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傅斯年和陈寅恪是令人钦佩的两位，他们都有精深的学术造诣，以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向为后人推崇。而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但傅斯年最令我佩服的不仅是其学术贡献，而是其对毛泽东的认识，傅斯年是一个少见的对毛泽东其人的认识极为深刻的人。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员应XX党邀请访问延安，在延安访问期间，与毛交谈并在城内参观，近距离观察了XX党极权体制的实际操作和毛的帝王之志。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主客交谈之间，毛表现出对古典低俗小说极为熟悉，这有利于他了解社会底层人群心态，因此煽动人群能得心应手。傅斯年亲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记小朝廷已经坐大，深知其势力越强，占地越广，则危害中国越烈，预感抗战虽然胜利，国事仍不乐观。
在访问延安的五名代表中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 有“大炮”之称呼的傅斯年如果留在大陆的话，不是锈死、烂掉，也该是门哑炮了。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XX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XX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XX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XX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
傅斯年“五四”时年轻激进，曾是组织反北洋政府游行的学生首领。一九一九年他曾写文章《社会革命 – 俄国式的革命》推崇苏俄，也曾说“俄国革命是全世界发展的模式。但是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到欧洲留学，亲身了解英德两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看到苏俄共产主义的弊端，思想向温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变。一九二六年他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XX党的温床。苏俄派至中国的代表鲍罗廷肆意插手中国内政，张太雷、瞿秋白虽然在XX党党内是参与决策的首领，在鲍面前却只是上命下传的翻译。傅斯年因此怀疑XX党能否维护中国主权不受苏俄控制。 一九二七年XX党以“农民运动”为名，依靠乡村的痞子，胁迫朴实农民对地主乡绅实行烧杀抢，公开处决湖南大儒兼乡绅叶德辉等，摧毁农村文化的载体，斩断维系农村道德秩序和风化的社会纤维。“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对地主乡绅施暴以后背负血债，在本乡本地无法存身，只能投靠红军，成为XX党主要兵源。国民党因此与XX党决裂，实施“清党”，傅斯年在广州支持清党决定。 傅斯年在理论层面也对XX党的运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阶级斗争”不过是XX党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XX党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
一， 中国人恨西方人；
二， 穷人恨富人 （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赞同XX党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
六， 农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长辈。
傅斯年留学时曾研习心理学，他认为，许多人在潜意识中很容易接受把这些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的理论，XX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投其所好，提供了发泄嫉恨的通道。1949年以后在大陆出生和或生活过的有独立思考的人，从历次整肃运动中逐渐发觉毛是调动人性阴暗面，制造人际仇恨为己所用的大师，而傅斯年早于一九三○年代已经洞烛其奸。除了从实际中观察XX党以外，傅斯年也注意XX党享以宣传鼓动的理论。 傅斯年政治上坚决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语所厉行学术独立于政治，不干预所内青年们的党派认同。受过傅斯年恩泽的学子中有心仪XX党的尹达，后来投奔延安，成为毛的历史官员；有不谙政治的周一良，红潮席卷大陆时误信毛的蛊惑而上贼船；但也有许多人因自己头脑清醒或者受傅斯年人格的感召而随史语所迁台，在以后六十年中艰苦耕耘人文园地，不但维护史语所的世界声誉于不坠，而且成就了自己个人的学术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