众多学生及其家长们的爱戴。虽然，学校里的红卫兵们在批斗会上尽情地折磨我母亲，但，只要离开批斗现场，周围的人们并不歧视她。一天，一个身穿军装的人带着一堆礼物来到了我的家，他是52年的毕业生（那个年代，年纪大的小学生并不新鲜）。毕业前是班长，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直暗恋着那个有着一头大波浪卷发的漂亮的“小”班主任。毕业后，他参了军，是上甘岭战役仅存不多的原15军的战士（不是后来补充上去的）。他告诉我们，当年，他所在的连队所剩无几，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下了阵地（重伤）的。战争留给他的除了军功章之外就是无法治愈美尼尔综合症。过年时，一听到放鞭炮的声音就会发狂（似乎又回到了上甘岭）。退伍后，结了婚，独生女与我同岁。母亲对他说，自己目前的处境不好，让他今后不要来，免得惹上是非。他倒是满不在乎。他说：他是彻头彻尾的红五类，又是战斗英雄，谁也不敢招惹他。临走前，他要把身上的零钱留给母亲，母亲没有接受。当母亲送他走出元福里胡同口的时候，身后跟了一大堆不明就里的小孩。
尽管姑姥姥早已退休，但是，文革的风暴并没有放过这个当年的毛笔商人的遗孀。红卫兵们无故将姑姥姥赶出了主居室，令其搬进了耳房。哥哥只好回到了家里。他虽然已经初中毕业了，但是，学校已经停课了，升学之事也毫无着落，成了一群浮萍中的一分子。或许是承受了父亲的遗传因子，哥哥的象棋和围棋的水平在元福里也小有名号。同院的瘸老五更是他的手下败将。一天，输不起的瘸老五伙同他的两个姐夫将外出回家的哥哥挤在院门后爆打了一顿，至使哥哥因脑震荡而住院。在那个“黑五类的狗崽子”，人人皆可攻而击之的年代，哥哥无缘无故地挨了打却上告无门。由于惧怕再次遭到攻击，哥哥背着母亲随着“大串联”的洪流南下。当我们知道他的下落时，他已经被人诬陷后送到湖南株洲附近的一个煤矿里接受“劳动改造”了。
真正是应了那句俗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母亲一边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一边又要心急火燎地寻找哥哥的下落的时候，弟弟患上了黄疸型肝炎，托儿所怕弟弟的病情传染给了其他的孩子，要求母亲在弟弟病愈前不要送弟弟来托儿所。这样以来，年仅八岁的我不得不撑起了半个家。早上，送走了妈妈，我就带着弟弟躲在桌子底下（因为胡同里的孩子常常通过窗户往我家里扔东西），找来没有被红卫兵们拿走的小人书及其他书籍，抱着字典一边查不认识的字，一边读给弟弟解闷。就是靠着一年级所学的拼音知识和一本页数不全的《新华字典》，我阅读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以及小说《红岩》。这种日子一直到二娘用拐杖将那些孩子们赶走之后才获结束。让一个八岁的孩子照顾一个四岁且患病的孩子，实在让人不放心。此时，姑姥姥再次伸出了援手，将弟弟接去了她家。母亲担心弟弟的病况又害怕再给姑姥姥添麻烦，只好选些天气恶劣的日子或夜深人静之时，偷偷地去探视弟弟。
不用上学，不用照顾弟弟，母亲白天又不在家，我成了脖子上挂着钥匙的自由王子。我常常纠集冯六弟，彭联国等男同学，跑到中山路上，趁着电车在元纬路车站停靠，启动慢的机会扒在电车的后尾坐顺风车。我们只要不被警察叔叔制止，近处，能坐到“十月电影院”站，远的，甚至能坐到昆纬路站。因此，“十月电影院”后面的中山公园里，常常留下我们游荡的足迹。如果能坐到北站站，我们则再往前，过火车北站的隧道，溜达到“北宁公园”。如果遇到成堆的大人进园的机会，我们还可以以“随行小孩（身高不足1.3米）”的身份混进公园玩一天。或者跑到位于元纬路五马路口的河北中学的大操场去甩元包（将废烟盒或彩纸叠成四角状，就是“元包”。一人将自己的元包放在地上，由另一个人用力去扇，被扇的翻了身既为赢），弹弹球（每人放地上一个直径约10毫米的各色玻璃球，随机地画一条线，用自己的玻璃球将对方的弹击过线既为赢），拔老根（秋天，收集飘落下来的杨树叶子。去掉叶片部分，将梗部藏在鞋壳儿里“焖”以提高韧性，游戏时，每人手持一根，交叉对拉，断者为败），抽陀螺，放风筝；或者到公园去粘蜻蜓，粘鸡鸟（即知了）；或者是到犄角旮旯去逮蛐蛐，斗蛐蛐。日子过得倒也逍遥，一晃，就是一年。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的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然而，我们回到学校并没有办法恢复文化课,因为，包括我们的班主任吴老师在内的许多老师仍然戴着“牛鬼蛇神”的帽子，不能登台讲课。因此学校实质上成了低年级学生的“托儿所”。随后而至的在“文攻武卫”旗号下的武斗，则使学校再次陷入实质上的瘫痪。
冯六弟家的旁边就是天津第二建筑公司。武斗期间，那些无工可做的建筑工人们整天开着卡车，戴着柳条帽，挥舞着大木棒到处去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武装械斗。据说，震惊天津城的“3527惨案”也有他们的“功劳”。每逢他们械斗完毕，我们都会溜进公司院内，搜集散落在院子里的残断木棒，回到胡同里玩得（dei）木头游戏，赢了的，木块就可以成为自己的战利品，或用作下次游戏时的道具，或者补贴家里稀缺的引火用劈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