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子大点单位的门前兴立一尊主席像，父母工作的单位准备建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落后了。那就急起直追，大国企不差钱，支左的厂领导决定：第一，尺寸要最大，第二，要用大理石材料。
我妈是个多少有点事业心的人，大学毕业因觉着去这家企业能学有所用，二话不说从上海申请来到了这个北方城市。她先是在档案室工作，当老大哥的图纸整理的差不多时，她不愿呆在那里无所事事，便主动要求去一线车间希望能有更多的贡献。而文革之后她从车间技术员变成了三班倒的工人，这期间还去了这尊主席像的工地劳动。
那段时间我爸不在家，中午我就要去工地找我妈吃饭。工地在与总厂总部相对的分厂门前空地上，我到这里要比之前去总厂大食堂找她吃饭要远一倍的路，而且逆着那些中午下班职工的人流。记得我第一天找到这里时是个寒冷的冬天，见我妈一身工作服罩在厚厚的棉衣外，戴了个工作帽，脖子上围了条毛巾，脸上还有几块白色的粉末。她在认真地磨着一块大理石，我问她这么冷为什么不戴手套？她说那样会把握不准用力，怕磨出来的石头会不合格。
其实妈妈干的还是粗活，属于外围的活，细活要由专门的师傅来做。我催她吃饭，她说等她磨完手上的那块。看着她那样卖力地磨着那块石头，我心里有些难过。我又催我妈吃饭，她说：人家都干完了，她还没干完。也许是她第一天来这里还不熟悉，也许是她本就是个干什么工作都兢兢业业的人，她说：上午有上午的任务，下午有下午的任务，一周有一周的任务。
工地上已无一人，我又饥肠辘辘，几次敦促，最后她说我再烦她，她就要弄错了。那天她蒸了一盒高粱米饭，待她带我去吃饭时，在问了分厂的警卫之后，意识到分厂的食堂这时已经关门了，不能再打菜了。没办法，她求了警卫，我俩就在那警卫的办公桌上吃完了那盒高粱米饭。分厂的食堂在厂里，警卫不会让我进去，后来我来之前我妈就会先提前打好菜，她也不好意思再求警卫，我俩就每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吃午饭。
“爸！”一天下午我爸手里拎着脸盆等洗漱用具和被包等回来，一见他进门我就问：“你去哪儿出差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他说：“我没有出差，是去农场 了。”“没出差你怎么不在家？农场是哪？”我当时不是太明白，看他身上那脏兮兮的旧工作服，那张黑黑疲惫的脸，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和心酸的感觉一起涌上心来。但从那天起，我不用去主席像工地找我妈吃午饭了。
那尊雕像在这个省会城市里是最大的一尊，之后也没有单位再超过它。改革开放之后这尊主席像被移到了家属宿舍区的礼堂前，并四面搭架用帆布遮盖了起来。天长日久，四周的白布帆布慢慢变的破旧不堪，大家觉得有碍观瞻。单位想捐给哪里，四处打听也没地方要。最终北京有一家博物馆说要，但人家说要你负责运输，算下来运输成本又巨大。
终于有一天夜里三点钟，全家属宿舍的人都被那一声巨响给震醒了。听说是要炸主席像有一阵子了，人们也是半信半疑。没想到这天就真的就给炸了，还请了搞定向爆破的。望着那堆废墟，似又有几分怅然。多少，也是一份国家的财产；多少，也有一份妈妈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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