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从里西湖36号出发，沿着西湖畔由东折南，来到中正路。中正路已经更名为解放路，这是改朝换代期间全国各地的统一做法。我在大方伯巷找到了树范中学，其时也已更名为“杭州第九中学”，并由私立改成公立了。唯有“大方伯”经受住了时代的变迁，谁也不会在意它是明朝布政使（省长）的俗称——当年确有一个大方伯住在此地。
我又往南走了20多分钟，约莫中午来到了城站火车站。站前广场已经拓宽，变得干净整洁，显示出新时代的气象。不过车站大楼并没有什么变化，仍旧是仿唐宫殿式建筑，顶着宽阔巨大的屋檐。这座大楼是日伪时期修造的，所以严格说来应该称为“奈良风格”。从它的规模和用料来看，日本人大概觉得自己至少能在这座城市呆上半个世纪——谁知斗转星移，三年就打道回府了。
候车厅前的台阶犹在，注视良久，婉如的形象便从来往的人群中浮现出来，依旧穿着齐膝的学生裙，头上扎着蝴蝶结，两只眼睛四下张望，一脸的焦虑和不安……我摇了摇头，驱赶走往日的幻影，径直来到售票厅，买了一张下午一点去往嘉兴的火车票。
1947年底，我初中毕业了，准备升入高中。母亲自然希望我能考上公立中学，但她不知道这两年我参加了多少与学习毫不搭界的“社会实践”，所以仍对我抱有奢望。我身为学生，心思并没有花在功课上，欠的债太多了，尤其数理化三门课越学越糊涂，又怎么能够考上呢？
记得给我上化学课的是一位日本留学生，但其穿着和举止完全是个冬烘先生，讲起课来枯燥无味，对学生很凶，所以他的课我一般都不听，考试就只好作弊了。有次我借来一本《大刀王五》，上课时塞在桌洞内偷看。看到王五被洋鬼子包围，飞身跳上房顶，掏出一把银元抵挡向他射来的一颗颗子弹，简直神极啦！不由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时我的耳朵突然被人揪住，扭脸一瞧，冬烘先生正恶狠狠地盯着我。其实邻座早已向我发出警报，只怪自己看得太入迷了。接下来罚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那时脸皮已经练得相当厚，并不怎么在乎。叫我心疼的是，老师抢走了那本书，用脚踩住，扯成两半，扔出了窗外。下课后，我立即跳窗而出，将破损的书拣回来，但已经无法恢复原状了，只好拿所剩无几的零用钱买一本新的赔给同学。
参加公立中学的考试是无法投机取巧的，我最清楚自己的数理化水平，拿到试卷之前就作好了名落孙山的准备；每天“等因奉此”地进出考场，无非对家人有个交代罢了。不过我还是努力把文史学科考好，以求总分不要太落人后。结果当然是无力回天，又一次让母亲失望。她大概也明白了我在学校的问题是不受约束、放任自流，于是作出决定，让我到大哥任教的嘉兴青年中学寄读半年。
大哥长我10岁，抗战前中学毕业，后来因兵荒马乱，一直找不到大学上。1942年8月，上海法学院迁到安徽屯溪，大哥跑去就读，但也就念了两年，便辍学参加工作。不是大哥学习不行，而是教学条件太差，学不到什么东西。这些外迁而来的“名校”，由于师资严重流失，大多属于挂羊头卖狗肉，跟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差不多，不过是给莘莘学子提供一个战时避难所罢了。屯溪在天目山脉的西端，地形易守难攻，抗战期间接纳了安徽省众多军政机构，成为和於潜一样的“重镇”。大哥既不想继续念书，便通过母亲的关系，在皖南行署会计室谋到一个饭碗。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抗战胜利，机构撤销，大哥只好搬回於潜。
但是母亲那时刚好去了杭州，大哥不愿在家坐等，也想到省城找机会。算算手里的遣散费只够路上吃住的，于是辞了黄包车，单留一辆三轮拉行李；自己则跟在车夫后面，整整走了两天，才终于见着母亲。那时他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大少爷能伸能屈。可是母亲手里也没多少钱，便打发他到上海去找钱归园追讨所欠的一笔商款。
大哥事后回忆道：“我坐上火车，首次与日本鬼子面对面，他主动鞠躬给我让座。到了大中华旅馆，我找到钱归园，里面一群人正在雀战，乌烟瘴气。钱说打完这一圈就出来，我便到大堂看报坐等，忽见复旦大学招收插班生的广告，不禁动了心。我在屯溪读书时，有位老师叫赵东生，原是复旦的，此时已经回归本校。从钱归园处讨到钱后，我便立即去找他。赵视我为患难之交，极肯帮忙，马上领我去见教务处长。我身上未带学历证明，因有赵东生担保，竟也获准报名。离考试只剩一周时间，我知道机不可失，便每天到海关图书馆作考前准备。我的英文和语文本来就不错，只是数学有点差，但临时抱佛脚也能对付个及格。考完后我便匆匆赶回杭州。不几天报上张榜，竟有我的名字，母亲大喜过望！”
大哥时来运转，不光闯进复旦大门，并且连先前在上海法学院混的两年学历也获承认，所以只再花两年工夫，便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了业。1947年11月，大哥通过关系在嘉兴青年中学谋到一个“少校会计官”的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的“反动生涯”。青年中学是国民党办的一类准军事化学校，属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管辖。学生来源于复员的青年军，他们本是抗战期间响应蒋介石发出的“十万青年十万血”的号召而参军的中学生。抗战胜利后，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保送到全国5所青年中学，学完高中课程后，再输送到大学去。学生在校仍穿军装，但无军衔，生活费用由政府全包。
大哥虽然春风得意，对我的到来却并不欢迎。他的寄弟那时已在初中部上学，如今再添上我，他就要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费，自然不轻松。虽说我是他的亲弟弟，小时候他也挺喜欢我，但我长大后学习不好，他对我难免产生厌弃之心。只是母命难违，他作为长子，无法推却照顾我的这份责任。然而所谓照顾，仅限于生活方面。他对我的学习是不管不顾的，因为他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其时他尚未结婚，正忙着跟后来成了我大嫂的秦女士谈恋爱，一到假日，就穿梭于沪杭线上。
大哥平时住在校外的“高家洋房”，与他合住的龙上尉是化学实验室的管理员。龙上尉有个弟弟也在青年中学寄读，住在校部一间空置的实验室里。我来了以后，大哥请龙上尉把隔壁的一间仓库腾出来，让我去跟龙二作伴。对这样的安排我很乐意，因为不用在大哥眼皮底下过日子。我每天照例会去教室听课，全班学生数我最小，坐在头排。由于是寄读，学习不用抓得很紧，心里无压力，反较以前还自觉些。
嘉兴不是杭州那样的花花世界，没什么地方可转，课余我主要靠看小说来打发时间。校图书馆有一套商务版的《万有文库》，我利用这半年系统阅读了许多欧美小说。隆冬时节，室内没有炉子，我就把灯泡放进被窝里看小说，有时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现在想起真有点后怕，万一翻身将灯泡压破怎么办？
或许是因为品味提高，我那时对艳情和武侠小说已失去兴趣，转而迷上了西方文学。将来当一名作家或新闻记者的理想越来越明确，我相信自己具备这方面的潜质。在青年中学，我的数理化仍是一如既往地差，但是语文却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写作水平大大超出了同年级学生。
我的语文老师姓张，大高个儿，一头长发，穿一身棉军装，扣子从不系好，粉笔装在口袋里，一堂课下来，身上沾满了粉笔灰，好像刚刷完墙似的。蒋经国控制下的青年中学能够允许他保持这副“名士派头”，也算是匪夷所思。不过他讲课确实很棒，广征博引，思绪飞扬；板书则龙飞凤舞，不受拘束，可谓字如其人。他出作文题总是一易一难，由学生任选。有一回，他一进教室二话没说，在黑板上写了两行大字：
双十节的感想
你在想些什么？
我当时就看中了第二题，决定以送别婉如一家为素材写一篇微型小说，重点描述从“送”到“不送”那一刻的心理变化，只是把背景推到抗战期间，以增加紧张气氛，这篇文章未打草稿，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虽是亲身经历，但我使用了西方小说的一些技法，故而显得别出心裁。一周以后，作文本发下来，张老师对我大加褒奖，从扣题、立意、思路到文字一一加以评述，几乎都是优点，用毛笔足足写了一页半，最后则说“然尚未达炉火纯青之境，幸勿骄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云云。张老师一向很自负，难得听他夸奖谁，所以这篇评语显得特别有分量。我读后兴奋不已，专门找了张薄纸，用毛笔将这些话描下来，连同作文一起寄给母亲。
张老师在评语后附笔，约我周日面谈一次。这让我激动不已，早8点就跑去敲他宿舍的门。没想到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程门立雪等了一刻钟，实在没了耐心，便咚咚砸门，这才听到拉栓声，原来他早操完毕，正在睡回笼觉呢！屋内光线暗淡，什物凌乱。他也不洗脸，点着一根烟，就坐在床边跟我谈。他认为我有写作禀赋，将来可以朝这条路上发展，但写到一定地步，就不是练笔，而是练心，其中的机缘和际遇难以逆料，需要自己去把握。他感觉我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要有意识地多看一些名家作品，其中特地向我推荐了罗曼罗兰。他说的一些话，我当时并不太懂，但他对我的殷切期望，却导致我几十年如一日地苦恋文艺女神，至死不渝。可以说，他是整个学生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语文老师。】
2014-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