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长的年代

谢盛友1988年出国留学时护照上的照片



谢盛友：我们成长的年代


作者：谢盛友


我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老三届”是指中国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考大学。1966年到1968年，中国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这三届本应已毕业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结束学业高中，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下乡，或集体到农林牧场，或分散插队落户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已经超过正常的高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国家恢复高考后，先后于1977年、1978年、1979年参加高考，并相应于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进入大学学习的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习惯上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差距相当大，有十四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我找不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来中山大学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大学生”。那时图书馆座位太少，傍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挤破。

那年头，同学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也背英语单词。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础、口语、听力，三四年级精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系课室，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煳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现在的海外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 现在的留学生基本上没有概念了。农村是我们这代人绝大多数者生活过的地方，我们曾在辛劳质朴的欢乐中虚构单纯的梦想。那时候“史无前例” 地“横扫一切”，“一天等于二十年”地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父老乡亲们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求乐。我们经常大家在一起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从中取乐。王蒙曾经自道：“我是一个入世的人……出世的要求又相当强”，“我的作品有许多真实生命的体验”。从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少共”到一个理解农民的智者，王蒙走过的道路，他所经历过的精神巨变，对我们这些人或许有某些启示意义。

我们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 （个人和家庭）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 （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

我们的确曾经拥有过人生最纯洁的理想，也经历过人生最丑恶的现实，不敢说我们把中国国情看透了，但是我敢说，我们当中的极少数理想主义者，现在拥抱相反的理想，成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出国，或者治学，在国内的竟然操纵了中国大陆现今多数学术研究阵地；我们当中的大多数则成为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乃至厚黑者，或者经商，或者从政，占据了省级上下相当多的领导岗位，工于心计，短于德行，离开知识和书本很远，虽然出了几个实干家，更多的是贪官污吏。

我们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时候而已。

曾为知青、后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大谈青春不悔。我们却忘记了，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我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我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们那时的高考，100个考生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被录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政躬则国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