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独立出品【新年特稿】
文：严行
每到羊年，在中国就会出现明显的出生率落差。属羊的命不好实在是以讹传讹。儿女是上帝赐的还是自己造的？这才是生不生羊宝宝的起始问题。“羊”在古汉语中与“吉祥”的“祥”同字，代表吉祥如意，在世界各地文化中，羊是献祭的祭物，用来表达人对上帝的尊崇。
羊年马上到了，中国民间文化却一直流传着一个不知起源于何时的说法——“属羊的人命不好”。这与人类文化中许多“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说法一样，虽然依据不足，却深深影响人们的选择，于是，年轻夫妇不免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避开羊年生育。于是每到羊年，在中国就会出现明显的出生率落差。
怎么看这个长期存在并至今深深影响华人的文化潜流？
属羊不吉，以讹传讹
“以讹传讹”一语，用来表达有关“属羊不吉”的说法，实在是最再恰当不过了。它既无法查考出确定出处，又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融合民俗的、文化的、心理的甚至政治上的诸多因素，越传越邪乎，并且越传越成为铁定的观念，属“羊”也越来越带上“不祥”的色彩。
网络上有不少为“属羊人命运不好”探源的文章，除了互相传抄之外，其基本信息都显示是后世流传中被不断扭曲造成的。
在与人关系密切的 “六畜”中——马、牛、羊、猪、狗、鸡，以羊的眼睛最为特别。羊是家畜中唯一长有横向狭长形瞳仁的动物，白天阳光强的时候，瞳仁收缩，使瞳仁的四边都露着眼白，看上去黑眼仁小，眼白较多，显得眼睛木然无神，农民谓之“死羊眼”。
羊长这样的眼睛，对它是有益的，便于它观察草地的环境，本来与美丑无关，与吉凶无关。人形容瞳仁偏小的人眼为“死羊眼”。再由“死羊眼”的不美，渐渐发展成不吉，后世附上某个长着这样眼睛的人生平不顺的例子，便笃定不移了。如此羊与不吉便有了某种关系，再往后，属羊便为不吉。《麻衣神查》《三才图会》以及民间野史中的某些记载，都可以让人约略看到这样的流传演变的迹象。
在有关属羊命不好的传说中，据信“十羊九不全”的说法出自晚清。慈禧太后属羊，她晚年干政误国，激起民愤，此外；清室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属羊，于是人们不免将国势衰颓，积贫积弱的怨气，推到属羊上去。
民俗是在长期社会历史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的产物。它既有传承性，又有变异性，它在人们之间代代自然遗传，同时也会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失真、变异。
以“正月剃头死舅舅”的民俗为例，便能看出这些风俗是如何形成的。满清入关后，以高压政策强迫中原人民剃发易服，受到了汉族的抵制，后来虽然在“生从死不从”等妥协条件下，汉人被迫接受了清廷的政令，但每到正月，人们仍是以不剃头来表达“思旧”之情（因不可说“思明朝”，而以“旧”代之）。但在流传中出处渐渐被淡忘，只留下“正月不剃头”这样一个规条，“思旧”也讹传为“死舅”，直到今天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人仍然秉持正月不理发的传统。
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观念无论何等荒唐，它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很难消除。举例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南风北上，粤语文化对内地的影响不可阻挡，粤语因 “八”的发音与“发”相近，受到追捧，从此“八”成为举国公认的吉祥数字。其实，从汉字起源的角度讲，这件事特别荒诞可笑，因为“八”在汉语中与“发”的意义完全相反，它表达的是恰恰是“背”的意思，应该理解为“背时、背运”才好。比如“公”字，就是在“私”字（古体字为“厶”）上面加上个表示相反相背的“八”，即——背私为公。而今天，人们竟到处使用“背时背运”的“八”，来表达“发财发达”的愿望，岂不谬之千里！
回到“羊”的话题上，“羊”在古汉语中与“吉祥”的“祥”本是同一字，羊代表吉祥如意，是美好的祝福性语言。如今却因历史文化上一些莫明其妙的原因，越描越黑。
趋吉避凶，人自己定义“好”的标准
迷信是中国文化里很深的一层，并且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农历上，会标明“宜”与“不宜”的忌讳；盖房子，要看风水、方位、宅相；论婚嫁，要查二人的生辰八字；还有“穷烧香，富算命”等等，迷信之风，源远流长。在重大事件上，人的迷信程度会更强，对命运不能把握之时，自然会向迷信求助。
独生子女政策让生育成为“一次性”事件，人只好把所有的努力和准备，都投入到这一个孩子上。今天，当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进入为人父母的阶段时，他们对子女的期待，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优生优育”之文化导向，让子女培育不断向低幼时期发展：小学－幼儿阶段－婴儿－胎教，直至选择受孕与生育的最佳时间，宝宝尚未出生，他／她的一切都在人的可控范围里，既然有属羊不吉之说，不妨避开为妙。人的这种看似“良好”的意愿，揭开来看，显明了人心里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人自己定义“好”的标准。《圣经·箴言》中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在人类历史上，重复着太多事与愿违的覆辙。比如处在不可预知后果中的基因技术，起初源于“好”的愿望，结局却不在人的掌控之中。
而企图自我定义善恶的标准，正是人的原罪。人要离开上帝，自己决定什么是“好的”。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靠自己的判断，认为禁果“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他们以自己为标准，作出了自己的决定。由此，他们踏出了一小步，人类踏出了一大步，他们将整个人类陷于罪中。
圣经说得不错，“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人背离上帝，凭靠自己的能力，从建造巴别塔开始，进行了一次次不懈努力，留下了无数的废墟和恶果。问题不在人的心愿是否良好，而在于人根本无法定义何为“好”。
比较中西方文化，会明显看到中国人爱子女的态度有别于欧美人。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欧美社会普遍将子女看作是上帝赐给自己的产业，父母是子女的“监护人”，而非“所有者”。如此一来，父母的身份，有点像“职业经理人”，他要以向上帝负责的态度来照看好这份“产业”，以自己的努力来让这份产业“增值”，有三十倍、五十倍、一百倍的成效。
另一方面，建立在“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的观念上，父母和子女并不分辈份高下，同为上帝的儿女。因此，子女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个人意志，父母不应强制子女服从父母对他们的命运安排。
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家族文化，子女是从属于父母和家族的。在没有上帝信仰的中国文化环境里，人所追求的只有人的荣耀，而这荣耀只能通过攀比来达成，“孩子小的时候是比拼爹；人老的时候则要比孩子”。这种文化气氛不仅导致人人强烈地追求“成功”；也加剧社会上人与人互相拼搏的压力。怕生属羊的宝宝，就是这种压力不断向下传递的结果。透过回避羊年生育的现象，你分明能听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声音！
儿女是上帝赐的还是自己造的？这才是生不生羊宝宝的起始问题。
另一方面，当中国社会普遍走出小农经济进入到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后，“丛林原则”风行于世，儒家的礼乐文化渐次淡出，最明显的现象是，2004年出版界推出《狼图腾》一书以来，“狼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一大批直接带着“狼”字的图书如《狼性法则》、《狼阵》、《狼魂》、《狼道》纷纷面市，好狠斗勇的恶狼作为丛林社会的胜利者，睥睨天下，为竞争最惨烈的企业界所大为推崇。
这种以狼为图腾的崇拜之风，很快刮进了儿女教育里，2011年，“虎妈”和“狼爸”前后登场，在社会上引起激烈论战。虽然“虎妈”和“狼爸”的教子方法并不能为教育界认可，但并不妨碍其因“教子成功”而产生的示范作用，效法者纷至沓来。
市侩哲学的处世态度，加上功利主义的目标导向，汇成一股浊流，在当前中国社会流溢泛滥，人们往往可见残酷竞争、贪婪攫取、唯利是图、漠视道德诚信等丑恶社会现象，却会忽视了这种文化精神一定会作用于家庭之中，作用于子女教育上。事实是，隐藏在家庭里，也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狼文化正在向羊文化宣战，并且志在必得。
重新审视“羊”在文化中的精意
语言文字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上帝赋予人的奇妙能力。在汉语里，透过“羊”在汉字构成中所带出的意义，不禁令人遥想上帝在其中所寄予的美意。
在中国文化里，“羊”字被视为“吉祥”的象征也渊源甚早。古汉语中，“吉祥”二字每每直接写作“吉羊”，许慎《说文•羊部》云：“羊，祥也。” 晚清学者王国维《观堂集林》也说：“祥，古文作羊。”
在中文里面，代表美好观念的重要词语，许多都带有“羊”符。举例来看：
“美”，上面为“羊”，下面为“大”。这个“大”，本代表一个完整的人的正身像（“人”字是侧身像）。被羔羊覆盖的人（这里特别指男人），是“美”的。
“姜”，下面是“女”字，中国古代以“姜”为美女的代称，如“孟姜女”。这个汉字表明，被羔羊覆盖的女子，是美女。
“善”，也是上面为“羊”，下面是一个表示欢笑的“口”，善字表明，羔羊覆盖之后的欢笑，是善的。
“义”（繁体“義”），上面为“羊”，下面是“我”，表明“我”被羔羊覆盖，才可以被称“义”。
“盖”，被羔羊所遮蔽，才算为“盖”；
“仪”（繁体“儀”），当“我”被羔羊覆盖之后所行的礼法，才合乎“仪规”。
以上这些示例中，可以清晰看到“羊”在汉语中表达出的意义。“羊”承载了最重要的观念，而且全是正面的观念：美、善、义、祥……重新认识这些汉字，重新审视“羊”在汉文化中的意义，会给人许多不同的省思，也带人脱离“属羊不吉”的迷思。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上帝经常以牧人与羊的关系喻指神与其子民的关系，大卫在最著名的诗歌中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诗篇23章》。
基督耶稣也以神的羔羊的身份，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献祭，救赎人脱离死亡，与上帝和好。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羊都是可以用来献祭的祭物，用来表达人对上帝的尊崇。
羊年到了，愿人在新的一年里，弃绝迷信，远离荒渺无稽的传说。须知，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下的，羊宝宝同样带着上帝的祝福来到世上，只要你坦然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交在上帝的手中，必然蒙福。
有一首歌唱得很有道理：“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是的，不要说孩子的未来不在人自己的设计中，就是人自己的明天，也不在自己手中，那么，何必枉然谋算孩子属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