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末声名狼藉的文盲太监魏忠贤曾经挤入，配享孔庙一度大掉其价，但从汉代以来，一直是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两千多年中只有不到两百人够资格沾仲尼先生的光。在这一小撮人中，又根据与孔子的关系远近和文化地位分为三个等级：四配（唐代仅颜回一人，南宋增曾参、孔伋、孟轲）、十哲（孔子的十名特优生，康熙增朱熹为十一哲，乾隆增有若为十二哲）、从祀（从七十二贤人到清时固定为先贤七十七人、先儒四十六人）。1920年，在民国总统徐世昌支持下，有人主张将颜习斋、李恕谷配享孔庙，地位在十哲之上。最后是以先儒身份从祀，这是最后进入孔庙同孔子一起享受后人祭祀香火的学者。
在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党诞生前一年的敏感时机，大力推崇颜李，让人颇为好奇。颜习斋，何许人也？
颜元、李塨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别说现代人知道的不多，在他们死后一百多年的咸丰、同治年间，已经出现“举颜、李姓氏无人知者”，“求颜、李书不可得”的状况。然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中的地位，属于“巨擘”（钱穆）。在思想史上，相当于战国的“荀卿”（章太炎）、清末的“康、梁”（周作人），梁启超则认为“实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不可能只有人捧，没有人砸。光绪年间，有人曾说，颜习斋诋毁宋儒，“其心术至不可问。幸其老死牖下，未获出而祸斯民。”甚至还有人破口大骂：其人可诛，其书可焚。
捧的以大家为多，砸的以末流为主，颜李的地位似乎用不着多说了。但是我仍然忍不住重新搜寻翻检的冲动，总觉得还有不少再认识的余地。结果还真摸到了一些与现代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我们先看一下同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欧洲的17世纪是个天才蜂拥而出的时代，伽利略、笛卡儿、牛顿、培根、霍布斯、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等个个都是公认的牛人。科学技术以物理力学为先导，开启了人类社会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的大门。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既是顶尖科学家，也是高端思想家，他们推动了对近现代科学和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实证主义的形成，如伽利略说“可测定的东西全都要测定，”笛卡尔则认为不能把没有证实的东西当作真理来接受，培根提出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这是从科学技术研究的角度必然产生的思想。
那时，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人正深恶痛绝的中国十分钦羡，不知从哪里得到的印象，他把“精于辨识各民族优点”的金苹果奖慷慨地颁给了中国，而没有给他鄙视的“精于鉴赏女神美丽”的其它国家。我们感谢他的热情，但实在不好意思接受赞美。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更精于发现各民族的缺点，所以有蛮夷戎狄番邦鬼子等称呼。现在看来，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中国的最强大脑们显得有点滞后，依然停留在释古的字斟句酌中。当各种科学学会或科学院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时，中国的知识界更热衷于党同伐异和切磋词章学问的结社（东林、复社等）；当伽利略用天文望远镜将人类的目光投向木星、太阳黑子，与天文和力学对话时，中国的知识界还在研读六百年前的程朱理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在这种背景下，颜元的出现对中国来说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自古评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或“燕赵之士钝如锥”，很少出思想家。明末清初，终于有人弥补了这一缺憾。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自号习斋，直隶省保定府博野县北杨村人。
李塨（1659-1733），字刚主，自号恕谷。直隶省蠡县西曹佐村人。颜习斋曾把李恕谷的父亲李明性视为师长，而李明性让李恕谷拜习斋为师。习斋死后，恕谷对宣传老师的学说贡献最大。
中国古代学生选择老师，除了学问、思想的吸引，人格的魅力也有很大关系。许多名师自有遮挡不住的人格光辉，音容笑貌都带着磁石般的力量。所以孔子半生颠沛流离，学生们却不离不弃。现代学生多为饭碗投师，而许多教师也无甚人格魅力，师生关系淡薄寡味。
颜习斋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格魅力的学者。不仅李明性愿意将儿子郑重托付，而且其另一大弟子王源，尽管心高气傲，心中没有几个瞧得起的先哲，但在已经小有名气成就的56岁时，仍然心甘情愿跟随李恕谷拜习斋为师。没有人格魅力在，难以想象，不能不让人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