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可以给上山下乡运动盖棺了 （转载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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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知识分子工农化运动对抗人类文明知识化的反智实践，决定了当年知青群体摆脱不了的落后性质。在为传统农业文明送葬的同时，也可以给上山下乡运动盖棺了。王克明，1952年出生，曾在陕北插队十年，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书记等。现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研究。

上山下乡是一个防止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

知青上山下乡之时，中国农业文明已走过两千年。经历了循环往复的皇权、暴政、战乱、天灾后，到人民公社制度强制建立，农业文明终于凭藉强权，实现了从未实 践过的平均主义原始理想，小农被捆绑为集体，失去了自主生产和支配收获的权利。用引进的理论，指导消灭分配差别和城乡差别。

那不是天然形态的差别消失，而是人为形态的差别消灭。消失到消灭的一字之差，催生了斗争的快捷方式，建立了激进的进步目标，导致了剧烈的退步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那是在非战乱历史环境中，中国农民最贫困饥苦的年代，最无法掌握自己温饱的年代，最没有自由的年代。

除可能的天灾外，分配还受政权积累的影响，带有必然的不确定性。知青所插之“队”，是人民公社制度下强制农民群体依附自然经济、平均分配食物的“生产队”。在传统东方农业文明被改变得匪夷所思、乌托邦理想强行实践的最后过程中，知青上山下乡深刻地印记了那种历史特征。

据潘鸣啸《失落的一代》，“文革”期间，中国共招聘1400万人进城就业，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1971和1972年，全国有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转为固定工。
那时认为，知识分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获的精神贵族”，白白让工人农民养活，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使知识青年 “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进行思想改造，以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培养劳动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

因此，那时宣扬城市青年扎根农村，改当农民。上山下乡人数也是随着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强调程度而增加的。

1955—1958年上山下乡8.7万人，1962—1966年人数增长15倍，到1967—1969年增长为54倍，470万人。1973—1977年，又有858万青年被卷进上山下乡大潮。那时，上山下乡成为政治动员方式推进的政治运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如果城镇化是农耕文化转向新文化类型的进步方向，那么与城镇化方向完全相反的上山下乡运动，无法视为进步。如果农业文明的消逝和终结是社会的进步，那么向临终的农业文明学习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视为进步。

回头望去，上山下乡是在一个文明没落时代发生的防止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只有在农业文明时代，和政治动员体系下，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换任何一个社会政治条件，都不可能出现这种选择大规模知识人口迁徙农村的政治运动。

知青不过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部分而已。虽然他们给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消息和文化的吸引，但以知识分子工农化运动对抗人类文明知识化的反智实践，决定了当年知青群体摆脱不了的落后性质。

以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分析，始于1942延安整风、盛于“文革”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工农化，传递的是一种非进步的“负”能量；而后来相反走向的知识化，才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上山下乡对个人的锻炼是真实存在的，个人损益不同、感受不一，但大多收获了坚强和爱心。所有苦难都可以使人经受磨练，可是苦难给人的磨练，并不证明苦难的正确。正如不能因为个人在战争或饥荒中经历了磨练，就证明它们正确一样。

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积极意义，与发动者的愿望恰恰相反，是使许多知青通过社会底层实践，深刻了解民间，对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理论，和用它们强力支撑的旧体制，发生彻底怀疑，转向独立思考，从而清醒地认知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真谛所在。

可以给上山下乡运动盖棺了

去陕北的这代知青，所经所历反差巨大。

“少年不识愁滋味”时远离城市，在传统文明消逝的前夜，入乡随俗，耕种锄割，既适应农耕文化生存方式，又推崇人定胜天殉道献身，曾用立场寻找阶级斗争，更以人性相知贫困农民，接受朴实温暖的关爱，走过霜雪风寒的青春，竭力为乡亲排难解病，尽力教娃娃识字读书。

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初识人间苦难，改变观察视角，认知真实中国，因而造就了对时代的深刻反思，也建立起对乡村的深刻情感。晚年将至时，那些他们曾经生活的村落，却忽然冷落。青年时代的熟识老友，或亡故或远走；地畔炕头的当年红火，已云散已烟消。

往日的村庄可能消失，往岁的农业即将消亡，往昔的文明必将消逝。它们不是以发展的方式长入新的文明，而是以消失的方式诀别传统文化。这种情况下，聚散无情时，知青们留恋的，是那往日的人文情感、质朴的真诚友谊。那是从此以后再难得到的人间珍品。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上山下乡不过是须臾间事情，是旧文明里一种旧理想最后努力存在的一个历史现象。那种努力的失败，唱响了旧文明的挽歌。生产方式的改变，已经淘汰了那个时代。

我们在为传统农业文明送葬的同时，也可以给上山下乡运动盖棺了。在知识文明即将到来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中，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歌功颂德，反映了知青群体当年的落后性质。

知青经历的价值，在于亲历了消逝中的农业文明

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在知识文明时代，传统文化的经验必然成为知识创新的资源，成为个性化创造的启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一套知识系统，几千年来为民族规范着认识领域和认知方式，支持着这方土地的人文精神，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今天知青所回顾眷顾的生存经历、乡俗事物，都是农业文明的方方面面，也都是传统文化的点点滴滴。那些真实记录生存情境的历史图像，亲身经历多样文化的书写记述，其最大价值所在，是记忆消逝中的文明。

几千年间，经历了反复的毁灭和重生，农业社会逐渐成熟。无论怎样的天灾或人祸，农村总是农村。即使进入当代，传统社会的结构被共产革命根本改变，乡族自治 变为政党统治，自耕土地变为群体耕种，大规模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农民失去土地和自由，但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些窑洞村落，依旧存在，农耕经济，仍然继续。

而今，城镇化告诉我们：一个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古老文明，正在消逝之中。一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类型，正在消逝之中。

人们离开故土村庄，但不是古代方式的族群迁徙，而是分散出去进城务工，放弃旧的农耕生存手段，建立新的知识生存能力。分散的迁徙，能力的改变，导致了族群文化、村落文化的传承终止、解体消散，一个个村庄从此将成为农业文明的遗址。

这一次变化的原因，不是曾经的古代战争、民族仇杀、人口迁徙，也不是政党发动。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变化，是突然到来的。非渐进的财富膨胀过程，导致了激进的城镇化进程和巨大的城乡差别。

去年春天我在陕北遇到一个画面，前面是大片拆迁废墟中坚持着的几眼窑洞，孤孤零零，后面是主体已经建起的一群二三十层高楼。这个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与其它许多国家不同的发展方式。

现在在英国，我们可以在唐代的庄园里喝茶，在宋代的教堂里祈祷，在元代的大学里学习，在明代的酒店里住宿，在清代的地铁里坐车。伦敦开通地铁那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也是那年，陕西回乱初起，延安各县还住着上一批居民，几年后他们在冷兵器下生死不明永无下落。

而在英国，至今，只要没被德国人炸毁的，他们都没拆，乡村也都在。人们可以坐在千年以前先人坐过的地方，往窗外欣赏千年以来不变的田园风光，蓝天碧水相映，绿草遍野起伏，白色羊群散落，没人开发。
在那里，传统文化是和平长入现代文明的，城乡差别是消失的而非被消灭的。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这里，激进的发展方式表现在了一个字上：拆。

推土机暴力地埋葬传统，到处埋葬传统文化生存的聚落房屋。在财富的膨胀中，我们没有西方文明那种宗教精神的指引，也没有东方传统原来礼义廉耻的祖训，我们 失去了对知识积累、社会关系、行为观念、精神价值的文化传承，以为财富增长等同于文明复兴，结果只能一步跌下文明的高岸，沉入财富的海洋。
曾经的农民已经自信地走向远方，不复回归；多样的文化必将无奈地叹息而去，消于无形。在传统文化无法和平长入现代文明时，记忆的价值强烈地凸显出来。这时我们意识到，一代知青，正是农业文明消逝的亲历者、见证人。

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知青群体，结识了最后的传统农民，经历了最后的传统农业，了解了最后的传统农村。现在，目送它们消逝远去。知青的记忆里，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生牵缠。

记忆消逝中的文明，是为人类文化留下遗产。知青经历的价值，就在于亲历农业文明，感知农业文明，记述农业文明。当农业文明无法与城镇化进步适应共生，而忽 然消逝时，知青可以为后人认知曾经的文明——那其中的劳苦与煎熬、漫长和渴望、田园或荒唐，留下真实，留下细节，留下记忆。

知青个体的人生经历，会因此而走出上山下乡的落后阴影，彰显人文意义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