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欢迎，党内对此怀疑和抵触，毛泽东南巡进行动员。刘少奇等人主张通过政策调整缓解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则强调首先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并借助党外力量。南巡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整风运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最有代表性的论述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124~125页；章立凡《风雨沉舟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第45页。最近李锐发表了《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曾设想并发动过一次党内整风运动，后来他感到“情况异常”，才转向反右。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十分明显。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当时毛泽东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文旨在说明1957年整风运动的缘起。
一、整风倡议：毛泽东试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源自于国外反动势力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以及国内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1956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页）。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8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内部参考》第119期，1956年5月30日，第557页；《内部参考》第1923期，1956年7月3日，第19~20页；《内部参考》第1990期，1956年9月13日，第320~323页；《内部参考》第1995期，1956年9月17日，第450~452页）。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也曾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是他认为与苏共相比，中共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不过，波匈事件发生后，他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2~613页）。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文件”，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公报的用词是“毛泽东同志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6日）。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1页）。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新的学习运动”（云南省档案馆：7-1-867，第28~33页）。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作出决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3个月后再次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张时，把启动日期推迟了半年。
在对执政党工作作风表示担心的同时，作为波匈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毛泽东也在密切注意社会上的思想动态。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毛泽东确实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原记录稿见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69，第1~4页）。
鉴于这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在考虑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发动反右运动了。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与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二、整风动员：根本对立的党内外反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他说，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记录稿）》（1957年3月10日））。
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他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合作化的评价问题、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问题。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就必须予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这两个方针自1956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疑虑，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2月27日））。后来北京市委在一个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245~251页）。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他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说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泽东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他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日））。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党内整风的动员。
会后4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毛泽东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决定再讲一次。于是，又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这次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比例达全体与会者的1/5。（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30~631页）。会议的议题是传达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连续召集了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边听汇报，一边谈意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毛泽东同文艺界的谈话（记录稿）》（1957年3月8日））。显然，毛泽东不断地开会、讲话，就是要统一党内的思想。3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讲了7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会上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总结。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有益处的，开得很好。他说：我们有两种会，一是党内的会议，一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这次会议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来开，是第三种会，是好的形式（《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2日））。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说法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或许是受到与党外人士轻松谈话时的乐观情绪影响，或许是受到党内外联合召开会议的新形式的启发，这时毛泽东感到共产党整风需要来自党外的帮助和推动。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听到毛泽东讲话，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反应热烈。徐铸成回忆了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讲话录音后的感受：“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徐铸成：《亲历一九五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第262~263页。不过，徐说在录音中听到刘少奇插话，这里有误。刘少奇没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因此毛讲话时，刘不在场。）章伯均听了毛的讲话后也是“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章诒和：《最后的贵族》，HongKong：OxfordUniversityPress，2004，第12、42页）。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94年，第158页。）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下去之后，反响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三次会议，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召开会议。与会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反应极为热烈。大家众口一词，表示拥护毛的讲话（详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30~49页）。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陈垣说，毛泽东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反求诸己”，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王蒙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号，第22~24页）。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上述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其中多数人在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此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预设圈套？这里不妨再听听当事人的感受。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转引自谢泳《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62~263页。）当然，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人们的感觉，而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此时提出整风的目的何在，是要打击党内的有害作风和腐败现象，还是要批判党外的错误或反动言论？从毛泽东当时（而不是修改后发表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看，答案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失去人们的支持，所以整风的矛头也是对准党内的。因此，应该说毛泽东这时是真心要借助党外人士的力量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主张在党内遇到了重重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