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村里，乡亲们尽量避开支书的眼睛，利用夜幕地掩护，或偷偷给他请医送药，或前去看望，多少给点安慰。听社员们说，这是支书给他“玩的点子”，因为两家是近邻，为庄基地的事曾经发生过矛盾，这回算是划竹子遇节笆，借机发难，公报私仇。
一连几天，村村都有人挨打，七八个“领头”闹粮闹社的坏分子，受到整风整社的“教育”。金宅乡东片的保卫社会主义改造成果运动，才算告一段落。伍乡长这才赶赴西片，继续开展他的整风整社领导工作。
这使我记起了今年初春的一天早上，放了学，见铺镇东街围了一大群人，吵闹着问社长要粮食。当时因为我肚子饿，得赶快去买饭吃，也就没多在意。现在回想起来，群众闹粮闹社是普遍现象，难怪上级要开展运动，集中根治。
郝志发在家养伤月余，方才能下地干活。
自挨了打以后，郝志发发誓不再当干部，可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出于良心、责任心，他架不住老人们一再劝说，二次出来当了队长。为了对付特大的饥荒，他带领大家多挖“八边地”，广种生长周期短的各类蔬菜，弥补粮食的严重不足，减少了村民的死亡。
种“八边地”是党和政府号召的，上级允许的。可是困难时期一过，一九六三年进行“面上社教”，又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左实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八边地统统收归公有，带头的郝志发又成了罪人，首当其冲，又被扎扎实实地“教育”了一顿，挨得依然不轻松。不但身体受到摧残，要命的是思想上想不通，精神上彻底垮了。心里的郁结散不去，久郁成疾得了胃癌，1969年离世。这位几代善良的贫农，本来是“阶级斗争理论”依靠的对象，却得到了和时代极不相称的结局，真是遗憾。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为村民做过好事而积忧致死的郝志发，不知道村里人还记得他么？
开学了，经过一段漫长暑假（因反右，暑假一再延期）的同学们，见了面免不了谈谈见闻。但似乎个个变得谨慎小心，欲言又止，欲止又言。
其实大家都参加了当地的整风整社运动，亲眼目睹了打人的场面，只是打人的手法各有不同。望江乡的刘河村，余桥（丰都庙）村，打人的时间放在晚上，抬上汽灯一个村一个村的排着打；而余王村五郎村比较策略，组织这个村的积极分子交换着去打另一个村的人。打人时，用被打者的衣服把他的头一裹，积极分子一拥而上，挨了打，还不知道打他的人是谁，以免报复。
六十年代初，我在城固毛岭教书，闲谈中，老师们免不了谈及整风整社的事。城固县执行政策历来比汉中左得多，厉害得多。所以，城固师范的右派分子刘天录，有“春风不度桃花店”一说；临近汉中的刘河村民集体到地区上访，坚决要求脱离城固划归汉中便是一例。
城固县整风整社运动的时间特别长，一直延续到冬天，手法也更加翻新多样。据薛志善和几个老师讲，跪瓷渣、压杠子、灌冷水的事累累发生。还把参与闹粮闹社的所谓带头人，在数九寒天里脱光衣服，放进汤猪腿毛用的大木梢（桶）里，里面装满水，由积极分子抓住两只胳膊像汤猪一样，反复在梢里滃，滃完了，再叫小伙子们快速搅动风车，向他吹风，名曰“吹风下雪”，逼迫你承认罪行。民办教师胡云英（女）的父亲，就是这样被折磨死的……
当时，我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只认为打人不人道，能不能用说理的办法解决。听了他们的述说，相比之下，伍乡长的作法，不但公开透明，而且只用拳头不用酷刑，已经是很仁慈的了，挨打者简直是福星高照。
时过境迁，当年的人和事都已烟消云散，见证者也慢慢谢世。那时的报刊杂志上，很少有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报道。即使有，也不可能如实反映整风整社的实际情况，紧接着，报刊杂志又被反右派斗争占据了大量篇幅。我们从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从政治老师嘴里听到的是：集体化道路极大地解放了中国农村劳动生产力，焕发了广大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使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好像社员们人人过着“农家乐，乐淘陶”幸福美满的生活。似乎农村的一切平平安安，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更没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只言片语。
近期翻阅资料，见1957年发文“清理财务，民主整社”的记载，倘若后来者以此为据，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整风整社是“民主”的，而且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在“清理财务”。
舆论，一旦控制在当权者的手里，便成了部分人手中的工具，失去了客观公正的属性。
官方文牍不可信，真正的历史在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