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华人移民的家庭里，北美出生或北美长大的子女，尤其是还在小学和中学读书的小东西，常常会自以为是地指责、教训、嘲笑甚至欺负半路出家的移民父母，说父母这也不懂，那也不对。很多父母因为语言不好，工作不好，对本地的人情、行情和国情缺乏了解，所以没有自信，不敢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家庭霸凌（Home Bullying）。
归纳起来，孩子们不满移民父母的，主要有这么几条：
l 喜欢论断（Judge）别人；
l 常常以偏概全，以1%否定99%；
l 太节俭，不肯消费；
l 对集体活动不热心；
l 不遵守垃圾分类规定；
l 没有礼貌；
今年暑假，我膝下的两个“刺头”来农庄帮忙。有一天，我把小女儿准备的狗食喂了邻居家的狗，她心生不满，于是就在饭桌上数落开了。假期过后就要上大学的儿子也跟着起哄，在一边帮腔。
我解释说，咱家的狗有幸生在华人家庭，中餐、西餐交替着吃，汤水、骨头更换着给，可它们还是经常闹饭局。邻居家的狗，永远都是工业制成的Dog food。它们闻到Chinese food的香味，尾随而至，都在我身后眼巴巴地转悠老半天了。把别人吃腻了不想吃的食物送给垂涎欲滴的人，这样劫富济贫、调剂余缺有什么不对呢？
兄妹俩不知是没听懂，还是不愿意听，继续在那里不啦不啦说个没完。我腾地一下火就起来了，拍着桌子对他们说：“老子是大国国民，你们两个小国鸡犬懂什么，再罗嗦把你们的头打成粽子！”
小女儿知道老爸疼她，不会真打，就跑到我跟前摸我的头，说要演示头被打成粽子的样子。儿子见我发怒，便不敢再冲撞，只是诡秘地小声反问我一句：“加拿大到底是大国，还是小国？”
我说这个问题几年前滑铁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网上论坛讨论过了，结论很简单：加拿大的国土面积、工业化排名、社会进步程度，是“样子大国”；加拿大的人口数量、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历史贡献，特别是执政者和意识形态操控者的心胸、见识还有能力，实在是“蕞尔小国”。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我接着跟儿子讲了几个真实的故事。
1. 克雷蒂安总理的自白
大约在2001年前后，我刚来加拿大不久，对加拿大的认识还很有限。有一次，新闻里报导说，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要去中国访问。临行前他信誓旦旦地答应人权组织，保证在见到中国领导人时，当面表达加拿大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希望中国政府采取切实行动，改善中国不堪的人权状况。可他在将近一周的访问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兑现承诺。回来以后，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问起此事，克雷蒂安回答说：“我们是小国，不应该对一个大国说些什么。”从此以后，加拿大是小国的观念，便深入我心。
2. Work place的冲突
911事件暴发前，我在机场附近一家空陆联运公司当搬运工。公司的老板是加拿大本地白人兄弟俩，都不爱说话，有时候一周也说不上10句话。员工大多来自中南美洲的一个小岛国，皮肤浅棕色的黑。我和一个叫John的美国芝加哥人，是通过Job Agency找来的。因为我俩是后来的，又是临时工，所以，工作中受尽了这帮小国老黑们的刁难和欺凌。John是个穷得只剩下一身肥肉和一把力气的白人无产者。面对老黑们的欺凌，他虽然多次想报复，可鉴于已有四次打架斗殴而入狱的前科，不敢再犯，所以只好忍气吞声。
有一次，John从货箱上跌下受伤请假没来，一向给我和John过不去的奥马，认为整我的机会来了。他不仅胡乱指挥我做这做那，还直接称呼我China man。我随手抄起因搬运过程中破包而散落在地的一双鞋带还系在一起的鞋子，重重地砸在他的背上。就在他缩脖子叫哎哟的当口，我一个箭步冲到他跟前，照准他的膝窝就是一脚。他刚一倒地我就用右膝顶住他的胸口，左手抓着他的衣领，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用力地放在他的眉毛下面。来拉开我们的是奥马的姐夫丹东，另一个我想“Punch your face”的人。这次突然的“回敬”，不仅赢得了两个混球的道歉，还为我和John赢得了二个月的太平岁月。
911事件后，航空港的货运量大减，我和John的工作也黄了。在去College读书前，我又找了一家专做日本索尼公司产品改包装的厂家去上班，一个月试用期后顺利地拿到了Permanent工卡。这家公司是加拿大与亚洲一个“半半岛”国合资的企业，员工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半半岛国人，Supervisor也并不例外，只有一位台山老大姐和我两个中国人，她干的活最难，我干的活最乱。这家厂的Work culture非常奇怪，员工在车间始终保持一路小跑的姿势，见到Supervisor都要点头哈腰，老板来工厂检查工作时，一手叉腰一手指方向，那颐指气使、装腔作势的样子，酷似中国官员。
有一天，我记得是Afternoon Shift，刚上班没多久，Supervisor先安排我到流水线的上游填料，接着又改派去CD Room贴标签，板凳还没坐热，他又吼叫着让我去办公室打杂，再转回流水线接替离开的女工。我刚刚代表大家向他提出履带转动的速度太快（too fast），他立刻纠正我说“so fast”。
因为CD和录像带都有一层薄膜包着，改换包装时需要重新加热，并排滚过加热器的包装盒一半以上粘在一块，必须用人手将它们分开。如果Assembly line的速度太快，工人的动作也必须加快，手指接触产品的机率就会增加，而此时薄膜上的温度来不及散掉，工人的手指被滚烫的薄膜烫出水泡的很多。我其实是为几个印度和阿根廷女工请命的，没想到Supervisor竟然凶巴巴地对我说，这是工作，你要不愿意干就回家去（Go home）。
我一听这话，转身就走，直奔更衣室取包裹，打完卡就去Supervisor办公室，把工卡往他桌上一放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工厂。他见我真的甩手不干，赶紧追出大门，一再向我解释他也是没办法才这样做，如果我回去，他愿意考虑给我换一个位置。我说谢谢你的诚意，其实你待我很好，但这里的工作文化我不喜欢。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想，加拿大移民官对我们华人移民申请者，横挑鼻子竖挑眼，极尽刁难之能事，结果把我们华人中最优秀的人赚到加国，而他们却放开闸门让这些莫名其妙不三不四的人蜂拥而入。可见加拿大移民政策中确保移民素质一条只是幌子，掩盖的是深怕中国来人太多的小鸡肚肠。而对我们中国移民来说，今后最大的不适应，很可能就是大国国民与小国鸡犬的不和谐共处。
3. SARS流行时的遭遇
2003年初夏，SARS已经肆虐了半年。一向运行正常，感觉良好的加拿大公共医疗体系，在致死传染病的冲击下乱作一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病毒来自中国而被蒙上了一层看不见，但却能真切感受到的阴影。
一天早晨，我从Guelph 返回Mississauga，在401号公路旁的加油站加完油，进小商店付款的时候，我发现原先站在吧台前跟服务员有说有笑的三个白人老头，一见我进来就立刻止住谈话，悄悄地绕着我溜了出去，那动作之快，神情之紧张，就像女士们看到蛇和老鼠一样。
途经Highland Farms超市时，我顺便进去买点蔬果和食品。超市里人很多，每一个收款机前都排了好长的队，就连快速通道也不例外。我买的东西不到8件，但我还是就近站到了一个短队形里。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卷头发戴眼镜的白人男子，他见我紧挨在他身后，就转身小声地对我说，你可以去快速通道。快速通道的人比这里多，显然他不是在提醒我站错了队，而是畏惧我跟他挨得太近。我其实看出他心里的猫腻，就装作没听见。没想到一分钟后他又回头重复一遍，我立即回他说：“I am the scarecrow. You are the bird. You move!”（我是稻草人你是鸟，该跑的是你！）
回到公寓上电梯的时候，电梯里就我和一对孟加拉国母子，小男孩约在6岁上下。我一进电梯的时候就听见他对母亲说：“病毒来了。”（Virus’s coming.）说完就用手指捏着鼻子，尽管妈妈多次示意他不要这样做，但他还是捏着鼻子瞪大眼睛看着我。见他是个孩子，我就打趣地跟他说：“ Are you swimming here？”（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