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标点史溯源到甲骨文中使用的线条和间空作为分词分段的手段。狭义的标点指书写形式的标点，广义 的标点还应包括非书写形式的标点，如间空、大写、分段等，并把非书写形式的标点作为研究对象。 钩识号从先秦至少到汉代一直用来断句。《说文解字》已把“ ”“、”正式列为条目，两者配对， 是汉语早期的句读符号。西方标点源于古希腊。林著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铭文，用词连写，只是偶尔用 直行的二连点和三连点分隔词句。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修辞学》中提到哲学家赫拉 克利特（前540～前470年）的著作因为连写难以断句。林著指出西方新式标点系统的奠基人是意大利语法 学家和出版家A.马努提乌斯（约1450～1515年）。他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五种印刷标点：逗号 （，）、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人类在古代就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是创造 为数不多的标点符号却是步履维艰。中国在殷商时代已创造出甲骨文，发掘出土的甲骨片所载约有4 500个 单字（可识者约为三分之一）。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已收篆文9 353字，从那时直到清末，得到共同认 可使用的还只有句（。）、读（、）、表示着重的（.）、表示专名的（——）等几个标点而已，而且这些 标点符号常常同其他符号（如评点符号）混用，直到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 案》才有成为系列的12种标点。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已经是哲人辈出，为后世留下哲学、史学、 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大量文献。可是直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公元前257～前 180年）才创制出三级点号：中圆点（• ）、上圆点（˙）、下圆点（﹒），从无到有，且成序列， 弥足珍贵。欧洲几个较大语种的标点符号，到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最后定型。汉语的标点是在20世纪 才有完备的体系，既同国际接轨，又有自己的特色。汉语的标点有从西方引进的，如问号（？）、叹号(!)、 逗号（，）、冒号（：）、分号（；）、引号（“”‘’）、省略号（……）、括号（（））、破折号 （——）、连接号（ ）、省字号（’）等；有我国固有的，如句号（。）、顿号（、）、着重号（﹒）、 专名号（ ）、书名号（ ）、虚缺号（□）等；还有借自日语的引号（ ）。汉语的标点是在20世纪 才有完备的体系，既同国际接轨，又有自己的特色。汉语的标点有从西方引进的，如问号（？）、叹号(!) 逗号（，）、冒号（：）、分号（；）、引号（“”‘’）、省略号（……）、括号（（））、破折号 （——）、连接号（ ）、省字号（’）等；有我国固有的，如句号（。）、顿号（、）、着重号（﹒）、 专名号（ ）、书名号（ ）、虚缺号（□）等；还有借自日语的引号（ ）。汉语标点系统虽然出现较 晚，但有后来居上之处。林著认为它们的命名原则是规范的，命名方式是统一的。《标点符号用法》中的 16种标点符号都是按功用命名，统一用“号”字为后缀。这是其他语种所罕见的。叹号是14世纪下半期意 大利人文主义学者的创造。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的叹号见于佛罗伦萨城邦执政官、作家科卢特乔• 萨卢塔蒂的拉丁文著作《论法律和医学之高尚》1399年抄本（参见第二篇2．2）。德国刊印的书籍在16世 纪开始使用叹号。英语和俄语的叹号出现于17世纪初。莎士比亚在1610～1611年写成的《冬天的故事》 （The Winter’s Tale）把“叹号”称为note of admiration（赞叹符）。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 •琼森说叹号在句子“带赞叹”的口气说出时使用。1657年英语叹号开始使用现代名称exclamation mark。1897年王炳耀在《拼音字谱》中自拟的10种标点中有“慨叹之号”（！）和“惊异之号”（ ）。 鲁迅1909年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中提出四种新式标点符号，其中有（！），表示“大声”。 1919年《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定名为“惊叹号”，1951年《标点符号用法》改称“感叹号”， 1990年以后正式名称简化为“叹号”。在今天通行的标点中，《标点符号用法》列出16种。其中源于我们 先人的为句号（。）、顿号（、）、专名号（ ）、着重号（.）、书名号之一（ ），共4 种；从国外 引进的为问号（？）、叹号（！）、逗号（，）、分号（；）、冒号（：）、引号（“”‘’）、括号 （（）[ ]〔〕【】）、破折号（——）、省略号（……）、连接号（ ）、间隔号（•）、书名号之一 （《》〈〉），共11 种。 追溯来自我们祖先的标点符号，要查考黄卷汗简以至金石甲骨；了解来自西方 的标点符号，要查考外语史料，至少是欧洲几个大语种的史料，从印刷品到手抄本，从碑刻铭文到纸草书 卷。
胡适率先使用问号和惊叹号
《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的断句方式千篇一律，都是用“。”表示句读，即便如此，这在当时已经算非常新潮和现代的标注方式，比起数千年来“句读知不知惑之不解”的传统有很大进步。然而，这样的改良仍然不能满足新派人物的追求。
1916 年9月，《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的同时，编辑部在个别同仁的建议下，开始酝酿进一步改革，11月1日出版的2卷3号上的句读符号一律采用“。”的做 法。杂志在用“。”表句的同时，添加了“、”，用来表示中间的停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从2卷3号“句”、“读”间杂使用到第4卷，《新青年》杂志 一直沿用这样的标点符号。但随着白话文使用频率的提高，这样的标注方式无法满足编辑的需要。
尽 管《新青年》这时还完全采用白话文，但白话文的出场频率已经很频繁，个别同仁因此尝试寻求突破，以使文章更准确地表情达意，使语气委婉生动、抑扬顿挫。在 编辑的操作下，4卷1号上高一涵写作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已经在“句读”两种标注方法之间加上了“：”号、“；”号，而且用来表示“读”的千篇一 律的“、”号，也改换成为“，”号。
在同一期杂志上，提倡语音和文字以及标点符号改革 最为有力的钱玄同也在《论注音字母》一文中力陈“句读”符号多元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他的句号不是用“。”，而是采用颇受西语影响的“．”。陶孟和的 《女子问题》以及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两文和钱玄同的标引方法一模一样。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则完全沿用了4卷以前的方式。
陈 独秀发表的《科学与基督教》一文，它上半部分发表于3卷6号，完全是“传统”杂志的版式，而到了4卷1号，下半部分的内容除却停顿一律袭用“、”，其它的 标引方法则和高一涵的文章如出一辙。“海归派”胡适在4卷1号上也有一篇大作叫做《归国杂感》。该文比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之标点符号更为 细致、具体和到位。本来，早在1915年8月胡适就有《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发表在《科学》的2卷1期上，并胸有成竹地归纳出10种符号。只是当时他节外生 枝地将这10种又分为竖排和横排两种。时至《归国杂感》，他在所能够出现的“，”、“。”、“：”之外，破天荒地使用了“？”号表示质问语气，使用“！” 表示感叹。包括“……”表示删节的符号以及不确定的“□□”。应该说，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已经奠定了现代汉语（白话文）典范符号的雏形。
钱玄同统一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
如同今天的报刊在文章标注方式上有自己的统一体例一样，《新青年》杂志为了印刷上的整齐美观，多次发布公告，希望无论是编辑同仁还是读者友人都能支持“句读符号”的标注规范、现代、统一。
钱 玄同是最早在《新青年》上倡导统一规范的作者兼编辑。他在公开信中“承前”总结《新青年》标点符号发展史之后，便有“启后”式的展望：“同人主张，各有出 入，所以四卷一号里所用，未能画一。”于是，他亲自捉刀，对“同人各种主张”进行“去”与“取”的加工，并“奉告”以后标点符号的走向：“（甲）繁式：用 西文六种符号……，读，；长读，：冒或结，·或，。句，？问，！叹；（乙）简式：仍照以前用句读两号……、读，。句”。
鉴 于钱玄同的极力敦促，白话文的编辑需要很快得到同仁的响应。当读者慕楼对“文句圈点”诸如“乎？么？呵！等”表示“似近重叠”的异议时，胡适回答说，句读 符号的问题，《新青年》社的同仁已讨论很多次了。甚至他还拿出钱玄同批评自己《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中的话作为立论的依据：“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说，这两种 符号（？！）都不可废。因为中国文字的疑问语往往不用上举诸字，并且这些字有各种用法，不是都拿来表疑问的意思。”
胡 适最后总结说胡：“总而言之，文字的第一个作用便是达意。种种符号都是帮助文字达意的。意越达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这是本社全用各 种符号的主意。”（《通信》，《新青年》5卷3号）不难发现，在《新青年》杂志编辑看来，标点符号同样是“表今人的情感”、“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 会状态”的语言形式，是白话文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创刊时的习惯以及同时 代铸模的滞后，《新青年》上之前的一些广告语和固定体例都没有及时改变，个别文章也还有惯性使然的因素。为此，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陈望道对《新青年》 颇为不满，认为他们在文字语言革新上不够彻底、坚决、完整，缺乏“诚恳的精神”。他说：“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仿他，而且 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这不是缺‘诚恳’的佐证么？”
陈望道奉劝《新青年》诸 子不要贻笑大方，不要留下病灶和遗憾。要以“除恶务尽”为目标。在他看来，过渡时代的文化先驱倘若现在磨磨蹭蹭、坐失良机，就会后患无穷：“将来时过境 迁，则此过渡的遣迹又是一种陈症，又须用猛烈剂辛辛苦苦的去医他了。那时回想诸子现在之所革新岂不是拔毒种的霉么？”
读 者来信表明，时至1919年，《新青年》在标点符号上的使用依然杂乱无章。针对读者的批评，钱玄同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视角给予了答复：“《新青年》杂志本 以荡涤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实行。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有法想的。”对于陈望道提出的标点符 号异议，他解释说：“标识句读，全用西文符号固然狠好。然用尖点标逗，圆圈标句，仅分句读二种，亦颇适用。我以为不妨并存……若说除恶务尽，这话原是不 错。但旧日之恶，今日纵然除尽，然今日所认为善者，明日又见为恶，则在今日便应提倡，到了明日又该排除，进化无穷尽，则革命亦无已时。”（《通信》，《新 青年》6卷1号）
从以上分析来看，《新青年》杂志社在标点符号意见上基本是一致的，除 却标引方式不一样，朝着一个方向上的“完备”、完善，并走适合汉字、有力表达的功能化道路却没有什么不同。汉语复杂且悠久，它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点滴尝试和 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比自己更为激进的青年读者面前，《新青年》同仁显示出了当事人面对现实应有的稳健和成熟。
《新青年》规定了标点符号使用规则
从 “个人”见解到同仁的“心理”，从“同仁”心理到“共同”意见，《新青年》最终于1919年年底形成一个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体例。从7卷1 号起，杂志的标引方式走向“画一”。在新一期的杂志扉页上，非常醒目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这个“说明”相当于今天杂志和 报社的投稿须知。《说明》对“。”、“，”、“；”、“、”“：”、“？”、“！”、“——”、“……”、“『』”、“（）”、“﹏﹏”等13种符号的功 能和用法作了统一的规范和说明。“行款”还对每页码横竖多少字数、“每段的第一行必低两格”、句读“占一格”、“。”“？”“！”三个符号下面“必空一 格”等4个方面作了一一说明。这个标点符号体例是《新青年》发展史上最为完备、统一的符号，也是今天我们写作和印刷使用的标点符号基线和蓝本。
“本 志编辑部”这样告诉读者和作者：“本志从第四卷起，采用新标点符号，并且改良行款。到了现在，将近有两年了。但是，以前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不能千篇 一律，这是还须改良的。现在从七卷一号起，画一标点符号和行款，说明如左。”“说明”之后，最后一再申述这一“说明”的意义是：“本志今后所用标点符号和 行款，都照上面所说办理。请投稿和通信诸君，把大稿和来信也照此办理！”最后的“！”号，就是编辑部同仁共同拜托之意。
今 天，标点符号进入汉语世界并出双入对、双栖双飞的既成事实同时也昭示了它的“明媒正娶”。从偏房到到堂屋，白话文经历了从副产品到汉语世界正品的华丽转 身，从此标点符号的使用与每一个使用的人都有一种割舍不断的关系。在白话与读经并举的今天，从标点符号的视角回眸《新青年》上发生的那段往事，也许是值得 玩味的一件事儿。毕竟，这“句读”中有你、有我，也有他（也包括“她”）：小小的“句读”、零散的“符号”，不经意间标点着近代中国20世纪的脚步、丈量 着现代性演进的进程。（文/张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