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三届”和“老五届”的文革回忆
笔者关注文革历史资料的收藏和研究，包括参与建立和运营《华夏文摘》的“网上文革博物馆”网站将近有二十年时间了。这过程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大体上说，二十年前，对我们的博物馆热烈支持、向我们提供资料、投送稿件的人多是文革开始时在校的中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三届”。他们的回忆、争论集中在以下几个话题：早期红卫兵和他们的暴力行动，“对联”、血统论及中学里的派别斗争，当然还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最初的时候，电脑网络的中文交流还在起步阶段，当年有的“老三届”网友没有中文书写软件，或者不会中文输入，但是挡不住他们倾诉自己文革经历的强烈愿望，常常把手写的稿件邮寄给我们，再由义工将它们输入为电子文本发到网上传布，他们当年的执着可见一斑。相形之下，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大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五届”的，他们的回忆和讨论，不免显得有点冷清。
“老五届”对于文革历史的回忆和反思落后于“老三届”的弟妹们，在笔者看来，同他们在文革后期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境遇有关——他们中许多人虽然和中学生一样，毕业后也有一段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还发生过在广东牛田洋劳动的众多大学生死于台风海潮的大事件，但那是作为“国家干部”的劳动锻炼，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和明确的期限，而不像中学生那样只看得到“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前景。所以到文革宣布结束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已经在厂矿企业或机关从事或多或少的专业工作，也有了家庭，不像中学生那样还要为返城抗争以及回城后面临成家立业等困境。在此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老五届”人在社会上已经占有了大致稳定的地位，不必像许多“老三届”人那样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为免于贫困和下岗而挣扎。艰难困苦，使得“老三届”人难于和过去年代告别，反而更加急切地要向人们诉说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坎坷人生和思考。玉汝于成，也造就了他们中不少著名的作家和反映那段历史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相比之下，平稳的生活加上当局不鼓励反思文革的大环境使“老五届”人缺少了回到过去的动力，忙碌的工作也使他们无暇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更重要的是，“老五届”中有一个群体在文革后的遭遇同“老三届”中的相应群体有天壤之别，这就是当年大学里的学生领袖，他们本来是最有“故事”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文革后作为“三种人”重则判刑，轻则禁言。而“老三届”里的学生领袖，则完全没有受到政治惩罚，有的甚至被重用，培养成接班人。大学里的学生领袖被迫沉默，使得“老五届”人在早期的文革回忆活动中失去了主力和带头人。
这种情形，到最近十来年，有了大的改观——入狱的刑期已满，禁言的威慑渐消，北京和外省的许多高等院校文革中的学生领袖以及积极分子，逐渐加入到回忆和反思文革的活动中来。与此同时，广大的平稳度过后文革时代的“老五届”人则逐渐进入退休年龄，也有了空闲的时间，来回首似烟非烟的往事。不管属于那一类人，当他们在晚年回顾逝去的岁月年华的时候，无不痛心于自己在青年时代不幸躬逢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个人的人生道路毫无例外地因此而改变：读书时学业中断，运动中被利用后遭抛弃，毕业后成为“臭老九”备受歧视，专业知识无用武之地，个人抱负难以伸展，……。总之，他们后来的种种遭遇都和文革脱不了干系。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经历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变局，固然是人生不堪回首之不幸，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作为后世人镜鉴的精神财富。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记录下来，使之成为整个民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传诸后世，对于今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子孙后代的这种责任感促使他们纷纷撰写回忆录，或在境外发行，或在网上交流。近年兴起的校友聚会活动以及网络通信的普及，也为激活往事的回忆、促进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最近几年里，“老五届”人在网络和传统的书刊中发表的各种反思和回忆，在数量和质量上同“老三届”人相比，已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些纸媒或网络的出版物现在已经难以一一列举，依笔者挂一漏万的观察，仅北京高校学生领袖的长篇个人回忆录，就有清华大学蒯大富的《清华文革五十天》、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叶志江的《走出文革》；有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以许爱晶的笔名）所撰《清华蒯大富》，戴维堤的个人回忆《逝者如斯》；有北京地质学院的聂树人的《“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等系列回忆录。外省学生领袖的回忆录有重庆大学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有合肥工业大学梁守福的《乱流浮沉半生缘》，哈尔滨师范学院范正美的《秋梦追思》等等。集体的文革回忆资料汇编则有北京大学的《燕园风云录》、《告别未名湖》和清华大学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等。至于网络上的篇幅较短的个人回忆和评论，更加不计其数。
二，科大学生的文革回忆
在这众多的个人回忆录中，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友，我特别注意该校学生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几篇回忆。在１９６８年军宣队、工宣队开进校园到１９７１年林彪出逃事件之间，高等学校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三项大的运动，就笔者对各校师生回忆的阅读所及，似乎“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两项运动对高校的师生为害最烈。“一打三反”运动相对而言在学校里涉及面较小，然而这几篇科大学生的回忆却改变了我的印象。这些回忆包括：
（１）朱柏生：“不堪回首的安徽”，（载本刊zk１４１２a），
（２）周景生：“我亲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载本刊zk１２０５a），
（３）梁伟清：“《湖殇》——白湖蒙难四十四年祭”（载本刊zk１２０５a），
（４）孙进和：“致聚会同学——回忆‘一打三反’”（载本刊zk１５０３a），
（５）忻鼎亮：“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连载于本刊zk１５０３a及以后几期）
他们的回忆基本上都讲了同一件事：中国科技大学在１９７０年南迁到安徽省以后，在当地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所主导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不堪回首的遭遇。
其中忻鼎亮所写的《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以下简称“风雨中”）又是引起笔者最多思考的一篇。忻鼎亮是我的大学校友，而且同系，比我晚两年入学。已经不记得最初如何相识的，说明时间很久远，至少是在文革初期就认识了。但是因为不同年级，我要比他早毕业两年。这两年对于科大学生来说差别很大：我毕业时学校还在北京玉泉路的旧校址，而他毕业时学校已经搬迁到了安徽。而“风雨中”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他和同学、教师们随学校搬到安徽以及后来的遭遇，这恰好是笔者所知不详的一段历史。他和其他同学们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回忆让我产生一种“假如当时我没有离校”的不寒而栗的后怕，并从科大师生的遭遇联想到安徽省文革历史中两个闻名全国的案例：一个是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１９６８年自杀身亡后，剧团的军代表竟然要求医生对严开膛剖肚寻找“特务”作案工具；另一个是固镇县的基层干部方忠谋在１９７０年——正是“一打三反”如火如荼的年份——遭到自己的丈夫和中学生儿子举报，在两个月之内以反革命罪处死。这些案例，加上忻鼎亮及其他同学对于“一打三反”运动的回忆，使得安徽省的文革运动呈现出特别恐怖狰狞的面貌。人们不禁会发生联想：安徽省文革运动的残酷性同这段时间的安徽主政者——李德生——从一个军长急剧升迁到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是否有着某种联系？
笔者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随笔式的感言，还因为在阅读“风雨中”的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此文在回忆和反思方面具有同类文章中不多见的特点。举例来说，作者在回忆自己在运动中被整的时候，没有把整人者作妖魔化处理，而是描写了制度造成的精神恐怖和整人机器的纯熟技巧，另一方面，作者对自己被整的过程中如何屈从、投降也毫不讳言，坦诚地展示了自己难堪、尴尬的负面形象。这样的秉笔直书对中国政治中整人运动的机制、危害性和制度性原因所作的深入挖掘和分析，相信对政治学者、历史学者都有不可多得的启示作用。可以说，“风雨中”无论在回忆的真诚、反思的深刻方面都不亚于前面所列举的那些文革“名人”回忆录中的佳作，如果不是质量更高的话。
以下，笔者想跟大家分享阅读此文引发的万千思绪中感受最深的两点。
三，文革中思想变异的脉络
忻鼎亮的“风雨中”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其中详细地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思想变异的脉络。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大部分是对运动中一些事件的回忆和辩论，尤其是北京高校学生领袖的回忆录，对于高层领导以及重大事件常有详细回忆和披露，从研究运动过程的角度来看具有颇高的价值，但是这也使得有些回忆录不免像是文革“大事记”，而对于这些学生在运动中思想活动的叙述则显得较为单薄。忻鼎亮的“风雨中”的特点之一，是对于自己在文革进程中的思想变异作了详细的回顾——
他在文革前同绝大多数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样，对毛泽东有高度的崇拜。在文革初期，由于他的独立思考倾向同政治指导员有一些小的抵牾，加上一时的冲动，起而造反，恰好同毛泽东在发动群众时采取的策略相呼应，因而有一段时间显得站对了队，于是误以为“自己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并且“总觉得毛主席会支持我的想法”。
然而，“毛主席６７年秋后一系列指示发表，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是错的”。在忻鼎亮的自以为是的“毛泽东思想”里，哪些是“错的”呢？他和他的战友们原先以为“走资派就是因为脱离群众地位改变后变坏的”，从而“坚定地认为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最容易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并误认为这是理解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义。”然而，到１９６７年秋季，他们从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中体会到，“毛泽东及其文革追随者的意思是：这些‘走资派’并不是因为地位改变而变坏的，而是原来就是混入党内的坏人，所以受到严厉惩治的不是建国后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而是当年国共斗争中有过污点的‘叛徒’、‘特务’，而只要忠于毛主席，不管如何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甚至镇压群众，都无关紧要，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准炮打！这和我信奉的‘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尤其使他们不能理解的是１９６８年春季发表的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新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他们的疑问是：“怎么能说文革是两党斗争的继续呢？莫非刘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国民党？或者说是受蒋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么解释？苏联变修也是受了沙皇势力的影响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与我以前对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
今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和中期出于不同时期的策略需要而偷换文革宗旨的一种手法——文革初期，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里宣告“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反修防修”的口号把“做官当老爷”的干部阶层端出来让群众揭发批判，同时也部分解除了国人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后形成的怕运动整到自己头上的后顾之忧。同时，正如“风雨中”所说，“十六条”的第五条讲党的阶级路线，一反共产党执政以来的习惯做法，完全没有家庭出身、“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类词语，而只讲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右派。这就在缺乏经验的青年学生面前展现了一种只要积极投入，人人都能当左派的虚幻前景，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的目的。而到了１９６７年夏天，“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已使刘少奇成为过街老鼠和砧上鱼肉，群众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武汉“七二零”事件也使毛泽东亲身感受到了军政干部对他的强烈不满。于是在秋季后，毛泽东一方面抛出王、关、戚等“小爬虫”作替罪羊，一方面悄悄更换文革的内涵，在１９６８年春季把它抛出来，将文革重新定义为是国共斗争的继续，既可安抚和回收那些跟着他向国民党夺权的老干部的人心，也是为他最终抛弃造反派、把斗争矛头重新转向群众埋下伏笔，成为此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几项运动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７年秋季，再到１９６８春季的两年时间里，如此玩弄文革的定义，也许只是他在一生政治博弈中不动声色的一步平常棋。可是忻鼎亮和他的同伴却发现了１９６７年秋后的毛泽东思想同１９６６年的毛泽东思想的“大相径庭”和“对立”，在他们有点“一根筋”的头脑中引起了一场十二级风暴：“我感到极其灰心，而且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最崇拜的领袖居然在使诈，为了打到政敌竟欺骗全体国民发起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造神整人运动！我当时的情绪就像祥林嫂用斧头砍庙门的门槛一样，对毛泽东从崇拜到失望转至反感”。也就是说，他们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产生了怀疑！笔者回忆当年读到毛泽东将文革归结为国共斗争继续的“最新指示”时，也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１９６６年的毛泽东文革理论，是整共产党内的走资派，用林彪的别扭而又一针见血的话概括，就是“革从前革过的命的命”，这样的“理论创新”确实使得许多觉得自己没赶上革命年代的青少年热血沸腾。可是１９６８年的毛泽东却把文革重新回归到国共斗争，那不就是“从前革过的命”吗？那还要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呢？正如忻鼎亮所说，毛的急转弯“促使自己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支柱信念轰然倒塌。”
毛泽东把发动文革视作自己一生两大功业之一。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为了挽救文革在人们心目中每况愈下的地位，他知道不能单靠“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这样强词夺理的口号。于是公开发表自己在文革前的一些内部批示，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请注意，这些话又否定了文革就是国共斗争继续的说法，重新肯定走资派是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目的是把丢失的人心收拾回来。但是，１９６６年时受他文革学说感召的人们已经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中遭到了几乎灭顶的灾难，新发表的“最高指示”尽管言辞上比１９６６年的理论说得更凶狠，但是除了报刊电台的鼓吹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同１９６６年那种万众欢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曾借用罗隐在《筹笔驿》中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无奈，却不知道检讨，以“英雄”自况的他之所以“不自由”，就是因为在“时来”的早些年里文革的宗旨变换得太“自由”了，致使人们头脑里的信念崩塌，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少。
近些年来，崇拜毛泽东和怀念文革的思潮在中国官民中颇有市场，它与中国的社会现状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不拟作详细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毛派”人士在重新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常常引用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关于斗争“走资派”的言论和临终前不到一年时间内发表的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语录作为理由，说明毛泽东的“英明远见”和为底层群众争取权利的“伟大胸怀”。他们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从１９６８年各地革命会员会建立一直到１９７５年末“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发起了多次运动，包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等，这些运动的打击对象，除了他在高层的政敌——林彪军人集团以外，大部分都是原本就处于底层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统计资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上述运动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远超过文革初期的“走资派”死亡人数。也就是说，文革十年中有七八年的时间，毛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而是同“国民党”的斗争。
对于“伟大领袖”的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说辞，忻鼎亮等人本来可以像别人一样，闭上眼睛，停止思考，继续“紧跟伟大领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毕竟，掌权者在历次运动中像“变脸”一样变换各种口号，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常态”，大多数惯看“秋月春风”的人们，遇到自己思想跟不上反复无常的口号时，学会了用“辩证法”——其实就是见风使舵——来说服自己和别人，从而成为始终紧跟形势、总是“站对队”的政治不倒翁。可是总有少数人对朝秦暮楚的政治口号敏感而较真，在多数人的眼里就成了“僵化和不懂辩证法”的人。忻鼎亮和他的同伴们正是这样一群不愿扭曲自己的“引而上学”之徒。在这样的思想方法指导下，他们同当时造反派的主流渐行渐远，开始了“认真读书生涯”。读书和讨论的结果是“无法在异端的思想道路上踩住刹车”，导致了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灭顶之灾。
像忻鼎亮这样对自己的思想演变有如此详细、清晰的回顾，在笔者阅读过的个人文革回忆中，是少见的。他的叙述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文革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为什么在１９６６年的时候得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万众一心的拥护？可是到了１９７６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他本人和他领导下的中国，被示威者影射为“秦皇的封建社会”，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许多论者和个人的回忆都把这种变化集中在一个关节点：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固然，林彪的出逃是对毛泽东的政治信誉和威望的沉重打击，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清楚，以至于事发之后大病一场，文革也从此一蹶不振，只是拖时间而已。但是忻鼎亮的自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文革从轰轰烈烈的开场到冷冷清清的收场，演变在九·一三之前即已开始，毛泽东的每一个出尔反尔的最高指示看似任性自如，人们都“热烈欢呼”如仪，实际上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使得一部分拥护者成为怀疑者，只是在当时“道路以目”的社会氛围下，这种怀疑只能深藏在个人的心底，缺乏交流，只有像忻鼎亮这样的少数人才达到透彻的认识，而九·一三这样的突变事件则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已经日渐侵蚀的毛泽东神坛大面积崩塌，让那些怀疑者冲破自设的精神牢笼成了异端者。这种人心的变化在文革过程中是如何积累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人心是如何一步步流失的？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迄今还没有得到文革史家像研究九·一三事件一样的关注和投入。
四，思想型“红卫兵”
忻鼎亮回忆录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所谓“思想型红卫兵”的文革历程的一个完整案例。严格地说，忻鼎亮和同伴们只是成立过一个《齐卫东》战斗队，参加了本校的《东方红公社》，并没有正式成为红卫兵，这里把他归入“红卫兵”只是在广义上用来指当年的青年学生，而且属于一群没有多少名气的青年学生。红卫兵中的名人之所以有名气，都是因为他们领导过人数众多的团体和影响深远的活动，在大事件中出过风头，如北京大学生中的“五大领袖”，可以把他们归属于“行动型红卫兵”。这些长于行动的名人常常缺乏思想的深度，他们中同时又敏于思考者不多，大学生中的朱成昭庶几近之，中学生中杨曦光（杨小凯）可能算是唯一的一个有名气的“思想型红卫兵”。回顾整个文革过程，正如忻鼎亮在文章的标题里所说的，“思想型红卫兵”常常落个“思想犯”的下场，因为他们就是前边说过的那种“不懂辩证法”的人，这个事实也告诉人们，文革并不是一个有些人所说的那种有思想自由的时期，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全面专政”的时代。
“思想型红卫兵”名气不大，但是他们的影响有时却未必小于那些行动型的领袖人物。忻鼎亮就是这样一个不是学生领袖、却对文革进程和思想潮流有不小影响的“思想型红卫兵”，他们的影响不是表现在“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而是表现在以透彻的说理传布自己的信念，用马克思的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
忻鼎亮在文革中的影响力可以从两个时期里看出来，其一是运动初期，他和伙伴们到上海去串连时对徐景贤的影响。这方面他在“风雨中”一文里谈得不多，但是在徐景贤撰写的、逝世后由他的家人出版的《最后回忆》一书中，有相当详细的回忆。徐景贤在该书的第三章“红卫兵运动对我的冲击”中这样说：“我在红卫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接待北京红卫兵时，和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了较密切的交往，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许小昆、忻鼎亮和北京大学的胡轲等人。”“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我要小十来岁，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但讨论起问题来却十分认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我的强烈感觉是：他们要对我进行造反的‘启蒙’教育。我并不厌烦他们，相反我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想要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他花了颇长的篇幅回忆他当时作为上海市委体制内干部同许小昆和忻鼎亮二人一来一往的辩驳，并得出如下观感：“我感到这些大学生真会思索，真有‘思想’。他们在政治上的思考比我深入，和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我不得不垂下头来，从内心表示折服：这些年青人来到上海，……他们只是想宣传他们最忠诚坚信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只是想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付诸实践。当时他们对毛泽东的学说表示无限的信仰，而我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对毛泽东的每一条‘最高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
徐景贤承认：“我和北京红卫兵的友谊，对我后来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确实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忻鼎亮和许小昆正是这些“北京红卫兵”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二人。徐景贤在上海文革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他作为一个低层干部从市委机关内部揭竿而起，敲响了上海市委的丧钟，成为上海文革的转折点。他在文革中后期被人称为“徐老三”，在上海的地位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控制文革基地上海的直接执行人。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背后促成徐景贤反戈一击起来造反的，竟然有两位北京来的大学生的影响！是忻鼎亮和许小昆以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学说折服了徐景贤，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当然，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的学说”是忻鼎亮和许小昆等人在１９６６年所理解和信仰的。１９６６年的毛泽东文革学说能够使一个共产党内颇有理论修养的干部折服，固然应归功于此学说本身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理论上的彻底性，许、忻二子的辩才也功不可没。
有意思的是，１９７０年，徐景贤在上海的权力如日中天。当他作为上海的实权人物执行中共中央１９７０年三号文件，在全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他当年的“革命引路人”忻鼎亮和许小昆却正在安徽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的反派主角在全校游斗，在组织批斗他们的工宣队中，也不乏安徽省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头目。革命的先行者成了反革命，而追随者却还在“继续革命”道路上与时俱进，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有名的莫过于陈独秀，这位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后来被追随他进入共产党的人加上种种反革命的罪名而逐出组织。但是陈独秀并没有因此停止思想，反而在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束缚之后有了更深入的反思，走上了信奉民主政治的道路。
忻鼎亮也是这样，在毕业分配到河南省兰考之后的日子里，劫后余生的他并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认真读书的习惯。他在此期间“补看了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还接触了萨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热拉斯等政论和哲学著作，顿时感到眼界大开，自觉思想境界又深入了一步。”他对中国走向自由和开放的前景有了更坚定的信心：“我越来越感到这样的专制制度肯定长不了。一旦龙归大海万寿有疆之时，应该能看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在这个思想成熟的过程中，他也通过同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的交往，影响了不少年轻人的思想，这就是忻鼎亮对文革发生影响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些受他影响的年轻人中，曾在兰考地区插队落户、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朱学勤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个，忻鼎亮回忆：“我和他在开封陋室里谈了三夜，详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从自身经历谈起，按我独特的理解分析整理文革的脉络的各类典型事件。朱君听得十分投入，并不时发问，许多内容他都记得很牢，多年后都能具体谈及。据说他回巩县后，曾把我的谈话内容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作了书面记录，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对文革资料搜集和研究。”另外，忻鼎亮还对朱学勤系统地讲述了《南共纲领》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笔者在这里称忻鼎亮为“思想型红卫兵”，也是沿用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里的说法，他在该文中说：“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朱学勤说的是１９６８年前后对他有过影响的高中学生。而朱学勤同忻鼎亮交往则是在他兰考插队落户以及后来到巩县工作期间，时间应是１９７１年林彪出逃事件以后，此时社会上以及青年中对于文革的见解和思考比６８年的怀疑自然大大进了一步，在当年的大学生中流布则更为广泛，只要读读上面列举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对于“一打三反”的回忆录，就可以发现，即便在林彪出逃事件之前夕，有这样的怀疑甚至异端思想的学生已经占相当高的比例，他们的思想使得那些工宣队和军宣队员惊呼“枪毙几次都不为过”，这样的话语虽然有无限上纲的威吓成分，也反映出学生思想的大胆和“反动”程度。就这样，从文革的回顾和思考到国际共运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质，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亦师亦友的忻鼎亮把大学生中的思潮传到了刚脱离少年时代的朱学勤这一代人那里。
从“策反”徐景贤到“传道”朱学勤，忻鼎亮的文革历程在前期和后期表面上似乎走了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前期是鼓动徐景贤紧跟毛泽东投入文革造反运动，后期却是向朱学勤等知青散布质疑和反对毛泽东及文革的思想。然而详细察之，就会发现它们的背后有着前后一致的思想脉络——就是反对特权、主张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当初折服徐景贤的是１９６６年的“毛泽东思想”：实行“大民主”，批判走资派，恰好和忻鼎亮头脑里的思想倾向相契合；后期传递给朱学勤的则是对毛泽东专制主义和政治特权的厌恶。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起先为了发动群众，把文革的重点说成是斗争“走资派”，过了两年，又把文革说成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走了南辕北撤的两条路。
忻鼎亮所持有的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在文革后的开放环境中，同涌进国门的自由民主思想潮流交融汇合，成为今天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风雨中”一文通过一个学生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普世价值并不是凭空从西方传进来的，而是深植在人性的向往之中，虽然在１９４９年后的历次运动中遭到一再剿杀，但是文革的狂风暴雨并未阻止它萌芽于地下，文革后破土而出，在今日中国的各种重要思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深刻影响着未来的国家走向。
２０１５年４月６日
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50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