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共从十年对抗到合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的对抗，进入了国共联合抗日的阶段。在从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对抗一直到“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间的九、十年中，两党在对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挑衅、占领、蚕食各自作了什么呢？

1927年国共分裂时，国民党几乎把南方的共产党组织全部破坏了。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只顾收罗所掌握的很小一部分军事力量，组织暴动，加上在农民中开展组织农民暴动来建立分散的一些军事割据。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从政治上击败桂系及其他派别后，继续北伐。在1928年5、六月间形势明朗，奉军面临失败，接着就退回关外，北伐胜利完成。就在北伐将要完成时，北伐军和济南的日本驻军在5月3日发生冲突。之前，在北伐军攻到山东时日本就已经从国内向济南等地增兵。当冲突发生后，日军极力扩大事态，残酷使用武力，不光杀害与日军交涉的济南地方官员，还大肆滥杀致使平民死伤数千人。

蒋介石所带领的北伐军在与日军冲突和交涉时采取了忍让的做法。5月10日，蒋介石日记在日记中记述：“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这也许是因为北伐是蒋介石的当务之急，如日记中，先对日本忍让，“决取不抵抗主义”，等北伐结束后再行交涉。

在国共分裂后和北伐结束后，不管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都列为非常次要的地位。共产党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的武装割据方面，跟各帝国主义势力的接触减少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忙于内部政治，军事势力间的战争和发展经济。除了日本在东北的暗中准备外，其他帝国主义一般都不失时机地加大在中国的经济活动。直到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已经在表面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包括东北也归顺了中央政府，虽然很快就被日本占领了去。九一八似乎没有对国民党的剿共这个基本要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是共产党军事割据日益扩大和稳固的当口。国民政府在对日关系上保持着忍让的姿态，以控制军事冲突规模，局部主权的退让，来求得不对日军产生大的刺激。同时，希望求得在与日本发生重大冲突之前先行剿灭共产党的军事格局。这就是“让外必先安内”。

共产党一向把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看作是相互勾结的同一个敌人。比如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和北伐时期，共产党就认为“五卅惨案”、“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都看作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对国民革命的破坏。同理，九一八事变也是帝国主义急于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为敌的公开军事挑衅，与国民党的镇压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次围剿的目的是一致的。正如中共在当时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表述的那样。此后共产党逐步向东北派出干部和小规模部队，数年后正式组成东北抗日联军。也有过失败的向北方的进军，比如“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那是部分红军从闽浙赣出发，逐步向北推进。直到中央苏区受到重大损失而被迫长征后，还继续从皖南北上，结果未能通过国军的封锁，几乎全军覆没。

在九一八后丢失了整个东北后之后的六年中，除了一二八淞沪之战，国民党面对日本的步步蚕食，只做过如长城抗战的较小规模的可控的军事抵抗，基本上是以妥协为主，同时对来自民间的抗日呼声是压制的。而共产党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则把日本的入侵和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看成是两个敌人的共同进攻。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的侵略，不光看作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共产党的敌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必须同时被打倒。从客观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把共产党当作头号敌人的，就连德日意签署的形成轴心国集团的条约也是叫作“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日本并没有说中国或者中国政府是它的敌人，它在中国进行的军事行动，都是为了在各个与日本利益相关的地区解决一个个分立“支那问题”。而国民党则把共产党和日本看成是两个不同的敌人。在公开的舆论上，共产党是匪患，当然是再明白不过的敌人了。对日本呢，至少在公开场合不称为敌人的。

为什么势单力薄的共产党要一下子树立两个敌人，而国民党从道理上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和力量，却只以共产党为敌，要绕开日本，先“安内”呢？

从共产党这边讲，国民党明摆着是敌人，自己一直在国军大军压境下躲在山区求生存。日本呢，作为一个日日觊觎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管是理论和教条上，还是它的实际作为来看，都是不可调和的敌人。但在九一八之后数年中，日军对红军根据地，特别是南方根据地几乎完全没有威胁，共产党也不怕惹恼日本人。此时不光大肆宣传抗日，还向东北派出干部和少量部队，组建抗日联军。到了后半段，红军在北方的根据地大致有所稳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更加明显，来自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共产党就在这样的政治时机，提出一致对外的主张，这与国民党的表现截然相反，所以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这种做法在军事上当然也有减小剿共的政治压力，但是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时国民党的剿共能力又大大不如1934年了，红军的生存力环境和军事力量却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从国民党这边讲，共产党已经成内患，不解决的话，往后定会有大麻烦。现在既然已经翻脸决裂了，相互又是血债累累，要用讲和的办法解决，不光要分出去一部分利益和权力，也不怎么利索，不如赶尽杀绝来得干净。成功的话，后患比较少。而日本虽然在步步紧逼，但是还没有全面发动战争的迹象，不如乘此实际，加紧剿共，希望能一举成功。然而，这就必须要稳住日本，不给它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理由。这就要忍让，要小步退缩。这种战略思路好像还是对的，也是符合蒋介石的立国的政治目的和道路的。所以“攘外必先安内”是有相当的支持率的。

但是要知道，日本人对中国动手的理由是用不着中国帮忙的，完全可以日本制造。结果，东北丢了。接下来其实很明确了，就是轮到华北了。然而，虽然国民党内部还有分歧，战略一旦确定，是不太容易改变的。而且，此时又出现了有利形势：共产党中央苏区被攻下来了。可是不到一年，共产党又在西北站住脚了。这实际是给蒋介石出了难题了，他所信任的中央军部队大多在南方，不能远离首都南京。剿共却换到北方了，那里的西北军不好使，加上那些军心不定的东北军，每打一仗就损失一、两个旅或者团。这种情况下，不光社会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不断，国民党内反蒋的声音也再次抬头了。蒋介石的选择是，亲自临近剿共前线，监督作战，要加快剿共步伐。这实际上是加大赌注。当他严厉训斥了张学良，要他全力剿共，严厉镇压搞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后，西安事变发生了。他为了剿共去的西安，却带着联共的承诺回的南京，只是免去了签订协议。在蒋介石看来，如果张学良不造反，配合一点的话，此次剿共有他亲自坐镇，定会成功。但是，这是假设不得的。如果假设，东北军或西北军在剿共前线造反的可能性倒也不能完全排除。

对于国共两党从决裂到在此合作期间这十年间两党对自己的政治军事路线，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解释，很可能内部还有另一套解释，在外人或者敌人来看，更会加以其他种解释，这一点不奇怪，全世界都如此。到现在，人们还在为这些理由和解释争论不休，甚至还有一些新发掘或者发明出来。在此挑几个新被炒热或者重被炒热的谈谈。

有相当一批人认为共产党主张抗日是想挑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继而乘人之危，打败国民党，夺取全中国政权。这种说法太经不起推敲了。如果这时个阳谋，那日本人和国民党都会知道，他们两个都讨厌共产党，难道他们会为了共产党而去相互打仗吗？如果这是个阴谋，那么共产党必须确定挑起了日本侵略之后的一连串的结果都是自己所希望的。如果国民党能把日本人打败了，那顺手就能把共产党给灭了。如果日本人胜了，共产党还能跟日本人争夺中国吗？只有国民党和日本人谁都打不胜谁，并且惨到连共产党也打不过了，才有共产党得天下的份。这在战争发展进程中实在太精确了，神仙都算计不到。至于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开始的“北上抗日”的口号，当然只是政治口号。虽然共产党之前就已经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也向东北派出过人员，也有小部分队伍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但是在长征途中，完全是自身难保，岌岌可危了。难以想象还会出此高深莫测的计谋。

有一种解释国民党在面对日本的蚕食还是作忍让的理由是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空前发展的阶段，即1927年到1937年间的“黄金十年”阶段。对日本的忍让是尽量利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有利于将来的抗日战争。本来，“攘外必先安内”，先“剿共”，后抗日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但面临的政治压力太大，指责太多。于是就到处找别的理由，黄金十年的讲法好像还拿得出手。当时，日本确实是经历了经济萧条，中国确实有显著的经济发展，可是日本的萧条并不会伤及它的筋骨。日本受到最大挫伤的产业是缫丝业和相关产业，占日本的工业比重也不小，可是就在同时，日本在中国投资建立的棉纺织和丝绸产业却大增。为此，中国得到了GDP，日本却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润。中国当时发展主要集中在手工业和一部分轻工业，其中有以面粉、纺织、火柴业为主，没有发展成能够支撑战争的工业体系。中国到1937年每年还只能生产4万多吨钢铁，而日本在这十年中钢铁产量是开始时的约两倍半，达到400多万吨。凭着火柴等等产业，要追上日本，不要说十年，三五十年都难。再说，十年时间还没过半，东北就丢了。不光中国丢了东北的工业和重工业资源，日本却得到了整个东北。一进一出，就是两个东北。从此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又一次明显超过中国，追赶日本实际是越追越远了。不要说接下来华北也难免要丢了。

此外还有个历史故事。张学良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后，宋美龄带去蒋介石的日记让他看了。他发现蒋介石原来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不愿意抗日，而是有他的抗日计划的。因此，张学良知道自己不该兵谏，决定随同蒋介石回南京请罪。虽然这个故事蕴含了很重要的内容和推演，但从逻辑上似乎很难推出满意的结论。首先，张学良一直没有清楚地讲过这个原本应当是他亲历的故事，当然，张学良的后半辈子总是吞吞吐吐，在此不论。蒋介石日记已经在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这些年有不少权威人士说去看过蒋介石日记，好像没有人说起过有重要的军事内容，没人说起过有什么当时要瞒着包括张学良等人的重大保密内容。蒋介石日记的篇幅一般都很短小，写在日记里的抗战决心应该只是些豪言壮语。蒋介石西安之行是要亲自坐镇督战，指挥张学良与陕北红军决一死战的。在与张学良为抗日之事激烈争论时，要是拿出自己日记里的话跟张学良说说，再叫他这个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千万保密，只要这一仗消灭红军，接下来就抗日。当面解释清楚应该能够达到看日记的效果吧。

即使这些全都合理，并且如这个故事中说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元老张钫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付？张扬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那样，还是很令人怀疑。一个能写在日记本里的抗日计划，应该不是什么真正的计划。因为关系到国家和军队的战略策划和实行计划，不光篇幅应该远远大于日记，要经幕僚机构成文，经军政、军令机构推出布置开始执行也要三五年吧。连张学良这个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都瞒着，到哪年才能开始实行。如果日记里有抗日的决心，恐怕也不必瞒着日本人。蒋介石想抗日，日本人是知道的，在九一八之前的1931年7月23日，“攘外必先安内”就已经“告全国同胞”了，攘外两个字都说了，还想瞒过日本人吗？一个关于两国交战的计划，不光在之后的八年中没见到有什么高招，直到现在都没见到。

2014-12

抗日的国共之争 (04 / 14 ) 国共从十年对抗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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