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忌日，三十年前的二月五日，父亲溘然长逝,年仅逾花甲耳。
那时我大妹妹已经出国,小妹妹正在怀孕,母亲多病体弱,所以后事只能由我来操持。那时的市里领导对我父亲是颇为忌惮的,由于父亲是“刺头”，又是在市委全会上发言时心脏骤停,属于非正常死亡，所以他们考虑的是不要出乱子, 防止我父亲的部下借机寻事等等,当时与我们家属的所有谈话都在有意无意地暗示着这个意思。
父亲办后事时市里领导都躲得远远的,一些父亲於其有拔擢之恩的人也不露面。倒是福州军区《前线报》在得知父亲去世后,专程派人从福州给他们老社长送来了一个花圈,花圈送到,敬了个礼后又匆匆赶回福州。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于此可见一斑。
父亲的后事是按照厦门的风俗习惯来操办的,给父亲擦洗身体、换上寿衣是市委一位阿姨教我的,并再三嘱咐眼泪不能淌在父亲遗体上。那时厦门还没有现在这样形成一条龙的丧葬服务，所以许多细节都要靠自己捉摸,要有人教。父亲平易近人,群众关系很好,这一点在他生前身后都体现出来。
父亲的平民意识很强,记得小学时第一次填家庭出身,他填了个“职员”,后来老师觉得奇怪,说你父亲解放前不是在军队里吗?这才改成了“军人”。看得出他不爱让我们填“革命干部”这一成分,所以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是“干部子女”。厦门孩子管干部子女叫“八拱”,意思只会说北方话而不会说闽南话的北方佬,所以我们兄妹都是早早就学会了说闽南话。文革时成了“黑七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后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干部子弟”了。
文革时父亲用“王三”这个名字去厦门港医院看牙病,挂号的护士当时就疑惑这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怎么会叫这么土的名字呢?该不是阶级敌人吧?后来是那个医院的一位陈姓医生认出了父亲并打了马虎眼,才得以让父亲用“王三”这个名字顺顺利利地看了几个月的牙病。父亲一直到去世前都没再去看过牙齿,可见那位陈姓医生的技术是很高超的。话说回来,父亲对“王三”这样的乡土化名字是蛮中意的,他想混迹于市井小民之心,油然可见。
父亲挨斗挨批后,有一位六十年代被开除的黄姓员工找上门来, 这位员工原是军转干部,转业前是个中尉,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在老家市场卖了点东西,被打为投机倒把分子,遭到开除公职和党籍的处分。当时那样的处分是能置他一家人於死地的，也不知他们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这位黄姓员工是很有远见的人,对局势看得很透，他认为他被开除的事是当时刮共产风、搞阶级斗争的形势所然,并不怪我父亲,并且认定我父亲是个好人,将来必然东山再起,只有父亲复出他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此后他经常来给我家通风报信,并从乡下给我家捎农产品。其实他的问题并不是父亲一个人能解决的，过了十几年,文革结束了,开始落实政策,他的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当时不是谁都那么有远见的,也不是谁都会去烧冷灶的,也不是所有当权派(哪怕曾当过走资派)都能和一个坏分子走得那么近的。他家和我家的友谊始于文革初期,一直保持到父亲去世时。
我确信我的平民意识是得自于父亲的遗传。我也当过官,但在没有官气、官腔和官架子之点上(不好意思，有点自吹了），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所谓“耳濡目染,不学以能”。
昨天还有老同学微信我说几次看见我父亲穿着汗衫短裤，汗衫上还有几个破洞，手里拿着芭蕉扇坐在公共汽车上，父亲经常就是那么一副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