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经院哲学时期，达米安（Peturs Damiani，1007-1072年）有一句名言：“哲学应当像婢女服侍主人那样为神圣的经典服务。”这句话后来被演绎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诚然，哲学本应是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一门科学，是对普遍而基本的问题的研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理性主义抬头，哲学渐渐失去了自身的功用，人本主义的哲学观念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人生是历史的缩影，是一部拥有无数角色的戏剧的片断。种种失意与缺陷，惬意与嬉笑，宠辱与得失……或可改变，或不可改变。因此，出现了“哲学”。哲学似乎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人类学会坦然与释然。在此意义上，哲学成为一种慰藉。
塞内加（Seneca，古罗马时代著名哲学家）有一篇名为《慰藉》的作品。书中之人身为罗马宫廷的宠臣，以弄权和奢华著称，颇招时人及后世訾议。不过，此人到底是一个智者，仍能清醒地视大富大贵为身外之物，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命运女神。我把她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让她可以随时拿回去，而不干扰我。我同它们之间保持很宽的距离，这样，她只是把它们取走，而不是从我身上强行剥走。”
塞内加的看法是：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否则，伤害最重。哲学的作用就在于：第一，使人认识到任何一种坏事都可能发生，从而未雨绸缪。第二，帮助人理解已经发生的坏事，认识到未必那么坏，还有变好的可能。他有一精辟之言：“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
叔本华（Schopenhauer）有类似的认识：倘若一个人着眼于整体，而非一己的命运，他的行为就会更像是智者，而非受难者了。
哲人之为哲人，就在于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因而能够站在制高点，与大多数困境拉开距离，达成和解。塞内加是说到做到的。他流放到荒凉的科西嘉后，始终泰然自若。最后，暴君尼禄上台，命他自杀，同伴们一片哭声，他却从容问道：“你们的哲学哪里去了？”
法国的蒙田（Montaigne）更为人熟知，他说过：“国王与哲学家皆拉屎，贵妇人亦然……登上至高无上的御座，仍只能用屁股坐。”很显然，在蒙田眼里：性事、排泄等等人所讳言的，恰好是最正常的现象，对此应有最平常的心态，一切隐私都可以还原成普遍的人性现象，一切个人经历都可以转化成心灵的财富。
在当今崇拜财富的时代，还应该关注伊壁鸠鲁（Epicurus）。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及其弟子，把“快乐”视为人生最高价值，他的哲学因此被冠以“享乐主义”，他本人则成了酒色之徒的祖师爷。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他的哲学的核心思想，恰恰是主张：真正的快乐对于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无非是食、住、衣的基本条件。超出了一定限度，财富的增加便不再能增加快乐了。奢侈对于快乐并无实质的贡献，往往还导致痛苦。
继承了伊壁鸠鲁基本思想的后世哲学家，如：英国功利主义者，全都认为快乐更依赖于精神而非物质。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深奥，任何人都可以凭自身的体验予以证明──沉湎于物质快乐而非精神快乐，拥有的只是空虚。
哲学不是历史的负担，反而成就了历史的辉煌。然而，当人类历史竭力从原始迷信，过渡到人文英雄，再迈向了理性辩证的时代，哲学也伴随着它，从只可远观，到“被人亵玩”。
哲学曾经那么不可一世，高举人文与理性至高的火炬，引发了科技的革命与社会的更新。但当理性主义旺盛到消灭信仰、消灭道德之日，实际上也就是哲学死亡之始。
人类的理智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使世界的战争成为真实的恶梦。有人哀叹：曾经令人类历史所矜夸的哲学死掉了！
这不是诅咒，也不是仅仅表达情绪，而是一种真实的判断——
不知道康德（Immanuel Kant）所眷念的“道德律”，今天仍与人类头顶的星空相映成辉否？
不知道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向往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中，对人类命运不同侧面的深切关怀，还存在于今天的东、西方世界否？
不知道近代以来，处于“文化中心论”华盖之下的西方人──自称优胜劣汰的“理性动物”，又怎样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无数亡灵？
不知道贵胄满座的“财富论坛”圆桌上，有没有凯文?卡特（Kevin Carter）那张“饥饿的苏丹女孩”照片（此照片纪实地反映了非洲的饥荒与贫困，于1994年获普立兹新闻特写摄影奖）？
图片：《饥饿的苏丹女孩》又名《欺凌的苏丹》（英文：The Starving Sudan ）是凯文·卡特赢得九四年普立兹新闻特写摄影奖的作品。
20世纪是一个特别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人类经历的苦难达到了人类历史之最：最大规模的战争、最多的“革命斗争”、最恶劣的人性侮蔑、最无耻的道德沦丧、最肆无忌惮的生态破坏，最纷繁庞杂的异端学说……所有这一切都与哲学的兴衰密切相关，且将这一切全都带进了新的21世纪。
哲学死亡，是指人类对自己所面临的境遇，已全然丧失了变革的、思考的力量与决心。
这“哲学死亡（或是垂死）”的吶喊，是为了迎接人类新思考，而清理出平台并积蓄出勇气。但人类有这样的勇气，却还没有这样的智慧。
老子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在新世纪的初始，人类一如往昔、没有识透自己，所以不断重蹈覆辙！人类试图进行一场新的“反哲学”革命，以多元论的逻辑取代陈旧的二元论逻辑，用自以为“全面的兼容”，取代“片面的偏激理念”，正如当年的“启蒙运动”颠覆“经院学风”一样，迫不及待！
然而全人类普遍的福祉，决非一群人能够承担、提供。当年哲学高举人文与理性的快刀，毅然将上帝“斩首”，摧毁了千年以来人类信仰和道德的根基，使人类在“回光返照”的假亢奋中，丧失了继续关心人类命运的智慧力量与道德情操。
而今，当人类察觉到了哲学的渺茫与无助时，却又在新世纪的曙光中陷入了道德的真空。 “解构主义”的“去除中心”，使传统的哲学成为文物，使“多元多极”与“没有绝对标准”成为标准，使“寻求定义与真理”成为虚无与徒劳。在这样的“容忍与宽大的襟怀”里，人类将如毒药般损害自身的邪恶力量，一饮而尽。
神学家艾伦（Diogenes Allen）认为：“现代世界的根基正在崩塌，我们正进入后现代的世界。启蒙时代所堆积的原则，也是形成现代精神的基础，如今却正在崩溃。”
这个许多人所弄潮的“后现代”社会，否定了哲学，否定了一切，但同时也肯定了一切，网罗了一切。否定一切、将“上帝”推开，是因为没有永恒与绝对；肯定一切，又将“上帝”埋没，是因为只有现实与相对！
人类一边将上帝抛弃，一边将一切变成上帝。人类品尝的是自己的苦果。
尼采在精神错乱中死去，上帝却从没有“死去”，他仍站在高处，看着人们在迷梦中寻找、抛弃、拣拾……
图片：电影《上帝未死》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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