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保姆，佣人，老妈子，丫头，还有上海的“娘姨”，现在正规的说法叫“家政助理”，突然想到的是以前1小时候老听到的“大脚娘姨”，是不是客家人在上海作娘姨演变出来的？ 她们是不缠脚的呀，还有上海的娘姨来自什么地方的最多呢？改革开放的小保姆多来自安徽，以前的奶妈好像很多是太仓浏河的吧。--转载者
保姆，上海人叫“娘姨”的。
在上海滩，确有过不少东家和娘姨亲如一家的佳话，很有一些东家最后为长期在自家干活的娘姨养老送终呢。
亲自耳闻和眼见的就有不少。
但总体而言，东家与娘姨，毕竟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按那个年代的说法，还是两个阶级的人呢，娘姨当然是“无产阶级”，而东家，则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了。
且不说什么“阶级仇恨”，相互间的矛盾、嫌隙和摩擦，那是万万断不了的。
我在家里行三，出生之时，上头已有两个哥哥，分别只有三岁和两岁。
当时，家母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不得已，不但常常把外婆请过来，家里还总是同时用着两个娘姨。
一个是月嫂，另一个是汰汰弄弄的粗做娘姨，买菜做饭还是自己操持的呢。
后来，这段稍显艰难的幸福时光，成了家母和外婆之间永恒的话题，我很小就听过无数遍。
印象中，那段时间里，家里的娘姨也是换得很频繁。
家母主要是嫌人家笨手笨脚，当然，还有个别的小拿小摸。
而我外婆则老是怪家母太性急。
在外婆眼里，娘姨倒都还不错的，只是家母没用惯。
十多年后，文革来了。
我家当年住的弄堂乃至附近街区，几乎家家人家都有娘姨。
于是，在造反派的撺掇下，竟然成立了“里弄劳动大姐造反队”。
“劳动大姐”是1950、1960年代对娘姨的特殊称呼。
要那些娘姨们起来造反，一则因为她们是要团结的“无产阶级”力量，一则是要动员她们起来，揭发她们的东家的“罪行”，主要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方面的。
这些娘姨们，平时可能也压抑得很，机会一来，也曾抖搂出不少大户人家的糗事来。
其中有一件糗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弄堂里有家人家，太太颇为风流。
老爷出差时，她寂寞难耐，便勾引些小白脸到家来苟且。
时间长了，全家上下都是知道的。
这家的小娘姨一开始也只是把来当新闻，说给隔壁的娘姨们听。
却有老娘姨教她说，下次再有什么小白脸来，你藏掉他的一只皮鞋。
问为什么？老娘姨说，到年底，就有你的好处。
她果然这样做了。太太当然无法声张，只好将老爷的一双鞋送给了相好穿走。临近年夜岁边，这个小娘姨因为平时手脚有些不干净，老是“揩油”“小菜铜钿”引起了太太的不满，便要辞退她。
于是，她就按照老娘姨教的方法，趁老爷在家的时候，当着老爷的面告诉太太说，大扫除时找到了一只单只的皮鞋，要不要拿来云云。太太只好赶紧拿话先搪塞过去。
为了这只断命的单只皮鞋，太太只好跟她再续了一年的约。
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娘姨之间的串连。
可能大多数的东家到现在也不曾察觉，娘姨，尤其是住家娘姨的作息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此仅举一例。
比如，她们早上都显得勤劳，一般主人还没起床，她们就出门买菜，直到主人们上班后才回来。其间她们至少可以做成两件事。
第一， 如果买菜回来，主人还在，精明的女主人就很有可能要问问菜价。她们文化程度低，一时还没想好要瞒报多少钱，容易露出马脚。
到女主人下班转来再问，她们便可成竹在胸。
第二，大部分时间，娘姨们在菜场开着她们的“专业经验交流会”，互相诉说委屈，讨教对付东家的办法，其中包括如何瞒报，如何续约。
据我所知，这种“专业经验交流会”的效果，绝对比现在的什么MBA的短训班要好很多。
一个纯朴的刚从乡下出来的小娘姨，不出三个月，就会比她的女主人还要精明。
一定有人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1980年代中期，我曾在延安中路铜仁路的老房子里住过，楼上人家用了个绍兴老娘姨，她也帮我做。
那也算是个小洋楼，厨房在楼下，有两大间。
我用的是外间。
那时，我好像是很忙，每晚都要八九点钟回家。
进门后，我总是先到底下的厨房自己弄点菜，喝几盅小酒，再上楼睡觉。
喝酒时我看到的是，里外两间厨房，至少坐着七八靠十个小娘姨，她们都是老娘姨从绍兴乡下叫出来的。
老娘姨当然要“抽头”，来贴补己用。
有权利就有责任，抽了头就要带教。楼下的厨房便成了她的培训基地。
时间长了，她们说话都不避我，也可能她们以为我不大听得懂她们的土话。
谁知宁波绍兴是一家，没有我听不懂的字眼。
如果说，抓住女主人的小辫子以求续约，还算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自我保护的话，那么，“烧香的赶出了庙主”就太不义了。
就在那一年，电台领导让我有机会花40天的时间，来调查上海开放后最早的一家自由市场，亦即现在司空见惯了的农贸市场，叫胶州路市场。
那里有个姓佘的的老太，卖海蜇皮的，据说当年是海派京剧大师麒麟童周信芳家的娘姨。
周信芳家离我家很近。
我们家在华亭路的南端，他家在华亭路的北端。
当年他家的花园里面养着一只一人多高的大狼狗，我们经过时它总要叫起来，吓得我们没命地跑。
市场负责人介绍说，这个姓佘的女人文革时还很风光过一阵呢，她是这附近“劳动大姐造反队”的头，揭发批斗东家那叫一个狠。
后来也因此而彻底丢掉饭碗，暮年只能摆小摊度日。
我曾经采访过佘老太，她的面相不好，一脸横肉，还三角眼，一望便知是个狠角色。
不久，我看到了周信芳的二女儿写的一本回忆录，里边就有这样的记载：
那个娘姨不但带头批斗侮辱她的东家周信芳，还让当时就年已古稀的京剧大师住到她住的下房里，没有暖气。而她一家却住进了主人的卧室。
不到一年，一代名伶就在那个下房里香消玉殒。
1970年代末，周家二女儿从海外回来，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重进老宅，商谈“落实政策”归还房产的事。
跟在一边的官员反复说，我们会按你的要求重新恢复原样。
当周家二女儿看到那个姓佘的娘姨一家还住在院子里时，气不打一处来。她只说了一句：
“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要把害死我父亲的这个人永远地赶出这个院子！”
时光荏苒。
终于，有钱能请得起娘姨的上海人中国人越来越多。
但东家和娘姨之间的矛盾还在继续着。
我的一位老友因为马上要生孩子，请月嫂，曾问过我：
“娘姨真的很难弄么，怎么耳边听到的，都是不停地在换，一年换十来个的呢？”
“其实不是，问题的症结，恐怕是大多数人还不懂得怎么用娘姨。”我答。
半年后，她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说，我先后用了两个娘姨，她们都跟我很合得来。
怎么用好娘姨？
以诚相待吧。千万不要以暴发户的心态。
有的朋友待人挺不错。谁对她好，她连心窝子都可以掏给人家。
这样的人，做朋友固然很不错，做东家用娘姨，则不行。
我曾警告过一位初用娘姨的朋友：如果你自诩为“劳动人民”，一点也不摆东家的架子，誓与娘姨“打成一片”的话，很快就会产生矛盾的。
果然不出半年，已经走了三个。
且一直弄到自己一个人病在床上，没人递个汤水。
弄到只好打电话给我，让我帮她到各个介绍所现找的地步。
我只有先跑去看她。我说，帮你现找不是问题，但找来了，不管是谁，你必须做到起码的几条。
她说愿闻其详。
于是我就说，最好不要同桌吃饭；不要坐在一起看电视；不要聊油盐酱醋之外的话题；不要把自己得来的小礼品和旧衣服随便相赠，不要……
她笑着摇手将我的话打断，说，你好像看着我怎么用娘姨似的，怎么都被你说中了呢。
我说，那些不是不可以，只是你还没学会用娘姨时，先别急着做。
我自己根本没有多少直接用娘姨的经历，只是从小听外婆和家母说得太多了。
外婆一直认为，做娘姨的，毕竟出身低些，你不能希冀她自觉地与东家处得有分寸，而是要你东家先做规矩。
你当然要给她以足够的尊重，但也要保持好距离感。
否则的话，就会如孔夫子所说，“近之者不逊，远之者怨”。
还没几天，那娘姨就真当自己是自家人了，那娘姨很可能就会呼朋引类，把东家当成她的会客厅了。
更有甚者，她见东家对她好，便会误以为自己的服务实在太棒了，很快就提出加薪。
但东家的原意并非如此啊，所以就不同意加薪。
好嘛，你不加，她立马冷若冰霜，甚至威胁走人。
娘姨的讨好，一多半是极为功利的呢。
诚然，世间最难把握的就是分寸。
与娘姨的另一种“打成一片”也很可怕。这话要从1970年代末说起。
文革结束后，市面上终于又有金银首饰卖了，人们趋之若鹜。
在这之前，戴项链戒指，无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被禁止的。
但当时人们的收入还很少，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大家都想买，又买不起太贵的。
所以商家就适时推出一种“线戒”，而且成色只做到18K。
所谓“线戒”，就是那戒指极细，细得像棉纱线，因此份量轻，价格也就便宜了许多。
记得好像妹妹那时也提出想买一个“线戒”，却被家母厉声制止了。家母说，这样的戒指你一个小姑娘家家能买么？！这种戒指过去叫作“三阿姨戒”啊！
所谓“三阿姨”，就是跟东家老爷有过一腿子的娘姨。
一般的老爷都有大小老婆，后来者只能被称为“三阿姨”了。
老爷既是馋猫，又怕被大小老婆知道，所以就会事后送点东西给娘姨，作为“封口费”。
同时老爷又往往是吝啬鬼，贵的实在不舍得送，就买这种份量最轻，价格最便宜的戒指来糊弄娘姨了。
而做娘姨的一般都从来没戴过戒指的，有了以后免不了要戴在手上显摆。
她的同伙可能没觉得不合适，如果不是暗自羡慕的话。
但弄堂里其他人家的主妇们却一看就明白了：“噢哟，小大姐，侬做着三阿姨了嘛。”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难免要传到大太太二太太耳朵里。
醋缸打翻的结果，“三阿姨”多半会当场结清工钿、领了盘缠，被打发回乡。
用娘姨的女主人宜慎之，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