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运动、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性质的，要看这个运动的领导阶级是谁？它在经济上、政治上提出了哪个阶级的根本要求？整个斗争过程所做的经济的、政治的任何变革，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风暴”是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个官僚阶层领导的，它的本质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党内政治集团打倒了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是毛泽东、林彪、江青这个党内势力打倒了刘少奇所代表的势力。
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阶级分析
毛泽东讲，上海“一月风暴”的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一月风暴”是一个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个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工人夺权似乎最能证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因为实施上海一月夺权的虽然是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的联合行动，从人数上讲，产业工人占了绝大多数，像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工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工人的夺权，给了毛泽东继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很好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感觉，给了毛泽东在理论上更坚定、圆满的论证，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欺骗性。本着对历史的诚实与负责，我们将坦然面对这样的理论问题。
毛泽东大概确实是把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大革命。这里，有必要把他在这方面的有关论述集结在一起，看看他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1967年1月26日，上海工人造反派夺权后不久，毛泽东讲：“接管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取了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个讲话为上海夺权做了充分的阶级理论解释，也为所有大城市的共产党政权的构成做了概括。
共产党解放了城市，占领了城市，派出自己的干部，和原来的留用人员结成政府，这是1949年前后发生的事情。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真正掌握城市权力的，恰恰是共产党派去的干部，而不是原来政府的留用人员。在解放后的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早已实现了共产党对城市政权以及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化。因此，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发动工人或者全体群众夺取政权，其实是共产党夺共产党的权，是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像林彪、张春桥、江青）在夺刘少奇、陈丕显、曹荻秋这部分人的权。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带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路。这也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原因。例如，他在1965年1月29日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曾经这样讲道：“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傅，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上海夺权之后不久，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卡博时曾经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群众都发动起来，什么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他还讲道：“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体现出了他“不断革命”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顽强不息的努力。他还不止一次讲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宣言”。
从这些看来十分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中，我们却要发现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实质。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认清中国的近代史、当代史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上海工人阶级造反夺权的情况。我们将如实剖析以“工总司”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造反派的性质和特征。
“工总司”反对的是上海市委以及上海市各级党政领导权力，而与他们面对面抗争的“赤卫队”，是以党团员、老工人、劳模、积极分子为骨干力量的。在这里，显然可以把“赤卫队”看成某种“既得利益”的集合。
如果分析上海“工总司”造反派的成员状况，那么，同“赤卫队”相比，他们有如下特征：
第一，非党团员、非积极分子、非劳模的成员占有更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在造反派队伍中，政治地位高的工人少。
第二，老工人、级别高的工人、技术高的工人要比保守派的“赤卫队”少。他们的技术水平、收入水平或者说经济地位比保守派“赤卫队”更低，显得更为“无产”。
第三，出身不好的人比保守派“赤卫队”比例更高。这是在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之后，上海工人造反派队伍中的普遍情况。
第四，与厂矿或企业领导有过这样或那样矛盾的工人的比例，要远比“赤卫队”高得多。这种矛盾一般和他们是非党团员、非积极分子、非劳模、非老工人、非高技术工人、非出身好相关，当然还有其他各种矛盾，其中包括工人阶级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第五，在造反派队伍中，生产劳动纪律差、生产劳动态度差、偷奸耍滑者普遍要比保守派“赤卫队”中比例高得多。也就是说，具有各种流氓无产者倾向的工人大多参加造反派而不参加保守派。
第六，在历次运动中受过这样或那样处罚的人，在造反派队伍中要远比在保守派队伍中比例更高。处罚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能是受歧视、受迫害甚至是政治迫害性质的，也可能是违法乱纪及流氓作风等问题。
第七，造反派队伍与保守派队伍都有老年人与青年人，但就平均年龄而言，造反派队伍一般低于保守派队伍。
这里对上海的造反派工人队伍与保守派工人队伍所做的对比分析，只是一个大致的分析，它强调的是比例上的差异。在造反派队伍中，也有很多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劳模，也有很多老工人，也有几代产业工人出身的红五类，也有从未受过任何处罚的十分清白的人，然而，这并不能转移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辨别。
在全国所有的工矿企业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阵线分野，大概都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在有些地方、有些厂矿，这种差异甚至十分明显。相当一些厂矿的保守派，其核心力量都是党团员、劳模、积极分子，而政治地位低下的、受过处罚的、出身不好的、与领导有过仇隙的、流氓无产者倾向严重的，无不在造反派队伍之中。
那么，毛泽东所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上海“一月风暴”，究竟是什么性质？
如果上海夺权确实是工人阶级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权，那么毛泽东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指的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在这里，造反派工人队伍中的种种特征都可以归为一点：因为他们处在和官僚资产阶级尖锐的对立之中，所以他们起来造反；而“赤卫队”以保守的面貌出现，只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收买的力量，“赤卫队”具有典型的既得利益性质。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的逻辑。决定一场“革命”的阶级性质的，是谁在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究竟是谁？
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资产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作战时，也有工人阶级参加，但那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不是工人阶级性质的。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风暴”是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个官僚阶层领导的，它的本质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党内政治集团打倒了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是毛泽东、林彪、江青这个党内势力打倒了刘少奇所代表的势力。
工人阶级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只是张春桥、姚文元借用的力量。就像文化大革命曾经借用过学生运动的力量一样。但学生运动并不决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他们后来该被关在学校里训练，就被关在学校里训练，该被赶到农村去，就被赶到农村去。
在“一月风暴”中，权力真正落到了张春桥这批人手里。王洪文只是依傍着这个政治势力取得了自己的位置。造反派曾说陈丕显、曹荻秋是“官僚资产阶级”，其实，随后掌握上海权力的张春桥为代表的领导集团，才是真正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而且有着十足的法西斯性质。
革命的性质不仅看它的领导阶级是哪一个，还要看它在生产关系及所有制领域内提出和实现的变革。
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并没有改变所有制形式，只是张春桥这样的政治集团取代了原来的上海市委。过去的国家所有制，表现为陈丕显、曹荻秋的领导；现在的国家所有制，表现为张春桥、姚文元的控制。这种领导集团的变化，并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阶级利益或地位的上升。除了少数像王洪文这样的人物混入领导层之外，就整个工人阶级而言，他们反而比原来少了经济实惠，少了政治自由。当全面专政的政治落在他们头顶时，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更下降了。
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夺取旧市委权力的过程中，曾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及工人阶级中近百万“赤卫队”的反对，而在“四人帮”经营了近十年之后被粉碎时，上海的工人阶级却显得十分平静，甚至欢欣。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
撇开理论上被浪漫主义所欺骗的毛泽东，看清林彪、江青、张春桥、康生这个真正的政治官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操作，我们尤其不该蒙蔽了自己的视线。
一个社会运动、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性质的──要看这个运动的领导阶级是谁？从根本上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它在经济上、政治上提出了哪个阶级的根本要求？整个斗争过程所做的经济的、政治的任何变革，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