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來話從頭；海外民運的濫觞自1982年醫學博士王炳章宣布棄醫從運，揭竿而起，成立中國民主聯盟，發行“中國之春”雜志，一時引起很大轟動效應；王炳章抱負遠大，以孫中山第二自居，不僅飛來飛去到處演講、募捐，還抱得美人歸，一位來自台灣的女留學生甯勤勤以身相許，俨然孫中山、宋慶齡的佳話再現！
王炳章的财源豐富，資金不匮；他指派專人駐守各大機場，向大陸出國人員發送宣傳資料；“中國之春”雜志免費寄贈留學生、訪問學者（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台灣中央日報亦然）；1983年，王炳章以“中國之春”名義召開全球代表大會，銀子花得淌海水一般；引人疑窦：這麽多錢從何而來？王炳章本人一再表白，信誓旦旦地宣稱，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條件的捐款。人們對此将信将疑。王炳章花錢大手大腳，與其每月從中國民主聯盟領取1000美元的薪金明顯不符；王炳章的解釋是：“我手頭有一筆錢作爲主席基金，可以機動使用。”
“中國之春”雜志還有一份兄弟刊物“探索”，發行人、主編分别是1975年被北京釋放、後以政治難民身分移居美國的國民黨戰犯段克文及早年脫離中共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這兩位耄耆老人都是老黃忠，其狂熱幹勁絲毫不亞于王炳章等年輕人。
當時，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訪問學者年紀偏大，慘烈的文革記憶猶新，對政治問題不敢輕易涉足；而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大都因資産階級背景及海外關系吃夠苦頭，；“中國之春”雜志、”探索“雜志便成爲他們傾吐苦水的最佳陣地；關于土改、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的可怕内幕，堪稱一字一淚！
北京迅速作出反應：宣布王炳章系叛國分子（當時，國内普遍不知王炳章爲何許人也，還以爲是原國務院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王秉璋叛國呢；一大笑話！）中國民主聯盟是反革命組織，嚴禁“中國之春”雜志入境；緻使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訪問學者避之唯恐不速；中國駐美五個使領館（華盛頓大使館、紐約領事館、舊金山領事館、洛杉矶領事館、休斯敦領事館）均有教育組，對大家盯得很緊；教育領事經常說：“千萬不要和王炳章混在一起，你們學成歸國，都是國家的寶貝，将來都是上天安門城樓的人！”
——三十年後，方知此言大謬！時至今日，七常委之中，隻有一名北朝鮮留學生；相反，當年因托福考試失敗、未能來美國留學的李克強最有出息！
然而，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訪問學者畢竟具有獨立思考能力；“中國之春”雜志封底印着“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等口号，頗有吸引力；不少人以各種方式秘密與之聯系；筆者就在校内租一郵箱，以筆名向“中國之春”雜志、”探索“雜志投稿。
“中國之春”雜志來信邀我去擔任編輯，承諾代辦綠卡；我唯恐株連國内親人，婉言謝絕；友人楊某就任這一位置，國内七大姑、八大姨皆受連累；筆者深幸有先見之明！
後來，筆者來到紐約，供職于某華文週刊，與王炳章、段克文、司馬璐都成爲輿論界的熟朋友；他們直言不諱地透露，其财源就是台灣的情報機構；一次，段老克文在酒酣耳熱之際，竟慫恿筆者通過關系去搞北京的機密文件；筆者對這種當間諜的主意深惡痛絕，借酒打哈哈，笑答：“我自由散漫慣了，口無遮攔；隻怕文件沒搞到，先洩漏閣下的天機！委實不堪此任！”段老克文酒後失言，大罵台北高官頤指氣使，看不起人；筆者安慰道：“拿錢就得受氣，您老受委屈了！”
王炳章欲介紹筆者加入中國民主聯盟，筆者笑道：“在國内事事不離組織，煩死了！好不容易來到自由世界，天馬行空，自由自在！”
筆者冷眼相看，發現王炳章雖然口稱民主，寫過不少宣傳民主的文章，他領導下的民聯卻是個百分之百的列甯式政黨，絕非西方式的民主政黨。
台灣方面隻單線和王炳章聯系；對《中國之春》也是定期向它的帳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秘密管道;筆者暗忖：任何人的品質都是靠不住的，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那麽，制約王炳章的制度何在？
總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是理想主義高揚的時代，留美學人作爲一支分脈，也很單純；大家雖然希望辦綠卡留在美國，對于政治庇護、假結婚等歪門邪道卻嗤之以鼻。
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上台，台灣對大陸政策急轉，台灣情治機構經費大幅縮水，且人事調動，自顧不暇，殃及海外，造成中國民主聯盟财務危機，“捐款”斷了來源；民運的根本問題，是如何供這幫職業革命家們吃飯的問題。王炳章曾經揚言“以商養運”，他也的确象征性地賣了幾天保險；後來，台灣的款項恢複，皆大歡喜。
直到1989年國内的民主大潮，中國民主聯盟還是海外唯一的民運團體，《中國之春》自然是海外第一份民運報刊。
六四之後，天安門名人紛紛逃到海外，他們相繼組織了不同的民主運動組織；許多西方國家政府、顯要人士和港台輿論均對這些組織持有好感。
六四期間，海外熱情高漲；以紐約爲例，任何人隻要在街頭放一隻募款箱，聲稱爲天安門學生募捐，不多時便大有收獲；點石成金，也不過如此；黑眼珠見到綠鈔票（美元），從來沒有享受過特權的普通人，突然間得着一大筆錢，腐蝕力強大；許多人經不起考驗，迅速地堕落了，走向自己的反面。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一些唯利是圖之 輩，自封各種大得大嚇人的民運組織頭銜，他們各立山頭，相互貶斥、傾軋，使海外民運進入 五代十國時代；中國外加民主、自由、聯盟、陣線這幾個詞颠來倒去，皆成獨立政黨；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等等民運組織都陷入“雙胞胎”的怪圈之中，不間斷的内讧和分裂讓外界恥笑不已。
還有一些政治變色龍來到海外；此前，在共産黨領導下，他們入團入黨，口沫飛濺地在團旗、黨旗前宣誓，要爲共産主義奮鬥終身，才當上了團幹、黨幹，平步青雲；六四風雲突變，他們跑到國外，一頭鑽進台灣或洋人的懷抱，搖身一變，成了所謂民運人士，絕口不提入團入黨時的風光；他們在海外不勞動，不打工，搞個什麽基金會或辦公室之類的機構；他們打着民主的招牌，實際上個人的生存比良心更重要；他們離開滿嘴的假話，便根本無法生存，就是無家可歸者！
最突出的例子是阮銘，他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擔任要職，流亡美國後，投奔台灣情治部門；台灣變天後，阮銘又拜倒陳水扁門下，任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鼓吹台灣應聯合全世界“自由力量，不讓專制的中國吞併台灣”；成爲名副其實的三姓（共産黨、國民黨、民進黨）家奴！
筆者少年時，即認識該人；文革初期，拜讀其與夫人阮若瑛共同署名的大作“週揚颠倒曆史的一支暗箭”，十分欣賞其文筆；哪能想到，今日之阮銘，半點政治貞操也沒有——有奶便是娘！、
與阮銘相若的，是流亡海外二、三十年的異議詩人北島；他回到中國，在杭州出席“大運河國際詩歌節”，佩戴紅領巾，這個六十幾歲的糟老頭還給大家敬了個熱情洋溢的少先隊隊禮，醜态可掬！
同樣， 今日之北島，半點政治貞操也沒有——有奶便是娘！
六四使得海外民運變成魚龍混雜的江湖！所謂江湖，與自然界的河流、湖泊并無關系，也不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場所，而是指四處流浪、賣藝、賣藥的遊民的一種生活狀态；江湖也有多重引申含義，指遠離朝廷、政府的民間；甚至也是黑社會的代稱。
六四話題在國内是不許說，而在國外是亂說一氣；1989年歲末，紐約華人社區開始流行這樣兩句随口溜：一是“三百六十行，民運也是一行”；二是“要想混，搞民運”。
法國曾是中國民運分子的聚集地,随後，許多人從法國去了美國，主要原因是美國給的錢比法國給的多;哪兒給錢多，他們就去哪兒;之後,民運内部的鬥争，多是圍繞權力與财政：因爲歐美各國基金會或各種官方、半官方機構對民運的經濟支持，是按其組織規模、掌權人物來定多少的。
鄧小平南巡之後，随着北京經濟上的寬松政策，以及民運前途無望，有頭有臉的人相繼離去;民運隊伍裏隻剩下烏七八糟的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海外民運圈的許多人，都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家夥。
許多民運人物原本就有其人格缺陷；一位因劉賓雁的報告文學而出名的民運老将，飛來紐約，下機伊始，即要求接機者帶他去紅燈區，迫不及待之态，令人噴飯！
而後，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使支持民運的海外華僑華人急劇減少，民運無法依托海外華人的力量。
如此，海外民運散沙一盤，疏于實事，失去越來越多的支持者、追随者，終将難以爲繼。
筆者認識一位熱情單純、愛憎分明的青年學子林心聲；他是香港富商之子，在加州聖荷西有幢豪宅。然而，爲了民主信念，他竟然開車橫穿美國，風塵仆仆地趕到紐約的中國民主聯盟總部，爲總部管理财務；他是準備來作義工的，頭兩個月都不給自己開工資，直到他确認捐款來源穩定之後，才給自己發工資；後來，海外民運實在不争氣，林心聲黯然離去。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長嚴家祺先生，是海外民運名流的一個絕無僅有的例外；六四後流亡海外，嚴家祺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他兩袖清風，甚至一度在西班牙語裔開的皮薩店送外賣，卻不挪用民運公款，可敬又可歎！嚴家祺的所謂的三室一廳湫溢不堪，原是一室一廳，将客廳隔開了，大一點的給兒子當卧室，小一點的，做了雜物儲藏室。所謂的一廳是在廚房裏，剛夠放一張桌子；如此生活水平，與民運貴族有霄壤之别，然嚴家祺先生依然不改初衷，積極從事民主運動，體現一個理想主義者的高尚追求。
對于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民運人士來說，沒人沒錢，尴尬無奈的時候，也顧不得三七二十一了！
近年來，許多内幕相繼暴露：台灣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項目”、“文正項目”、“緻廣專案”、“志翔專案”、“二王專案”，網羅王炳章、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充當間諜，至少花費上千萬美元； 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叫嚷“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中國大陸将破局“等等陳詞濫調，然後再編寫一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能夠與台灣搭線充當間諜者，畢竟不多；退而求其次，靠辦理“政治庇護”賺錢不失爲民運敗類的一條生财之道，專門以此謀生的“假民運”更是打着民運旗号迅速興起；爲搶“政治庇護”這碗飯而衍生出來的真假民運，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狗咬狗的鬧劇；人的劣根性，至此顯露無遺！
在美國，批準政治庇護的要件是，有理由相信申請庇護者由于政治原因返回原住國後，将遭到原住國政府的迫害；或有理由相信申請庇護者确實存在遭受這種迫害的恐懼。因爲“恐懼”是一種心理狀态，法律條款很難對此作具體規定，因此判斷申請者是否具有可信的“恐懼”，基本上依賴于承辦申請案的移民局官員的個人主觀判斷。
對于确定申請者返回原住國是否會遭到迫害，法規上有一條重要的準則，即如果申請者以前在原住國遭受過迫害，則這個事實可以合理判斷申請者返回原住國後還會遭受類似的迫害。
這就給民運敗類提供了一條財路：用五花八門的僞材料（假通緝令、假逮捕證、假釋放證等等）欺騙移民局，收費做僞證；說他們是人渣也不爲過！、
對于那些想辦政治庇護又擔心得罪北京的闊綽客戶，民運敗類更有妙招：出版一份号外，該人發表反共聲明，言辭無比激烈，附照片、簡曆，似與中共不共戴天；其實，号外僅此一份，并不在社會上發行，隻送移民局；當然，如此特殊服務，價格不菲！
民運敗類什麽賺錢就幹什麽，無孔不入，甚至把斂财之手伸進監獄！
美國國會制定的法律規定，犯了“特别嚴重罪行”的非美國公民必須遞解出境；但是何謂“特别嚴重罪行”，法律條款沒有給出明确界定；于是乎，在執行上，所有非美國公民犯罪後一律遞解回母國，哪怕是酒後駕駛這樣的輕罪！
美國畢竟是仁慈的國家，爲待遞解者留下一條出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宣言，締約各國協議簽訂《聯合國反酷刑公約》。
《聯合國反酷刑公約》第1條對酷刑解釋如下：“爲本公約的目的，‘酷刑’是指爲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爲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爲對他加以處罰，或爲了恐吓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爲了基于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爲，而這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純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
美國認爲中國未能履行她已經批準的一些國際人權公約，包括聯合國反虐待公約；大陸公檢法普遍存在刑訊逼供， 待遞解者回到中國大陸，有可能受到酷刑虐待。
據此，某些刑事罪犯爲避免遞解惡夢，在民運敗類的指導下，向移民法庭請願，請求免除遞解和給予庇護身份。民運敗類心計極深，故意将在押犯的請求分成兩部分處理，先審理免除遞解部分，如果批準，幾個星期後再審理庇護請求；堪稱一魚數吃！
爲了最大限度地從在押犯身上榨取油水，民運敗類往往分幾步走——暫緩遞解，中止（免除）遞解，給予庇護。所謂“暫緩遞解”，從字面上看就隻能屬于臨時的過渡性命令——暫緩的期限再長，也總有到期的時候。暫緩期一滿，法官還是要作出最終裁決的；而按照慣例，法官一旦作出最終裁決，他以前發布的臨時過渡性命令就自動失效，故純屬多此一舉。
民運敗類老于此道，文書寫得道地週全，陳述及邏輯都十分嚴謹；在移民法庭進行的不公開聽證時，他們堅稱在押犯遣返中國後，必會受中國政府的迫害；故應當在反酷刑公約下給予保護，免除對在押犯的遞解。
美國法律條文的特點是：行文古典化，用字冷僻化，遣詞貴族化，還夾帶拉丁語；法官的判決裏也常出現拉丁語，而且這些拉丁語在一般的英語辭典裏還找不到譯文，使在押犯連理解判決都有困難，隻能乖乖地聽從民運敗類的擺布。
美國法律以判例法爲主，幾百年來的前例浩如煙海，繁若牛毛，法律知識生澀難懂，造成了無數的法盲；美國法律難學難懂難掌握，律師行當灸手可熱，于是市場上充斥着拿了律師執照混飯吃的黑心律師，他們與民運敗類狼狽爲奸。
移民案件不是刑事案，當事人不能享受公費律師的待遇。有錢的在押犯，民運敗類視爲至寶；窮光蛋根本無人理睬。
許多政治庇護的申請者都是目不識丁的粗人，對政治一竅不通；爲了賺錢，必須像輔導幼兒園孩子那樣，一句一句地教他們如何應對移民局的問話；對個别實在不開竅的榆木腦袋，隻得請翻譯幫忙，好歹蒙混過關。如此行爲，和民主運動何幹？
等而下之的，就是在民運敗類指揮下賺小錢的喽啰；早在1986年，台灣出錢讓中國民聯組織群衆抗議李先念訪美，華裔人數不足，就用韓裔、越裔濫竽充數，反正臉孔都差不多；在美國，打工很辛苦（特别是餐館工），而抗議活動包接包送，有吃有喝，不失爲一件美差；後來，江主席、胡主席等來美，中國領事館交派親北京團體花錢組織歡迎隊伍，手法亦然；以緻若幹呆在家裏坐領社會福利金、殘疾金的殘疾僑胞、智障僑胞，也在家人陪護下，加入隊列；更絕的是，一些老油子今天參加歡迎隊伍，明天參加抗議隊伍，搖旗呐喊，兩邊拿錢，真是饑不擇食“拉郎配”！令觀者啼笑皆非。
局外人以爲歡迎或抗議北京要人來訪是政治行爲，殊不知隻是一台戲！
民運敗類缺乏做人的起碼底線；2001年，在王若望葬禮上，身爲中國民聯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女眷與“中國人權”負責人鮑戈及其女眷，大打出手，有違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死者爲大的傳統道德；令人齒冷！
筆者當場直言不諱地批評這幫醜類：“你們是中共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正是因爲你們幹的這些拆濫污（上海話）的事情，鄙人乞告中共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