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曾回首”坛看花姐/妹说喝酒，达斡尔女子的干云豪气破纸而出。我一江南女子，本不善酒，然在极寒之地一待八年，所以多少也沾了点酒气。就也斗胆写上一篇。不过各位看客不要被这题目唬住，俺插队时乡下的东北银哪有那么大福气，所谓“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不过一好梦，每年过年过节能做上那么两三回罢了。
都知道东北银好酒，天冷嘛，但好到什么程度呢？那时俺们那旮垯没有别的酒，就县酒厂出的土豆酿的白酒，62度。据说拿火一点就着。不过没见过 – 酒得拿钱买，谁有那闲钱买来点火玩啊？常能看到哪个大爷大叔站在大队代销店的柜台前，端着个酒盅，也没什么下酒的（一是没有下酒的东西卖，二是有卖也没钱买），吱溜一声把杯里的酒一口喝下，然后拿衣袖抹下胡茬拉杂的嘴，说声“记账”，转身就走。据俺在代销点当店员的姐们继红说，都是熬不过酒瘾的大老爷们，就要一两白酒，喝了过个瘾。没现钱，欠着，到分红时扣。也有个别不欠，拿鸡蛋换的（那时一个鸡蛋七分钱，正好够买一两白酒），不过都是偷偷摸摸的。大多是背着家里的女主人，偷偷把女主人千辛万苦攒着换现金的蛋顺手牵来一只换酒喝的。要是哪天见着“蛋换酒”的大老爷们脸上有被挠的痕迹，或者老爷子被儿媳妇高声臭骂，那多半是东窗事发了。一年到头，也就是分了红到过年时才能敞开了喝那么一顿两顿的。过年时代销店还会有些色酒（“色”唸sai，第三声）卖。那是瓶装的果酒，有本县产的，也有外来的。一斤装，大约一元上下一瓶。记得见过苹果酒，青梅酒，紫梅酒，李酒。那种酒带点颜色，有点甜，度数也不低，一般都20度朝上。现在想来大约是用香精，色素，加酒精勾兑的。大老爷们不喝这酒，过年时买上一瓶说是给老娘们喝的。
要说吃肉，除了队里过年过节杀猪杀羊分点，一般合着每人几两，主要靠自家养猪。但猪也不能自由养。每户除了一头母猪外，最多养两头肉猪，多了就该“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等到杀猪了，按规定半只必须交售给供销社供应城镇，另外半只留给自家享用。交售的猪要评等，评等的标准是看猪的膘有多厚。如果只有一指（不是手指的长度，是手指的宽度），或不到一指，那是皮包骨的瘦猪，末等。如果能有两指膘，就算不错的了。如果哪家的猪杀出来能有三指或以上的膘，那就是头等了。而且说明这家的家境不错，因为有东西喂猪，猪才能长膘嘛。杀了猪怎么吃肉呢？半个猪头煳得烂烂的，那是自家解馋的。猪血灌到猪肠子里做成的血肠，是待客的。再有呢，猪肉酸菜粉条是可内可外的。自家吃着够劲，待客呢也不寒碜。俺们那旮垯最特色的菜要算“酥白肉”了。那是起码三指膘的纯肥猪肉，切成三寸来长，半寸来厚的大片，先下油锅略炸一下，然后碼到大海碗里，上下铺盖着厚厚的绵白糖，再上笼屉大火猛蒸。直到白糖尽化，肉色变成半透明方可上桌。哪家待客，要是能上这样一碗酥白肉，那是很长脸的。因为一要家里养得出三指膘的猪，二要拿得出也舍得在一碗肉里放上半斤绵白糖。不是一等一的家境，谁能？！不过，这样的肉，一般一个人最多也就消受得了一块，不管有多饿，多馋肉，能吃下两块的绝对得有奇能：就想象一下你怎么把一大口拌着白糖的猪油咽下去吧！
那年，就是春节后我被大队千里迢迢派到上海去采购拖拉机油泵的那年，俺那旮垯遭了水灾，知青中又爆发肝炎，分红后全大队就剩下七个知青守着半拉冻猪过年了。虽然遭了灾，分红时很多人家没能分到一分钱的现金，但和知青食堂一样，老乡家也因为没有饲料而纷纷把不管养成还是没养成的猪杀了。杀了猪，自家就有半拉猪肉吃，而卖了另外半拉猪又多少得着些现金，所以这年的春节倒是过得挺热闹的。从腊月二十起就有老乡家杀猪。俺们那里的习惯，杀猪的人家一般会叫上几个亲朋好友吃一顿。后来也有和老乡关系好的知青被邀请的。那年我们留在队里的几个知青多数在队里担任些职务，如赤脚医生，代销店员，电工，等等（我原是小学老师，前一年生肝炎回上海养病队里才找别的知青顶替的），所以就成了各家争相邀请的对象。开始还是过一两天上哪家吃一顿，等到过年那几天，就几乎天天顿顿吃请了。有时在这家刚上炕开吃，下一家已经打发小三子，四丫头啥的在炕下等着了。你这里吃完伸腿下炕，还没等穿上鞋，那脏兮兮热乎乎的小手就拽着你的手往他家拉了。也有时吃的知青少，等的小孩多，有没拽着人的会急得叽哇乱叫，非得你保证明儿个一定去他家才能消停。
年初二那天，我和继红中午在一家老乡家吃的，快三点了才回宿舍。远远一看，宿舍门口站着个闺女，走近了才看出是村西头老郭家的独生女珍子。珍子一见我们就说，俺爸请你们去俺家吃饭，让马上去。我们说我们刚吃完午饭，真吃不下。珍子说那也不行，非得去，要不俺爸生气。珍子原是我的学生，不怕我。说着就伸手来拽。没办法，连宿舍门都没进，就又跟着走了。老郭头正当壮年，老婆也能干，家里就珍子一个闺女，人口少没拖累，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到他们家就让上炕，说炕上暖和。炕上的炕桌上已经放了好几盘菜，有常见的炒土豆丝，拌白菜心，血肠，猪肝，切半的咸鹅蛋，还有一盘炸鱼。黑龙江出鱼。我亲眼见过鱼身在大马车车上鱼尾拖在地上的大鲟鳇鱼，也亲口吃过像黄豆粒那么大的大马哈鱼籽。不过那是要有船在黑龙江主航道才能打到的。平时老乡偶然在村旁江汊子打的，多数是半斤上下的鲫瓜子，还有一种大约一匝长老乡叫“鸭鲁”的小鱼。因为没有油来煎，也没有姜和酱油，老乡打到鱼只能拿清水加盐加几瓣蒜炖着吃。鱼小刺多味道也不咋地，所以不常有老乡折腾鱼吃，我们也就很少吃到鱼。那年不是涨水嘛，不少鱼跟着上涨的江水进了江边的水泡子，等水退时却没能跟着回到江里。一待封冻，就被困在氧气越来越少的水泡子底部。这时如果有人在冰面上打开个洞，就会有鱼自己跳出洞口，一落到冰面上就被冻住了。那时你就拿手捡好了。老郭家的鱼大概就是这么打来的鸭鲁，只是能够油炸就很少见了。
没唠上几句嗑，老郭就让开吃。我俩和老郭在炕上一人占着炕桌的一个边。郭大婶在外屋灶头边忙活，珍子站在地上就着炕桌的第四个边，一边吃着一边听她爹妈招呼。她接二连三地端来不老少的热菜，什么粉条炖猪肉啦，酸菜干豆腐啦，拔丝土豆啦，……一会儿就将炕桌堆满了。老郭拿出个酒瓶，往我和继红面前的酒盅里倒酒。看着是白酒，但不知为啥带着点红。我和继红都说刚才午饭已经喝了酒，不能再喝。老郭说，在别家能喝，在我这就不能喝了？说得我俩也不好再推辞。那酒喝到嘴里没有白酒的凛冽，觉得有点混浊，说不出什么味儿。老郭告诉我们这是泡了五味子的酒，还说五味子补身子，让我们多喝。我们知道咱那山里出五味子，是县药材公司收购的滋补药材，只是五味子号称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泡在酒里就变五味杂陈了。喝了一盅不够，被老郭让着又喝了一盅。两盅下去，反正没二两至少一两半。我和继红都说不能再喝了。老郭说行，不喝白的，那你们喝色的！他这一说，珍子立马拿来一瓶苹果酒，一看，28度。老郭又说，喝色酒不用盅子，得用缸子。珍子就把我们面前的酒盅换下，拿来两个喝茶的搪瓷缸子。不等我们推辞，老郭启开瓶盖就往茶缸里倒，一瓶酒正好倒满两缸子。老郭说，喝！这瓶酒就是为你俩买的！东北银实诚，不会说什么“感情浅，感情深”的，翻来覆去两句话。一句是，色酒不是酒，喝不醉人的！另一句是，喝！不喝就是看不起俺！让人这么连“劝”带“逼”的，加上那苹果酒挺甜，不知不觉我俩的缸子都见了底，同时也都觉得酒有点上头了。正想着要告辞下炕，郭大婶自己端着个热气腾腾的碗进屋了。她把碗往炕桌上一放，啊呀娘哎，酥白肉！我和继红瞪着这只是听过从没见过的最高待客菜，说什么也伸不出筷子去：我们打中午起一直吃到这会儿就没停过嘴，肚子里塞满了酒菜鱼肉，哪里还有地方容纳这个呀！可是架不住老郭夫妻和珍子一个劲地让，郭大婶还说，我家好多年没做这个菜了，知道你们上海人爱吃甜的，特意为你俩做的！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地一人夹了一块放入嘴里。我都不敢嚼，不敢体会它的味道，只是偷偷仰了下脖子，大口把那已经蒸得酥烂的肥肉吞了下去。
等我们走出老郭家时，天已经黑透了。我们俩走得脚步浪跄，歪歪倒倒。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也分不清是天在上还是地在下了。好不容易回到宿舍，进屋刚点上油灯，两人都直冲门外，一阵翻江倒海的猛呕。经常听老乡们说，不怕喝多酒，就怕喝混酒。我们那天喝的酒加起来绝对超过一大碗，而且是白酒果酒乱混的，能坚持到家没在老郭家门口躺倒就算不错了。当然还有最后那一大块酥白肉的功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第二天早晨我和继红差不多时间醒来。继红醒来发现自己是睡在宿舍的炕上就慌了。因为冬天天冷，怕店里的东西冻坏，代销店得整日整夜烧着火墙，所以继红不能在宿舍过夜，要睡在代销店后面一个小隔间里。没等她洗完脸，大队党支书就找上门来了。他说昨夜有人要买东西，看代销店黑灯瞎火的，叫不开门，就去找了他。他去了也叫不开，就来我们宿舍。见灯亮着，叫了几声没人应，伸手一推，门也没上拴。进我们住的西屋一看，说我俩大衣鞋子都没脱，头挨头睡得死猪一般，叫都叫不醒。更要命的是，东屋集中保管着回上海探亲的武装民兵的全部武器，有冲锋枪，手榴弹，还有子弹袋，因为我们没有拴门，也等于是随人拿了。他叫不醒我们，又不好下手推，只好回家拿了把锁，把东屋给锁上了。又找了有代销店钥匙的出纳睡到那里看火，才算补上我们的漏子。不过大过年的，他就是叱打了我们几句也就不再追究。只是事后我才知道生肝炎的人应该戒酒，我那天喝成那样是大忌。也因为那次大醉让我见酒害怕，以后几乎完全不喝酒了。
说完自己的糗事，再说说不同民族的人喝酒后的不同反应。
我们公社有个朝鲜屯，全大队社员都是朝鲜族人。有一年过年我们大队演出队应邀到他们大队表演，演完了他们请我们吃饭。早就听说朝鲜屯有两样别的地方没有的好吃食，一是打糕，因为没有糯米，是用黏糜子加赤小豆和大枣做的；二是泡菜，说是鲜族人考究，做泡菜要在坛子里放一个苹果，所以做出的泡菜有苹果的香味。那天晚上这两样吃食倒是都吃到了，也没吃出特别的好来。只是稍稍喝了点酒后，就有他们屯的人哼起歌来，哼着哼着，就有姑娘摆手扭腰舞了起来，接着又有小伙子甚至老大娘加入，只有老大爷们还矜持地坐着。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那是因为有外人在。不然的话，喝了酒夫妻合跳，老公公和儿媳妇对跳，一家子一起跳，可热闹了，不跳过瘾了没个完！
我们县也是鄂伦春人聚居地。山里有个公社全是鄂族人。虽然只有几百人口，但单列为一个公社。鄂族人在解放后才从山里游猎的猎人转为定居的半猎半农。后来来了上海的知青，有的女知青嫁给了鄂伦春的小伙子。据说鄂伦春人特别疼老婆，结了婚就不让老婆再外出干活。只是鄂族人好酒，一喝非得喝到醉。醉了就打老婆。老婆要敢顶嘴，提起猎枪就打。就这样那个公社嫁给鄂族的女知青有一个被打伤，一个被打死。但因为鄂族人口极少，所以有民族政策不将这种酒醉伤人定大罪。听说是伤了的那个女知青最后离婚病退回上海。死的那个女知青的丈夫判了不到五年，知青办给家长赔了一笔钱也就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