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代记忆
一
“每年增产10% 是跃进，增产20% 是大跃进，我们高举三面红旗，连年增产25%，这是特大跃进。”这是老师说的，那年我初二。
“每年增产10% 是跃进，增产20% 是大跃进，我们高举三面红旗，连年增产25%，这是特大跃进。”这是老师说的，那年我初二。
老师发动大家，每人都交废铜烂铁，支援炼钢。我回到家，家里已经来过一批不相识的人，硬把一楼窗户上的保安栏杆全拆了，祖母说，吓死了。好说歹说，我拿了一个平底锅去学校交差，发现我的贡献是最好的，真正美国货的钢铁锅，其他同学拿去的都是几只钉子或旧铅笔盒。
康平路上的上海第54中學，靠近徐家汇，沿天钥桥路向南走两个街口就是郊区，田地里散布着很多坟墓，全被各学校的高中学生扒开了，为的是腐朽棺木上的铁钉，骨头就丢在马路边，胆大的同学拿了大腿骨挥舞，吓得大家四散逃开。
高年级学生在食堂前的空地垒起一个“小高炉”，把这些废铁倒进去，他们称这叫“炼钢”。鼓风机吹得呜呜响，一会“出钢”了，炉火映红了每个人的脸，也映红了每个人的心，第二天一早，高年级师生敲锣打鼓把这几块牛屎般的铁疙瘩送到市委去报喜。我心里想，我家被拆下来的钢窗，质量可比这炼出来的牛屎好多了。
报纸上说，由于深耕密植，粮食连年大丰收，这叫“放卫星”。中国几千年没解决的问题——吃饱饭——突然解決了，毛主席忧虑地问，粮食多得吃不完怎么办？办法是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家家户户的锅子炉子都砸掉炼了钢，人民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共产主义，放开肚子吃饱饭。
1958年7月1日，上海郊区最大的“七一人民公社”成立，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去参加庆典，参加劳动。走到漕河泾已经筋疲力尽，先参观一棵棉花树，足有两米高，结满了棉花蕾，不知以后怎么采摘。但我们到了真实的棉田，棉株却只及膝盖高，大家下去采摘了几朵，算是体验了农民的辛苦。那边已在叫“食堂开饭啦”，农民们兴高采烈地去排队，我们也去。一批一批进去吃，农民们开心啊，添了一碗又一碗，比谁吃得多。论到我，一个粗陶碗，一碗糙米饭，再一碗水煮青菜，饭是一疙瘩一疙瘩，又硬又冷，别说吃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饭”，吃一口我直恶心，勉强塞下去，赶快逃出来。也有同学吃了三碗，不要钱嘛。
二
“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了一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了半年，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叫作 “浮肿病”，学校团支部开始做报告，我们被告知，我国遭遇了 “特大连年自然灾害”，所以要 “艰苦奋斗”。
祖父在浙江家乡的弟妹们，开始这个月你，下个月他的轮流来上海探望，一住半个月，这个刚走又一个。还有两个来自乡下的佣人是临时户口，没粮票的，我家也开始感觉吃不饱了。好在每星期总有几次﹐郊区的农民晚上偷偷上门来﹐用一些肉﹑鸡﹑鱼換上十块钱﹐所以我家还是餐餐有荤。
生活在上海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安徽、河南已易子相食，广大中国农村，饿莩遍野。1959至19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近四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
尽管当局有效地阻止消息传入城市，严防灾民进入上海，但还是有少数人出现在上海街头。我们弄堂笃底放了一个大缸，居委会开会要求大家把淘米水、残菜剩羹都倒在缸里，让农民挑去喂猪。大热天，缸里发出浓烈的酸臭味，四周苍蝇飞舞，我们走过都赶紧掩鼻跑过。
一天，我看见一个衣服破烂到无法再破的农民，衣裤几乎全部成了布条，一条一条挂在身上，露出肮脏的大腿胳膊，他弯下身，用手在缸底里捞稠厚一点的食物渣，捞一把就往嘴里塞，吃得喉咙咕噜咕噜的响，我不敢在他身边走过，回来告诉祖母。祖母叫老佣人义妈出去一看，回来说真的一个叫花子在捞馊物吃，祖母说，你去叫他来，一会，这个头发胡子都粘在一起、三分像人七分是鬼的饥民进了我家大门，在院子水泥地上坐下，浑身索索颤抖，我从没见过饿得发抖的。
祖母叫义妈盛了一大碗冷饭，泡了热开水，再给他一碗昨天的剩菜，他迫不及待地双手捧起，狼吞虎咽地活伦吞下去。
“慢点，慢点吃。” 祖母说，“罪过啊你多少时间没吃饭了？”
“谢，谢…… 谢谢太太。我，我……” 他说不上来。我不知他说的什么话，不是上海郊区话。
祖母又把家里所有的剩饭剩菜都倒在他刚才用过的两只碗里，让他用一块塑料布包起来带走。叮嘱他今天不能再吃了，明天再吃。
他弯着腰退出去。他也是一个人，他有家人吗? 他们还在世上吗？
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直到半个世纪后，我们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大饥荒，更可怕的，那不是 “自然灾害”。
三
1960年中秋﹐徐家汇第六百货商店卖的月饼是咸菜馅的﹐中国人干瘪的肠胃异常渴望油水和甜润。
终于市面上出现了古巴砂糖﹐那种泥土色的糖很粗很龌龊﹐里面有稻草烂泥﹐沖一杯糖水﹐一半是烂泥浆。我们经常去人民广场参加集会，高喊 “古巴西，杨基诺”，据说是“要古巴不要美国”的意思。
那年还有一样美食﹐伊拉克蜜枣﹐和古巴砂糖一样﹐是一种革命的美食。
伊拉克共产党推翻了国王费赛尔二世﹐1959年3月，退出英美帝国主义的巴格达条约﹐引起英美制裁﹐于是我们又去人民广场喊口号﹐那年头﹐集合去开会我们最开心的事。
党和国家特地從這些受帝国主义制裁的国家运来了他们卖不出去的东西﹐互通有无﹐到了1961年中秋﹐总算不吃咸菜月饼了﹐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后来上海爆发了肝炎﹐就是伊拉克蜜枣带来的。
我们除了每学期到郊区人民公社劳动半个月外﹐每周还有一天集体劳动。
学校隔壁的一大片荒地，原要兴建上海肿瘤医院。61年终于开工了，造起几十栋在当时是非常高级的五层住宅，我们去参加搬运劳动，那里的钢窗、地板、浴室用具，全是进口的。戴了墨镜的市委书记魏文伯来视察，见到我们学生，说参加劳动很好嘛，然后钻进一辆蓝色的菲亚特轿车走了，当时大多领导人乘坐波兰的华沙牌，能有西方车很不一般的。
康平路100弄完工了，我们又转去工厂劳动。自己带饭盒到厂里，由食堂蒸好后午餐。在那火红的年代，同学们的午饭大多只有青菜和籼米饭，我像犯罪似地躲在一边才打开饭盒，因为里面除了大米饭之外，总有兩条香肠。
其实我一直游离在火红年代之外，不知这是我的幸运，还是后来终于受难的起缘。
这是别人的注解如下
“古巴西，杨基诺”：西班牙语 Cuba Si, Yankees No.
据说大跃进期间养的猪有大象那么大, 和老爷叔文中两米高的棉花树是同一个性质。
这是别人的注解如下
“古巴西，杨基诺”：西班牙语 Cuba Si, Yankees No.
据说大跃进期间养的猪有大象那么大, 和老爷叔文中两米高的棉花树是同一个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