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警察要我出示驾照，这也是我和妮子都极为担忧的地方。
我到美国不久，就根据当地中文报纸上的广告，找到一家专办国际驾照的办公室，小小的一件房间，里面就一位先生。他极为肯定的表明，他办的国际驾照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有效期是三年。后来，几乎所有的同事和我们认识的人，都说有效期没有那么长，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国际驾照警察是不认可的。因此，关于这件事，我的心里始终没底。
把驾照递给警察，我们规规矩矩的坐着不能动，警察回到自己的警车内，上网查询。或许实际上是五分钟的时间，但我和妮子的感觉是十五分钟，而且这十五分钟过得非常慢。我们内心紧张，但努力保持镇静。我一直从后视镜里观察后面警车的动静，迟迟不见警察出来。
终于等到他下车，慢慢地走过来，把驾照递给我，开始对我讲话。他讲了几句，我听不懂，他可能也从我的表情看出我听不懂他的话，便在继续说话的时候，配上了动作。他用手指着我车子的后部，做着有东西垂下来的动作，我终于明白了，是排气管掉下来了，怪不得之前我感觉有异常的声音。他见我明白了，就又指着车子的前方，说左转就有修车的。我向他表示感谢，然后他便走了。
初到美国几个月的时间，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多次，每次都提心吊胆。就是平时走在路上，看见警车，心里的感觉也不舒服。
一切皆因为身份。
因为我们的签证有效期已过，我们已算非法滞留，按照这里通俗的说法：我们的身份已经黑掉了。不能到任何一个略微像样点的公司工作，公司需要报税，你没有社安号就无法报税；所以只能到餐馆打工，老板用现金来支付你的薪水。不能申请手机，手机需要社安号申请。我和妮子幸运的是，我饭店的同事凯文，帮助我们一人申请了一部手机，因为没手机极为不方便。每个月我们手机的账单当然寄到凯文家，他先帮我们垫付。然后找一天来我家，吃个饭，我们再把手机账单的钱给他。没有身份，妮子无法学习开车，上下班只能靠我接送。没有身份，不能申请信用卡。
总之，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就没有正常一点的生活，没有希望可言，没有未来。
偶尔出去玩玩，拍的一些照片，回来看时，也感到沮丧。背景都不错，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独独照片中的人，笑颜难开，眉头紧锁。乃心事无法放下。
和妮子商量决定，找律师楼了解办身份的事情。
查报纸广告，打了几通电话，最后和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士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们的律师楼面谈。
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到了这家律师楼——其实，只是一家移民事务所。安娜是实际上的老板娘，事务所执照上的名字是她老公，一个美国白人。安娜个头不高，但让人感觉是个颇为干练的人。她是湖南人，在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后来,我们见到她老公，察言观色下来，似乎她老公也基本听她的。
在了解了我们的实际情况后，安娜说：
“对于你们来说，要想取得合法身份，只有两条实际可走的路：要么假结婚，要么申请政治庇护。假结婚费用高，成功率也高；政治庇护成功率差一点，但费用要低很多，还有就是一旦通过，最初几年基本上不能回国。我看你们只有走政治庇护这条路.两个人一起办,费用还节省.”
从移民事务所回来后，我和妮子又征询了周围熟人的意见。大多数都认为可以走政治庇护这条路，因为有很多先例；而假结婚的费用，我们确实无法承担。
第二次见安娜时，我们向她提出了诸多关于政治庇护的问题。安娜做了具体的解释，她认为我们可以走基督教庇护这条路。而且我们两人作为夫妻一同申请，费用几乎和人家一个人申请差不多。我们极为疑虑，还因为来美之际，由于时间仓促,我和妮子几乎所有的个人资料和证件,都没带来。安娜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她都可以解决。
我们决定让安娜帮我们办基督教庇护。
安娜力劝妮子作为主申请人，因为，根据她的经验，在移民官，特别在男性移民官面前，女性哭两声，再挥一把眼泪，是很容易让移民官迷糊的，通过的概率大很多。但妮子不肯。妮子认为要看圣经，要背许多圣经故事和内容，但凡和书本文字搭界的,就必是我拿手的。此后,安娜给了我一些关于圣经的资料，和阅读及背诵的提纲。
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妮子开始去教会。那是一家离我们住处不很远的教会。牧师姓黄，是个女性，来自香港。我们在参加教会的活动中，深切感受到黄牧师的亲切、和蔼和善良。我也常被安排上台读经，在分组讨论会上带领祷告。有时教会组织活动，我也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移民局面谈通知没多久就来了。事务所对我进行了几次面谈培训，陪我面谈的女翻译，也和我见了面，并和我做了一些沟通。这位翻译是位北京人，三十几岁的样子。身材高大，美丽漂亮，开一辆吉普，感觉上蛮酷的。那天在事务所，安娜对翻译说：
“就你这个条件，要是我，如果是个男移民官，上去就给他一个熊抱，展现一点魅力给他看看。最好他能跟你再聊聊，要个电话，回来我就重奖你。”
面谈的日子终于到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