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感慨由来已久，但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语言虽说是表达思想的，但其丰富性远远地落在思想后面。把思想比作一个房间的话，语言只是一只书桌抽屉。一个人说出一段语言，并不保证另一个人也通过同样的词句，理解你的原意。不被理解，孤独和自言自语，是独立思考者的常态。
标题里所说的激进，不是指某一个人，一群人或一派人，而是指大众。可能涉及每一个人，所有人。而且，这里指的是中国。至于其余的国家，由于观察阅读得还不够，不敢妄下断论。
这种激进的大众思潮，近一两百年来，无论什么人当政，奉行哪一种主义，它都像牛鼻子上的那条绳索，牵着中国朝着苦难的方向走。只朝这一个方向，怎样奔突也找不到出口。与激进思潮相悖的其它各种思潮，哪怕再有闪光和智慧，都毫无例外地被大潮卷走，冲击得七零八落，无影无踪。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奇观，却一直未被人加以注意和研究。
如何用语言来描述我说的这个激进，确实有点难度。不过今天先开个头，慢慢与有同感的朋友们讨论切磋，假以时日，到了将来某一天，也许会有一定共识。
我想表达的激进，是一种希望快速变化，变得更正确，更先进，更高级，更美好的要求和冲动。而且，不容等待，必须越快越好，最好在一夜之间实现。用最少的功夫，最省的费用，不拖泥带水和婆婆妈妈，快刀斩乱麻。冲动仅仅限于少数人或部分人还不要紧，只要大多数人不跟着冲动，也无大碍。要命的是，在近两百年间，几乎没有一个时代，中国不被激进的冲动占上风和主导。这种趋势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依然如旧。这就是我在标题里说的，激进当道。一般来说，激进使用的手段都是强力直至暴力。
初听上去这很不错啊，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人类不就是追求正确，少犯错误，朝着美好的方向前进的吗？我希望也是这个逻辑，但事实证明相反。
先回顾一下历史。
回到中国尚处在半封闭状态的老大帝国清末。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另一个世界强行打开。这个世界对中国来说曾经是完全陌生的。从这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应对之策。近代思想家郑观应是其中之一。他的传世之作《盛世危言》，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版，封面题为：“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郑观应写这本书，花了二十多年。里面的主张，我以为，哪怕在今天实行也不过时。结果呢，一百多年过去，中国人早把他的主张丢得精光。三个对近代史最有影响的此书崇拜者，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虽受过作者的启示，却用激烈主张，把方向引到更加专制。
虽然看起来康有为搞的是君主立宪，可谓郑观应的徒弟，但实际上他要的是杀人政变，结果激化了矛盾，终于失败。孙中山显然换了一套，不惜用十大起义来达到目的，可惜不是民主政治的目的，仅仅是改换朝代和自己当政。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他用暴力革命夺取了中国政权，但书里提到的要求基本上一样都没有实行过。这证明了激进思潮是如何战胜渐进的，至少在这三个人身上表现如此。他们的政见流传至今，比郑观应的影响力大不知多少倍。
激进思潮在甲午事变，庚子事变，直至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八一三事变，都得到充分显现。总之，在中外冲突中，主战的一方总是占上风，而主张暂缓一步，见机而行的人，一律落荒而逃。事实证明，在不该尽早投入战争的时候，仓促开战，只不过给了敌人更好的借口和机会。而自己不是完败就是惨胜，完全不占便宜。在这方面，独立作者的历史记载有很多，千万不要只读两党文宣。
这里主要提一下被视为抗战英明领袖的蒋介石。有最新资料披露，蒋在对日本控制的辽东半岛问题上，表现得过于激进。当年的辽东半岛，有如1949后的香港。历史积案的处理方法可有不同选择，但要看准时机。蒋却选择了快速解决，刺激了关东军的侵华野心。在放弃东北以后，又患得患失发动八一三上海事变，以挽回他的声誉。事变后，日本内阁的主战派立刻接掌权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俄国人同样有与日本的领土争端，可是却一直在等待机会，并不断挑动中日开战，把战火引向东方。直到抗战晚期，他再出兵渔翁得利。比较起来，中国人激动有余，理性不足。为什么我们想不到让日俄相争，而本国从中得利呢？当然这都是后话。只想说明，在历史紧要关头，激进总是最大程度地获取民心。民众如此，为取得民众拥戴的领袖自然也不得不如此，或投其所好，沽名钓利。
中共建政本身就是激进思潮的产物，建政之后更加激进。在今天看来，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却要用武力夺权来建设社会主义，激进得不可思议。而这种变态激进，却得到了当时从精英到草根的大部认同。中共党内有开明人士认为，该党的历史错误主要是左倾。但每当到了清算左倾的历史关头，政治运动都把方向推向更左。比如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六六年的文革。燃烧到全国的文革同大跃进一样，使中国人激动和亢奋，似乎十分对胃口。文革失败以后，应该有反思了吧？没有。自那以来没有过一次党代大会把清左列为议题，对文革教训的总结只触及皮毛，不了了之。接着而来的，却是一次次在经济上的激进，不惜任何代价发财致富。结果是杀鸡取卵，到现在连多下一个蛋都困难了。
六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考验中国人的理性是否合格。结果不合格。八十年代在中国觉醒的自由民主要求顺应潮流，极其自然。可是这个思潮很快就化为激进。在广场上，本地和外地来的青年学生，用高声呼喊投票，几次否决了战略撤退。似乎认为，中国的民主未来可以一蹴而成，一场民主革命就可以永久改变一个古老国家的千年面貌。他们把机会拱手送给了投机家。这与“戊戌变法”的失败如出一辙，一百年没有进步。
前不久，在万维博客上有一次芹泥领衔的讨论，对比胡适和鲁迅两人的思想贡献。这次讨论还原的史实，更加印证了我的感慨。胡和鲁两人，一个是温和的，一个是激进的，中国人却给了他们完全不同的评价和机会。温和的是“走狗”，而激进的是“旗手”。比如在“帝国主义”定义上，中国人完全不认同胡适的“帝国主义无须有”论，而哄抬“帝国主义害中国”论，直到至今。假设胡适还在世，继续重复一遍“哪有什么帝国主义”，一定会被网上的一片骂声淹没。
帝国主义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人列宁杜撰的概念，事实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比如对内垄断和对外扩张两个特征，硬要去凑，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也许够格，但也不完全。况且已经失败了。今天中国人仍把英美称为帝国主义，理由是干涉国际事务。但那同扩张占据殖民地本质上毫无共同之处。这么浅陋的认识却这么强势，只由于激进。因为不同意的立马被打成“汉奸、走狗”。习近平很快要去访美，这种激进会对他形成极大压力。谈妥协议吗？那就成了“儿皇帝”，制造争端吗？何必多此一举。为了取悦大众，他或将不得不冒险激进，使访问白费蜡，无功而返。
性格决定命运，几百年间快速地原地兜圈，也许是中国人激进当道的最好结果。坏一点的就不说了，已经有人说过，“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201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