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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栋去大西北劳改农场服刑快二年了。临走的时候，邵一兰、陆国筠和周桥一起去劳教所看他。他叮嘱道：“爸妈年纪大了，全靠你们了。一兰替我尽孝，还要带亮亮；妹夫，妹妹请多关心国群，她太难了。我去的地方路途遥远，你们—包括一兰都不要千里迢迢跑去看我。我会经常来信。”到了劳改农场后，他来的第一封信说被分在农场卫生室，给管教人员和犯人看病，生活也还行，他身体也好。爸妈，一兰和大家都感到宽慰。来信的地址是劳改农扬的信箱号数，陆国栋一直不肯告诉实际地址。时日既久，邵一兰对他的思念和挂念越来越强烈。书信可托，音容难晤，但又没有办法儿。近半年来，陆国栋来信中反复提出离婚，并说他祈愿邵一兰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让邵一兰困惑也倍感痛苦。因为每次来信都是两页纸，分别写给爸妈和一兰，一兰没把陆国栋提出离婚的事告诉别人。他的信写得很短，每次都是干巴巴几句话，请安问好，他个人的情况，廖廖数语，像大夫的病历记录一样简洁。这也难怪，因为他是“犯人”，犯人向外发信是要经过监管人员检查的，信的内容自然不能带感情色彩。忧愤沉郁之情只能隐藏在字句之外，如听乐曲之弦外之音。他总是把信寄到德惠医院（大概是为了避免或缓冲来信对爸妈的刺激），邵一兰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天上班，一定要从院部行政处走廊上“私人信件领取处”经过，她像初恋的小姑娘盼望情书一样，盼望和搜寻着陆国栋的来信，心里还忐忑不安。这半年来，邵一兰天天盼着他的信，但又害怕看到他的信，每次拆开他的信时，她都觉得惊惧，惶恐，像信里头包着火，或者有炸弹似的。十几天前，邵一兰又收到他一封信，这封信更让她震惊和焦虑。信上赫然写道：“一兰，随信寄去‘离婚协议书’和劳改农场出具的‘离婚介绍信’，请你收信后，抓紧到有关部门办理离婚手续。真诚地希望你尽快开始新的生活，请不要再挂虑我，我会把握好自己。切切。”在给爸妈的信上，除了几句例常的话之外，也缀了一句：“为了一兰和亮亮，我已决定和一兰离婚。离婚是我提出并反复要求的。请爸妈理解并支持。”邵一兰在从院部往病房走的路上就看了信，她觉得自己要瘫了。她不只是难过，而且恐惧。她深知陆国栋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下决心孤注一掷，要采取某种行动，怕自己的行动会对她和孩子造成更大影响和伤害，所以急不可侍地和她先行了断。他甚至要以死相拼。她必须抓紧去看他，制止他的胡思乱想，阻止他有可能采取的没有任何结果徒致伤害的行动。邵一兰下了决心抓紧去大西北看他，即使远在天边，即使是刀山火海，也一定要去。
邵一兰的猜测是对的。知夫莫如妻。陆国栋真的要采取一个新的行动，他要和邵一兰离婚，去掉“后顾之忧”，以便“轻装上阵”。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愚蠢的，但以他的处境，“困兽犹斗”，他有这种怪念头，也在情理中。陆国栋是因为在劳教中拒不认罪，坚持申诉被重判徒刑的。来到劳改农场后，监管当局安排他进了卫生室，一位队长跟他谈话，希望他转变立场，认罪服判，珍惜政府对他的照顾。但他却表示，感谢政府照顾，但他是冤枉的，从镇反中对他审查开始直到此次判刑，每一步他都是冤枉的，所以他没有什么“立场”可以转变，还要继续申诉。很快他就开始了新的一轮申诉。队长说：“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有你好果子吃。”果然，不但申诉信送上去以后，像往常一样如石沉大海，而且他很快就被从卫生室调到了全农场最苦，最累，最脏的，主要由一些穷凶极恶的惯偷、劫匪、黑道人物、强奸犯组成的积肥队。陆国群和这些人在一起，天然地归不上帮儿，成了他们嘲笑，戏耍，开涮，寻开心的对象，他们以污辱，欺凌，作弄这位高级大夫为乐事，陆国栋每天处在惊恐之中，向管教人员反映往往招致更严重的羞辱和折磨，他只好迭择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这种常人难以想像的比地狱还可怕的非人处境，更加激起他申诉的决心，而每一次申诉都会激怒管教人员，陆国栋成了抗拒改造的典型，积肥队的那伙人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把陆国栋当出气筒和发泄暴戾、奸邪之气的对象。在大田劳动的一位大学教授有一次在厕所里碰见他，看看周围没人，对他说：“陆国栋，你是个明白人，别申诉了。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是冤屈的吗？申诉是没有用的—连看都不会有人看。”陆国栋说：“我也知道申诉没用，但是总觉得憋得慌，憋急了就又写开了申诉，而且每次都觉得自已写的很有说服力。”教授说：“你陷入了一种偏执，自已给自已搞了一个转不出去的圈子。这样下去，你会毁到这上边。你好好想想吧。”陆国栋听了教授的话，觉得自己确实陷进了申诉—处罚—再申诉—加重处罚的恶性循环，他想起了毛主席说阶级敌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名言，觉得好像就是说的他，他像被扔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每一次挣扎，往上爬的努力都让自己陷得更深。他有时也劝自己“认了吧”，但很快又觉得自己太冤，太苦，挨得太荒唐，太莫名其妙，再申诉的念头儿又死灰复燃，这种时候，他总在幻想，说不定那一天上级机关某个领导发现并且认真地看了他的申诉，写个“请有关部门予以复查”的批示，他就有了出头之日了。他想，人常说“苍天不负苦心人”，我总不能就这样听之任之，坐以待毙吧。他来到劳改农场不久，大饥荒降临到全国的每个角落，犯人和管教的粮油定量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粗劣的饭食，每顿吃四、五成饱儿，犯人家中寄来的食品往往被管教拆开吃去大半，不少犯人长了水肿病，还被迫坚持出工，常常有人饿死，病死，有不少人的病是饿出来的，而有病的人因为饥饿而抵抗力降低，病情加重，加快了死亡。人死了，用草席一卷拉出去胡乱埋掉。陆国栋常常正吃着饭，被同队的犯人抢走，一边说：“你他妈知识分子饭量小，吃不了，老子替你完成。”家里寄来的已经被管教人员“扒过皮儿”的食品更是被他们抢夺一空，还自称是“劫富济贫”，是“打土豪”，“斗地主”，或者是“共产主义”。陆国栋体质越来越差，瘦得皮包骨头，近一米八的大个子，体重只有不到一百斤。夜静更深，他抚摸着自己一条条硌手的肋条，觉得这样下去，非死在这里不可。他回想自已从小恭谨，本分，只知读书，不慕虚荣，长大后潜心医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为终生职志，解放前，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当权者从未攀附，拒绝和岳父母一家同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努力改造思想，精心钻研医术，视患者如亲人，为什么仅凭敌伪档案上一张国民党员登记表上莫名其妙的记录，没有靠得住的旁证，就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审查？既然没有定案，只是“事出有因”，当事人写申诉，为自已讨清白，竟成了攻击“镇反运动”？既未定案，谈何“翻案”？而且还据此定为“极右分子”，还连带着把几个无辜青年打成“右派”，“反革命小集团”？遭劳教后，竟又因坚持申诉而被判刑！按常理，任何人，即使是犯了罪的人都有为自己申诉的权利，因为申诉而被处罚于法何据？这样对待一个学有专长的医生，把他和他的家人置于死地，对社会，对人民何益？难道陆国栋和他的青年同事会成为对人民政权的威胁？这岂不是背离常情，常识，荒谬至极吗？陆国栋天天这样苦思冥想，越想越觉得冤屈，觉得自已申诉有理有据。无论遭受多少磨难，他还是要申诉，再申诉，申诉到底。但是，现实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诉给他带来的却是更严厉的惩罚。他担心自已这样“对抗”下去，也许会使自己蹈于死地。而身体状况的恶化，让他觉得也许自己来日无多，更要抓紧申诉，如果不幸瘐死狱中，将会沉冤永世，灵魂—作为曾经的基督徒，在内心深处，陆国栋相信灵魂永存—也永远不得安宁。为了减轻自己对妻子和儿子的影响，他决意和邵一兰离婚，并且希望她在离婚后带着孩子另适他人，但是他的提议，无一例外地遭到了邵一兰的严词拒绝。最近，他酝酿了一个新的“计划”，他用管教发给写认罪材料的白纸，偷偷地写好了一封自认为更加言简意赅，也更有说服力的申诉书，他打算不再把申诉信交给监管人员，而是准备等公安部或省公安厅领导来监狱视察时，冒死闯过去把申诉书直接交给领导或领导身边的人。他希望在采取这个行动之前，能和邵一兰办妥离婚手续。他写好了“离婚协议书”，并且请队长帮助开出了“离婚介绍信”。队长倒很痛快，很快就把“介绍信”开来了，在交给陆国栋时，还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这就对了，何必临死拉个垫背的，让老婆子年纪轻轻的守活寡，白闲着，干巴着呢。”陆国栋把“离婚协议书”和“离婚介绍信”一并寄了出去，已经二十多天了，还没收到回信，他想，也许一兰终于想通了，但愿一兰现实一些，按他的要求做了，那他无论采取什么行动，就了无挂碍了。至于年老体衰的父母，只能靠妹妹和妹夫照应，他这个儿子本来就不能指望了。想到这些，他的心像被手术刀撕裂开一样疼。发走这封信之后，陆国栋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他盼一兰能按他的要求把离婚的事办了；另一方面，发出信的日子越长，他越害怕一兰回信真地寄来了离婚证，那他就把于他最宝贵的东西彻底失掉了，他就失去了活在世上的理由了。他觉得自己好像孤悬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上，一兰和孩子是他仅有的支撑点，一旦没有了这个支撑点，他就会跌落进无底的深渊。这天下午，积肥队正在饲养室里往从倒粪。天越来越热了，饲养室里的烂泥一样的牲畜粪便足有一尺深，臭味和氨气呛得人喘不开气，薰得人睁不开眼，陆国栋这几天思想压力大，肚子饿得“咕咕”叫，但又吃不下不堪入口的牢饭，胃里泛酸，疼痛，让臭气薰得不住干哕，队里的几个坏家伙笑他“娇气”，有的说他是“吃饱了撑的”，有的说他是“饿得太轻”。半过晌午，队长转过来了，咋咋唬唬地问：“陆国栋，怎么样，回信了吗？”陆国栋说：“还没有。”队长说：“沉住气，快来信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你老婆不是傻子，死守着图什么？”队长又问：“你老婆是干什么的？”陆国栋心里烦恶，但又不得不说：“当护士。”队长阴阳怪气地说：“噢？穿白大褂儿的？不简单啊。长得一定很漂亮，凭你这大大夫，找的媳妇还能次了？肯定很漂亮，是吧？”陆国栋应道：“还行吧。”队长说：“放着天堂的日子不过，跟共产党作对，完蛋了吧？媳妇儿也跟着倒霉。可惜了。你判了十五年，表现不好，二十年也是它。咱这里延长刑期的多得很。有的期满了，原地不接收，还得留在这里干。赶紧让你老婆脱身，也好再打发家子人家，你呀，就打谱儿在这里耗下去吧。”队长的话一句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着陆国栋的心，让他的心滴血，火烧火燎般疼，但他强忍着不吱一声，他早已察觉出，让犯人痛苦，绝望，“欣赏”犯人的痛苦，绝望，是不少管教人员在单调，乏味的生活里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陆国栋低下头来，吃力地用铁锨往外撕扯那些纠结成一团的牲口粪，每弄一下，他都在喘粗气，心也在“扑腾扑腾”跳，但他仍咬牙坚持着，他不能倒下，这种时候，如果病倒了，可能就起不来了。……
邵一兰收到陆国栋的来信后，决心去劳改农场看他，但又不知道那农扬的具体地址。某省某号信箱，让她到哪里去找？她愁坏了。她想先不告诉爸妈，找不到地址她就去不成，何必让他们早早地担心，着急呢？她把信揣在身上，没让爸妈知道。她装作一切如常的样子，回家来，照常和爸妈一起吃饭，饭后陪他们说一阵话，才回自己房间。亮亮做完作业，睡下了，她也躺下，但怎么也睡不着。她不知道陆国栋究竟要弄什么事。她想，她这次去看他，不但要让他打消离婚的念头，还要让他丢掉通过申诉解决问题的幻想。她想起国栋服刑前，她和国筠，周桥准备去劳教所看他，行前头天晚上，伯川叔叔喝了几杯洒，十分激动，说的那番话。从叔叔打成右派以后，他说话谨慎多了，但那天晚上，可能是因为国栋被判了那么重的刑，他太难过了，先是痛哭流涕，后来又说了一大通话。他让他们三个人交待国栋，无论如何，不要再申诉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叔说：“国栋和我一样，书生气太重，钻牛角尖，认死理。他认为自己冤屈，就应该申诉。政府就应该依法据实解决。我在“鸣放”中，也是这种观点。岂不知在当下的中国，现代社会通行的法规，程序是行不通的，人民民主专政有它自身特有的原则和行为逻辑。共产党的政治大于法律，领导人的意志大于法律，法律只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所有被整肃的人都是敌对分子，异己分子，只要落了网，上了‘另册’，任何形式的抗辩都没有机会，而且他们会把抗争看成是‘反扑’，‘攻击’，是对抗，反动，‘反革命’，毛泽东以轻蔑和幽默的口吻说这些人是要‘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有多少人自杀？那么多人以死来抗争，有用吗？没用。不但没用，还要给自杀者加上‘畏罪自杀’的恶名。任何形式的抗争—包括那么多人以生命为代价—都不会让当政者有一点反思。人往水里扔块小石头儿，还会掀起一丝波纹，溅起一片水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少是很优秀的—死掉，从表面上看，却波澜不惊，当政者照样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也不奇怪，因为领袖是英明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英明’就是明察秋毫，视事如神，不会有错，因为‘伟大’，‘光荣’，自然一定是‘正确’的，而且总是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正确’才决定了它的‘光荣’和‘伟大’。特别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党认为它代表最先进的阶级向剥削阶级和反动势力开展斗争，天然的正确无误，所以一定要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绝不心慈手软，心存怜悯。作为当政者，他们没有对治下的子民一视同仁的胸襟，更没有‘视民如伤’的情怀，而是把人民分成‘依靠’，‘团结’和‘打击’的几类，对打击对象精神上要压倒，行动上要制服，对他们肉体上的死灭，也毫不怜惜。国栋就是想不开，已经入‘另册’了，在劫难逃，非要讨公道，争清白，不但是徒劳的，而且注定会招来更坏的后果。”邵一兰说：“他就像一个有洁癖的人，认为自己明明是厌恶国民党的，却被诬指为‘国民党员’，是对他人格上的玷污，是天大的冤枉，非得争回清白不可。结果招致了一连串更重的惩罚。”叔说：“一定要让他迷途知返。”邵一兰他们三人去劳教所看他时，郑重地交待他放弃申诉，他也点头答应了。但邵一兰觉得以陆国栋的性格，到了劳改农场后，他恐怕又“旧病复发”了。所以，必须抓紧去看他，把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犟劲儿扭过来。……
邵一兰正愁着不知道劳改农场的地址，却意外地得到了答案。那是收信后的第三天晚上，她在内科病房值夜班，一个人坐在护士值班室里，一位住院的老先生—本市一个工厂的工程师—悄悄地来到值班室，邵一兰赶忙请他坐下，问他有什么事，老先生看看周围没人，才说：“邵护士长”，邵一兰说：“我不是护士长了。你喊我‘小邵’就是。”老先生说：“在病友心里，你还是护士长。老病号都知道你，也知道你爱人陆大夫。”邵一兰感动地点点头，说：“谢谢。”老先生问：“陆大夫最近有信来吗？他还好吗？”邵一兰说：“刚来过信，他还好。”老先生说：“我大儿子也是‘极右’，还有历史问题，他在大学里参加过三青团，运动中人家说他态度不好，被判了刑，跟陆大夫在一个劳改农场里。我小儿子前些时候去看他了，刚回来几天，他在那里看见陆大夫了，说陆大夫正在用排车运粪，……”邵一兰听他这样说，不由得紧张起来，站起来问：“老先生，你家小弟在劳改农场看见陆国栋了？他认识他？他说没说国栋……他……他什么样儿了？”老先生说：“我是老病号，一九五六年肺部做手术是陆大夫主刀，我两个儿子都认识陆大夫，也认识你。我小儿子说，他离陆大夫挺远，看不很请，只是觉得他挺瘦—那些人没有不瘦的。”邵一兰急不可耐地说：“老先生，你能不能费心让你家小弟给我说一下农场的具体地址，要是去那里，怎么坐车？”老先生说：“不用向我小儿子。他都给我说了，我记住了。我在家，几乎天天站在地图前看那块地方。”老先生眼圈儿红了，声音有点发颤，又说：“我现在就给你写。”说完，就在邵一兰给他的一个笔记本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劳改农场的详细地址，坐火车的车次，坐到哪个站，再换长途客车到劳改农场所在的县城下车，到什么地方等农场的大车，都写得清请楚楚，邵一兰连看了几遍，十分激动，说：“老先生，太好了，谢谢，太谢谢了。”老先生问：“你想去看陆大夫吗？”邵一兰郑重地点了点头，问：“你大儿子结婚了吗？他爱人去看他了吗？”老先生说：“别提了。他们五二年就结婚了。他们是大学同学。他犯错误时，已经两个孩子了。他出了问题，媳妇儿就带着孩子走了，说她和孩子不能为他陪葬。两人很快就办了离婚手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邵一兰默默地看着痛苦万状的老先生，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先生意犹未尽，说：“像你这样，坚持不分开，难得，难得。很好，很好。”邵一兰眼里滚动着泪珠儿，点了点头。老先生步履蹒跚地回病房了，邵一兰手里还拿着写有劳改农场地址的笔记本儿，像怕被人抢走似的，她觉得很“幸运”，不由想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句老话。她眼前似乎现出了此去大西北劳改农场的漫漫长路。
第二天，邵一兰歇班儿。早饭后，亮亮上学去了。邵一兰用很平淡的口气对爸妈说：“科里住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大儿子和国栋在同一个劳改农场，他小儿子刚刚去过那里。他告诉了我那里的详细地址和怎么去法儿。我想最近去看国栋。”爸妈对邵一兰的话感到突然，有点吃惊，他们看着单瘦，面色苍白的儿媳，激动而又不安，因为邵一兰要去的地方，要走的路，不但遥远，而且荒凉，可怕。陆伯言说：“去看看他，自然是好。只是路太远，交通不便，不容易，要吃很多苦啊。”程兆兰说：“一兰，让谁跟你作伴儿？亮亮去吗？”邵一兰说：“我不想让亮亮去，也不能让他知道。他爸爸出了事，这孩子性格都变内向了，常一个人发呆，劳改农场那种地方，就别让他去受刺激了，免得心理上留下更大的阴影，对成长不利。我想过了，也没有人能和我一起去，我自己去就行。”程兆菊说：“那我和爸爸怎么能放心？听人家说，现在到处是逃荒，要饭的，广播里也常说‘盲流’的事，你一个人，那么远的路，还不把人挂死？”陆伯言说：“今晚上，让伯川，国筠他们都来，听听他们的意见。”晚饭后，陆伯川夫妇，国筠一家都来了。程兆菊拿出一包饼干，递给明明，说：“明明，跟亮亮哥哥一块儿上南屋吃饼干，看书，大人在这里啦呱儿。”明明高兴地接过饼干，问：“你们有秘密啊？好，我们走。”说完，拽着亮亮去南屋了。程兆菊说：“瞧这孩子。”国筠说：“你这孙女儿天天小嘴‘叭叭’的，我都快管不了她了。”邵一兰说：“明明性格开朗，不像亮亮，这样好。”陆伯言说：“一兰想上劳改农场去看国栋，让你们来，一块合计合计。”邵一兰说：“我正想让妹夫设法打听农场的地址，可巧一个在我们科住院的老先生告诉了我地址—他大儿子也在那个农场服刑，他小儿子刚去了回来。”陆伯川问：“怎么去？一兰和谁去？”邵一兰说：“爸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去，我也不想让亮亮去，我自已就行。”陆伯川说：“可惜我戴着帽子，没有出门儿的自由。我特别想去看看国栋。”说着，竟落下泪来。陈姝说：“你看你，这不是大家商量事吗？你这是干什么？这样让哥嫂多难受？”陆伯川说：“我也不愿这样，就是心里难受。……我也变脆弱了。”陆伯言说：“伯川，别这样了。屋里这些人，没个不难受的。”周桥说：“我现在闲着没事，不如我陪嫂子去一趟。”陆伯言说：“继章去肯定不合适，那让上边怎么看你？再惹出新的麻烦来，就糟了。”陆国筠说：“他不能去，要不我找学校请假，找个人替替我的课，我和嫂子去。”陆伯言说：“你也不能去。不知道什儿么时候再来个运动，那又是毛病。”周继香说：“要不让洪全请假陪他妗子去。”邵一兰说：“那可不行。现在到处下放人，找个活儿不容易。让洪全去，再把活儿丢了，损失就大了。我早就想过了,谁也不能去,就我自己去。”程兆菊叹口气说：“就是让人不放心啊。”邵一兰说：“妈，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从国栋出事到现在，医院里当官儿的欺负人，事情再多，工作压力再大，从年头到年尾，刮风下雨，雪大路滑，头疼脑热，我没落过一天班，没少开过一个会，人也没垮了。”国筠说：“嫂子，你可是瘦多了。”邵一兰说：“瘦是瘦了，但是结实了。我从小爱生病，结婚后好一些，但还是断不了这毛病那毛病。可是怪了，国栋出事以后，我倒不怎么生病了。我们院里神经科主任对我说，有人抗压能力低，遇到灾难，身体就垮了，有的人在压力面前，精神反倒高度集中，凝聚起全身的力量，抗击压力，人就不会垮。就好像一支队伍调动起士气一样。我可能就属于后面这一类人。”邵一兰苦笑一下，又说：“可能是生就的这种贱命，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陆国筠说：“今天爸爸打电话说你要去大西北，正好小刚儿在跟前—他要上火车站，回陶阳，听说了这件事，很激动，说他特别佩服舅妈，说你是柔弱的外表，坚强的心灵，说你去大西北看舅舅，像沙俄时代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那些美丽，高贵的夫人一样伟大，我和你妹夫都被他感动了。”邵一兰叹口气，说：“小刚儿这个比喻太过奖了。人家那些失败的革命家是为着他心目中崇高的使命而献身，咱没法儿跟人家比。咱们只不过是倒霉，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牺牲。妹妹，妹夫，你们这个儿子不一般，什么都一套一套的，不像个中学生。”程兆菊说：“小刚儿真是个好孩子，每次来，都过来看我们。回去了吧。”周桥说：“他们学校的老校长到济南来有事，来家里看我。见我脸色不大好，回去跟他说了，他请了假就跑来了。他夏天就高中毕业，正温课准备高考，待了一个晚上，让我撵回去了。”陆伯言说：“小刚儿说得很对，一兰确实不一般。我们这个家亏了她支撑。她爸妈走的时候，我让他们放心，保证让一兰平安，幸福，快乐，没想到却弄成这种情形。”程兆菊说：“早知道这样，当时真不该……”国筠说：“妈，‘真不该’什么？不该让俺哥留住嫂子？你们舍得吗？”程兆菊说：“太苦了，我和你爸天天替一兰难受，觉得对不住她。……”邵一兰说：“爸妈，别再这样说了，我经常劝你们，别这样想。这事当时也主要是我和国栋的选择，我不后悔。”她看看座钟，已经九点半了，说：“天不早了，都不用为这事儿担心了，我一个人去没问题，我会当心的。”陆伯言说：“一兰决心很大，也只能这样了。”周桥说：“去了交待国栋哥，不要再申诉了。监狱和他们的上级是不会过问案件的对错的。再说，现在饥荒这样严重，哪有人问这种事，只能以后等机会。”邵一兰说：“我一定说服他。”陆伯川说：“一兰，好孩子，那就辛苦你了，我和你婶子明天去买些吃的，穿的，你给国栋带上。”邵一兰说：“我替国栋谢谢叔婶了。”
人们都走了，邵一兰回到自己房间，亮亮睡了。邵一兰坐在灯下，先开列要带的食品，衣物清单，又写了见到陆国栋要说的活的要点。多年的护士生涯，让她养成了做事条理，周密的习惯，同时，她知道，她是去会见“犯人”，而会见“犯人”既是在不自由，受监视的条件下，又是有时间限制的，她生怕情急之中，把要说的话漏掉了，跋涉千万里，费尽千辛万苦，见到亲人，想说的活，却没说出来，心里会多么难受。她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了解他的真实想法，用最能打动他，最有说服力的话，让他放弃“离婚”的荒唐想法，也不再申诉，打起精神，争取刑满释放，全家团圆。写好了，她上床躺下，打算明天就找分管人事的常副院长请假。她已经和科里的同志说好了，她们说：“你尽管放心去，你缺的班儿，姐妹们轮流着顶上，工资也不会扣。”这让邵一兰很感动。科主任是个年长的女大夫，她在邵一兰的请假单上签了名，又小声说：“替我问候陆大夫。不知院里能批不？唉。…”也难怪科主任担心，邵一兰想到找常副院长请假，十分憷头。原先那位分管人事的副书记兼副院长因为在反右和随后的运动中表现突出提拔了，到省卫生厅当了副厅长。新来的副院长姓常，叫常鹏程。他对别人作自我介绍，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敝姓常，常胜将军的常，名鹏程，‘万里鹏程’那个‘鹏程’。”此人是陆国栋在医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那时邵一兰正在上护士学校，去医学院找陆国栋，常见到常鹏程。他家是黄河北，家里很穷，靠济南一个亲戚接济读到了大学。他明知道邵一兰是陆国栋的女朋友，却对她产生了“单相思”。他偷偷写过这样不伦不类的四言诗：“一兰一兰，美哉斯兰，其貌似仙，其形如兰。亭亭玉立，顾盼粲然。弱柳扶风，惊鸿翩翩。吾念斯兰，梦萦魂牵。昼思夜梦，寝食难安，芳容难近，形秽自惭。嗟予命蹇，今生无缘。此情绵绵，抱恨终天。”有同学发现了这首诗，抄给陆国栋看，陆国栋觉得好笑，又拿给邵一兰看，开玩笑说：“我这个同学跟梁山伯似的，要得相思病哩。”邵一兰说：“你瞎比喻什么，他是梁山伯，谁是祝英台？这人真有意思。”过后，邵一兰注意看了一下这位常姓男生，见他个头不矮，有点单瘦，穿着有点寒酸，形容显得委琐，心里觉得他好可怜。那以后，邵一兰一般不再去找陆国栋，她怕看见常姓男生那种期期艾艾的眼神。……多少年过去了，谁想冤家路窄，这位当年害单相思的“梁山伯”竟又和他心目中的“祝英台”重逢了。而且，“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两人都已是“今非昔比”。当年名教授的女儿，容光照人，宛若仙人的邵一兰，如今是逃台分子之女，极右兼反革命分子之妻，一个无足轻重的护士；而那个可怜兮兮，自怨自艾，“形秽自惭”的穷书生却已然贵为德惠医院的领导，位尊权重的高级干部了。当初令他惊艳，只能仰视，望尘莫及的千金小姐，如今是他治下的“贱民”。他来院上班第一天，院党委书记向他介绍对敌斗争情况，说到了陆国栋，他忍不住问：“他的爱人邵一兰呢？”书记说：“也在这里上班，原来是护士长，反右后因为她跟陆划不清界线，把护士长免了，现在在内科病房当护士。”他听了，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含意复杂的，冷冰冰的微笑，心中掠过一阵辛灾乐祸的快意。他想起一句饱含人生哲理的话，“对敌人最好的报复，是你生活得比他更好”。是的，常鹏程是胜利者，生活得比当年的幸运儿陆国栋“好”，岂止是“好”，简直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常鹏程十分得意。第二天早饭后，他特意站在办公楼前，等着会从这里走过的邵一兰。像钟表一样准时的邵一兰来到办公楼前，看见了已经大大发福，相貌堂堂，与原先判若两人的常鹏程，悚然一愣—她已经听说了常鹏程调来省院的消息，随即镇定下来，礼貌而平淡地说：“你好，常院长，我是邵一兰，内科病房护士。”常鹏程有点激动，神经质地扶扶质地考究的枣红色眼镜框，故作矜持地说：“噢，邵一兰，想起来了，解放前，在医学院，我们见过面。”邵一兰说：“对，见过，但没说过话。……你可能知道了，陆国栋犯错误了。”常说：“可惜，可惜。不过也不奇怪，本来就是那个营垒中的人，犯错误，也正常。对不起，一兰，我们得纠正一下，说陆国栋犯‘错误’，不准确，他是犯了罪的，而且是重罪。”随即又干笑，说：“不过，没关系。我们之间早就是熟人嘛。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坐，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可以来找我。我办公室的门对你始终是敞开的。”邵一兰对他说陆国栋“犯罪”，“而且是重罪”的话，觉得刺耳，冷冷地说：“好，再见。”几天后，常院长把邵一兰喊到他的办公室，先是装腔作势地谈了对陆国栋“犯罪”的看法，希望邵一兰跟他划清界线，接着就满脸堆笑，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一兰啊，你总该知道，古人说人生有三大乐事，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他乡遇故知。我们也算是故地遇故知了。”邵一兰说：“我不敢和常院长谬称‘故知’，因为我们当年只是见过几次面，但从没交谈过，所以谈不上是‘故知’。”常院长又干笑一阵，说：“也差不多，差不多，总是‘旧时相识’嘛。……一兰，那时，你可是我们一帮男生心目中的公主，是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的，没想到十几年后咱们竟又重逢了。那天碰见你，我感慨万端，世事如白云苍狗，谁能料得到呢。说心里话，我为我们的重逢而高兴，毕竟我们过去有‘一面之缘’嘛。再次见面，而且还在一个单位工作，说明我们之间缘分不浅。只要你把态度放端正，正确对待陆国栋的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解决。”过了约摸一星期，常鹏程又找邵一兰谈话，开门见山地说：“一兰，上次我没直说，我有一个看上去不尽人情，但是十分必要的建议，最好把和陆国栋的婚姻关系解除掉，还很年轻，丢掉这个包袱，好好生活嘛。想想看，陆国栋是十五年的刑期。十五年啊，听着都漫长得可怕，几乎是遥遥无期，人生能有几个十五年？总不能为他殉葬吧。”邵一兰说：“我对陆国栋的事有自己的看法儿，我坚持认为他是无辜的。现在是他最苦，最难的时候，我不能丢下他，那有违我做人的原则和本分。以前院里就有人跟我谈过这件事，我从没考虑过，今生也不会和他分开。”常鹏程脸色变僵硬了，甚至连干笑一下也笑不出来了，但隐忍着，不发火，执着地说：“以前没考虑过，现在考虑也不晚呀。为什么一定要自取其辱，自讨苦吃？这里边有立场问题，立场变了，感情就可以变过来。年轻，还那么漂亮，机会很多嘛。老苦着自己，不值嘛。要识时务。迈出这一步，海阔天空。我说过，我们是熟人，我会帮你的。人总是感情动物嘛。”说着，竟情不自禁地坐到了邵一兰跟前，邵一兰赶忙站了起来，说：“没有别的事，常院长，我先走了。”……邵一兰听同志们议论，常鹏程大学毕业后奉父母命和老家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解放后，他很快就把那个媳妇儿“蹬”了，又找了他工作的医院所在的区党委书记的女儿，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靠岳父的提携和他自己“长袖善舞”，很快就当上了院长，两、三年后，又提升为区卫生局局长。他妻子相貌平平，且生性粗劣，不识女性“温柔”为何物，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常鹏程来省院，见到邵一兰的当天晚上，就失眠了。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想入非非。他觉得自己不只官运好，而且眼看要交“桃花运”了。十几年过去，尽管饱受磨难，邵一兰已不是当年那样花容月貌，但依然端庄，清丽，可人，绝非在他身旁又是打鼾又是咬牙还说狠吱吱的梦话，睡态奇丑的“泼妇”可比。陆国栋服刑在外，邵一兰孤身一人，这是绝好的机会，以他的学历，相貌，特别是现今的地位，邵一兰应该不会拒绝他的“关照”。先动员她离婚，消除她的心理障碍，然后通过接触，冲破她的情感防线。邵一兰这种情况，离了婚也很难再嫁，差的她看不上眼，好的谁会找这种政治条件的女人。他常某人正可以乘虚而入，得偿夙愿。……这种念头儿在他脑子里盘旋，打转儿，挥之不去，他甚至在梦里已经和邵一兰“好”上了。他想，邵一兰毕竟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孤寂的，飘蓬一样无所依傍的女人，同样需要关怀，需要抚慰，需要照顾，而这正是他可以给她的。他想，邵一兰，你即使是块冰，我也要把你捂化了。上大学时，他暗恋她，是痴心妄想，这回，他是志在必得了。他没事儿喜欢到内科病房转转，实际上是看看邵一兰，和她搭讪几句，邵一兰装不懂，虚与委蛇。小护士问邵一兰：“常院长和你挺熟的？”邵一兰说：“原先就认识。”……邵一兰想，这回找这姓常的请假去看陆国栋，跟他的想法儿南辕北辙，他会不会故意刁难？而他这一关又是必须过的，无论如何要据理力争，她多年没请过假，院里没理由不准她的假，即使闹到院长那里去，也要把假请下来。第二天，邵一兰到院部去找常副院长。敲门进了常的办公室，他急忙放下手头文件，站起来，很客气地给邵一兰倒了水，让邵一兰在沙发上坐下，把水杯放到她跟前，还说：“这茶杯是消过毒的。”邵一兰矜持地笑笑，说：“谢谢。”常鹏程没有像接待别人那样坐在自己办公桌后边，而是到另一只相邻的沙发坐下，面朝着邵一兰问：“怎么，想起到我这里坐坐？这就对了嘛。不必那么生分，故意‘敬而远之’嘛。说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只要我能做到的，就没问题。”邵一兰说：“今天来找你，真的有一事相求。”说着拿出了经科主任签字同意的请假单，放到他跟前茶几上，又说：“国栋去劳改农场两年了，家里人一直没去看过他，他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去不了。我想请假去看看他，我跟科里同志都说好了，同志们轮着替我的班，不耽误工作，我们主任也签字同意了，请你在请假单上签个字批一下。”常副院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股醋意冲撞着他的胸膛，心想，这个女人真够痴情，他的面孔由红润变成铁青，说：“我跟你谈过，让你划清界线，是为你好。你怎么就是不理解呢？这倒好，你反其道而行之，要请假，千里遥远，像孟姜女寻夫一样去劳改农场看陆国栋。让院领导和同志们怎么看你？我想替你说话，让我怎么张得开口？”邵一兰说：“你的关心，我心领了。我对陆国栋的问题的看法儿，几句话也说不清楚。还是请你行个方便，准了我的假，让我去看看国栋。毕竟我和他是合法夫妻。请你高抬贵手，我们全家都感谢你。”常副院长说：“一兰，你好执拗。这样吧，你去一趟，我对院里其他领导说你去和他商议离婚。我再劝你一句，跟陆国栋说说，他已经这样了，何必再死死地缠着你？离了算了。”邵一兰不置可否地说：“好，我到了那里，听听他的意见。”常鹏程以为邵一兰被他说动了，拿起请假单看了看，掏出钢笔，动作十分优雅地在请假单上签了名，把请假单递给邵一兰，说：“去吧，干脆一点，快刀斩乱麻，作个了断。……一兰，说心里话，我看见你孤孤单单，愁眉不展的样子，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去吧，快去快回，路上多加小心。”邵一兰急忙揣起请假单，好像怕常副院长变了卦，再给收回去似的，站了起来，常副院长跟着站起来，伸出手，邵一兰装没看见，转身开门，快步走了。常副院长望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心想，这个邵一兰目的达到了，赶紧跑了，像是怕我吃了她似的。……
邵一兰回到家，立即打点行装，准备第二天晚上出发。半过晌午，她正对着清单再作检点，亮亮回来了，也没像往常那样先去北屋见奶奶，而是直接走进南屋，说：“妈妈，我回来了。”邵一兰吃了一惊,以为他在学校里出了什么事,忙问:“怎么不到放学时间就回来了?”亮亮说:“我向老师请了假，准备出发。”邵一兰说：“怎么回事儿？你请什么假？出发去哪里？”亮亮说：“不是去大西北看爸爸吗？”邵一兰说：“你这个孩子，别胡闹了。我是院里派了出差，半个多月回来。你少添乱，安心上你的学。”亮亮说：“妈妈，别瞒我了。明明都跟我说了。就是明明不说，我也看出来了，你出差，带上我爸的衣服干什么？带那么多吃的用的干什么？妈，去看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去？我做梦都想爸爸。……说什么我也要去！”说完，赌气地站到墙跟前，背对着妈妈，喘粗气。邵一兰说：“生妈妈气了？妈和你爷爷奶奶你姑你姑爸商议，怕耽误你上学，才不让你去的。再说，劳改农扬那种地方，孩子去看也不合适。”亮亮说：“我学习好，落下一点课也不要紧，回来很快就能赶上。劳改农场不是好地方，不让我见，它就不存在了？反正我一定要去看我爸。你们不让我去，我自己扒火车也要去。”邵一兰哭了，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想气死妈妈？”亮亮哭养说：“明明是你们大人不对，还说我不懂事。你们不让我去见爸爸，我当然不干。我想爸爸，凭什么不让我去？呜，呜……”邵一兰说：“你多大点儿孩子，你去，爷爷奶奶不放心。”亮亮说：“我都十二了，还小啊，反正我非去不可。”陆伯言，程兆菊听见母子俩的争执声和亮亮的哭声，赶忙过来，邵一兰说：“让爷爷奶奶看看您的宝贝孙子，气死我了。”亮亮扑到奶奶怀里，哭着说：“奶奶，让我去吧，我想爸爸，……”程兆菊见孙子哭得伤心，也忍不住哭了，说：“一兰，让他去吧，娘两个做个伴儿，我和你爸也放心点儿。……也让国栋看看孩子，他得多么想孩子啊。”陆伯言说：“去吧，去吧，也别怕孩子受刺激了。去吧，‘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让他知道人生的艰难，也不一定是坏事。”亮亮说：“就是嘛。俺语文老师跟我说过，南美洲有个民族英雄叫玻利瓦尔的说过‘苦难是人生最伟大的学校’。我不怕苦难，我就跟妈一块儿去。”
邵一兰托一位在火车站工作的熟人买火车票，说最好买两张卧铺票。熟人说，现在车票特别紧张，没有党政领导部门的介绍信，不卖给卧铺票。总算不错，熟人给买了两张有座位的票。这天要走了，晚上十点二十开车。晚饭后，叔婶，国筠一家，洪秀，洪全都来了。八点半钟，周桥说：“早些走吧。现在坐车的人特别多，车站上很乱。早去等着好。”程兆菊把亮亮揽到跟前，说：“小儿，好孩子，路上听妈的话，小心。见到你爸爸，跟他好好说说话。记住了吗？”说着就流下泪来，亮亮用手擦去奶奶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奶奶，我记住了，你跟爷爷也当心自己。”奶奶亲亲孙子，咽声说：“好，好。”陆伯言说：“兆菊，让他们走吧。明明留下，你爸妈和洪全哥上火车站送舅妈。”明明说：“我也去送亮亮哥。”国筠说：“明明，听话。”周桥和洪全分别背着或提着几件行李包，他们几个人走了。陆伯川说：“周桥是共产党的厅级干部，和我们这一家共患难，真难得。”程兆菊说：“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济南老站，人山人海。站前广场和候车室里到处挤满了男女老少，各色各样的，像蚂蚁一样多的人，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倚着行李包儿趴着的，掐了头的蚂蚱一样乱窜的，什么样的都有。大小不等的，奇形怪状的，破破烂烂的行李高高矮矮，像丘陵地上的乱石。阳历五月初的夜晚，室外还有些许凉意，但候车室里却像蒸笼一样闷热。邵一兰他们一行从人和人的隙缝里钻过去，挤出来，好歹找到了自己车次的候车脾。洪全挤着买来了站台票。他们在扰攘纷乱烟气缭绕—邵一兰和陆国筠觉得被薰得喉咙疼，陆国筠看着那些吸着自己手卷的烟卷儿或含着烟袋嘴儿贪馋地吸食着，忘情地吞云咕雾的瘾君子们，心想，这些人连肚子都吃不饱，他们怎么还没忘了吸烟呢？真是怪事—的候车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候车的队伍总算往前蠕动了。原先排成两行的队伍，瞬间变成了黑鸦鸦的一群，这黑鸦鸦的一群像洪峰一样在站务人员和警察的喊叫声，乘客的喧嚷声，老人的呻唤声，小孩子的哭声中向前滚动，每个人都被前后左右的人挤着，靠着，紧贴着，自已又挤着，靠着，紧贴着别的人，透过单簿的衣裤，你会感到别人的皮肉和自己的皮肉粘在了一起，感受着别人的体温，甚至骨骼的硬度，因为人的推挤，两只脚时而着地，时而悬空，周桥死死地拉着和护着亮亮，国筠和一兰互相护持着，同时护着自己身上的行包，洪全背了最大的行囊在她们身后护卫着，抵挡着身后挤疯了的人们，总算来到了剪票口，在变得凶巴巴的，急咧咧的女剪票员的呵斥声中剪了票，人们冲入了一下变得宽阔了的进站通道，路多宽，人流多宽，大家都尽自己所能撒开腿狂奔，像战士听见了冲锋号冲向敌方阵地，又像离弦的箭矢直指目标，争先恐后，奔向月台，奔向停靠在月台下咻咻地喘着粗气的长龙般的列车，月台上是望不见头的人河，每节车箱门口则是高高扬起的“浪头”，堵在门口的人争先恐后，挤得谁也爬不上去，后边竟有人窜到人上边，踩着人的肩膀甚至脑袋往里挤，还有人从开着的车窗往里钻，有的进去了半个身子，又被推了出来，警察挥着警棍在攒动的人头上舞动，甚至向个别武艺高强，横冲直撞的人砸下去，这应该叫做“棍打出头鸟”，洪全用手拨拉，用脑袋拱，用屁股撅，总算挤出一条缝儿来，把邵一兰和亮亮母子拽过去，让母子俩登上了爬梯，洪全和周桥两人用力往上推他们，他们终于上去了，洪全高高托起行李包递给邵一兰。邵一兰喊道：“行了，你们回去吧，我们赶紧去找座位。”周桥他们从拥挤的人潮中退出，但并没离开，而是想透过车窗看看邵一兰母子是不是找到了座位，但是车箱里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邵一兰母子两人已经溶入其中，直到火车开动，他们也没看见他们母子的影子。回去的路上，夜深了，公交车上没有几个乘客，陆国筠说：“我的天，怎么那么多人，都干什么去啊？”洪全笑了，说：“表姨，干什么去，逃荒呗。”周桥说：“你表姨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些人确实大部分是外出求生的。”国筠说：“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往哪逃呀？”周桥说：“总是有差别。有的是投亲奔友，有的是听了什么消息，哪里能有饭吃，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也不管是真是假，一窝蜂一样往那跑。有的干脆就是无目的地乱窜一气，所以叫‘盲流’。老婆孩子，拖儿带女，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太不容易了。”陆国筠不出声了，忧郁的目光盯着车窗外昏暗的街景，一直到回家，陆国筠都沉默着，她觉得心里郁闷极了，睡下后，陆国筠说：“今晚上，从走进车站广场开始，到送走嫂子出车站，所见所闻，真是触目惊心。我老在想但丁的《神曲》，觉得人生太痛苦了，整个是一座炼狱，让人怀疑这种生存的价值何在？真是生不如死。”周桥说：“你这人，小资情绪又出来了。千年百代，中国人都信一句质朴的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呢，求生惧死是人的本性。都像你这种心态，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都不存在了。再苦，再难，总在生生不息，今晚看到的情形，邵一兰母子义无返顾的远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人性的不屈不挠，人生的悲壮。”陆国筠说：“是，你说得对。唉，不知他娘们儿能有个座位不？”
邵一兰和亮亮背着，拖着行李包，拼命往前挤，但挤不动，直到车开了，才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但已经有人坐了。邵一兰拿出了车票，一个中年男人惶惑地看了看她，不情愿地站起来，让出了座位，邵一兰让亮亮过去坐下，旁边座位上是一个头发蓬乱，面逞菜色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两只眼睛在黄瘦的小脸上大得吓人，女人怯生生地站起来，孩子“哇哇”哭起来，邵一兰挤进去，让亮亮紧靠车窗，她也往里挤，对那女人说：“大嫂，我们路远，站着受不了。挤挤，咱们一起坐吧。”那女人感激地看看邵一兰，嘴里嗫嚅着，却没说出话来，也侧着身子坐下了。车厢里不但座无虚席，过道上，车厢连接处都挤得水泄不通。人身上的汗味儿，臭味儿，屁味儿，骚味儿，烟味儿，厕所里过来的氨味儿充溢在车厢里，从车头和列车茶炉飘过来的细小炭粒儿落到人们满是汗水的脸上，手臂上，过不大会儿，人都会成“三花脸”。因为车上太挤，水少人多，车上没法儿供应开水，乘务员提着壶挨个座位送水的事，只能是美好的回忆了。邵一兰庆幸自己早有准备，用几个空盐水瓶子带了开水，她拿出水来，让亮亮喝，说：“亮亮，这几瓶水我们要喝到火车到站，不能浪费，知道吗？”亮亮说：“知道。我忍着不喝。”邵一兰看着儿子的认真样子，心想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苦笑道：“傻孩子，我说的是不要浪费，不是忍着不喝。渴了就喝。”亮亮点点头。车开了不大会儿，亮亮就睡着了。邵一兰疲劳得要命，却因为打盹的女人老往她身上靠，而且她和她怀抱的孩子身上有一种许久不洗澡特有的那种气味儿，薰得她头疼，还因为即将来临的和丈夫的相见而有种莫名的兴奋，怎么也睡不着。她看看近处的人，从过道里挤着走过的人—面容如刀削木雕的人，肌黄面瘦，形容枯槁的人，垂头丧气的人，呆若木鸡的人，丧魂失魄的人，紧张不安的人，气急败坏的人，几乎看不到表情开朗的人，更不用说面带欢笑的人。邵一兰暗想，这列火车上，除了卧铺车上的人以外，似乎大家都生活得不幸福，内中有不少人是在受苦，这还是坐上火车企图逃离苦难的人，而车窗外那些在饥饿中煎熬，在困苦中挣扎，跻身于沟壑的人呢，岂不是还要苦得多吗？邵一兰突然觉得自己还不是最不幸的人，而且还因为世上有那么多人在受苦，似乎自己痛苦的程度就变得轻些了。她又觉得自已的想法儿可笑，是“精神胜利法”。邵一兰胡思乱想着也打盹了。……列车颠簸着走了一夜,亮亮靠在妈妈身上睡了一夜。天亮了，从车窗射进来的阳光把邵一兰照醒了。挨着坐的女人和她的孩子都还在睡着。邵一兰发现自己已经闻不到她母子身上的怪味儿，整个车厢里的气味儿也不那么难闻了，她知道自已“嗅觉疲劳”了，已经习惯了车上的环境，已经“适应”了。人的适应性，可塑性（可“改造性”？）多么惊人啊。亮亮也醒了，母子俩看着车窗外跟家乡不一样的景色。邵一兰告诉亮亮，火车现在经过的地方是中国的西北部，《地理》上称作“黄土高原”。亮亮出神地看着他从没见过的高崖深谷，从黄土崖里挖出来的一间间窑洞，黄土地上平铺着的或斜挂着的庄稼，坡上的羊群。邵一兰拿出带来的饼、熟鸡蛋和开水，说：“亮亮，吃饭吧。”邵一兰剥了鸡蛋给亮亮，说：“奶奶让表姨上副食店买了这个月供应的鸡蛋，煮了给咱带了路上吃。快吃吧。”邵一兰就了咸菜吃饼。亮亮说：“妈妈，你也吃鸡蛋。”邵一兰说：“我吃这个就行。你不用管我，吃你的。”亮亮拿了剥好的鸡蛋黄儿硬往妈妈嘴里填，邵一兰只好把那鸡蛋黄儿吃了，连忙喝口水，说：“把我噎着了，你这孩子。好了，快吃吧。”母子两人在吃饭，旁边那个瘦孩子在女人腿上坐着，两只大眼晴不错眼珠儿地看着，邵一兰见状，拿了一个饼和一只鸡蛋给那妇人，说：“车上不好买饭，让孩子一块儿吃点吧。”妇人也不推辞，忙接过去，孩子伸出两只小黑手儿，急急地从妇人手里抓过饼往嘴里塞，妇人忙剥那只鸡蛋，不等完全剥好，小黑手儿又抢过来大口吃，邵一兰递给妇人水瓶子，说：“让他喝口水，省得噎着。”妇人说：“谢谢大姐，俺孩子饿了两天了。”邵一兰说：“你们出门儿没带点饭吗？”妇人说：“带了一包地瓜干煎饼，在车站上让人给抢去了。俺也没钱买—有钱也不行，俺没粮票儿，人家不卖给。”邵一兰问：“你娘们儿这是上哪去？家里没旁人吗？”妇人说：“俺去找俺一个叔伯哥，他在那里煤窑上挖煤，路费是他给俺打来的，不怕大姐笑话，他想给俺找个主儿。”妇人眼圈儿红了，声音变得黯哑：“俺是黄河北的，孩子他奶奶饿死了，孩子他爸饿急了，吃烂地瓜母子，拉肚子，拉死了。……我怕把俺孩子饿死了，找人给俺叔伯哥写了信，求告他，他心眼好，想出这么个办法儿。……”邵一兰又递一个饼给那妇人，亮亮悄悄对她说：“咱就不够吃了。”邵一兰俯耳对儿子说：“小孩子，不要管。”邵一兰不吱声了，她后悔自己问这妇人家里“旁人”的情况。如果妇人反过来问你，你怎么说？妇人和她的孩子又吃，又喝，邵一兰转脸朝向窗外，不再看他们。他们没吃没喝的样子可怜，他们吃喝的样子，更让人看着难受。邵一兰的心在悸动，甚至在隐隐作疼。她想起了政治学习中经常说的一个词语—“水深火热”，说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还说现在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仍处于旧中国那样的“水深火热”之中。邵一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她承认那时确有不少人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特别是因为战乱和灾荒。也许世界上真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中，那么现在中国几乎全民所遭受的磨难又用什么词语描述呢，又怎能以轻描淡写的“自然灾害”，“暂时困难”了得？邵一兰又想起，解放前学生们反独裁，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她也参加过游行。那时的报纸连篇累牍满是战乱，饥荒的报道，而现在，更严重的饥荒，多少人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村村饿殍，而报纸、广播却天天在宣传“大好形势”，人民大革命，人民胜利了，但人民连说自己肚子饿的自由、权利都失去了。……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邵一兰想，别想这些了，……天下有多少人在吃苦，非独他们一家。这次见到陆国栋，一定劝他想开。灾星总会离去，他们会重新受到上帝的眷顾。……列车越往西 开，车上的人越来越少了。经过两夜一天，第三天上午，邵一兰母子也下了火车，急急忙忙赶往长途汽车站，但当天通往农场所在县县城的班车已经走了，他们只好去了车站跟前一家小旅馆，住进了一个安了五张床的大房间。房间和床铺都脏污不堪，还有臭虫，虱子，但是没有办法儿，正如他们没有党政机关开具的“介绍信”就买不到卧铺车票一样，他们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住不上招待所。邵一兰向服务员多要了一床被子，把被褥床单拿出来晒上，母子俩到外边小饭店吃饭。桌子对面坐了一位须发皆白，面目清癯的老先生。邵一兰向老先生笑笑，老先生问：“这位同志，你们是哪里人，到哪里去？”邵一兰听出老者说话是河南口音，说：“我们是山东人，和孩子一起到农场看他爸爸。”老先生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不是当地人。正好，我们一路儿，我也去劳改农场。”邵一兰问他去看谁，老先生喝了最后一口汤，说：“看我女儿。……我和老伴儿都是教书的，就一个女儿，也学了师范。师范大学毕了业，在郑州一个中学里教书，因为说了同情被打成右派的同事的话，也被打成了右派。 一九五八年，她又被拔‘白旗’，她的办公桌上，宿舍门口都给插上了白旗，她认为如果自己犯了错误，尽可以批判斗争，不应这样污辱人格。同时她内心深处还有点迷信，觉得插白旗不吉利，会咒了我和她妈妈，一怒之下，把白旗取下来扔掉了。因为这被说成是右派分子反对‘三面红旗’，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刑。……我老伴儿在女儿被逮扑的大会会场上犯了心脏病，住了一个多月院，没救过来，死了。死以前嘱咐我，别学她，好好活着，别扔下女儿一个人在世上。我一年来看女儿一回，一点退休金全扔到路上了。”邵一兰边吃饭边听老先生说，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先生又叹息说：“我好后悔啊。”邵一兰不解地问：“老伯后悔什么？”老先生说：“我们从孩子很小就教育她做人要正直，诚实，崇尚真理，使她过份理想主义，才走到了这一步，是我害了她了。”邵一兰说：“老伯不必过于自责。天下父母哪有不教育子女学好儿的？”老先生问邵一兰她爱人是什么问题，邵一兰简单地说了一下，老先生唏嘘不已。邵一兰和亮亮回到旅馆，同房间里，又住进来两位。一个是农村姑娘，来看他哥哥；另一个是青年妇女，带着个两岁多的孩子，来看丈夫。姑娘说，她家是河北农村，他哥哥中专毕业，在县统计局工作，因为写大字报批评县委领导指示统计局虚报农业产量，他们家成份不好是地主，他哥给打成了反革命。她父母也在村里挨斗，心里难受，又挨饿，不出两年，都“走”了，她初中没上完，就回了家。她这次来,身上只有舅舅给的七块钱,她是一路要着饭走来的，走了两个月，光鞋磨坏了三、四双。抱孩子的妇女是个小学代课老师，她爱人在农校教书，因为给报社写信，对刘少奇主张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有悖于马克思“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被逮扑时，他们结婚才几天，现在孩子快两周岁了，她抱着孩子来让他看看。邵一兰问：“孩子两岁了，还不会走路？”女教师说：“他爸被扑后，我一直身体不好，生下孩子来，也没奶水。孩子营养跟不上，到现在还走不了路。”邵一兰抱过孩子，孩子倒不认生，虽然瘦，但两只眼睛挺有神，说话也清楚。邵一兰让亮亮拿出饼干给这孩子吃，女教师一个劲地感谢。
第二天，他们一行人结伴去车站买票，乘上长途客车，在高凹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十几个小时，快半夜，才到了劳改农场所在的县城，找个小店儿住下，天明了，经人指点，找到了劳改农场的马车，赶马车的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脸是古铜色的，皱纹如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说话当地口音，中气很足，生人看不出他的年纪，见了他们老的老，小的小，老婆孩子好几个人，哈哈笑着，说：“今天，我‘大丰收’了，来了这么多人，货我也不拉了，先把你们送回去。这要卖票，我还发财了哩。”邵一兰，老先生，女教师等连声说“谢谢”。车把式等大家上了马车，坐好了，就扬起鞭子，轰着马上了路。一边感叹着：“天南海北，千里遥远，扶老携仂，往这里奔，不容易呀。让我说呀，你们要来看的人个个是坑人精。”马车跑了三十多里路，到了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就停下了。车把式说：“好了，到站了。这个小村庄，叫‘苦水村’，就在农场跟前。你们今天是见不上自己家的‘坑人精’了。先上村里找小旅馆—他们生产队办的，住的全是来探监的—住下，”车把式用马鞭指着远处一个大院子—围墙很高，不多远一处岗楼，岗楼上有人在晃动，说：“那就是劳改农场，你们家的人就都在里边。院子大门朝东，进去是办公区，里边又一道铁门，门里边是监号。你们明天上农场—八点上班—去先登上名儿，人家给安排会见时间。”车把式又指指农场大院外边大片土地，说：“看见了吗？那些地全是农场的，犯人每天在那里干活儿。农场的肥料场在西边，积肥队在那边干活。你们到那附近，碰巧儿就能看见自己家的人。”
邵一兰他们就住到了苦水村生产队办的小旅店里。旅店主任是个大嫂，小矮个，但人很精干，见来了一帮人，像见了自家亲戚似的，笑得合不上嘴，说：“今天早晨刚送走了一伙子，这不，又来了。还真赶趟。你们多少给点儿店钱，就添补俺村了。俺真沾了农场的光了。别的村多少人出去要饭了，俺村没出去的。”第二天，邵一兰他们在小店食堂吃过早饭，就赶忙去农场“登名儿”。接待他们的是一个黄面皮警察，显然对刚刚吃的早饭很满意，又打饱嗝，又剔牙，明明屋里来了人，但视而不见，自顾自收拾桌子，涮茶杯，倒水，拉出椅子坐下，这才抬起头，看看来的人，说：“行啊，一批批的不断溜儿了。跨过千山万水往这来，真是砸断骨头连着筋啊。来吧，一个个地过来登记。”几个人互相推让着都登记了。黄面皮警察说：“那个农村女娃留下，你们其他几个人明天早饭后再来等着，听通知会见犯人。”那姑娘一脸惊厥，看看邵一兰，邵一兰说：“警察同志让你留下，你就留下吧，没事儿。”姑娘点点头，怯生生地站住了。邵一兰和老先生，女教师出了农场大院，在路边一个沟崖上坐下，往农场大田里看。近处远处好几个地方有犯人在干活儿。旁边警察端着长枪监视着。犯人们穿着一样的白色的囚服。女教师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这些人都穿着白衣服。”站在旁边看他们几个的一个当地女人说：“别说现在是热天，就是冬天，他们也穿白棉袄。这样显眼儿，一看就知道是劳改犯，跑都没处跑。”老先生扬起头，瞪大了眼，努力往大田那边看，失望地说：“他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又离得远，看不清哪个是自已家的人，看见有一点儿像，但仔细看看，又不是。”邵一兰仔仔细细地看大田里干活儿的人，没看到一个像陆国栋的，但还是伸着细长的脖子，像鹅似的，拚命看。他们就在那里呆呆地看，虽然一无所获，但还是不死心，就待在那里看，毕竟他们的亲人就在不远处，在那一大帮人里头，他们离自己的亲人近了。过了有个把小时，被留下来的那个姑娘低着头，哭着，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了，邵一兰和老先生截住她，邵一兰忙问：“怎么，见到你哥哥了？老哭还行？”姑娘把头靠到邵一兰肩上，哭得更凶了，邵一兰拍拍她，说：“别光哭了，到底怎么了？”姑娘扬起泪如水洗的脸，说：“姐，大叔，俺哥他……他没了。”老先生两只老眼瞪得溜圆，说：“怎么？怎么就‘没了’？什么时候？”姑娘说：“他们说才死了十来天，他们给家里发通知了。……我来的时候还没收着。”邵一兰问：“他们说没说，是怎么死的,生的什么病?”姑娘说:“他们只说是病死的—也不肯说是什么病，不知道是真是假。叔，姐，我也不想活了。”邵一兰说：“别胡说了。”老先生说:“姑娘，你可不能胡寻思，你也跟了你哥去？年里节里，谁给你娘烧张纸？姑娘，你歇一天，回老家吧，我帮你出路费。”邵一兰说：“我也帮一点。”姑娘“扑通”跪下给他们磕头，邵一兰被吓了一跳，赶紧把她拉了起来，几个人一起回了村。
第二天上午，邵一兰和亮亮被安排跟陆国栋见了面。邵一兰拿了带来的衣物，食品，先让警察检查了，收起来，在会见室里坐下等着。一会儿，一个高高的，瘦瘦的，背有些佝偻的人，穿着白色的囚服，囚服上印着刺眼的黑字号码“72l”，由警察押解着走进会见室。邵一兰和亮亮站起来，亮亮跑过去，陆国栋把亮亮抱起来，父子两人都哭得说不出话。邵一兰在一旁陪着流泪。过了片刻，邵一兰说：“亮亮，下来，让爸爸看看你长多高了。”亮亮听话地下来，站到爸爸跟前，陆国栋说：“搭到我膀子了，快成大人了。亮亮，不论家里出什么事，多么难，你都要好好读书。记住了吗？”亮亮脸上挂满泪水，连忙点头。邵一兰和陆国栋四目相对，互看泪眼，“无语泪千行”，警察说：“时间有限，有什么话，抓紧坐下说，保持距离。”他们听话地分坐到桌子两边，邵一兰看着陆国栋，秃着头，白皙的脸变成了青灰色，颧骨变高了，两只眼睛陷了下去，但仍然炯炯有神，像是从枯井里射出来的光。脖子更长了，喉结儿分外突出，像长了个瘤子。人瘦得皮包骨头，半裸的手臂像麻杆儿似的。邵一兰说：“国栋，你太瘦了，有病吗？”陆国栋说：“还好，没什么病。你也很瘦，连工作加家里的事，累啊。”邵一兰说：“不算累。”陆国栋问：“爸妈身体怎样—跟我说实话。”邵一兰说：“爸妈身体都还可以。”亮亮说：“爷爷老得厉害，奶奶常闹病。”邵一兰说：“亮亮，大人说话，你别乱插嘴。国栋，你别听亮亮的，爸妈身体没什么大问题。你不用挂念。只要你不再出现其他问题，爸妈就一定能好好地等你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陆国栋机械地点点头，说：“明白，不过，……”邵一兰说：“‘不过’什么？难道做不到吗？”陆国栋说：“能做到。”邵一兰说：“能做到就好。”陆国栋似乎不愿意再说这件事，转移话题道：“一兰，你也有白头发了。”邵一兰说：“没多少，没关系。”邵一兰问：“你呢？头发白了不少了？”陆国栋说：“还好，没全白。”邵一兰又问：“你那么瘦，吃不饱吗？”陆国栋下意识地瞅了警察一眼，说：“能吃饱。”邵一兰再问：“看样子你早不在卫生室了，你干什么活儿？我和亮亮在农场大田近处看不到你。”陆国栋说：“我在积肥队，饲养院和肥料场在农场西边，在东边看不见。你们别到西边去，那边很臭，薰人。”邵一兰说：“那你干的是农场最脏最累的活儿了？是不是因为你老跟政府添麻烦，才把你调到积肥队的？”陆国栋低声说：“也不全是这个原因。你别胡寻思。我在积肥队是脏一点，不算太累，你不必担心。”邵一兰问：“听说犯人打犯人很厉害，你挨打了吗？”陆国栋说：“没有那种事。”邵一兰压低声音说：“国栋，爸妈和叔婶，妹妹和妹夫，让我交待你，你写的申诉够几箱子了。千万不要再写，再送了。你听大家的劝，行吗？算我和亮亮求你了，行吗？”陆国栋的眉头紧锁着，聚成了一个疙瘩，支吾道：“我……我老是想不通。过一段时间，不写申诉，我就睡不着觉，特别痛苦。”邵一兰 说：“你不是小青年了，怎么不能克制自己？”陆国栋说：“好，我答应你，不写了。”停顿了十几秒，陆国栋哏哏哧哧地说：“一兰，我……我让你办的事你办了吗？”邵一兰一双美丽，忧郁的眼睛瞪得溜圆，像要蹦出火星儿，说：“陆国栋，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这事，你是怎么回事？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陆国栋慌了，忙说：“一兰，你别误会，我是为你和孩子好，我想让你们少受点影响。”邵一兰说：“你好糊涂。我们即使分开了，你不还是我的前夫，还是亮亮的爸爸吗？能有多大区别？”陆国栋竟也强硬起来，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一兰，这件事我主意已定，一定要办，否则我寝食难安，一天也过不下去。”邵一兰说：“陆国栋，我跟你说，我这次来，对你说两件事。一是你不要再申诉，二是你说的那件事不能办—这是两个人的事，我不同意，就办不成。这两件事，你答应了，我和亮亮，还有爸妈，妹妹，大家都好好地过，等着你，你刑期满了，咱们全家团圆。你要是不答应，我把亮亮送回去，交给他爷爷奶奶，我就不活了，你就利索了，想干什么就随你的便了。”邵一兰说着，这些年的冤，苦，悲，愤，委屈一齐涌上心头，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亮亮哭着说：“爸爸，好爸爸，答应妈妈，行吗？求你了。”青年警察脸上掠过一层戚色，尽责地说：“陆国栋，时间快到了，有话快说，注意态度。”陆国栋把亮亮搂在怀里，又用两只像干树叶一样的手给孩子擦泪，自己的眼泪像水渠开了口子一般地顺着枯瘦的面颊往下滚，说：“亮亮，好孩子，爸爸不好，爸爸错了，爸爸不该惹妈妈难受。爸爸改了，亮亮不哭了。”亮亮抽抽搭搭地说：“爸爸也不哭了。爸爸是好爸爸。……”陆国栋擦擦眼泪，说：“一兰，别难过了，别哭了。既然你想不通，我收回我的要求，不提那件事了。……也不再申诉了。”邵一兰扬脸直视着陆国栋，说：“国栋，好，你谁都不为，只为爸妈和亮亮，一定要想通了。今天你的话是当着孩子的面说的，你说话要算数。好好干活，好好吃饭，保重身体，争取提前出来。我和亮亮在外边等你，你出来了，咱们再也不分开，拉着棍子要版，也在一起。……”陆国栋说：“一兰，苦了你了，对不起。……”陆国栋愣了一会儿，又问：“叔、婶和妹妹他们都好吗？”邵一兰说：“他们身体都好，周桥下放结束，回省城了。群妹的生活，工作情况都好。你不用挂他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你，你可不能再出新问题，让他们担心了。”陆国栋说：“我知道。”青年警察看看桌上的小闹钟，说：“好了，时间到了，72l号，起来，走，回去。”陆国栋站起来要走，亮亮抱着他，哭着喊：“爸爸”，警察拽陆国栋，邵一兰使劲掰开亮亮的手，抱住亮亮，陆国栋满脸是泪，回头深情地看着妻子和儿子，被青年警察硬拖着，离开了会见室。
邵一兰拿出手绢擦干眼泪，又帮亮亮擦净泪痕，抬手捋捋自已的头发，领着亮亮出了会见室，走出农场大院，太阳在蓝得发黑的天空火辣辣地照着，一阵风刮来，尘土扬起，邵一兰和亮亮躲闪不迭，母子俩紧走几步，还是被弄得灰头土脸，这就是大西北，辽远，干旱，风尘，生态艰困，地上万物都显得粗砺浇薄。国栋就在这种地方，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人间炼狱里，人不人，鬼不鬼，在每日每时的非人折磨中，度过漫长的十五年，而这灾祸竟完全缘起于一个荒唐的，不成其为原由的原由，而且还不允许申辩，这确实难怪他愤懑，焦灼，情绪失控。邵一兰回头望望农场大院，心想经过这场会面，国栋的情绪应该会平复许多，她埋怨自己来晚了，不怪国栋。这样想着，邵一兰觉得自已的心境宽松多了，步子也快了起来。他们回到小旅店，那个姑娘正趴在床上，翻弄她哥哥的遗物：两件衣裳，已经破得成了勉强连在一起的布条布片儿，一个摔得少皮无毛的塘瓷杯，一只破钢笔，一付 断了腿儿的近视眼镜，姑娘看一阵哭一阵，邵一兰劝她喝了点水。邵一兰和亮亮在小店食堂里吃了饭，又让小店大嫂给那姑娘做点杂面条儿，大嫂一边做饭，一边说：“可了不得，这农场里常死人。俺村里有在里头干杂活儿的，他们说，头个月，有个人年纪不算大，近视眼，让别的犯人揍急了，趁出来干活的时候，往农场水井台子一块石头上撞，撞了个大窟窿，淌的血跟小河儿似的，农场卫生室没有像样的大夫，止不住血，往公社医院送，还没送到，就死了。那人八成是那姑娘的哥哥。这个农场里，断不了死人。有饿死的，有自己寻死的，也有想逃跑开枪打死的，也有让犯人给打死的。……这两年，饿死的多。”大嫂瞅瞅旁边，凑到邵一兰跟前，压低了声音，说：“女犯人更遭罪。你想想，这么一大帮老爷们儿，统共没多少女的，男的都馋得饿狼似的，有的就跟男犯人勾搭上了，让公安知道了，往死里打。也有偷着跟公安好的。有年轻、漂亮的，让公安给‘弄’了，还不敢说，怕挨打。……里头的故事可多了，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人啊，可别犯到公家手里，只要进了那大铁门，就算在阎王爷那里挂了号了，不定哪天就让小鬼儿给领走了。你说，大妹子，俺听说，里头有不少有学问的人—你家那口子也是吧？俺就不明白了，你凭着学问，么事儿不懂，怎么还就犯事儿了呢。”邵一兰听大嫂这样说，眼前又出现了“她家那一口子”干瘦，佝偻，须发干枯的样子，心一阵阵抽紧，她赶忙端了大嫂做好的饭，回房间，劝那姑娘吃了，就领着亮亮，再去农场，她一定要亲眼看看国栋平日里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活儿。母子俩头顶着午后更加炙热的阳光，打听着，来到农场的西边，离很远，就闻到了刺鼻子的臭味儿。他们本能地，徒劳地用手捂着鼻子，往那看，好大一片地方，靠北边一长排饲养室，门外拴着牛，马，驴一类大牲畜，它前面是两排猪圈，再往前是排成列的长方形池子，应该是粪坑，粪坑南边是一片场子，有一排排小坟头一样的粪堆，还有大片摊开来晒着的粪肥。场区里有几十个穿白色囚衣的犯人在劳动。四周站着端长枪的公安。母子两人不顾奇臭无比的气味儿，睁大眼睛，看那些干活儿的犯人，看了好一阵，亮亮眼尖，说：“妈，你看西南角儿里，那个拉排车的，直起腰来了，是我爸。”邵一兰顺着亮亮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几个人在用排车拉粪肥，中间驾车的人是大个子，躬着背，低着头，在用力拉那排车，车上粪肥堆得尖尖的，小山一样，车子两边的人在虚应公事地扶着推着排车。邵一兰看准了，驾车的就是陆国栋。她的心“扑腾扑腾”地跳了起来，她似乎感受到了国栋身上的疲累和酸疼，她脸在发热，两眼火辣辣的，想哭，但没有眼泪，她紧紧地抓着亮亮的手，说不出活。亮亮说：“妈，那些人真坏，我爸一个人用劲拉，他们不用劲。”邵一兰说：“他们也许是轮换着拉车。”邵一兰和亮亮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太阳更毒了，他们头上身上的汗水在往下滴答，而他们的亲人在不远处拉粪车。整整一个下午，几乎都是陆国栋在驾车，只是中间，有个个子很矮的小老头儿拉了两趟，而几个年轻力壮的人却一直在来回地跟着排车走过场，像戏台上跑龙套的似的。太阳只有几十公分高了，犯人收工了，排了队往回走了，陆国栋在队伍里走着，高个子，有点佝偻，晃晃游游，走不稳的样子，邵一兰想，他一定是太累了，腿疼了。……犯人们进了农场院子了，看不见了，邵一兰领着亮亮，往回走。她觉得自己站了一过午的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步，眼前国栋拉车和在队伍里行走的样子在眼前交替出现。唉，他每天就是这样过的。生不如死。难怪他要申诉。难怪他要和她离婚，也许他要孤注一掷，破罐子破摔。……母子两人快到苦水村的时候，见老先生在一棵杨树下坐着发呆。邵一兰走到他跟前，问：“大叔，见到你女儿了？”老先生垂头丧气，昏花的老眼流着浑浊的泪，只摇头，说不出话。邵一兰说：“大叔，怎么了？”老先生说：“我刚去见了我女儿回来，她好像变傻了，变呆了，倒还能认识我，但是见了我，一点也不激动，甚至都没有表示出高兴，干巴巴地说了几句话，我问一句，她答一句，我嘱咐她一些话，她就像木偶似地点点头。……我女儿完了。”邵一兰安慰老先生几句，她知道这种时候任何安慰和劝说的话都是不得要领的，是说不到心里去的，就和亮亮先回小店儿了。女教师正在小店儿门口站着，脸上带着微笑，说：“大姐，过午我去见孩子他爸爸了，他见了孩子，可高兴。他说，为了孩子，他一定好好活，……他劝我别太软弱了，大姐，我以后也要坚强起来，比起别人来，俺们还不算最苦的。”邵一兰抚弄了一下孩子，说：“对，是要坚强起来。”
这天晚上，老先生和邵一兰母子一起吃饭。老先生问：“邵大夫，你们什么时候回去？”邵一兰说：“我想再待两天就走，孩子上学不能老耽误。你呢？”老先生叹口气，说：“我想多待些日子，闺女那个样子，我不放心。过些天，我想再去看看她。”邵一兰说：“办得到吗？”老先生说：“多说好话，凭这把年纪，努力争取吧。我得好好开导开导女儿。”老先生买了点饭，说带回去给那姑娘吃。邵一兰和老先生回到女客房间，劝着姑娘吃了点饭，两人都给了她一点钱，让她买车票回家。姑娘对他们十分感激，要认老先生干爹，老先生说：“闺女，我跟你说，我自己的亲闺女都到了这地步了，比起你哥来，就是多喘口气儿。我命里担不起她啊，我可不敢再认干闺女了。”第二天一大早，老先生，邵一兰，女教师把那姑娘送到农场门口，看着她坐上了农场的大车，老先生说：“闺女，路上多加小心。再难，也得好好活下去。”姑娘哭成了泪人儿，说：“叔，大姐，你们嘱咐我的话，我记住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这些好心人。”
邵一兰母子又在苦水村住了两天，她舍不得离开。每天，她和亮亮按旁改犯上工的时间到农场西边，太阳烤着，干热风吹着，臭气薰着，他们就在那里站一阵，蹲一阵，眼巴巴地看着陆国栋。看他高高的个子在犯人的长队里来到粪场，看他有时跳下粪坑往上出粪，有时驾着排车拉粪，有时在大场子里翻晒粪肥，看犯人收工回场，他高高的，瘦瘦的，像打枣杆子一样，在犯人长蛇一样蜿蜒的队伍里晃晃荡荡，一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母子两人才回苦水村。路上，她一声不响，只默默地走，她没法给孩子诉说内心的痛苦和担忧，只是紧紧地拽住亮亮的手，快步地走，遇到路上有坑洼，或者有石头块儿，亮亮就拉着妈妈躲开。
邵一兰和孩子就要离开了。老先生来女客房坐了一会，和邵一兰交换了通信地址。女教师说：“在一块儿这几天，我跟你们没待够。你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可惜咱们命都不好。我听大叔说，他还要再住些日子，大姐要走了，真舍不得你走。”邵一兰问：“你哪天走？”女教师说：“我不走了。”邵一兰吃惊地问：“怎么，什么意思，不走了？”女教师说：“这个村有个小学，那天我去转了一下，他们这里缺老师，我问他们，来代课行吗？他们很欢迎，还答应帮我弄间房子住，给找个老妈妈照看孩子。反正我在老家也是代课老师，我已经给家里写信，让家里人替我去学校辞了职，再上大队和公社开封介绍信寄过来，我就在这边过日子了。我在外头陪着孩子他爸，也好常去看他。什么时候他出来了，俺再一起回老家。”女教师的话让邵一兰感到新奇。她想，这位女老师看上去文文静静，内心却十分刚强而且有主意，居然想出了在监狱外陪丈夫的办法儿，一举两得，这办法儿真妙。这几天，她时时为国栋担忧。他在里边处境太糟了，长此以往，会怎么样，真是不堪设想。不如也学女教师的办法儿，也来这边儿医院工作，常来看国栋，给他送吃送穿，安慰他，鼓励他，陪他一块度过刑期。她又想到，下决心这么办吧，如果办成了，还可以摆脱掉常鹏程的纠缠。这人来到省院后，他对她说的每句话，在表面的意思后面，都另有含意。他看她的每个眼神，都潜藏着压抑不住的欲念，这位院领导每次跟她“谈话”，都让她感到一种特殊的压力，甚至恐惧。她知道，当年这人对她的暗恋还是一个年轻人的钟情，无可指责，而现在，他这种心思，只能说明，这位终日道貌岸然，讲话冠冕唐皇的高官，尽管早已蜕尽了寒酸的外壳，变得衣冠楚楚，再不形容委琐，而是器宇轩昂，尽管满口“立场”，“党性”，“原则”，“信仰”的高调，但在他神圣外衣下面，是一颗龌龊不堪的心。他一定认为，她一个反革命的老婆，一个男人虽生犹死的“寡妇”，他可以轻易得手。他会步步紧逼，她不敢想像事情会怎样进展，顺从他，除非黄河水倒过来往西流，反抗他，他会凭借手中的权力，对她刁难，打击，欺凌。也许“三十六计走为上”，而且现在正好有个机会，她来以前，院里传达省委文件，动员全院医护人员和职工下放农村和基层，支援边疆，要求大家自愿报名。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搞的涉及个人利益的运动，总是让大家“自愿”，名为“自愿”，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必须“自愿”，不敢不“自愿”，邵一兰也和大家一样，“自愿”报了名，她想不如趁这个机会，要求下放来这边工作，就可以近距离陪国栋了。
第二天，邵一兰和亮亮搭劳改农场的马车到了县城，她让亮亮在小旅社里看画书，她去找了县人事局和卫生局，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达了想下放来此地工作的愿望，接待她的人都说，这里人才奇缺，十分欢迎她来，只是当地贫穷，落后，工作、生活条件很差，气候也不好，让她考虑好了，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最后，他们说，只要原单位肯放行，他们会主动和对方联系，办理所有手续。
邵一兰和亮亮回到了济南，在回家的路上，她交待亮亮，回到家，对爷爷奶奶说，爸爸身体还好，只是瘦一些。农场的活儿也不累。不要乱说。亮亮点头答应。这天是星期日，陆伯川夫妇和陆国筠一家都在，大家见邵一兰和亮亮回来了，都很激动，国筠和周继香忙弄水，让他们母子洗脸，明明也学大人，给舅妈和哥哥倒水。程兆菊迭忙来伺候亮亮洗脸，看他瘦了没有。母子两人洗完脸，程兆菊说：“先喝口水，歇歇，先不忙着说话。”邵一兰喝口水，说：“爸妈，叔婶，俺娘两个这回去，还算顺利。见到了国栋，跟他说了半小时话。他身体还算可以，只是瘦一些—现在哪里有胖人？别说在那种地方了。也跟他说好了，他不再写申诉信了，你们都放心吧。”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些陆国栋的具体情形，亮亮几天不见奶奶了，寸步不离地偎在奶奶跟前。奶奶问：“小儿，见到爸爸了，高兴吧？”亮亮笑着，但眼上挂着泪珠儿，点点头，说：“唔，高兴。”奶奶问：“跟奶奶说说，爸爸说什么了？”亮亮说：“说我长高了，让我好好读书。”奶奶又悄悄问：“小儿，跟奶奶说实话，爸爸身体什么样儿？”亮亮脸憋得通红，但终于忍不住了，哭着说：“爸爸瘦得厉害，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很多，……他还非告状不可，他还要跟我妈妈离婚，……妈妈好说歹说，才把他说服了。……他在那里出粪，运粪，又脏又累，和他一起的犯人很坏，欺负他。”满屋人面面相觑，都沉默了，只听见亮亮的哭声，邵一兰两眼汪着泪，焦急地说：“亮亮，你这孩子。……”陆伯言说：“一兰，别怨孩子，他太小，不可能像大人一样控制自己。我们家这种情况，就不必瞒着了。国栋到底怎么样？实话实说，我和你妈承受得住。”邵一兰说：“国栋的确很瘦，不过没什么病。他不在卫生室了，在积肥队里干活—可能是因为他坚持申诉对他的惩罚，活儿是不好。他非要跟我离婚—他前几个月就来信提出离婚，上次来信还寄来了离婚协议书和介绍信，我怕爸妈难受，谁也没告诉。看样子他是打算跟我离婚以后，再加劲地申诉。”陆伯川急得了不得，说：“你说这个国栋怎么这样执拗？”邵一兰说：“不怪他。人处在那种环境里，难免有‘困兽犹斗’和殊死一搏的冲动。”陆伯言问：“说到最后，他什么态度？”邵一兰说：“末了，他让我和亮亮—亮亮哭着求他—说服了，同意不再申诉了，也不提离婚的事了。不过，因为他处境太恶劣，他又确实冤屈得太荒唐，太离奇，我担心他还会反复。我也担心他的身体，怕他坚持不住了。所以我在那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儿，趁今天老人和妹妹妹夫都在，说了一块商量商量。”陆伯言说：“什么想法儿？你说说。”邵一兰说：“现在，党和政府动员城市机关单位的人下放农村，支援边疆，我在院里也报了名—人人都报，不报不行，我想下放到劳改农场那个县里去，我在那边跟他们县人事局，卫生局都说好了，他们很欢迎，说只要这边批准我下放，他们就出面联系给办手续。”邵一兰的话太出人意外，大家既感到惊奇又觉得过于冒险，陆伯川问：“一兰，怎么会这样想？你即使去了那边，他在里边，你在外头，也不能替他受苦。那岂不是一个人在受难，还再搭上一个人发配大西北？还不如每年请假去看他。”邵一兰说：“这次去，亲眼目睹了国栋在里边的生存状况，我很揪心。我担心他的身体，……”亮亮说：“那里的人说，劳改农场里常死人。”邵一兰说：“亮亮，别胡扯。……我到了那里，可以常去看他，给他送吃的，安慰他，鼓励他。再说，去了待时间长了，有了熟人，争取通过关系，改变国栋在农场里的处境。”周桥沉吟道：“这样做确实会对国栋有很大帮助，不过嫂子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陆国筠说：“嫂子,你可考虑好了，我听人家说，下去容易，想再回来就难了。”邵一兰说：“这一层，我不是没考虑。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回不来就回不来吧。无论如何，得把国栋保住。万一国栋有个好歹，即使我在大城市大医院上班，还有什么意思？……”邵一兰说至此，哽咽着说不下去了。陆国筠掏出手绢让邵一兰擦泪，颤声叫：“嫂子，……”屋里的人都不知说什么好，令人压抑的沉默，过了一会儿，陆伯言问：“继章，你觉得（这件事）可行吗？”周桥说：“嫂子的想法儿很让人感动，也值得敬佩。她说的确有道理。只要省院同意她下放，就可以这样做。至于将来怎么办，还有不少年，形势，政策都不知道怎样变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过，考虑到孩子的教育，亮亮最好别去。”邵一兰说：“我打算把亮亮留下，一是怕耽误他的学业，再就是，我走了，家里人更少了，亮亮是爸妈的慰籍，我再舍不得，也要把亮亮留下。”程兆菊说：“一兰，你自己去，一个人，不更孤单吗？”邵一兰说：“我天天上班儿，不要紧。”程兆菊问亮亮：“小儿，妈妈上你爸那边去，你留在家里，跟着爷爷奶奶，愿意吗？”亮亮看看奶奶，又看看妈妈，说：“我愿意是愿意，但是我舍不得妈妈，……她走了，我想她了怎么办？”程兆菊把亮亮揽到怀里，眼泪“噗嗒噗嗒”落到亮亮身上，嘴里念叨：“我可怜的孩子。……”陆伯言说：“兆菊，你……”邵一兰说：“亮亮，妈妈会请假回来看爷爷奶奶看你。你一年年长大了，放了假，也可以去那边看爸妈。”陆国筠走到亮亮跟前，说：“亮亮，放了假，姑姑陪你去看爸妈。”明明也过来，说：“亮亮哥哥，我也陪你去。”明明转头对邵一兰说：“舅妈，小刚哥哥说，舅妈有一颗金子做的心。”陆国筠说：“小刚是这样说，他说得太对了。”陆伯川说：“患难见人心啊。看那季龙翔，国群出了问题，迭忙地离了婚。跟一兰比，他是什么人？国群新找的这个郑士茂人不错，国群还带着帽子，他也不嫌。”程兆菊说：“郑士茂是真不错。我跟你哥不大挂国群了，现在就不放心栋儿了。”陆伯川说：“国栋就靠一兰了。一兰，你到那边去，要吃很多苦。我们陆家老少几代都感谢你。”邵一兰说：“叔，别这样说。这也是被逼无奈。国栋是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爸爸呀，我能不顾他吗？”陆伯言说：“兆菊，既然一兰要这么做，就让她去吧。她这是去救国栋的命，救咱一家人的命啊。”邵一兰说：“亮亮留在家里，爸妈要多受累了。”程兆菊说：“亮亮这么大了，又懂事，听话，家里还有你继香姐，我们受不了多少累。就是苦了你了。”
第二天，邵一兰去医院销假上班。她抽时间找了院党委书记。这位老领导很坚持党的原则和天产阶级立场，但在对具体人和事的处理上，和其他人相比，又表现得宽容大度些，有“不为已甚”的意思。邵一兰跟他说了要求下放去大西北的想法，请他照顾。老领导似有所动。他也知道陆国栋是冤枉的，也知道陆、邵夫妇医术，医德是无可指责的，但面对运动的洪涛巨浪，他绝对不会替他们说话，他得顾全党的事业之大局。他说：“一兰，别的话我不说了，也不能说。你和陆国栋，工作是好的，但问题涉及到政治，就不好办了。你这个要求，是响应党的号召，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我答应你。研究下放名单，一定排上你。让院人事处和那边人事部门联系。”常鹏程知道邵一兰回来了，但没跟陆国栋离婚，他很失望，他劝自已不可操之过急，“心急吃不得热豆腐”。院党委研究下放人员名单，他说，邵一兰是院里护理专业的骨干，最好留下，但院党委书记却执意要下放邵一兰，党委其他成员都愁着让谁下放都是麻烦事，邵一兰既然真的自愿去大西北，老书记又力主同意，他们也就顺水推舟，支持老书记的意见。会后，老书记安排人事处跟农场所在地人事局发函联系，办理邵一兰的调动手续。常鹏程知道了，心里十分气恼，但又没法儿阻拦，气急败坏，竟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拍桌子砸板凳，他又一次和昼思夜梦的“兰”失之交臂，今生无望矣。……德惠医院这次共下放十五个人，被下放者的名单和拟下放地点张榜公布了。内科主任私下向邵一兰伸大拇指，说：“一兰，说实话，我这个老太婆佩服你，你是女中豪杰，你称得上是‘义薄云天’，你是奇女子。国栋是好人，你们是好夫妻，去陪他吧。记住，跟国栋说，无论多苦，多难，都要坚强，坚持。”
邵一兰一边上班一边准备行装，等了一个多月，才接到了人事调动手续。家里人先帮她把大件行李从邮局寄走。临走前这些天，她一遍遍嘱咐亮亮听话，不惹爷爷奶奶生气，好好读书，如果被人欺负，好好跟人家讲道理，不许打架。国筠给国群写信说了嫂子去大西北的事，国群一家三口赶来给邵一兰送行。陆家人对邵一兰“下放”大西北，心情复杂，极度悲苦中又有些许安慰，因为他们指望着一兰去了那边，国栋就有“救”了。最苦的是邵一兰和亮亮。邵一兰为抛下儿子远行肝肠寸断，但为了不让爸妈伤心，强颜为欢；亮亮像小大人一样，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常暗中落泪，甚至睡梦中哭醒，这让爷爷奶奶姑姑分外难过。但是，陆家毕竟只有一个邵一兰，她顾彼就必然失此。邵一兰终于踏上了西行之路，义无返顾地把家人，孩子，把天下闻名的济南府，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生活、工作于斯的家乡抛闪在身后，只身奔向穷困，荒凉的大西北，她将到那里，在监狱的高墙外边，陪伴自己的丈夫度过漫长的岁月。送行的人们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远去，消失了，哄着，劝着还在嘤嘤哭泣的亮亮，走出车站，来到车站广场上，广场上依然混乱，扰攘，周桥沉重地叹口气，郑士茂紧紧地攥着陆国群一只手，像是怕她走失掉了似的。坐在公交车上，他们不再说邵一兰的事，有意转换话题，陆国群看着站在跟前的周桥，对身旁的姐姐说：“我看姐夫的脸有些虚胖，他不是长水肿病了吧？”陆国筠说：“口粮少，他不让上黑市买，说自已是闲人，尽明明和我吃—说明明小，我身体弱，不能饿，他不要紧。看样子是长水肿病了。小刚听人说了，还专程跑来看了一趟，说是回家要弄些豆子来。”陆国群悄声说：“姐，你命真好，明明那么可爱，还擎（白字，应为宝贝“贝”字旁加一个“青”字）受了那么个好儿子。”陆国筠说：“不光小刚儿这孩子好，我还有了个好姐姐，守芝姐人真的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