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河上的灯火 —从苏联小说透视苏联的兴亡 zt

yangharrylg

2013-01-15 16:51

伏尔加河上的灯火——国内翻译苏联小说述评 yangharrylg的【转贴说明】   苏联文学曾经影响和感染了几代中国人。其中，苏联小说的影响最为巨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文化出版界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小说。新浪博主《数帆老人》是一位长期关注和研究苏联小说的有心人。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撰文评述了国内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列举了上百部苏联小说，基本涵盖了主要的名著。他在文中介绍了这些苏联小说的梗概和作者，也介绍了这些小说的翻译者、出版者和出版时间，可以作为一般读者研究了解苏联文学的参考资料。       由于原作很长，所以分为5篇博文转贴。     伏尔加河上的灯火 —从苏联小说透视苏联的兴亡               【写在前面】   我是个苏联文学爱好者，我热爱苏联文学，这一点我毫不讳言。     30多年前，那个无书可读的蒙昧年代，我和我的同学间经常这样鬼鬼祟祟地碰头：    “搞到了红湖秘密。”    “借我看看？”    “拿你哥的九级浪换。”    “......好吧，那朱拉再借我两天？”    “行，还有阿里泰，一起给你吧......”     这有点像“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阿尔巴尼亚地下游击队，其实就是70年代上半叶我们同学之间互相交换苏联小说时的对话，在那个苦闷的灰色日子里，众多在地下流传的、破破烂烂的、常常是没头没尾的、连书名都看不清楚的文革前出版物成了我们追逐的目标、我们精神生活的来源，其中又以数量众多、丰富多彩的苏联小说最受青睐。     中国出版了多少苏联读物？数量之多恐怕连目录专家都算不清楚。建国前就不说了，据我现在掌握的不完整资料，从建国到文革前17年间，特别是中苏热烈友好的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仅仅中长篇小说就至少在700种以上，上面对话中提到的《红湖的秘密》、《九级浪》、《朱拉》、《阿里泰到山里去》只是其中不太出名的几种而已。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海鸥》、《勇敢》、《波尼伍尔的心》、《棕榈上的霜》、《静静的顿河》……每一本都形同圣经，和书架上的领袖著作交相辉映。     当年，那些在地下流传的、破破烂烂的、没头没尾的苏联小说好似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穿过俄罗斯原野上的白桦林，向我们扑面而来，给了我们多大的精神满足啊，那是我们在暗夜中成长的灯塔，是我们想象的世界，是我们梦幻的未来。     至于比我们年长的兄辈父辈，那些五十年代正好读书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几代人，苏联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有多深是我们无从想象的，我想那不只是他们的集体记忆而已，更是他们青春的向往、理想和信仰。     一晃儿三十多年过去了，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斗转星移间那个强大的、美丽的、曾经跟我们那么好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竟然在一夕间轰然倒塌，留下一地的灰烬无人瞻仰。而我们奔向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现在终于有机会向那片神奇的土地投出怜悯甚至鄙夷的目光。    于是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苏联文学小说随风远去，无人再提，即使说起也是被看成了垃圾，斯大林时代“粉饰现实”的有罪证物。很可玩味的是，当下一些曾经狂热迷恋苏联文学，在苏联文学熏陶下写出自己第一批优秀作品的文坛大师们，现如今翻脸不认帐，一二三四五数落起苏联文学来，头头是道，面不改色……于是乎，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变成了点点鬼火，映照着那具曾经高大强悍的僵尸，任人践踏。     那些曾经温暖人心的苏联小说真的是垃圾吗？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苏联小说真的一钱不值吗？也许吧。不管怎么样，在人生的长河中，那些苏联小说曾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抹不掉的印记。     这三十年来，世界变化之快让人眼花缭乱，昨是今非，今是昨非，从展览馆的老莫到王府井的麦当竟是一步之遥，不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否也是五环六环车水马龙？不多说了，让我们回过头去，我这个苏联小说的最后一代读者，试着穿越历史的迷雾，一本一本地翻开那些泛黄的书卷，回首消失中的苏联小说，为那些年长的老一辈读者和那些年轻的只读过钢铁的后生们添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1，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     先抄一段书：     列拉：“……你心目中净是曼捷耳施塔姆、茨韦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利，可我有生以来碰也没碰过他们的书，就算碰到，这些书也没有打动过我的心。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的世界观是受到跟他们截然不同的作家的作品影响而形成的。”     斯巴达：“你们受到你们的富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这些人的影响，结果就被蒙住了眼睛！……喏，这就是你们看的书，喏！……《真正的人》、《莫斯科性格》、《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只有你们才喜欢这样的书！……”    上面这段对话出自自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第148页（上海人民1972版），对话的是小说里的两个人物，列拉是革命的持苏联观点的嫁给意大利留学生斯巴达的苏联姑娘，斯巴达是反革命的持反苏联观点的娶了苏联姑娘列拉的意大利留学生。我在1975年读过一次《你到底要什么》，前不久又读过一次，两次阅读的观感大相径庭完全不同，比如这段对话的妙处，在当年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在1975年，柯切托夫作为反面对象提到的这几个人物（1972版该处注释：都是苏联反动作家），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闻所未闻。我不会想到，写段话的柯切托夫更不会想到，要不了多少年，这几位被他当成文学垃圾废物一般嘲弄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是如此地名震四方，他们的作品被挖掘出来是多么的受欢迎，他们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骄傲，而对话中作为正面形象提到的那几部作品却被遗忘的干干净净，他本人则在文学史上成了不起眼的小丑一般的人物。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就算是文学史也是这般无情，且充满了戏剧性。     柯切托夫在中国的命运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在中苏两党两国从亲如兄弟的五十年代，反目交恶的六十年代，视若仇敌的七十年代，到解冻修好的八十年代，烟消云散的九十年代，在每个十年里都有长篇小说中译本出版的苏联作家，除伟大的高尔基外，仅柯切托夫一人耳！他的著名作品《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曾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而到了七十年代，作为反面教材半公开出版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风靡了中国青年，尤其是描写苏联另类青年生活又带点西方色彩的《你到底要什么》更受到追捧，连我这半懂不懂的少年读者也看得不亦乐乎。    《你到底要什么？》的主要情节是几个西方文化人在苏联的活动，这几个人中有纳粹余孽，有白俄后代，有美国特务，他们在苏联接触各方面人士，大肆从事间谍颠覆活动，向神往西方的苏联青年推销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给未来和平演变的主力军下精神迷魂药，怂恿苏联青年丧失革命斗志、从事犯罪活动、乱搞男女作风问题，等等，再加上另一条情节线描写一位正统作家的遭遇，反映文化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个情节构成这部内容庞杂的作品。     当年的中国的读者看惯了战争题材、建设题材、工农业生产题材等模式化的小说，哪见过《你到底要什么？》这种描绘文化界众生相的软绵绵的作品，何况还有这么浓厚的西方色彩！尽管是柯切托夫想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那也是当年的中国青年从未见识过，充满了不可言喻的魅力，因此《你到底要什么？》一时风头无两，折服了尚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中国青年读者群。前不久我再次重温了这部少年时看得五迷三道的小说，不禁哑然失笑：这也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也叫西方文化？这也叫腐蚀青少年？柯先生啊，您老活过来看一看吧……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柯切托夫给那个派遣间谍小组的西方机构命名为“新世界出版公司”，恰好跟当年那个著名的自由派杂志《新世界》同名，这不会是巧合吧？利用小说反革命固然是创举，利用小说反反革命自然也是一种手段，柯切托夫作为拥护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杂志《十月》的主编，领衔率领十月派同以《新世界》为代表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自由派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斗争的激烈程度从这间谍小组的名字上可见一斑。我想柯切托夫在罗列那些反动作家的名字时，不知是否在念叨着他的死对头――新世界的主编、大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名字？    总体说来，《你到底要什么？》反映了柯切托夫在1968～1969年的心态：对苏联现状的不满，对接受那么一点西方文化的焦虑，对苏联未来的不安全感，以及对自己长期陷身于文化斗争的苦闷，等等，现在来看，这些显得多么的小儿科。小儿科归小儿科，七十年代读过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忘记当年那种难以描述的阅读快感。     (《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0) 2，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青春常在》、《州委书记》、《落角》     1952年，柯切托夫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横空出世，这一年是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个整年，这本书也是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志作品，完美的代表作。（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很难理解这样拗口的名词。在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发展史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1934年，这个术语的定义经过斯大林批准后公布如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我以为，这个定义的翻译值得商榷，不简洁，不明晰，不精确，很让人迷糊。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要求，和批判现实主义如何区隔。）    《茹尔宾一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短时间内至少有三部不同的译本陆续问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殿兴、桴鸣译本，泥土社的徐克刚译本，作家出版社的金人译本）。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靳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向“茹尔宾一家”学习》，向中国读者如此介绍这本书：    “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是一本描写工人阶级大家庭的小说，通过茹尔宾一家三代的生活和工作，描写了拉达河上造船厂的重建，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面貌。……”     为什么“茹尔宾一家”会立刻在中国引起反响，受到出版社、翻译家和读者的关注？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情节的编排、结构的组织，还是细节的描绘，文字的提炼，都恰到好处，整体而言比同时期同类型的其他作品高出一筹，而思想性更是正确的了不得，完美的苏联社会，完美的工人阶级人物，完美的斯大林时代，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写出这样近乎完美的斯大林主义作品，柯切托夫可谓踌躇满志。     我到了八十年代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小说，读过之后叹服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几乎无懈可击，但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大概是所有的一切太完美了，反而显得不真实，或许就是后来人们指责的粉饰现实主义吧。     凭着这部《茹尔宾一家》，本来只是众多二流作家之一员的柯切托夫一步登天：斯大林奖金，作协理事，《文学报》主编――成了一线大作家，什么都有了，就是斯大林不在了。后斯大林时代风云变幻，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发酵，并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达到高潮。柯切托夫作为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以后不仅义无反顾地投身文艺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机智地用作品来表达他的愤怒和不满，这也导致他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水准参差不齐：    《青春常在》（1954），描写科研机构知识分子生活（八十年代出了中译本），与《茹尔宾一家》相比未见进步。    《州委书记》（1961），是作者反对反官僚主义浪潮的应景之作，他笔下美化的苏共高级官员，其真实性很令人怀疑。这部作品很有趣的一个人物是被作者恶意丑化糟践坏了的颓废诗人普土什柯夫，居然毫不掩饰地影射当红的自由派诗人叶甫图申科，这种文学令人大开眼界。     《落角》（1967），描写列宁格勒（彼得堡）内战时期的故事。1973年出了中译本，和《你到底要什么？》一起同样在文革后期风行一时。这本书有两个问题，第一，苏联内战时期的历史错综复杂，敌我矛盾，内部矛盾纠缠一起，加上后来血腥的权力斗争，导致这段历史真相难明。1912年才出生的柯切托夫怎么可能写好1919年的故事？第二，柯切托夫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以及当时苏共官方历史观的限制，怎么可能写好斯大林的政治对手们？因此，这本书也就是翻翻罢了，不可当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柯切托夫作品都不堪一读，至少有一本我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喜欢，那就是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叶尔绍夫兄弟》（1958）。     （《茹尔宾一家》，殿兴、桴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1883     《茹尔宾一家》，徐克刚译，泥土社，1854     《茹尔宾一家人》，金人译，作家出版社，19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青春常在》，刘恩泓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州委书记》，孙广英等译，作家出版社，196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落角》，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3，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阅读几千几万本书籍，但真正从内心喜欢的、被打动的、反复阅读多次爱不释手的、一辈子记牢的也就那么几本、十几本、几十本而已。在我的最爱排行榜上，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无疑是排在前列的。    《叶尔绍夫兄弟》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凡是从六十、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柯切托夫作品中都可排名第一。其实这部作品是柯切托夫为对抗苏共二十大前后声势高涨的反斯大林势力而匆匆赶制出来的，像是用打成两半的镜子拼起来的万花筒，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不完整的影像，看不清真面目。一方面是浓厚的政论色彩，另一方面是高超的艺术魅力。     就思想面而言，作者的立场清晰而坚定，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正面描写苏联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描写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歌颂斯大林时代的伟大成就，揭露后斯大林时代国家和社会自由化泛滥的危害，这与当时苏联的主流意识完全背道而驰。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党和国家一方面深入揭批斯大林主义的遗毒，清算历史旧账。另一方面反对斯大林时代盛行的危害党和国家发展的官僚主义习气，谴责官僚主义压制了人民的创造力。在这种背景下，柯切托夫偏偏写了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好干部与伪装成发明家的卑鄙阴险的野心分子激烈斗争的故事，其幽默和锋利让人忍俊不禁。     抛开这些意识形态问题不谈，作品的其他方面着实打动了我这样的普通读者。     首先，大量的抒情笔墨，弥漫整个作品的浓郁的诗意格调，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登峰造极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小资情调，这种情调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要靠读者凭着悟性读透全书慢慢体会。     其次，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写的太美好了，书里的人物就像网友说的，“精神上纯粹、高贵、做普普通通的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读书”，这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由作者的如花妙笔渲染开来，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向往。     第三，书里人物的感情生活同样令人向往，比如安德烈和卡芭，季米特里、斯捷潘兄弟和廖丽亚，季米特里和伊斯克拉，这种感情生活也是纯粹和高贵的，时下风行的“哇塞！我好爱你哦！”之类的伪言情完全不可比拟。     第四，书中描写的文艺界生活色彩斑斓，让我等小市民读者神往不已。说来也怪，从《茹尔宾一家》开始，作者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了文艺界，《茹尔宾一家》只是一个人物，《叶尔绍夫兄弟》将近一半的篇幅，到了《你到底要什么》就整个以文艺界为背景了。作者设计的文艺界人物包括诗人、作家、画家、导演、演员等等，按理说这些人的生活应该不是身居文艺界最核心位置的柯切托夫感兴趣的，之所以要写这些大概有其他的意图。其实，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毫无作用，没必要看得这么重。     总而言之，阅读《叶尔绍夫兄弟》是一种享受，不要说文革时代，就算在当今时代，这部作品的魅力也丝毫未减。这样一部充斥了原生态的斯大林主义、为斯大林时代辩护的类似匕首一样的作品，竟然得到中国广大读者长期的认可和喜爱，让人不能不感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艺术认可度远远高于思想意识的认可度，其生命力的持久在于艺术而不在于思想。     柯切托夫1912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毕业于农技学校，在校期间当过造船工人，毕业后到农村工作了七年，1938年调到报社做记者，开始发表一些中篇小说，成就一般。二战期间到前线当战地记者，战后从事长篇小说写作，进入辉煌的大作家生涯。从他的年纪和他的成长背景看，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影响无法磨灭，因此他对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的巨大变化完全不能适应，这在他的作品里特别是在《叶尔绍夫兄弟》里显露无遗。     柯切托夫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有中译本，包括长篇处女作《农艺师同志》（又名《在祖国的天空下》，中译本名为《春回大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和未完成的遗作《雷电击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柯切托夫于1973年去世，未及看到苏联的解体，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如果一直活下来，不知还要受到多大的心灵折磨呢。    （《叶尔绍夫兄弟》，龚桐、荣如德译，作家出版社，1961；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4，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苏联小说的代名词，至少是苏联小说在中国的代名词。　　 　　《钢铁》在苏联或者在当今俄罗斯乌克兰的影响怎么样不大知晓，反正在中国这几十年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前些年还有一批中国钢粉不远万里开赴乌克兰，拍了中国版电视连续剧，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册上也算是一个事件。喜欢这本书的也好，不喜欢的也好，反正大家都惦记着，没事的时候吵上几句：好书吗？坏书吗？有意思吗？有价值吗？是经典吗?如果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这样戏说：《钢铁》是中国人民的口水吐成的。　　 　　关于《钢铁》的话题确实已经说滥了，从最初的1942译本到最近的漓江全译本，从小人书到电影电视剧，从教授到网民没完没了的争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和佚事，种种道听途说的传闻……一本书从诞生到现在热闹了70多年，就算再美也审得疲劳，再说什么都似乎没意义了……这里只好简单说说我早年关于《钢铁》的一些往事。　　 　　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单位要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宿舍小区里开始大兴土木，东一块西一块的工地沟沟壑壑，到了晚上阴阴森森，成了孩子们天然的战场。有一次两个十几岁的大男孩把我们这些小男孩分成了两队，各带一队在工地打正规战，带我们的那个大男孩讲完了进攻战术，给我们按个头排好阵型，然后举起工地的木头条儿当马刀，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嗓子：“为了保尔柯察金！前进！”我们这帮小孩就呼啦一下冲了上去……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场景，是因为后来一直犯疑：他怎么不呼喊“为了毛主席”、“为了新中国”，喊什么“保尔柯察金”啊？后来我识的字够多，开始看家里的小说，才明白“保尔柯察金”是谁。这么多年过去，那个大男孩的名字早就不记得了，但那句“为了保尔柯察金，前进”却一直记在心头。　　 　　我家藏有一本精装的梅益本《钢铁》，人民文学1953年6月第二次印刷，大概是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赶时尚买的，经过我的哥哥们传到我手里的时候仍然品相良好。我看了第一遍就决定这本书属于我的一级保护文物，概不外借，绝不拿出示人。整个小学期间，我躲在家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抄了不少警句，把“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背得滚瓜烂熟，作文的时候引用了无数次，一直到上中学考作文仍然用之不误，居然还能得高分。虽然很多年没考作文了，此时此刻，我还是能把这句名言默写得一字不差。　　 　　前些年刘小枫先生写了一篇《记恋冬妮亚》，带起了一股神交冬妮亚的风潮。其实在当年，我并不怎么欣赏冬妮亚，因为我就读的是科研所子弟学校，周围类似冬妮亚的高知出身文化女生多了去了，一点都不新鲜。那时候，我神交的是丽达，那个被保尔错过的美丽又有革命魅力的女性。相比“人最宝贵的……”，我内心更喜欢丽达对薛尔基说的那句话：“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样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钢铁一般的革命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写出这么碧蓝又温柔的句子，这么碧蓝又温柔的男人和女人，这么碧蓝又温柔的场面，着实让我们这些中国钢铁少年心荡不已。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和我们班一位漂亮的女生聊起了《钢铁》，原来我们两家的藏书背景相当一致，她家也珍藏了一本《钢铁》，而且也是概不外借的。说起书里的人物，她说不喜欢保尔，她喜欢的是薛尔基，那个丽达爱上的蓝眼睛的薛尔基……往事如烟，仔细回想起来，原来我们灰暗的少年时代也还是有碧蓝和温柔的一页。　 　　如果说当年喜爱《钢铁》并深受影响的几代中国青年是被苏联文化洗过脑的话，现在这拨对《钢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中国时尚青年，无疑是被西方文化彻底洗过脑的。大家都是洗了脑，彼此彼此算是扯平了。我在意的是再过70年，中国会不会有咱们的《钢铁》去洗洗人家的脑？会不会有俄罗斯乌克兰的的粉丝不远万里来中国拍咱们的《钢铁》电视剧？与其大捧或者大骂别人的《钢铁》，不如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写出自己的经典《钢铁》才算厉害。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另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暴风雨所诞生的》，影响远远不如《钢铁》，当年我读过《钢铁》后，最想看的就是《暴风雨》，后来终于通过地下圈子搞到了，但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在众多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小说中，这本并不出众，更重要的是他的《钢铁》太独特了，不可复制，《暴风雨》缺乏《钢铁》的抒情魅力，那种让人们至今争论不休的独特魅力。　　 　　不管后人怎么评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能写出《钢铁》这样表面很政治化而实质上碧蓝又温柔的小说，绝对不可小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暴风雨所诞生的》，方羽译，潮锋出版社，1953     5，科斯莫捷绵斯卡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几本描写苏联英雄人物的书籍风靡中国，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外，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鸥》，这些书打动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心，人手一本传颂英雄的故事，异国的英雄鼓舞着积极向上、勤劳朴实、激情洋溢的中国青年们沿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余生也晚，没赶上那个激荡的年代，当我懂事的时候，那些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们被世风裹挟已英气不在，如今他们更是垂垂老矣，不知记忆深处还有没有卓娅和舒拉、密烈西叶夫、古丽雅、马特洛索夫和卡佳的影子？　　　　 　　先说卓娅和舒拉。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传奇式的女英雄，生于1923年，1941年战争爆发时刚满18岁，正好中学毕业。在德军向莫斯科进攻的危急时刻，卓娅加入了苏军，编入隶属西方面军的的一支特别部队，在深入敌后执行破坏敌占区居民点任务时，不幸落入德军魔掌，于1941年11月29日被德军绞死，英勇牺牲。卓娅的弟弟舒拉生于1925年，苏军坦克兵中尉，1942年17岁时即入伍，1945年4月13日在解放哥尼斯堡的战斗中牺牲，年仅20岁。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母亲留.科斯莫捷绵斯卡亚（新版译作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撰写的回忆录，记述了她的儿女短暂而英雄的一生，他们一家在战前的幸福生活，卓娅姐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牺牲经过，娓娓道来，感人至深。特别是卓娅，她的英雄事迹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中国战后出生的孩子有很多取名为张卓娅、王卓娅、李卓娅……　　　　 　　但在俄罗斯，卓娅的名誉却受到攻击，有些人试图质疑卓娅的英雄形象，借此抹黑斯大林，向斯大林已经惨不忍睹的踉跄的背影再揣上一脚。在剿杀斯大林的风潮里跟卓娅有关的是一道当年由最高统帅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联合签署的命令，卓娅正是因为执行这个命令而牺牲的。　　　　 　　我找到了这份1941年11月17日签署的0428号命令，要点如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1，破坏和烧光德军后方距前沿阵地纵深40～60公里、道路两侧20～30公里内的所有居民点。为了摧毁上述活动半径内的居民点，要迅速出动空军，广泛利用大炮和火箭炮，派出侦察小分队。滑雪兵和游击队破坏活动小组，他们都要携带燃烧瓶……2，每个团都要建立由20～30人组成的担任爆炸和烧毁居民点的志愿小分队，对摧毁居民点时行动果敢的优秀勇敢分子要给予政府奖励……”卓娅所属的部队当天就接到了命令，三天后卓娅的小分队越过战线深入敌后，执行最高统帅赋予的使命。　　　　 　　攻击卓娅的人说：卓娅烧的房子是村民的民房，根本没住德军。村民们对卓娅的行为很愤怒，把她抓了送给德军。卓娅没杀死一个德军。没烧过德军的辎重，凭什么当英雄？云云。还有人说：斯大林的命令太残忍，“祖国那些多灾多难的村庄里一片哀怨声”，云云。　　　　 　　姑且不说质疑卓娅执行任务的经过根本经不起推敲，就说卓娅勇敢地参加战斗，在凶残的侵略者面前坚强不屈，英勇地献出了生命，这不叫英雄什么叫英雄？为了战胜敌人，把侵略者赶出去，无数人牺牲了生命，还在乎几个房子？我要说，这些攻击卓娅和斯大林的人，这些没经历过战火的无耻之徒，压根不懂得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打击侵略者！　　　　 　　记得以前看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演到卓娅牺牲的场景时，响起一个浑厚的画外音：斯大林发布命令，为卓娅报仇，抓到杀害卓娅的德军第197步兵师官兵要全部枪毙，一个不留！（大意）这时候影院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场景撼动人心……对中国人民来说，卓娅和他的弟弟舒拉就像是自己的家人那样熟悉，就像是自己国家的英雄那样受到尊崇。　　　　 　　英雄是不死的。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么洵译，青年出版社，1952）      6，《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鸥》     在70年代早期的地下阅读活动中，《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鸥》、《真正的人》这几本很容易得到，大概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时候把这类苏联英雄读物作为教育中国青少年的另类课本，发行量特别可观，哪个同学家里都藏着几本，凑起来就全了。到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菁英家长们根本不把这些应该禁的书当回事，没当成什么反动的低级的黄色的苏修读物收起来不给孩子看，大多爽快地开放给我们在地下流通，满足了我们的阅读饥渴。     可惜的是，我们当年还小，看这些书也就是看个热闹，基本上领会不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书里洋溢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大多是朴素的感动，喜欢那些可爱的人物，中意那些精致、干净、抒情的句子而已。几年后文革结束，我们也过了看这些书的年纪，一直到这两年重温这些经典读物，才感到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伊林娜：《古丽雅的道路》     我读《古丽雅的道路》时不像班里的女生那么入迷，觉得这本书太软绵绵了，都是些女孩子罗罗嗦嗦的事情，打仗场面比较而言也不刺激，太不过瘾了。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书里的插图，十几张古丽雅各个时期的照片过目难忘，特别是一张古丽雅打网球的照片，模模糊糊的天空、白云、山、树，衬托着一个苏联少女靓丽潇洒的身影，那种让人心动的感觉无法形容。这些图片和书里前半部分战前生活的描写，让我们有了一个集体印象：30年代苏联儿童的生活丰富多彩，真是幸福啊！那样幸福的生活是我们这些习惯了晦暗郁闷的中国少年可望不可及的。     茹尔巴：《普通一兵》     当时我们一致认为这本《普通一兵》同《古丽雅的道路》一样，描述战前生活的前半部分极其精彩，少年萨沙成了我们的偶像，他的流浪，他的成长，他的阅读，他的友情和爱情，甚至他的战死疆场，都让我们神往不已。当年我们最爱读这本书的头两章，琪摩希加幻想到金刚山采宝石的神侃让我们心向往之：“……学者们就会承认我们是非常勇敢的探险家，会带着我们去参加远方的旅行了。那时我们就能到高加索，到巴西，到新加坡了。”看看人家苏联小孩，跟我们差不多大，人家梦想去探险，去远方旅行，还去巴西和新加坡！而我们对什么巴西新加坡全无概念，所谓探险不过是在建筑工地打打游击，所谓去远方旅行不过是去铁路边遥望远去的火车罢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少年，差别怎么如此之大呢？      比留柯夫：《海鸥》     小时候，邻居阿姨家里有一本厚厚的《海鸥》，素雅的封面，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字，让我眼馋得不得了，因为近水楼台，每年都要借来读一遍，恨不得据为己有。邻居阿姨说，这本以苏联著名女英雄丽莎.蔡金娜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海鸥》非常有名，她年轻时候喜欢得了不得，喜欢书里的卡佳也是喜欢得了不得。五十年代她要生孩子的时候早早决定，如果是女孩一定叫卡佳，可惜生了个男孩，让她好生失落（那个和卡佳名字擦身而过的男孩如今成长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写到这里，我一时兴起上网搜了一下，还真发现了张卡佳、王卡佳、李卡佳……或许这些卡佳起名的创意来自那只苏联“海鸥”――卡佳. 伏尔庚娜？）就在不久前，我在旧书摊发现了这本《海鸥》，跟当年邻居阿姨那本一模一样，当即拿下，就像找回了失踪多年的旧物，欣喜不已。    《普通一兵》里，萨沙. 马特洛索夫曾在学校里和同伴们谈起丽莎.蔡金娜和卓娅. 科斯莫捷绵斯卡亚的英雄事迹，景仰万分。没过多久，马特洛索夫也成了苏军的普通一兵，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英勇奋战，壮烈牺牲。萨沙也和丽莎、卓娅以及古丽雅一样，名垂青史。不管世态如何变迁，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今天的和平生活正是当年无数个风华正茂的卓娅、舒拉、丽莎、萨沙、古丽雅们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因此，《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鸥》没有过时，也永远不应该过时。     （《古丽雅的道路》，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3     《普通一兵》，金人译，时代出版社，1952     《海鸥》，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7，波列伏依：《真正的人》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随便问一个年轻人：波列伏依是谁？大概多半会惘然不知一头雾水。在五十年代，波列伏依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名气之大几与钢铁奥斯特洛夫斯基齐名，他的海量作品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法比的。波列伏依的作品叫好又叫座，在文艺圈内口碑很好，销量也非常可观，如果放到今日，大概称得上是钱钟书加于丹的合成品牌。 　　 　　当然，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波列伏伊就是那本极其著名的《真正的人》。 　　 　　阿利克赛. 密烈西叶夫，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空军战斗英雄，空战负重伤后在荒山野岭森林沼泽爬行了18个昼夜，终于生还。他被截去双脚后没有气馁，反而自强不息，经过艰苦的训练竟然重上蓝天，加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并立下战功。《真正的人》用生动细致的文笔再现了英雄密烈西叶夫这一奇迹般的历程，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特别是部队官兵中，密烈西叶夫是年轻的一代学习的榜样，同志们决心要向密烈西叶夫那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行列中，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我而言，当年迷恋这本书，除了故事吸引人之外，更喜欢波列伏依抒情优雅的文字，比如开头那句：“星星还在放出锐利而寒冷的光辉，但是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树木逐渐从黑暗中现出来，忽然有一阵强劲的寒风掠过梳头，森林立刻苏醒，清脆响亮地喧哗起来……”，一部歌颂斯大林式英雄的充满宣传说教味道的作品，竟然有如此优美的段落，跟我们当年两报一刊的刻板生硬完全不同。整个《真正的人》第一章，就是这样一篇美文，风景、环境、动作、声音、心理活动融为一体，优美的句子营造出优美的意境，读得我如痴如醉。这以后，又陆续读到更出色的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阿斯塔菲耶夫等大师的文字，大为感叹：波列伏依的文字仅仅是俄罗斯文学海洋中的一滴水，都可以如此赏心悦目晶莹剔透！ 　　 　　波列伏依生于1908年，1926年从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到母亲任厂医的纺织厂做技师，业余勤奋写作，1927年19岁时推出第一部特写集《带虱子的回忆录》，深得高尔基的好评。1928年波列伏依调到报社任专业记者，开始了他辉煌的记者和作家生涯。卫国战争爆发后，波列伏依作为《真理报》战地记者奔赴前线，同时兼任部队政治工作，经历了几乎所有重大战役的洗礼，军衔从少校升到了上校。四年的战地生涯使他积累了数不清的素材，战时及战后写了大量关于卫国战争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军民鏖战德国侵略者的艰辛历程。 　　 　　波列伏依是个全能作家，创作力大的吓人，通讯、报道、特写、散文、游记、回忆录、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样样了得。五十年代作为当红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有一本翻译一本，甚至重复翻译两本、三本，中译本的版本乱七八糟，根本无从清理。这里仅简单回顾一下他的主要作品：战前发表的描写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说《沸腾的车间》（莫野、谢祖钧译，作家出版社，1961），卫国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集《我们是苏维埃人》（胡文淑等译，文光书店，1953），描写战后和平重建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斯大林时代的人》（金人等译，作家出版社，1953），描写复员军人回到工厂参加建设的中篇小说《归来》(冯培译，工人出版社，1950)，描写战时后方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后方》（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1），描写战时金融战线职工勇敢斗争的长篇小说《穆霞姑娘》（又名《黄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整理自战地笔记的长篇散文《随军采访四年》（《粉碎台风计划》、《大进军》、《距柏林896公里》、《纽伦堡审讯》，徐耀魁译，新华出版社，1983～1984），散文集《永志不忘：我的记者生涯》（徐耀魁译，新华出版社，1981），《三十年以后》（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3），《名流侧影》（苏铁钢、汤民仁译，新华出版社，1988）……数不胜数，其他作品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些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散文集《名流侧影》，波列伏依用老辣的文字描写了他这一生接触到的众多著名人士，从高尔基到格瓦拉，个个栩栩如生，读来耳目一新。 　　 　　简单的说，波列伏依跟柯切托夫一样，是个典型的属于斯大林时代的带有斯大林烙印的作家，因此不能用当下的标准来评判他。他是个勤奋又有天分的人，文字朴实无华，优美生动，然思想深度不够；英雄太多，平民太少；歌德过多，缺德没有；墨守传统，创新不足，这些都是遗憾。波列伏依于1981年去世，后斯大林时代长期担任《青春》杂志主编，为人比较通达，笔耕不缀，简简单单地过完了余生，不像柯切托夫执着于无谓的斗争，自寻了很多烦恼。 　　 　　显然，波列伏依是个被遗忘的作家，《真正的人》也不大有人提起，在俄罗斯倒是有人记得密烈西叶夫，不过是嘲笑的口吻：“他到处讲那回事，还是那几句嗑儿，人们都背下来了――爬呀，爬；爬呀，爬……再爬，爬不动了……接下去，不用他说，人们就替他接上下句话了――伸手摘下野玫瑰的果实，野玫瑰是带刺的，带刺儿的野玫瑰刺破了手指，那鲜红的血滴在洁白的雪上……”，从五十年代过来的那些崇拜“真正的人”的老青年，听了这种戏谑恐怕要气得吐血。 　　 　　五十年代的青少年人人知道并且崇拜密烈西叶夫，人人要做“真正的人”。如今呢，比尔盖茨倒是人人知道人人崇拜，谁知道密烈西叶夫？谁尊敬密烈西叶夫？商业时代就不需做“真正的人”了吗？如果明天发生了战争，我们的精神会不会疲软？我们爬得动吗？ 　　 　　（《真正的人》，磊然译，时代出版社，1949）  8，马卡连柯：《教育诗》、《塔上旗》 　　 　　从前，我是个懂事听话的好孩子好学生，循规蹈矩，从没做过出格的事，但在老老实实的外表下却时常有不安分的活思想：厌恶死气沉沉没滋没味的学校生活，渴望过自由自在热闹刺激的日子，甚至羡慕那些神采飞扬的街头小流氓，很想离家出走做个流浪儿童。那个时候最想读跟我这些阴暗想法一致的书籍，比如后来风行的《麦田守望者》那样的逃学小说，但这类书很少很少。 　　 　　80年代末的一天，我突然觉得人生很苍凉，于是扔下看了十年的八十年代闲书和西方现代文学，回过头去搜寻小时候错过的文革前老书，这样发现了五十年代出版的七卷本《马卡连柯全集》和《教育诗》、《塔上旗》的单行本，只翻了几页即“仰天长叹”：在我那个灰暗苦涩愤怒叛逆的少年时代，竟然错过了《教育诗》、《塔上旗》这样的好书！如果当年读到这么精彩好看又合口味的书，该是多大的快事！ 　　 　　当然，就算当年读到了，也就是跟阅读其他地下书籍一样读个热闹，理解不了作品的精髓，理解不了作者马卡连柯的伟大思想。我以为，苏联时期固然出了很多名人，但论起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伟人，也就那么两三人，马卡连柯就是其中之一。 　　 　　在苏联历史上，马卡连柯是个奇特的人，奇特的现象。他是一个教师，教育工作者，他以教育管理家、教育思想家、教育活动家等等炫目的头衔著称于世，同时，又以他撰写的《教育诗》、《塔上旗》、《荣誉》、《1930年进行曲》、《费捷电钻第一型》等教育小说在文学界占据了一个显赫的位置。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简明大英百科全书》概括得比较简洁精确，这里就偷个懒抄录一下： 　　 　　“马卡连科（1888～1939），苏联教师，社会工作者、教育理论家，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波尔塔瓦师范学院，20世纪20年代组织高尔基工学团，收容并教养革命所造成的无家可归、成群结帮在农村游荡并为非作歹的儿童，此项工作颇有成效。1931年任收容青年罪犯的刑事机构捷尔任斯基公社社长。著有教育书籍多种。《生活之路――教育叙事诗》（1933～1935）记载他在高尔基工学团的工作，《父母必读》（1939）一书认为家庭是教养儿童的最适当场所，但必须避免资产阶级式的专断与剥削，而努力为大于家庭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马卡连科不赞成通过训诫和口号进行教育，认为训斥和说教最无效果。他把劳动当成发展心智和道德的基本手段，所有儿童都应负担劳动任务，并明确其责任，从而让他们了解个人权益的限界。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首要原则是：‘尽可能少提要求，尽可能多予尊重’。” 　　 　　这个词条有一处值得商榷。“收容并教养革命所造成的无家可归、成群结帮在农村游荡并为非作歹的儿童”――事实上，造成二十年代初苏联数百万流浪儿童到处流窜的原因很复杂，四年之久的一次大战，十月革命后外国的武装干涉，空前惨烈的国内战争，等等，单单归咎于革命显然是不公平的。苏维埃政权为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因此出现了马卡连柯这样杰出的人物。 　　 　　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以马卡连柯在高尔基工学团的工作为背景）、《塔上旗》（以马卡连柯在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工作为背景）等作品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了马卡连柯改造流浪儿童和犯罪少年的教育实践和探索，写得轻松、活泼、幽默、明快，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作为小说而言，与同时代其他大师的作品相比丝毫不逊色，无论在教育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马卡连柯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划时代的人物。 　　 　　读马卡连柯的小说，我们不仅欣赏到优美的故事，更能一点一点体会到马卡连柯优美的思想：集体，纪律，劳动，活跃的人，前进的志向，生活的美感……在五十年代，马卡连柯是中国教师的偶像，有志青年因为读了《教育诗》而志愿献身崇高的教育事业，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在工作中体会到了马卡连柯式的教育快感，数不清的教师因此写了一辈子的教育诗篇。在当今的教育界中，还有多少人记得马卡连柯？有多少人读过他的书呢？ 　　 　　（《教育诗》，许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9 　　《塔上旗》，陆庚译，正风出版社，1952 　　《马卡连柯全集》（七卷本），许磊然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1959） 　　 9，革拉特珂夫：《水泥》 　　 　　据说学术界把我国现代文学的一等大腕，从一到六简称为鲁郭茅巴老曹，其实十月革命后到战前的苏联文学界大佬也可以这么排列一下：高绥富革托马――高尔基总舵端坐首席，座后四大小说家护法依次排开，座前一个错行诗人活蹦乱跳......在我国知名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革拉特珂夫就是四大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水泥》，又译作《士敏土》。（该书通行两个译本，即叶冬心译《水泥》和董秋斯译《士敏土》，为行文方便，以下涉及人名以叶译《水泥》为准） 　　 　　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异常艰辛，先是不得已与德国单独媾和，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接着就是白匪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打了三年多血腥的国内战争，好容易取得胜利开始战后重建，列宁同志不幸逝世，党内陷入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一直到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为止。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年轻的苏维埃行进在保卫政权、争夺政权、巩固政权的道路上，党和领袖们自顾不暇，无暇顾及文艺界的是非，苏联文艺界在这一时期多少还有一点自由创作的气息，出现了相当数量继承了俄罗斯黄金和白银时代光荣传统的杰作，革拉特珂夫的《水泥》（1925）就是代表二十年代苏联文学成就的杰作之一。 　　 　　《水泥》以战后重建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为背景，讲述从军队复原的格列勃回到水泥厂，领导和团结工人同志们重建工厂恢复生产，与官僚主义者腐败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小说以同等篇幅描写了格列勃的格列勃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每个侧面都有后来的苏联小说无法复制之处。 　　 　　在公共生活方面，哥拉特珂夫写了格列勃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生活腐化堕落分子巴津的尖锐冲突与斗争，有意味的是，巴津这个形象成为绝响，在以后直至1956年的苏联文学中绝少见到了。在私人生活方面，作者写了格列勃与妻子达莎的冲突，穿插巴津和达莎的暧昧关系以及巴津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以隐晦和略带自然主义的笔调反映了革命初期特殊背景下革命者和干部的性观念，同样有意味的是，这方面的描写也是三十年代以后的苏联小说中不大看得到的。 　　 　　革拉特珂夫生于1883年，1958年去世，一生勤奋写作，革命前就写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不过我国翻译界大概帮他“悔其少作”，早期的作品不见中译本，写于斯大林时期的长篇小说《动力》也没见过中译本。其他作品的中译本大概有以下这些：战前的中篇小说《桦树林子》（岳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卫国战争时期的中篇小说《母亲》（项星耀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宣誓》（岳麟译，新文艺出版社），战后创作的回忆录三部曲《童年的故事》（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自由人》（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荒乱年代》（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鲁迅先生曾经赞誉《水泥》是“新俄文学永久的碑碣”，诚然如此，革拉特珂夫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精心经营这部作品，写得紧凑、简洁，而又层层叠叠、高潮迭起，基本上可以看到苏维埃初期社会现实和人的风貌，称之为从批判现实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朽经典并不为过。一个作家能写出一本几十年后还有人想起，而且不受非议的作品是很困难的，《水泥》就是这样一部好书。 　　 　　关于《水泥》中译本的版本和插图，我初步考证了一下。这部书最早的译本是董绍明（即董秋斯）、蔡咏裳合译的《士敏土》（启智书局，1929，一说1930）。差不多同时，鲁迅收集了德国人梅斐尔德为该书创作的十幅木刻插图，自费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三闲书屋，1930）。1931年，新生命书局再版董、蔡译本，收入了梅斐尔德十幅木刻插图和鲁迅为《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撰写的序言。这个早期董、蔡合译本我没见过，无从比较和四十年代志凯堂出版的董秋斯译本有什么关联。志凯堂的董秋斯译本收入戈庚的《代序》、鲁迅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作者自传》以及《我怎样写作士敏土》，加上梅斐尔德木刻，成为以后通行的版本。解放后，新文艺出版社以志凯堂版为母版出了若干版，其插图有一个差别值得注意，第9版之前只有梅斐尔德的木刻，第10或11版用索洛明的插图换掉了梅斐尔德木刻，第11或12版之后再度加上梅斐尔德木刻，成就了梅斐尔德木刻和索洛明插图并存的最好版本。 　　 　　梅斐尔德的十幅木刻依次为书名、荒凉的工厂、机器、伙伴、小组、索道、第一车、旗子、前进和波浪，自成一系，精彩之处难以言说，有兴趣者不妨去图书馆翻翻志凯堂版本的《士敏土》、鲁迅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或1958年的叶冬心译本（这十幅木刻的标题为鲁迅手书）。旧书收藏爱好者以后碰到董秋斯版《士敏土》时，一定要注意鉴别是不是包括了梅斐尔德和索洛明两个系列的插图。另外，如果碰到了1929年或1930年的董、蔡合译本，也是可以考虑拿下的。 　　 　　现今流行的叶冬心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1952年修改本，《水泥》问世后，革拉特珂夫修改过多次，1930版和1944版都大幅修改过，因此叶译本感觉上不如董译本原汁原味，生动活泼。当然，最好的版本应该1929年最早的董、蔡合译本，那一版依据的是1925年发表的原版，当是更加原汁原味。至于志凯堂董秋斯版是原汁原味的1925原始版？还是1930、1944修改版？书上没有注明，尚待考证。初步印象，董译本应该是保留了原始版的面貌。 　　 　　（《水泥》，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8，1979 　　《士敏土》，董秋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   10，卡达耶夫：《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团的儿子》、《雾海孤帆》 　　 　　卡达耶夫是苏联很少见的有独特文学品味的老作家，此老生于1897年，1986年逝世，创作生涯长达70余年。在苏联时期作家群体中，他资历极老、辈分极大、作品极多、风格极杂，文学史有他一笔，却只在边边角角露个脸儿，显赫度既不及上面的大佬，也不及下面的新秀，显得比较尴尬。 　　 　　从民国时代到八十年代，卡达耶夫译成中文的作品很多，其中至少有四部主要作品曾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并大受欢迎： 　　 　　1，《时间呀，前进！》。这是一部特殊背景下的作品。1929年，苏联正式完全进入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在这一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向工业化进军。为了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苏共大力提倡开展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全国建设者响应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竞赛活动，而表现这一活动最突出的文学作品就是这部长篇小说《时间呀，前进！》。该书书名来自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形象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竞赛活动的意涵。故事以一个建筑工地为背景，描写了混凝土工作队如何在24小时之内创造了世界纪录的经过，时间跨度就是24小时，全方位地细致地描写了这24小时之内发生的事件、冲突，各式各样的人物、场面和景致，节奏明快，信息量大，整个作品的形式在当年来讲相当现代化，把苏联工人阶级的斯大林式的建设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成为苏联30年代建设小说的代表作，卡达耶夫也因此转运进入大作家的行列。 　　 　　2，《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1937年的作品，中译本出自曹靖华。该书讲述了国内战争时期发生于乌克兰的一个爱情故事，多方面地描绘了那个时期血淋淋的现实，各个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整个故事富有传奇色彩，值得一读。 　　 　　3。《团的儿子》。卫国战争时期作品，中译本出自茅盾。战争爆发后，卡达耶夫加入了苏军情报部门，并作为战地记者多次上前线采访，发表了多部中短篇小说。《团的儿子》写一个少年如何在战火中成长的故事，是战争时期作品中名气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部。 　　 　　4，《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从1936年到1961年，卡达耶夫以家乡敖德萨为背景，精心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构成一个系列四部曲，名为“黑海波涛”。第一部《雾海孤帆》写于1936年，在中国读者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少年读者中影响极大。这本书写的是1905年革命期间，两个敖德萨少年彼嘉、卡甫立克和革命水手朱可夫之间的故事，整个小说堪称极品，读来令人心醉。《草原上的田庄》写于1956年，依然以彼嘉、卡甫立克为线索，写了1910年前后发生的革命故事，风格与《雾海孤帆》差不多。这个系列的另外两部，《冬天的风》写于1961年，以国内战争为背景；《为了苏维埃政权》写于1949年，以卫国战争为背景。这两部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从没见过中译本问世，也不知何时能有中译本，在此切望《黑海波涛》四部曲的中译本能够完壁，不要成为两个世纪的遗憾。 　　 　　卡达耶夫是敖德萨人，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敖德萨色彩。敖德萨是一个具有光荣文化传统的迷人的城市，在革命前这里是沙皇俄国与欧洲的文化中转站。上世纪初叶，这里云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卡达耶夫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就是近年被挖掘出来广受欢迎的《骑兵军》作者巴别尔。今年年初，我读了新出的巴别尔《敖德萨故事》，里面有很多当年敖德萨的风景图片，建筑、街道、广场、雕像、树木、花园、海滨、灯塔、港口，浑然一体，美不胜收。巴别尔、卡达耶夫就是在这里度过了青春年华，走上了文学之路，但他们的结局却是如此不同。 　　 　　到了六七十年代，跟卡达耶夫同辈的作家或是辞世，或是归隐，只有他文如泉涌，老当益壮，不可思议地在文坛跟孙子辈的后生青年一较长短。他的晚年作品一部接一部，有散文，有小说，有长篇回忆录（其真实性被人质疑），还提出自己命名的文学主张，卷起一阵阵波澜，让人刮目相看。遗憾的是，他的晚期作品还没看到过中译本。 　　 　　从卡达耶夫一生的创作来看，我们能看到的精华作品――《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团的儿子》、《雾海孤帆》，都是在斯大林时代（1929～1953）完成的。本贴将要涉及的作品大多是斯大林时代的，无可否认的是，斯大林时代的文学都或多或少带有斯大林的颜色，当年没人敢违抗斯大林的旨意，有这胆量的别说发表作品，能从集中营捡回一条命就算不错了。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在政治上写主旋律，在艺术上则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还是有可观之处，不能以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来苛求那个时代可怜的作家。 　　 　　关于卡达耶夫，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20年代，卡达耶夫构思了一个绝妙的故事，但是没功夫写，于是外包给他的弟弟彼德罗夫（卫国战争时在前线牺牲）以及合作者，说好写完草稿后由他改定，然后三人共同署名。等到草稿交来，卡达耶夫傻了：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人物更多，情节更丰满，无须再改。于是，卡达耶夫决定大义让文，索性退出署名，换来题献和少许酬谢，了此公案。这部让出去的书就是著名的《12把椅子》，当下书店里到处有售。 　　 　　卡达耶夫虽说和《12把椅子》失之交臂，不过还好，他有《雾海孤帆》，《雾海孤帆》之杰出足以与《12把椅子》媲美。许多年之后，面对敖德萨的灯火，很多人将会回想起，如痴如醉阅读卡达耶夫《雾海孤帆》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时间呀，前进！》，林淡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曹靖华译，三联书店，1950 　　《团的儿子》，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雾海孤帆》，朱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白色孤帆》，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草原上的村庄》,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草原农庄》，方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1，列昂诺夫：《索溪》、《俄罗斯森林》 　　 　　在俄罗斯，列昂诺夫可能是个大姓，类似于咱们的张王李赵。从苏联时期到俄罗斯时期，文坛上有好几位列昂诺夫，比如前些年走红的惊险小说作者尼.列昂诺夫。这里要说的是列昂诺夫是苏联时期的大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大师。 　　 　　列昂诺夫生于1899年，1994年逝世，享年95岁。他迎接了苏联的诞生，目睹了苏联的死亡，在苏联时期度过辉煌的创作生涯，他写小说，写戏剧，成就惊人，其声名之盛几与苏联文学唯一的伟人萧洛霍夫并称。但在中国，却完全不能和萧洛霍夫相提并论，仅仅在外国文学教材上受到一般的注视，而翻译界则不知何故冷落他。如此一来，一般读者很难关注到这位名声如此显赫口碑如此之好的大作家。到目前为止，我只看见过列昂诺夫两本长篇小说中译本，即《索溪》和《俄罗斯森林》。 　　 　　《索溪》，发表于1930年，受到高尔基的注意和好评，被高老誉为“真正的创作”，“一部用耐人寻味的、有力的、明朗的俄罗斯语言写成的优秀作品。”能得到高尔基如此评价，自然不是泛泛之作。这部作品也是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背景，描写索溪河畔一座造纸工厂的建设过程，优秀的党干部如何率领广大工人、知识分子群众艰苦创业，征服了大自然，并与以修道院为掩护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终于取得建设的胜利，使索溪河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新人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部作品粗看起来像是一部图解生活奉命宣传的劣作，其实不然，列昂诺夫作品向来以哲理性见长，善于观察社会背后的色彩，描绘复杂的人性，艺术手段高超，这些特质在《索溪》中都有显现，所以高老对此作青眼有加，高老甚至如此颂扬当时年仅31岁的列昂诺夫：“那真正是明朗的语言，列昂诺夫的文字是光彩夺目的。他懂得现实，仿佛是他本人创造出现实似的。他，列昂诺夫，是很有才能的，向来是有才能的，而且这才能是用来从事巨大的事业的。他很了解，必须熟悉现实，仿佛现实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样。”列昂诺夫此后的创作证明，年轻的他完全当得起高老的肯定和期望。 　　 　　《俄罗斯森林》，发表于1953年。这一年斯大林去世，列昂诺夫54岁，正是一个作家的黄金年华。《俄罗斯森林》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而且历久而弥新，在苏联文学史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小说的历史跨度长达半个世纪，通过描写一个热爱国家、热爱森林的林业科学家一生曲折的事业以及与学术骗子敌人的斗争，反映了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变迁，歌颂了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了俄罗斯人民的高贵品格，歌颂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就像俄罗斯森林那样广袤幽深，不可战胜。由于我到80年代后期才看到该书完整的中译本，那时已经受到西方现代文学多年的熏陶，因此感觉《俄罗斯森林》的文字、立意和技巧与文学史的记载有一定距离，我想多半是因为是翻译问题，无法完整透彻地把列昂诺夫作品的全部魅力表达出来的缘故。 　　 　　在列昂诺夫的作品目录中，同样被评论家盛赞的早期长篇小说《獾》和《贼》一直没有中译本，这让我想起我国俄语翻译界有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好像在刻意回避20年代的苏联文学作品，翻译20年代作品的数量与30年代不成比例。如前文所说，20年代的苏联文学自有独特的气息，前斯大林时代与斯大林时代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后斯大林时代的作品也无法相比。可惜，我们能看到的20年代作品很少，好些还是民国时代翻译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列昂诺夫在苏联文学界是个特殊的人物，他位高名重，却独来独往，不与文学界的任何帮派发生关系。他的作品受到很高的赞誉，却总有不被人理解的地方。他的小说让人联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极具哲理意味，厚重而又深邃。 　　 　　中国读者很不了解这位苏联文学的巨人，没有办法，除了《索溪》、《俄罗斯森林》、若干剧本和散章外，列昂诺夫的其他重要作品――《獾》、《贼》、《斯库塔列夫斯基》、《通向海洋之路》、《叶甫盖尼娅.伊凡诺夫娜》以及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金字塔》都没见到中译本，这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很不相称。 　　 　　（《索溪》，董秋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 　　《俄罗斯森林》，姜长斌译，黑龙江出版社，1984） 　　12、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     我无法用语言来准确形容我对《船长与大尉》的热爱：迷人的书，神奇的书，扣人心弦的书，激动人心的书……有人说《船长与大尉》接近通俗文学，不能算是经典。请问什么是经典？一本书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直有人阅读，反复地阅读，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铭记心头，看见有人谈论就像遇到知音一样兴奋……这样的书，就是经典。一本书是不是经典不是所谓评论家信口说说所能界定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用时间和心灵来界定的。《船长与大尉》绝对是普通读者心目中的超级经典。     70年代中期，我借到了一本限时归还的破破烂烂没头没尾的书，在书脊上模模糊糊地辨认出－－“船长与大尉上”。我匆匆地看完，匆匆地还掉，不知故事的开始，更不知故事的结局，好几天心里不好受。书里诗一般的语言，梦一般的少年恋情，萨尼亚和卡佳的未来，船长失踪的秘密，从此萦绕在心里放不下，一直到80年代初得到再版的《船长与大尉》才算了结。在我当年匆匆读这本“破”书的时候，并不了解这本书曾经塑造了六十年代中国读书青年的灵魂。     关于《船长与大尉》的故事情节，我想经过几次再版已经深入人心，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这本书为什么会如此受到中国读者发至内心的喜爱，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作者没有刻意地伪善地宣传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塔塔林诺夫船长去北极探险和萨尼亚抗击侵略者、寻找船长失踪秘密这样动人的故事来打动人心，通过故事揭示书中人物的高贵品格，自然而然地宣扬了俄罗斯民族开疆拓土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苏联小说一向给人的夸张矫饰的刻板印象。     2，有人说，浪漫和冒险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吸引读者的不二法门。《船长与大尉》巧妙地把浪漫元素和冒险元素揉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迎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萨尼亚的成长经历、种种奇遇，他和卡佳的爱情，他的朋友与敌人，冒险寻找船长下落的过程，加上战火、围困、分离、重逢，曲折惊险而又合乎逻辑，悬念丛生而又自然贴切，把浪漫的爱情故事融进紧张刺激的冒险情节中，让读者心有戚戚，欲罢不能。     3，《船长与大尉》书写了理想状态的爱情，满足了读者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中国青年读者对爱情的集体想象，满足了他们潜意识里对纯洁的坚贞的浪漫的温馨的爱情之极度渴望。卡佳在战火中的列宁格勒呼唤爱人的那段话不知铭刻在多少人的记忆深处：“愿我的爱情拯救你！愿我的希望保佑你！让爱情和希望飞到你的身旁，看看你的眼睛，把生命呼入你那僵硬的嘴唇里！把脸紧贴在你腿上沾满了血污的绷带上。告诉你：这是我，是你的卡佳！无论你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都要来到你身旁。不论你发生了什么意外，我都要和你相守在一起。谁要是帮助了你支持过你，给你水喝，喂你饭吃，那她也就是我――是你的卡佳。如果死神降临到你的头上，你再没有力量来和死神搏斗，这时在你的心中哪怕只有最后的一滴点儿最微小的力量――那也就是我，我一定要把你救活。” 这样真挚刻骨的爱情，恐怕已很难为现今我国的“情下中农”们所理解了。不过在当年……不提也罢。     4，《船长与大尉》宣传了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类似“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类的警句比比皆是，很能达到别致的励志作用。这种通过艺术手段深入人心的激励比今天一个典型明天一个模范的口号式激励更有效果，也更持续，甚至贯穿一个人一生的奋斗探求道路。     5，前文我曾说《叶尔绍夫兄弟》有一种“社会主义小资情调”，《船长与大尉》正好相反，跟社会主义似乎没什么关系，而是通篇洋溢着旧沙皇俄国式的小资情调，粘贴在社会主义苏联的背景里，既格格不入，又丝丝入扣，形成一种奇妙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整部书的语言优美流畅，很容易联想起想起久违的白银时代作品的优雅气息，但又没有白银时代小说的阴暗感，而是充斥明朗、乐观和进取的色彩，还有庄严的美感。     总之，这是一本奇特的书，跟其他苏联小说并不相类，能得到读者如此的认可，一定有其独到之处。     就我个人而言，喜欢《船长与大尉》的上半部甚于下半部，这是有原因的。卡维林在1938年开始创作《船长与大尉》，1944年完成。当卡维林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三年后会发生惨烈的战争，连那么厉害的斯大林临到了战前都想不到，何况他一个小小作家。战争的爆发完全打乱了卡维林原本的腹稿，结果就是最后的完成稿跟原先下半部的构思截然不同，这也造成战前写好的部分和战时完成的部分，风格并不一致。     据说文革前曾经放映过改编自《船长与大尉》的苏联电影《两个探险家》，而因为这部电影给小说增加了数不清的读者。这引起我强烈的好奇，我想在当今改革又开放的网络时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小说既然早就看到了，电影还会远吗？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至于从没读过《船长与大尉》的年轻朋友，就算你不喜欢苏联文学也好，对苏联文学有偏见也罢，不妨先读几页，保证你手不释卷流连忘返，不信就试试……     (《船长与大尉》，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2002)     13、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续） 　　 　　关于卡维林作品特别是《船长与大尉》的精神来源，是很值得探讨的有趣的问题。我想卡维林不仅仅受到过狄更斯的影响，他的文学资源应该更广泛。记得当年我看那半册《船长与大尉》的差不多同时，还通宵达旦不眠不休地通读了凡尔纳三部曲，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当时是把凡尔纳的小说与《船长与大尉》作为同一类作品来崇拜迷恋的，现在看起来卡维林和凡尔纳还真有些气质上的神似。 　　 　　卡维林曾是20年代初彼得格勒青年作家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主要成员，这个团体的名字来自德国浪漫小说家霍夫曼的同名小说集。显然，谢拉皮翁作家群对霍夫曼以及霍夫曼为代表的德国浪漫小说风格极为推崇。不仅德国的浪漫派和英国的写实派，法国西班牙的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的神采都能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他们既继承了俄国小说的传统风格，又兼有与传统的俄国小说不大搭调的西欧味道。这就是《船长与大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吧。 　　 　　《一本打开的书》是卡维林另一本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的影响不像《船长与大尉》那样大，但也拥有一小批忠实的爱好者，如今知道这本书并且看过、喜欢的人大概很少很少了。 　　 　　卡维林的作品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结构严谨，非常吸引人。他擅长描写知识分子――大学生、学者、科学家、艺术家，通过描写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刻划他们勤奋、坚毅、勇敢的品格。《一本打开的书》是卡维林知识分子小说的代表作，讲述了符拉森科娃的科学生涯，在革命的年代里，如何从一个贫困的洗碗工成长为一个取得卓越成就的女科学家。描述她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坚强地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如何勇敢地突破险阻探索科学的秘密，如何在工作中寻找为祖国人民为科学服务的幸福感，等等，小说写了主人公的各个侧面，围绕她的各式人物，细腻传神，生动感人，虽然不像《船长与大尉》那样灵动，却有另一种别致的厚重感，如果认真读进去，对读者的影响或许更加深远。 　　 　　《一本打开的书》分为三部，第一、二部出版于1953年，从这部书看来，当时卡维林已经开始向主旋律靠拢，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接轨，此时的基调和主流小说已经区别不大。尽管如此，这本书依然有其出彩之处，作者写主人公的青少年时代，即革命前的岁月，写得入木三分，引人入胜，而占据主要篇幅的革命后那部分则感觉流于平庸。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打开的书》第一、二部，或许是这本描写科学家的书引起当年还算是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父亲的注意，我家里居然留存下来这套不起眼的书，1959年2月第二次印刷，纸张极其恶劣，倒也别有风味。有趣的是，在译者前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本书的第三部‘探求与希望’一九五六年发表在‘莫斯科文学’第二辑，因有比较严重的思想错误，还有待于作者修改。”……苦笑不语啊。好在出版社没有忘了这部书，到了80年代居然出了第三部，使这部很不出名又过了时的书终于完壁，算做了一件留芳后世的好事。 　　 　　卡维林生于1902年，1989年过世。他生在一个音乐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学时代已经在文学界初露锋芒，在苏联文学界他从来都是边缘人物，甚至是批判的对象。作为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他一生没有写过违背良知的作品，难能可贵。在卡维林所创作的大量作品里，中译本只有《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离别情》等寥寥几种，其他主要作品大多没有中译本，而且将来也不大可能再有中译本了。 　　 　　在此我重复一遍前文说过的话：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阅读几千几万本书籍，但真正从内心喜欢的、被打动的、反复阅读多次爱不释手的、一辈子记牢的也就那么几本、十几本、几十本而已。――在我的一生中，能读到卡维林的书，是我的幸运。不能读到更多他的书，又是莫大的不幸。 　　 　　《一本打开的书》（第一部“青年时代”、第二部“符拉森克娃医生”），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三部“希望”），唐其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14，克雷莫夫：《油船德宾特号》、《工程师》 　　 　　按理说，苏联的30年代应该向前向后各延伸一小段，即从1929年2月11日凌晨1时放逐托洛茨基的轮船从敖德萨起航开始，到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装甲集群大举越过苏德边界为止，这十二个多年头算是苏联成立之后相对稳定的时期，斯大林意气风发，苏联人民斗志昂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投入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完成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消灭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和异己分子，建设成就之卓越亘古未有。按苏联历史书的说法，苏联从1938年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段，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惜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的进攻，打乱了苏联进军的步伐。 　　 　　在文化方面，斯大林在搞定托洛茨基后，终于有时间和闲心来整顿一下文化界的混乱局面：号召大家伙儿要团结一致，丢开杂念，不要乱说乱动，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苏联的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创作合格的精神食粮。在斯大林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苏联的文学事业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小说而言，诞生了像《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极其杰出的作品，整个小说创作一片繁荣景象，除了前面说过的《时间呀，前进》和《索溪》以外，还有几部作品――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和凯特玲斯卡娅的《勇敢》――集中反映了苏联30年代的建设成就和苏联人民的精神风貌，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突出。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斯大林式的作品大概经不起严苛的考察，但大浪淘沙，沙里总会筛出几块石头值得掂量掂量。 　　 　　先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 　　 　　《油船德宾特号》是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背景的。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指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开展的创造性采用新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定额突破记录的群众性运动，以顿巴斯矿工斯达汉诺夫命名，此人在1935年的一班工作时间内，采了102吨煤，超过定额达13倍之多。因而一举成名（虽然他这壮举不过改变了一下工作程序而已），被树为典型模范英雄，风靡全国，其地位类似咱们当年的王铁人陈永贵。在苏共中央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苏联全国大规模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涉及各行各业，进行得如火如荼，涌现了无数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其中包括航行在里海航行的一艘油轮上也有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这艘邮轮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文学青年，此人以所见所闻为素材，创作了正面反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长篇小说《油船德宾特号》，1838年发表后轰动一时，作者克雷莫夫一举成为文学界的斯达汉诺夫。 　　 　　《油船德宾特号》描写机械技师、共产党员巴索夫来到落后的邮轮德宾特号工作，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大公无私的胸怀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改变了原本懒散落后的船员的思想面貌，团结船领导一班人，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活动，改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调动了创造性的积极精神，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终于完成了运油任务。小说描写巴索夫依靠集体的力量，把一群落后分子改造成为劳动英雄，把落后集体改造成为先进集体的过程，讴歌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巨大成就。 　　 　　记得文革后期，就是70年代我大肆阅读地下书籍的时候，出版部门每年也出版相当数量的文学书籍，当时有不少直接来自基层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创作的小说诗歌，一般而言这些东西都是惨不忍睹的（不是我诋毁他们，实事求是而已），给人的印象是平民布衣哪能写好小说，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衡量克雷莫夫的作品那就走了眼了。《油船德宾特号》的走红绝非偶然，除了主题先行的政治因素不敢恭维以外，这部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文笔都可圈可点，绝非浪得虚名。 　　 　　《油船德宾特号》的中译本由曹靖华翻译，40年代初就介绍到中国了，民国时代出过多版，五十年代初也出过几次，后来可能因为其他苏联优秀小说越出越多，这本书逐渐被湮没掉了。我以为这本书至少有两个意义，不应该被遗忘：第一，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居然可以写出这么出色的作品，几乎可与大师之作媲美，让人不能叹服俄罗斯文学对民众的影响之深以及俄罗斯民众的文化素质之深不可测，这本书对我国文学青年来说就是活生生的教材，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第二，苏联30年代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现在大概没人知道了，就算教科书大概也不屑记载这场斯大林式的群众运动了吧？不管怎么说，当年千千万万人参与的运动并非一钱不值，《油船德宾特号》作为苏联30年代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文学记忆，总可以为这一运动留下一点星火吧？ 　　 　　在完成《油船德宾特号》之后，克雷莫夫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工程师》，篇幅不长，名气也不如《油船德宾特号》，但我以为还是非常出色的。《工程师》的三个主人公曾经是大学同学，但在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发生变化，产生了先进与保守、创造性与官僚主义的冲突，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整个作品写得自然舒展，充满了抒情色彩，有点类似基于三角的言情小说，但是落落大方不俗气，大可一读。以克雷莫夫的资质，他的文学前景和成就本来未可限量，可惜，在战争爆发的早期他就为保卫祖国光荣地牺牲在战场，《工程师》成为他短暂文学生涯的绝响。 　　 　　克雷莫夫本姓别克列米舍夫，1908年出生于一个文学编辑家庭，从小酷爱读书，尤其熟读俄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内战结束的经济恢复年代进入机械物理专科学校，毕业后作为技术人员从事建设工程和运输工作，业余热衷写作。战争爆发后，担任营政委及部队报纸的通讯员，战斗在乌克兰前线，1941年9月20日，他所在的部队陷入敌人重围，寡不敌众，作家克雷莫夫英勇牺牲，后来得知他的遗体竟有敌人的七处刺刀伤口。在卫国战争中，有多位著名的作家为祖国献出了生命，在克雷莫夫牺牲后不久，中国读者无比热爱的盖达尔也牺牲在莫斯科前线。 　　 　　敌人的刺刀从来不会因为你是杰出的人就手下留情，现在那些时不时向未来的敌人献媚的人应该切记这一点。 　　 　　（《油船德宾特号》，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工程师》，阮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15，马雷什金：《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 　　 　　各位可能犯疑，本文为什么频繁使用“斯大林时代”这个词组，其实很简单，这里要和各位分享的苏联小说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其中大多数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创作的，读那个年代的小说，本本离不开斯大林的阴影，那个时候的斯大林是苏联的主宰，说一不二，支配一切，大到指挥金日成解放朝鲜半岛，小到三等奖金给不给一个不入流的女作家，什么都管，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都和他息息相关；即使离开人世，他的影子仍然笼罩在人类的上空久久不散，这样的时代用斯大林来指代再合适不过了。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30年代的苏联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主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国家工业化――建设工厂，建设水电站，建设道路，建设新城市，整个苏联成了一个大工地；第二个是农村集体化――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依靠中贫农来排挤富农，通过生产合作制逐步迈向集体化，后来演变成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富农被消灭了，千千万万个集体农庄迅速建立起来。在这个激情洋溢的年代，苏联人经历了一次从物质到精神的洗礼，《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磨刀石农庄》、《勇敢》就是描写苏联人民经历这一洗礼的代表性作品。 　　 　　马雷什金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来自穷乡僻壤的人》是30年代苏联小说很有知名度的一部，同那个时代所有作品一样，也被贴上了政治标签。斯大林时期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曾用一句话概括了《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的主题：“明确地提出了用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来逐步改造农民的小私有者思想这个问题”。 　　 　　当今的80后一代90后一代一生下就碰上幸福的市场经济时代，没有经历思想改造的锤炼，大概理解不了季莫菲耶夫这个主题的含义。余生也早，有幸赶上了一次思想改造――用创造性的市场主义劳动来逐步改造农民的小公有者思想，当然远远没有我们的苏联前辈当年经历的思想改造那样激动人心。 　　 　　《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顾名思义，是说一群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不只是地理上的穷乡僻壤，物质上的穷乡僻壤，更是思想、意识、觉悟、精神上的穷乡僻壤――如何在伟大的建设年代，从渺小的人物进化成伟大的人，这种进化过程是以往的文学从没有描绘过的。 　　 　　小说的背景时间为1929年冬到1930年春，描写了几个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参加工程建设的手艺人茹尔金怎么变成一个诚实有为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退伍军人、莫斯科记者尼克莱.索乌斯丁怎么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情绪成为一个时代尖兵；尼克莱的情人、有夫之妇奥尔迦怎么走出个人小天地，投身沸腾的社会生活；还有雇农吉士卡、工棚管理员波丽娅怎么变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公…… 　　 　　作者没有写激动人心的事件，而是细致描写了几个小人物思想上精神上的变化，通过熟练的场景转换技巧，戏剧性地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场面表现出来，展示了那个时代所谓激动人心的主题――“用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来逐步改造农民的小私有者思想”。 　　 　　可惜，由于作者马雷什金在完成第一部九个章节之后不幸去世，未能完成全书，现在看到的只是作者宏大构思的一部分而已，就这九个章节而言，已经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 　　 　　马雷什金生于1892年，1938年去世，年仅46岁。他早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就读时即开始发表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尽管不成熟，但已经显示出他的创作特色――真实和抒情紧密结合，表现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大学毕业后，马雷什金又读完了短期海军军校，当上海军军官，在黑海舰队担任扫雷工作，1918或1919年（资料记载不一）加入红军，参加了国内战争的一系列战役，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21年完成国内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攻克达伊尔》，备受好评。1931年完成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前后的经历和心态。这两本书我都非常渴望阅读，但似乎没有翻译过中文译本。 　　 　　马雷什金是苏联杰出的作家，可惜英年早逝，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转瞬不见。在斯大林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之后，苏联文学的好作品确实不多了，但仍有真正的艺术家在夹缝里摸着良心把艺术才华发挥到极致，仔细品味，奥妙无穷，《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就是这样一部杰作，其影响不止于苏联一地而已。记得以前我们同学传看柳青的《创业史》，都很喜欢，尤其激赏富农姚士杰调戏素芳一节，一致认为那是国产小说最出彩的章节，文笔老辣之极。现在回想起来，《创业史》好像和《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有某种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钱诚、王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6，潘菲洛夫：《磨刀石农庄》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有几部名声在外的垃圾，其恶劣影响一直留到现在，仍时不时被拎出来嘲弄挖苦一番，潘菲洛夫描写苏联集体农庄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就是著名的苏联文学垃圾第二号（第一号垃圾是由潘菲洛夫挖掘出来的更著名的巴巴耶夫斯基《金星英雄》），而作者潘菲洛夫，这位当年苏联文学界神气活现的“二大爷”，如今的形象是人所不耻的蹩脚作家，野心家，阴谋家，御用文人，胆小鬼，拍马屁者，邀宠的小人。 　　 　　潘菲洛夫是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大致不差，我们一般读者不懂俄语，资料不够，只能任由人说。姑且当真吧，因为从《磨刀石农庄》里确实可以看出此人的不地道。 　　 　　关于《磨刀石农庄》的内容和主题，传统教科书是这样说的，“磨刀石农庄再现了从国内战争末到一九三七年间（苏维埃政权成立二十年间）苏维埃农村的生活。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猝然中止于一个对它说来具有象征意义的句子：‘伟大国家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潘菲洛夫描写的也正是苏维埃农民走向这一伟大胜利的艰苦的，然后是胜利的道路。这部长篇小说描述得史诗般详尽，同时又充满了戏剧紧张性。”（季莫菲耶夫《论苏联文学》下册） 　　 　　我年轻无聊的时候读过几本中国版的《磨刀石农庄》，比如《艳阳天》，比如《金光大道》，比如《春潮急》，比如《虹南作战史》，看得多了，自然琢磨出这类书的公有制套路：一个高大全，领着几个高小全，带领贫下中农排除困难走集体化道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集体农庄），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打退了地富反坏的猖狂进攻，清算了腐化变质分子，团结争取了落后分子，战胜了单干致富思想，大家提高了觉悟，一起奔向幸福生活……本本如此，无一例外，看了开头基本知道结尾――前面有“磨刀石”公式，公式就是真理，就是科学，容不得半点偏离。 　　 　　作为这类小说的祖师爷，《磨刀石农庄》的主线内容当然同样蹩脚乏味，但也不是一钱不值。在我看来，《磨刀石农庄》（尤其是第一部）还带有20年代文学神采，也就是学界指责的所谓“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有其可爱的一面，在支线内容上还是有不少鲜活的东西，至少比斯大林时代后期批量生产的集体农庄小说要有趣一些。此外，潘菲洛夫的初版本《磨刀石农庄》使用了大量地方土语，生硬做作，佶屈聱牙，招致高尔基老的不满和公开批评，并引发了一段公案。在中译本中，译者金人先生独出心裁地借用东北方言来处理这些土语，化腐朽为神奇，妙趣横生，处处可见神来之笔，读来别有一番韵味。 　　 　　《磨刀石农庄》还有几个别致的地方，它是第一部正面反映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比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还要早及年。它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大，描写了从新经济政策时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农村生活。它卷帙浩繁，中文译本四大册，繁体竖排百万多字，看得人眼晕。我一向崇敬长篇大论写很多字的作家，更崇敬有精神仔细研读这么多字的批评家。那些拿《磨刀石农庄》说事的人，想必都是认真读完这四册巨著的，很了不起。 　　 　　《磨刀石农庄》最为人诟病的是最后一部安排了一幕主人公到莫斯科开劳模会的场景，让斯大林的伟岸形象出现在小说里，潘菲洛夫设计了多个戏剧性的场面肉麻地吹捧美化斯大林，这个马屁拍得那叫响那叫脆，稍有见识的读者大概都恨不得替斯大林喊一声：爽！利用小说拍马屁，潘菲洛夫算是玩到了极致，失格失品失到了这个地步，难怪被人撬了棺材骂到今天，算是活该。不过潘菲洛夫不在乎这个，人家求的是现世的幸福，不求死后的清誉。 　　 　　潘菲洛夫生于1896年，十月革命后在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工作过，后来加入著名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磨刀石农庄》出炉后，他成了斯大林的宠儿，备受荣宠经久不衰，加上他长袖善舞，拉帮结派，投机钻营，一生风调雨顺，享受尽荣华富贵，长期占据文界要津――《十月》主编的位置，一直到1960年去世。 　　 　　从潘菲洛夫的生前诸状来看，算是个很成功的人物，但历史显然不这么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中国还有谁会读《磨刀石农庄》？我相信没有了，或者极少了。前些时候两次路过上海书城隔壁的旧书店，看见有两本《磨刀石农庄》（第1、2册），品相不错，价格也不贵，但无人问津。也难怪，都什么年代了，谁知道《磨刀石农庄》、潘菲诺夫是哪头大蒜呢？ 　　 　　除了这部《磨刀石农庄》，我还见过两种潘菲洛夫作品的中译本：长篇小说《伟大的艺术》（维益、未嘉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6），是说战时汽车工厂如何与官僚主义斗争提高生产率的故事，长篇小说《为和平而斗争》（齐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讲述战时一个发动机厂撤退到后方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故事。这两本书跟《磨刀石农庄》的命运一样，消失在历史的灰烬中了。 　　 　　潘菲洛夫的夫人柯普佳叶娃是一位名气大不的言情小说家，代表作《伊凡.伊凡诺维奇》。为了这部《伊凡.伊凡诺维奇》能不能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斯大林曾和法捷耶夫爆发过一场冲突，耐人寻味，值得说说。 　　 　　（《磨刀石农庄》，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960）      17，柯普佳叶娃：《伊凡.伊凡诺维奇》 　　 　　“这里有人向我们说，小说对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写得不正确。而她在小说中是怎样写的呢？她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事。他是个大人物，他的工作很重要。他总向妻子说：‘我没空。’他不把妻子当人、当同志看待，而仅仅把她看作生活的装饰品。而她遇见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触动了这根脆弱的心弦，触动了这个弱点，她就去了他那里，到这个人那里去了。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事，在我们这些大人物中也常有这种事。这在小说中写得很正确。雅库吉亚的生活方式也写得很好、很真实。人们总是对三角恋爱发表议论，说这部小说中有许多三角恋爱。那又怎样呢？常有这种事。” 　　 　　以上是斯大林语录，是斯大林同法捷耶夫争论是不是应该给柯普佳叶娃的《伊凡.伊凡诺维奇》颁发斯大林文学奖金时的发言。如果不是西蒙诺夫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崔松龄何宏江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如实描绘了斯大林和法捷耶夫的争论经过，谁也不会记得柯普佳叶娃这个人和这本荣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如果不是蓝英年先生的文章《费佳大叔》从西蒙诺夫那里翻出了这笔旧帐，我还真不知道这位柯普佳叶娃原来就是潘太太。 　　 　　《伊凡.伊凡诺维奇》讲述了一个三角感情故事，莫斯科有才华的外科医生伊凡.伊凡诺维奇.阿尔查诺夫自愿来到西伯利亚寒冷的雅库梯亚地区支援边疆建设，不久他的妻子奥尔迦.派芙洛芙娜也来到了西伯利亚，奥尔迦在旅途上结实了一个名叫塔夫罗夫的优秀工程师，之前奥尔迦一直满足于个人的小家庭生活，在塔夫罗夫的启发和鼓励下，奥尔迦萌发了投身火热生活的独立意识，可惜阿尔查诺夫医生埋头自己的事业，忽略了妻子的精神追求，夫妻的隔膜加深，终于酿成悲剧，奥尔迦离开了医生，和塔夫罗夫工程师生活在一起。 　　 　　该书的内容简介这样总结这本书的主题：作者以她的极为丰富的生活常识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通过描写苏联人的日常生活和各方面的活动，大胆地、正面地提出了恋爱、结婚和家庭等问题，并都给予了从生活中得出的解答。因此，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新的道德品质――个人与集体利益的一致，道德与政治的一致。他们彼此间明朗而关切的新的社会关系，和他们的一天比一天更为充实与幸福的美满生活。 　　 　　我以为，不管这个简介总结得多花里胡梢，其实这本《伊凡.伊凡诺维奇》就是一本普通的基于三角形的言情小说，从内核来讲，和张资平、琼瑶之类的三角言情没什么不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么一本在大多数人眼中不入流的书，斯大林同志却很喜欢！为了让这本书获得奖金，不惜以领袖之尊和持反对意见的文学大师法捷耶夫争论，还长篇大论地为这本书辩护，煞是稀奇。 　　 　　1950年3月6日，斯大林招集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作家界头面人物开会，汇报1950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名单，法捷耶夫是在出差途中被拉回来开会的，还喝了点混和酒，作为主讲人摇摇晃晃地出现在斯大林面前。西蒙诺夫在《我这代人的回忆》中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法捷耶夫站在那里，站在这个桌子后面，面对着斯大林审视的目光，大概身体很疲劳，精神很痛苦，但他很有经验，紧紧把握自己的意志，照例作完了报告，讲了他想讲的一切，甚至就他所不喜欢的科普佳耶娃的小说参加了同斯大林的争论。 　　斯大林就科普佳耶娃得小说讲的话，我记了下来，但在同法捷耶夫得对话中这一切又显得不同了。斯大林列举小说的种种优点，主要论据是生活中就是这样。法捷耶夫不同他直接争论，但坚持己见，说这种事当然常有，但这一切写得不好。三角恋爱也常有，但小说对三角恋爱写得不好。雅库吉亚的生活方式写得正确、真实，但从艺术方面看，这也写得不好，写得很糟糕。 　　“我仍然认为应该为这部小说发奖。”斯大林带着某种好奇心耐心地听了法捷耶夫的反对意见，最后这样说。 　　法捷耶夫听完，把似乎一直扶着桌子的两只手从桌子上挪开，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他不愿同意应该为科普佳耶娃的小说发奖的意见，仍然固执地说：“那就随您的便吧。”表示无可奈何和惊讶的两手摊开这种姿势持续了一小会儿，手又重新放回桌子上。 　　 　　读了西蒙诺夫的回忆，我有几点感想：1，确定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奖名单本来应该是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这些文学菁英的事情，斯大林身为无产阶级领袖，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日理万机，居然抽出这么多宝贵时间来争论无聊的获奖名单，居然为一个不入流作家的不入流作品跟人家菁英争论不休，这不可思议的举动充分体现了领袖对文学的热爱，充分体现了领袖对文学事业的重视。2，从西蒙诺夫记述的历次奖金会议来看，斯大林不只是读过《伊凡.伊凡诺维奇》，每年发表的重要小说、剧本、诗歌，他都读过，而且仔细读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论这见解是否正确，是否和法捷耶夫这样的菁英一致，读过总比没读过好，有见解总比没见解好，关心文学事业总比不关心好，斯大林对文学事业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俄罗斯苏维埃文学艺术的光荣传统和巨大影响，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文学如此受重视的时代，未尝不是一种幸福。3，法捷耶夫为了自己的主张，竟然敢公然和斯大林争吵，居然说出“那就随您的便吧”这样对领袖极度不礼貌不恭敬的话，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难道不知道斯大林是什么样人？当然知道！可他就敢这样做了，也没怎么样！这既表现出法捷耶夫为了艺术良知不畏强权的品格，也衬托出斯大林维护文学民主虚怀若谷的领袖气度。 　　 　　蓝英年先生在《费佳大叔》中下过这样的结论：“这种犯上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法捷耶夫不会不知道，但还是说了。斯大林一定要给科普佳耶娃发奖，显然是爱屋及乌。法捷耶夫反对，除因小说本身艺术低劣外，也出于对潘菲洛夫的轻蔑，因为潘菲洛夫当时在场。” 　　 　　我以为蓝先生此说值得商榷。第一，1950年3月6日的会议，潘菲洛夫当时是否在场？我仔细研读了西蒙诺夫的前后文，没找到潘菲洛夫在场的证据。倒是西蒙诺夫在记述两年即1948年3月31日的奖金名单会议时，明确记载潘菲洛夫在场。不知是不是蓝先生记错了，或者参考了其他资料证实950年3月6日的会议潘菲洛夫在场。第二，当然很可能法捷耶夫从内心里厌恶潘菲洛夫夫妻，斯大林从内心里喜爱潘菲洛夫夫妻，但从上面引用的西蒙诺夫回忆来看，法捷耶夫和斯大林争论的是如何衡量一个作品艺术质量优劣的标准问题，是严肃的文学工作问题，关潘菲洛夫什么事呢？关科普佳耶娃的潘太太身份什么事呢？何以见得法捷耶夫反对是“出于对潘菲洛夫的轻蔑”？何以见得“斯大林一定要给科普佳耶娃发奖，显然是爱屋及乌”？如此揣测法捷耶夫和斯大林对待工作的阴暗心理动机，岂不是把他们身为革命领袖和文学领袖做人做事的境界等同于咱们小老百姓的八卦了吗？ 　　 　　从西蒙诺夫全文记录的斯大林为《伊凡.伊凡诺维奇》辩护的发言可以看出，斯大林是认真看过这部小说的，他的发言表达了一个普通读者对一本书发自内心的喜爱，当然可以腹诽斯大林的文学品味不怎么样，指责斯大林用权力粗暴地把这样一部法捷耶夫看不上眼的作品硬抬上文学奖的授奖台。但是，斯大林对这部作品纯朴的喜爱之情是无可指责的，能得到斯大林的如此厚爱，《伊凡.伊凡诺维奇》一定有其独到的地方。我想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年的苏联文学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约束下，千篇一律的写些工厂生产、集体农庄、建设水电站之类的主旋律题材，很少有人关注私人情感领域的题材，更没有人写什么三角恋爱题材的小说。主旋律文学看多了，就是斯大林这样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会腻味，好比红烧猪头肉吃多了，总想来点儿青菜豆腐，《伊凡.伊凡诺维奇》受到斯大林由衷的喜爱就不足为奇了。 　　 　　柯普佳叶娃写完《伊凡.伊凡诺维奇》后，又写了两部续集《友谊》和《敢作敢为》，继续讲述阿尔查诺夫医生的故事，与《伊凡.伊凡诺维奇》构成一个三部曲。这位言情女作家作品的中译本除《伊凡.伊凡诺维奇》外，还有一部《安娜同志》（叶冬心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也是说社会主义时代的三角恋爱故事。和同时期的其他女作家比起来，科普佳耶娃确实不属一个等级，比不上著名的瓦西列夫斯卡娅（《虹》）、潘诺娃（《旅伴》）、尼古拉耶娃（《收获》），还有以《勇敢》打动五十年代中国青年的凯特玲斯卡雅。 　　 　　（《伊凡.伊凡诺维奇》，李兰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 　　18，凯特玲斯卡雅：《勇敢》 　　 　　在中国东北部边境黑龙江对岸有个城市叫哈巴罗夫斯克（中文旧称伯力），黑龙江在此拐了一个弯，沿黑龙江向北航行350公里，左岸有个工业城市叫康索莫尔斯克，即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简称共青城。目前这个城市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工业中心之一，著名的苏霍伊飞机厂就在这里。以前这里只是一个村落，叫佩尔姆斯科耶村。30年代初，斯大林决定在此建设重工业城市，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个共青团志愿者来到这里，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一手一脚建起了这座共青团员的城市。凯特玲斯卡雅的长篇小说《勇敢》就是记述来自苏联各地的男女共青团员们筚路蓝缕建设共青城的经过，这是一本歌颂斯大林时代建设成就的代表性作品。 　　 　　我曾经看过一组苏联共青城的图片，印象深刻――厚重的建筑，宽阔的街道，雄伟的工厂，漂亮的港口，古董一样的有轨电车，行人很少，整个城市整洁清爽，市民看起来似乎很满足快乐的样子，这就是当年由苏联共青团员们白手起家建设起来的城市，很难想象在1932年之前，这里只是不起眼的荒村。“当年，一群在斯大林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响应斯大林的号召，来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在缺乏物资、缺乏食粮、缺乏住房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了无数困难，以忘我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高度的革命警惕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他们牢记斯大林的教导：‘要能够帷集体工作，并且愿意把个人的意志服从服从于集体的意志，这就是我们现在叫作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过程中，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用五十年代语言风格概括的《勇敢》的内容和主题。 　　 　　《勇敢》可以称为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样板作品，所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素都包括了：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真实、历史具体地描写新现实，塑造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正面英雄人物形象，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精神风貌，让作品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读者。《勇敢》就是一本社会主义文学活生生的教科书，如此严肃的主题却是用抒情的风格表现出来，整个作品洋溢着诗一般的浪漫氛围，非常具有打动人影响人的特殊魔力。 　　 　　梁羽生先生的散文《读苏联的小说》这样说起《勇敢》： 　　 　　“另一本小说是威拉凯特林斯卡娅的小说《勇敢》，这本书写苏联青年在远东荒僻的森林中建设一个新的城市。里面描写有各种各式的爱情，女性的心理，描写的尤其细致！有一个女孩子叫托尼亚，幼年生活非常不幸，长大后变得孤僻冷傲，但正因此，她突然被一个浮薄青年的感情所俘虏了，到她发现时她坚决地离开了他。可是那时她已怀了孕了。如果香港的女孩子碰到这类事情，不自杀也会消沉了，但托尼亚却更勇敢、更乐观地生活下去，后来她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爱人。当然她的感情也不是没有波动的，尤其是当她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像他父亲的时候。对托尼亚感情的描写，是书中最感人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女子吉娜，却似典型爱享受的那种香港小姐，她很漂亮，但却折磨她丈夫的心灵，最后终于不能不以离婚来结束。” 　　 　　托尼亚和吉娜的故事在《勇敢》众多人物和情节中算是不大起眼的部分，在建设新城市的共青团员队伍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火车司机、红军潜水员、工人、仓库保管员、售货员、大学毕业生、党员干部等等，他们毅然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奔赴西伯利亚，在艰苦的劳动中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体验爱情的幸福和痛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按时尚的话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畏艰险、坚持到底，找到了正确的生活道路；也有人经不起考验，开了小差落荒而逃。书中有个共青团员叫阿列克赛.耶比法诺夫，原是红军的潜水员，志愿来到远东参加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了保尔柯察金一般的毅力和品质，当新的城市初具规模，他这样说：“我情愿这样过一辈子，一个地方建设完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从头开始，国家的荒地多，而跟着我的足迹就会不断出现城市、桥梁、工厂、铁路……”这就是30年代苏联青年的风采，表达了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喜悦和热忱，这种社会主义时代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共青团精神，我想当下在职场厮杀中的青年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 　　 　　我读《勇敢》的那几天，既被它的巨大魅力所征服，也不免陷入一种困惑的情绪中，这三十年的市场养成教育使我下意识地犯疑：这是真的吗？不会太夸张了吧？当时的苏联青年真的那么优秀？那么听话？让你干啥就干啥，还没有废话？这些所谓青年团员不会是犯了错误的主儿吧？不会是劳改犯吧？不是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都是劳改犯的天下吗？那座美丽的工业城市――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到底是谁的血汗建成的？当年建设这座城市的真实图景到底是怎样的呢? 　　 　　90年代中期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乘火车来往广州上海之间，车上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物。有一次碰到一位老太太，大概60多岁的样子，看起来干练爽利，像是高级干部的模样。我跟她坐在面对面，不知怎么就聊上了，这位阿姨很健谈，精气神儿很好。车过江西境内的时候，她问：去过共青城吗？我说：听说过没去过。她指给我看，北面多少公里，南昌和九江之间，可漂亮了。我很好奇，她怎么会提起共青城，而且很神往的样子。原来她五十年代在团中央工作，曾经多次到共青城建设现场，这座中国共青团员仿照苏联共青城建设的城市有这位阿姨的一段青春记忆。回想起我的父母，大概比这位阿姨略大几岁，五十年代初放弃了大城市的舒适生活，远赴塞外支援边疆科研建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一生最好的岁月，家里的老照片保存着他们的青年形象：身着中山装列宁装，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一副祖国未来在我手中的气魄，不管后来发生多少事，他们的青春及其青春理想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从火车上的共青团阿姨，再到我的父母，我多少了解了那一代青年是怎么过来，是怎么度过他们无怨无悔的火红的青年时代的，那是他们的尊严和荣誉，如果舔着脸问他们：你们当年去共青城、去边疆，是不是当劳改犯？岂不是开国际玩笑了。同样，如果这样的问题去问《勇敢》里共青城的建设者，恐怕要挨啤酒瓶子或是猎枪子弹――青春可是不能亵渎的。 　　 　　在五十年代中国，《勇敢》的影响有多大？没法考证。在我见到的回忆当年的文字里，发现很多人都会提到《勇敢》，著名的如梁羽生、易中天。五十年代甚至出了两本专门评论介绍《勇敢》的书籍，一本是《勇敢地向着生活介绍薇拉.凯特玲斯卡雅的“勇敢”》（韩北屏，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另一本是《从勇敢中学习什么？》（张明东，人民出版社，1956），单篇的书评则多得数不过来了。我印象深的中国版《勇敢》有丛维熙的《北国草》，还有郭先红《征途》，都是讲述中国知识青年去北大荒垦荒的事迹，当年这些垦荒者活动的区域距《勇敢》描写的共青城只有数百公里，苏联共青城周边地区，从伯力到庙街方圆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858年之前曾是大清帝国的神圣领土，不知咱们的青年团员当年遥望黑龙江对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薇拉.凯特玲斯卡雅（译名系统很复杂，以《勇敢》译名为准》）的著作，除了这部《勇敢》，似乎没有见到其他的中译本，也好，有这本厚厚的《勇敢》，足够了。至于《勇敢》提倡的精神过时了没有？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勇敢》不会再重印了。 　　 　　（《勇敢》，关予素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19，伊万诺夫：《铁甲车》 　　 　　在我看过的苏联内战题材小说中，有两本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可称为极品。一本是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另一本就是伊万诺夫的《铁甲车》，又译作《铁甲列车Nr.16-69》。 　　 　　《铁甲车》的背景是内战时期的苏联远东地区。十月革命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内外交困，势单力孤，无力顾及偏远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成了无主之地，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来插一脚，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出兵，大举干涉，支持反共的白匪军。当然，布尔什维克地下党也没闲着，一支支农民游击队活跃在敌人心脏，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配合城市的工人起义。《铁甲车》讲述渔民维尔希宁领导的农民游击队夺取白军的铁甲列车，支援海参崴起义的故事。 　　 　　作者伊万诺夫在《小说“铁甲车”是怎样写成的》中这样概括《铁甲车》的情节：“西伯利亚有一支游击队，他们只有独弹步枪和普通步枪。但他们捉住了一列白军的铁甲车，铁甲车上装着许多大炮，机枪，炮弹，还有个很有经验的指挥官！为了让铁甲车停一下，游击队员中国人沈彬吾，――沙皇政府雇来挖战壕的许多劳工之一――便卧在铁轨上让铁甲车从身上轧过去。司机刚从机车里探出身来，想看看轧死的中国人，但马上便叫游击队打死了！铁甲车孤零零地被困在荒林里。游击队扒掉了它周围的铁轨，并用烟来熏铁甲车上的军队。” 　　 　　书中最重要的场景――中国人沈彬吾英勇牺牲的经过，太过惊心动魄，现摘要抄录如下，与各位分享： 　　 　　维尔希宁跳了起来，喊道： 　　“同志们，有谁志愿躺到铁轨上，让它轧吗？……反正也要死的！怎么样？……那时我们就可以把司机从车上引出来！它在开到人身以前一定会停下来的。” 　　（游击队员伐斯佳志愿躺到了铁轨上） 　　那中国人丢开步枪，爬到路基上去。 　　“不，你等一等，中国人！”维尔希宁急忙说。“有伐斯佳躺着，他有责任躺。他是为了自己的土地躺的。为了自己的！” 　　沈彬吾稍微抬起身子。他原封不动地，对维尔希宁恳切、急躁、热情地说： 　　“啊，你……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我要让你的民族看看!.......看看我的民族的心！……” 　　维尔希宁受了感动，一心想了解这个中国人话里的意思，便赶紧问： 　　“我向你致敬，你想表示什么呢？” 　　那中国人因为维尔希宁了解他了，感到高兴，便迅速地说： 　　“是，是！中国民族向俄罗斯民族致敬！” 　　于是维尔希宁便对伐斯佳说： 　　“这位中国人想向俄罗斯表示敬意。你懂得吗？伐斯佳？不要阻挠他。他想表示自己的伟大精神！” 　　（伐斯佳离开了铁轨） 　　现在只有沈彬吾独自一个人了。 　　他的头触着枕木。随又离开，摇摆着，枕到铁轨上……向周围望了一望。 　　默默无言的农民把头伸出灌木丛，用期待的，饥饿的眼睛望着。 　　沈彬吾躺了下去。 　　那头又向上伸了伸，几百个头又从灌木丛里伸出来望他。 　　中国人又躺了下去。 　　那满脸皱纹的小农民对着他喊道： 　　“喂，黄种人，把那酒杓子抛过来吧！……还有那枝手枪也留下来吧。你要它有什么用？……嘿！……对我倒是有用的！……” 　　沈彬吾拔出手枪，头也不抬，挥挥手，好像要把它抛到灌木丛里去，突然向自己的脑后开了一枪。 　　那中国人的身体紧贴到路轨上。 　　松林突出了铁甲车，它是灰色的，方形的，机关车的眼睛凶狠地闪耀着一道红光。天空被一块灰色的霉菌遮住了。 　　中国人沈彬吾的尸体紧贴着地面，倾听着铁轨的隆隆声。 　　…… 　　 　　老实说，我看完这一段后感觉很复杂，一方面很少有外国作家正面塑造如此可歌可泣的中国人形象，为俄罗斯人民的解放自愿牺牲的中国人？以前似乎没有类似的阅读经验，着实感到震撼。另一方面，作者笔下的俄罗斯人，眼睁睁看着中国人为他们牺牲的游击队长和队员，还要什么酒杓子……这样的俄罗斯人，似乎不值得致敬，不值得为他们的所谓解放事业发扬什么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总之，心里不是滋味。 　　 　　苏联文坛有好几位伊万诺夫（或译作伊凡诺夫），《铁甲车》作者叫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生于1895年，1863年去世，早年生活落魄，当过流浪汉、丑角演员、工人、水手、搬运工，阅历丰富。1915年开始发表作品，1917年参加红军，经历了战火的考验。1921年到列宁格勒担任记者，在高尔基的关心和帮助下取得长足进步。伊万诺夫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认同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主张，早期的内战题材作品《铁甲车》（小说及剧本）、《游击队员的故事》为他赢得了声誉，但他的作品显示出跟主流不大一致的文学风格，后来逐渐被喧嚣的时代文学埋没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之小，在后来的苏联也不见得有多大，但是西方的苏联文学研究者对他的评价却非常之高。 　　 　　《铁甲车》流行的中译本为戴望舒先生根据法译本转译的版本，民国时代出过多版，建国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过，正文125页，六万余字。《铁甲车》的风格颇很像海明威，文字简洁明快，场景转换迅速，情景交融，意味深长，读第一遍的时候不习惯，多读几遍就会品味出五味杂陈的味道，过瘾之至。 　　 　　人民文学版的《铁甲车》附有伊万诺夫的文章《小说“铁甲车”是怎样写成的》，讲述了他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的经过，以及因此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可思议的是，作者从来没去过远东，《铁甲车》竟然完全是基于想象创作出来的。 　　 　　（《铁甲车》，戴望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0，《恰巴耶夫》、《铁流》、《毁灭》 　　 　　很多人都说，从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到一九九九年的澳门回归，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戏剧性十足，举世罕见。其实，观察一下我们北边的邻邦，他们这一百年的历史同样壮观，戏剧性不遑多让。看一看他们走过的路：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发动一次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布列斯特和约；血腥的国内战争；列宁去世；斯大林掌权；30年代建设；残酷的肃反；祸水西引；卫国战争；修正主义；军备竞赛；改革与新思维；东欧剧变；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从世纪头到世纪末，回到原点不说，沙皇俄国留下的统一庞大的疆域居然分裂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败家哪有这样败法的？未来的俄罗斯子孙们回过头思考这一百年的历史，究竟是得是失？苏联的从兴到亡，在我们旁观者的眼中，可以琢磨出什么可供参考的道理？ 　　 　　在这百年的历史大大小小的事件中，从1918年到1922年的国内战争最令人扼腕。十月革命胜利后，极度怀恨仇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出兵武装干涉，还大力支持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等地富反坏右分子组成白匪军，向新生的政权发动一波又一波凶恶的进攻，幸而在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和英勇的红军奇迹般地战胜了形形色色的敌人，巩固了革命政权。然而，将近四年的遍地烽火，生灵涂炭，既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无产阶级政权，也使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这苦难的历程自然是敏锐的文学家关注的绝好题材，在众多的国内战争题材小说作品中，除了《静静的顿河》外，《恰巴耶夫》、《铁流》、《毁灭》这三部长篇小说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从30年代以来即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几十年来声名始终不坠。 　　 　　富尔曼诺夫：《恰巴耶夫》 　　 　　《恰巴耶夫》真实地多侧面地描写了一个人民英雄和一支英雄部队的成长历程。内战时期的红军有个著名的英雄师长叫恰巴耶夫（旧译夏伯阳），此人出身草莽，个性鲜明，英勇善战，率领他的部队同高尔察克匪帮作战，屡战屡胜，威名远扬。1919年1月至8月，富尔曼诺夫调到恰巴耶夫师担任师政委，在富尔曼诺夫的努力下，恰巴耶夫从一个草莽式的的个人英雄成长为一名直觉的的革命者，一名有高度使命感、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红色英雄。关于这位恰巴耶夫同志的独特魅力，早年看过30年代苏联名片《夏伯阳》的朋友们一定有很深刻的印象。 　　 　　富尔曼诺夫生于1891年，曾在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就读，一次大战时志愿参军，1918年入党，成为一名红色政治工作者，转战四方，屡立功勋。内战结束后，富尔曼诺夫来到莫斯科从事文化工作，运用自己在内战时期积累的丰富素材和体验，创作了《红色陆战队》（萝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恰巴耶夫》、《叛乱》（梅子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等杰出的作品，尤其是《恰巴耶夫》，富尔曼诺夫创造了一种融小说、通讯、特写、回忆录、编年史、叙事诗为一炉的新型文体，显示出了极高的艺术天分和潜力。可惜，富尔曼诺夫于1926年因病去世，未能一展长才。 　　 　　绥拉菲莫维奇：《铁流》 　　 　　《铁流》描写内战早期一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散乱的哥萨克武装和跟随的群众，在自发推举的领袖郭如鹤的带领下，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围追堵截，跋山涉水，千里跃进，浴血奋战，终于与红军主力汇合，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经过革命熔炉的锤炼变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整部作品好似一首英雄史诗，气势磅礴，结构严密，充满了新时代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读之令人动容。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是一位资历比高尔基还要老的大作家，一生中创作了数不清的作品，但在中国只有一部《铁流》广为人知，深入人心，1931年曹靖华的中文译本在鲁迅主持下出版，称得上是在中国“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的新花”，好像“被践踏者争取自由解放的光芒万丈的火炬”，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的解放奋起与敌人斗争，“消灭敌人，为的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铁流》的这句格言成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写照。 　　 　　 法捷耶夫：《毁灭》 　　 　　《毁灭》跟《铁甲车》一样，以远东地区的苏维埃游击队斗争为背景，描写由莱奋生领导的游击队与白匪军殊死搏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部队在残酷的战斗中损失殆尽，最后只剩下十九名战士，准备为苏维埃政权继续斗争。作者通过细致地刻划人物，如实地反映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如何在战火中成长，无产阶级队伍是如何在斗争中百炼成钢，自私自利意志薄弱的小资分子是如何在严酷的考验下被淘汰，《毁灭》生动地解揭示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如何在艰困的条件下击败凶残的敌人，取得最后胜利的深层原因：人，经过考验的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无私的坚强的人，才是胜利的保证。 　　 　　在鲁迅的译作中，《毁灭》无疑是最重要的，经由鲁迅的翻译推介，《毁灭》在中国取得广泛的知名度和巨大的影响。而在苏联，法捷耶夫因为创作了《毁灭》，一跃而成为苏联最受瞩目的新生代代表作家。与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珂夫等旧时代过来的作家不同，年轻的原远东游击队战士法捷耶夫根红苗正，属于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用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革命20后一代，不仅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卫兵，而且极具艺术才华和领袖风范，因此，法捷耶夫受到斯大林的特别赏识，长期执掌苏联文艺界就一点不奇怪了。 　　 　　《恰巴耶夫》、《铁流》、《毁灭》是代表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内战争题材作品，俗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文学也不例外。我们在这些作品中是不是完整地客观地看到苏联国内战争的真实画面？那一段历史有没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另外一面？很值得怀疑。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别尔的《骑兵军》、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等作品中，我们似乎嗅到了几丝异样的气息，在苏联正统史书的字里行间，用现代的眼光也不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需要有心人去慢慢探索了。 　　 　　在此插句题外话。苏联的史书一直解释不清，为何帝国主义列强为何要大举武装干涉，支持白匪军，迫不及待地要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为什么那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参加白匪军对抗苏维埃政权？当然首要甚至唯一的解释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分子仇恨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必欲灭之而后快。我以为这只是一面，另外还有不被人提起的重要原因。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不顾俄罗斯军民的反对，执意同德国单独媾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这是非常典型地把本集团的利益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的败笔，因此激起了国内军民的强烈不满。而在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单独媾和，等于出卖了并肩作战的同盟国家，把战争压力全数转移给盟国。和约签订后，德国把东线主力调往西线与英、法、美等协约国联军决一死战，胜负其实在毫厘之间，幸而协约国侥幸获胜，回头想想苏维埃政权制造的危局，怎么可能不冒冷汗？怎么可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试想一想，如果苏维埃政权咬紧牙关再坚持几个月，结局会多么不同！类似布列斯特和约这样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甚至陷害别人的蠢事坏事，苏联当局后来又干了好几次，中国就深受其害，遗恨至今。其实苏联的兴亡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把执政集团的利益至于国家民族之上，不顾盟国的行径，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或早或晚而已。 　　 　　（《恰巴耶夫》，葆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1957 　　《铁流》，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毁灭》，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21，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在我的少年记忆里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自古少年向英雄，不论哪个时代的少年，都是一脑门子的英雄梦想和报国激情。少年时那几本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的英雄书籍，通常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铭刻在记忆深处，永不磨灭。在文化闭塞的70年代，除了校方推荐给我们崇拜的雷锋、王杰、欧阳海之外，我们还有私下里的偶像――地下流传的小说中人物，比如《钢铁》里的保尔.柯察金，比如《青年近卫军》里的奥列格.柯舍沃伊、谢尔盖.邱列宁、刘芭.谢芙卓娃，官方的也好私下的也罢，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都是那些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人物。80年代之后，英雄崇拜多元化，从80年代的郭靖杨过张无忌，到当下的宇春笔畅张靓颖，五花八门都成了少年们的偶像，跟我们当年大不一样了。 　　 　　我记不得哪一年开始看《青年近卫军》，不是1974年就是1975年。在那个充满反修防修气氛的时期，居然会公开出版这样一部情调暧昧的苏修小说，算是一件奇事。网友傲世弥衡先生回忆当年时说，《青年近卫军》有“非常好的自然、心理和朦胧感情的描写，真是黑暗时代的精神大餐。我彻夜阅读，激动不已。至今我还喜欢那个版本，前面带毛主席语录的。”我相信很多当年读过《青年近卫军》的朋友都会有类似的体验，“黑暗时代的精神大餐”，一点不错！我们这一班少年结结实实饱餐了一顿，如痴如醉，热血沸腾。 　　 　　《青年近卫军》几乎包括了我们感兴趣的所有元素：残酷的战争，勇敢的青年，从容的地下党组织，惊心动魄的地下游击战，美丽的姑娘，浪漫的爱情，质朴的友情，还有那么多动人的人物。在那么多人物中，谢尔盖.邱列宁最得我们欢心，我们曾经研讨过，觉得谢尔盖一个人扔燃烧瓶那段是不错，可弄死几个小兵太不过瘾了，起码暗杀个将军之类才舒服。如果苏修鬼子打来了，我们也得组织起来，暗杀领兵的苏联元帅！朱可夫又怎么样？敢来一样杀！（当时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是极热门的读物）如果事败被捕了，也要向青年近卫军那样坚强不屈，宁死不招！我们还设计好了向敌人怒吼的台词：你们！苏修鬼子们！当年你们打德国鬼子，今天我们打你们！你们不记得青年近卫军了吗？竟敢来侵略中国！你们忘本了！等等，也顾不得逻辑是不是对头。 　　 　　几年后，终于爆发了一场短促的局部战争，我们这帮人一到放学就跑到家长单位门口看战报，互相传递小道消息：××军开始调动了，高炮团开往郊区××厂了，机场戒严了……盼望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计算一下距离，苏军装甲集群开到我们城下也就两天功夫，到时候看我们的吧，我们青年近卫军要活捉个苏联元帅玩玩，朱可夫不来，李可夫也行，要不赵涅夫、刘科索夫斯基，总之来一个灭一个。那十几天我们一边关心前线战局，一遍研究本市地图，摩拳擦掌，激动不已。可惜，南线闪击战打完了，也没见苏军坦克、元帅的影子，空欢喜了一场。 　　 　　在中国，《青年近卫军》的影响度大概仅次于《钢铁》，在苏联文学早已不吃香的今天，还挂在世界名著的目录里长销不衰。这一定有其道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为了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反侵略反压迫反奴役的主题永远不会过时，法捷耶夫用完美的叙事艺术清楚表达了这个主题，因此这部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我指的永恒魅力不是现在通行的《青年近卫军》版本，不是那个被很多人责备平庸乏味太多正统宣传味道的1951年修改版本，而是1945年的初版本。 　　 　　关于《青年近卫军》的两个版本，在苏联文学史上也算是一段公案，至今各种观点解读的都有，我以为最接近事实的陈述还是来自当时的苏联官方学界，这里引用一段著名文学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说法(《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简史》，季莫菲耶夫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真理报在1947年曾提醒法捷耶夫注意他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缺点。这些缺点之一，就是作家在描写共青团组织‘青年近卫军’的斗争上脱离了党的地下工作的斗争，但事实上，在苏维埃国家全部历史过程中，共青团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和斗争。真理报还着重指出，作家没有写出党的地下活动，没有写出共产党员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寇的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可是，当时在陷入德寇铁蹄下的全部土地上，地下党组织在领导反法西斯奴役者的爱国斗争；而且，根据伏罗希洛夫格勒省委会时候调查所得的材料，也证明了克拉斯诺顿当时存在过这样的组织。 　　在长篇小说的修订本中，法捷耶夫改正了以上所指出的全部缺点，塑造了不少地下共产党员、人民的领导者的美丽形象，这些形象以其英勇、无畏、生活的智慧和坚忍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弦。” 　　 　　大概这位理论家季莫菲耶夫权威的话说的太多，优势意识太强，写文章不经仔细斟酌，想不到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被后世用放大镜研究，这段引述真理报的批评破绽太多，经不起推敲。例如，青年近卫军是不是地下党领导的？现在没有证据证实是或者不是。在季莫菲耶夫这本书的另一处有这样一段话，“在动手写作长篇小说以前，作家研究了与这个地下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有关的许多文件，好几次亲自到克拉斯诺顿去实地考察，与少年英雄们的亲友晤谈”，很明显，法捷耶夫不是凭空写这本小说的，而是仔细做了调查研究，如果在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中发现了一丝地下党组织的痕迹，作为一个忠贞的苏共老党员，他有可能隐瞒刻意不写吗？所谓“作家没有写出党的地下活动，没有写出共产党员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寇的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试问，共产党员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寇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就一定细致到领导了一个小城市地下青年组织的活动？所谓“根据伏罗希洛夫格勒省委会时候调查所得的材料；也证明了克拉斯诺顿当时存在过这样的组织”，就算当地有过党组织，就一定领导了青年近卫军的活动？这样毫无逻辑的批评，不是正好反证了批评者并没有证据证明地下党参与了青年近卫军的活动，青年近卫军非常可能只是一个自发的反抗组织吗？ 　　 　　可以想象，面对这直接来自最上层的沉重压力，法捷耶夫作为苏联文艺界的掌舵人，不可能坚持艺术的真实性，他屈服了，花了几年时间修改，大篇幅地增加地下党领导青年近卫军的情节，“塑造了不少地下共产党员、人民的领导者的美丽形象，这些形象以其英勇、无畏、生活的智慧和坚忍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弦”。修改版在1951年出版，跟1945年的初版本大相径庭。目前通行的中译本都是以1951年修改本为底本的，原汁原味的1945年初版中译本很难见到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喋喋不休说这么多两个版本的争议，是因为我曾经见识过那个传说中的1945版中译本，仍然是水夫先生翻译，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7年12月初版，繁体横排，正文只有54章、494页，印制清晰，非常漂亮。就内容来说，我曾经饶有兴致地大致对照了一下两个版本，感慨良多，这里只想说一句：就算没写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又怎么样？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共青团员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为祖国浴血牺牲，不正好证明了苏共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影响是多么成功吗？何必要亲自出面领导呢？难道没有地下党的地方，就不能抵抗了吗？《真理报》的批评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在《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之间，法捷耶夫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也是以国内战争时期的远东地区为背景，描写远东地区少数民族乌兑格人在大时代里的命运，这部书影响不大。《青年近卫军》是法捷耶夫最后的杰作，此后他陷于行政事务，再也写不出象样的作品。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想振作起来整顿一下沉闷的文学界，但跟新领导层沟通不利。1956年二十大掀起反斯大林浪潮后，法捷耶夫留下一纸遗书，饮弹自尽。有一种书法认为法捷耶夫自杀是因为被疑参与了30年代斯大林杀害作家案件，此说我是怀疑的，为一本三流小说敢当面顶撞斯大林“随你的便吧”的人，不大可能干些距离良知太远的事情。 　　 　　不管法捷耶夫的争议有多大，被泼了多少脏水，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他永远是那个用优美抒情的文笔写出《青年近卫军》的人，他的作品告诉了我们，当外国侵略者入侵时，要勇敢地起来斗争！面对敌人的屠刀，要昂着头死去！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我们遭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希望那些习惯在网上搅拌人肉打口水仗的青少年，也能组织起来，举起手宣誓：我，在加入青年近卫军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青年近卫军》，水夫译，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1974） 22，西蒙诺夫：《日日夜夜》 　　 　　卫国战争爆发后，以往养尊处优的作家们也行动起来，组成自己的战斗队伍奔赴前线，大多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附有许多战争时期珍贵的历史图片，其中一幅是战地记者西蒙诺夫和苏尔科夫身着军服在野外战地进餐的合影，这两位战火中的记者在战后都成为了苏联文学界的领导人。诗人苏尔科夫在战前既已成名，年轻的西蒙诺夫战前还名不见经传，战争期间先以抒情诗《等着我吧》一举成名，后以小说《日日夜夜》奠定了一线作家的地位，赢得斯大林的关注和器重。 　　 　　战争初期，西蒙诺夫在战场上为后方的情人瓦莉亚.谢罗娃写了一首抒情诗《等着我吧》，在《真理报》发表后，轰动一时，尤其受到前线将士的喜爱，几乎人人成诵，深入人心。由于该诗涉及了西蒙诺夫和美女影星妻子谢罗娃、苏联二战英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三角关系，极具香艳色彩，几十年来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坊间有不少书籍和文章谈论这段二战时期著名的八卦，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篇小说《日日夜夜》（以篇幅而论，称为长篇小说也未尝不可）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1942年夏初，德军卷土重来，先在南线发动进攻，夺取了克里木半岛，然后直奔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阶段，苏军处境十分被动，德军第六集团军长驱至入，固守城区的崔可夫第62集团军步步为营，与优势德军展开血腥的巷战，直至斯大林的战略预备队大举反攻合围德军为止。《日日夜夜》撷取了城区保卫战的一个侧面，描写沙布洛夫营坚守三座楼房的战斗生活。营长沙布洛夫和他的战士们在守卫斯大林格勒的日日夜夜里，浴血奋战，寸步不让，发扬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展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英雄气概。 　　 　　作为深入前线的战地记者，西蒙诺夫亲身经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日日夜夜，他曾经说《日日夜夜》就是他的斯大林格勒日记，确实，小说每个场面都有强烈的现场感，这是真正来自战场的作品，绝不是后人发挥想象力所能写出来的。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苏军的普通官兵，作者写了他们的战斗历程，他们的性格和个人感情，他们在战场上的心理活动，每一笔都浓缩了作者的深刻观察和凝重的思考，可以看成是真实的战地文献，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在众多的苏联二战题材小说里，《日日夜夜》也许不能算是最杰出的，却是西蒙诺夫最杰出的作品。 　　 　　西蒙诺夫出生于1915年，成长在斯大林时代，在高尔基文学院读了四年，专修诗歌创作。1939年，西蒙诺夫中断了研究生学业，作为军事记者参加了苏日哈勒欣战役，之后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记者训练班学习，成为一个职业军事记者。大战爆发，西蒙诺夫即刻奔赴前线，四年间经历了战争的各个阶段，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到最后的胜利。战火中的四年对他个人的写作生涯来说是黄金的四年，通讯报道、特写、诗歌、剧本、小说，无所不写，成果丰硕。到了战争结束的1945年，西蒙诺夫30岁，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坛新秀，更重要的是，他成了斯大林的新宠儿。 　　 　　西蒙诺夫的文学成就与他战后的显赫身份其实不大相称。战后，他的的写作特点是又多又快。但大多不堪一读，有价值的作品很少，我以为只有以下几本而已， 　　 　　战争三部曲，包括《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三部大部头长篇小说，60～70年代曾作为内部书籍发行，80年代后多次再版，影响相当大。这是西蒙诺夫苦心经营的作品，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主流观点重新诠释斯大林，试图全景式的描绘苏联卫国战争的整体面貌。作者野心很大，可惜就读者的阅读观感来说，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作品，乏味的很，远远不如速写式的《日日夜夜》动人。 　　 　　《洛帕京日记摘抄》（姚龙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984）。包括《四步》、《离开战场的二十天》、《你我不会再见面......》。这是一个系列的中篇小说，描写战地记者洛帕京来往战地和后方的采访生涯，大量涉及战争年代的私人日常生活，带有自传色彩和浓郁的真情实感，读来比大部头的战争三部曲更有亲切感。我以为，西蒙诺夫是有才华的，但不是萧洛霍夫那样的天才，其才具不足以驾驭巨幅长篇，驾驭《日日夜夜》、《洛帕京日记摘抄》这样的中篇则得心应手得多。 　　 　　《战斗着的中国》（蒋洪举译，中华书局，1952）。1949年，西蒙诺夫以《真理报》记者身份随四野大军向中南进军，他深入部队，从四野司令林彪到普通士兵都是他的采访目标，回国后写成了这本特写集，从一个苏联记者的眼中观察我军的胜利，别有一番趣味。 　　 　　《我这代人的回忆――关于斯大林的思考》（崔松龄何宏江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这是西蒙诺夫的最后一部作品，回顾了他的斯大林宠儿生涯，即他在斯大林的提携下，怎样以30岁的年纪成为苏联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书中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最后几年的文艺生活，斯大林是怎样殷殷关怀苏联的文艺事业，苏联文艺界的历次风波，以及作者本人的活动。这是西蒙诺夫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活生生表现了西蒙诺夫这样一位风云人物是怎样带着面具生活的，他的复杂的内心活动，意味深长。 　　 　　有人说，西蒙诺夫的作品早已没人看了，我以为不然。西蒙诺夫早期的诗歌非常不错，作为战争小说，《日日夜夜》和《洛帕京日记摘抄》也是相当出色的，如果有时间和耐心，《生者与死者》三部曲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如果这些都没有价值的话，最起码他还有八卦话题价值。我特别查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坊间关于西蒙诺夫、谢罗娃、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情感纠葛的描述恐有问题，还需精通俄语的有心人细细考证，另外，我搜了一下谢罗娃的玉照，感觉这位传说中的美女也就是一般姿色，不知何以让西蒙诺夫这样的年轻才子，罗科索夫斯基这样的美男元帅为之神魂颠倒，一直八卦到了今天。 　　 　　（《日日夜夜》，昌浩、继纯译，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1949） 　23，瓦西列夫斯卡娅：《虹》 　　 　　万达. 瓦西列夫斯卡娅，又译作瓦西列芙斯卡雅、华西列夫斯卡娅，关于此人及其作品，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 　　 　　30年代希特勒崛起之后，斯大林和西方都看明白了，这家伙是要大打一场，关键是先打谁。一个想祸水东引，一个想祸水吸引，希特勒成了香饽饽，你推给我，我推给你，看谁下手够快够狠够准，结果斯大林赢了。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协议双方瓜分波兰。8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批准了条约，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9月17日，为了保护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居民的生命财产，60万苏军越过苏波边境，占领了波兰东部领土，俘虏了25万多名波军官兵（1940年4月，2万多名波军官兵被苏联内务部队枪杀，史称卡廷事件）。据说苏军和德军会师后，两军还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庆祝共同的胜利。独立的波兰灭亡了，顽强的波兰人民不甘被侵略者奴役，在以后的六年里，抵抗运动从没中断过，即使是流亡到国外的波兰人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为解放波兰尽力。在这个历史关头，有一位战前已经小有名气的波兰女作家投奔了苏联，即后来加入苏联国籍、写出众多反法西斯作品的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由于她此后一直生活在苏联，有人误以为她是苏联人，其实不是，在1939年之前，瓦西列夫斯卡娅是正宗的波兰人。 　　 　　曹靖华先生在《“虹”译者序》里这样描述瓦西列夫斯卡娅人生的重要转折： 　　 　　“作者在遍地烽火里，踏着变成焦土的城市和乡村，步行六百公里，到达苏联边境，到达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她觉得这是到了老家，到了真正的家乡。她在这里受到苏联人民的盛大欢迎，受到苏联人民骨肉之亲的关怀，他们欢迎这位为自由而战的坚强的女战士，关怀这位杰出的战斗的苏联女作家！她被苏联人民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从卫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她就执笔从戎，投身于大战的血火中，加入反法西斯侵略的武装行列里，担任随军记者和部队文化工作，出生入死，以至今日。” 　　 　　中篇小说《虹》是瓦西列夫斯卡娅“投身大战的血火中”奉献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最好的作品。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向斯大林苏联发动了“背信弃义”的进攻，战争初期，德军分三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苏军猝不及防，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丧，苏联人民从往日的和平生活骤然陷入血与火的战时生活。当其他作家把目光聚焦于前线时，瓦西列夫斯卡娅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沦陷区，投向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抗争。在战时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描写乌克兰沦陷区生活的《虹》显得很别致。 　　 　　《虹》描绘了一幅灾难中的苏联人民的真实图画，被法西斯德军占领的村庄面对的是敌人黑黝黝的枪口，屈辱、悲愤、痛苦折磨着留下来的妇孺老弱，他们怀着对敌人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配合游击队跟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瓦西涅夫斯卡娅像一个雕塑家一样，运笔如刀，刻划了在法西斯铁蹄蹂躏下奋起抗争的人物群像，特别是女游击队员娥琳娜的形象感人至深。娥琳娜被捕后，敌人当着她的面枪杀了她刚出生的儿子，她受尽折磨，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娥琳娜和其他村民的苦难象征了苏联人民的集体苦难，她坚强不屈的形象代表了不可战胜的斯大林苏联坚不可摧的胜利信念和英雄气概。 　　 　　战争爆发后，瓦西涅夫斯卡娅随军转战在乌克兰战场，耳闻目睹了乌克兰人民如何奋起与入侵的敌人抗争，特别是普通的女游击队员亚历山德娜.戴丽曼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她。瓦西涅夫斯卡用饱含激情的诗一样的文笔写出了《虹》，打动了千千万万正在和法西斯敌人作战的苏联军民。在写作《虹》时，瓦西涅夫斯卡娅的俄文尚不熟练，原作是是用波兰文完成的，翻成俄文后在1942年八九月间的《消息报》上连载，接着出版了单行本。曹靖华先生收到苏联友人寄来的报纸和书后，即开始译成中文，1943年出版中译本，后又多次再版，传遍了中国大地，鼓舞了千千万万正在和日本侵略者苦战中的中国读者。 　　 　　瓦西涅夫斯卡娅另一部重要作品是《水上歌声》三部曲，第一部《沼地上的火焰》（郭一民等译，时代出版社，1954）完成于波兰灭亡前夜，描写波列色的西乌克兰居民在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殖民统治下的痛苦生活。第二部《湖里的繁星》（马清槐等译，时代出版社，1954）完成于德国入侵苏联前夜，描写1939年苏军占领波兰东部后，西乌克兰地区的人民热烈欢迎苏联解放者，推翻了阶级和民族敌人，在解放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的故事。第三部《河流在燃烧》（石光等译，时代出版社，1955），描写波兰军队和苏军并肩作战，痛击希特勒法西斯，一直打到奥德河畔，解放全部波兰领土的故事。整个三部曲可以看成是一部近代波兰多灾多难的编年史，从艺术角度看相当不错，清新可读，显示了瓦西涅夫斯卡娅不俗的写作才华。可惜这部长篇巨著是以苏联观点来解释波兰的屈辱史，而1939年后苏联对波兰的种种作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瓦西涅夫斯卡娅在苏联发表的作品很多，我见过的中译本有《只不过是爱情》（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描写一个苏联战士负伤返回家乡后与妻子的情感波折。《生死斗争》（北京师范大学俄文系翻译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描写二战前夕波兰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巴黎内外》（王泽民等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描写战后法国社会的众生相。曹靖华先生在《“虹”译者序》里提到的瓦西涅夫斯卡娅波兰时期作品《时代的面貌》、《祖国》和《大地在苦难中》，似乎没有中译本，这三部作品或许会有一些跟后期苏联风格作品不同的风采。 　　 　　瓦西涅夫斯卡娅生于1905年，1964年去世。战后，瓦西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先生、著名剧作家柯涅楚克（据曹靖华先生记述，瓦西涅夫斯卡娅在波兰时期结过两次婚，后来是怎样和柯涅楚克结成伉俪的，待考）是斯大林的第一宠儿，受宠度比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潘菲洛夫夫妇等要高一个级别。柯涅楚克因为在战争爆发后创作了为斯大林解围的剧本《前线》而名噪一时，深得斯大林的欢心，战后官至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一分子，但他的话剧作品却颇受圈内人的腹诽和讥评。苏联解体之后，柯涅楚克夫妇当然形象负面，受柯涅楚克之累，瓦西涅夫斯卡娅在苏联作家轶闻史上成了一个漫画式的人物，被糟践得不成体统。其实作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创作了《虹》这样杰出作品的波兰-苏联双重作家，瓦斯涅夫斯卡娅是值得尊敬的。 　　 　　（《虹》，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 24，别克：《恐惧与无畏》 　　 　　看过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的朋友，应该记得那个英俊潇洒的第9机械化军军长、第16集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还有第16集团军那个生气勃勃的第316步兵师师长、留了一个小胡子的潘菲洛夫将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罗科索夫斯基麾下的潘菲洛夫少将指挥第316师立下了不朽功勋，一战成名，被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近卫第8师的光荣称号，潘菲洛夫牺牲后，该师称号改为潘菲洛夫近卫第8师，这支王牌部队至今还在俄军的序列中。别克的中篇小说《恐惧与无畏》，原名《沃洛科拉姆斯克大道》，说的就是第316师守卫莫斯科的英雄事迹。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向和平的苏联发动了“背信弃义”的突然进攻。德军北中南三个集群同时进军，分别指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中路德军采用了简单而有效的闪击战术，即用古德里安和霍特的两个装甲集群沿两翼快速突进，合围苏军重兵集团后交给跟进的步兵集团军，然后两个装甲集群继续向前突进，向苏军展开新的钳型攻势。苏军被德军的闪击战打得丢盔卸甲，常常几十万精锐被合围歼灭，不要说苏联红军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惨败，就是放到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其罕见。8月中旬，在结束斯莫棱斯克会战后，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决定暂停向莫斯科进军，调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南下支援乌克兰方向。希特勒的错误决定给了手中无牌可打的斯大林喘息机会，等9月下旬德军集结兵力向莫斯科方向发动台风战役时，斯大林已经缓过一口气，手里有了若干新编练的预备兵团投入战场，其中就有潘菲洛夫的第316步兵师。 　　 　　1941年7月，潘菲洛夫的第316步兵师在哈萨克斯坦编成，该师按就编制组建，有15000人之多，集结了中亚地区的菁英，按照《莫斯科保卫战》中潘师长的说法，“指挥员都是精选出来的，政工人员都是哈萨克斯坦党的积极分子”，但是该师没有战斗经验，匆忙整训后即开赴莫斯科战场，编入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守卫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宽约40公里的防线。 　　 　　沃洛科拉姆斯克在莫斯科东北方，距离莫斯科120公里，是莫斯科的门户，这里是德军重点突击的方向，守卫莫斯科的重责大任落到了年轻的316师身上。1941年10月16日到12月6日，潘菲诺夫将军的316师在这一地域艰苦鏖战，节节抗击，顶住了敌人的凶猛进攻。在卫国战争的史册上，记载着著名的316师28勇士打坦克的事迹。11月16日，在杜鲍谢科沃铁路会让站附近的251高地，316师1075团的28位战士在指导员克洛奇科夫率领下同几十辆德军坦克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搏斗，全部壮烈牺牲，28勇士的英勇战斗为后续部队的展开争取了时间，创造了苏联红军用血肉之躯奋勇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光辉战例（28勇士的事迹是否真实存在，军史界尚有争议）。11月17日，316师被命名为近卫第8师。11月18日，师长潘菲洛夫将军被弹片击中，光荣牺牲。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潘菲洛夫的这支英雄部队没有辜负领袖、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捍卫了苏联红军的荣誉，在最危急的关头拯救了莫斯科，也拯救了苏联。 　　 　　《恐惧与无畏》叙述了潘菲洛夫师的战斗历程。曾经流传的中译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316师开赴战场前短暂的军事训练生活，第二部分描写316师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战场的英勇表现。小说以316师巴武尔章.莫梅什-乌雷营的训练和战斗为背景，采用作者采访巴武尔章营长，巴营长口述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316师的战士是怎样从一群毫无军事经验和战斗素养的老百姓在战火中成长为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这部作品正面塑造了潘菲洛夫将军的光辉形象，从一个个细节描述了潘师长是如何带领他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守住了通往莫斯科的咽喉要道，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小说深入描写了316师官兵的内心世界，他们骤上严酷的战场，是如何克服恐惧心理，在敌人的炮火里锻炼成为无畏的战士，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潘菲洛夫、巴武尔章和勇敢的316师显示了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把敌人阻挡在莫斯科城外，“俄罗斯大地辽阔，可我们已无路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这句出自316师的名言，有力地鼓舞了苏联军民奋勇向前，绝不退缩。 　　 　　别克在苏联是个体制外作家，不被官方主流学界认可，原因是此人天性好事，桀骜不逊，虽然资历极老，却不大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别克生于1903年，1972年去世，青年时期在党校学习时，用不当手段骗来了同学的面粉和油给自己一伙炸油饼解馋而被开除学籍、开除出党，他拒不认错，从此一生坎坷。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战地记者上了战场，以现场采访的素材写成了《恐惧与无畏》。该书的前两部分写于1943～1944年，最早的中译本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43年末出版的第一部分，1945年出版了第二部分，之后在我国广为流传，各个解放区都有翻印的版本，在我军将士中尤其影响巨大。五十年代，作者续写了第三部分《几天》和第四部分《潘菲洛夫将军预备队》，似乎未见中译本。 　　 　　在别克的其他作品里，我特别喜欢并向各位推荐他和洛依柯合著的长篇小说《年青人》（邵洪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这是我早年反复阅读过的小说，留下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写的是苏联的大学生生活，还有教授之间的斗争，整个小说写得优美迷人，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清新气息，读来令人心醉。《年青人》情调和《叶尔绍夫兄弟》有些相似.但没有《叶尔绍夫兄弟》的斯大林色彩。别克的另一部作品《新的任命》（崔永昌、蒋仲鲸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描写苏联主管冶金工业的领导人奥尼西莫夫的生平，是一部反斯大林主义的作品。 　　 　　苏联文学能够不朽的作品屈指可数，我以为这本《恐惧与无畏》应该榜上有名，苏联官方排斥别克，我们也跟着有样学样，居然活活淹了这么优秀的作品，实在令人惋惜。在时代话语转向的今天，更是不会记得这部曾经那么鼓舞人心的小说了，甚至连潘菲洛夫将军和潘菲洛夫师的英雄事迹也可能会被遗忘，这是很无奈的事情。 　　 　　（《恐惧与无畏》，愚卿译，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1943，1945） 25，恰可夫斯基：《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围困》 　　 　　翻开德军进攻苏联的巴巴罗沙作战态势图，三支黑色的箭头分别指向北方的列宁格勒、中间的莫斯科和南方的基辅。对斯大林来说，这三个城市具有特殊的和巨大的象征意义，当苏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时，这三座城市是最后的精神堡垒，绝不容失。而对希特勒来说，占领这三个城市不仅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更是难以言表的心理满足。因此在这三个城市爆发了二战史上最惨烈的战斗，它们的命运各有不同。 　　 　　1941年8月初，斯莫棱斯克会战结束后，希特勒意识到依靠各个方向现有兵力无法同时夺取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因此他改变了首先夺取莫斯科的计划，决定分兵南下先取乌克兰经济区，围歼南方的苏军重兵集团。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建议斯大林放弃基辅，保存有生力量，被斯大林断然拒绝，斯大林怒斥朱可夫“胡说八道”并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当斯大林意识到形势不妙时已经来不及，基辅陷落了，60万苏军被合围，损失殆尽。南方的鏖战为保卫莫斯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苏军经过血战终于挫败了德军随后突击莫斯科的企图，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没有落入法西斯的魔爪。在列宁格勒方向，德军北方集群长驱直入，苏军无法抵挡德军优势兵力的快速突破，连连败退，德军直抵列宁格勒城下。9月10日，在最危急的关头，朱可夫紧急飞往列宁格勒，替换了指挥不利的老帅伏罗希洛夫，在城市接近地稳定住了防线。兵力不够的德军无力继续攻击，改为长期围城，列宁格勒陷入长达三年十个月的围困封锁，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战，度过了惨绝人寰的围困岁月，这座以彼得大帝和列宁命名的光荣城市始终屹立不摇。 　　 　　在众多描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文学作品中，恰科夫斯基战时创作的小说《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和发表于60～70年代的巨幅长篇《围困》最为引人注目。恰科夫斯基是列宁格勒人，生于1913年，1994年去世，他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战争爆发后，在苏军沃尔霍夫方面军担任军报记者，曾深入围困中的列宁格勒采访报道，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由三部连续性的中篇小说构成，分别是《随军记者》（1944）、《丽达》（1945）、《和平的日子》（1947）。第一部《随军记者》以战地记者萨温的的视角，描写他前往列宁格勒执行任务和寻找情人丽达的经过。第二部《丽达》以丽达的视角叙述她和萨温重逢后的经历。第三部《和平的日子》描写萨温和丽达在战后的和平生活。《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没有正面描写战场上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描写那些著名的领袖人物，而是关注列宁格勒战场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情感生活，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列宁格勒军民在围困中的艰苦生活和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整部小说笔调抒情优美，心理刻划丝丝入扣，充分展现了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的精神世界，非常值得一读。 　　 　　和《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相反，恰科夫斯基在60～70年代苦心经营的长篇巨作《围困》以列宁格勒战场为核心，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希特勒德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卷帙浩繁，气象恢弘。关于这部影响巨大的全景式战争文学的代表作，相关的介绍和评论非常多，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分为五卷六册，共173万字，全部读完需要的一定的毅力才行。我在80年代读这本书时也只是细读了战争双方高层人物活动的部分，有几个场景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个是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复杂的心理活动，作者浓墨重彩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曾被专业学术著作引用，颇有文献价值。关于苏联党政军高层在战争爆发当夜的情形，朱可夫的回忆录和电影《莫斯科保卫战》有详尽的描述，之后的情形则众说不一。按《围困》的说法，1941年6月22日午夜，斯大林率领他的政治局委员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在了解最新战局后，斯大林“对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作了愤怒的、无礼的斥责”，然后就去了他在郊外的别墅，忧愤成疾，几十个小时没有露面。谁也不知道这几十个小时他是怎么捱过来的，他都想了什么？恰科夫斯基做了合理的推测，为斯大林设计了种种可能的想法，总而言之――“怎么会会发生这种事呢？怎么会呢？……为什么我们的军队退却了？”，恰科夫没提到斯大林锥心刺骨的痛楚――他要靠谁来打这场战争？就在4年前，他一手清洗了多少军方高级将领？“苏联五个元帅中三人，四名一级指挥员中三人，十二名二级集团军军长中十二人，六十七名军长中六十人，一百九十九名师长中一百三十六人，三百九十七名旅长中二百二十一人……”(《让历史来审判》，麦德维杰夫，人民出版社，1981)。俗话说，英雄不可自剪羽翼，斯大林把自己的羽翼剪干净了，怎么对付希特勒“背信弃义”的进攻？恰科夫斯基写道：“几千公里以外，从巴伦支海到黑海，战争已经打响了。苏联人正在拼死抵抗，喊着斯大林的名字，为祖国的光荣而牺牲。”谁能计算清楚，有多少苏联人无谓地牺牲在了斯大林的愚蠢与残忍上？阵容整齐的苏联红军怎么可能如此不堪一击？ 　　 　　第二个场景是朱可夫火线替换伏罗希洛夫指挥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经过，作者详细描写了苏联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接到朱可夫递过来的斯大林撤职纸条时复杂的心理活动，极具戏剧性。国内战争时期威风赫赫的老帅无力对抗训练有素指挥有方装备精良的法西斯敌人，无奈地退出了战争舞台，新一代的将领――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瓦杜丁，站到了聚光中心，承担起领导苏军赢得战争胜利的责任。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苏联一共有过8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叶戈洛夫被斯大林枪杀，接替朱可夫担任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年老体弱，斯大林寄予厚望的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分别承担北中南三线的指挥重任，很快证明不堪大用，对苏军初期的溃败负有重大责任责任，先后被斯大林打入冷宫。还有一位库利克更惨，战争头几天他奉命去前线了解情况，结果这位元帅跑到最前线去充当一个连长的角色收拾溃兵，和最高统帅部失去联系，差点被俘。后来他被降职使用，表现不佳，战后因散布反斯大林言论被处决。这就是战争开始时斯大林的核心力量，设想一下，如果朱可夫这些幸存的中生代将领也在1937年被清洗掉，斯大林恐怕要自己端着冲锋枪去前线了。 　　 　　五十年代，恰科夫斯基的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王民泉等译，时代出版社，1951）在中国颇为流行，这本书讲述战后苏联收复库页岛南部后的建设活动，美轮美奂地描写了战后的和平建设生活和苏联收回南库页岛的豪情，从艺术角度而言写得相当不错，不过我看得相当不快，心情复杂。在此书的“关于作者”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岛自古就是俄国的一部分”，如果这篇“关于作者”是译者写的，那就太让人伤心了。 　　 　　恰科夫斯基一生创作的作品非常多，盘点一下若干中译本，数目相当可观：《胜利》（施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围困》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巨著，以波茨坦会议为背景，写美英苏三大国的外交斗争。《未完成的肖像》（程家均，张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从苏联人的角度写罗斯福总统最后的日子，别有意味。《纽伦堡幽灵》（高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说的是纳粹余孽企图营救纽伦堡战犯的故事。《未婚妻》（陈殿兴、刘广琦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关于一件冤案的翻案过程的爱情小说。《遥远的星光》（王复仕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描写一个飞行员寻找往日情人的经过，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凭心而论，恰科夫斯基后期的所谓国际题材小说都不怎么样，瞎扯的成分居多。在他的作品中，我比较欣赏《这事发生列宁格勒》，在战争期间创作的小说中，很少有这样纯粹的言情小说，难能可贵。 　　 　　（《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傅昌文译，时代出版社，1955 　　《围困》，叶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5） 　26，卡扎凯维奇：《星》、《奥德河上的春天》 　　 　　经历了60～70年代的沉寂，苏联小说在80年代的中国有一段短暂的复兴，出版界争先恐后地翻译出版各式各样的苏联小说，其中，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挟电影之助席卷中国，名声赫赫。其实，早在40年代，苏联有一部无论篇幅、内容、风格都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神似的作品，我以为其艺术成就更胜一筹，起码不相上下，这就是卡扎凯维奇的中篇小说《星》。 　　 　　卡扎凯维奇是苏联犹太人，生于1913年，早年做过工地主任、农庄主席、剧院经理等，战争爆发后，以志愿兵的资格参军，当上一名侦察兵，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解放华沙和攻克柏林的战役，从一名战士晋升为师侦察队队长、军侦察处副处长，先后三次负伤，荣获了四枚勋章和五枚奖章。战后他成为职业作家，中篇小说《星》和长篇小说《奥德河上的春天》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中篇小说《草原上的两个人》则受到批判。按卡扎凯维奇的自述，他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苏联士兵和军官，在为正义的事业、为自己的苏维埃祖国、为全体人类的幸福而进行的斗争中不畏艰难的和勇敢的人”。 　　 　　《星》是卡扎凯维奇战后的第一部作品，以他的侦察兵生涯为素材，非常精彩。作品描写特拉夫金中尉率领一个代号为“星”的七人侦察小分队深入敌后执行侦察任务，在德军精锐部队集结的森林中，这个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了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历尽艰险，向代号为“地球”的指挥部发回了德军的情报，在险恶的处境中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使命，却不幸被德军发现，一去不回。在指挥部里，特拉夫金的爱人、通信员卡佳一遍又一遍的呼叫：“星！星！星！星！”，“我是地球！我在听你说呀！”终于等到了回答，然而“‘星’说了一半就停住，不再往下讲了。卡佳通宵没有阖过眼，但是星仍然一声不响。第二天，第三天，以至于后来，‘星’还是沉默着。”…… 　　 　　《星》的篇幅不长，内容却异常丰富，在短短的篇幅里不仅写了一个生动惊险充满悬念的故事，还写活了经历不同、性格各异的战士，他们是如何结成一个团结一致合作无间的集体去完成危险万分的侦察任务，小说写了真挚的友情和爱情，笔调华丽，充满了浪漫的抒情色彩。特别有意味的是，侦察小分队的代号“星”不仅象征着那七个英勇无畏的侦察兵，还象征着所有为打击法西斯侵略者流血牺牲的苏军官兵，指挥部的代号“地球”则象征着苏维埃祖国，象征着广袤无垠的苏联大地和坚强不屈的苏联人民。《星》发表后，受到高度的评价，连一向持反苏观点的美国文学批评家斯洛宁也赞赏《星》是一个“生动有力和非常浪漫的故事”，作者“娴熟地引用象征性的形象和抒情的插叙，极为生动地描绘这支小分队被德军包围后四天中遭受到的种种磨难和无法避免的悲惨结局”（《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马克.斯洛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卡扎凯维奇的另一部获奖小说《奥德河上的春天》，五十年代至少有三个中译本，岳麟译的人民文学版，孙梁、徐迈译的泥土版，林疑今、王科一译的上海文艺版，可见其流行程度和受欢迎程度。这是一本纯粹的主旋律作品，描写战争后期苏军进军东欧一直打到德波旧边界奥德河的故事，对二战史爱好者来说，这本书非常过瘾，“向西挺进！向柏林进军！”，经历了那么多失败、牺牲、磨难，苏军终于把入侵者赶了出去，并且胜利进军，解放欧洲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直捣柏林差点活捉希特勒，整本书看下来激荡人心，痛快酣畅。卡扎凯维奇以亲身参与解放欧洲攻克柏林的经历，展现了反法西斯战争最后阶段的广阔画面，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苏联红军大获全胜报仇雪恨的豪迈情怀。 　　 　　这里值得说一说的是《奥德河上的春天》发表和获奖的一段插曲。这本书的背景部队是以朱可夫为司令员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可是书里从头到尾不见方面军司令员的踪影，谁替代司令员指挥呢？是军事委员西沙克里诺夫中将。率领苏军进军欧洲攻克柏林的司令员怎么消失了？不仅读者疑惑，连最高统帅斯大林也一头雾水。据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记载，在讨论1950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上，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此转述如下： 　　 　　“小说有缺点。”斯大林在结束对《奥德河上的春天》的讨论时说道：“那里并不是全都写得正确：写了罗科索夫斯基，写了科涅夫，但是在那里，在奥德河上，指挥主要方面军的是朱可夫。朱可夫有缺点，在方面军中有人不喜欢他的某些品行，但是应该说，他仗打得比科涅夫好，也不比罗科索夫斯基差。卡扎凯维奇同志的小说对这个方面写得不正确。小说中写了一位军事委员会委员西佐克雷洛夫，他在那里做的是司令员应该做的事情，他在所有问题上都包办代替。这就出现了空白，朱可夫不见了，似乎他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不正确的。《奥德河上的春天》这部小说很精彩，卡扎凯维奇会写，而且写得好。这怎么办呢？给他还是不给他发奖？如果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决定，那么应该告诉卡扎凯维奇同志，他以后对此要加以考虑和修改。这样做是不对的。至少像他做的那样，留下空白，是不正确的。” 　　 　　会后第二天，西蒙诺夫在法捷耶夫的办公室见到卡扎凯维奇，一字不漏地向他讲了会上的一切。卡扎凯维奇“大发雷霆，既对别人。也对自己。他在法捷耶夫办公室走来走去，牙齿咬得咯咯响，唉声叹气，骂骂咧咧。”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朱可夫得胜回国后不久，就被斯大林调到远离首都的敖德萨军区，后来又转到二级军区乌拉尔，堂堂的第一功臣、副最高统帅，失宠了。《奥德河》的编辑体察上意，强迫卡扎凯维奇取消了朱可夫的名字，甚至连方面军司令的职务本身也要拿掉了……古今中外总有这些人，他们怎么可能理解斯大林的境界？作为苏联人民的领袖，领导苏联红军赢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从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能容忍历史被窜改，利用小说窜改历史也是不能允许，要提出批评的。 　　 　　卡扎凯维奇得知斯大林对他的批评和要求，忧愤交加，悔恨不迭：“我怎么就同意，就让步了呢？而不让步又怎么办――谁也不会给你出版，在这样修改之前人们甚至想都不愿想出版的事。而现在怎么改回来呢？怎么加上方面军司令呢？既然小说已经在杂志上发表，已经翻译成其他文字，我现在怎么可以改写，用另一个人代替一个人呢？”――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可怜的卡扎凯维奇，可怜的编辑，都不是明白人。斯大林是个明白人，小说中的朱可夫可以消失，现实中的朱可夫可以消失，二战史上的朱可夫不可能消失。 　　 　　至于卡扎凯维奇被批判的小说《草原上的两个人》，我没见过有中译本，不好说什么。另一部长篇小说《广场上的房子》也没见过有中译本。卡扎凯维奇死于1962年，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蓝笔记本》讲述列宁早期地下党生活，涉及历史上的季诺维也夫，出版时曾经颇费周折。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于1966年，内部发行，就是传说中的珍稀善本白皮书，这类书我等凡人只能望而兴叹。对我而言，60年代出版的那些苏联小说白皮书始终是个情结，缭绕心头，挥之不去。 　　 　　（《星》，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奥德河上的春天》，孙梁、徐迈译，泥土社，1954）27，冈察尔：《旗手》、《小铃铛》 　　 　　我上初中的时候，为了提高作文水平曾经向邻居家的大哥讨教，他借给我一本冈察尔的《小铃铛》，说这本书文字很漂亮，让我好好琢磨。当时我年纪还小，鉴赏力不够高，没有办法领略这本书的妙处。很多年之后，我才省悟到，当时那本土兮兮的黄色封面《小铃铛》就是神秘的文革前内部出版物，即如今很多老读书人怀念不已的黄白皮书。80年代，《小铃铛》再版公开发行，我又细读了一遍，不再觉得平淡乏味，反而觉得深不可测，内心很佩服邻居大哥识见之高。 　　 　　这本《小铃铛》只是苏联乌克兰作家奥列西.冈察尔众多作品中的一本。50年代，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中译本，代表作《旗手》甚至不只一个中译本。60年代中苏交恶后，只有一本《小铃铛》内部出版。到了80年代苏联小说在中国复兴，冈察尔又红了起来，后期的作品纷纷出了中译本，代表作《你的朝霞》有三个不同书名的译本，估计有些糊涂的读者还为此多花了几钱银子。90年代以后，除了几本苏联经典小说和出土的不同政见小说外，冈察尔这些二线作家被边缘化，书店里再也看不见曾经很受中国读者青睐的《旗手》、《小铃铛》、《你的朝霞》了。 　　 　　战后不久，苏联出了几本描写苏军横扫欧洲的长篇小说，其中，冈察尔的《旗手》和卡扎凯维奇的《奥德河上的春天》齐名，风格也很类似，简直不分彼此，同样地看得激荡人心，痛快酣畅。《旗手》由各自独立而有连续性的三部长篇小说组成，第一部《阿尔卑斯山》，第二部《蓝色的多瑙河》、第三部《黄金的布拉格》，分别讲述苏军解放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原书的内容提要说，“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概括力说明了苏联军队把欧洲人民从德寇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使命，描绘了苏联战士为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所发挥的最高度的英雄气概”，确实如此，在我们的近代史上，体验了太多外敌侵略的屈辱和牺牲，却从没体会胜利进军敌国直捣对方老巢报仇雪耻的快感，通过阅读《旗手》，苏联军民遭受法西斯敌人入侵，经过血与火的鏖战，终于把侵略者赶出国境，并且横扫欧洲的那种由衷的自豪和激越，我们感同身受。 　　 　　冈察尔生于1918年，战争爆发那年正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语言文学系读书，战争使他中断了学业，他参军成了苏联军队的普通一兵，全程参加了卫国战争，当他的战友一个一个牺牲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他说：如果我能活下来，就一定要把你写出来。《旗手》就是他对战友的承诺，里面浸透了苏军牺牲将士的鲜血。美国学者斯洛宁评价《旗手》这样作品“带有强烈的民主主义优越感和自满色彩的‘战争雄辩术’”，《旗手》是“虚假的浪漫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太过分。《旗手》固然不完美，但那是在真实的硝烟中激发出来的真实情感，不能以如此轻飘飘的苛评加以蔑视。以冈察尔写作《旗手》的年纪，不大可能达到后期作品那样深刻的思想高度。 　　 　　盘点一下50年代翻译出版的冈察尔中长篇小说大致有下面这些： 　　 　　《米基达.布拉图斯》（杨立平译，作家出版社，1957），描写一个老园艺家在荒岛上建设果园的故事。《让灯塔亮着》（魏庆祯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描写一个小岛灯塔工作的女孩子，她的爱情生活和不幸，歌颂了苏联普通劳动者的思想品质。这两部作品都是优美精致的小品，很有点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风格。 　　 　　《达佛里雅》（方煜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以1905年革命为背景，描写沙皇时代乌克兰地区地主和雇农的复杂关系，穿插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该书还有个续集《彼列柯普》，不过没发现有中译本）。 　　 　　《大地怒吼》（范霞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描写哈尔科夫大学的女大学生莲莲在德占区建立地下小组，勇敢地和德寇斗争，最后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主人公原型大概是冈察尔的同学，读来真切感人。这是一部迷你型的《青年近卫军》，也有《青年近卫军》一般浓郁的诗意格调。 　　 　　80年代陆续出版的冈察尔作品有长篇小说《爱的归宿》（力冈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飓风》（郑文樾、朱逸森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大教堂》（汤民仁、钱美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你的朝霞》（佟轲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以及短篇小说集《永不掉队》（乌兰汗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其中《你的朝霞》有两个另译本《圣母之光》（沈江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和《你的霞光》（彭小平等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86）。冈察尔后期作品保持了一贯的水准，文笔优美，富有诗意，想象力丰富，感情炽烈，民族色彩浓烈。缺点是多少有点形式主义，结构太复杂，读来略感晦涩。80 年代，冈察尔的这几部作品在祖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很多当年的读者应该还有印象。 　　 　　我最喜欢的冈察尔作品就是那本早年读过的《小铃铛》，这本书由12个各自独立的短篇故事组成，副标题叫做“短篇体的长篇小说”，通过描写乌克兰南部草原普通百姓的生活，广泛地探讨了人和自然、人和祖国、人和社会、人和宗教与文化的多方面话题。我很偏爱普里仕文、帕乌斯托夫斯基、艾特玛托夫那样抒情散文风格的作品，《小铃铛》的风格与之相似，乡土气息浓厚，在朴实无华的文字里蕴藏着深刻的智慧和洞察力，给人以极大的精神满足。 　　 　　冈察尔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89岁了，苏联解体之后，他的作品被冷落，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在此祈愿这位著作等身的老人家身体健康。在冈察尔的所有作品中，我最想见识一下描写战争早期苏军溃败的长篇小说《人和武器》（发表于1960年），偏偏这一本没有发现出过中译本，令人沮丧。 　　 　　（《旗手》，袁水拍、史慎微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小铃铛》，王平译，作家出版社，1965；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28，戈尔巴托夫：《不屈的人们》 　　 　　果戈里有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讲述17世纪乌克兰地区人民在波兰统治下，一个叫做塔拉斯·布尔巴的哥萨克英雄为民族解放英勇斗争的一生。100多年后，苏联作家戈尔巴托夫仿照《塔拉斯·布尔巴》的风格，以卫国战争期间乌克兰沦陷区为背景，创作了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两部作品隔代相传，不仅在主题和风格上一致，在精神气质上也极其相似，连主人公父子的名字都一模一样。戈尔巴托夫作品的艺术成就或许无法和果戈里相比，不过，果戈里笔下17世纪波兰封建地主对乌克兰地区的奴役统治和戈尔巴托夫笔下20世纪40年代法西斯德国对乌克兰占领区的摧残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屈的人们》与瓦西涅夫斯卡娅的《虹》齐名，以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石滩城老工人达拉斯一家在沦陷区的遭际，表现了苏联人民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极其走狗进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歌颂了苏联人民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宁死不屈的高贵精神。小说描写了法西斯敌人骇人听闻的凶狠残暴，描写了叛徒走狗的无耻，描写了达拉斯老人从事不关己到绝不投降的转变，描写了达拉斯的儿子领导地下组织进行的游击战争。戈尔巴托夫技巧娴熟，用隽永洗练的文笔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战争中的乌克兰图景，原本美丽富饶的乌克兰被入侵者摧毁、抢劫、破坏，变成了一堆废墟和灰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爱和平的人民如何骤然变成了法西斯敌人血腥统治下惊恐的被奴役者，耻辱、流血、饥饿、死亡，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人民付出了怎样史无前例的牺牲，在这部作品中清晰可见。 　　 　　这里有一组数字：卫国战争期间，被德国侵略者占领的领土与卫国战争前夕的苏联领土相比，人口占46％，工业总产量占33％，播种面积占47％，铁路长度占55％。全国有2千多万人死于战争。德国侵略军占领和破坏了1710座城市和居民点，7万多个村庄，毁坏了31853家工矿企业。德军还破坏了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65000公里的铁路和4100个车站被毁。战争期间，苏联国民经济的直接损失估计达25690亿卢布。而在《不屈的人们》描写的乌克兰地区，16000多个工业企业被摧毁，714个城市和工人新村被破坏，每九个乌克兰和平居民就有一人死于法西斯匪徒之手。透过《不屈的人们》力透纸背的文字，我们仿佛看见燃烧着的苏联原野、城市和村庄，看见沦陷区民众惊恐和无助的眼神，一幕幕悲惨的场景足以让我们反思：强大的苏联为何会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善良无辜的人民为何会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谁该为此负责？后来者应该如何引以为戒？ 　　 　　苏联作家鲍里斯.戈尔巴托夫是顿巴斯人，生于1908年，1954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6岁。30年代，戈尔巴托夫从事新闻工作，曾两度去北极采访、体验生活，创作了以开发北极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平静的北极带》（项星耀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这本小说集清新朴实，非常不错。1939年9月，戈尔巴托夫随军参加了解放波兰东部地区的战役和苏芬战争，并创作了描写苏军解放波兰的电影小说《三天》。卫国战争爆发后，戈尔巴托夫上前线做战地记者，写了大量犀利的政论，创作了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给同志的信》、《战士阿历克赛.顾里柯夫》、《关于士兵的心的故事》，其中以《不屈的人们》影响最大。 　　 　　戈尔巴托夫另外两部描写战前和平建设生活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人》和《顿巴斯》都有中译本。80年代，《顿巴斯》曾经再版过，在我国颇有知名度。 　　 　　《我们这一代人》（钮心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发表于1933年，描写十月革命后几个少年的生活，他们在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红军与邓尼金白匪军交错拉锯的日子里的经历，以及政局稳定后他们作为共青团员参加建设的成长历程。这是我很欣赏的作品之一，风格与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系列有点类似，不过略为刻板，不如《雾海孤帆》那样灵动。在这本书里，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青少年的生活实况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跟我们想象中那个年代的苏联大不一样，这部作品多少有一点20年代自由气息的余韵，洋溢着戈尔巴托夫青年时代的激情，没有那么多斯大林时代的精神污染。 　　 　　《顿巴斯》（草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发表于1951年，和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一样，以斯达汉诺夫运动（详见《油船德宾特号》一节）为背景，不过《顿巴斯》更为正宗一些，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源地就在顿巴斯煤矿，斯达汉诺夫本人就是顿巴斯的矿工，因为创造了新纪录而被树为电影广泛宣传名扬四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全苏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顿巴斯》写了两个顿巴斯的青年矿工安德烈和维克多的劳动生活，他们克服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绪，在火热的劳动中发扬苏联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创造了辉煌的成绩，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作客，握住了斯大林同志的手，聆听了斯大林同志的教诲，整个小说在斯大林同志亲切和快乐中的谈话中结束。以现在的视点来看，《顿巴斯》跟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一样，充斥着不堪入目的谄媚和巴结。其实，斯大林时代就是这样，小说不过反映了真实的一面，基本上无可指责。另一方面，斯达汉诺夫运动作为斯大林时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提高劳动效率的历史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比较而言，《顿巴斯》太过于模式化，写法也没有多大创新，甚至在细节上有因循旧作的毛病。打个比方，《顿巴斯》的第一句话“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维克多，一个叫安德烈。在一九三〇年，他们两人的年纪加起来，一共三十五岁”，类似的句子在20年前旧作《我们这一代人》第一页也有：“当时，我们五个人――我，阿辽沙、多西卡、巴甫力克和瓦力卡――年龄加起来才五十二岁”，这样的拙劣神合居然会出现，让人哭笑不得。单纯从文学角度审视，在戈尔巴托夫的所有作品中，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最为出色。当然，作为战时文学的代表作品，《不屈的人们》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2005年，借二战胜利60周年之机，这部已经淡出视野的杰出作品在我国再版发行，虽然印数不多，但总算没有被彻底湮没。 　　 　　（《不屈的人们》（水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9，《白桦》、《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我们的记者》 　　 　　自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到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苏联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悲惨的灾难，苏联成为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蒙受了二战全部损失的41％，因战争死亡2700万人，其中苏联红军牺牲866.84万人；1920至1924年出生的青年只有3%活了下来。在人类战争史，没有哪一场战争能与苏德战争初期的戏剧性溃败相提并论，在杀气腾腾的法西斯德军凶悍攻击下，苏联红军不堪一击，动辄几十万人被合围俘虏，头六个月即被俘300万人，苏军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大片领土沦于敌手。伟大的苏联军民不甘受辱，舍身卫国，勇往直前，团结一致抗击希特勒法西斯，以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苏维埃祖国和民族的尊严，经过四年的艰苦鏖战，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敌人。然而胜利就能掩盖住领导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吗？如果没有30年代对红军各级将领的大清洗，如果没有杀害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这些栋梁元帅，如果没有短视愚蠢的对德绥靖与合作，如果没有战争爆发前明知危险临近的麻木不仁与自以为是，如果没有战争爆发后的惊慌失措与胡乱指挥，苏联军民怎么可能会遭受如此惨重的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人民的创痛之深，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这种创痛不仅仅是难以准确计算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是精神上的摧残与折磨，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以文学作品来说，从战时到战后几十年，卫国战争一直是苏联文学的核心题材，战争也给苏联的几代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和创作激情，描写战争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这里再简要推荐几部当年很有影响以及我很喜爱的战争题材小说，从中可以了解苏联军民抗击敌人的英雄业绩，从前线到敌后再到后方的真情实况，以及普通的苏联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的心理世界。 　　 　　布宾诺夫：《白桦》 　　 　　《白桦》是战后收获的第一批优秀作品的代表作，以1941年斯莫棱斯克会战和莫斯科保卫战为背景，描写了来自集体农庄的普通战士安德烈.洛普霍夫随部队转战的经历，他的部队在敌人包围中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突出重围，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立下功勋。另外小说写了安德烈的家乡奥尔霍夫卡村被敌人占领后，安德烈的家人和乡亲的抗敌斗争，整个作品场面浩大，描绘了一幅战争初期那段日子的全景图画，以及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战斗中成长，在保卫苏联保卫莫斯科保卫斯大林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小说以白桦为抒发爱国之情的对象，白桦的意象贯穿始终，白桦树是苏维埃祖国的象征，经过战火的洗礼，依然挺立不拔，闪耀着不屈的光辉，整部作品情景交融，诗意盎然，有一种类似屠格涅夫式质朴的美感。 　　 　　《白桦》第一卷发表于1947年，第二卷发表于1952年。第一卷荣获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第一名，提起战后第一批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总会说起这部广受好评的作品。作者布宾诺夫生于1909年，战争爆发后参加苏军，1942年在前线开始写作《白桦》，战后凭借《白桦》一举成名。他的中篇小说《永垂不朽》（陈复庵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发表于1940年，描写内战时期白匪军残害布尔什维克干部和乡民的故事，笔触冷峻，引人入胜。 　　 　　涅克拉索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 　　 　　涅克拉索夫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的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享有盛名，开创了“战壕真实派”的先河。在我们的记忆中，斯大林战役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苏军围歼了德军第六集团军30万人，取得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其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苏军在哈尔科夫地域遭受了一次惨重的失败，西南方面军司令铁木辛哥元帅率部贸然进攻，结果被德军穿插合围，铁木辛哥反应迟钝，惊慌失措，招致惨败，24万将士被俘，剩余的苏军被迫撤退，德军第六集团军乘胜前出到斯大林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的第一句“退却的命令像青天霹雳一样来到了”，言简意赅地反映了当时苏军的艰难处境。这部小说没有写战役的全貌，而是以柯然契夫营长的自述描写了他的部队扼守一段600米长堑壕的日日夜夜，通过一个个细节和回忆把苏军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点点滴滴、面对残酷战斗和死亡的复杂心态、恐惧与激昂交织的悲壮感情渲染得淋漓尽致，作者措词精简凝练，冷静客观，读来令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涅克拉索夫的生平很有意思。他生于1911年，是个建筑工程师，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的主人公柯然契夫营长有他自己的影子，融进了他对战争的个人感受。涅克拉索夫自称很欣赏海明威，在这部作品里可以清晰看到海明威的简洁风格，可惜我只看到他这一部作品，1963年他因持不同政见被开除出党，1974年离开苏联，流放国外。他的另一部小说《在故乡的城市》闻名已久，至今无缘见识，至为遗憾。 　　 　　冈察洛夫：《我们的记者》 　　 　　在众多卫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里，冈察洛夫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记者》默默无名，至少我从没看到有任何人提过这部作品。在我小时候，这本书是我的藏品之一，读过很多遍，很喜欢这本“明朗的、富有温暖的人情味”的书。作者冈察洛夫与19世纪沙皇俄国时代的大文豪冈察洛夫同姓，生于1910年，1952年病逝。战争年代他自愿到前线当随军记者，在高加索战线某集团军报社服役，《我们的记者》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记述了他作为随军记者在前线的活动与见闻，着重描写在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一群随军记者的日常生活以及前线官兵的战斗场景，文笔细腻，娓娓道来，别有风采。战争爆发后，在苏军队伍里活跃着众多随军记者，他们中有爱伦堡、法捷耶夫这样的大作家，有波列伏依、西蒙诺夫这样在战火中成名的后起之秀，更多的是像冈察洛夫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用手中的笔作武器，笔下的文稿就是投向法西斯敌人的匕首和子弹，鼓舞着千千万万苏联军民奋勇杀敌，精忠报国。在卫国战争的胜利史册上，应该写上他们的名字和业绩。作为为数很少的以随军记者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冈察洛夫的《我们的记者》也应该在苏联战争文学史册的角落里占据一个位置。 　　 　　（《白桦》第一卷，徐克刚译，文化工作社，1952；第二卷，陈复庵、种觉译，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 李霁野译，文化工作社，1953 　　 《我们的记者》, 南致善译，时代出版社，1955） 30，若干文革前出版的战争小说 　　 　　战争结束后，那些经历过战争岁月的战士们、游击队员们、沦陷区和大后方的普通公民们，他们身上的伤口没有复原，心头的创伤更是久久萦绕不去，他们心中既有胜利的豪情，更有战争初期惨痛的记忆，于是他们纷纷拿起笔来，书写亲身经历的战争故事，涉及的题材五花八门，从空中到海底，从指挥部里元帅将领的运筹帷幄到前线战壕里无名官兵的战火硝烟，从敌后游击队员的神出鬼没到大后方工人农民的支援前线，他们用手中的笔抒发着战争的点点滴滴，那些参战的小说家、诗人、记者更是当仁不让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战后十年涌现的卫国战争题材作品数量之多难以统计清楚，这些作品或许在文学技巧上并不成熟完美，但都是来自战场的真情实感，他们的作品凝聚了牺牲战友的鲜血，那些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铭刻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强烈的感情回荡在他们颤抖的笔端，他们的作品是这场神圣卫国战争的真实记录。文革前，我国翻译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苏联二战小说、特写、回忆录，限于篇幅不能详加介绍，这里提供部分书目，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绿光》（索波列夫著，金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记述苏联海军舰艇在卫国战争中英勇表现的著名作品。作者索波列夫是一位老海军，战争期间是海军随军记者，他的短篇小说集《海魂》（白寒译，时代书报出版社，1946）也是颇受好评的佳作。 　　 　　《为祖国服务》（阔日杜布著，吴祖烈等译，光明书局，1951）。作者阔日杜布是著名的苏联空军英雄，击落过62架敌机而自己毫发无伤。 　　 　　《波罗的海天空》（楚可夫斯基著，范之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讲述列宁格勒战线空军飞行员的故事。 　　 　　《玛玛耶夫岗》（舍布宁著，子丛译，光明书局，1955）。玛玛耶夫岗是斯大林格勒近郊的著名战地。斯大林格勒大战期间，这里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搏斗，苏军战士坚守阵地135个昼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建立了不朽功勋。本书记述了玛玛耶夫岗的血战过程。 　　 　　《战士们》（阿里克赛亦夫著，傅凯、施华滋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本书共两卷，通过苏军某侦察连的战斗历程反映了从顿涅茨战役到解放罗马尼亚的经过，书中的主角都是普通的战士们。 　　 　　《地下省委在活动》（费道罗夫著，张常人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这是一部著名的作品，共三部。作者费道罗夫战前是乌克兰彻尔尼郭夫省委书记，战争爆发后奉命留在敌占区领导游击战争，本书是作者敌后生涯的回忆录。 　　 　　《穿军装的姑娘》（切尔托娃著，左海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描写苏联女英雄娜达莎.柯芙绍娃和马莎.波里万诺娃的事迹，她们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随民兵师战斗在最前线，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 　　 　　《敌后》（布良采夫著，常晓帆译，时代出版社，1956）。描写一个战斗在敌后的游击队故事，与《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我国经典游击小说类似。 　　 　　《伊格纳托夫兄弟游击队》（伊格纳托夫著，李良民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这套书共分三部，名气很大。第一部《高加索山麓的地雷战》，第二部《克拉斯诺达尔的地下火》，第三部《蓝色战线的崩溃》，作者在战争期间领导了一支游击队，战斗在高加索地区，他的两个儿子在战斗中牺牲，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在遥远的海岸上》（卡苏莫夫、塞得别里著，清河译，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这本书很有趣味，描写意大利边境城市的里雅斯特地区的一支多国游击队的故事，紧张热闹，生动幽默，文笔也不错，比咱们的敌后游击队小说好看多了。 　　 　　《在莫斯科的红星下》（波波夫著，闻时清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描写一对比利时贵族夫妻领导游击队与德国占领军斗争的故事。书名有点费解。 　　 　　《祖国，我属于你》（奥契烈金著，潘树声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描写苏军一支坦克部队攻克柏林的故事，以两个青年战士为主角，叙述他们在战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充满了苏联红军打垮法西斯解放欧洲人民的胜利气氛。 　　 　　《愤怒的火焰》（拉柯夫斯基著，王树声、张继武译，潮锋出版社，1955）。原名《康斯坦丁.扎斯洛诺夫》，描写铁路职工扎斯洛诺夫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被敌人发现后遁入森林组织游击队抗击敌人的故事。 　　 　　《考验的道路》（亚姆波里斯基著，刘颂燕译，作家出版社，1957）。描写一个苏联大学生随军参加基辅保卫战以及撤离基辅突破德军包围的过程，作者以冷静克制的笔调详尽描述了基辅会战的悲壮氛围和主人公的感受，读来令人动容，悲愤莫名。 　　 　　在此再插一句题外话。1985年拍摄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里，对于基辅会战只是一笔带过，不仅是电影，战后出版的苏联史书、回忆录，包括十二卷的德波林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基辅会战的描述也是能省就省，避重就轻，文过饰非，这不禁让人为在基辅战场牺牲和失踪的苏军将士叫屈。在这场战役中，苏军最精锐的西南方面军全军覆没，665000人被德军生俘，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等高级将领壮烈牺牲。基辅战役的失利导致苏军全线被动，面临崩溃边缘，是谁该为这场空前的惨败负责？在古德里安集群有南下的迹象时，朱可夫就提醒斯大林注意南方的危险，建议放弃基辅，保存有生力量，结果被撤职。当西南方面军面临被合围的险境时，负责西南战场的布琼尼、铁木辛哥数次恳求斯大林放弃基辅，斯大林仍然不予理睬，执意坚守基辅，西南方面军重兵集团终于没有逃脱被合围覆没的厄运。斯大林刚愎自用，拒绝采纳部下将领的正确主张，为了虚幻的一城一地而一意孤行，使苏军的精华无谓地毁于一旦，这种血的教训足以警示千秋万代。 　　 31，若干文革前出版的战争小说（续） 　　 　　《萨沙.契卡林》（斯密尔诺夫著，宝钤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讲述苏联英雄、游击队员、共青团员萨沙.契卡林在苏军撤退后勇敢地参加敌后斗争并光荣牺牲的故事，前半部分描写主人公的学生时代，与《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的风格类似，这些书里展现的30年代的苏联青年生活令人神往不已。 　　 　　《司令员生活中的一夜》（拜雷兹柯著，徐克刚译，平明出版社，1953）。这也是一部小有名气的作品，描写司令员里亚比宁将军负伤后坚持指挥部队作战，耽误了救治时间不幸牺牲的故事。 　　 　　《心的召唤》（西巧娃著，依文译，平明出版社，1954）。作者西巧娃是苏军普通军官，战争爆发后第一天参军，三次负伤，随军一直打到欧洲。本书记述了她的战争岁月，真实感人。 　　 　　《激浪》（特卡其著，仲佛震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描写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故事。塞瓦斯托波尔位于乌克兰克里木半岛南端，是著名的要塞。卫国战争中，这里发生过历时250天的惨烈保卫战，本书记述了海军军校学员投入战场的经过，歌颂了苏联军民捍卫祖国领土的坚强意志。 　　 　　《战斗在俄罗斯的光荣城》（柯兹洛夫著，王运成译，时代出版社，1954）。描写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当地地下组织在红军战士列维亚金领导下与法西斯占领军斗争的故事，全部是真人真事。 　　 　　《在多瑙河两岸》（玛尔金著，葆煦译，光明书局，1954）。战争末期，苏军各方面军越过国境，直指东欧各国，本书描写布达佩斯战役，歌颂了苏军战士为解放匈牙利人民英勇牺牲的事迹。另外也描写了苏军高级将领的活动，他们的指挥艺术与战争初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蔚蓝色的多瑙河上》（谢尔盖维奇著，莹时、玉鸣著，群众出版社，1958）。描写苏军解放维也纳前后，城市里各式人物活动的故事，写得很生动，但真实性令人怀疑。 　　 　　《水手》（安德烈耶夫著，维益、未嘉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描写苏军被俘人员在德军俘虏营的生活以及逃离俘虏营参加游击队的经过，题材比较别致。 　　 　　《广岛姑娘》（金罗曼著，王民泉译，作家出版社，1955）。很少见的日本题材小说，描写广岛原子蛋爆炸后一个日本小女孩的遭遇，充满强烈的反美色彩。作者金罗曼是远东人，生于1899年，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日本，后回到苏联从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写了不少通俗小说，其他作品的中译本有《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刘华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看完烧毁》（宋楷译，群众出版社，1984）、《特殊使命的间谍》（竺光、微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拜达尔大门》（盖拉西莫娃著，姚承叶、葛崇岳译，作家出版社，1956）。描写女游击队员奥丽雅和连娜的故事，文笔很优美。 　　 　　《北方人号远征记》（雅格林克著，清河译，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苏联海军潜艇打击敌人突破重围安全返回基地的故事。 　　 　　《海上猎艇》（切尔尼谢夫著，吉洪译，时代出版社，1954）。作者记述了它作为海军快艇部队青年军官与所在舰只参加对敌海战的战斗经历。苏联弱小的海军虽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但他们的光荣业绩也是战争史册上的一笔。 　　 　　《近卫军人》（佳基列夫著，牟平、雷隆盛译，时代出版社，1954）。描写解放波兰战役中某坦克旅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故事。 　　 　　《忠诚》（尼亚济著，章其、连枝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描写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支援前线以及塔吉克优秀青年沙法尔在前线作战的经历。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是战时苏联的大后方，为支援前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莫斯科会战中那支威名远扬的第316步兵师就是由中亚地区的优秀青年组成的，他们为卫国战争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惜如今已是过眼云烟。 　　 　　《在卡列瓦拉大地上》（费什著，陈莺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描写卡累利阿地区一支敌后游击队的故事。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公开出版的苏联小说越来越少，本书虽然水平一般，却由于出版时间较晚，成为60年代的中国少年读者接触到的少数苏联文学作品之一。 　32，毕尔文采夫：《从小要爱护名誉》 　　 　　当年，《从小要爱护名誉》是我用家藏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换来的，那个短暂拥有这本书的同学觊觎我的《汤姆索亚》很久了，一直没有好货色跟我换，逮着一个流水人情跟我鼓吹说，《从小要爱护名誉》虽然不出名，可里面有一段山洞探险非常精彩，打仗也写得叮叮咚咚好看极了……终于说动了我，交易成功。当我读完《从小要爱护名誉》后，大失所望，所谓山洞探险跟《《汤姆索亚》的同样情节比起来差得太远，占一多半篇幅的战争故事也是啰啰嗦嗦，乏味得紧，一点不刺激。若干年后，我在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这本书，看了几页就放不下，在馆里呆了大半天，一口气把这本五百多页的书看完，当时正是市场萌芽世风初下的时候，读完之后自然很有感触。 　　 　　《从小要爱护名誉》讲的是苏联青年谢尔盖.拉古诺夫的人生故事。按书里的线索，谢尔盖生于1921年，是老红军、库班地区集体农庄主席的儿子。小说写了谢尔盖“黄金般的童年时代”，写了他们家移居库班创办集体农庄的经过，写了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一个普通苏联农民的家庭生活，写了他那一帮调皮捣蛋的童年伙伴，写了他的初恋，他怎样成为一个共青团员，1941年战争爆发时，谢尔盖20岁，正在海军航空兵服役，小说写了他怎样不安心工作梦想去当伞兵，写了他的军校生活、友情和爱情，写了他随军参加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以及解放欧洲的征程。在战争中，谢尔盖一家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他的童年伙伴大多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战争结束时，谢尔盖24岁，已经饱经战火，成长为一个青年军官，屡立功勋的近卫军少校。 　　 　　在这部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童年时代受到的熏陶和言传身教，父亲的战友乌斯京.阿尼西莫维奇医生对他的铮铮教导大概伴随了他的一生，即使在战场上也言犹在耳：“要有勇气，谢尔盖，决不要向人们求情。要有骨气。这些品质以后在生活中大有好处。每做一件事，都要善于从其中得出经验教训。”“我们这个年轻的吃了很多苦的国家，我们可以把它传给谁呢？把我们的劳动，我们眼泪，我们的火炬托付给谁呢？”“孩子一定要好好教育，像给马安上四个蹄铁一样，要使它们不论在怎样的冰天雪地里都不会滑倒，在石头上能够打出火来，必要的时候用后腿来踢，鬼见了也害怕……”作者毕尔文采夫用朴实的笔法，不事雕琢地书写了一个苏联青年的成长历程，他在家庭、长辈、上级的严格教育下培养的优秀品质和性格，同时描写了众多的不同性格的同龄青年的成长，正是这些在斯大林时代长成的青年成为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中坚力量，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一个个青春的生命捍卫了苏联的尊严。 　　 　　毕尔文采夫生于1905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卫国战争期间担任《消息报》战地记者，穿梭前线和大后方采访报道，著有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话剧剧本多部。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我见过有三种中译本，除了《从小要爱护名誉》外，还有《柯楚别依》和《考验》。 　　 　　《柯楚别依》（李良民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这是一部描写内战时期的著名作品，在中国拥有很多读者。毕尔文采夫同《从小要爱护名誉》的主人公一样，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库班，在内战时期，库班地区活跃着一位传奇的红军英雄、骑兵旅长柯楚别依，毕尔文采夫在莫斯科发电机厂工作时，偶然读到一本某作家写柯楚别依的小说，他认为此书歪曲和曲解了柯楚别依这位“革命的库班区哥萨克人的天才指战员的性格”，不禁义愤填膺。为了宣扬柯楚别依的真相，毕尔文采夫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在1937年写成了他的《柯楚别依》，并在前文提到的《十月》总编潘菲洛夫的帮助下发表，一炮而红，甚至影响到了中国。虽然毕尔文采夫宣称是为了还原真相，但依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毕尔文采夫书中歌颂斯大林糟践托洛茨基的所谓真相大概离真正的真相很远。 　　 　　《考验》（汪浩译，作家书屋，1953），这是当年在解放区很流行的作品，描写战争时期大后方乌拉尔某飞机厂的干部职工在艰苦的环境里辛勤劳动支援前线的故事。1941年冬天，作者去乌拉尔的几十家厂矿采访，后方人民“奋发努力、为国效劳”的精神打动了他，写成这位抒情意味很浓厚的小说，我以为不在同类作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下。唯一可议的是一开头就结结实实讴歌了斯大林：“南俄某飞机工厂的总工程师杜斌科早上奉召往莫斯科去，恰在当夜三点十五分钟时，他就和飞机制造业人民委员一同谒见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注：斯大林）。谈了十五分钟的话。”这段话包含了很多信息，明眼人自然可以看出作家的艺术手段就是不同凡响。 　　 　　在毕尔文采夫的这几部书里，我当然最喜欢《从小要爱护名誉》。“从小要爱护名誉”是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出自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题词。这句话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名誉要从小爱护，爱惜名誉要从幼小时候起，珍惜名誉要从年轻时起，名誉要从小爱护，从小注意诚实等等，意思都是清晰一致的。战争初期，书里的主人公谢尔盖犯了错误，舒华洛夫将军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引用了《上尉的女儿》这句谚语，“爱惜衣裳要从新的时候起，而名誉――爱惜名誉要从幼小时候起。”20多年前，在我重读这部书的时候，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不要说从小爱护名誉，连名誉本身似乎都开始走下坡了。这么多年后再放眼四周，我们应该摸着良心问一问，是不是“从小要爱护名誉”的时代更好一些？ 　　 　　(《从小要爱护名誉》，林秀译，作家出版社，1958)33，潘诺娃：《旅伴》 　　 　　苏联著名的女作家薇拉·潘诺娃拥有众多粉丝，苏联文学的名誉掌门人斯大林同志就是其中一位。1948年的斯大林文学奖金会议中，法捷耶夫向斯大林解释了撤销原定给潘诺娃的《克鲁日里哈》授奖的原因，不料斯大林激烈地提出异议并力保潘诺娃的作品过关获奖。1950年的会议在讨论潘诺娃的新作《光明的河岸》时，斯大林说：“在妇女当中潘诺娃是最有才华的，我总是支持她这位最有才华的女人。她写得很好。但是如果评论她的的这篇新作，那它比不上过去写的东西。”我想所谓“过去写的东西”多半是指潘诺娃引起轰动的中篇小说《旅伴》，在战后涌现的众多战争题材作品中，《旅伴》的内容和写法都显得很另类，这部描写战争中普通人内心世界的小说，大概也打动了斯大林那实际上很脆弱的内心。 　　 　　先说潘诺娃其人。潘诺娃是罗斯托夫人，生于1905年，5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小学二年级即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在潘诺娃艰苦的青少年时代，她通过自学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经典文学作品。1922年，潘诺娃在一家地方报纸编辑部工作，投入内战后建设苏维埃的火热生活，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特写和小品文，后来又尝试创作剧本和小说。1935年，肃反扩大化扩大到了潘诺娃家，她的丈夫遭人诬陷被逮捕处决，潘诺娃因此失去了工作，带着三个孩子颠沛流离，苦不堪言。战争爆发后，潘诺娃疏散到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市，在《星报》编辑部担任记者，业余从事写作。1944年，潘诺娃被委派到312号军用救护列车采访，两个月的随车采访激发了她的创作激情，《旅伴》就这样诞生了。 　　 　　与其他战时小说不同，《旅伴》的背景不是战火纷飞的前线，不是敌后的游击队，也不是后方支援前线的工厂，而是以一列军用救护列车在四年战争中紧张的救护生活为背景，小说描写了一群平凡普通的人物：一心想上前线的列车政委达尼洛夫，与丈夫失去联系的女护士琳娜，妻女在列宁格勒遇难的列车主任比洛夫医生，上了点年纪而又性格强悍的女护士尤丽，懦弱胆怯又自私自利的苏普戈鲁夫医生，还有其他医生、护士、司机、工人，这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为了保卫祖国战胜敌人而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日夜奔波在前线后方之间，在战火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救护苏军伤病员的任务。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救死扶伤，忘我工作，他们是无名英雄，是战争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他们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 　　 　　潘诺娃在回顾她的采访生活时说：“我同这些人一起生活过，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劳动和功勋。我不能不写他们，因为他们进入到我心里了。”她用朴实的文笔描写了一群医务人员的战时日常生活，他们的合作与冲突，他们的苦闷和忧伤，他们的感情纠葛，并时不时用闪回和内心独白的手法回顾他们的过去，细腻地描绘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整部小说形散而神不散，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在平淡无奇中揭示了苏联人民战时日常生活里最优美的一面，从而别致地赞美了苏联人民的崇高品质，潘诺娃因此成为书写苏联人民日常生活和心理生活的大师，为战后的苏联文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自《旅伴》一举成功之后，潘诺娃又迅速奉献了新作《克鲁日里哈》和《光明的河岸》，这两部作品都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在那个时代的苏联，一个作家连续三本书都获奖非常罕见。与前文提到的几位拥有显赫丈夫的女作家相比，潘诺娃作为肃反扩大分子的遗孀，完全是凭自己作品的优秀赢得斯大林的关注和提携，这也是潘诺娃至今仍能得到读者尊重的原因。 　　 　　《克鲁日里哈》(徐克刚译，作家出版社，1957)完成于1947年，描写后方乌拉尔的一家军火工厂在战时战后的变化，塑造了一群复杂的人物。《光明的河岸》（徐克刚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完成于1949年，以战后农村为背景，描写一个复员军人回到家乡担任国营农场领导，在新的环境下遇到的错综复杂的人事与感情纠葛。这两部作品保持了《旅伴》的风格：写小人物，写日常生活，写人的心理活动，写爱情友情亲情，写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小处着手写出了大气魄。虽然这些作品都是主旋律题材，潘诺娃却能独树一帜，另辟蹊径，把她的感情融入到作品的故事和人物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在斯大林时代坚持这样颇具现代感的另类风格居然没事，还能得到斯大林的认可，说明在那个平庸懦弱封闭的年代，其他紧跟主流不敢创新的作家是多么的笨多么的死心眼。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文学界开始了新的时代，潘诺娃的后期作品除保持原来的风格外，笔下的视野更加广阔，人物更为复杂，社会生活也不是一味的光明，而是更多地描写了阴暗面。《一年四季》（白嗣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通过两个高级干部家庭以及子女的生活，涉及了官僚主义、腐败、犯罪、堕落的高干子弟等等以往禁忌的内容，发表后引起很大的争议。《感伤的罗曼史》（苏群译，作家出版社，1961）描写了几个记者的事业和感情生活，委婉缠绵，意趣不凡，有很浓郁的布尔乔亚味道，我以为这部作品是苏联小说史上最迷人的言情小说。 　　 　　60年代后，潘诺娃主要创作剧本（没有见过她剧作的中译本），此外也写了若干少年儿童题材的小说，收集在《谢辽莎――潘诺娃中篇小说选》（吴育群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里。1973年，潘诺娃去世，1975年出版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关于我的生活、著作和读者》，这本回忆录记录了她坎坷的一生，是我一直很想阅读的书，可以至今没有如愿。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读了好多中国作家仿作的现代派作品，当时以为这些看起来特别新奇的技巧直接来源于西方现代派，诸如意识流、内心独白、精神分析、荒诞、超现实等等，后来读了《旅伴》才发现，其实当年的潘诺娃就尝试过这些技巧，那些绝口不提苏联小说的中国名作家，潜意识里或许留有潘诺娃的影子也不一定。 　　 　　在文革前出版的小册子《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收入了潘诺娃的《谈我的创作》，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现抄录一段，以纪念这位杰出的苏联女作家： 　　 　　“我们的大都市，它们的广大，它们生活的多样性和诗情画意，有着至高无上的美丽。伟大的公共建筑物，强大的桥梁，都市的灯光和热闹的大街，以及汽车胎在柏油马路上疾驶时轻轻的飕飕声，都有它美丽的地方。古代的建筑物、大教堂和纪念碑，体现着历史的繁华，而从不断盖起来的新建筑物上，则可以看到明天的轮廓。我想，人类创造性天才所产生的东西，其诗一样的美丽是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超过的。” 　　 　　（《旅伴》，曹苏龄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 34，阿札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在回忆五十年代苏联小说阅读史的文章中，《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大概是提及率最高的作品之一。这部书当年红成什么样？请看两个截然不同的五十年代读者是怎么说的： 　　 　　“我非常爱看小说，尤其爱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的译者听说我喜欢这本书，前不久给我寄来一套最新翻译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那时候就想当个企业家，想《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面的那个党委书记兼石油厂厂长巴特诺夫一样，我一直为此而奋斗。因此，我报考大学选择的志愿也是石油专业。女同志学石油专业是件最苦的事，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选择了这个专业，并为此而奋斗。着条路还真的走通了，我确实当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企业的党委书记，实现了自己当初的理想。我认为，人没有理想就缺少点精神，有了理想可以促使自己克服一切困难。” ――吴仪 　　 　　“另一本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的场面伟大，气魄惊人。作者阿扎耶夫描绘了一九四一年秋天和冬天在远东大森林中所发生的事件，苏联人要在那里用最快速的方法，敷设一条为战胜德国侵略者所必需的输油管。这条输油管原定三年才能完成的，结果只要一年就完成了。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工程局长巴特曼诺夫、总工程师别里捷和副总工程师柯夫少夫，性格都很突出。这三个人是经常吵架的好朋友，书中描写了紧张的工作，也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深情。” ――梁羽生 　　 　　一个是中国卓越的女性领导人，一个是香港的武侠小说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读者。在那个年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数以百万计乃至千万计的读者中，有多少人受其影响改变了人生的方向？有多少人读罢之后热血沸腾心潮激荡？有多少人就此奔向最艰苦的地方？有多少人午夜梦回至今念念不忘？从吴仪的讲话里，可以看到这本书对她人生道路的巨大影响。关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内容，在梁羽生的文字里已经概括的很清楚，一本在苏联小说里并不算特别出色的作品竟然在中国引起这样大的反响，竟然直接间接影响了中国的一代菁英，它到底有什么神奇？ 　　 　　首先，《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完美地表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民的精神风貌。不管真的假的，作者笔下那些投身输油管建设的众多人物有着“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热烈的劳动激情，苏联人民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克服困难，坚忍不拔，终于胜利完成了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读来感人之极。这本书可称为主义的熔炉，除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还可提炼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这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观念，书中人物坚强、勇敢、充满激情的生活方式对读者特别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青年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其次，《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完美地体现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叙述艺术。作者不是冰冷地、淡漠地撰写一份生产报告，而是精心构思精彩的故事，组织严密的结构，笔调如诗一般优美，正如斯大林主义文学理论家叶尔米洛夫所说：“工程上的一切技术细节、生产会议上的一切争论，都使我们感到兴趣，感到亲切，在读这部小说时，我们体会到一种诗的意境”。更令人难忘的是作者塑造的那些动人的人物，文革前甚至出了一本小册子《谈“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的人和事》（张明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加以详尽分析：巴特曼诺夫是怎样一个人，泽尔肯德是不是太软弱了，革新家别里捷和模仿者格鲁布斯基，托波列夫为什么失去了生活的节奏，至于一心想上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柯甫少夫和漂亮、热情、爽朗的通讯姑娘丹尼亚.华西里钦柯更是50年代中国读者的集体偶像。 　　 　　再次，《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完美地吻合了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氛围。一个被这样一部披着柔漫的轻砂实质高度政治化的小说打动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我出生得晚了一点点，没有经历过那个传说中激情燃烧的年代，不过从长辈的回忆、留下来的文献中还是可以一窥究竟。不论那10年里政治经济如何波折不断，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潮仍然是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中国人民洋溢着建设的渴望，相信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在如此纯净昂扬的时代氛围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一部标本似的斯大林主义文学作品才会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才会引导那么多的青年菁英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行囊里还装着一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部小说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我读《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时候，已经是拨乱返正的新时代，那时我们不仅远离莫斯科，远离斯大林，而且远离了五十年代的主流价值观，整个社会正在开始滑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我的脑子里塞满了来自东西南北中五花八门的杂乱货色，因此，这部书没有像打动上一代人那样打动我，只是觉得写得不错而已。也因为这样，当前些年传说所谓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都是劳改营、远离莫斯科的人都是劳改犯时，我才没有像那些深深喜爱这部书的上一代那样感觉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浑身不舒服。其实，劳改犯又怎么样？30年代因基洛夫案件被杀被抓的无数政治劳改犯百分之百都是苏联的栋梁之才，在祖国危难的时候，他们用忘我的劳动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爱国之情，把这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倒过来看，不是可以看成是这些另类爱国者的心灵史吗? 　　 　　关于作者阿札耶夫的生平，从我了解到的资料看，还有一些疑点。目前比较详尽的介绍来自蓝英年先生的文章《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这篇文章详尽介绍了阿札耶夫另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车厢》，顺带涉及了阿札耶夫的生平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出版经过。综合其他资料来看，他的生平大致比较清楚：生于1915年，1934年12月因为对基洛夫遇刺“无动于衷”而被捕，判处三年徒刑，发配远东劳改营，这一年他才19岁。阿札耶夫在劳改营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经过几次往返莫斯科寻找父亲和女友不果后，他留在远东从事科学研究，1938年进高尔基文学院函授班，1944年毕业，曾担任《远东》杂志主编，《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先在《远东》杂志发表，后被西蒙诺夫发现，在其主编的《新世界》再次发表，一举成名，并被调回莫斯科工作，于1968年去世。阿札耶夫晚年创作的《车厢》（1988年出版）记述了他作为劳改犯在押赴远东的途中和其他政治犯、刑事犯罪分子共处的经过，从蓝英年先生的文章看，这部《车厢》非常的精彩，但好像没有翻译成中文，不知蓝先生可否好事做到底，干脆组织手下弟子翻译出版之，以解我等读者望梅之渴？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红极一时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不但铺设管道的工人，连作者阿札耶夫本人，全部是劳改犯，只有局长是克格勃。我以为此说不确。1941年铺设远东输油管道的时候，阿扎耶夫已经不是犯人身份，大概只是劳改机构的工作人员，当时大部分工作是由劳改犯充当的，但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并不必然都是劳改犯，把他们统统都说成是劳改犯也不能说就是所谓真相大白了。还是西蒙诺夫的说法比较精确：“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只字未提劳改营，只字未提国家所急需的那条横贯远东的输油管道，不仅是战时自由人的手铺设的，也是劳改犯的手铺设的。”“作者为什么没写出这项工程的全部真相，因为那时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一个本来是反斯大林主义的题材，居然被阿扎耶夫生生地写成了歌颂斯大林时代的样板作品，这种割裂神经的创作确实需要非同一般的功力。 　　 　　不管怎么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我国一代读者的心灵记忆中留下了浓厚的一笔，那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那个时候有很多现在早已失落的东西。遥望那个年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羞愧？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刘辽逸、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5，盖达尔：《铁木儿和他的队伍》 　　 　　盖达尔，这是一个神奇的名字。如果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的圣经，那么盖达尔就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少年心中的上帝。从没有哪一位作家像盖达尔这样征服了中国少年儿童的心，也没有哪一位作家像盖达尔那样流传着那么多生动的故事，如今，当年的那些读者经垂垂老矣，想必他们的记忆深处还留着铁木儿、珍娜、箕姆卡、齐冈、盖克、丘克、王西迦、白季迦这些可爱人物的影子? 　　 　　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抄家、下放农村，到我读少儿书的年代，家里的藏书差不多散失殆尽，盖达尔的作品只剩下一本《铁木儿和他的队伍》，其他几本《军事秘密》、《鼓手的命运》《蓝色的杯子》仅仅留在哥哥的记忆和回味中。等我读到盖达尔的其它作品时已经是成年人，只好一边读一边痛惜不已：少儿时代没读到这么好的精神食粮，人生最遗憾的事莫过于此。 　　 　　硕果仅存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手不释卷，爱不释手。等我长大以后，依然钟爱这本书，时不时翻出来回味一番。盖达尔的这部颠峰之作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细节描写以及幽默感都臻于化境，几近完美。全篇丝丝入扣、没有一句废话，每句话每个故事每个场景都有趣味，那些人物――铁木儿、珍娜、奥丽加、乔治、柯里雅、西马、盖卡、克瓦金、大好老、黄毛小姑娘、医生老头、亚力山大罗夫上校，短短的篇篇，这么多人物，每个人物都是寥寥几笔即活灵活现，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读这样的书真的是莫大的享受。 　　 　　通过阅读《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盖达尔树立的一套信念：要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劳动，要做好人、做好事，要诚实、善良、正直、勇敢。《铁木儿和他队伍》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在苏联少年儿童中掀起一场铁木儿运动，特别是卫国战争爆发后，铁木儿成了苏联孩子们的榜样，他们竞相效仿铁木儿的队伍：照顾军烈属，参加支援前线的劳动，自觉地为保卫祖国服务。当年，我曾策划在我们宿舍区也组织个类似铁木儿那样的队伍，倒不一定做好人好事，弄一套丁丁当当的联络系统，半夜三更一大群人出去打打群架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我那些同龄的伙伴跟苏联儿童、文革前中国儿童隔了几代，对什么铁木儿运动没什么兴趣，我的设想不幸无疾而终。 　　 　　盖达尔的优秀作品实在太多，在此来不及一一介绍。除了早期的几个据说不成熟的作品――《在失败和胜利的日子里》、《高山骑士》、《街角上的房子》外，几乎所有其他重要作品都有中译本，《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伯爵的废墟上》、《第四座避弹室》、《远方》、《军事秘密》、《让它发光》、《蓝色的杯子》、《鼓手的命运》、《林中烟》、《一块烫石头》、《丘克与盖克》、《铁木儿和他的队伍》、《雪堡司令》、《铁木儿的宣誓》、《前线随笔》......其中大部分作品收入两卷本的《盖达尔选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1960）。自民国时代起，这些作品就以不同的译名陆续介绍到中国来，重要的作品都有好几个译本，版本非常复杂，盘点清楚很不容易。 　　 　　在盖达尔的作品之外，《回忆我的爸爸盖达尔》（铁木儿.盖达尔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盖达尔的故事》（叶梅里扬诺夫著，光明书局，1951）、《盖达尔的生平和创作》（爱宾、叶密里亚诺夫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这些关于盖达尔生平的书籍非常精彩，《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文学肖像》中有关盖达尔的回忆文字更是真切动人，通过这些作品，一个栩栩如生的盖达尔站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面前。 　　 　　盖达尔的一生是个光辉的传奇，他为读者奉献了20余部小说和剧本，而他年仅37岁的人生就是一部气贯长虹的精彩小说，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戏剧。 　　 　　盖达尔生于1904年，本名阿尔卡蒂.彼得诺维奇.葛烈科夫。1918年，14岁的盖达尔参加了红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随红军转战四方，参加了内战时期的多次战斗，成长为一个年轻的红军指挥员。1924年，20岁的盖达尔因旧伤复发不得不退出现役，他情绪沮丧，“在莫斯科的街头整整徘徊了三昼夜，心中一无所思，也不懊悔。一团白雾在脑子里盘旋，要透过这团白雾看清前面的路，是很困难的”。在伏龙芝的劝告下，盖达尔转行从事新闻工作，业余勤奋写作，不出几年，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出自他的笔端，他成了苏联少年儿童的心灵导师、精神偶像。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盖达尔即刻申请上前线，可惜由于健康原因，他被拒绝编入现役。于是他东奔西走，软磨硬泡，终于以《共青团真理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乌克兰前线。在申请入伍登记证的时候，他保证说：“我将在伟大战争的各个战线上作一个无声无息、从事和平工作的人，我不去冲锋陷阵，初入枪林弹雨。我将描写别人如何战斗，并且告诉以后的人应当怎样战斗”。但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使他不可能按照诺言度过他的第二次战争生涯。基辅陷落以后，他和所在的苏军残部加入了一支敌后游击队，他成了一个机枪手，出入枪林弹雨冲锋陷阵。1941年10月26日，盖达尔率领四名游击队员到砍涅夫－查洛托诺夫铁路执行侦察任务，不幸陷入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一个年轻的杰出的作家就这样离开了他挚爱的苏维埃祖国和热爱他的少年儿童读者。他活着是一个战士，死时是一个士兵。 　　 　　关于盖达尔，几十年来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在公共汽车上在救助贫困青年被误以为是扒手，给少先队员演讲时把骄傲淘气的女儿珍妮（其实珍妮是盖达尔的干女儿）赶出会场，那只“大名鼎鼎”“随随便便”皮箱，儿子铁木尔望眼欲穿的自行车……大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是盖达尔的挚友，战后他写了好些回忆盖达尔的文字（收集在《金蔷薇》、《文学肖像》里），盖达尔是怎么写出《鼓手的命运》，怎么打赌赢了晴雨表，怎么弄来几罐头的蚯蚓，怎么指挥他的少儿队伍救助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孩子，还有盖达尔和帕乌斯托夫斯基两人的远足遨游――九月的星空、霜冻的夜晚、篝火、深绿色树叶搭成的洞穴、薄雾中的拖船、一群群迁徙的鹤，还有盖达尔的感叹：“是啊，这样生活太美妙了”。 　　 　　战争爆发后的一天，盖达尔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碰见了卓娅，据《盖达尔的故事》记载，他们之间有如下的对话： 　　 　　“您出发吗？”卓娅问。 　　“出发，”盖达尔说。“明天就走。” 　　“我也出发，”卓娅说。“不过还不能很快。但是我坚决要去。” 　　忽然她又像在那个公园里的的当时一样，很像小孩子似的望着盖达尔，就像一年级的女学生望着一位可爱的老师一样。 　　“阿尔卡季.彼得诺维奇！”她说。“不惜为了伟大的人类幸福而牺牲吗？” 　　“不错，”盖达尔说。“但是最好能活得越长久越好。” 　　“一百年！”卓娅说。“谢谢您，阿尔卡季.彼得诺维！”她使劲握了一下盖达尔的手，沿街向下跑去，追着一辆走近车站的无轨电车。 　　 　　此后不久，他们两人为了伟大的人类幸福而光荣牺牲，他们的英雄业绩名垂青史。此前数年，盖达尔在送给卓娅的书上写下这样的题词：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见解。可是所有的人合在一起就都会懂得：应该正正当当地生活，辛勤地劳动，热爱而且牢牢地保卫这片叫做苏维埃国家的广大而又幸福的土地。” 　　 　　这可以看作盖达尔留给少年儿童的遗言。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任溶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36，《小儿子的街》、《塞尔盖.莫霍夫》、《勇敢者的道路》 　　 　　“我很爱苏联儿童文学，可以说是苏联儿童文学的老读者。因为它把新的一代从小就培养成机智、勇敢，具有远大目光和高大理想的人，培养他们爱劳动、爱祖国、爱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培养他们富于创造力、想象力；培养他们向远大、美丽的目标插翅高飞的人！这样的作品老读者读了真能返老还童，别林斯基说：‘连大人也爱读’，这是有道理的”，曹靖华先生为陈伯吹《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所作序言中的这段话，表达了一个极其资深的苏联文学读者和翻译者对苏联儿童文学由衷的喜爱之情。 　　 　　50～6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少儿读物几乎占了当年整个少儿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数量之多品质之高令人乍舌，那个年代的学龄前儿童谁没读过那些花花绿绿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当年的小学生中学生谁没读过那些内容丰富生动有趣的苏联书籍？从童话到小说，从各科的课本到科普知识，从苏联移植过来的精神食粮品种齐全，内容丰富，应有尽有。特别是那些苏联少儿小说，马卡连柯、卡达耶夫、盖达尔、穆萨托夫这些大家，以及许许多多在文学史上留不下名字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优秀作品：《小儿子的街》、《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古堡》、《友伴》……这些好书伴随着中国的少年儿童度过了十七年纯净平和的时光。 　　 　　苏联儿童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一支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就题材来说，儿童文学像是整个苏联文学的缩影，革命与内战、斯大林的头几个五年计划、卫国战争、战后建设、学校生活、和平时期的对敌斗争等等都涉及到了。下面要谈及的十几部小说只是五六十年代翻译出版的众多苏联儿童青少年小说的一小部分，相信很多当年的读者或多或少还记得这些作品。 　　 　　卡西里、波梁诺夫斯基：《小儿子的街》 　　 　　《小儿子的街》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著名少年英雄伏洛佳.杜比宁的故事。杜比宁生于1927年，1941年战争爆发时，杜比宁14岁，是克里木半岛刻赤市的少先队员。刻赤沦陷期间，这位勇敢的孩子参加了游击队，在地下堡垒坚持战斗，多次成功完成了侦察任务。在刻赤解放后，杜比宁在扫雷时不幸触雷牺牲。为了纪念这位小英雄，刻赤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伏洛佳.杜比宁街，生前就读的学校被命名为伏洛佳.杜比宁学校。《小儿子的街》分为两部，第一部《快长吧，小子》讲述杜比宁在战前的幸福生活和成长历程，第二部《地下堡垒》讲述杜比宁战时的战斗生活。按照苏联主流舆论的观点，《小儿子的街》是一部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教育意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命名为“小儿子”，除了指杜比宁是家中幼子外，更意喻少先队是苏共的“小儿子” 　　 　　《小儿子的街》出版后，杜比宁的事迹传扬四方，一直传到了中国少年的心灵里。在五十年代，很多很多中国少年的枕边、书包、课桌抽屉里都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影子，很多当年的少年在回忆以往精神成长的岁月时，这本书也是提及率最高的。《小儿子的街》有好几个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通行版本无论装帧、印制、插图都异常精美漂亮，捧在手里都觉得舒服，精装本尤其珍贵。此外另一个流行的中译本为两卷本的《幼儿街》（杨霞华译，泥土社，1954），还有一个缩写本《党的幼儿》（高长荣译，光明书局，1953）。 　　 　　普什卡雷夫：《塞尔盖.莫霍夫》 　　 　　苏联少儿小说有一大类，即描写十月革命前的少年儿童生活，以及动荡的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就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普什卡雷夫的《塞尔盖.莫霍夫》也是其中相当出色的作品。这本书以1905年革命为背景，描写西伯利亚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革命斗争。主人公塞尔盖.莫霍夫是一位少年工人，他在党的引导下加入了革命队伍，积极勇敢地参加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并经受住了考验。15年后，经过十月革命和内战洗礼的塞尔盖.莫霍夫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小说细致地描写了1905年的社会风貌和当时的革命氛围，主人公周围的各式人物及其心态，以及西伯利亚叶尔塞河的美丽风光。 　　 　　《塞尔盖.莫霍夫》的作者名不见经传，这本书的知名度和影响也不大，但却是我读得兴致盎然的一部。在我小时候居住的那座城市的闹市区，有一个小有名气的俄式西餐馆（当年的市民很少有人吃得起），路过的时候经常看到几个白发苍苍的俄国老先生老太太在那里优雅地闲坐聊天，偶尔还会看到他们搬把椅子坐到门口人行道上晒太阳，神态轻松慈祥，叽叽咕咕地说着普希金托尔斯泰的语言。据长辈说，这些人就是著名的白俄，十月革命后从俄国逃出来的反动分子，他们中一些人曾经反抗过，和布尔什维克血战了一场，结果以惨败告终，就此流落异国他乡了断残生。读《塞尔盖.莫霍夫》，总会想起那些在中国的阳光下喝茶闲聊的俄国老人，他们和塞尔盖.莫霍夫算是同一代人，同样是俄罗斯民族的后代子孙，同样经历了20世纪俄国历史的戏剧性变迁，但命运和归宿却是如此不同。 　　 　　柯里亚柯夫：《勇敢者的道路》 　　 　　少年天性喜爱和向往冒险，最受少年读者青睐的读物自然要数冒险小说，《勇敢者的道路》就是五十年代青少年最为欣赏的苏联冒险小说代表作。这部作品讲述少先队小队长廖尼亚在祖父的遗物中发现一些神秘的暗示，于是带领他的小队队员踏上了探险之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发现了铜矿的秘密。这部作品的内容和情节融合了史蒂文生、凡尔纳、马克吐温这些冒险小说大师的长处，又带有苏联小说流畅优美的一贯特色，结构严密，节奏紧凑，故事紧张激烈，生活气息浓郁，极大地满足了当年少年读者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很受他们的喜爱和推崇。 　　 　　《勇敢者的道路》是五十年代深受读者欢迎的潮锋出版社“苏联冒险小说译丛”中的一种，这套丛书的其他书目包括：《匪巢覆灭记》、《驱魔记》、《朱拉》、《山岗上的篝火》、《阿尔泰的小英雄》、《秘密路》和《好的印象》，每一本都很经典，在每一本书上都有如下字样：“苏联冒险小说是现代苏联文学中丰富多彩的一部分，它是以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在青年中间培养斗争的意志、克服困难的决心、勇敢可贵的品质和求知的欲望的。它的特点是：主题明确，笔调活泼，故事性强，教育意义重大。”七十年代中期，这套书是我们同学之间流传的热门读物，我们有一位同学家长的青年时代大概非常嗜好冒险小说，这套书基本收齐了。除了托曼的小说集《好的印象》，其他七本都在我们手里过了好几遍，读得废寝忘食。其实一本书的关键在于好看，能让读者看下去。只要看进去了，什么精神意志决心品质之类自然潜移默化随之而来。可惜我们的少儿作家不懂得这个道理，往往写得老生常谈陈词滥调面目可憎，这样的书无法吸引读者，就算是把标语和口号都罗列上也是没有用的。 　　 　　（《小儿子的街》，孙广英、裘信东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塞尔盖.莫霍夫》，蒋宗衡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 　　《勇敢者的道路》，民文译，潮锋出版社，1954） 　37，《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少年们》、《初升的太阳》、《森林报》      除了极少数不正常的社会以外，少年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学校，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用小说反映学校生活，涉及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者、被教育者、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教育制度，学校的日常生活，教师和学生的心理、行为，教学科目的进展，课外活动等等，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写好。在苏联众多描写学校生活的小说作品中，真正写得好的寥寥无几。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学校小说只有奥谢叶娃的《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和诺索夫的《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相对突出，给当时的少年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奥谢叶娃：《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     这是一部著名的作品，算是苏联校园文学的扛鼎之作，原书分为三部，我只见到第一部的中译本，其他两部似乎没有翻译过来。这部作品描写卫国战争前后苏联小学生的生活，主人公叫瓦肖克，四年级的少先队中队长（两条杠，苏联称作中队委员会主席。两条杠也是我平生佩带过的最高职位标志），他和他的同学们因为一起丢失粉笔的风波而发生了一系列纠葛，他们的友情、信任、诚实的品质经受了考验。小说细腻地描写了这群孩子们的纯朴的友谊，写了他们如何解决矛盾和冲突，以及多姿多彩的课外生活。第一部结束在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正准备去乌克兰旅行，时间是1941年6月，战争爆发的前夜。小说第二部写他们在乌克兰旅途遭遇战争的经历，第三部写他们回到学校后经历的战时生活，可惜这两部分一直没有看到。我从小就羡慕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方式，《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部分满足了我的精神饥渴。虽说我们那时候也戴红领巾和标识，也有一整套仿苏的仪仗和典礼，但总觉得索然无味，远没有人家苏联少先队生活那么激动人心、引人向往。     诺索夫：《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    《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小学生读者钟爱的作品，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哥哥念叨这本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惦记着，甚至去买了新版珍藏，可见当年的喜爱程度。这部作品讲述两个小学生马列耶夫和西什金功课不好，两人淘气贪玩，互相包庇，不思上进，后来在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改正了错误，终于取得进步成为好学生。同样是校园文学，《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比《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更有个人性，更为幽默和风趣，特别是两个小孩极具创意的玩法突破了当年中国小孩想象力的边界，很切合少儿的口味，因此才会让当年的小读者至今念念不忘。作者诺索夫是苏联儿童文学的著名作家，除了这部享有盛名的《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另一套“小无知”（或译“全不知”）系列（《小无知漫游月亮城》，《小无知漫游太阳城》，《小无知和他的朋友历险记》）同样深入人心，文革后陆续出版发行，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长大的儿童读者中拥有很多爱好者。      片切尔尼科娃：《少年们》     《少年们》有两个译本，都是出版于五十年代早期，流传不广。我上初中的时候为了比较中苏两国的初级中学教育，特别找来看了一遍，印象比较深。这本书是一本标准的教育小说，讲述七年级学生沃洛吉亚.瓦西里也夫的转变经过。战争爆发后，沃洛吉亚的父亲去了前线，母亲在医院工作，他和妹妹随祖母生活。在祖母的放纵溺爱下，获得自由的沃洛吉亚从一个品行良好的学生变成一个不听话不守纪律的孩子，学习成绩急剧下降，屡犯错误，不得不离开了少先队队伍。为了挽救这个孩子，学校领导、老师、家长、少先队、团组织一起行动起来，互相配合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在大家特别是女教师索亚.伏拉第米罗夫娜的耐心诱导下，伏洛吉亚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痛改前非，发掘出自己品性中好的一面，转变成为一个好孩子，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小说刻划了个性鲜明的众多人物，细致分析了少年在特殊时期的心理活动并很有信服力地把苏联教育体系的惊人效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年我上初中时正在转型时期，班级里良莠并存，很多坏学生天天打架斗殴，从来没见过有人来关注他们，任其自生自灭。相比之下，苏联的教育体系确实有令人激赏之处。《少年们》作者片切尔尼科娃是教育学硕士，本书反映了她的教育理念，颇有马卡连柯的味道。      卡西里：《初升的太阳》     《初升的太阳》也是五六十年代的小读者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一部作品。作者列夫.卡西里生于1905年，是苏联很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无数，文革前出了十余本卡西里写的短篇故事，都是那种常见的薄薄的五颜六色的小册子。比较有影响的大书除了和波梁诺夫斯基合著的《小儿子的街》以外，就算这部抒情色彩浓郁、文艺味道很重的《初升的太阳》，当年得到一部分欣赏水准比较高的小读者的由衷喜爱。这部作品讲述了小画家柯里亚.季米特利叶夫的生平事迹。写了这位天才艺术家短短的一生，他的家庭，他的女友，他在美术学校的生活，他和同学们的友情，他的创作和探索，一直到他15岁时牺牲为止。柯理亚是个才华横溢的小艺术家，他刻苦学习、进步神速，他的内心感情丰富，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书中所附的他的画作水准之高令人赞叹不已。小说语言优美，格调高雅，清新脱俗，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杰作。     比安基：《森林报》     严格说，《森林报》不是小说，而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科普著作，小时候受它的影响太深，所以在这里简单提一下。文革前，我哥哥收集了不少科普书籍，诸如一整套《十万个为什么》，以及《科学家谈21世纪》、《奔向明天的科学》之类，到我读书的年纪，这些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尤其是《春》、《夏》、《秋》、《冬》四册《森林报》，好看到极致，简直妙不可言。《森林报》是苏联科普作家比安基的代表作，别致地采用报纸的形式，介绍了四个季节里大森林动物和植物的生活状况，风格多种多样，通讯、诗歌、散文、小故事、小小说、游戏、广告……内容之丰富，知识之深奥，文笔之浅显、插图之漂亮，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绝！这么多年了，再也没见过像《森林报》这样不同凡响的绝妙好书。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极度饥渴的时候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看上一本好书，有《森林报》伴随我，算是那个黯淡年代的一点幸福回忆。 （《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任溶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孙广英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 《少年们》，怡黎、松年译，中外出版社，1951 《初升的太阳》，邹绛、刘丙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森林报》，徐亚倩、王石安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1955）38，《北斗星村》、《瓦西里柯的故事》、《友伴》 　　 　　穆萨托夫：《北斗星村》 　　 　　穆萨托夫的代表作《北斗星村》发表于1948年，1949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通常都会介绍到中国来，而获奖名单中比较少见的少儿题材作品一般会成为追捧的对象。《北斗星村》也不例外，几年内至少出了三个完整的中译本（《小北斗村》，张毕来译，光明书局，1951；《斯托沙里农庄》，西夷译，中华书局，1954），一时成了五十年代深受少年读者欢迎的热门读物之一。这部作品描写几个性格各异的集体农庄少年的生活，他们怎么度过战争和战后的艰苦时期，他们如何帮助大人生产劳动培育优质小麦，如何在老师和长辈的教育下，德智体全面健康成长，小说也写了他们的游戏和友情，描绘了大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这些苏联农村少年的心灵就像北斗星那样璀璨夺目，苏联少年的生活就像布满星星的天空那样美丽动人。 　　 　　《北斗星村》发表后，作者收到了很多小读者的来信，纷纷要求告诉他们北斗星村集体农庄在哪里，他们要去访问北斗星村，看望那几个可爱的孩子：珊卡、玛莎、费吉亚……这大概是对作者艺术成就的最高奖赏了。作者穆萨托夫是苏联非常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191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成人，当过乡村教师、新闻记者，他的作品大多以熟悉的乡村生活和集体农庄为背景，代表作除了《北斗星村》外，还有《大地春回》（又名《伟大的春天》，鲁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描写1929年集体化时期农村的少年儿童同坏分子斗争的故事。《山上屋》（滕砥平、蒋芝英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描写一所农村中学八年级同学组织丰产队深入集体农庄从事科研生产的故事。此外，当年在中国很受欢迎的小说《山岗上的篝火》署名穆萨托夫（与恰奇柯合著），是不是同一个穆萨托夫尚待确认。 　　 　　董谦柯：《瓦西里柯的故事》 　　 　　苏联文学有一个长期处于边缘的流派，很多人称之为浪漫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普里什文、亚力山大.格林、帕乌斯托夫斯基、阿斯塔菲耶夫，卡维林、伊凡诺夫这些谢拉皮翁兄弟大多也属于这一派。他们的作品关注大自然、艺术、历史和普通人的精神生活，擅长描写爱情、幻想、冒险、神秘，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这些特征注定使他们远离主流，得不到当权者的欢心。喜欢他们的人固然很多，效仿的人却很少，因此当我在董谦柯的小说《瓦西里柯的故事》中发现那非常熟悉的浪漫主义流派风格时，自然欣喜不已。 　　 　　《瓦西里柯的故事》讲述八岁的集体农庄小男孩瓦西里柯和他来自城里的朋友伊果尔，两个小朋友如何帮助建设水电站的大人、如何做好事保护集体农庄的安全，如何在美丽的大自然里嬉戏玩耍，情节很简单，主题也很主流，值得一说的是作者散文诗一般的文笔－－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俯拾皆是，衬托着苏联儿童的天真可爱和微妙的心理活动，情景交融，浑然天成。整篇小说娓娓道来，轻松幽默，简直就是一篇绝佳的抒情散文，很有浪漫派前辈的风采。作者奥列斯.董谦柯（1902～1954）是乌克兰人，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资历很老但作品不甚出名。这一部《瓦西里柯的故事》不知如何被长江文艺看中出版，让我们领略了苏联文学界的深不可测――真正的高手往往在官方搭起的文坛以外。而对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来说，沙里淘金的滋味也是很美妙的。 　　 　　卡赫斯：《友伴》 　　 　　《友伴》讲述爱沙尼亚加入苏联前夜，一群刚刚升入中学的来自不同的阶级少年的学校生活，他们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当局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少年和资产阶级少年的冲突，反映了一个小小的列强环饲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剧变之前稀奇古怪的社会面貌，此外还描写了在爱沙尼亚这个独立的国家里，地下联共（布）党员的活动，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爱沙尼亚无产阶级人民热切要求加入苏联大家庭的赤子之心。如果回到五六十年代，站在当年小读者的角度，《友伴》还是很好看的，故事写得精彩，跟苏联其它地区的小说相比颇有不大一样的异国情调。书中描写的那些爱沙尼亚的左翼阶层很有意思，他们热烈的向往苏联，热烈的赞美斯大林，渴望投入斯大林的怀抱，比如地下党领导“陌生人”和舅舅的谈话非常有趣：“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什么幻想，而是完完全全的现实。要到这个现实的环境里，总共不过200公里的路程。”“苏联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国，我们并不孤单……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支柱……莫斯科……斯大林……” ，等等。 　　 　　早年我看苏联的书籍、电影，关于1940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历史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即当年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是自愿亡国、欢欣鼓舞地加入苏联的，后来了解到事实似乎不一定如此。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两个秘密议定书，把波罗的海三小国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1940年夏初，希特勒在西线动手连连获胜，苏联则在东线出击，试图构筑一条未来防御或者进攻德国的战线。在经过一连串准备活动后，苏军于1940年6月15～17日开进三国，推翻了当地国家政权并建立了亲苏政权。一个多月后，三国光荣地“加入”了苏联。我很想知道在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三国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持什么态度？是走上街头兴高采烈地欢迎解放者？还是像两年前的捷克民众那样冷漠地看着入侵者的坦克？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电影《雪茫攻防战》，描写一群爱沙尼亚青年学生在一战后独立时期参与抗击布尔什维克红军的故事，虽然只是一种视角和观点，但也足以颠覆早年留下的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与苏共亲如一家的刻板印象。回过头再审视《友伴》的真实性，恐怕就不只一个问号了。 　　 　　（《北斗星村》，芳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瓦西里柯的故事》，子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 　　《友伴》，苏学铭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 　39，若干文革前出版的少儿小说 　　 　　《初恋》（阿塔洛夫著，荣如德译，作家出版社，1956），高中学生恋爱的故事，描写几个少男少女纯洁高尚的爱情和友情，以及战后苏联青少年的生活实况，还写了学校当局、教师、家长对于学生恋爱不同的态度。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中学生的爱情都不在鼓励的范围内，因此这类小说比较少见。 　　 　　《畏友》（日阿里科夫著，洪川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讲述几个顿巴斯地区孩子的经历，从十月革命前一直写到到内战时期，以少年的视角反映那个戏剧性的嗜血年代。关于那几年的历史，我们长期以来可以看到的大多是一面之辞，另一方的说辞很少看到。到如今时过境迁，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比如邓尼金的回忆录――就算印出来，读者也不会很多了。 　　 　　《到远方去》（卡乌罗夫著，吴一之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描写1905年革命后的肃杀时期，两个哥萨克孩子不畏艰险到远方去寻找被沙皇流放的革命者父母并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作者卡乌洛夫是老红军、上校工程师，这部出自业余作家的童年回忆录不事雕琢，很有真情实感。 　　 　　《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叶迈契斯著，礼长林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又是一部以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为背景的作品，以几个海参崴少年的经历讲述革命消息传到远东地区后当地的反应，以及外国干涉军队的入侵，他们参与游击队进行的艰难的抗敌斗争，其中还穿插描写了两个中国人的活动，和伊凡诺夫的《铁甲车》相映成趣。 　　 　　《古堡》（别里雅耶夫著，屠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青少年在革命岁月里的成长经历（从1905年革命到1922 年内战结束）是很多苏联作家钟爱的题材，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比如《雾海孤帆》（卡达耶夫）、《学校》（盖达尔）以及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堡》是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几个乌克兰无产阶级少年在十月革命以及内战时期的生活，主题、背景、故事内容与《钢铁》的前半部很类似，好看程度不相上下，名气则远远不及。《古堡》三部曲的第二部《凶宅》（屠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第三部《滨海城》（未见中译本）讲述这几位少年长大以后在建设年代的故事。 　　 　　《白特迷尔的金碗》（杜吉涅兹著，王汶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描写吉尔吉斯共和国集体农庄少年的幸福生活，他们积极参加建设集体农庄的创造性劳动，在劳动中培养兴趣、获取快乐、健康成长。此外还写了美丽如画的天山景色。天山脚下的吉尔吉斯草原蕴育了不少天才作家，比如著名的艾特玛托夫。 　　 　　《阿尔泰的故事》（伏隆柯娃著，林耘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讲述边远的阿尔泰地区一群少先队员的学校和课余生活，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努力学习，立志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笔调轻松活泼，寓意深刻，很有诗情画意。 　　 　　《是，这样坚持下去！》（谢亮庚著，王梦君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描写卫国战争期间，海军的后代维佳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维佳所在的扫海艇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从伏尔加河上的海军舰艇上观察战斗进程相当别致，有身临其境之感。 　　 　　《他们有祖国》（萨姆桑诺夫著，山鹰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描写卫国战争期间被法西斯掳往德国做苦工的苏联青少年的故事，他们在德国集中营、法西斯地主庄园服苦役的悲惨生活和抗争，他们在法西斯匪徒以及随后而来的美帝国主义的折磨下，依然心向祖国，保持了苏联人的荣誉和品格。这一类题材也是不多见的。 　　 　　《伊娃娜和她的朋友们》（扎雷契娜雅著，董其昌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一部国际主义题材的作品，描写二战机器一群法国的少年－－伊娃娜和她的伙伴们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地下斗争的故事，战后又加入到反对法国当局殖民主义政策、捍卫世界和平的行列中。苏联儿童文学中这类国际题材的作品还有不少，价值如何就见仁见智了。比方说苏联官方一向声称要保卫世界和平，在文学史书上还有专门章节论述苏联作家为和平而斗争的作品，但战后不久即策动朝鲜内战，还把中国拖下水打了一场惨烈的战争，不知他们标榜的“和平”二字从何说起。 　　 　　《西玛怎样变成一个好孩子》（达尔塔可夫斯基著，黄瑶英译，正风出版社，1956），一本很不错的少先队小说，叙述一个娇生惯养的西玛怎么从一个不听话、调皮捣蛋、撒谎成性的小女孩转变成好孩子，这本书把苏联少先队员的学校和课余生活写得丰满动人，洋溢着健康明朗的童真风味。 　　 　　《游击队员廖尼亚》（柯罗尔柯夫著，高长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描写卫国战争期间敌后游击队小侦察员廖尼亚的非凡事迹。卫国战争期间涌现出很多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并在战争年代打击法西斯表现杰出的少年英雄，战后出了不少描写他们事迹的文学作品，比如前面说到的《小儿子的街》、《萨沙.契卡林》等。比较而言，这些作品似乎比我国的类似作品要有趣一些。 　　 　　《源泉》（戴慈著，路绍楹译，光明书局，1954），描写莫斯科少年丰富多彩而又充满艺术和科学气质和趣味的日常生活，在苦闷的年代读这类书籍很容易“中毒”，而这类描写苏联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作品一直是我偏爱的类型，当年对苏联的向往只是基于纸面的美好想象，至今也不清楚苏联时期这些小说中的少年儿童，他们的真实生活到底什么样。 　　 　　《一个女教师的笔记》（维格多诺娃著，徐克刚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在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优秀作品出自优秀教师之手，如前面提到的《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一个女教师的笔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好书，讲述作者作为一个青年教师的工作实践，她如何在教学中和学生们建立亲切友好平等的感情，如何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集体主义精神，如何建设优秀的班级。这类从真实的教育第一线结晶出来的作品不论对少年儿童还是中小学教师来说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小说看也很有意思。 　　 40，《伏尔加河上》、《一年级小学生》、《沙沙日记夏令营日记》 　　　　 　　普里列查叶伐：《伏尔加河上》 　　　　 　　普里列查叶伐，通译作普里列扎耶娃。1903年出生，教师出身的作家，在大学受过文学和教育学专业训练，做过15年教师。3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题材多与她熟悉的青少年生活有关。在苏联儿童文学史论著中，她的描写青少年学校生活的中篇小说《同志们和你在一起》(杨寿均译，作家书屋，1953)受到高度评价：“从头到尾都在培养读者极有价值的同志情谊、对学校的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憎恨（美国的保卫者－－在美国的旗帜下作战的黑人士兵却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过活），以及对伟大苏维埃祖国的自豪感（苏维埃国家已在世界上肯定了这样一条法律：‘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教导读者不要追求便宜的荣誉，教导他们了‘消除人们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私有者的感情、狭隘的利己主义，这部小说还讽刺了生活行为上的无原则性”（《苏联儿童文学》，格列奇什尼科娃著，张翠英、丁酉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伏尔加河上》发表于1953年，是普里列扎耶娃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继续深化了《同志们和你在一起》的主题，讲述一个散漫无章、无组织无纪律无秩序的七年级班级怎样在老师、家长和同学们的努力下转变成为一个优秀模范的班级，写了杰出的教师、优秀的学生，以及学校以外的社会生活――“家庭、城市生活、工厂、有灵感的创造劳动的人们、故乡秀丽的风景、美丽的大河伏尔加”，广泛探索了苏联青少年的心理活动和性格成长，苏联教育模式的优越性也渲染得恰到好处。对我国少年读者来说，可以从中观摩苏联青少年激动的、活泼的、乐观的、创造性的集体主义校园生活。 　　　　 　　普里列扎耶娃还有一部《玛莎的青春》（白琳、周爱琦译，光明书局，1955）也写得很不错，讲述一个师范大学的女大学生在卫国战争期间的学习、工作和感情生活，很有布尔乔亚言情味道。在普里列扎耶娃创作生涯的后期，主要成果是一系列关于列宁生平的长篇小说，八十年代后出了若干中译本，主要有《列宁的一生》（彭卓吾译，北京出版社，1986））、《列宁的故事》（胡曙中、孙梅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不平凡的一年》（彭卓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列宁的一生》（陆永昌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 　　　　 　　施瓦尔茨：《一年级小学生》 　　　　 　　很多五十年代的小朋友们大概都还记得这本可爱之极的小书，记得封面上那个瞪着大眼睛神气十足的小女孩马鲁霞，丁玲同志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前言，热烈地向小朋友、教师和家长介绍这部让她“整个都被吸引住了”“沉醉在里面了”“极有趣味”的好书。顾名思义，《一年级小学生》讲述刚刚上学的小女孩马鲁霞一年的生活，她的进步、快乐和烦恼，许许多多生动好玩的事情，描写儿童心理细致入微，生动感人，此外还刻划了热心教育工作的苏联教师安娜.伊凡诺夫娜的光辉形象。丁玲同志这样总结《一年级小学生》的内容：“这本书告诉我们，苏联孩子们怎样正确地过集体生活，怎样爱人，这样听奶奶妈妈的话，怎样有礼貌，怎样帮助同学，怎样样改正自己的缺点，它启发我们的小学生怎样用思想，去思索一切所碰到的事。……启发人们对生活有更可爱的理想，而又以美好的理想来使自己生活得更愉快些。” 　　　　 　　其实严格而论，《一年级小学生》是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只是叙述方式和小说别无二致，读起来跟小说一样；它的篇幅不长，可一口气读完，像盛夏的冰棍那样凉爽宜人。作者施瓦尔茨生于1896年，1958年去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23年开始发表作品，是一位经历过沙俄时代的老资格作家，从薄薄的一册《一年级小学生》可以看出此老的艺术功力相当了得，而此老兼擅小说和戏剧创作，剧本似乎更胜一筹，其他作品的中译本有以下这些：《两兄弟》（王石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雪女王》（任溶溶译，青年出版社，1952）、《我们的工厂》（任溶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两颗枫树》（叶小铿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奥列克辛：《沙沙日记 夏令营日记》 　　　　 　　奥列克辛，通译作阿列克辛；《沙沙日记夏令营日记》又译作《三十一天沙沙日记》（邱陵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一本超级可爱的作品，描写苏联少年儿童、少先队员的夏令营生活，以日记体记载少先队员沙沙从1946年7月15日到8月14日一个月的经历，从驶往夏令营的火车上结识新朋友开始，到驶回莫斯科的火车上开夏令营总结会议结束。如果说我在前文多次说到“苏联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这本《沙沙日记》所描写苏联少先队夏令营生活确实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幸福”。 　　　　 　　关于苏联人民的休闲生活，邱陵先生在《译者的话》中这样介绍：“苏联的工人、职员和儿童，都有享受斯大林宪法第一一九条所规定的休息权。每逢夏季，他们有的到苏联南部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大人住休养所，儿童进夏令营。夏季休养机构的设备非常完善，经常有体育和娱乐活动。这是苏联的人民和儿童在幸福生活中最愉快的一个时期。夏季休养机构，都是最好的建筑物，有的是从前的贵族、地主、资本家的寓邸别墅，有的是新建的新式房屋。生活在里边，简直是生活在真正的极乐世界中！”苏联儿童的夏令营生活是怎么过得呢？五十年代初出过一本《苏联少年先锋队夏令营》的专著（雅洪托娃编，郭一民、高长荣译，青年出版社，1952），详尽论述了夏令营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去夏令营之前的准备工作、夏令营的设备、夏令营生活的组织、政治教育工作、文化和群众工作、体育、观察大自然、行军生活、少年技术家、劳动教育、医疗卫生工作等等，充满魅力的营火晚会、林中宿营、狂欢节、歌舞剧演出等等活动，让我这个童年时代从来不知夏令营为何物的人大有白活的感觉。 　　　　 　　在《苏联少年先锋队夏令营》里，还有一份供各年级同学假期阅读的书目，其中我听说过或者读过的书只占三分之一。书中另一份供苏联儿童假期观看的电影目录，绝大部分闻所未闻。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五十年代的苏联小说可以看到，而绝大部分苏联电影再也看不到了，当年可以看到而且翻来覆去反映的苏联电影只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寥寥几部而已，这也是我当年由衷羡慕五六十年代青少年的原因之一。 　　　　 　　《三十一天沙沙日记》的作者阿列克辛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生于192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学系，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从五十年代至今，他的作品在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文革前出版的作品除了《三十一天沙沙日记》之外，还有一部《中队齐步前进》（邱陵、叶冬心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也深受当年小读者的欢迎。文革后他的作品一直在出，从八十年代的《前天与后天－－阿列克辛中篇小说选》（蒋望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七楼广播电台》（王昌茂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鼓手的秘密信号》（昌茂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两个同学的通信》（昌茂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冒名顶替》（王志冲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小谢瓦奇遇记》（吴泽林译，北京出版社，1987）到最近几年的《可怕事件》（陆肇明译，译林出版社，2004）、《我的哥哥吹黑管》（陆肇明译，译林出版社，2003），版本众多，篇目多有重复， 　　　　 　　阿列克辛的作品轻松幽默，故事性强，尤其擅长写冒险小说，塑造机智勇敢的苏联少年形象，非常好看。《三十一天沙沙日记》是他的早期作品，还不算老到，以致引起苏中学界中人的批评：“恶劣性格不痛不痒地轻易就改正过来，夸口的变成了谦逊的，放荡不羁的变成了守规矩的，一切误会冲突也同样轻易地就解决了，错误也同样轻易地改正，破裂的关系很容易就恢复过来。”“作品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家没有生活，或者生活贫乏，才不得不根据自己的臆想，而用概念来写作，以致写成公式化、一般化的作品。原来生动复杂的生活，给简单化了，这不是很明白吗？”（《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陈伯吹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这些批评或许不无道理，但无关痛痒。对我而言，在这部作品里可以了解苏联少年儿童无忧无虑丰富多彩的夏令营生活，在那个蒙昧的年代里可以神往一番社会主义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方式－－足够了，知足了。 　　　　 　　(《伏尔加河上》，左海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一年级小学生》，任溶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沙沙日记夏令营日记》，邱陵译，上海新亚书店，1952） 41，《小家伙》、《小星星》、《永远在一起》 　　 　　李克斯坦诺夫：《小家伙》 　　 　　战争爆发后，在德军的闪击攻势下，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工业企业从危险地区撤退出来，最初三个月撤退了大约1360个大型企业。由于适龄的青壮年大多参军去了前线，撤退到后方的工厂面临人手不足的严峻挑战，为了源源不断地为前线提供飞机、坦克、大炮以及各种轻装备、弹药、军服、粮食等物资，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一些少年经过短暂的训练走上了工作岗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这些少年活跃在车间、矿山、工地、农田，为了战争的胜利辛勤劳动，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小家伙》描写的就是这些战争期间的少年劳动者，主人公叫柯斯嘉.马雷歇夫，外号“小家伙”，他经过不懈的努力，刻苦的学习，掌握了高超的复杂的技术，成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工人，而且组织他的同伴们共同进步，探索革新技术，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非凡的业绩。小说详尽描写了柯斯嘉及其同伴们的成长经过和大后方人民用忘我的劳动支援前方的爱国激情，后方人民艰难的日常生活和和不畏艰险的高昂斗志、富有诗意的精神生活也写得生动感人。 　　 　　作者李克斯坦诺夫生于1900年，十月革命后开始他的记者生涯，1930年后长期在乌拉尔地区从事新闻工作，非常熟悉这一代的工厂企业和风土人情，特别是战争期间大批工厂撤退到了乌拉尔，这里成了大后方的工业中心，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题材。李克斯坦诺夫的重要作品大多是以乌拉尔地区的工人阶级为背景，比如描写乌拉尔矿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事迹的《第一个名字》》（白琳译，光明书局，1954）和描写矿山工程师为苏联探寻矿藏的《绿宝石》（郝今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写得最好的还是《小家伙》，这部作品在苏联儿童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声誉。 　　 　　瓦西连柯：《小星星》 　　 　　苏联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瓦西连柯的作品以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中篇小说《小星星》最为杰出。这部作品描写技工学校的几个学生的学习生活，他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开动脑筋，勇于创新，掌握了新的知识和技术，并且在集体生活中互相帮助，克服性格上的弱点，共同提高了思想道德品质。这是一本写得很优美的小说，把苏联少男少女的学校生活渲染得极为动人。 　　 　　瓦西连柯生于1895年，1966年去世。十月革命后在工会和教育部门任职，他的作品主要为青少年儿童题材，文革前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的瓦西连柯作品相当多，这些作品篇幅都不长，印制精美，很受当年小读者的喜爱。当年的小读者们如果不记得瓦西连柯这个名字，不知下面这些作品可否勾起他们的童年记忆：《家庭会议》（任溶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胆小鬼》（汤觉宇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最有意义的一天》（阎童译，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小鬼》（平子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魔匣》（柳朝坚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绿木箱的故事》（于少文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 　　 　　哈夫金：《永远在一起》 　　 　　哈夫金的《永远在一起》也是一部很有名气的儿童文学作品，描写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一所矿山附属学校的学生生活，按照中译本内容提要的说法，这本书是写怎样培养学生集体生活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体趋向于集体；如何细心地发现学生的特性；如何改造落后的学生以至家长进而使家长与学校融为一体；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如何把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如何启发教师们培养下一代的热情。《永远在一起》的别致之处在于，这些官式内容以外还有其他不俗的段落：师生们探索地质资源的远足行军，老游击队员包劳维考夫大爷的教诲，热爱教育工作的年轻教师们的工作，以及贝加尔湖地区自然景色的描绘――“严寒，浸透了寒冷的阳光的冬季空气，春天在外贝尔加盛开的石楠草的淡紫色的烟雾，夏季的骤雨，森林里的僻静小路”。在作者笔下，社会主义苏维埃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社会主义苏维埃少年的生活是如此的快乐，充满了探索与发现的诗意。小说结束在1941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同学们经历了“有趣而富有内容的年月”，满怀豪情“走入巨大生活中”。在小说的题词页，作者写到：“为纪念牺牲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上的莫高钦中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而作”，这句简单而意蕴深远的题词显示了这些同学们的命运－－为了捍卫苏维埃祖国的美好生活，苏联的青年一代毫不犹豫地献出了青春的生命。 　　 　　在我读过的所有描写苏联学校生活的小说中，这本《永远在一起》最为出色，阅读这部作品总有让人激动的感觉。作者哈夫金名气并不大，他出生于1912年，父母是流亡斯德哥尔摩的俄国革命者，他本人毕业于莫斯科师范学院地理系，1929年开始创作生涯，作品多为青少年题材。除了这部《永远在一起》，还没有发现其他作品的中译本。 　　 　　 　　本文所讨论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大体包括所有与7～18岁中小学生年龄段有关的作品，有些作品以相当篇幅描写了主人公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或者童年、青少年时期写得特别出彩，也可划入儿童文学的范围内，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古丽雅的道路》、《卓娅与舒拉恶毒故事》、《船长与大尉》。在风评不一的苏联文学中，儿童文学是最有光彩的一部分，50～60年代，在我国进口的精神食粮中，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占了相当大的份额，除了上述几部耳熟能详的作品外，马卡连柯、盖达尔、卡达耶夫、卡西里、洛索夫、阿列克辛等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也深入中国青少年的灵魂中，对中国青少年的精神成长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苏联儿童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它的首要和差不多唯一的任务是教育，它的使命是要完成教育苏联人的新一代的人物，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并把文学视作特定意识形态教育的工具是苏联儿童文学与其他社会体制儿童文学的显著区别。因此，读者从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得到的精神财富多是正面的、纯洁的、崇高的和健康的价值观：要热爱斯大林、热爱苏维埃祖国、热爱苏联人民和土地、热爱学习、热爱劳动，要善良、正直、诚实、勇敢，要培养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总之，苏联儿童文学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丰饶的土壤里栽培出来的一株鲜花，也必然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新生一代的最有力量、最有效果的文艺武器”，而我们中国的青少年特别是文革前十七年的青少年从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获益良多，这些数量众多品质优异的作品打造了中国青少年的精神世界。 　　 　　尽管在主题和形式上受到严格的限制，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还是各尽所能创作了题材各异的优秀作品，生动的故事，动人的人物，优美的文字，美丽的景致，无论是十月革命、内战、卫国战争还是战前战后的学校、工厂、集体农庄、国际主义舞台，苏联儿童少年青年在战争年代的英勇斗争，在和平年代的勤奋学习、创造性劳动，他们的幸福生活和健康快乐明朗的风采，一一再现在读者眼前。对我而言，正像我前面多次说过的，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方式是我早年神往不已的，至今仍然时常回味当年的阅读快感，可惜如今老之将至，还从来没有见识过类似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 　　 　　当然，与其他社会体制国家的儿童文学相比，苏联儿童文学也有其可商榷的一面。由于过度强调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以致作家们不能或者不敢深入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描写他们的私人领域，也无法直面社会阴暗面特别是政界高层的丑恶给少年儿童的影响，从儿童到青年的成长过程的种种复杂问题大多流于表面，没有得到全方位和立体的表现和深入的挖掘。当生活在童话世界的主人公或者读者走上社会，骤然发现跟外面的世界跟他们在书里想象中的世界落差太大时，他们怎么办？苏联的儿童文学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小家伙》，吴墨兰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 　　《小星星》，任溶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永远在一起》，王子云译，时代出版社，1954) 42，雷巴柯夫：《短剑》、《铜雀》、《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 　　 　　1988年，我买到了中国文联版的雷巴科夫《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本书不仅装帧很简陋，内容编排也异乎寻常的简陋，没有前言后记，也没有作者介绍，只是在封底有这么几句简单的内容介绍：“本书是当今苏联最畅销的小说，是继《日瓦戈医生》之后的最重要的小说。本书再现了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时代的腥风血雨，刻画了在艰难岁月里人民的悲苦辛酸，许多人被逮捕、遭审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部小说首次真实、细腻、大胆地揭示了斯大林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读完之后，冰冷的感觉就像那句烂俗的形容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是我第一次阅读直接描写斯大林大清洗背景并直接描写斯大林本人心理活动的长篇小说，之前读过的若干历史读物到底没有文艺作品来得这样震撼，虽说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称不上完美。 　　 　　雷巴科夫是苏联犹太人，生于1911年，1998年去世。他的一生历尽坎坷，创作活动多姿多彩，著作等身，被评论家称为“苏联时代最后一位革命浪漫主义者”，以他有中译本的作品而论，早年以儿童文学作品《短剑》起家，《短剑》、《铜雀》、《阿尔巴特街的枪声》三部曲以及《克罗什历险记》三部曲奠定了他经典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中期创作的几部主流作品《司机》、《叶卡捷玲娜.沃洛尼娜》、《沉重的黄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好评，晚年发表的力作《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续集《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堪称石破天惊，争议不断，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雷巴科夫的童年时代随父母住在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那正是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危机四伏而又充满朝气的年代，日后他写了一系列描写阿尔巴特街青少年的作品，从《短剑》三部曲到《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可见阿尔巴特街丰富的童年生活给雷巴科夫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一个作家的一生围绕一条街道写了那么多作品，这种情形相当罕见。 　　 　　《短剑》三部曲用惊险小说的形式描写了阿尔巴特街少年米沙和他的伙伴们在内战时期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历。第一部《短剑》发表于1948年，讲述米沙们和白匪军反革命特务的斗争；第二部《铜雀》（又译作《青铜鸟》）发表于1956年，讲述米沙们在夏令营的生活以及与地主富农坏分子的斗争；第三部《阿尔巴特街的枪声》（冯明霞、冯肇元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3）发表于1975年，讲述米沙们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流氓盗窃集团的斗争。整个系列小说节奏明快，紧张刺激，加上大量描写主人公童年生动幽默的细节，趣味十足，令人爱不释手。 　　 　　《短剑》三部曲的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战争期间，身为苏军军官的雷巴科夫就在构想战后的创作计划了，阿尔巴特街的童年记忆自然成为他首选的题材，他自己也说，《短剑》是他对童年的回忆，他靠记忆过日子，用不着去寻找素材，因为他有自己的长处――丰富的人生经验。在湖南人民版《短剑青铜鸟》的“译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评价：“此书内容惊险、紧张，情节开展迅速，结构紧凑、严谨、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优美、质朴、流畅、富于个性化，书中偶尔出现的大自然景物的描写，虽寥寥几笔，却恰到好处地收到了烘托氛围和人物心境的效果，特别可贵的是雷氏文笔的洗练，叙事总是紧扣主题，不枝不蔓，惜墨如金”。我以为这个评价准确概括了雷巴科夫儿童文学作品的特色，这个特色在《克罗什历险记》三部曲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与阿尔巴特街少年系列不同，完成于60年代的《克罗什历险记》三部曲（程文、粟周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描写的是战后下一代的生活，全书分为《克罗什历险记》、《克罗什的假期》、《无名战士》三部，讲述战后少年谢廖沙（外号“克罗什”，意为“小不点儿”）从八年级学生到中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经历。小说写了谢廖沙探求个性独立的少年时代，写了他在社会上的漫游，写了他参加工作后对战争时期的思考，通过谢廖沙的成长和变化，展现了战后苏联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雷巴科夫有两个儿子，长子出生于40年代，正是克罗什的年纪，经过仔细观察下一代苏联青少年的生活和性格，雷巴科夫总结了新一代少年与战前那一代阿尔巴特街少年的多方面不同，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几十年来苏联青年在精神上的传承。与《短剑》相比，《克罗什历险记》在保持原有那些特色的同时，更多地描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技巧更为娴熟。 　　 　　在儿童文学题材以外，雷巴科夫在他创作的黄金时期还写了几部生产建设题材的作品。长篇小说《司机》（岳麟译，作家出版社，1955）获得1950年斯大林文学奖金，描写某汽车总站朝气蓬勃的生活，书中的主人公、汽车总站站长米沙.波里雅柯夫跟《短剑》三部曲那个少年米沙是同一个人，这是一部标准的斯大林时代小说，深受斯大林本人的好评，不过，斯大林在盛赞这部小说的同时，又认为雷巴科夫隐瞒了曾经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判刑流放的经历，差一点剥夺了他获奖的资格。长篇小说《叶卡捷玲娜.沃洛尼娜》（杨骅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的基调与《司机》类似，描写苏联河运工作者的生活，同样是写主人公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与落后现象、官僚主义斗争，大搞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故事。这两部作品在文革前的中国拥有不少读者，不过今天看起来就显得相当沉闷乏味了。 　　 　　发表于1978年的《沉重的黄沙》（信德麟、展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是雷巴科夫最成熟的作品。描写一个犹太家庭在苏联时期的悲欢岁月，小说中第一人称“我”的父亲雅科夫是祖居乌克兰的瑞士犹太人，1909年在乌克兰旅游时，爱上了当地一个犹太姑娘拉希莉，婚后回到乌克兰生活，生下了五子二女，小说写了这个家庭及其亲友们的遭遇和磨难，特别是雅科夫和拉希莉真挚动人的爱情，感人之极。而小说中所描绘的苏联犹太人在斯大林时代的生存际遇，凝聚了雷巴科夫作为苏联犹太人对以往岁月的深沉思考，惊心动魄之处让人感觉非同一般的沉重。 　　 　　在一些关于雷巴科夫的背景资料和词典条目中，都说他1934年毕业于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我想这种说法并不确切。雷巴科夫于1930年考入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1933年因为牵涉批判反对派校领导的运动及一首打油诗而被开除团籍学籍，稍后以所谓进行反苏宣传罪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流放期满后当上汽车司机浪迹天涯，因此他是不是从学校“毕业”显然是有疑问的。战争爆发后，雷巴科夫参军，在苏军运输部门工作，随军一直打到了柏林。因为表现出色，晋升至少校军衔，并被撤销了“前科”，这就是斯大林认为他“隐瞒”的经历，而这一段非凡的经历构成了他日后震惊天下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系列小说的素材。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雷巴科夫即开始构思创作《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但直到1987年才得以发表，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并被迅速引入中国，我当年看到的范国恩译本大概是第一个中译本，至今大概有不下十个各种书名的中译本问世，阵势之大空前绝后。1988年以后，这本书一直是热门读物，相关评论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关于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从苏联官方资料到我国的正式读物，各种各样的详实史料、当事人的回忆、民间记忆、学人评述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在《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最后，当书中人物得知基洛夫被暗杀后，忧心忡忡地预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我以为看待这段历史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避免这种“黑暗的时代”，而不是试图翻案，为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涂脂抹粉，甚至于为了美化斯大林的清洗，向被冤杀的三大元帅身上大泼脏水。像这样居心叵测地公然歪曲历史，假使斯大林从墓中苏醒，想必也是会脸红的吧。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自然具有永恒的价值，不过平心而论，由于雷巴科夫有太多的感触要抒发，太多的观点想表达，太多的史实要反映，反而找不到合适的表述方式，除了开头一部分比较出色，后来越写越乱，枝蔓太多，与他的前期作品的简洁相比显得罗嗦了许多。至于雷巴科夫后来写的续集《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试图反映斯大林肃反运动的全貌而匆匆赶写出来，连作者本人也不满意，并没有引起前一部那样震撼性的反响。雷巴科夫移居美国后创作的《灰尘》，描写这群阿尔巴特街少年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居然至今没有见过中译本，颇感意外和遗憾。 　　 　　在雷巴科夫这么多作品的中译本中，哪些是最好的或者最值得一读的？我以为比较而言，《短剑》三部曲写得最好看，可以列入最优秀儿童冒险小说的行列；《克罗什历险记》对战后苏联青少年的生活有独到观察；《沉重的黄沙》在艺术上最为成熟，可惜在我国几无影响；最有价值的作品当然是《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雷巴科夫作品中精彩的章节比比皆是，比如我以前阅读《短剑》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该书第16节“书柜”，少年米沙奉母命整理书柜，别出心裁地展示了那个时代苏联少年的阅读生活，看到那些熟悉的书名，特别是看到米沙张罗着和小朋友交换书籍的场景，自然大感心有戚戚焉，对作者雷巴科夫也自然大有好感，只有对生活充满感情的人才会烹制出如此鲜美的大餐，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位雷巴科夫日后还会发表《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样非凡的作品。 　　 　　（《短剑》，柳朝坚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 　　《铜雀》，冬麦译，群众出版社，1958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范国恩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43，安德列耶夫：《明朗的远方》、《青春激荡》 　　 　　苏俄文坛有好几个安德列耶夫，最有名的是白银时代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代表作有《红笑》、《七个被绞死的人》，以及不久前出版的《撒旦日记》等等，这30年来出了不少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影响不小。这里要说的是同姓的另一位安德列耶夫，苏联时期的亚力山大.安德列耶夫（1915～1975），文革前很受欢迎的儿童小说《明朗的远方》就是他的作品。文革后，他的两卷长篇小说《青春激荡》（上卷《是非请人们评说》，下卷《不会安静的人们》）不同寻常地打动了我，成为我挚爱的一部苏联小说。 　　 　　这部《青春激荡》不是什么名著，安德列耶夫也不是一流作家，大概二三流都算不上，至今我还没见过苏联文学史书上提到过他和他的作品，甚至连权威的苏联文学辞典都没有收入，可见他的地位之低。综合中译本附的简单资料得知，安德列耶夫出生于农村，15岁时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工厂附校学习，当过电焊工、木工、司机，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演员学校，曾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学习，战争期间在前线作战并担任战地记者。1942年开始写作，作品多以青年工人题材为主。 　　 　　《明朗的远方》发表于1950年，是一部青少年题材的中篇小说，曾获得儿童作品征文比赛一等奖，讲述30年代中期一群在工厂实习的少年如何学习技术取得进步的故事，小说写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企业的面貌，新一代工人团结互助、提携后进的劳动热情，党团组织在工厂的活动和领导作用，少年工人在一个大发展时代的豪迈情怀，以及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感，此外还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美丽的自然景致。《明朗的远方》虽然是一部斯大林时代模式化的小说，倒也清新可读。 　　 　　安德列耶夫还有一本早期小说《洪流》也有中译本（郝建衡、徐景南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讲述青年工人安东的恋爱纠葛，从内容到形式都很一般，乏善可陈。据说根据该书改变的电影《安东的爱情》曾经在我国放映过，五十年代的读者或许还有印象。 　　 　　80年代初，苏联小说解禁，大部分不需内部发行了，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了一堆苏联当代小说，多数是小32开、每本二三百页、定价在一元左右的小册子。当时我对苏联小说已经不像早些年那样热衷，只是按个人口味随意挑了若干：《红莓恋人曲》、《月蚀》、《未列入名册》、《悦耳的钟声》、《是非请人们评说》等，其中最喜欢的是田德里亚科夫的《月蚀》（王寿仁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和安德列耶夫的《是非请人们评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特别是《是非请人们评说》尤其喜欢，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一直到今天依然放置在书橱的显眼处，时不时拿出来翻一翻。 　　 　　《是非请人们评说》发表于1962年，描写60年代苏联青年工人和大学生的工作、学习和爱情婚姻生活，采用男女主人公阿廖沙和热妮亚交错自述的方式展开情节：复员军人阿廖沙偶遇女大学生、将军的女儿热妮亚，两人一见钟情。阿廖沙没有考上大学只好去当了建筑工人，并和热妮亚陷入热恋，热妮亚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和阿廖沙结婚，住进了阿廖沙的工棚。婚后，热妮亚的激情渐渐冷却，厌倦了艰苦的生活而离开阿廖沙回到家里，后来热妮亚在父亲劝说下返回工地准备向阿廖沙认错，却发现工棚已不复存在，阿廖沙与伙伴们已经奔赴西伯利亚建设水电站去了。热妮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如此孤独，如此落寞”…… 　　 　　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此后我一直惦记着阿廖沙和热妮亚以后的命运，盼望着下卷《没有安静的人们》的中译本早点问世，盼了好几年，下卷中译本才姗姗而来。1985年花城出版社把上下卷合为一册出版，更名为《青春激荡》。花城此举总算让该书完壁，功莫大焉。 　　 　　《青春激荡》下卷接着讲述阿廖沙和热妮亚分别后各自的故事，阿廖沙和他的同伴们远赴西伯利亚，在安卡拉河畔修建水电站，克服了艰苦环境的挑战，投入充满青春激情的建设生活。热妮亚则回到学院学习，失去阿廖沙的生活显得百无聊赖。后来两人都遇到了新的追求者，他们的感情面临挑战。在西伯利亚，阿廖沙和随大学生建筑队而来的热妮亚重逢，两人对于今后的生活道路产生分歧，差一点分手，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圆满的。由于人物情节设置的关系，下卷的故事不够集中，阿廖沙的部分太过丰满，热妮亚的部分尽显单调，两人的比重严重失衡，结局也设计得太匆忙，说服力不够。整体而言，下卷比上卷逊色很多。 　　 　　当年就有人很诧异，我为什么会如此喜爱这样一本显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通俗言情小说。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一个人喜欢一本书，就是喜欢，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如今回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点理由：1，在80年代之前，我读到的苏联小说大多是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叙事方式按顺时针自然进展，很少玩形式花样。因此《青春激荡》采用的两个主人公用第一人称交错自述的叙事方式对我来说很有新奇感。2，女主角热妮亚靓丽、爽朗、有品味，而且敢作敢为，有魅力，很符合我想象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当年另一个让我心折的女性形象是《战争风云》里的娜塔丽）。3，整部小说故事的叙述很顺畅，好看，没有滞涩的感觉，文字也很漂亮。人物方面除热妮亚外，其他人物也个个不俗。4，上卷所展现的60年代莫斯科青年的生活方式对我很有吸引力，而下半部描绘的西伯利亚自然风光也很吸引人。5，第一版《是非请人们评说》的插图很不错，可惜花城第二版没有保留，不过花城版的封面设计非常别致，很有美感，让人过目难忘……总之，《青春激荡》是一本让我喜欢得没有道理的小说。 　　 　　《青春激荡》里的一处细节值得提一下，花城版第31页有这样一段对话（热妮亚回到房间，他的同学瓦吉姆正在房间里看杂志）： 　　 　　“你在看什么？”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重大期待的时代》。”瓦吉姆把杂志合上，食指夹在书页中间，“空前的时代！”他赞叹着大声说，“一九二〇年的敖德萨；浑浑噩噩的市侩、古里古怪的浪漫派、作家、记者、狡猾的骗子。乱七八糟。有趣极了！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太快活了！可现在呢?......纪律，热妮亚，粗暴的呵斥，把人的个性都消灭了。每迈出一步之前我都得仔细听听是否有人会呵斥：‘站住！不行！别往那边去！’” 　　 　　这里提到的帕乌斯托夫斯基《重大期待的时代》让我困扰了很多年，我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忠实粉丝，此前，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只读过《金蔷薇》，80年代之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中译本陆续出版，可从来每见过这部描写1920年敖德萨生活的《重大期待的时代》，我一度还以为是他很少见的早期作品。一直到本世纪初，河北教育版的《一生的故事》出版，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所谓《重大期待的时代》就是《一生的故事》第四卷《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讲述帕乌斯托夫斯基1920年在敖德萨的经历，确实“有趣极了”。 　　 　　（《明朗的远方》，樊立堂译，光明书局，1954 　　《青春激荡》，刘寰宇译，花城出版社，1985） 44，巴巴耶夫斯基：《金星英雄》、《阳光普照大地》 　　 　　四人帮倒台后的那一年，文革前拍摄的数百部电影解禁，那一年里看文革前电影是国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大家乐此不疲，大过其瘾。有一次，我跟我哥哥一起看了一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至今仍在传唱），一群农村知识青年改造家乡的故事，美轮美奂，感觉很舒服。散场后老哥突然冒出一句：很像“金星英雄”嘛！此前由于我一向排斥农村题材的苏联小说，所以并不知道《金星英雄》的来头，竟是如此的出名！ 　　 　　翻开战后至今的苏联文学史，几乎每一本都要提到巴巴耶夫斯基的这部长篇小说《金星英雄》。在斯大林生前，《金星英雄》及其续集《光明普照大地》备受青睐，赞誉之声不绝如缕，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自然也是热门读物，由年轻时的邦达尔丘克主演的同名电影也大受欢迎。1949年，《金星英雄》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第四名；1050年，《光明普照大地》的上册竟然独占一等奖，把革拉特珂夫、卡扎凯维奇、恰科夫斯基、潘诺娃一干人等全都压制到二三等奖去了；1951年，区区一本《光明普照大地》的下册居然占据了二等奖第一名，仅名列获得一等奖的《自由人》（革拉特珂夫）和《收获》（尼古拉耶娃）之后，可见巴巴耶夫斯基当年的气焰之惊人，凭这两本书的殊荣，巴巴耶夫斯基风头之劲一时无两。到了斯大林身后，风向迅速逆转，《金星英雄》等不再是杰作，反而成了斯大林时代“无冲突论”的代表作，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样板作品，冷嘲热讽同样不绝如缕。到了当下，《金星英雄》当之无愧是苏联文学史册上盖棺论定的标准反面教材，苏联文学的头号垃圾。 　　 　　我就是在听够了对《金星英雄》、《光明普照大地》种种非议之后，怀着巨大的好奇专门借来了这两本书，试图一睹为快，结果却是没啥特别的感觉，既没觉得像斯大林之前被赞美得那么好，也没有觉得像斯大林之后被糟践的那样不堪。《金星英雄》描写一位在卫国战争中获得金星奖章的战斗英雄谢尔格依带着战友谢明回到库班家乡，面对家乡混乱落后的局面，他决心带领乡亲们改变家乡面貌，他以战争中锤炼出来的大无畏精神，组织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制定五年计划，克服官僚主义和落后意识的骚扰，领导大家建成了水电站，集体农庄一片光明，满怀希望奔向美好未来，谢尔格依和谢明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光明普照大地》接着叙述水电站建成之后，谢尔格依更加信心满满，计划带领大家继续建设果园、学校、医院、文化宫、育种站、园艺中心等等，在领导的教育下，他勇敢地面对现实，更加成熟地带领乡亲们向社会主义明天前进，最后以谢尔格依到莫斯科汇报工作、眺望莫斯科的美丽夜色结束。如果读者是赤诚热爱苏联赤诚热爱斯大林的执着苏迷，肯定会认为这部作品杰出之至，书里很多抒情的段落确实写得相当不错。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巴巴耶夫斯基和《金星英雄》背后的故事也许更为有趣。 　　 　　在《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的中译本里，都附有巴巴耶夫斯基的肖像，我仔细端详对比了一下，觉得此君面相甚恶，有点像秘密警察，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其实巴巴耶夫斯基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个蹩脚作家，此君生于1909年，出身农民家庭，早在192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1939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属于正宗科班出身的苏联作家，绝对不是什么半文盲之类。战争爆发后，巴巴耶夫斯基上前线做过战地记者，战后以《金星英雄》赢得斯大林的好感，一举成名。 　　 　　1997年，八八高龄的巴巴耶夫斯基出版了回忆录《最后的传说》，记述了当年《金星英雄》轰动背后的故事，饶有趣味。原来《金星英雄》第一部在潘菲洛夫主持的《十月》杂志发表后，《真理报》收到了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书评，一篇肯定一篇否定，都有道理。《真理报》主编梅赫利斯（这位梅赫利斯是斯大林时代的闻人，斯大林的头号宠儿，《莫斯科保卫战》里当斯大林训斥朱可夫胡说八道时，旁边帮腔的就是这位老兄）拿捏不定，和潘菲洛夫商议后决定请斯大林圣裁。结果斯大林高度赞扬了《金星英雄》，指示梅赫利斯发表肯定《金星英雄》的文章，并说了这么一句后来名扬遐迩的话：“在《金星英雄》里没有一个词说到爱国主义，但是通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有斯大林如此撑腰，巴巴耶夫斯基自然一夜爆红，荣华富贵滚滚而来，作品连获斯大林文学奖，本人当上了最高苏维埃代表，他甚至洋洋得意的说，当年还有漂亮的女大学生鸿雁传书向他表达爱慕之情…… 　　 　　斯大林为何如此青睐《金星英雄》和巴巴耶夫斯基，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金星英雄》纯正的斯大林时代色彩，胜利是如此自豪，生活是如此妖娆，道路是如此宽广，明天是如此美好，这样的小说难道不是好作品？不值得予以嘉奖？至于小说是不是投了斯大林个人所好，那就不好随意揣测了。不过在《金星英雄》里有这样两个情节值得注意，一是谢尔格依在莫斯科参加坦克节庆祝活动，在红场检阅时见到了斯大林同志，“他全身感到了斯大林的视线，他的眼前站着生动的、亲爱的领袖的形象……幸福的一分钟！你多么令人快乐又多么短促啊！”二是在推选最高苏维埃代表时，谢尔格依的父亲代表顿河上游地区人民郑重地推荐斯大林同志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巴巴耶夫斯基一落千丈，从炙手可热的御前大作家一下变成了前朝鹰犬，他的成名作品成了现成的标耙，被人非议辱骂，谁都可以唾上一口，臭不可闻。尽管他百般辩解：我写的都是真诚、高尚的人啊，这样的人到处都有，怎么能说我粉饰现实呢？难道现实不是我写的这样吗？可谁会听他的？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巴巴耶夫斯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只好拼命写作，排遣郁闷。60年代以后，他的小说产量相当惊人，虽然不再那么像《金星英雄》引人注目，品质上却比《金星英雄》进步很多。比如七十年代在我国内部出版的《人世间》（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和《现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在当年拥有众多的读者，在那个蒙昧的年代里，这两部作品同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落角》一起成为七十年代读者的精神食粮，如今在回忆当年阅读生活的文字里，总可以看到这几部书的身影，有趣的是，巴巴耶夫斯基和柯切托夫都是潘菲洛夫手下的《十月》派悍将，他们两位在中国的影响甚至比在苏联俄罗斯还要大一些。 　　 　　巴巴耶夫斯基的后期作品几乎都有中译本：《哥萨克镇》（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二部，闻学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故乡》（郝建恒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野茫茫》（力冈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虽说都不能算是特别出色的作品，但也不是一钱不值。纵观巴巴耶夫斯基的创作生涯，基本保持了一贯的水准，后期作品颇有点干预生活的味道，最后一部作品《野茫茫》甚至还有一些难得的现代派色彩。 　　 　　巴巴耶夫斯基于2000年去世，享年91岁，算是高寿了。他生前境况凄凉，靠一份微薄的养老金生活。面对这几十年来对他一浪接一浪的非议责骂，他后来基本上缄默以对。不管怎样，《金星英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一个历史插曲，会永远留在苏联文学的史册上，还会被人继续没完没了地说下去，即使念念叨叨的人中没几个是真正读过《金星英雄》的。 　　 　　（《金星英雄》姚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阳光普照大地》（赵隆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45：尼古拉耶娃：《收获》 卫国战争结束后，成千上万在战火硝烟中幸存下来的苏联军人战场上归来，他们洗去征尘，返回工厂、学校、集体农庄开始新的生活，他们能否适应战后艰苦的和平重建生活，他们如何医治战争创伤，他们遇到了哪些新的困难与挑战，他们的命运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话题受到了文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并因此衍生了战后数年令人瞩目的小说类型――复原军人回乡小说，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巴甫连柯的《幸福》、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柯塞夫尼柯夫的《活命的水》等。1950年，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发表，并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成为这一类型作品的扛鼎之作，尤其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知名度与影响度几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并驾齐驱。 格林娜.尼古拉耶娃是战后涌现出来的几位杰出的女作家之一，仅在中国而言，除《收获》外，另一部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曾在五十年代引起过广泛热烈的讨论，团中央专门发通知向全国青年推荐这部作品，书中主人公积极干预生活的精神让中国青年眼界大开，因而大受欢迎。 尼古拉耶娃于1911年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935年（一说1940年）毕业于高尔基州医学院，并继续就读于该校研究生班，1937年，她的父亲和丈夫曾受到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波及，先后被捕。卫国战争爆发后，尼古拉耶娃作为军医上了前线，经历过斯大林格勒大战的考验。在紧张工作的闲暇，尼古拉耶娃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抒写她的战场体验，诗集《火的洗礼》和短篇小说《统帅之死》发表后很受好评。战后，尼古拉耶娃在苏联各地旅行，熟悉并观察苏联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深入农村集体农庄调查研究，收集和积累资料，并以她的采访经历创作了长篇特写《拖拉机集体农庄》（收入《两个集体农庄》，陈复庵译，中华书局，1951），被《真理报》转载，引起广泛注意。在农村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使她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念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尼古拉耶娃写成了《收获》，一举成名。 《收获》描写一位苏军战士的返乡故事，前拖拉机手华西里.波尔特尼可夫在战争中头部负重伤，战争结束一年多后才伤愈回家，当他满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回到家时，却愕然发现生活不是那么美好：家庭濒临破碎，他所在的集体农庄也破蔽不堪。《收获》以两条平行的线索叙述了华西里返乡后的生活，第一条线索叙述华西里出任集体农庄主席后，在上级派来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布阳诺夫和瓦林蒂娜协助下，领导广大群众艰苦奋斗改善农庄面貌获取丰收的故事，第二条线索是叙述华西里的私人生活，他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特别是和妻子阿芙多蒂亚的复杂关系，关于这部分情节，梁羽生先生在他那篇名文《读苏联的小说》中这样概括： “这本书的故事很有趣，一个拖拉机手，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两年，他以为自己的病永远不能医好了，为了不想耽误妻子的青春，两年中都没信给她。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和另一位青年房客结了婚。可是后来他竟然医好了，而且回到本村担任了集体农场的主席。他的妻子本来是热爱他的，但他们两人的感情上却有着矛盾，因为他不懂得关心自己的妻子，也不引导妻子到集体的生活中去。而且那位房客，性情兴趣和她更为投和，又懂得细致的关心人。因此她虽然和前夫复合，但却念念不忘后夫。这里面有少女的初恋、少妇的美梦、对丈夫的热爱和对情人的怀念，情感上的冲击起伏，震动心弦！直到后来这对夫妇在分居之后，又在劳动中重新认识，这才真正地复合。” 这一部分私人情感生活的故事虽然零零碎碎，不够完整，但却是整部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诚如梁先生所言：情感上的冲击起伏，震动心弦！我以为，尽管重建农庄的情节占了多数篇幅，当下看起来却因为时代变迁的缘故而略感乏味，幸亏有了作者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婚恋情感故事，才让这部作品有了别样的风采，尤其是华西里美丽温柔的妻子阿芙多蒂亚，这是苏联小说少数几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之一，作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细腻的文笔，把这个处于进退维谷中的女性复杂的情感、矛盾重重的心理活动、独立坚强的性格、美丽善良的品质塑造得无比动人，深深地打动了读者，颇有荡气回肠之感。 与斯大林时代某些走红作家不同的是，尼古拉耶娃不屑于凭空捏造完美的所谓英雄人物，《收获》里的人物众多，但每个人物都有其特色，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各自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陷。比如主人公华西里，这是个自我意识膨胀的人，个性强悍，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家庭事务上都不懂得尊重人，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样是战后复员的军人，同样是从事农村战后的基层骨干，华西里跟前文说到的金星英雄对比鲜明，哪个人物更为真实可信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收获》描写的主要内容，即苏联集体农庄的建设生活是否真实，这部分很难下断言。1953年，尼古拉耶娃发表了她的著名文章《论艺术文学的特征》（高叔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谈到了《收获》发表时的一段往事，原来《收获》的原稿有一关键的章节，涉及优秀的女庄员布尔莎科娃怎样退出集体农庄，在尼古拉耶娃看来，这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一章，“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对于物质的关心与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相互间的正确关系的问题”，可时，在预定发表《收获》的《旗》杂志编辑部看来，这一章显然是大有问题的，“在《旗》杂志编辑部里，从‘艺术’方面赞许了这一章，但是由于它过分‘尖锐’而被断然拒绝发表。”无奈之下，尼古拉耶娃屈服了，删去了这中心的一章，她自责地说：“这样，我就违反了生活的真实，背弃了作家的职责，因而使我的小说比原来的样子逊色多了。”以注重描写真实生活著称的尼古拉耶娃都有这种经历，其他更加自律的作家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显然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小说，每一本都可疑。 1954年，尼古拉耶娃发表了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引起更加剧烈的反响。这部作品描写刚从学校毕业的女青年娜斯嘉.柯夫莎娃来到一个偏僻地区的拖拉机站当总农艺师，她以年青人的激情与理想勇敢地投入现实生活，与因循守旧、一团和气、不思进取的拖拉机站领导群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部作品的中译本正文只有129页，却在中国引起巨大的轰动，至于什么样的轰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当时报刊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数不胜数，盛况之空前从这些题目里可见一斑：“向娜斯嘉学习，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娜斯嘉是否无组织无纪律”、“娜斯嘉的形象鼓舞我们前进”、“向娜斯嘉学习”、“向娜斯嘉学习什么？”、“让我们沿着娜斯嘉的道路前进”、“应该向娜斯嘉一样生活”、“要敢于战胜保守力量”、“要为新事物开辟道路”……. 1957年，尼古拉耶娃发表了长篇小说《征途中的战斗》，据相关资料介绍，《征途中的战斗》描写斯大林去世后工业战线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对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时代作了深刻反思，并融进了她的个人经历。这部作品反响巨大，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文学浪潮中是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遗憾的是，《征途中的战斗》未见有中译本，或者是内容敏感，或者是遭逢中苏文学交流中断未及翻译出版。总之我找了很久，就是没找到这部作品，估计是从来没出过。 1963年，尼古拉耶娃因心脏病不幸去世，年仅享年52岁。她的文学创作起步较晚，加上英年早逝，作品不算多，但每一部作品都是响当当的，是斯大林时期少数几个有艺术良知的作家之一。希望当下出版界的有识之士能够意识到尼古拉耶娃和她的代表作《征途中的战斗》的价值和我等读者的期待，让这部与中国读者失之交臂的作品重见天日。 （《收获》，王民泉译，时代出版社，1952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草婴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46，巴甫连柯：《幸福》 　　 　　五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的苏联小说读者，应该还记得巴甫连柯的《幸福》，这是八十年代得到重印的少数几部斯大林时代名著之一。当年，巴甫连柯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当红的作家，他的名作《幸福》在五十年代曾经风靡中国，可如今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中，他更多是以曼德尔施塔姆案件告密者的身份被提及，就算有人说起当年如何被《幸福》感动，也不会忘记提一提巴甫连柯陷害曼德尔施塔姆的不光彩历史。巴甫连柯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在曼德尔施塔姆案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真实面目究竟怎样？这些是我一直想搞清而至今还不清楚的问题。 　　 　　根据巴甫连柯的自述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巴甫连柯1899年生于彼得堡一个铁路员工家庭，在高加索的第比利斯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内战爆发后参加红军并加入共产党,在红军和外高加索地区从事党的组织工作。1924～1927年在苏联驻土耳其商务代办处工作，早年以土耳其的工作经历写出特写集和中短篇小说《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亚洲故事集》等。1930年，巴甫连柯随同其他作家去土库曼斯坦旅行考察，创作了特写集《土库曼斯坦纪行》和中篇小说《沙漠》，1932年发表描写巴黎公社起义的长篇小说《街垒》。1934年，巴甫连柯去远东地区考察，在高尔基的指导下，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在东方》，1936年发表后奠定他一线作家的地位。战争爆发后巴甫连柯作为战地记者奔波在前线战场，战后发表了著名小说《幸福》和《草原的太阳》并多次出国访问，写了《意大利印象记》、《美国印象记》等出色的散文集。除小说散文外，巴甫连柯还是一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著名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宣誓》、《攻克柏林》即出自他的笔下。巴甫连柯于1951年去世，未及完成长篇小说《和平战士》。 　　 　　《幸福》是巴甫连柯最受欢迎的作品，尽管以当下的观点来看，书中对斯大林时代的热烈讴歌和对斯大林本人的恶毒吹捧很是令人作呕，但还是掩饰不住这部作品在苏联小说史上的别样风情。 　　 　　《幸福》讲述卫国战争末期残废军人伏罗巴耶夫上校在克里米亚的经历，伏罗巴耶夫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被迫退役，他的精神陷于颓唐中，只身来到解放不久的克里米亚，计划在温暖的南方找一所带花园的房子住下来打发余生，可当地的残破不堪、官员的庸碌无为、集体农庄的混乱无序刺激了他，使他振作起来投入工作，带领群众重建集体农庄，成绩斐然，在新的生活中结识了新的朋友，建立了威信，重新找回了幸福的感觉。1945年初，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专门找伏罗巴耶夫亲切谈话，领袖的关怀让他和当地干部群众深受鼓舞，他们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战后重建生活中。在小说的后一部分穿插了伏罗巴耶夫的女友苏拉.高烈娃军医随军横扫欧洲直抵维也纳的见闻，抒发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军民大获全胜的豪迈情怀。 　　 　　就是这样一盘绝对主旋律的原料居然被巴甫连柯妙笔生花生生地炒成了色香味具全的大菜，让人佩服不已。这里不妨拿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与《幸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1，同样是复原军人回乡从事战后建设的主旋律题材，巴甫连柯不像巴巴耶夫斯基那样生硬地拙劣地做作地向读者灌输标语口号式的概念，毫无忌惮地美化现实，而是如实地描写战后苏联的真实生活图景，并不隐晦大战过后的悲惨现实，自然而然地歌颂了苏联人民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战斗精神，更加有说服力。 　　 　　2，同样是刻划从战场归来的英雄人物，巴甫连柯笔下的伏罗巴耶夫上校比巴巴耶夫斯基笔下的金星英雄更加真实可信，他有自己的弱点，有心理上的问题，多次经历精神危机，在现实生活的感染下，他的转变痕迹清晰可见。伏罗巴耶夫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没有像金星英雄那样被人为拔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3，同样是歌颂斯大林本人，巴巴耶夫斯基只是让主人公远远遥望了斯大林一眼，抒发了几句见到斯大林的激动心情而已。与之相比，巴甫连柯的想象力和魄力要强得太多，他做得更彻底，索性让斯大林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精心设计了斯大林接见伏罗巴耶夫的场景并尽情渲染之，艺术地赞美了斯大林的“英明”、“果断”、“平易近人”的领袖风范，笔法比开此类先河的潘菲洛夫更为老到。虽说这种作法日后颇受非议，但我认为其实可以理解，西方二战小说中直接歌颂罗斯福、邱吉尔的例子比比皆是，凭什么要指责巴甫连柯呢？ 　　 　　4，同样是描写苏联战后的和平重建生活，《幸福》的场面和视野要比《金星英雄》一类战后复员小说要宽广宏大得多，与《金星英雄》局限于一个小小的集体农庄不同，《幸福》随着主人公的足迹，从前线到后方，从城市到乡村，从普通的招待员到苏联领袖，甚至随着苏军的铁流深入欧洲腹地，见识了反法西斯盟军的众生相，这些丰富的素材在作者的调配下周转自如，天衣无缝。 　　 　　《幸福》的比较优势还不止这些，巴甫连柯把苏联人民的生活细节写得特别有美感，描写黑海沿岸景色的笔触优美动人，笔下的人物个个富有人情味，他们对人生、社会和个人情感的思考很有深邃的意味。从艺术上讲，《幸福》确实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因此也避免了像《金星英雄》那样被泼上一辈子洗不掉的脏水。在五十年代，《幸福》感动了无数中国读者，其中好些当年的文学青年、当下的文坛耆宿至今也不否认当初对这本小说的迷醉。 　　 　　巴甫连柯的其他作品中比较有名的是《在东方》，这是30年代中期为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为了国防需要而赶制出来的应景作品，我只找到民国时期的中译本《红翼东飞》（叶灵风译，时代书局，1940），这个译本似乎是个节译本，坑坑洼洼，上气不接下气，不堪一读。另一部名作是青少年题材的中篇小说《草原的太阳》（王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这部作品有好几个中译本，当年很受小朋友欢迎。国际主义题材的《和平战士》（孙梁译，泥土社，1953）是巴甫连柯计划中的长篇小说第一部，从后来整理发表的这部分来看，这部遗作已经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气魄。 　　 　　关于巴甫连柯与曼德尔施塔姆案件的关系，目前众口相传，似乎已是板上钉钉，但我以为此案还有说不通的地方。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嘲弄斯大林的诗，在一个很小的作家诗人圈子里朗读过。半年后因为有人告密，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在众多作家营救下幸免遇难。这个告密者是谁？应该不是巴甫连柯。1933年的巴甫连柯在作家圈子里还是个小角色，混不进曼德尔施塔姆得小圈子，够不上告密的资格。与巴甫连柯有关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第二次被捕，据说巴甫连柯写的一份曼德尔施塔姆诗作鉴定材料起了关键作用，这份鉴定材料暗示并引导内务部当权者联想起曼德尔施塔姆曾经写过反斯大林的诗，结果导致曼德尔施塔姆的悲剧命运，这份至关重要的鉴定材料到底写了什么？是不是直接扼杀了曼德尔施塔姆？目前好像还没有具有说服力的披露。 　　 　　另一个流传的说法是，1934年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时，巴甫连柯曾经躲在卢比扬卡监狱的柜橱里，偷看曼德尔施塔姆受审，后来还津津有味地对人说，曼德尔施塔姆受审时精神恍惚，答非所问，裤子老往下掉，两手不停地提裤子。这个说法来自蓝英年先生的《冷月葬诗魂》一文，原文没有注明出处。我以为这个说法不大合常识：内务部监狱戒备森严，怎么可能容许一个无关人士偷看犯人受审，还躲在柜橱里？1934年的巴甫连柯只是个刚出道的小作家，除非他本来就是内务部人员，不然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混进内务部看同行受审，还得躲在柜橱里？即使有这种事，按照苏联强力部门铁一般的纪律，至死都会噤口不言，怎么会津津乐道对人说？从巴甫连柯在《幸福》中对斯大林的艺术吹捧来看，我相信巴甫连柯绝不是什么善类，他跟曼德尔施塔姆案件也很可能有关联，但一个写出过那么多美妙小说的名作家，写出如此出色的《幸福》的巴甫连柯，背地里竟是一个如此身份不明、阴冷可怕的人，那也未免让人感觉太过不可思议而啧啧称奇了。 　　 　　（《幸福》，草婴译，时代出版社，1953） 47，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集体农庄小说 　　 　　二十年代末，斯大林领导苏共在苏联农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强力推行集体化的结果使千千万万个集体农庄如雨后春笋般一夜间建立起来，造就了苏联社会主义新农新面貌村。苏联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苏联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也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小说类别――集体农庄小说，这是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生事务，其滥觞为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和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战后，结合后方集体农庄支援前线和复员军人返乡参加集体农庄建设，这类作品越出越多，成了斯大林时代后期苏联小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来看，这类小说大多数都是回避现实的平庸之作，模式化严重，时至今日，基本上被遗忘得差不多了，不过也有些作品非常出名，比如前面提到的《金星英雄》、《收获》和《幸福》。这里整理了一部分书目，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全心全意》（马尔采夫著，张孟恢译，作家出版社，1956）。同上述几部名著一样，《全心全意》也是战后复员军人小说的名作之一，1949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这部作品与其他几部作品的路数不同，战后复员回来的军人罗吉昂不是带领乡亲奔向美好明天的英雄人物，而是一身毛病，个人主义严重的负面人物，他的妻子反而是个集体农庄的模范人物。小说写了他们夫妻的冲突与转变，饶有趣味。马尔采夫又译作马利采夫，1917年出生，是战后涌现的新一代作家之一，他后来创作的代表作、两卷本长篇小说《走进每一家》反映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农村的变革，未见有中译本。 　　 　　《格瓦迪·比格瓦》（基阿契利著，陈大维译，时代出版社，1954）。基阿契利是苏联时期的老资格作家，格鲁吉亚人，生于1884年，早期作品多不传，现在能看见的中译本仅这部创作于1938年的《格瓦迪.比格瓦》，这部作品是1941年颁发首届斯大林文学奖金时六部获奖的长篇小说之一，描写格鲁吉亚农村集体化期间一个游手好闲的老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后的遭际和变化。 　　 　　《荣誉》（巴希罗夫著，施蛰存、朱文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荣誉》的作者巴希罗夫是鞑靼人（蒙古人和随蒙古人西征的突厥人的混和后裔），这部作品描写一个鞑靼集体农庄的青年一代在卫国战争的艰难时刻积极投入粮食生产支援前线的故事，写得优美动人，特别是女主角娜菲赛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1953年的初版中译本由施蛰存大师从英译本转译，后与朱文韬合作根据俄译本重译，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重印，译者的署名变成了“陈蔚、朱文韬”（陈蔚是施老曾经用过的笔名）。 　　 　　《登山》（萨克赛著，徐声越、朱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登山》描写拉脱维亚共和国战后重回苏联怀抱后建立集体农庄的故事，小说写了拉脱维亚农民为建设新生活与各式各样敌人进行的艰苦斗争，以及更替社会制度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过程。作者安娜.萨克赛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女作家，除了这部《登山》外，她还创作了描写拉脱维亚解放前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黑夜星火》，终于中苏交恶，苏联五十年代后期和整个六十年代的优秀作品基本没有机会和中国读者见面，包括这部引起我很大兴趣的《黑夜星火》。 　　 　　《大路》（伊林柯夫著，党凤德译，时代出版社，1955）。描写斯莫棱斯克地区集体农庄的一对青年情侣在卫国战争前后的经历，大学生符拉季米尔是集体农庄主席的儿子，他的情侣玛莎是农庄的劳动能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战前他们感情经历了种种考验，战争期间他们投入了抵抗法西斯的残酷斗争，为营救被捕的玛莎，符拉季迷尔不幸牺牲。这是一部颇为复杂的小说，集战争小说、言情小说、集体农庄小说、青年生活小说于一身，相当好看。 　　 　　《儿子》（斯密尔诺夫著，汝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描写贫农出身的一家母子三人在农村集体化后从极度贫困走向富裕生活的过程，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走集体化道路的必要性。作品中的母亲参加集体农庄后积极劳动，成了先进生产者，还荣幸地见到了斯大林。不过斯大林本人对此书并不算太领情，在讨论是否颁发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上，斯大林说：是的，他写的很好，是很有才能的人。但我们现在需要这部著作吗？（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尽管直接歌颂了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但战争文学优先，这部《儿子》还是没能得到斯大林文学奖金。 　　 　　《快脚鹿》（宋吉克著，沈序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在遥远的北方》（（宋吉克著，民文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西伯利亚作家宋吉克曾经长期在楚科特卡地区工作，这两部小说就是以楚科特卡地区农牧业合作化和集体化为背景，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变化，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对敌斗争。楚科特卡地区位于西伯利亚的东北角，和阿拉斯加隔海相望。比较而言，《在遥远的北方》以较多篇幅描写了对岸阿拉斯加人民的痛苦生活，更为有趣一些。（楚科特卡地区现在有点小名气，是因为此地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就是购买英超切尔西队的那个超级富豪阿布。） 　　 　　《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田德里亚柯夫著，水夫译，作家出版社，1955）、《女婿》（田德里亚柯夫著，郁飞译，作家出版社，1955）。《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讲述一个能干的集体农庄主席在成功之后如何搞不正之风，以及集体农庄内部坏分子的活动。《女婿》讲述一个正直的拖拉机手婚后和思想落后的岳父母的冲突，反映了集体化这么多年后还是有个别农民改不掉私有意识。这两篇单独刊行的短篇小说是田德里亚科夫早期的作品，创作于1953～1954年，即斯大林去世前后，尽管还不成熟，但已经隐隐涉及了苏联农村的阴暗面，尤其是《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曾经引起过很大的反响和争议。 48，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集体农庄小说 (续) 　　 　　《当河水汇流的时候》（勃罗夫卡著，孙广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讲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交界处三个分属不同民族的集体农庄联合修建水电站的故事，从前这三个村庄互相视若仇敌，冲突不断。波罗的海三国加盟苏联后，这三个村庄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小说中还穿插了三个民族相互间的婚恋故事，歌颂了苏联了不起的民族政策。作者勃罗夫卡是白俄罗斯著名诗人，这部小说取材于真实故事，是作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 　　 　　《玛丽雅》（梅登斯基著，翁本泽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卫国战争期间，青壮年男性上了战场，留在后方的妇孺老弱撑起了整片天空。《玛丽雅》讲述的是战争期间后方集体农庄的妇女们如何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发扬劳动热情支援前线的故事。书中塑造了集体农庄主席玛丽雅的光辉形象，她领导群众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带领农庄度过了战时的艰难岁月。本书作者梅登斯基生于1899年，他的作品很多，后期以青少年教育题材著称，有一本描写青少年犯罪改造的长篇小说在八十年代出了两个中译本，分别是《荣誉》（粟周熊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和人格（范国恩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列络》（契什维里著，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这部小说描写格鲁吉亚产茶地区古里亚的集体农庄生活，重点写了青年一代的劳动和爱情，如何和残余的旧思想旧意识做斗争，很富有生活气息，把古里亚地区的风土人情写得很到位，美不胜收。《列络》的第一部发表于1938年，第二部完成于1949年。作者契什维里是格鲁吉亚人，30年代外派到德国留学，专修西方文学，回国后从事文艺理论工作。 　　 　　《捷雅河畔》（普里希文著，方予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一部描写复员军人返乡领导集体农庄克服困难战胜自然灾害、与官僚主义落后思想展开斗争、开展劳动竞赛、获得粮食和爱情双丰收、落后农庄转变成先进农庄的故事，基本上是按照一般苏联集体农庄小说的通用套路写的，没有多少新意。 　　 　　《阳光灿烂的冬天》，（普里希文著，方予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这部作品是《捷雅河畔》的续集，讲述《捷雅河畔》里一个年轻的拖拉机手谢尼亚到远方探望妹妹，在妹妹工作的国营农场里，他发现由于官僚主义的场长领导不利，农场一片混乱，连拖拉机都是坏的，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帮助农场修理了拖拉机。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叙述了谢尼亚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比《捷雅河畔》要有味道得多。 　　 　　《党的委托》（谢维尔采夫著，乌蒙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描写来自莫斯科的勘探队工程师、共产党员卡尔达晓夫帮助一个集体农庄设计土坝的故事。按照该书内容提要的说法，“生动地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苏联人民的热爱劳动的精神，苏维埃知识分子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苏联人民怎样随时随地和各种不良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尽管带了这么多高帽子，在我看来，这本书缺乏亮点，单调呆板，索然无味。 　　 　　《丰收的故事》（列鲍柯列奇著，姚艮译，时代出版社，1954）。又名《佐劳道特侠奇》，描写顿巴斯地区的霞光集体农庄的老庄员佐劳道特侠奇在战后重建时期倡导革新耕种法，和官僚主义者和落后分子进行斗争，率领群众战胜困难获得丰收的故事。这也是按照集体农庄小说公式创作的作品，读者读多了这类作品，胃口会不舒服，相信作家们写起来也很别扭。 　　 　　《曙光照耀着加里库拉村》（果戈拉捷著，阿里译，时代出版社，1954）。描写格鲁吉亚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经过改换领导、开展劳动竞赛，提高生产热情，终于改变了落后面貌。作者还用诗意的笔调描绘了格鲁吉亚的美丽风光，以近年来得到的格鲁吉亚信息观察，这个地方麻烦不断，总是出些奇怪的人和事，粗俗、野蛮、偏执、不讲道理，给人的印象很差，但从读过的几本格鲁吉亚小说来看，似乎还是个不错的地方。 　　 　　《野樱河畔》（柯罗纳托娃著，何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以集体农庄为背景的青年言情小说，描写一个集体农庄团委书记卡佳的爱情生活，以及她和伙伴们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受，还写了青年一代与官僚主义者的斗争。虽然故事老套，文笔还算流畅。 　　 　　《扎波罗吉村的黎明》（布雷里著，赵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扎波罗吉村是西白俄罗斯的一个村庄，1939年9月之前位于波兰境内。该书描写战后在一个攻打过柏林的复员军人带领下建立集体农庄的历程，描写这些苏联的新公民怎样粉碎了地富反坏右的垂死挣扎，迈向集体化共同富裕的美好新生活。我手边的这册《扎波罗吉村的黎明》是多年前从北京旧书店淘来的，扉页盖着“外交学院图书馆藏书”字样，后边的借书登记卡是空白的。 　　 　　《农家》（卡拉瓦耶娃著，焦伯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这部小说的背景时间为1924年春，描写全面集体化之前，苏共在农村开展合作社运动的故事。小说写了红军复员军人在家乡办起了共耕社，还写了富农不甘心的反扑，以及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是怎样大有作为找到幸福的。这部作品的初稿完成于1926年，可算是最早涉及农村集体化的小说作品，其内容的丰富完全可以看成一部微型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或者《磨刀石农庄》，可惜连一点点的知名度都没有，完全被湮没了。 　　 　　苏联的集体农庄小说还找到其他几部：《我们时代的人》（塞迪克别科夫著，叶冬心译，作家出版社，1956）、《水上乡村》（萨克罗特金著，移模、怀禹译，文艺翻译出版社，1953 ）、《曙光》（拉普捷夫著，陈大维译，时代出版社，1955）、《白金地的姑娘》（克尔巴巴耶夫著，姚芝娟等译，中华书局，1953）、《晴朗的日子》（莫斯泰苏著，方紫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不需要的荣誉》（伏罗宁著，秦顺新、白祖芸译，作家出版社，1956）等，由于内容和手法大同小异，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49，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随着这位伟人的离去，绵延近30年的苏联斯大林时代终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斯大林去世前后，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可遏制地发生着变化，冰封多年的大地在苏醒，解冻的时候终于来到。在高层，经过短暂的权力争夺，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坐稳了第一把交椅，开始了对斯大林时代的拨乱反正；在底层，苏联老百姓的呼吸畅快了许多，以前不敢想的问题敢想了，不敢回忆的往事敢回忆了，不敢说的话敢说了，不敢写的文字也敢写了。苏联文学界最早感受到了春天的脉动，一批划时代的作品横空出世，其中奥维奇金的系列特写小说《区里的日常生活》如一颗彗星划过沉闷的夜空，熠熠生辉。这么说或许有点恶俗，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区里的日常生活》与《解冻》、《征途中的战斗》等著名作品一起开创了苏联新时期文学的道路，绝对非同凡响。 　　 　　1952年，经过一番波折后，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系列的第一篇终于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这篇农村题材的作品与斯大林时代那些歌功颂德歌舞升平阳光灿烂的集体农庄小说截然不同，揭露了苏联农村不那么美好的现实，以尖锐的笔调抨击了基层官员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麻木不仁，发表后自然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此时斯大林尚在人世，苏联居然提前出现了如此不和谐的音符，可见在“无冲突论”掩饰下的社会冲突已经剧烈到再也掩饰不住了。 　　 　　《区里的日常生活》其实是一组连续性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依次分别为《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在前方》（1953）、《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又作《在同一区里》，1954）、《亲自动手》（1954）和《艰难的春天》（1956），后合为一书出版，以第一篇的篇名命名传世。 　　 　　奥维奇金这五篇长短不一的作品是以一个苏共基层干部马尔登诺夫为线索连结起来的，这是个有思想有魄力的开拓型干部，跟斯大林时代时代文学作品那些千篇一律的干部形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第一篇《区里的日常生活》里，马尔登诺夫是区委第二书记，该区的第一书记包尔卓夫是个冷漠的官僚主义者，只关心以自己名义向上级汇报的数字，为此宁可损害下级集体农庄的利益。有一次收获时节突逢大雨，该区有数千公顷的麦子来不及收割，面对这场大雨，区委领导的表现各不相同，包尔卓夫口授了不知说云的八股官样文件限时下发，并决定向已经完成交粮任务的先进农庄加码摊派，让他们代缴粮食，补足那些没有完成任务农庄的交粮数字。马尔登诺夫强烈反对这个不公平不合理的决定，双方争执不下，经过区委会议的热烈讨论，最后决定缓一缓，看看天气情况再说。幸亏后来雨停了，全区终于完成了交粮任务。 　　 　　第二篇《在前方》、第三篇《人类灵魂工程师》和第四篇《亲自动手》叙述马尔登诺夫升任第一书记后的工作情况和日常琐事，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基层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他了解到很多以往的上级官员不可能了解也不去了解的真情实况，以及前任包尔卓夫的官僚主义习气对基层工作的损害。马尔登诺夫勇于改革，大力反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工作作风，为改进机关的工作效率做了不少努力。为强化集体农庄建设，马尔登诺夫决定派出区委干部下放到落后农庄，在区委引起一场风波。 　　 　　第五篇《艰难的春天》叙述马尔登诺夫住院后，第二书记梅德维捷夫代理第一书记职务，此人也是个不学无术瞎指挥的角色，官僚主义习气比以前的包尔卓夫更甚，为此与区里一个拖拉机站长、来自莫斯科的下放干部多尔古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斯大林时代的农村体制里，国营的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是平行单位，互不隶属，在区委领导协调下配合工作）。马尔登诺夫经过调查了解，认识到多尔古绅是位了不起的好干部，他向上级建议由多尔古绅来接替自己，领导全区的工作。《艰难的春天》篇幅很长，内容丰富，是整部系列的总结之作。 　　 　　在文学史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同一部作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的阅读观感会有很大的歧异，有人会读得手舞足蹈如痴如醉，有人会觉得索然无味而弃之一旁。这同一部作品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代读起来也会产生同样的歧异，以当下的观点看，这部《区里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叙事方式都很落伍，大多数读者会觉得味同嚼蜡，难以卒读。但这部作品放到后斯大林时代的语境，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伟大作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这部作品与斯大林时代的模式化集体农庄小说迥然不同。前面说过，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小说有公式可寻，无非是一个高大全式的先进人物（通常是复员军人，或者女劳动模范）与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集体农庄主席产生冲突，该先进人物在群众支持下与落后人物斗争，并接管农庄的领导权，领导农庄群众克服困难，战胜自然灾害，大干快上，获得丰收，一起奔向美好明天，该先进人物在工作中改正了缺点，并赢得了爱情。《区里的日常生活》与这种模式完全不同，这部作品勇敢的暴露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农村工作的种种弊病，并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负责农村工作的苏共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作风，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现实背后的问题。 　　 　　第二，这部作品采用了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体裁。在很多评论或者著述中都把《区里的日常生活》成为特写作品，作者也声称他写的是特写，其实不然。一般而言，特写指的是集中描写真实人物或某一真实事件的精华段落，要素在于真实，真人真事，生活中真有这个人，真发生过这件事，人物时间地点都有案可查，不能虚构。而《区里的日常生活》只是从作者观察和体验到的生活真实里提炼出来的虚拟真实，并借用了特写的叙事方法，让这部小说看起来很像真实的人物事件一样，其实本质上还是虚构的小说，看起来不像小说小说而已。奥维奇金的创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衍生出一种游走于特写和小说之间的新型体裁。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同样面临剧烈的变革，这种体裁居然在中国复活，出现过一大批令人难忘的奥维奇金式优秀作品。 　　 　　奥维奇金生于1983年，1968年去世，他做过新闻记者，曾经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对苏联农村的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卫国战争期间，奥维奇金在前线做新闻记者，战后发表了中篇小说《致以前线的敬礼》（陈复庵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此后又致力剧本创作，用力甚多，但似不成功。《区里的日常生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颠峰之作。这部作品不仅为奥维奇金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和巨大的荣誉，还开创了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文学流派――“奥维奇金派”，跟随奥维奇金的脚步，用奥维奇金的方式书写苏联现实问题的几位作家被划入了这个流派，比如田德里亚科夫、特罗叶波利斯基、阿勃拉莫夫、阿列克谢耶夫，都是著名的奥维奇金追随者。 　　 　　在斯大林去世后出版的每一本苏联文学史里，都会重点介绍或提到奥维奇金和他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甚至有人把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文学称为“奥维奇金时期”。我国读者在国家书目上查不到《区里的日常生活》书名，或许以为没有出版过中译本，其实早在1955年，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奥维奇金特写集》，收入《区里的日常生活》系列的前四篇作品，1962年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艰难的春天》，这样，奥维奇金的这部划时代作品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不亚于苏联国内，直接引导了中国文学界“干预生活”的浪潮，催生了中国的奥维奇金式作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 　　 　　（《奥维奇金特写集》，君强、冰夷译，作家出版社，1955 　　《艰难的春天》，杨永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50，潮锋版“苏联冒险小说译丛” 　　 　　上海有一个著名的美食胜地七宝老街，有一次我去那里游览时，发现那里最受欢迎的美食不是什么鸡鸭鱼肉，而是极不起眼的油炸臭豆腐，众多衣着光鲜的食客当街狼吞虎咽，完全顾不得吃相难看，老街里洋溢着一股怪异又其乐融融的味道。臭豆腐这玩意儿向来上不得台盘，别说主菜，连小点心都轮不上，可咱老百姓就是爱吃，没道理可讲。我觉得冒险小说就是文学中的臭豆腐，登不得大雅之堂，正规的文学史连提都懒得提，可读者就是爱买爱读，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制度，冒险小说这样的通俗类作品永远是销量最高的，拥有最多数量的读者。文革前苏联小说风行的年代也不例外，当年中国读者印象极深的苏联小说中，《勇敢者的道路》、《形形色色的案件》、《一颗铜纽扣》、《山里的春天》这类“臭豆腐”无疑占有显赫的位置。 　　 　　50年代，苏联冒险小说在中国成群结队地出现始于潮锋出版社于1954～1955年推出的“苏联冒险小说译丛”，这套书一共八种，当年极受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勇敢者的道路》外，其余七种分别为《匪巢覆灭记》、《秘密路》、《阿尔泰的小英雄》、《好的印象》、《山岗上的篝火》、《驱魔记》和《朱拉》。前面已经说过，这套书是我们少年时代最受追捧的读物，当时我们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阅读快感至今难以忘怀。 　　 　　1，布良采夫：《匪巢覆灭记》 　　 　　“苏联情报军官斯托查洛夫奉令化名打入德寇特务机关，历经多次艰难考验，终于使德寇相信，并由敌特务机关重派至苏联工作。斯托查洛夫回苏后，即协助肃清了法西斯特务分子。后来，斯托查洛夫又奉派至敌后，联合当地游击队员，一举消灭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并生擒特务头子”，这就是《匪巢覆灭记》的故事大要。70年代早期，正是我们无限向往当特务和抓特务的年纪，那个时候资源很少，只好把《铁道卫士》、《看不见的战线》之类的电影看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不过总觉得我们的或者朝鲜的反特电影，格局都不大，不够刺激。因此，像《匪巢覆灭记》这样的苏联卫国战争间谍小说自然极受我们的青睐，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对宏大间谍时代的代入式想象，以至于多少年后早已过了做梦的年纪，照样沉迷于《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样的苏联间谍电视剧。 　　 　　从1953年到1995年，《匪巢覆灭记》由不同出版社重印了好几次，虽然不能说写得多出类拔萃，却一直是苏联冒险小说的代表作品，深入人心。作者布良采夫生于1904年，1960去世，战争期间在敌后游击队工作过，战后热衷于写作以卫国战争为背景的间谍小说，篇篇精彩，其他作品还有同样收入本丛书的《秘密路》、前面提到的游击队小说《敌后》，以及描写战争中苏军谍报人员命运的长篇代表作《如履薄冰》（晨曦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 　　 　　2，柯里亚柯夫：《勇敢者的道路》（见第36节） 　　 　　3，布良采夫：《秘密路》 　　 　　布良采夫的另一部著名间谍小说，知名度犹在《匪巢覆灭记》之上。本书分两部，上部描写苏联谍报人员奥若金和格利亚兹诺夫打入敌人内部为苏军搜集情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下部描写德军崩溃后，德国特务头子投靠了美国情报机关，并在美国指使下继续对苏联展开谍报破坏活动，奥若金等苏联谍报英雄不畏艰险，与明里暗里的敌人周旋，终于一举粉碎新老法西斯分子的图谋，为捍卫苏维埃祖国立下了功勋。 　　 　　布良采夫的作品一向有其个人风格，故事紧张，情节紧凑，叙事节奏明快，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和有趣的人物，文笔也相当不俗。唯一的毛病是，把苏联谍报机构和人员写得太离谱了，近似神话无所不能，而敌方的特务通常愚笨呆傻，被苏联特工玩弄于股掌之上，毫无疑问，苏联的情报机构有着光荣的传统和非凡的战斗力，尤其在二战期间，一大群王牌谍报员在敌人心脏神出鬼没，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多半是像佐尔格这样从外围刺探情报，行事谨慎，不会像书里写得那样张扬。而苏联谍报员冒着生命危险交来的情报，常常得不到最高层信任，那叫一个郁闷。比如战争爆发前，斯大林面对一份份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硬是不相信，且斥之为敌人的花招，结果苏联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苏联众多情报人员的辛劳竟换来这样的结局，真是情何以堪。 　　 　　4，格列波夫：《阿尔泰的小英雄》 　　 　　《阿尔泰的小英雄》是整个丛书里冒险色彩相对淡的一部，故事也相对乏味一些。该书叙述十月革命前阿尔泰地区一个孤儿的生活。卡拉巴尔契克父母双亡，由于忍受不了地主阶级的压迫，他逃离魔掌跑到深山里和猎人铁米尔生活在一起。十月革命后，卡拉巴尔契克为了捍卫新政权，和白匪军牧场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迎来了美好的新生活。 　　 　　作者格列波夫的生平事迹不详，各类资料均无记载，看来是个小角色。这部《阿尔泰的小英雄》笔力一般，故事情节人物塑造都很老套，且有模仿《哈克费恩历险记》的意思。唯一可看的是，作者把阿尔泰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描绘得较为出色，好像我国的蒙古草原生活一样。 　　 　　《匪巢覆灭记》（吴景平译，潮锋出版社，1954） 　　《勇敢者的道路》（民文译，潮锋出版社，1954） 　　《秘密路》（鲁林译，潮锋出版社，1954） 　　《阿尔泰的小英雄》（柳朝坚译，潮锋出版社，1954） 　51，潮锋版“苏联冒险小说译丛”（续） 　　 　　5，托曼：《好的印象》 　　 　　这一部是知名惊险小说家托曼的小说集，包括《暗中发生的事》、《今天将发生爆炸》、《好的印象》、《暴风停息的时候》四个中篇小说。《暗中发生的事》讲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侦察人员粉碎德国特务窃取军事地图阴谋的故事。《今天将发生爆炸》讲述战后建设中，苏军工兵清除德军留下的定时炸弹的惊险过程。《好的印象》讲述苏联科学家在利用太阳能方面的探索和成就。《暴风停息的时候》讲述苏联在改造沙漠工程中与企图破坏的美国特务斗争的故事。 　　 　　尼古拉.托曼又译作尼古莱.陀曼，苏联很有影响的通俗小说作家，1911年生于一个工人家庭，19岁就开始发表作品，曾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战争期间为苏军工兵军官，因此他后来的作品经常以工兵为背景。战后，托曼专事写作，尤其擅长惊险和科幻题材，写了一系列深受欢迎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通常篇幅不长，短小精悍，故事讲得生动、紧张、刺激，扣人心弦。文革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出了中译本，除了《好的印象》收录的四篇外，其他还有：《追踪游魂》（《追捕怪影》）（立夫、竺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56；谌国章、沈冠亚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被迫着陆》（邱佳木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穿过暴风雨》（沙里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在布雷地带》（宋兆霖译，东海文艺出版社，1958），《在前线附近的车站》（船甲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都曾经风行一时。 　　 　　6，穆萨托夫、恰奇柯：《山岗上的篝火》 　　 　　在所有这八部小说中，《山岗上的篝火》是我最欣赏和喜欢的一部，曾经翻来覆去看过多遍。这部作品说的是沙皇俄国时代的战争故事，讲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堪察加半岛的俄国军民与英法联军周旋的经过。19世纪五十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合舰队向俄国远东堪察加地区进攻，试图围捕歼灭俄海防舰队。实力稍逊的俄国海军官兵不甘受辱，奋起反抗，与敌人斗智斗勇，终于击退了强大的英法舰队，没有让敌人的图谋得逞。《山岗上的篝火》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堪察加保卫战的经过，让我很长见识。 　　 　　前面说过，我一直对本书作者穆萨托夫的身份存疑，此人与《北斗星村》的作者是不是同一人? 我查了一下资料，没发现有其他作家叫穆萨托夫，想必应该是同一人。如此，这一部《山岗上的篝火》应该是此人最好的作品，远比描写斯大林时代的《北斗星村》、《山上屋》等作品出色。我们中国读者对称为史上第一次现代战争的克里米亚战争本来就不知所以，堪察加地区的战事更是鲜为人知，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还有这么一场热闹，加上作者叙述的故事精彩好看，人物活灵活现，战斗过程紧张激烈，读来感觉过瘾之极。而俄国军民的爱国情怀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扭转了以前一直以为只有苏联人爱国而沙皇俄国人怕死不爱国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苏联人写俄国时期的爱国战争显然没什么顾忌，作者把19世纪的沙皇俄国写得神采奕奕，相对苏联之前俄国作家的批判现实作品要明朗得多，不管真假都值得细细品味。 　　 　　7, 阿达莫夫：《驱魔记》 　　 　　《驱魔记》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冒险小说，描写苏联的科学家在北极地区开展改造自然的工程，试图引入地下水以改变北极的气候，让北方航道可以全年通航，并通过这个工程探测和获取北极资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有创意的伟大工程自然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关注，他们派来一批特务疯狂刺探情报，拉拢腐蚀苏联干部，阴谋大肆破坏建设工程。苏联安全机关人员明察秋毫，周密部署，与这伙特务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把他们一网打尽，保护了北极建设工程的安全。 　　 　　本书作者格.阿达莫夫经常会被误以为跟那位很红的侦探小说家、以《形形色色的案件》知名的阿.阿达莫夫是同一个人，其实不然，这位《驱魔记》的作者叫格里戈里.阿达莫夫，生于1886年，1945年去世，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如小他34岁的另一位阿达莫夫。格.阿达莫夫擅长写科幻小说，可惜除了这部《驱魔记》，没有见到过他的其他作品。就这部《驱魔记》而言，虽说套路陈旧，各方面无甚新奇之处，但也不是没有亮点，小说把北极的自然风光和主人公在北极冰原上的冒险经过写得引人入胜，精彩纷呈，很有《船长与大尉》的味道。 　　 　　8，杜什亢：《朱拉》 　　 　　在这八部小说中，《朱拉》的篇幅最长，情节也最复杂，讲述三十年代苏联中亚与中国接壤的地区屡受英国豢养的匪帮侵袭，当地人民奋起与敌人斗争的故事，主人公朱拉是一位猎人，他在苏共的教育下，从一位个人复仇主义者转变为保卫家乡捍卫祖国的英雄，经历了重重艰险，终于生擒匪帮头目，破坏敌人企图颠覆暴动的图谋。作者杜什亢也是生平事迹不详，这部作品也很少听人说起，大概是主流意识太浓厚，人物情节比较平庸乏味的缘故。当年有的同伴看得很起劲，却不大合我的口味。 　　 　　 　　这套潮锋版的“苏联冒险小说译丛”可说是开了翻译出版苏联通俗类小说的先河，在五十年代主旋律作品的大浪里显得特立独行，让人耳目一新，一直被当年的老读者津津乐道。可惜，文学史不认这些作品，也不认这些作者，因此很难查证他们的生平事迹，这里只好简单的介绍一下内容，作者部分很可能有差错，欢迎当年的老读者提供详实的作者资料。 　　 　　对我而言，我深深地感激那位借给我们这套丛书的同学家长，五十年代初，这位长辈也就二十出头年纪，也有过爱看冒险小说的青春年华。几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位老科学家的照片，成就斐然的老人已然白发苍苍，他大概不知道，青年时代收藏的一套苏联冒险小说曾经带给文革中的一群懵懂少年多么深远的影响和漫长的回味。 　　 　　《好的印象》（严继中、罗燕晋译，潮锋出版社，1954） 　　《山岗上的篝火》（子丛译，潮锋出版社，1955） 　　《驱魔记》（陈复庵、鲁林译，潮锋出版社，1955） 　　《朱拉》（一之译，潮锋出版社，1955） 　52，阿达莫夫：《形形色色的案件》 　　 　　我不能算是纯粹的侦探小说爱好者，只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几年里沉迷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放下不怎么看了。那个时候开放初兴，侦探之风滚滚而来，诸如傅惟慈先生编的三册“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和“尼罗河”，艾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森村诚一的三个“证明”，等等，兼收并蓄看了个痛快，而苏联的侦探小说，只有之前看过的阿达莫夫《形形色色的案件》印象比较深刻。 　　 　　我在写作这个帖子之前，曾经查阅过网络上的相关文章，发现很多网友在回顾苏联小说时都提到了《形形色色的案件》，可见这本当年难得一见的侦探小说乃是中国读者的集体记忆。对中国读者来说，文革前的十七年加上文革十年是侦探小说的荒凉期，虽说苏联的惊险小说出了一些，比较象样的侦探小说却很少，优秀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形形色色的案件》算是个中翘楚，这部作品及其作者阿达莫夫，不能不提上一笔。 　　 　　《形形色色的案件》原作发表于1956年，1957年底即由群众出版社发行了中译本，动作极快，几乎让中国读者同步分享了苏联侦探小说的起步。这部作品描写战斗英雄谢尔盖从战场复员回到莫斯科，加入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当了一名侦察员，他充满热情地投入保卫首都的工作中，和同事们一起破获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案件，最终揪出了以“老爷子”为首的“专事杀人、抢劫、妨害人民安宁生活、破坏社会秩序并充当外国间谍工具的庞大盗匪集团”。在小说最后，谢尔盖深切地体会到，“亲爱的城市的安宁对于他是何等的可贵。他不由得为自己那艰巨的、战斗性的劳动感到自豪，他心理想：‘是呀，这就是幸福！’”。 　　 　　这部作品为什么会给中国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类似的作品太少，西方的侦探小说基本绝迹，因此《形形色色的案件》这样比较规范又写得不落俗套的侦探小说自然成了希罕物。其次，作者阿达莫夫对西方侦探小说有深刻的研究，他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整部作品构思巧妙，结构合理，情节设计得错综复杂，人物和事件虽然安排得有点过多，但还算是有条不紊，故事叙述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非常切合读者的心理需求。再次，虽然以破案为主线，但作者也以较多篇幅写了谢尔盖的家庭，他的爱情生活，还有战后苏联大学生生活，以及莫斯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元素综合起来给作品增色不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较乏味的中国读者来说更有着难言的吸引力。 　　 　　阿达莫夫是苏联侦探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也可以说是后斯大林时代整个苏联通俗文学界的一面旗帜。阿达莫夫生于1920年，他的父亲就是前面说过的《驱魔记》作者格里戈里,阿达莫夫，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志趣，取得的成就可比父亲强多了。战前，阿达莫夫在航空学院学习，战争爆发后参军，在特种部队服役至战争结束。1948年，阿达莫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之后从事新闻工作，业余时间写了不少通俗类读物。1956年发表了《形形色色的案件》，这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从此一举成名。 　　 　　阿达莫夫的创作不是在书房里冥思苦想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利用他的记者工作便利，深入现实生活，长期接触和观察社会现实，多方收集素材，包括与刑事侦查局的民警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了解苏联刑事罪案的真情实况，甚至随同侦察员一起办案，这样扎实的准备功夫自然使他的作品散发着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气息，让读者不得不信服。自《形形色色的案件》之后，阿达莫夫一发不可收，20年间创作了十余部水准相当一致的作品，80年代至90年代陆续出了若干种中译本（其中有几种重复的译本），大致有下面这些：《黑蛾》（尹启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白墙一角》（易边译，群众出版社，1981），《侦查在进行》（斐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另一译本《追捕》，刘引梅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恶风》（粟周熊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另一译本《小偷和女人》，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1），《圈套》（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空位》（武学善、穆树源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另一译本《乘隙而入》，李家云等译，南海出版公司，1990），《案中案发生在长途汽车上的诈骗案》（刘引梅译，群众出版社，1998）。阿达莫夫的后期作品更多了暴露了苏联特权阶层贪污受贿、介入犯罪集团的阴暗面，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味道，主要体现在创作于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三部小说《恶风》、《圈套》、《空位》中。 　　 　　阿达莫夫最有价值的作品倒还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专著《侦探文学和我作家的笔记》（杨东华等译，群众出版社，1988）。阿达莫夫这部著作中分为“岸上的谈话”、“爱伦.坡的创新和谜”、“黑色大洋中的绿岛”、“新大陆”、“我们的道路”、“情节的产生”六章，系统总结了西方侦探小说的源流以及前辈大师的创作技巧，对侦探小说的本质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特别是针对苏联的现实环境，提出了苏联侦探文学健康发展应该走的道路。阿达莫夫的精彩论断非常之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引述。总之，对于热衷于侦探小书的读者来说，看过了阿达莫夫的作品再来看他如何评说侦探小说的种种奥秘，的确会感觉到难以言表的阅读快感，比读他的小说还要有趣一些。 　　 　　苏联的侦探小说创作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才逐渐兴盛起来的，在此之前，苏联并没有侦探小说存在的余地，说好听点是偏见，说难听点是刻意的封杀－－苏联社会怎么可能有凶杀、抢劫、盗窃、贪污腐败这些西方才有的黑暗？就算有少许犯罪活动，怎么能允许用文学形式来宣扬这些东西？阿达莫夫在《侦探文学和我》中引述的文学理论家季纳莫夫的论述非常有代表性：“侦探体裁是文学体裁中唯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并被这个社会带进文学中来的。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者，即密探的崇拜，在这里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是别的，正是私有财产使双方展开较量。从而不可避免地是，法律战胜违法行为，秩序战胜混乱，保护人战胜违法者，以及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战胜其剥夺者等等。侦探体裁就其内容来看，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此外，阿达莫夫还引述了1952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说法：“恐怖、惊险，凶杀的场面，庸俗的内容，现代资产阶级各国的侦探文学是为了满足低级趣味……”，显然，在当时的苏联文学土壤里，结不出侦探小说这样的恶之花。 　　 　　1953年之后，苏联的社会气氛日益宽松，侦探文学也随之起步，以阿达莫夫为核心的苏联侦探小说作家群结合苏联的具体实际，经过不断创新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苏联特色的侦探主义道路。或许有人会非议他们的作品娱乐性不够，没有深入挖掘人的深层心理，太多宣传意味，过于强调作品的正面教育意义，叙事手法单调乏味等等，我觉得不能如此苛求苏联侦探小说的创作实践，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阿达莫夫以及他的同仁在严苛的环境下执着于侦探小说的创作，本身就是应该高度肯定的。再说，大家尝够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大鱼大肉，回过头来品味品味阿达莫夫的青菜豆腐，不也是别有一番清新的味道吗？ 　　 　　（《形形色色的案件》，尹明华、李佑华译，群众出版社，1957） 　53，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 　　 　　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哥哥吹嘘他们小时候看过的苏联惊险电影，什么《侦察员的功勋》、《海军上尉巴宁》、《水银湖上的魔影》之类，每次说起都是两眼放光，激动不已，听得我一愣一愣的，羡慕得流口水。当时我们看的外国电影仅限于朝阿罗越，那些传说中的苏联电影再也看不到了，只好看些私下流传的苏联惊险小说聊作替代，好在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数量很多，印数也大，经常会捞着一本大过其瘾。当然现在来看，那些在苏联文学夹缝里不屈不挠生长出来的惊险小说模式化痕迹太重，无非是苏联安全人员（通常是少校军衔）与敌情报机关（战时德国、战后美国）派遣来的特务斗智斗勇，经过一系列戏剧性冲突，在苏联民众的配合下，将敌特一网打尽。或者是苏军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在敌人心脏里与敌人搏斗，最后完成任务光荣归来。总之，不管你来还是我往，都是苏联赢，非常满足当时的阅读期待。 　　 　　整理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是件很困难的事，由于这类作品深受读者欢迎，所以各出版社竞相出版，以致好些作品有两个甚至多个中译本，让人理不清头绪。加上几毛钱一本的短篇小册子出得特别多，更加纷乱不堪。这里简单地提供部分书目，供大家参考。 　　 　　《底萨河畔》（阿夫吉延柯著，张达三,刘健鸣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蒂沙河上》，周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蒂萨河畔擒谍记》，朱孟津译，泥土社，1954）。《底萨河畔》描写美国特务机关经过周密策划，派遣了经验丰富阴险狡诈的特务入境，该特务冒名被杀害的苏联退役战士骗取了苏联干部的信任，计划展开破坏活动，但苏联的边防战士从一些蛛丝马迹识破了特务的身份，经过紧张的较量，终于抓捕了老奸巨猾的派遣特务。这部中篇小说是苏联惊险小说的名作之一，避免了对敌人的脸谱化贬低，把那个特务写得像是个很厉害的角色。除了上面三个译本外，还有一部小说集《苏联边防军人的故事》（时代出版社，1955）收了吉洪译的第四个译本《提萨河上》。 　　 　　《山里的春天》（阿夫吉延柯著，王国庆等译，群众出版社，1957；《山野的春天》，乃文、振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底萨河畔》的续集，描写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一次派遣特务进入苏联某城建立情报站，试图破坏苏联的铁路干线。苏联安全人员、边防军人与敌人进行了新的较量，再一次击败了敌人的图谋。这部作品写得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煞是好看。作者阿夫吉延柯，1908年出生，曾经做过马卡连柯笔下那类流浪儿，长大后当了矿工，1933年发表了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之后佳作不断，除惊险小说外，也写工人和军人题材的作品。 　　 　　《一颗铜纽扣》（奥瓦洛夫著，笠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60）。这是一部在中国读者很有知名度的作品，描写卫国战争爆发后，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国家间谍斗争，苏军参谋军官马卡洛夫少校深入敌营，和不同的国际间谍势力以及法西斯盖世太保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圆满完成了任务，整个故事错综复杂，但叙述得简洁流畅。 　　 　　《一束红玫瑰花》（奥瓦洛夫著，苗青译，群众出版社，1959）。奥瓦洛夫的另一部名作，叙述苏联少年巴维尔·阿诺辛被德寇拐到德国，接受了间谍训练，后潜回苏联从事破坏活动，但面对祖国的召唤，他不甘堕落，向苏联安全机构自首坦白，并协助苏联安全人员破获了敌人的间谍网。奥瓦洛夫生于190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25年即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曾被苏联文学当局批判过，后恢复名誉。 　　 　　《地下城末日记》（卡里尼茨基著，田怡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地下城指的是德国法西斯在北冰洋一个小岛上建立的地下俘虏营。战后，这里被某跨国公司接收，他们隐瞒了希特勒战败的消息，继续强迫战俘在这里服苦役。后来战俘们不甘受辱，愤而起义，在苏联破冰船的援救下安全脱险。这是个很古怪的题材，作者写得不落俗套，紧张刺激。 　　 　　《就在不久以前》（沃耶沃琴、塔隆基斯著，章新译，群众出版社，1962），这是一部很精彩的反特小说，描写战争期间一批特务进入苏联长期潜伏，战后，这批人投靠了美国情报机关，他们混入苏联的各个要害岗位收集情报，伺机破坏。女工程师卡佳偶然发现了特务的秘密，在苏联安全人员的努力下，一举破获了这个潜伏苏联12年之久的间谍网。这部小说写得很有味道，很多反特以外的细节很吸引人，记得当年我连夜看了两遍，前半夜看了一遍，后半夜又看一遍。 　　 　　《危险的路》（阿尔达玛茨基著，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资料室译，新知识出版社，1955；《危险的航线》，船甲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这是当年很受欢迎的反特小说，有好几个中译本。这部作品描写美国情报机关空降了一个特务潜入苏联，阴谋破坏苏联某机密的科研机构。这个特务用尽心机，无恶不作，试图窃取机密后杀害科学家，爆破定时炸弹毁灭目标研究所。在苏联安全人员的缜密侦察下，及时地抓获了特务，保护了研究所的安全。这部小说是用典型的苏联反特小说模式写的，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 　　 　　《喋血藏奸》（萨莫依洛夫、斯考尔比著，裘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冒名顶替》（米哈依洛夫著许铁马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座标没有暴露》（费奥多罗夫著，于浩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深雪》（阿列菲耶夫著，高萍秋译，天津通俗出版社，1955）、《美洲豹第十三号》（沙莫伊洛夫、斯柯尔宾著，李容译，时代出版社，1954）、《在宁静的海岸边》（马拉斯德略夫著，齐宗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这几部作品与《危险的路》、《底萨河畔》、《就在不久以前》一样，都是差不多的情节和内容。在反特小说这个领域，苏联作家的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确实有可议之处。 　　 　54，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续） 　　 　　《红色的保险箱》（阿列夫耶夫等著，黄炎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这是一部很有名气的惊险反特短篇小说集，一共五篇，包括阿列夫耶夫的《红色的保险箱》和《射击场的秘密》、瓦库洛夫的《一封遗失了的信》、沙莫伊洛夫与斯柯尔宾的《第十三号美洲豹》、乔尔诺斯维托夫的《祖国的卫士》，这些小说本身并不算经典，其“内容提要”倒写得非常经典，基本上概括了苏联反特小说的基本思路和特色：“从这些小说里面，我们知道敌人是非常卑鄙、狡猾的。他们从天空、从海洋、从边境用各种方式派遣那些毫无人性的特务、间谍潜入苏联，企图破坏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他们企图偷窃设计图样，刺探军事情报。在企图未遂时，他们甚至恶毒地想谋害苏联的专家和保卫人员，炸毁苏联的工厂。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里面知道，在这条无形的战线上，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复杂的、敌人有的潜伏在科学研究机关，有的做清道夫作为掩护，有的冒充成新闻记者，他们用假眼睛来照相，用打火机来摄影，用戒指来联系，用电视放射机来传送偷窃到的图样。但是，因为有坚强的保卫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虽然敌人非常狡猾，我们是可以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的。”这个简介就是一个清晰的公式，似乎适用于所有的苏联反特小说。 　　 　　《损兵折将》（沙莫伊洛夫等著，于浩成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包括两篇短篇小说，沙莫伊洛夫的《损兵折将》和乔尔诺斯维托夫的《旧教堂的秘密》。《损兵折将》比较一般，写的是战争期间苏军安全人员抓获德国特务的故事。《旧教堂的秘密》则很有趣味，描写“在德国一个苏美共管的城市里，美军收罗了一批有各种专门抢劫伎俩的罪犯，组成一个抢劫小组，通过地下暗洞潜入苏管区的一个旧教堂里，乘夜出来抢劫。更恶毒是，他们让这些行抢的人穿着苏军衣服，说俄国话，借此来破坏苏军的威信，恶化东西城的关系和消除美军士兵对苏联的向往和同情。但是，由于苏联侦察人员的勇敢和机智以及人民的觉悟，这种可耻的阴谋终于被揭穿了。”作者设计的情节非常眼熟，简直和前些年风传的斯大林纵火令如此一辙，如果都是真的话，战时苏德双方在激烈交战中，采用些非常规战术还可以想象，而战后苏美算是盟军，而且是和平时期，美方如使用这种伎俩就未免说不过去了。其实不管苏军装扮德军，还是美军装扮苏军，都是很让人怀疑其真假的。 　　 　　《蓝箭》（乔尔诺斯维托夫著，高善毅、王志秀译，群众出版社，1956），描写苏军试飞一种新型飞机，结果被敌方特工人员探知击落，飞行员被敌潜艇俘获。苏联安全人员、飞行员和敌特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终于击败了敌人，并迫使敌潜艇投降，被俘的飞行员也安全获救。作者乔尔诺斯维托夫和前面几部作品的作者沙莫伊洛夫、阿列夫伊夫、阿尔达玛茨基等人都是当年苏联惊险小说创作的中间力量，尽管他们的作品曾经风行一时，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或许有人记得他们的书名，可他们本人的名字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还有下面这些：《无形的战斗》（伊万尼柯娃等著，浩成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大铁箱》（沃依诺夫著，珞峰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民警少校》（维林著，李振声译，陕西出版社，1955）、《秘密一定被揭穿》（阿达巴舍夫等著，清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56）、）、《52号地区》（巴拉舍夫等著，杨里译，广州文化出版社, 1959）、《追踪能手》（斯坦纽克著，浩成、善毅译，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没有号码的房间》（齐鲁里斯、依曼尔马尼斯著，山人译，群众出版社, 1958）、《奇怪的旅伴》（斯柯宾等著，高萍秋等译，天津通俗出版社，1955）、《深入虎穴》（阿尔达马茨基著，黄伟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9）、《真相大白》（希巴诺夫著，鲍群译，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8）、《海峡旁的小屋》（什帕诺夫等著，北京编译社译，群众出版社，1958）、《在宁静的小城里》（木古耶夫著，谢光宁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8）、《“狼獾防区”的秘密》（德鲁日宁著，李国海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9）。这只是一部分书目，以后有机会再来慢慢充实。 　　 　　最后简单提一下苏联的惊险小说大师谢宁。谢宁又译作赛依宁，文革前出过他的四部惊险小说和一部剧本，分别是《将计就计》（包羽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军事秘密》（林耘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天狼星行动计划》（岩华、云珠译，群众出版社，1956）、《一个预审员的笔记》张清雯等译，群众出版社, 1957)以及剧本《在二十世纪中叶》（陈用仪著，时代出版社，1952），其中《一个预审员的笔记》包括写于20年代的《一个预审员笔记》五篇和惊险小说《特殊任务》。谢宁的作品在苏联惊险小说中算是出类拔萃，这些小说大多以卫国战争期间苏德双方在地下战线的激烈对抗为背景，布局精巧，情节曲折，悬念丛生，文笔也流畅活泼，显示了谢宁高超的叙事技巧，令人一读就上瘾，拥有众多的读者。 　　 　　谢宁可不是简单人物，此人有两重身份，明里是著名的作家，在文坛游走游刃有余，不仅写小说，还写剧本，包括电影剧本，五十年代在我国放映的《易北河会师》就出自他的笔下。而在暗里，谢宁的真实身份却是苏联检查部门的侦察员，从属于内务部。据说谢宁聪明伶俐，擅长对大犯要犯的攻心工作，成就斐然，很得上级的欢心，在当年苏联的强力部门里是一个厉害角色。1934年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斯大林当天率领一批党政要员赶赴列宁格勒，随员里就有谢宁这号人物，可见他的重要地位。在随后的大清洗里，他都干了些什么活计向来不为人所知，想必苏联内务部的机密档案里也不会提供准确的记载。战后，谢宁作为苏联方面的检察官参与了纽伦堡审判，风光一时。1948年，谢宁因一招不慎被斯大林关了两年，出狱后转向文坛郁郁寡欢，在潘菲洛夫的《十月》杂志混了个副主编职位，一直到去世都对他的隐秘往事噤口不言。关于这位在两个领域穿梭自如的风云人物，蓝英年先生的文章《人鬼作家谢宁》作了详尽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 　　 　　纵观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其格调健康向上，又不乏惊险小说的一般要素，大多具有高度的娱乐感染力，给中国爱好惊险小说的读者提供了别样的精神享受。除了领风气之先的潮锋出版社“苏联冒险小说译丛”外，中国青年出版社、群众出版社都出了成系列的苏联惊险小说，每一本都深受欢迎。90年代，春风文艺出版社批量再版了五十年代流行的那些苏联惊险小说，可惜时代变了，这些作品再也无法引起当年的阅读热潮。 　　 　　有一位苏联的学者曾经这样规范惊险小说家的职责：“作家的任务就在于表现和揭示普通苏联人的崇高的精神品质，而永远目光炯炯的保持警惕，善于认清和暴露敌人、撕掉敌人的假面具，这就是苏联人的典型的特征之一。”（史高莫洛霍夫，《苏联文学中的警惕性主题》）显然，苏联的惊险小说家是在一种无形的束缚中从事创作的，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惊险小说的题材才从反特题材过渡到反映国内的犯罪活动，出现了类似阿达莫夫《形形色色的案件》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稍后更出现了尼林《考验的时期（试用期）》、《冷酷》这样反思苏联肃反机构内幕的佳作。 55，尼林：《考验的时期（试用期）》、《冷酷》 　　 　　文革前，尼林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苏联作家（当然，后来也不是），1957年，他的《考验的时期》中译本出版；1962年，《冷酷》中译本出版，在当年汹涌而来的苏联小说大潮中，这两部作品很不起眼，很少有读者或是专业人士意识到这两部作品非同一般的价值，甚至可能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惊险小说或者内战小说看待，很快就被忽略和遗忘了。直到文革后，才有人陆续在专业教材上介绍尼林和他的这两部作品，不过大多沿用苏联学者的说法，我以为似乎没有完整识破尼林作品背后的丰富意涵。 　　 　　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全面清算斯大林时代的种种弊端，批判个人迷信，清理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整个苏联社会的格局和气氛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文学界，解冻文学兴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有良知的作家们开始反思苏联的历史，反思斯大林时代的方方面面，并且严肃地思考苏联文学是不是应该树立人道主义的旗帜。在这股文学浪潮中，尼林以他在强力部门工作过的阅历和对苏联肃反工作的严肃思考，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接连撰写了中篇小说《考验的时期》和《冷酷》，引起广泛的关注。 　　 　　《考验的时期》和《冷酷》都是以20年代初内战刚刚结束、新经济政策刚刚开始时期的肃反机构为背景，真实描绘了那个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风貌和苏联强力部门的种种内幕。《考验的时期》又名《试用期》，篇幅不长，人物、情节、故事内容都比较简单，主要描写两个年轻的共青团员――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来到西伯利亚某县的刑事侦察局实习，由老侦察员茹尔带领试用一个月，以决定谁去谁留。在这段考验的时期内，两人参与了一系列案件的侦破工作，表现出两人截然相反的性格、品德和工作作风，他们对人的态度、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更是南辕北辙：扎依采夫勇敢、刚毅，但是简单、机械、粗暴，甚至有嗜血倾向。而叶戈罗夫则表现得怯懦、畏缩，不像是个坚强的肃反人员，但他心地善良、虚心好学，对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联系有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在工作中，这两个朋友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意识冲突，最后虽然两人都留了下来，茹尔却从扎依采夫身上看到了某种潜藏的不良倾向，并深为忧虑。 　　 　　相对素描小品式的《考验的时期》，尼林稍后创作的《冷酷》（人物名依四川人民出版社译本）则是一部沉重得多的作品，人物、情节和故事内容更为复杂，视野更为开阔。这部作品描写内战后西伯利亚某地的肃反斗争，内战后残余的反动匪帮躲藏在深山里，伺机杀人放火、捣乱破坏。当地刑事侦察部门在一次行动中抓获了沃隆佐夫匪帮骨干巴乌金，年轻的侦察员马雷舍夫耐心地与巴乌金交流，终于感化了巴乌金，经过一番波折，巴乌金协助马雷舍夫抓获了匪首沃隆佐夫，但在最后关头，马雷舍夫的局长率领一帮警察贪污了抓获匪首的功劳，并把巴乌金当做土匪关押了起来。马雷舍夫无法面对巴乌金的信任，顶不住良知的拷问而饮枪自尽，其最后的遗言是“我打生下来就没当过奴才，也决不会当奴才！决不……”。小说以马雷舍夫同事自述的方式，把整个故事叙述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叙述者最后感叹地说：“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我又重新回体念到那个阴雨、悲戚的日子的全部感受。悲痛、愤怒，惋惜的感情混杂在一起，至今在我身上还没有丝毫减退。”可以认为，这也是作者在回顾以往岁月时的悲叹，五味杂陈，意味深长。 　　 　　关于这两部作品的主题特别是《冷酷》的主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强调作品的人道主义倾向，比如科瓦廖夫的《苏联文学史》说《冷酷》“悲剧性的社会心理冲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争取革命人道主义原则的胜利而进行的那种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我国学者大多沿用苏联学者的说法，认为“作者抓住了一个根本性的人道主义问题：在对世界进行革命变革的过程中暴力和说服、残酷和宽容的相互关系问题”（许贤绪《当代苏联小说史》）。美国学者斯洛宁则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中认为尼林提出了个人良心问题：“这种倾向是要摆脱枯燥乏味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坚强的。生气勃勃的，重视科学的共产主义者’对幻想和内心感情的‘胡言乱语’所持的全盘否定态度”。 　　 　　从人道主义观点或个人良心的观点来分析尼林作品的深层意涵当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尼林更多是从现实层面来表达他的思考，而他的思考是沉重和连贯的。在《考验的时期》中，老侦察员茹尔所担忧的扎依采夫身上的不良倾向在《冷酷》中得到了深化，并且掌握了权力，完全占了上风。《冷酷》中那个极端无耻的肃反机构局长难道不知道巴乌金是冤枉的，并且是立了功的吗？难道不知道马雷舍夫才代表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仍然成功地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他的罪恶勾当，甚至借他人之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局长要把案卷立成不是巴乌金抓住了沃隆佐夫，而是我们逮捕了所有的匪徒。局长关心的不是他个人出名，那就太渺小和卑鄙了，他是想要在居民眼中提高刑事调查局的威望，而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真是辛辣之极，在这位局长及其喽啰的眼里，他人的生命和名誉算得了什么？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又算得了什么？革命队伍中怎么总会有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劣之徒，并且一再得逞？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尼林所揭露的苏联肃反机构中反面人物并不是只有那个局长而已，仅就《冷酷》中的描述来看，在那个局里有很多这样的小人。在作者的笔下，那个局长及其喽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苏联肃反机构的集体形象。或许有人会质疑尼林丑化了苏联肃反机构，其实不然，尼林正是借马雷舍夫及其共青团同伴的形象诠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并借此反思苏联肃反机构的历史问题。当年苏联肃反机构的种种作为，固然为巩固内忧外患的苏维埃政权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不能回避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他们某些不够人道甚至悖反人伦的行为，也为苏联政权埋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对苏联体制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在革命的浪潮里，是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必要的？是不是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我想这也是解读尼林作品所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帕维尔•尼林生于1908年，1981年去世，早年当过工人、刑事调查局工作人员，30年代成为作家，卫国战争时期担任随军记者。除《考验的时期》和《冷酷》外，他的其他作品中译本有中篇小说《祖国的儿女们》（丽尼译，上海杂志公司，1945）、《在生命线上》（沈静波译，联益出版社，1947）和《认识了齐什科夫》（谭宝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除小说外，他也写电影剧本。在他的所有作品中，能被人记住的只有《考验的时期》和《冷酷》，尼林以这两部作品在后斯大林时代率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苏联最敏感的神经，这两部作品也因此在苏联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考验的时期（试用期）》（草婴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冷酷》（肇堃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邓学禹、吕宗兴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56，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 　　 　　曾经有网友问我为何这么熟悉老苏联小说？我想这与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当年我们这一群同学的家长大多是尖端科研机构的骨干，他们大多出生于30年代初，5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或是在校大学生，或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正是热心支持苏联小说的那一群青年读者。到了70年代初我们读课外书的年纪，家长们当年收集的小说自然成了我们的精神资源，除了苏联小说之外，还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小说、俄罗斯时期小说以及少许西方国家小说，数目相当可观。 　　 　　那些家长们的口味各不相同，有的爱好惊险小说，有的爱好科幻小说，我就从另一位同学处借阅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科幻小说，除凡尔纳的三部曲、“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外，还有苏联的作品，贝略耶夫的《“康爱齐”星》、别利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透露》和《平格尔的奇遇》等等，那叫一个过瘾，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痛快。只是当时粗心大意，没搞清楚《“康爱齐”星》的作者贝略耶夫和《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的作者别利亚耶夫原来是同一个人，而《平格尔的奇遇》的作者是另外一位完全不同的别利亚耶夫。 　　 　　先说头一位别利亚耶夫。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生于1884年，生平著作等身，号称苏联科幻之父。少年时代的别利亚耶夫热爱凡尔纳的作品，是个幻想爱好者，苏联版《别利亚耶夫选集》的序言里说：“在亚力山大.别里亚耶夫的一生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简直就像他写的作品一样。那还是童年时代的一天，他爬到了草棚屋顶上，纵身跳向空中。他想飞翔，他相信会飞上天去的。在这纵身一跳中，没有任何语言，只有飞跃起来的刹那间显现出来的无限快乐，表现除出了他心灵中的向往，反映出了他身上最主要的东西。”当然，别利亚耶夫没有飞上天空，而是落到了地上摔坏了，这一摔给他的脊椎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经过了一段艰辛动荡的岁月后，到了20年代初，他的后遗症发作，躺在病床上整整三年之久，在这三年里，别利亚耶夫顽强地和病魔抗争，读了很多书籍，包括很多写满拉丁文的医学和生物学书籍，病好后即开始尝试写作。1925年，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陶威尔教授的头颅》问世，大获成功。 　　 　　从1925年到1942年去世，别利亚耶夫十几年间创作了十七部中长篇科幻小说以及数十篇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论文。从大洋深处到外太空，从人的精神世界到身体的秘密，从神奇的百慕大三角到失踪的大西洲，别利亚耶夫充满激情的想象似乎没有边界，他“确信自己找到了对于人们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开始懂得这样的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人类最深遂的想象能够帮助人们在现实中克服困难，同恶势力进行斗争，自己也变得更美好。”（里亚普诺夫、努捷里曼《别里亚耶夫和他的科学幻想作品》） 　　 　　别利亚耶夫的的大部分中长篇小说都有中译本。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国科幻爱好者钟爱的作家，其地位几与凡尔纳、威尔斯、阿西莫夫等超级大师并列。在他的作品中译本中，至少有以下四种是文革前出版的： 　　 　　《“康爱齐”星》（腾宝、陈维益译，潮锋出版社，1955）。在别利亚耶夫的创作后期，苏联著名科学家、航天事业的奠基者齐奥尔科夫斯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影响下，别利亚耶夫创作了一系列以征服外太空为题材的小说，本书即是其中很出色的一部，描写一个苏联生物学家和女友一起乘火箭到人造卫星“康爱齐”星考察旅行，并前往月球考察，小说了他们的太空见闻，笔调抒情动人，读来令人心情舒畅。这本书是潮锋版“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之二，大概是最早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别利亚耶夫作品。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李德容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别利亚耶夫的这部处女作描写科学家在人体器官移植领域里善与恶的斗争，有相当浓烈的恐怖成分，苏联学者如此评价这部作品――不寻常的幻想构思，紧张、惊险、出乎意料的情节，凄惨的达乌艾里（陶威尔）教授的形象，疾恶如仇和对真理的必胜心――这一切都使人震动和具有魅力。（（里亚普诺夫、努捷里曼《别里亚耶夫和他的科学幻想作品》） 　　 　　《水陆两栖人》（陈翼、邹锡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这一部大概是别利亚耶夫最有名和最受欢迎的作品，描写阿根廷一位医生把鲨鱼的鳃移植到一个男孩身上，让他变成水路两栖人，并因此引起一场错综复杂的争斗。这部作品表现了别利亚耶夫的美好愿望――人类可以到海洋的故乡去生活并充分利用海洋的财富。整部作品写得妙趣横生，遗憾的是作者添加的社会佐料不大能让人信服。 　　 　　《神奇的眼睛》（李德容、沈凤威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描写苏联科学家利用水下电视寻找一艘沉船，以抢救一份珍贵的核动力科学文献的故事。读者很喜欢这部作品，但苏联评论界对它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 　　 　　文革后，从八十年代一直到最近几年，我国的出版界一直在致力介绍推广别利亚耶夫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出得差不多了。比如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年的“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一种9册16种，包括：第一集《水陆两栖人》、《雪人》、《看不见的光》，第二集《会飞的人》，第三集《沉船岛》、《在深渊上》，第四集《跃入苍穹》，第五集《最后一个阿特兰蒂斯人》、《空气贩子》，第六集《种海人》、《太空飞船》，第七集《找回自己脸面的人》、《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第八集《永生粮》，第九集《神奇的眼睛》、《世界主宰》。此外，河北科技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地质出版社等也出了若干别利亚耶夫作品。 　　 　　在别利亚耶夫离开人世六十余年的今天，仍然有这么多读者喜爱他的作品，把他封为科幻偶像，足以证明这位苏联科幻之父的不朽价值。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独特的韵味，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紧张，文笔之流畅，思想之深邃，令人过目难忘。关于别利亚耶夫作品的详尽分析，他一生的传奇，他的作品的深远影响，网上的资料很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查阅一下。遗憾的是，我试图制作一份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年表或目录，却因为资料太过杂乱而暂时未能如愿，只好留待将来再说了。 　　 　　最后说一下《平格尔的奇遇》，我在查资料的过程种发现很多人把谢.别利亚耶夫《平格尔的奇遇》划入亚.别利亚耶夫的名下，甚至某些网络百科全书也持这种说法，这显然犯了和我当年一样粗心大意的毛病。《平格尔的奇遇》的作者谢.别利亚耶夫是和亚.别利亚耶夫同时代而且差不多同龄的另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幻作家，两人恰巧同姓而已。 　　 　　谢尔盖.别利亚耶夫生于1883年，1953年去世。他毕业于尤里耶夫大学医学系，是个职业医生，业余从事写作。20年代起，别利亚耶夫致力于科幻小说创作，写过多部在苏联很有影响的作品，不过似乎只有一部《平格尔的奇遇》（陈善基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流传到中国，这部作品描写一位叫平格尔的英国青年在世界各地流浪的经历，介绍了很多病毒学方面的知识和作者在这一领域的设想。这本书颇受好评，知名度不在亚.别利亚耶夫作品之下，以至于读者经常会把这两位作者混为一谈。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人有什么个人关联，我想仅仅是姓氏巧合而已，在苏联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居然有两位同姓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作家，这种巧合确实让人惊奇，更让人惊奇的是，1965年发射的苏联东方2号载人航天飞船飞上太空并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驾驶飞船的航天员居然也姓别利亚耶夫，在太空行走的副驾驶员列昂诺夫则和另一位苏联文豪、《俄罗斯森林》的作者同姓。这让人好奇，苏联的文学界和航天界是不是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呢？：） 57，文革前出版的若干苏联科幻小说 　　 　　与文革后的铺天盖地相比，文革前十七年翻译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实在少的可怜，粗略估算不会超过30种，就算加上少许来自西方的科幻作品，十七年里出版的外国科幻小说也远远不能满足广大青少年和成年科幻爱好者的阅读需求。其实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幻小说虽然不受重视，还经常受到些闲人的冷眼和指指点点，招些莫测高深不知所云的所谓评论，但在困难的条件下还是有一大批爱好此道的作家辛勤地耕耘，创作成绩不可小觑。一些名作家如阿.托尔斯泰、亚.别利亚耶夫、谢.别利亚耶夫、涅姆佐夫等创作出了相当优秀的科幻小说，与西方大师比起来也不遑多让。另外像齐奥尔科夫斯基这样德高望众的科学家也加入到科幻创作的队伍中，更使苏联的科幻园地生机勃勃。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虽然数量不多，却几乎都是精品，这些作品主题的深度拓展，科学领域的延伸创新，想象力的漫无边际，故事的幽默抒情意味，足以和文革后我们看到的西方科幻小说媲美。除前文介绍的两位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外，以下这些作品也给中国读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在地球之外》（齐奥尔科夫斯基著，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中国留学生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在月球上》（齐奥尔科夫斯基著，联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齐奥尔科夫斯基（1853~1935）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科学大师，苏联航天事业的先驱。他不仅对航空航天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更投入到科幻作品的创作中，热心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这两部作品是他的科幻名作，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在地球之外》是一部纯粹的科幻小说，描写2017年的航天旅行，一群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作者把这些外国科学家取名为伽利略、牛顿、富兰克林......）在苏联科学家伊万诺夫的带领下前往太空，他们环绕地球航行，经月球飞向太阳系，一路上的见闻和争论饶有趣味。《在月球上》篇幅稍短，通过一个小朋友的梦境描写了月球上的神奇景象。这两本书附带的两篇文章――《齐奥尔科夫斯基关于星际飞行的工作》（伏洛比耶夫）和《会见齐奥尔科夫斯基会见记》介绍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生平和成就，是了解齐奥尔科夫斯基这位苏联“航天之父”事迹的珍贵文献。 　　 　　《探索新世界》（奥霍特尼柯夫著，王石安、钱君森译，潮锋出版社，1955）。《探索新世界》是潮锋版“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之第一种，包括《新的视力》、《石窟秘密》、《爆炸的故事》、《作家的自动机器》等中短篇小说九篇，内容涉及海洋探测仪器的发明，地底勘探、卫国战争中新武器的研制，以及电力、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内容丰富，文笔也不错。《作家的自动机器》讲述某“作家”研制创作机器的经过，非常幽默。作者奥霍特尼柯夫是一位功勋科学工作者，也是苏联科幻作家群的名人。 　　 　　《星球上来的人》（叶甫列莫夫著，娄穆译，潮锋出版社，1955）。《星球上来的人》是潮锋版“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之第三种，包括《星船》、《远古的影子》、《沙漠之光天文台》等七篇科幻小说，分别讲述“七千万年以前带了原子武器从星球上来的人，几万万年前映在岩壁上的原始生活的图景。中亚地方沙漠里天文废墟上的秘矿，伤人生命的神秘水银湖，西伯利亚腹地里发现的非洲巨象遗骸，蒙古沙漠里的不可近身的奇怪动物，攀登绝峰堪察矿藏的勇敢青年”，从这文采不俗的内容提要里，读者可以想象这些作品该是如何精彩好看。作者叶甫列莫夫是一位卓越的古生物学家。本书被苏联批评界誉为“完美的科学幻想小说”，当然这个评价有点言过其实。 　　 　　《镜子场的故事》（涅姆佐夫著，锦法、贾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金窖》(涅姆左夫著，沈小娴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镜子场的故事》描写苏联科学家库尔巴托夫发现了一种光电塑料，并试验这种新材料能否利用太阳能发电，主要情节讲述其他几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围绕这种新材料的不道德行为。《金窖》描述一群苏联石油科学工作者利用潜水坦克钻探海底石油的故事。这两部作品结构严谨，文笔生动，富有抒情色彩，着重探讨了苏联科学界的人际关系，赞扬了苏联科学工作者的合作精神和“集体创造性劳动”的可贵。作者弗.涅姆佐夫生于1907年，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民族文学系。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以科幻小说为主。苏联的评论者对他的作品有争议，有人说他“讲的都是现代的事情。幻想中的技术计划也没有超出今天的技术的可能范围”，还说他的中篇小说《七色虹》（无中译本）“歪曲和缩小了社会主义农业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规模”。从这两部作品看，涅姆佐夫的作品还是有他独特的韵味，现实感很强。 58，文革前出版的若干苏联科幻小说（续） 　　 　　《加林的双曲线体》（阿.托尔斯泰著，费明君译，泥土社，1952）、《阿爱里塔》（阿.托尔斯泰著，刘德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提起阿.托尔斯泰，自然会想到他鼎鼎大名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其他优秀作品反而默默无名了，比如创作于20年代的两部科幻小说《阿爱里塔》和《加林的双曲线体》，如果被埋没就实在说不过去了。美国的苏联文学学者斯洛宁曾经这样概括《阿爱里塔》和《加林的双曲线体》的内容：“广为流传的《艾里塔》（《阿爱里塔》，1924）描写一支旨在火星删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探险队。他的《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加林的双曲线体》，1925）是一本超级惊险小说，其中金发碧眼的‘荡妇’、密探、国际骗子、金融家和其他犯罪分子都卷入一项骇人听闻的发明――一种具有原子蛋或氢弹威力的死光――之中，它使无耻的发明者加林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被毁灭的欧洲，以便建立起一个法西斯社会。”这两部科幻作品非常出色，可以认为是苏联科幻小说的奠基之作，绝对可以和史上最好的科幻小说相提并论。五十年代出的中译本曾经大受中国科幻爱好者欢迎，《加林的双曲线体》文革后曾经再版（《大独裁者》，王忠亮、王育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印了五万册之多，看过的人应该不少，现在还记得的大概不多了。 　　 　　《棕榈上的霜》（古雷维奇著，晓林译，自由出版社，1954）、《第二颗心脏》（古列维奇著，李敏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57）。《棕榈上的霜》描写美苏两国科学家同时研究人工制冰，苏联方面用来造福人类，美国方面则是用来制造冰弹称霸世界，最后美国的科学家们良心发现，为了和平事业毁掉了冰弹成果。作者以漫画式的笔法嘲弄美国社会的众生相，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棕榈上的霜》曾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感觉真是精彩到家了，当然现在看有点可笑，作者非科学想象的成分太多而且太不着调了。《第二颗心脏》描写苏联设计师在试验通过电离层把电流输送到中国的任务时，遭到外国间谍暗杀，心脏中枪。高超的苏联医生给他换了一颗心脏，挽救了他的生命。跟《棕榈上的霜》相比，《第二颗心脏》要逊色一些，写得比较乏味，不像《棕榈上的霜》那样热闹。作者古雷维奇的背景资料不详，除这两部作品外，还有一本《客星之谜》（戈列维契著，俞祖元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也疑似为此人的作品。 　　 　　《萨尼柯夫发现地》（奥布鲁切夫著，周家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根据西伯利亚北缘北冰洋岛屿的地质结构，以及因地质时期的演进而产生的自然界变化，大胆底假定了在北极地带存在着一片令人向往的陆地，一个北极探险家在北冰洋的冰块中间找到了这片土地，他们发现这里的气候非常温暖，丛生着茂盛的寒带植物，还有绝种的野兽、大量史前动物和原始人类”。苏联小说中有一个别致的类型――北极探险小说，中国读者非常喜爱的《船长与大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萨尼柯夫发现地》也很出色，生动细致地写了苏联探险家在北极探险的艰辛历程。 　　 　　《猎取猛犸的人》（波克罗夫斯基著，张由今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与大多数科幻小说把想象投向未来不同，《猎取猛犸的人》反其道而行之，想象的是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社会，可谓别开生面。作者以顿河沿岸考古发现的猛犸骨头和原始人遗迹为材料，用小说笔法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群原始人的生活，他们如何利用简单的工具来猎取当时最厉害的野兽猛犸，还写了原始部落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劳动和成长，以及那个时代的自然风光，还有原始人面对大自然的奇特感情。这种稀奇古怪的题材很难写好，虽说瞎扯的成分巨多，手法也不够圆熟，但非常有趣，很值得一读。 　　 　　《星球来客》（马尔迪诺夫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这是一本跟中国有关的小说，描写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在莫斯科降落，苏联科学家和外星客人用数学语言进行了交流，并参观了外星飞船，获知了外星人的秘密。美国人得知后非常恼怒，派遣特务冒充中国新华社的记者潜入外星飞船，企图破坏苏联人民和外星人民的友谊，结果在中苏两国科学家的合作下，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来访的外星飞船安全离去，圆满完成了访问地球的使命。有人曾经把科幻小说分为宇宙间飘荡的神奇怪异、恐怖的原子能岛屿、可逆转的人间岁月、人类思维系统命令、青春永驻之谜、星球帝国大战、向地球人类广播、机器时代、数码凶杀案等几大基本类型，这部《星球来客》应该算是“向地球人类广播”型，这种小说数量很多，想写出新意并不容易。 　　 　　文革前出版的其它苏联科幻小说还有下面这些：《黑海宝藏》（斯图季特斯基著，田怡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在星空里航行》（马尔腾诺夫著，金坚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人造小太阳》(沙符朗诺娃,、沙符朗诺夫著，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60)、《月球航行》（奥斯特罗乌莫夫著，陈达焜译，北京大众出版社，1955）、《奇妙的破冰船》（萨克拉托等著，俞润生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奇异的透明胶》（萨帕林等著，彭利铗等译，群众出版社，1957）、《在两个太阳的照耀下》（马斯洛夫等著，林晓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7）、《客星之谜》（戈列维契著，俞祖元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金刚石》(苏)罗萨霍夫斯基著，奈温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55）。这份书目并不完整，希望知情的朋友继续补充。 　　 　　尽管文革前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数量不多，这些风格各异的小说质量却并不低，文革后出版的苏联当代科幻小说数量虽说多得多，这些新秀就品质而言未必能赶得上他们前辈，更别说与阿.托尔斯泰、亚.别利亚耶夫这样的超一流大师比肩。总的来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幻小说有着自己的传统、特色和使命感，如一位苏联作家所说：“教育青年读者相信人的创造力量的威力，相信大胆、爱国主义、机警、英勇、建立功勋的愿望，认识世界的愿望以及写下劳动和发明的诗篇，显示科学和技术创造上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愿望――这是写作科学幻想和惊险文学的作家的主要任务。”在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下，苏联的科幻小说作家仍然创作出了一批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尽管有一些瑕疵，比如对人性的复杂程度不够关注、刻意丑化敌对国家、避免接触苏联现实等，但他们的成就是不能否认的。 　　 59，《狂风暴雨》、《阿里泰到山里去》及其他苏联民族地域小说 　　 　　文革前最权威的苏联文学研究著作大概要算是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和《论苏联文学》，这两本书是当年我国苏联文学研究和出版的指南，影响极大。在这两本书里，都有专门的章节，大篇幅的论述“苏联各民族的文学”和“苏联各民族文学的友谊”，可见在苏联学者看来，民族问题是苏联文学一个重要的课题。苏联是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除各加盟共和国以外，俄罗斯联邦的辽阔大地上还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只不过苏联官方没有“少数民族”的称呼，而是称作“兄弟民族”。这些兄弟民族的作家们用他们的语言创作了不少很有影响的作品，还有不少俄罗斯作家创作了若干涉及民族问题的作品（姑且称作民族地域小说），从这些作品来看，苏联时期各民族似乎是和睦地团结地生活在一起，其实在“和睦”“团结”的背后，苏联各民族潜藏着严重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由于苏联当局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终于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但在斯大林时期的民族地域小说中，这些问题是看不到的。以下就选择的几部文革前出版的知名度比较高的民族地域小说，有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有的是俄罗斯作家写的民族问题小说。 　　 　　拉齐斯：《狂风暴雨》 　　 　　20世纪上半叶的拉脱维亚出了两位大作家，拉齐斯是其中之一，《暴风骤雨》是拉齐斯进入苏联时期后推出的一部史诗性巨著，以拉脱维亚加盟苏联前后为背景，记述了那段对拉脱维亚人民来说永远不会忘记的岁月。全书分为三部，第一部描写拉脱维亚人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并加入苏联，以德军入侵告终。第二部描写德军占领时期，拉脱维亚地下党的斗争，以及苏军中拉脱维亚战士的英勇表现。第三部描写战后拉脱维亚的重建，拉脱维亚如何在兄弟民族的帮助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苏联大家庭里开始幸福的新生活。这部作品卷帙浩繁，以苏联观点全面反映了一个弱小民族在一个大时代里悲喜交加的变迁之路，特别是第一部生动描绘了在拉脱维亚骤变之际各方人物的肖像，多少可以一窥这个波罗的海小国的人民是如何度过那个历史性时刻的。《狂风暴雨》的中译本出版于1962年，由周朴之、孙肇堃、张草纫三位名家分别翻译三个部分，质量上乘。1962年的中苏关系已经千疮百孔，当年公开出版的苏联小说寥寥无几，除《暴风骤雨》外，还有《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等不足10部。在那个严峻的时候，《狂风暴雨》这样大部头的巨著能够顺利出版，堪称幸事。 　　 　　维利斯.拉齐斯（1904～1966）早年做过渔民、码头工人、远洋船员，1928年加入共产党，除文学创作外，拉齐斯还热心从事社会活动，拉脱维亚加盟苏联后曾出任拉脱维亚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拉齐斯20年代初即开始发表作品，除《狂风暴雨》外，其他作品的中译本有早期的《渔民之子》（岳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创作于1932～1934年，是拉齐斯的成名之作，描写资产阶级时代拉脱维亚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命运。长篇小说《走向新岸》（孙广英、严绍瑞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王石安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朱葆光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描写拉脱维亚农民战后在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历程。这本作品在中国居然有三个中译本，可见当年还是相当受欢迎的。长篇小说《失去的祖国》(林耘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是一部国际题材作品，描写殖民地人民反抗资产阶级殖民者的斗争，想象力丰富，写得生动幽默，很有味道。此外还有《拉齐斯短篇小说选》（项星耀译，作家出版社，1956）。 　　 　　乌皮特（又译作乌比特，1877～1970）是另一位享有盛名的拉脱维亚文学大师，他的创作生涯横跨沙俄时代、独立时代和苏联时代，硕果累累，影响最大的作品为创作于1908年至1933年的长篇巨著《罗别日尼耶克一家人》，这部八卷本系列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描绘了拉脱维亚农民的生活画卷，以及拉脱维亚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的斗争，这部巨著是拉脱维亚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其中的三部有中译本，分别是《新的远流》（戴骢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迷惑之网》（单锦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往事的影子》（种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这些作品多创作于拉脱维亚的苏联时代之前，不能算作苏联小说了。乌皮特在苏联时代的作品是否有中译本尚待考证。 　　 　　萧穆什金：《阿里泰到山里去》 　　 　　我在刚开始写这个帖子时，还以为小时候读得兴致盎然的《阿里泰到山里去》知名度不大，后来查阅资料才发现很多人都还记得这本书，这部小说的两个译本（另一译本《阿里捷的末路》，刘湖深译，作家出版社，1954）在五十年代算是次热门小说，有关部门甚至把这部小说和另一部苏联小说《妮索》一起当作做民族工作的参考读物。《阿里泰到山里去》说的是俄罗斯少数民族朱基人（又译作楚克奇人，疑似爱斯基摩人的一支）的故事，他们聚居在西伯利亚东北角的楚科特卡地区，和阿拉斯加隔海相望。十月革命前，美国人来到这里，利用此地的廉价劳动力，疯狂榨取朱基人的劳动、资源和财富，并在当地朱基人中物色了无赖阿里泰作为代理人，充当美国人的豢养的走狗，残酷压迫和剥削当地人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政权派人来到这里，耐心地做民族工作，当地人民提高了觉悟，赶跑了美国人，并要清算坏人阿里泰。阿里泰走投无路，只好躲到山里去。 　　 　　萧穆什金（又译作塞摩希金，1900～1970）20年代初在莫斯科大学教育系学习，之后远赴西伯利亚极北地区参加建设工作，考察了解当地朱基人的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积八年之功创作了《阿里泰到山里去》，这部小说在描写朱基人在苏联时代的巨大变化之外，着重描写了朱基人的风土人情，故事精彩，笔调轻松活泼，令人耳目一新。萧穆什金的作品还有一部《开拓极地的人们》（陈复庵、陈莺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同样描写苏维埃人员在楚科特卡地区开展民族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故事。 　　 　　与《阿里泰到山里去》齐名的《妮索》（鲁克尼茨基著，林耳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是一部故事情节相当复杂的小说，写的是帕米尔高原西部一块归属未定的地区（现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争夺战，这里与阿富汗、印度和我国新疆毗邻，是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地区，小说写了红军战士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翻身解放，挫败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用浓厚的笔墨着重写了当地妇女妮索的命运。 　　 　　文革前出版的其他民族地域小说有以下这些：乌克兰作家斯捷尔马赫的《人血不是水》（文颖译，作家出版社，1961），阿塞拜疆老作家艾尼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布哈拉》（千羽、卜洛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城市》，大草、滕启译，国际文化出服务社，1953），土库曼斯坦作家凯尔巴巴耶夫的《决定的步骤》（李德鸿译，平明出版社，1951；《决定性的一步》，江犁译，时代出版社，1954），阿塞拜疆作家伊勃拉吉莫夫的《总有一天》（王仲明译，时代出版社，1955），爱沙尼亚作家列伯勒赫特的《库尔地之光》（郑怀之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和《前进路上》（向青译，平明出版社，1954），乌克兰作家戈洛夫科的《母亲》（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乌克兰作家穆拉托夫的《布柯维纳的故事》（白永译，平明出版社，1951；《到幸福的路》，言鸿、沙蕾译，火星出版社，1952），阿弟盖族作家克拉舍夫的《冲击》（沈序、陈林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立陶宛作家兹维尔卡的《丰饶的土地》（李灵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5）等，此外的一些民族地域作品，或者前文已经介绍过，或者还有待补充。这些作品描写十月革命前的少数民族生活大多真实可信，而描写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少数民族的境遇则大多是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是不是有一些民族问题刻意地没有涉及？这恐怕要加一个问号。 　　 　　《狂风暴雨》（周朴之、孙肇堃、张草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阿里泰到山里去》（杨立平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 60，《波尼伍尔的心》、《伏龙芝》及其他革命与内战小说。 　　 　　革命与战争从来都是催生优秀文学作品的强劲动力，苏联也不例外。在二十世纪沙皇俄国－苏联－独联体的历史上，大大小小的革命和战争不断，就革命而言，从1905年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革命者不屈不挠，终于在俄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革命政权；就战争而言，为巩固革命政权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和反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卫国战争极为惨烈，这两场战争的持续时间之长，牺牲损失之大，苏联人民所受苦难之重都为俄国历史所罕见。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自然涌现了难以计数的优秀战争文学作品，与之相比，早期的革命与内战题材的作品也不遑多让，在众多革命与内战小说中有顶峰之作《静静的顿河》，还有在我国知名度很高的《恰巴耶夫》、《铁流》、《毁灭》、《第四十一》等等。以下这些反映革命和内战的小说，虽然影响不大，也却不乏优秀之作，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点点滴滴，撼动人心。 　　 　　纳吉什庚：《波尼伍尔的心》 　　 　　《波尼伍尔的心》以内战时期的西伯利亚滨海地区为背景，描写十月革命胜利后，美日势力武装干涉该地区，从1918年到1922年，美日侵略者、白军、苏维埃地下党和游击队等几方势力在这里激烈角逐，这部作品写了发生在这里的一系列事件，主人公维塔里.波尼伍尔是一位海参崴少年，他积极参加了当地游击队的斗争，在战斗中成长，表现优异，直至为了保护机密文件而光荣牺牲。小说写了各方势力的众多人物，包括不少参加游击队的中国人，作者以波尼伍尔为核心，细致描绘了游击队员的战斗历程，还描绘了敌对势力各式人物的活动，以及当时普通市民的心态，可以看做是一部海参崴内战百科全书，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作者纳吉什庚（1900）是一位童话作家，《波尼伍尔的心》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唯一一部在中国有影响的作品。这本书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本苏联小说，当时看过好几本描写西伯利亚内战的小说，读过《波尼伍尔的心》后，对东北部那个叫做海参崴的城市越发好奇，激发了我对那个原本属于我们的美丽城市的无尽想象。一晃几十年没读过这本书了，前不久在一位网友的帮助下，我得以重温此书，欣喜之情，一言难尽。 　　 　　波里索夫：《伏龙芝》 　　 　　苏联的内战让一批新生代将领登上了世界军事史的舞台，他们率领红军战胜强敌，其功绩令人瞠目，其中最闪亮的一颗将星就是英年早逝的伏龙芝，本书忠实地记述了这位卓越的红军统帅辉煌的一生，从他的童年一直到短促的战后岁月，大部分篇幅讲述伏龙芝如何在内战期间崛起，如何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如何运筹帷幄身先士卒，率领新兴的红军转战南北，如何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如何击败了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如何以他的军事才华和战略眼光使苏联红军脱胎换骨，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读这本书，伏龙芝的一生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一起回味那段不可思议的内战时代。 　　 　　回首当年，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取得中央政权后，很快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从北方的摩尔曼斯克到东方的海参崴，从西方的布列斯特到南方的克里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的影子，不仅有代表旧势力的白军，还有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军，甚至连捷克战俘也敢造反作乱，可谓遍地烽火，四面楚歌。苏维埃政权没有地盘、没有粮食、没有外部支持，甚至民众的支持也不足，而最后的结局跌破一地眼镜，岌岌可危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居然取得完胜，并拥有了一直强大的军队，个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阅读这部红军统帅伏龙芝的传记小说可以大致了解红军获胜的历程，当然，由于内战时代的很多领袖后来都成了负面人物，甚至连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都成了头号敌人，指望《伏龙芝》这样的斯大林时代作品完整地表现红军高层活动的真实一面是不大现实的。 　　 　　除上述两部作品外，还有几部革命和内战小说也值得一提： 　　 　　《严酷的年代》（霍洛波夫著，郑硕甫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描写基洛夫在内战时期组织和领导阿斯特拉罕地区的革命力量打败国内外敌人的故事。艰险的战争没把基洛夫怎么样，倒是莫名其妙的政治阴谋夺走了这位明日之星的生命，并因此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劫难，令人唏嘘不已。 　　 　　《春鸟》（姆斯吉斯拉夫斯基著，林荫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描写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巴乌曼的事迹。巴乌曼（又译作鲍曼，1873～1905）是布尔什维克“火星报”时代的骨干分子，协助列宁创办和推广火星报，为早期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一员。1905年10月在参加示威游行时不幸被黑帮杀害，他的葬礼曾经轰动一时。本书写了巴乌曼最后五年的活动，可以从中了解布尔什维克是怎么起家的。 　　 　　《北方的曙光》（尼基丁著，史善扬译，文化工作社，1953）。描写1918～1920年间苏联北方地区工人和农民在摩尔曼斯克地区抗击英法美侵略者的故事。说起摩尔曼斯克，以前经常在二战史书上看到这个名字。二战时期，英美援助苏联的物资就是在这里上岸，源源不断的运往前线，当然苏联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德国的，这些往事后来不大提了。80年代看过一部苏联电影《男子汉们》，影片最后出现了摩尔曼斯克的画面，这个冰雪中的城市干净、漂亮，令人神往。 　　 　　文革前出版的革命和内战小说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一些不大出名，主要有：《日出》（扎莫依斯基著，杨骅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勃列斯尼亚不投降》（奥斯特罗威尔著，新联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道里亚》（赛狄克著，高清岳译，文艺翻译出版社，1951）、《尤尔科克鲁克》（柯兹拉纽克著，陈复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迎着朝霞第一部》（柯热夫尼科夫著，佟轲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林中血战记》（斯特罗德著，汤真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第三次列车》（费什著，陈莺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骑士》（雅诺夫斯基著，陈复庵译，作家出版社，1963）、《妇女的道路》（列别卓夫斯基著，杨永、许存龙译，作家出版社，1963）、《黎明》（布里亚金译，关予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游击老英雄》（柯拉斯著，李俍民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革命的激情和战争的残酷，虽说现在不大时髦了，但革命和战争背后的景色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波尼伍尔的心》(纳吉什庚著，林林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伏龙芝》（波里索夫著，金垚译，光明书局，1955）。 61，《红肩章》、《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及其他军事小说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后，决定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列宁的领导下，托洛茨基负责组建了工农红军，并统帅这支军队南征北战，神奇地打败了各路白军，驱逐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囯内战争的硝烟磨炼出了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布琼尼、铁木辛哥等一群杰出的统帅，他们在战后把苏联红军打造成一支正规的现代化武装力量。二战爆发后，被斯大林折腾得虚弱不堪的苏联红军没有被打垮，竟然独力抗击了法西斯德军达三年之久，从被动转为主动，并涌现出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等新一代统帅。世界军事史册将会永远记载着，决定人类命运的几次大会战就是这支军队打的。他们打过史上最辉煌的胜仗，也打过史上最凄惨的败仗。卫国战争初期曾经一溃千里，狼狈不堪，但很快重整旗鼓，高歌猛进。而在另一面，苏联红军一路解放的各国人民也会记得，这支军队视他国人民的财产妇孺如当然的战利品，军纪之坏也是出了名的。在军事爱好者眼中，苏联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神秘的、可怕的、难以琢磨的武装力量，我们这一代人无缘见识他们的风采，只好从大量的苏联战争小说以及像《红肩章》这样的军校小说中了解苏联红军的秘密。 　　 　　伊裘姆斯基：《红肩章》 　　 　　在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海量苏联小说中，《红肩章》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这本厚厚的长篇小说由于描写的是苏联青少年的军校生活，让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少男少女们大感兴趣，以致多少年之后，当年的那一代青少年读者还能津津有味地回忆起书中的细节，诸如军校少年情侣在雪中散步的沙沙声、军校老师批判告密者、“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等等。《红肩章》以1943年创建的苏沃洛夫军校为背景，讲述一群少年军人在军校里的成长历程，如何在军校老师的教导培育下，从不懂事的娃娃锻炼成为合格的军人，如何克服缺点，磨炼意志，培养勇敢、坚韧、诚实的红军精神，书里还大量描绘了军校学员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友情和爱情，以及他们步入军官生涯后取得的业绩和对母校的怀念。在那个向往军人的年代，这部教科书一样的军校小说自然大受中国青少年的青睐，甚至有不少读者看过《红肩章》后立志报考军校，为保卫祖国服务。 　　 　　作者伊裘姆斯基（新版译作伊久姆斯基）生于1915年，1936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师范学院教育系，当了几年中学教师，战争爆发后志愿参军到了前线，曾担任步兵连长。1944年负伤后调任苏沃洛夫军校教员，在该校工作了七年，这段经历为他创作《红肩章》提供了大量素材。《红肩章》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改编成电影《同志的荣誉》，深受社会主义国家的读者和观众欢迎。1959年出版的《红肩章》只有前三部，80年代出的新译《红肩章》（蓝小石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包括了作者在70年代写的第四部。这本书篇幅很长，老译本700余页，新译本900余页，我想虽然当下的青少年不会有耐心去啃这么重而且不合时尚口味的砖头书，但至少应该了解苏联红军是怎么训练他们的下一代，怎么让下一代军人拥有优美的精神世界。 　　 　　除《红肩章》外，五十年代还有一部类似的中篇小说《继承人》（阿列克塞耶夫著，万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写的是几个新战士在和平时期的苏联红军中锻炼成长的故事，写了军人的战友之情，以及如何揭露一个品德败坏的人。不打仗的军队没有故事，写和平时期的部队生活很难出彩，这一本也不例外，比较乏味。 　　 　　巴列霍夫：《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 　　 　　顾名思义，《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这是一部描写苏军远东战役的小说。结果了希特勒后，苏军抽调欧洲战场的部分主力部队挥师东进，直指盘踞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没有准备完毕即在美国投下原子弹的两天后发起突然进攻，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苏军几路并进，长驱直入，几天工夫就摧枯拉朽地收拾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精锐关东军，解放了东北全境，此外还有占领了朝鲜北部，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对苏军来说，更重要的是收回了旅顺口，彻底报了1904年的一箭之仇。《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描写苏军一个侦察连在东北战场上的活动，故事、人物、情节、文笔都很一般，甚至可以说写得很烂。作者从没听说过，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这位巴列霍夫是何方神圣。 　　 　　在东北那几个大城市的显眼处，都矗立着雄伟的苏军解放纪念碑，上面不是飞机就是坦克，或者是举着苏联国徽的苏军士兵。这些纪念碑就是苏军“到此一游”的见证，每次看到看到这些飞机坦克，心里总是感到沉重和郁闷，总会联想起雅尔塔会议的满天要价和罗斯福大方的妥协，想起外蒙古的失去，想起国民党政府无耻的屈服，想起一车车运往苏联的工业设备，想起东北百姓受到的难言的屈辱，想起旅顺口直至1955年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想起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面对东北失地竟然无能为力，竟让外国军队来帮我们收复国土……这些苏军纪念碑是我们的光荣吗？绝对不是！苏联军队是为了所谓国际主义义务才进军东北的吗？当然不是！如此巨大的战利品，不过要分一杯羹而已，这不是什么秘密，在苏联众多的二战回忆录里，这是直言不讳的说法。像《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这类作品，只是这种说法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就说俗话说的，说的比唱的好听。 　　 　　此外，还有两部远东军事小说写得要比《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好，分别是：《在远东》（伊万诺夫著，易定山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以远东苏联空军部队为背景，描写日军侵占东北后和苏军的对峙与冲突，直至1945年进军东北为止。这部作品气魄比较大，文笔也好得多。《遥远的港湾》（扎伊采夫、斯古里斯基著，晋秀、吉洪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描写战后苏联远东海军的训练和生活，海军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军种，从《山岗上的篝火》到《遥远的港湾》，再到下一节要说起的《对马》，这些苏联的海军小说都写得别有一番风味。 　　 　　《红肩章》（伊裘姆斯基著，张馨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巴列霍夫著，易定山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6) 　　 62，《对马》和《旅顺口》 　　 　　1904～1905年，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沙皇俄国和日本打了一场血腥的战争，以日本完胜告终，俄国失去了旅顺口军港、中东铁路南段和库页岛南部。这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改变了两国的历史走向，日本胜利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开始一步步实现称霸东亚的野心，发动了一场场侵略战争，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而沙皇俄国则面临崩溃的边缘，在一次次革命的冲击下，终于迎来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对俄国人而言，日俄战争失败的屈辱深深地刻在他们心头，不管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不管是沙皇的臣民还是后来苏联的公民，不管是当年的格鲁吉亚青年斯大林还是对马海战的水兵普里波依，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一样的。二战末期，斯大林答应罗斯福挥师打击日本，未尝没有报日俄战争之仇的强烈心理动机。要了解这场战争，除了各种各样的史料外，两本著名的苏联小说《对马》和《旅顺口》也是必读的书籍，从中可以了解到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和“旅顺口争夺战”这两个关键战役的大致经过。 　　 　　诺维科夫-普里波依：《对马》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旅顺口，掀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以后几个月，俄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残部被封锁在旅顺港内，苦撑着等待援军。1904年9月26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上将指挥的太平洋第二舰队从爱沙尼亚塔林港起航，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注视下开往遥远的东方，俄国海军的精华力量几乎都在这支远征的舰队里了。经过大半年的航行，俄国舰队抵达日本外海。1905年5月27日，在对马海峡和埋伏的东乡平八郎联合舰队遭遇，打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海战。两天激战下来，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38艘战舰中21艘被击沉，9艘被俘，伤亡4800余人，连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司令官一共被俘6000余人，而日本海军仅损失3艘鱼雷艇，伤亡700余人。绕了大半个地球远道而来的俄国海军精锐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成了日舰的箭靶子，一败涂地，惨不忍睹。这场海战史称“对马海战”或“日本海海战”。 　　 　　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上将一起被俘的俄国海军官兵中，有一位“奥勒尔”战列舰的水兵，时年28岁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依。这位未来的作家经历了海战的全过程，目睹了俄国海军的覆灭。“跟对马海峡历史性战役有关的痛苦的体会，燃烧起他的意识和情感”，在生还的其他战友的协助下，普里波依在战俘营即开始收集目击者的证言，准备为这场海战留下一份文字的史诗。1928年，普里波依幸运地找回了失踪20年的文稿和资料，终于完成了自述纪实风格的长篇小说《对马》。这部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航程”讲述了俄国舰队南下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横穿印度洋，最后到达战场的征程，事无巨细地描写了俄舰队远航的方方面面。下部“海战”描绘了对马海战的过程，详尽分析了双方的战术，官兵的表现，以及俄舰队各舰的下场。这是一个现场参战者的观察和记述，触目惊心，惊心动魄，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虽然文字和布局不甚考究，但其清晰、简朴的风格自有独特的魅力。 　　 　　诺维科夫-普里波依，生于1877年，1899～1906年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1903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逮捕过，本来他所在的“明尼”号旗舰没有编入远航舰队，只是因为他的革命嫌疑而被临时发配到出征的“奥勒尔”号上，就这样参加了对马海战。普里波依从日本战俘营回国后，很快因发表关于对马之战的小册子而被捕，逃出后流亡海外好几年，期间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多与海洋有关，被称作苏联的海洋作家，甚至把他和凡尔纳、康拉德、杰克伦敦相提并论。普里波依的中短篇小说写得很出色，他的名篇《偷渡的人》、《副水手长的故事》、《潜水艇员》、《海在召唤》等结集为小说集《海在呼唤》（汤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文革后还出了一部普里波依的小说集《海上的女人》（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普里波依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作品当然就是获得1941年首届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对马》，这部作品凝聚了他经历历史性事件后的复杂感情，权威的看法是说《对马》“揭示了俄国失败的社会原因和海军将领的腐败”，我想这并不是普里波依创作这部作品的主要意图。 　　 　　斯捷潘诺夫：《旅顺口》 　　 　　日俄战争中双方争夺的焦点是辽东半岛南端的不冻港旅顺口，日军派出乃木希典大将指挥的精锐第三军围攻旅顺口，而俄军占据有利地形和工事节节抵抗，经过几个月的鏖战，两军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特别是著名的203高地争夺战，日军损失惨重，付出了极大代价才拿下这个制高点，架上大炮全歼了困守在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余部。旅顺口战役持续了329天，至1905年1月2日，俄守军投降，旅顺口落入日军之手。在俄军战俘中，有一位12岁的少年亚力山大.斯捷潘诺夫，此人就是苏联小说《旅顺口》的作者。 　　 　　斯捷潘诺夫生于1892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斯捷潘诺夫随他的父亲、炮兵上尉尼古拉.斯捷潘诺夫驻守在旅顺口，目击了旅顺口战役的全过程，并随父一起被俘。大概是血腥的战争场面给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撰写的《旅顺口》场面浩大，描写逼真，再现了这场大战的原貌。此书的故事、情节、人物、文字都算不错，对俄军下层官兵所谓“爱国主义精神”的描绘，对俄军上层军官腐败无能的愤恨，对俄军最终失败的惋惜，都叙述得颇为精致，因此得到斯大林的青睐。在斯大林收复了旅顺口，收回了沙俄先辈们在日俄战争失去的一切时，志得意满之际特别把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授予《旅顺口》，其司马昭之心就不必多说了。在我们中国读者看来，这本《旅顺口》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殖民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对中国人、中国领土、中国主权的蔑视和嘲弄随处可见，正如周恩来所言，这是一本坏书，彻头彻尾的坏书。 　　 　　《旅顺口》最早的中译本出自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7年出版，译者署名苍木，这位苍木就是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1937年年11月，指挥西路军作战失利的陈昌浩辗转回到延安接受“批评”，1939年随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此后一直滞留在苏联，直至1952年回国。1943年至1952年，陈昌浩在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旅顺口》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译作。建国后，《旅顺口》重印过两次，第一次是1954年的作家出版社版本，第二次是2000年的大连出版社版本，这两版都是以陈昌浩译本为底本，其中，大连版为评注本，较为完备。 　　 　　日俄战争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由世界列强争夺中国权益的战争，一场极度肮脏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事主的中国竟是个中立的旁观者，满清朝廷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为了争抢自己的财产和土地在自己的家园里大打出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屠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土主权被阉割！这种腐朽没落无能的政权，真让百年之后的国人也为之汗颜。在百年后的今天，阅读《对马》、《旅顺口》这样的小说，我们仍可以体会到当年鲁迅观看日俄战争电影时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永远不要重演。 　　 　　《对马》(诺维科夫-普里波依著，梅雨译，三联书店，1950) 　　《旅顺口》(斯捷潘诺夫著，陈昌浩译，作家出版社，1954) 63，《自由先驱》、《斯捷潘·拉辛》及其他历史小说 　　 　　在苏联作家群中，有一小批作家专心致志地从事历史小说的创作。在这些作家中，有几位是从沙皇时代走过来的高尔基同代人，这些老作家进入苏联时期后，大概是跟不上俄囯社会的巨大变迁，无法驾驭现实题材，因此躲进了历史的象牙塔里。这些历史小说或者拮取俄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或事件，或者从深刻影响过俄国历史的外国人物中取材，风格多样，成就斐然。可惜，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历史小说数目不多，有影响的作品中除阿.托尔斯泰的《彼得一世》（又译《彼得大帝》）、《对马》和《旅顺口》外，以下这几部也值得关注。 　　 　　福尔什：《自由先驱》 　　 　　《自由先驱》说的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故事，以被沙皇绞死的十二月党领袖彼斯捷尔的事迹为线索，描写一群沙皇俄国的贵族青年军官在欧洲启蒙思想的熏陶下转变为自由的先驱，他们与沙皇专制制度决裂，为推翻沙皇、在俄国建立民主自由制度展开了有组织的斗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虽然失败，但他们的英勇行为对以后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和革命运动有深远的影响。这部小说有条不紊地叙述了这段史实，深入描写这一群先进的青年贵族思想上的变化，秘密活动，起义的准备和过程，以及如何不屈地面对尼古拉沙皇残忍的惩罚，笔调类似一篇优美的历史散文，感人至深。 　　 　　作者福尔什（1873～1961）是一位将军的女儿，母亲早逝，她从小生活在军人的环境中，父亲去世后辗转于莫斯科、敖德萨、基辅等地学习绘画，190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革命胜利后专心于历史小说的创作。福尔什是一位很有才华和艺术品味的老作家，她写的历史小说相当多，可惜除了创作于五十年代的《自由先驱》外，没有看到其他作品的中译本。 　　 　　兹洛宾：《斯捷潘.拉辛》 　　 　　斯捷潘.拉辛是十七世纪俄罗斯农民起义领袖。1667～1671年，拉辛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曾经取得过一系列辉煌的胜利，最后在阿列克赛沙皇的精锐部队镇压下失败，英勇牺牲的拉辛成为民间英雄，难以计数的民歌和传说在民间流传，歌颂着他的光荣业绩。关于拉辛的传说一直是作家们追逐的热门的题材，兹洛宾的这一部长篇小说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把历史文献、传说、书信、民歌、神话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声有色地叙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 　　 　　兹洛宾（1903～1965）曾任中学教师，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他参加过卫国战争期间，曾一度被俘，60年代曾根据在战俘营的经历写过长篇小说《失踪的人》，反映苏军被俘战士与敌人的斗争。《斯捷潘.拉辛》发表于1951年，这部出色的作品让兹洛宾一举成名。据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记载，《斯捷潘.拉辛》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赞赏。在讨论1952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上，斯大林“谈到了这部小说的政治方面及其历史方面的真实性，接着又谈了小说的艺术成就，有好几分钟时间他一直在赞扬兹洛宾的小说，而且用了他不常用的的褒扬之词。他称这部小说是很有才气的小说，说作者是有才华的人，写了一部杰出的历史作品。”会议中有人提出兹洛宾在被德军俘虏期间表现不好的问题，让大家陷入沉默，此时斯大林踱来踱去，在紧张的气氛中不停地说着：“是饶恕呢……还是不饶恕？”重复了好几遍，最后他自己回答了：“饶恕了吧。”于是，兹洛宾的《斯捷潘.拉辛》被授予1952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在我国，《斯捷潘.拉辛》疑似只有上卷出版发行，没有见过下卷的踪影。 　　 　　谢列布里雅柯娃：《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以26岁以前的马克思为线索，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激荡的欧洲，从1831年的里昂起义写起，写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家人，马克思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黑格尔小组的活动，他和燕妮的爱情，在科隆、巴黎的生活，到女儿的小燕妮的诞生。众多风云人物在书里出现，恩格斯、海涅、布朗基……此外还有其他虚构的人物和事件，马克思家乡特利尔的风光和日常生活，欧洲思想界的乱像，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索等等，内容极为丰富，好像盛宴上的大餐，味道异常甘美。青年马克思，革命的欧洲，读来激动人心，让当年的读者颇有生不逢时之感。 　　 　　70年代早期，马恩列斯的事迹是我们必修的常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燕妮粉丝，号召我们都去读一读刚出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于是我们人手一本，惊诧于燕妮的美丽，甚至连海伦也让女生们羡慕，给马克思燕妮做保姆，多么幸福！当年有阅读渴望的马克思读物并不多，更好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因为是苏联人写的，只能在地下流传，很受艺术青年小圈子的欢迎，在尚存革命理想的年代，谁不想当青年马克思呢？可惜这本书在我手里过了一下，没等仔细看完就被强制归还了。1982年该书再版，赶紧买来通读一遍，珍藏至今。 　　 　　谢列布里雅柯娃（1905～1980）出身于革命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她的主要作品是描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普罗米修斯》，包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描写中年马克思的《盗火》（清水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和描写晚年马克思的《生命的顶峰》（潘新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为了写好马克思，谢列布里雅柯娃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生活过的地方采访，并访问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老人家，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长期的文献研究。她牢记高尔基给她的建议：“不要把马克思和列宁塑造成大历史的纪念像，更要把他们写成光彩夺目的真正的活生生的人。”从读者对她作品的反应来看，她做到了这一点。至少从当年的阅读老说，谢列布里雅柯娃笔下的马克思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马克思。 　　 　　除上述三部作品之外，还有两部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历史小说也拥有很多读者： 　　 　　老作家杨契维茨基（又名瓦西里.扬，1875～1954）的《成吉思汗》（邵循岱译，自由出版社，1955），描写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故事，是作者的《蒙古人的入侵》三部曲的第一部。80年代，其他两部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即第二部《拔都汗》（乌恩奇译，内蒙古出版社，1983）和第三部《走向最后的海洋》（陈弘法译，内蒙古出版社，1985）。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俄罗斯的历史，因此俄国人一直对此感兴趣，好像看成自家人一样，不过，这本书写的比较一般。 　　 　　格鲁勃夫（1892～1962）的《巴格拉奇昂》(黄远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描写俄罗斯军民抵抗拿破仑入侵的故事，巴格拉奇昂是库图佐夫元帅麾下的头号悍将，在19世纪初那场反侵略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部作品发表于1943年，正是卫国战争的艰苦年代，作者选择这个题材应该是为了激发苏联军民的爱国主义激情。 　　 　　《自由先驱》（福尔什著，主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斯捷潘.拉辛上卷》（兹洛宾著，周彤、曾宪溥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6)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谢列布里雅柯娃著，刘辽逸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64，《到格鲁曼去的道路》、《红湖的秘密》及其他探险小说 　　 　　探险小说是苏联小说中一个十分吸引读者的类型，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探险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本都趣味盎然、引人入胜，每一本都可视若珍品。按我的理解，这些探险小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探索大自然的秘密，征服未知地域的故事（20世纪以后，俄国人该征服的地方除北极外所剩不多，所以，这一类小说多集中在北极探险）。第二类为科学工作者征服科学未知奥秘的故事，第三类为第一、二类的结合，讲述科学家组成探险队，去勘探苏联宝藏的故事。在我们看到的苏联探险小说中，最出色的当属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探险家还是科学家的不朽业绩都给读者留下至深的印象。除了在前面少儿小说、惊险科幻小说中已经提到的若干作品之外，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探险小说还包括以下这些作品： 　　 　　《到格鲁曼去的道路》（巴吉金著，谢紫凌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到格鲁曼去的道路》讲述十八世纪的四个俄国航海家被困在北冰洋的格鲁曼岛整整六年，在这个荒岛上，他们克服了无数困难――“漆黑的北极之夜、残酷的暴风雪、可怕的坏血病、凶猛的野兽经常以死亡来威胁他们”，这四个勇敢的俄国人团结合作，以勤劳和智慧制造了生活必需品，在凶险恶劣的环境里生存了下来。这部作品是俄国版的《鲁滨逊历险记》和《神秘岛》，虽然没有这两部出名，但风格类似，精彩程度也类似，作者试图证明俄国人也有类似的品质，是这些前辈开辟了后代俄国人生存的空间，作者特别提到――“这四个勇敢的俄罗斯人的一切遭遇，有时虽然极不平凡，但并不是虚构的，甚至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类似的这些事件和危险经常追随这白海边航海家们的行动，他们是北冰洋上没有人知道的陆地的最初发现者和堪察者。” 　　 　　《红湖的秘密》（格拉切夫著，王学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红湖的秘密》是我早年读过并且非常喜欢的一部苏联小说，前不久又重读了一遍，居然找回了当年读这本书的兴奋感觉。这部小说讲述苏联在西伯利亚黑龙江流域勘探地质矿藏的故事。1936年，苏联有关部门以刚建立起来的共青城为基地，派出勘探队到周边山区开展地址普查工作。队长齐列姆霍夫斯基教授的女儿安纽塔和青年地质学家杜宾佐夫在原始森林中迷了路，这一对优秀青年临危不惧，历经艰险，终于发现了红湖的秘密，并抓到了反革命破坏分子。这部小说有一股迷人的浪漫情调，可以看作是一部探险言情小说，探的是自然之险，言的是征服自然的豪迈之情。在当年那个闭塞的年代，像这样可以激发读者内心渴望和想象的好书并不多见。 　　 　　《发明者的命运》（罗金著，叶冬心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发明者的命运》是一部科学小说，讲述沙皇俄国时代的科学家李西津发明了利用水和碳酸气制造食物的配方，但在旧时代却在各方势力的拉锯下历经波折，成果无法转化为生产力，科学家本人也受尽了磨难。1914年，矿山工程师李西津在一次矿井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李西津的继承者们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终于用李西津的配方制造出了人造淀粉。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非常长，从沙俄时代、革命时代、内战时代、斯大林建设时代、卫国战争时代一直写到战后重建时代，“书中突出的刻划了科学家、革命家、热情的大学生、渊博的教授、英勇的战士，叙述了许多紧张动人的故事：游击战争、流放流亡、矿井爆炸、实验室起火，暴徒怎样劫取发明的配方，科学家们怎样探索获得的试剂”……我保存的一本70时代的笔记本，上面零零星星抄了一些各种书里的精彩句子，其中有这样一句摘自《发明者的命运》：“暮色渐浓了，夜晚悄悄的来临。沙波瓦洛夫永远忘不了这一夜。后来，过了好多年，他仍旧能挺清晰地想起那布满天空中的乌云，那晚上在乌云后面闪烁着的一钩新月，以及那黑暗的泛着淡紫色似的、遍地积雪的草原。”记不得当初为什么迷恋这一句，现在看起来，这一句似乎和《百年孤独》开头那个名句有某种神似之处。 　　 　　《谢陀夫号在北极》（巴箕庚著，荪棪译，泥土社，1954）。这部自述体的小说来自真人真事，作者巴箕庚是苏联破冰船“盖奥尔吉.谢陀夫”号船长，他率领他的船员们深入北极地带做科学考察工作，如观察北极的气候、测量海洋的温度，测量冰的厚度等等，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船长巴箕庚因此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在这本书里，巴箕庚生动地讲述了谢陀夫号历时两年的探险经历，最后的结局是斯大林的亲切会见。有趣的是，这本书开头的人物表里，排在最前面的前三名依次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探险小说还有一些，比如《阿莱山上的巴思马奇》（鲁克尼茨基著，一之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远征队》（鲁加谢维奇著，李济生译，平明出版社，1953）和《找宝藏的人》（巴扬著，傅举晋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以上提到的这些不过是小说而已，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为俄国开疆拓土的探险家的自述，或是专门评述这些探险家、冒险家、侵略者事迹的书籍，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出了不少这一类的书，仅我记得的就有《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外贝加尔的哥萨克》、《阿穆尔边区史》、《俄国在远东》、《俄国在远东》、《征服中亚史》、《攻克瑷珲》、《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俄国海军军官在远东的功勋》等等等，看这些书让人心情复杂，有一种难言的恐惧与无奈。 　　 　　我小时候正是中苏交恶的高潮年代，那时候苏联修正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中苏战争曾经一触即发，危在旦夕。当时看着中苏地图总是不寒而栗――他们那一片土地太辽阔了，从巴伦支海到白令海，横贯欧亚，一望无际，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就好像远古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装甲骑兵说来就来，旋风般洗掠中原的百姓，那是中国几千年的噩梦。俄国人是怎么攫取到那一大片土地的？持续几个世纪的开疆拓土，无止境的扩张欲望和野心，强悍的和野蛮的扩张行动，勇敢、坚韧、百折不回的扩张意志。总之，扩张成了俄国人的传统，从这些探险小说和讲述俄国扩张史的书籍可以看出，这种进取扩张的精神流进了沙皇俄国人、苏联人以及未来俄国人的血液里。说到底，什么都是虚的，只有土地、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以及拥有土地的后代子孙才是实在的， 　　 　　回想1581年，叶尔马克率领他的800名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掀开了俄国人向东方进军的序幕，那一年是明代最后一个强人张居正逝世的前一年。此后，明帝国走向衰落，继起的清帝国也无法抵挡俄国人蛮横的步伐，以致几百年来，俄国人夺取的土地越来越多，而我们失去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今天，当我们遥望兴安岭外那一片曾经属于我们的土地，在谴责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之余，是否也该叹息，我们缺乏积极进取征服大自然的气质呢？ 65，《钢与渣》、《第涅伯河上的灯火》及其他生产建设小说 　　 　　1941年，法西斯德国大举侵略苏联，德军三路并进长驱直入，在德军的闪击攻势下，不过三个多月，苏军的精锐主力部队损失殆尽，被逼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苦苦支撑。希特勒洋洋得意地叫嚣：东方战事已经结束，斯大林已经完了！在那个严峻的时刻，全世界都在盯着苏联战局惴惴不安：苏联能顶得住吗？当时没几个人相信苏联有救，连斯大林本人都几乎丧失了信心。可结果却出乎人们意外，苏联不仅顶住了，而且独力和德军缠斗了整整三年之久。当苏军把德军打得败象已露时，才等到姗姗来迟的盟军第二战场。现在回头来看，是什么因素支持着苏联单独与德军鏖战了三年并反败为胜？我以为除了盟国的少部分物资援助外，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在战前十几年大刀阔斧建设起来的工农业体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斯大林夺取并且巩固了权力之后，立刻着手用强悍的手段开展大规模建设，到了二战爆发前，苏联的各项建设已初具规模，摇身变成一个众所瞩目的工业强国，够本打一场大战了。战前十几年里，诸如“工业化”、“集体化”、“五年计划”、“斯达汉诺夫运动”、“创造性劳动”等等时尚名词成了苏联社会的主题词。建设的风潮自然也拥进了文学领域，苏联建设的各个方面――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基础建设、交通建设、国防建设、能源建设等等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出了不少讴歌苏联人民建设成就的作品。在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建设题材小说中，除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几部著名作品――《水泥》、《索溪》、《时间呀前进》、《油船德宾特号》、《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外，以下这些作品也值得注意： 　　 　　《钢与渣》（波波夫著，移模译，时代出版社，1953；侯浚吉译，文化工作社，1953）。《钢与渣》描写苏联钢铁工人在卫国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在文革前颇为风行。战争爆发后，位于顿巴斯的一家钢铁厂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了支援前线，全力以赴投入生产，他们深知工厂炼出的每一吨钢都是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所必需的。当战线逼近顿巴斯时，工厂逼迫撤往乌拉尔，随同撤退的职工在乌拉尔的工厂继续加班加点，提高劳动效率，为战争炼出优质钢材，而留下的职工则参加地下组织的活动，与占领军和几个无耻的叛徒进行斗争。这部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优美动人的人物，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作者波波夫曾是一位钢铁厂的工程师，《钢与渣》是根据他在战时生活中的观察与体验创作出来的，是他的长篇处女作，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 　　 　　《第涅伯河上的灯火》（尤列柴斯基著，仲佛震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这部作品写的是著名的第聂伯水电站建设工程。1926年，苏联政府制定了电气化计划，决定率先在第涅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市兴建大型水电站。第聂伯水电站1927年动工，经过苏联建设工人历经五年的艰苦工作，于1932年竣工发电，这是苏联建设的第一个声誉卓著的大工程。《第涅伯河上的灯火》叙述了第涅伯水电站建设的经过，作者描写了火热的建设场面和建设者们火红的建设激情，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发挥集体力量和劳动智慧，历尽艰辛完成伟大的建设任务，其中还穿插了与阶级敌人破坏分子的斗争，以及几个优秀共青团员的成长。作者尤列柴斯基生于1888年，1908年即开始发表作品，影响不算大。第聂伯水电站竣工那一年，尤列柴斯基以《消息报》特约记者身份采访了工程现场，这部小说是他深入工地接触建设者们的结晶。除这部作品外，还有一部描写第聂伯河水利工程建设的长篇小说《被征服的河》（尤莱赞斯基著，徐家鹤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53）曾在中国出版过中译本。 　　 　　《巴库油田》（古谢因著，李济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20世纪上半叶，阿塞拜疆的巴库油田是苏联石油的主要产地（1940年曾经负担苏联石油年产量的71％），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城，几十年里都是苏联的命脉所系。《巴库油田》写的是阿塞拜疆青年石油工人的劳动生活，他们的学习、工作、劳动竞赛和业余生活，赞美了苏联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高贵品质。作者古谢因是阿塞拜疆人，本书是用阿塞拜疆语写成的。顺带说一句，巴库这个昔日苏联时期的石油圣地如今已经没落，石油年产量大概是现今原苏联地区整个年产量的零头。 　　 　　《未来从今天开始》（培尔采著，郑伯华等译，光明书局，1955）。这部小说描写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火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生活，两个青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研制成功高速切削法，并且普及了他们的成果，大大加速了生产效率。小说写了他们遇到的困难，和保守分子、破坏分子的斗争，以及他们这一群苏维埃青年工人在创造性劳动中品尝到的快乐，整部小说写的热情洋溢，充满了斯大林时代特有的幸福感。 　　 　　《我们切身的事业》（伏尔科夫著，刘光杰、夏宗易译，工人出版社，1954）。列娜是一位年轻的苏联姑娘，她来到一家商店当了一名清洁工，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见不得人，而是专注于工作，认真负责的完成工作，生怕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影响到商店的声誉。她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朋友，热爱自己的爱人，过得快乐充实。卫国战争爆发后，她克尽职守，更加忘我地劳动，和千千万万苏联苏联人民一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年头，默默的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她的真诚和努力，终于使自己的人生焕发出光彩－－她成了先进工作者，担任了领导职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小说歌颂了苏联普通劳动者的美丽心灵，写得真挚感人。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生产建设类小说还有这样一些，《一个伟大建设的开端》（加拉克姜诺夫、阿格兰诺夫斯基著，王仲年译，文化工作社，1953）、《第三代》（祖巴文著，万方泰译，作家出版社，1951）、《复兴顿巴斯》（格林著，叶至美译，文光书店，1953）、《火光》（卡拉瓦叶娃著，顾用中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基利贝也夫船长》（沙任著，邵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漫长的道路》（卡捷尔里著，黎群译，作家出版社，1958）、《白焰》（沙布柯著，陈复庵译，潮锋出版社，1954）、《车间主任》（普拉托希金著，种觉译，光明书局，1953）、《急骤的转弯》（列昂尼朵夫著，郭恕可译，时代出版社，1954）、《幻想实现了》（巴都里著，周爱琦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姐妹们》（穆赫塔尔著，衷维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七船岛》（奥西波夫著，高华译，时代出版社，1954）、《库斯尼兹克地方》（瓦洛辛著，韦丛芜译，文化工作社，1952；《库兹尼茨克》，朱周木译，中华书局，1954）、《亲爱的祖国》（萨扬诺夫著，华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硬质合金》（库兹涅佐夫著，北京编译社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店门大开》（阿尔古诺娃著，童新译，工人出版社，1957）……以上这些只是部分书目，这类作品是苏联小说的主流，就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批量地生产出来，数量非常可观，内容和形式也都有相似之处，总的来说质量一般，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详加介绍了。 　　 　　值得说说的是《店门大开》（阿尔古诺娃著，童新译，工人出版社，1957），这部小说写的是苏联商店售货员的众生相，一群落后分子如何变成先进的故事，笔调幽默风趣，轻松愉快，读这样的书让当年精神紧张的读者感觉很享受，所以至今有很多当年的读者还记得这部很不起眼的小说，记得当年是怎么喜欢这本书的，这算是一个苏联小说阅读史上的一个异数。 66，格拉宁：《探索者》 　　 　　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前线一代”作家登上了文坛，格拉宁、特里丰诺夫、阿斯塔非耶夫、田德里亚科夫、瓦西里耶夫，贝科夫、邦达列夫、艾特玛托夫……这批文坛新血显示了锐不可当的创作实力，成了战后苏联文学的主力部队。他们这一批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他们大多以普通士兵或者下级军官身份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考验，天天与死亡做伴，知道什么叫战争的残酷，他们对战争的观察与体验与那些走马观花的战地记者不可同日而语。2，他们登上文坛时，斯大林时代已经结束或行将结束，他们幸运地与“无冲突论”“粉饰现实”“阿谀媚上”等潜规则擦身而过，没有沾染上这些恶劣习气，因此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前辈们迥然不同。3，他们大胆触及了社会的阴暗面，不讳言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反思卫国战争的得失成败，真实描写战争的残酷一面以及战争中不为人所知的隐情，真实描写战争对苏联人民精神上的影响，这些内容是歌舞升平的斯大林时代难以想象和容忍的。 　　 　　可惜的是，这批新一代作家一直到80年代才在中国卷起一阵旋风，当他们成气候时，中苏刚好陷入冷战，文学交流戛然而止，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中很少见到苏联小说的踪影，因此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并不熟悉他们的作品。在这批作家的作品中，只有早期的两部长篇小说在50年代的中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即格拉宁的《探索者》和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 　　 　　先说格拉宁。格拉宁生于1918年，194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电机系。曾任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动力实验室和设计处主任工程师。卫国战争期间在苏军坦克部队服役，曾任坦克连连长。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作品大多与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内心世界有关，早期几部中短篇作品（《第二个方案》、《科尔沙科夫工程师的胜利》、《新朋友》、《亚罗斯拉夫.东勃洛夫斯基》）在中国不大为人所知，在中国引起反响是从他的成名作《探索者》开始的。 　　 　　《探索者》是格拉宁以他在动力研究所工作期间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他仔细研究了年轻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体验了他们的创新进取精神，还有他们在官僚主义盛行的现实环境中的挣扎与苦闷。作者的主人公洛巴洛夫是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年轻科学家，战争期间，他的战友曾为了检查电话线故障而牺牲，为此他决心研制出新的测定电话故障的定位器。为了这项发明，洛巴诺夫放弃了在学术界的大好前程，毅然来到电力管理局工作，就任实验室主任。洛巴洛夫就任后为改变实验室一盘散沙、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面貌，为了新定位器研制工作的开展，义无反顾地开始一场战斗，他的对手包括不习惯新的工作方式的下属，扯后腿的老同学，发明旧定位器的老科学家，阻挠新定位器研制的各级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严峻的矛盾和斗争从在学院里设计定位器开始，步步深入，一直延伸到了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然最后所有矛盾都解决了，洛巴诺夫在斗争中得到了成长，也收获了爱情。 　　 　　1954年，《探索者》问世时，正是苏联社会春回大地的解冻时节，以往的禁忌烟消云散，那个时候问世的作品显示出了与斯大林时代格格不入的景象。在《探索者》中，格拉宁所描写的苏联社会不仅是主人公洛巴诺夫想象不到的，也是我们读惯了斯大林时代文学的中国读者所陌生的世界。洛巴洛夫的遭际和斗争，对手不仅仅是经不起风浪的群众，维护个人利益的老同学上级、老科学家，墨守成规的各级官僚主义者，更是苏联社会的管理控制体系以及斯大林执政多年所留下的歪风邪气。当然，格拉宁写作《探索者》时，苏联社会还没有完全从斯大林时代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本人也不可能跳脱出风行几十年的创作习惯。打个比方，格拉宁设计了多条线索，淋漓尽致地渲染了主人公改革事业的困境，矛盾之尖锐，斗争之激烈，内心之煎熬，实不比真实的战场差多少。当层层累积的戏剧性冲突到了高潮时候，所有的一切居然都迎刃而解了。细细品味，问题的美满解决并不是真实的逻辑，而是作者想当然的操弄而已。换句话说，作者忙了半天，本想做一顿饺子宴，和好了馅儿，擀好了皮儿，却不会包或包不好或不敢包饺子，结果煮成了一锅面片儿汤，感觉味道怪怪的。 　　 　　不过总体说来，《探索者》不失为特定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正如出版方所总结的那样：“作者通过主人公洛巴诺夫的工作和生活，刻画了一个性格优美、有创造思想和钻研精神的青年科学家的形象，并有力地讽刺了那些官僚主义的领导干部，和他们对科学和人民的漠不关心；此外还说明了他们不良的领导作风给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危害。这部小说富有生活气息，人物性格鲜明，描写生动细腻，在1955年出版后，苏联文艺界一致认为是一部难得的杰出作品。” 　　 　　70年代末苏联小说解禁之后，格拉宁在《探索者》之后创作的作品大部分都已介绍到中国来，最早的一部是描写生物学家柳比歇夫一生事迹的中篇传记小说《奇特的一生》（侯焕闳、唐其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该书的写法也比较奇特，融文献总结、传记、散文、小说于一炉，作者称之为文献散文。长篇小说《一幅画》（张秉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发表于1980年，通过一幅画的流传反映苏联城市改造中如何保护文化景物以及引起的道德冲突，影响很大。其他作品还有：揭露学术界不正之风、探讨知识分子道德问题的中篇小说《同名者》（石公、沙端一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描写卫国战争期间一位女政委悲惨命运的中篇小说《克拉芙吉娅.维洛尔》(收入《同名者》内)；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锻炼成长的长篇小说《婚后》（王秉楠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发表于60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代表作《驯雷记》（冯昭玙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描写一位生物学家一生遭遇的《强者》（范娟、佟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其他中短篇作品《异城情雨》、《建立塑像的地方》、《方坦卡街上的一幢房子》等散见于80年代出版的苏联小说选集中。 　　 　　在格拉宁的这些作品里，我们了解到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他们的追求与困惑，他们与苏联社会体制的冲突与妥协，以及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过《探索者》之后，读者或许以为随着苏联气候的进一步回暖，格拉宁以后的作品会更加锋芒毕露，其实不是这样，格拉宁此后的创作反而收敛了锋芒，更加内敛深沉，风格更加朴实自然。读他的作品，刚开始会觉得平淡乏味，一旦读进去后，就会觉得颇像黄蓉给洪七公做的那道炙肉条，诸味纷呈，变幻多端，直如武学高手招式之层出不穷，人所莫测。 　　 　　《探索者》（格拉宁著，岳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67，特里丰诺夫：《大学生》、《滨河街公寓》 　　 　　最早注意到特里丰诺夫，大概是1975年或者1976年读到他的中篇小说《交换》，如果记得不错的华，应该是在《摘译》上看到的（《摘译》是四人帮时期上海出的期刊，从1974年出到1976年，分为外国自然科学哲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外国文艺三种，每期发表一些苏联和西方的新作品加上气势汹汹的批判文章，当时颇为风行，大家都是冲着那一点供批判用的外国文字去的）。《交换》描写一对夫妻趁母亲病危之机，费尽心机利用一切关系和手段试图扩大住房面积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作为苏联变修、苏联人民也变修的反面活教材提供给中国读者的，但中国读者却从中发现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诸如走后门，拉关系，利用权力谋点小私小利等不正之风。当时这类苏修小说出了不少，《交换》在其中并不算特别突出。过了几年，当我得到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品读再三，不仅叹为观止，大为折服，从此把特里丰诺夫封为偶像，景仰至今。 　　 　　在前线一代作家中，特里丰诺夫是最早在中国出名的一位。1952年，他的成名作《大学生》中译本问世，在中国青年读者特别是大学生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一时洛阳纸贵。蓝英年先生这样回忆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有谁没读过苏联小说《大学生》？我是1953年读的，那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我们读得如醉如痴，在教室里读，在宿舍里读，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一次我从西直门乘公共汽车返校，车上两名北大女大学生热烈谈论书中的两位主人公瓦吉木和谢尔盖，批判谢尔盖的个人英雄主义，称赞瓦吉木的集体主义精神。”（《从“大学生”到“滨河街公寓”》从蓝先生的叙述可见，《大学生》在当年是如何受到欢迎，以多么强劲的力道震撼了中国的大学生们。 　　 　　《大学生》的中译本出自汝龙先生，作者名译作特里佛诺夫，书里附有费定、叶尔米诺夫等四位名家的书评以及“关于作者的生平”，“作者生平”把特里丰诺夫说成是“莫斯科的一个办公室工作者的儿子”，这是不确的。尤里.特里丰诺夫生于1925年，1981年去世。他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红军的高级将领，1937年大清洗时被捕，1938年蒙难。那一年特里丰诺夫才13岁，之后他带着人民敌人的出身标签由亲戚抚养长大。在前线一代作家中，特里丰诺夫是比较少见的没上过前线的一位（或许是没通过政审的缘故），卫国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飞机制造厂工作，当过工人和厂报记者，1945年考入高尔基文学院，194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学生》，从高尔基文学院毕业。 　　 　　《大学生》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接着又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特里丰诺夫从此一举成名。不过据说当时斯大林曾问过，这是不是那个特里丰诺夫的儿子，小说写得真好吗？两个问题都确认了后，斯大林亲笔把特里丰诺夫的名字从原定的一等奖划到了二等奖的名单里。这个典故来源于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与事实有点出入，当年《大学生》排在全部24部获奖作品名单的倒数第3名，即三等奖第11名，这个排名估计和他的出身有关。在我看来，《大学生》虽然带着浓厚的斯大林时代色彩，但比起排在前面的那些作品可是强太多了。 　　 　　《大学生》以战后的苏联大学为背景，讲述两个从前线复员归来的青年大学生之间的冲突，全景式地描绘了苏联高等院校以及大学生的生活画面。复员军人瓦吉木.白洛夫归来后进入师范学院学习，跟他的中学时代的好友塞尔盖伊.巴拉文同班。白洛夫为人正直，爽朗热情，为了实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愿望，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刻苦学习，堪称苏联青年一代的表率。巴拉文聪明伶俐，才华横溢，但名利思想严重。小说着重写了巴拉文的论文事件，为了获得奖学金，巴拉文不惜采用下作手段，从女友的表哥处借来一篇论文的草稿，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文章发表，名利双收。他还多方钻营，阿谀奉承一位不喜欢当代苏联文学的教授，当他得知这位教授的观点将在反世界主义的浪潮中被批判时，又立刻反戈一击以邀首功。当然，在党团组织、白洛夫和其他同学的批评帮助下，巴拉文逐渐认识到自己走了弯路，改正了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干扰，跟上了同学们前进的步伐。 　　 　　这是个光明的结尾，但显然不是特里丰诺夫的本意。很多年之后，特里丰诺夫在谈起这部成名作时说：“对这本小说我有一种纯属个人的、复杂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不够客观的态度。……这本小说我现在连一页也不想读了”。如此悔其少作，全面否定自己青春时代呕心沥血创作出来并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作品，一定有足够的理由。完整地观察特里丰诺夫笔下的巴拉文，从此人的言行举止、品格、操守、心理动机、所作所为看，这是个完完全全的市侩。也就是说，远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不仅存在这类利己主义者，而且存在这类人生存的环境和土壤，特里丰诺夫敏锐地注意到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这类人物，并勇敢地写了出来。巴拉文是特里丰诺夫后期“莫斯科小说”中一系列市侩形象的原型，只不过后期的市侩人物不再像巴拉文那样改邪归正了。特里丰诺夫违心地粉饰了一下斯大林时代的“市侩”，这大概是他再也不想读《大学生》的原因之一。 　　 　　在《大学生》里除了白洛夫和巴拉文之外，还写了一群来自苏联各地各民族的大学生，这些战后和平生活中的苏联男女大学生，各有各的生活准则和目标，各有各的理想和爱好，作品写了这个大学生班集体的学习生活和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如何争论学术课题，如何到工厂开展文化活动，如何参加义务劳动，如何互相帮助，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当然还写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情生活。特里丰诺夫或是浓墨重彩尽情渲染，或是寥寥几笔白描勾勒，无不写得真切感人。 　　 　　和斯大林时代的其他作品一样，《大学生》也安排了一个歌颂斯大林的结局：白洛夫和他的同学们参加五一节游行时，看到了站在检阅台上的领袖，听到了斯大林的热情问候：“苏联的大学生万岁！”，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则高声回答：“光荣归于斯大林！”此时，白洛夫非常激动：“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在这里送我走――送我到前线去！那时候我参加军事检阅，我是轻机枪手……现在，我就要毕业了，去工作了，斯大林又送我走！――他送我去过和平劳动的生活！”......这样的安排是那个时代获得官方认可所必须的，特别是特里丰诺夫这样出身的人，更是不得不如此。特里丰诺夫虽然没有明说，读者可以理解他深以为耻的心情，这大概是他此后再也不想读《大学生》的另一个原因。 　　 　　对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大学生》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在那个亲苏的年代，苏联的一切都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人民羡慕和向往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渴望像苏联人那样学习、劳动和生活。《大学生》里苏联大学生热情洋溢的精神面貌，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风采，诗意盎然的大学生活，浪漫迷人的爱情，这些内容至今读起来都很动人，何况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呢？《大学生》和中国读者见面后，如蓝英年先生所述风靡全国校园的盛况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美好的、有活力的苏联大学生活，洋溢着“灿烂的青春和活泼的精神”的苏联大学生，怎么能不让当年的中国的大学生们神往不已？ 　　 　　在《大学生》之后，特里丰诺夫在五六七十年代创作的作品包括描写土库曼运河工程的长篇小说《解渴》，描写父亲革命生涯和悲惨遭遇的纪实小说《篝火的反光》，描写19世纪俄国民意党人活动的历史小说《急不可耐》以及一些体育题材的小说，据说这些作品价值不大，没有进入中苏交恶后我国内部出版机构的视线。自《交换》开始到80年代初，特里丰诺夫享有盛名的“莫斯科小说”系列――《交换》、《初步总结》、《另一种生活》、《长别离》、《滨河街公寓》都已译成中文，晚期的重要作品《老人》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印行10万余册。这些作品是特里丰诺夫创作生涯的精华，其中以《滨河街公寓》最为杰出。 　　 　　《大学生》（特里佛诺夫著，汝龙译，平明出版社，1952） 　68，特里丰诺夫：《大学生》、《滨河街公寓》（续一） 　　 　　从1953年到1982年，苏联人民经历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统治时期，度过了相对稳定的30年，史家称之为苏联的停滞时期。差不多同时，《大学生》之后的特里丰诺夫也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尽管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但表现平平，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到了60年代末，特里丰诺夫终于找到了准星，从1969年到1976年，接连创作了五篇描写莫斯科小市民生活的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老人》，这些作品震惊了苏联文坛，持续引起巨大的争议，余波也荡漾到了中国，让特里丰诺夫拥有了新一代中国读者。 　　 　　《交换》（《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甜蜜的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另一种生活》，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是“莫斯科小说”的第一部，奠定了整个系列小说的基调。《交换》细致入微地叙述了莲娜夫妇换房的经过和心理活动。作品里的莲娜是苏联小市民社会的代表性人物，她长年拒绝和婆婆同住，婆婆病危时却迫不及待地来“孝顺”，目的不过是用婆婆的房子给自己换一套宽敞一些的两居室住宅而已，这位莲娜深谙在现实社会生存的技术，除了婆婆的房子，她为自己为丈夫为孩子谋取好处也不手软，各种人际关系、资源在她手里交换来组合去，成为她幸福生活的润滑剂。而他的丈夫尽管良心受到谴责，却不由自主地成为莲娜的同谋，陷入一张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中。莲娜和她的丈夫是两类不同的人，前者是善于专营的富有进取精神的市民生活主流英雄，后者是虽不心甘情愿却无可奈何地屈服于主流的边缘人，作者设计的这两类既对立又合流的人物将在其他“莫斯科小说”中陆续出现。 　　 　　《初步总结》（《甜蜜的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苏联小说集》，新华出版社，1985）以在外地疗养的翻译家甘纳吉自述的方式，用意识流闪回的手法讲述他和妻子丽达、儿子基里尔的冲突与妥协。他的妻子丽达在几个神通广大的朋友影响下变成了一个莲娜式的人物，热衷于一些稀奇古怪的行为，让甘纳吉难以忍受；而他的儿子基里尔靠母亲的活动进了大学，冷漠自私，游手好闲，也让甘纳吉失望之极。与妻子儿子格格不入的甘拉吉愤而出走，小说通过甘拉吉的回首与反思，入木三分地描绘了一幅苏联知识分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景象，以及一反传统小说模式的结局――甘纳吉无法摆脱家庭生活的束缚，重新回到妻儿的身边，继续过着混混噩噩的日子，他的愤怒、反抗与沉重的思考终久敌不过世俗世界的强大。 　　 　　《长别离》（《长别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苏联小说集》，新华出版社，1985）讲述的是青年演员廖利娅的私人生活史，她和很有社会能量的著名剧作家斯莫利亚诺夫保持着暧昧关系，在能人的扶持下，她得到了一切――女主角、掌声、名气、物质享受‘飞黄腾达的美妙生活，她也随之从一个默默无名、品格高尚的人变成了一个大名鼎鼎、低级趣味的人。相形之下，同为剧作家的廖利娅丈夫格列勃诺夫就太狼狈了，剧本的冷遇，妻子的外遇，丈母娘的白眼，让这位丈夫忍无可忍，终于做出了选择－－与妻子、与以往的生活永久的别离。一对从学生时代就相爱的夫妻，一个建立十几年的模范家庭，就这样在现实社会里无可避免地崩溃了。 　　 　　《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生活》，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通过一位中年妇女奥尔加回忆已故丈夫往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沉重的故事。奥尔加的丈夫谢尔盖是位历史学者，品格端正，不愿与学界的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因此奋斗多年一事无成，最后不堪重负而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奥尔迦虽然爱丈夫，却无法理解丈夫的思想和行为，无法接收失败者的命运。小说在奥尔迦的追忆中徐徐展开：她与谢尔盖的婚姻、事业、家庭矛盾和冲突，还有在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苏联菁英分子，这些菁英过着她想过的另一种生活，对奥尔加来说，“另一种生活”只是一场梦境。这部作品弥漫着一股阴暗凄迷的情绪，深入剖析了正直的苏联知识分子在停滞时期的生存困境，同时对占据社会要津的主流势力的批判也比前几部作品更为犀利。 　　 　　这四部“莫斯科小说”陆续发表后，在苏联文坛激起了一阵阵波澜，每本书的出版都伴随着一片争议之声，尽管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却总有官方学人指责特里丰诺夫歪曲了苏联现实，把苏联社会苏联人民写得太阴冷残酷，反面人物太多了，没有如实描写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的光明面，没有代表性。对此，特里丰诺夫曾经这样答复：“作家的任务在于创作出涵义广阔、内容丰富多彩的作品，我就是想从各个方面、更加复杂地描写出那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过着小康生活、被称作市民的那个广大阶层。这些人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上层人物。这些人是普通职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工作者、工程师、家里和别墅的邻居，或者只是熟人而已。我试图反映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机的表现。我在他们表现其利己主义、沽名钓誉、贪财好色、诡秘狡黠的一刹那，便一把抓住他们……这里，我必须立即说明，所有这些缺点丝毫不会使我震惊，因为我十分清楚，这些都是那种一时难以消除的普遍性的缺点。” 　　 　　我以为，特里丰诺夫的反驳并没有抓到要害，那些苏联评论家的言外之意是，苏联官方在大力弘扬什么什么道德什么什么理想，因此苏联人民的觉悟都很高，苏联社会不可能存在那么多市侩。以当下的经验回头看，当年苏联评论家们对特里丰诺夫的指责显然没有说服力，从后来苏联和我国学界对“莫斯科小说”的评述来看，基本上认可了特里丰诺夫作品的真实性，认可了作家笔下系列“市侩”形象的典型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学界大多对这些“市侩”持程度不同的负面评价，诸如“道德沦丧”、“丑恶冷酷”“厚颜无耻”“阴险毒辣”等标签任意地贴在这些已经定性的“市侩”的身上。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对特里丰诺夫在最后一部“莫斯科小说”《滨河街公寓》中塑造的格列波夫而言，这些标签已不尽适用，这个人物之复杂之诡秘之神奇，完全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所谓“市侩”。 69，特里丰诺夫：《大学生》、《滨河街公寓》（续二） 　　 　　特里丰诺夫曾经这样概括他的创作理念：“不论在中篇小说里，还是在长篇小说里，我都力求达到大容量和高浓度，即在不大的篇幅中尽量表达出最丰富的内容。……在心理刻画、报道、描写、性格塑造和思想表达等方面都要达到高浓度。”发表于1976年的中篇小说《滨河街》就是一部典型的高浓度小说，这部正文只有188页，11万2千多汉字的中篇小说是如此的厚重，容纳了如此之巨大的信息量，丰满、芜杂而又和谐。好小说所应包括的元素都在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了，如果把我喜爱的苏联小说开列一个排行榜，《滨河街公寓》无疑排在第一位。 　　 　　《滨河街公寓》最早出现在中国是1978年的内部发行版本，当时无缘见到，一直到1983年才得到公开发行的版本，读了头几页即被征服，一直到今天翻来覆去不知研究了多少遍，越读越觉得深不可测，无法完全领略这部作品的全部魅力。好的小说能提供给读者阅读期待之外的惊喜，读特里丰诺夫的作品，特别是《滨河街公寓》，出人意料的惊喜层出不穷，给读者一种绝对的震撼，整部作品如同里面的人物格列勃夫一样复杂、诡秘、神奇，时间跨度之长，人物之多，情节之繁复，细节之精致，叙事手法之新颖，如果要仔细剖析，就算写出超过原作篇幅几倍几十倍的文字也未必可以说清楚，绝非一篇简介性的短文所能胜任，这里尝试从作品里的几个人物入手，简单说一说。 　　 　　人物之一，格列勃夫，《滨河街公寓》可以看成这位格列勃夫先生的人生史或者发迹史。小说刚开始，1972年的中年格列勃夫是个飞黄腾达的苏联上层知识菁英，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倒退回30年代，12岁的格列勃夫外号“圆面包”，一个望着滨河街公寓（专供高干高知居住的高级公寓）留口水的平民之子，一家三代住在鸽子笼似的小房子里，滨河街公寓里上等人的神通广大和阔绰舒适的生活是他羡慕不已、可望不可及的。不过几十年，风水轮流转，如今的格列勃夫搬进了滨河街公寓，成了苏联社会显赫的上流人物，这全靠他的一身非凡的本领：攀缘附势、见风使舵、损人利己、不择手段、投机钻营、贪得无厌、巧言令色、始乱终弃……这么多恶劣的品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苏联文学中并不多见，而这个为了出人头地可以背叛所有人的典型“市侩”，居然成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英雄！真是莫大的讽刺。《滨河街公寓》问世后，很多官方评论家甚至作协领导群起攻击特里丰诺夫歪曲现实，其实正好从反面证明特里丰诺夫所言不虚，反证了格列勃夫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十数年后苏联土崩瓦解，不正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蛀虫格列勃夫们搞垮的吗？那些领导那些评论家今安在？ 　　 　　人物之二：廖夫卡。这个人物是作为格列勃夫的对照物出现的，小说开始时，格列勃夫偶遇的廖夫卡落魄、潦倒，形同流浪汉，退回30年代，同样12岁的廖夫卡因为有厉害的无所不能的继父，住着高级公寓，吃香的喝辣的，要啥有啥，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到了大学时代，廖夫卡更是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样样比穷酸的格列勃夫强。按廖夫卡的身价来说，这个斯大林时代特权阶级的宠儿只是众多类似宠儿中的小角色，上不得台盘，竟然就敢这么横，其他大宠儿会如何那是可想而知了。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继父们的垮台，廖夫卡失势了，没落了，把舞台连同滨河街的公寓让给了新贵格列勃夫之流。回过头来观察，这两人有区别吗？新特权阶级格列勃夫们蛀垮了苏联，换了老特权阶级廖夫卡们，苏联岂不是跨得更快？ 　　 　　人物之三：甘丘克教授。甘丘克曾经是斯大林时代的大人物，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著名文艺理论家参加过20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为苏共整肃文艺界立下过汗马功劳，可在战后的权力斗争中却败于敌手的陷害，败于准女婿格列勃夫的背叛，家破人亡，孤苦一生。小说最后，风烛残年的甘丘克去墓地探望女儿索尼亚的场景，我以为是苏联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段落，凄婉阴暗的场面让读者心动不已，更让读者思索这位个性鲜明的学者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生。每当读到这一段，总是想起伟大的巴赫金，巴赫金如今声名显赫，却很少有人知道巴赫金的人生之路多么坎坷曲折，与同时代人甘丘克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人物之四：“我”。《滨河街公寓》的叙事手法采用全知叙述者和第一人称叙述者交错出现的方式，这个“我”是格列勃夫、廖夫卡的童年伙伴，晚年甘丘克的友人，无名无姓，目光敏锐。在“我”的叙述段落里，关于这一群滨河街少年生活细节的描述最为吸引人，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生动幽默，现场感十足。我想，这个聪明睿智的“我”正是特里丰诺夫的化身，书中这一群12岁的少年映射了特里丰诺夫最深切的记忆。1937年，特里丰诺夫的父亲被斯大林逮捕入狱，那一年，特里丰诺夫正好12岁，从高干子弟的云端瞬间跌入了反革命后代的谷底，此后的漫长岁月，多少世事变迁世态炎凉从他眼前经过，“我”看透了格列勃夫的虚伪，看透了廖夫卡的平庸，看透了甘丘克的悲剧缘由，估计也看透了苏联社会的真实一面。 　　 　　《滨河街公寓》有意思的人物还有很多，比如苦命的教授女儿索尼亚，热衷锻炼意志的少年安东，廖夫卡有能耐的继父舒列普尼科夫，甘丘克的对手德鲁嘉耶夫……苏联社会各个时期各个阶层各式各样的人物你来我往，纷纷登场，个个栩栩如生，共同上演了一场人性善恶的精彩大戏。关于这部小说的主旨，后来有不同的解读，有人借格列勃夫的形象解读为反市侩小说，有人借廖夫卡的形象解读为反特权小说，有人借作品的谴责意味解读为反苏小说，这种简单的归类法并不能概括《滨河街公寓》的丰富内涵。从文学欣赏角度看，在这部小说中既可以领略托尔斯泰式的博大与精深，又可看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复调与对话小说的神采，此外更多的是继承了契诃夫平民小说与日常生活小说的传统，有对苏联“生活现象和时代现象”的关注与批判，也有对苏联社会形形色色小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在叙事方式上也做了恰到好处的创新，整篇小说凝练、充实，几无废话，弥漫着优雅迷人的诗意情调，给读者以纯粹的艺术享受和满足。 　　 　　特里丰诺夫的其他作品中，《老人》（张草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发表于1978年，中译本在80年代初的中国颇受欢迎，这部小说从一个老人的视角，以两条平行的线索交叉讲述发生在苏联时期红军的一件冤案和当代苏联的几个市侩围绕一栋别墅的争夺战。在这部作品中，特里丰诺夫关注的视野更加广阔，思想容量更大，批判意识更强，叙事手法也更加复杂，不过相对于“莫斯科小说”来说，《老人》穿梭于两个时代的叙述似有脱节之嫌，不如《滨河街公寓》那样历史和现实浑然一体，《老人》中被批评家集中注意的现代市侩形象，也是“莫斯科小说”中与读者见过面的，新意似也不够。 　　 　　另一部长篇小说《时间与地点》是特里丰诺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描写一个青年作家在苏联社会的遭际，此书只闻其名，不见其影，在80年代上半叶的苏联小说出版热潮中，这一部《时间与地点》没有顺风出版，从此杳无音信，至为可惜。 　　 　　随着一批回归作家的重新发现，特里丰诺夫这样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作家不再有人关注，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小说成了昨日黄花，特里丰诺夫和他的作品更是被遗忘了，像《滨河街公寓》这样不世出的绝代小说，价值被严重低估。如此杰出的作家，如此杰出的作品，遭受这样的冷落实在很不公平。 　　 　　《滨河街公寓》（特里丰诺夫著，王燎、蓝英年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70，《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我们的夏天》及其他学生小说 　　 　　多年以前，我在图书馆翻阅过一本民国时期出的画册，内容是40年代的苏联大学生活。从几十幅图片中看到的苏联男女大学生，或严肃认真，或笑容可掬，个个朝气蓬勃，人人开朗明媚，这些苏联大学生是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在那个中苏友好的高潮时期，苏联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神秘，那么的美好，那么的让人向往，大家恨不能一步迈进苏联式的天堂。而在当年的中国青年学生眼中，苏联大学生的风采更是令人迷恋、崇拜、神往，一批描写苏联大学生和中学高年级学生的小说不胫而走，满足了人们对苏联校园生活的浪漫想象，自然很受欢迎，除了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别克与洛依柯的《年轻人》这两部佳作之外，下面这些作品也是当年的热门读物。 　　 　　多勃罗沃尔斯基：《三个穿灰大衣的人》 　　 　　《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五十年代的那一代中国青年读者，这部描写战后大学生活的小说与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齐名，甚至比《大学生》还要有影响。所谓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是指战争结束后穿着苏军灰色军大衣复员的三个战士，他们从前线归来，走入向往已久的和平生活。小说以大学生维克多为中心，以优美纯净的抒情风格描绘了战后年轻一代的生活画面，写了他们的学习、工作和丰富多彩的课余业余生活，写了他们的感情世界，他们的爱情、友情和亲情，写了他们的品格和情操，写了战后苏联社会的种种风貌，写了苏联人民积极进取重建家园的情怀，整部文笔细腻质朴，真挚动人，散文诗般的抒情段落比比皆是，仿佛一股清澈的情感小溪流入读者的心头，给读者纯粹纯粹的文字美的享受。 　　 　　多勃罗沃尔斯基生于1918年，1941年从哈尔科夫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就上了战场，战后归来以穿灰大衣人的身份撰写了这部大学生小说，与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交相辉映。我以为相对而言，《大学生》以厚重取胜，《三个穿灰大衣的人》简洁凝练，胜在轻灵，读起来更加顺畅舒服。整篇小说流动着诗意之美，如果有朋友要见识一下苏联的顶极小资言情小说，首选应该就是这部《三个穿灰大衣的人》。 　　 　　乌思宾斯卡娅：《我们的夏天》 　　 　　《我们的夏天》名气不大，意思却很大。关于这部作品的内容，中译本的“内容介绍”概括得很精确：“本书描写莫斯科大学生物学院的学生，暑期在树林子里所进行的许多有趣的活动。他们在老布尔什维克教授的领导之下，专心研究各种兽类、鸟类和昆虫的生活，努力改善牠们的习性，来为人类谋幸福。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只知钻在实验室里做无益于人类的实验的科学家，以及高高再上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分子。通过与自然界及落后人物的斗争，本书同时生动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接触了许多青年人学习、生活、恋爱和思想上的问题”。这里简单地提一下，据我查阅的资料，苏联的高等院校很注意培养学生的革新和创造能力，鼓励学生们参加实习活动，或者参加知识性探测性的远行，鼓励学生们组织研究小组，大胆地从事科学研究，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们毕业之后可以解决实际问题，成为有用的人才。《我们的夏天》把苏联大学生的这种课外活动写得生动活泼，饶有趣味，与我们所习惯的填鸭式教育模式很不一样。 　　 　　乌思宾斯卡娅（1916～1966）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生物学院，她是沙俄时期的著名作家乌思宾斯基（1843～1902）的孙女，父母亲都是有名的学者，家学渊源，乌思宾斯卡娅的文学功力自然不俗，不过她从小喜欢的是却是生物学，大学期间为了这个爱好从戏剧艺术系转入生物学院学习。战争爆发后她中断了学业，去做了一名新闻记者，1948年重新进入莫斯科大学继续学习，《我们的夏天》写的就是她在苏联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的学习生活，把莫斯科大学这群天之骄子们的生活写等美轮美奂。遗憾的是，这本小说的背景是李森科一伙人大行其道的年代，乌思宾斯卡娅在那个年代自然不会反对李森科观点，而是大唱赞歌，这种时代的缺憾让《我们的夏天》多少有些失色。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学生题材小说中比较出色的还有以下几部： 　　 　　《一年级大学生》（雷福舍茨著，清河译，时代出版社，1954），描写一群列宁格勒专科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参加修建集体农庄水电站的社会实践活动，热情讴歌了斯大林时代知识青年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远方来的青年》（戈尔著，肇堃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描写一位远东地区少数民族尼夫赫族青年在列宁格勒的七年大学生活，在这七年里，苏联党和政府把这位远方来的青年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猎人培养成一个知识菁英，这部小说既写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又写了列宁格勒愉快的城市生活和校园生活。 　　 　　《谢万湖边》（安那尼扬著，范之超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描写一个集体农庄中学的自然科学兴趣小组的各种活动，这群少年想象力丰富，而且很有探险精神，表现了苏联学生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勇于探索的性格，人物故事都写得很生动迷人。作者安那尼扬是亚美尼亚作家，这本书曾经广受苏联青少年欢迎，既可看作青少年小说，也可看作是一部科普小说。 　　 　　《明天要到海洋去》（巴特罗夫著，金霞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描写一群敖德萨中学生的创造性活动――建设水上运动站、出海远航、参加集体渔场劳动等等。敖德萨是一个有特殊魅力的文学城市，把这部小说和巴别尔、帕乌斯可夫斯基、卡达耶夫等人写的敖德萨小说对照阅读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除了前面提到的学生小说外，文革前还出版了这样一些作品：《天职》（伊鸠姆斯基著，苗根译，北京出版社，1956）、《青春长在》（利雅比金著，李元杰译，时代出版社，1954）、《教师的女儿》（巴保夫著，曾名五、谈泉奇译，正风出版社，1955）、《同学们》（米达尔著，朱孟津译，泥土社，1955）、《青春来临》（巴赫金著，韦辛、景涵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高年级学生》（塔尔塔柯夫斯基著，昌寰、杨正合译，光明书局，1953）、《年青的接班人》（萨莫依连柯著，程代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万尼亚同志》（士里亚胡著，张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我的老师》（费列著，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希望》（冈索夫斯基著，卢鼐译，重庆人民出版社，），这些作品在不同侧面描写了斯大林时代大学生、中学生和各级学校教师的风采。 　　 　　小时候，我家里珍藏了一套苏联的明信片，里面有一张是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图片，那栋主楼高大巍峨，以那个时候的经验看算是平生所见世界上最壮观的建筑了。如今那栋大楼虽然还在那里矗立，曾经那么神采飞扬的苏联大学生却早已成为历史的灰烬，只好从泛黄的小说中寻找他们往日的踪迹。有些阅历深厚的学者指责这些大学生小说“粉饰生活”、“歪曲现实”、“图解政策”，说苏联时代的大学生远远不是小说描写得那么美好，等等，或许确实如此，不过我们至少从这些小说中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比如当年的苏联大学生严肃对待生活、对待学习、对待工作、对待感情的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对美的向往，对善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这些应该还是有其价值的吧？ 　　 　　《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多勃罗沃尔斯基著，余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我们的夏天》（乌思宾斯卡娅著，汤真、万紫译，上杂出版社，1953） 71，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小说补遗（一） 　　 　　除了几位特别重要的作家还没有提到以外，本文对老苏联小说（文革前公开发行的部分）的回顾已接近尾声，由于写得太过匆忙，资料搜集得不齐全，整理得也不够细致，以致在前面各个专题里遗漏了相当数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名气不大，现在很少有人提起，但总是五六十年代苏联小说出版浪潮的一部分，值得提一提，至少留下书名，目送一下它们远去的背影。以下就简单地分类总结一下这些作品。 　　 　　（1）埃马.格林：《南来的风》 　　 　　苏联文坛至少有两个有名的格林，稍不留意就会弄混。最近十几年比较出名的是中篇小说《红帆》的的作者亚力山大.格林（1880～1932），而在五十年代初出名的则是埃马.格林（1909～？），代表作为获得1947年斯大林文学奖金的长篇小说《南来的风》。这部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了芬兰的两个兄弟在二战中的命运，以简洁质朴的文字描写了这两位质朴的农家子弟对土地的热爱，他们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以及在大时代里如何转变了对苏联的态度，歌颂了南来的风即苏联吹来的风对芬兰人民的影响，此外还穿插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南来的风》是50年代初的热门小说，几年内至少出现了四个中译本，分别是全译本《南来的风》（韦德培译，文化工作社，1951），以及节译本《南风》（刘征译，三联书店，1950）、《南边的风》（叶至美译，新群出版社，1950）、《从南边吹来的风》（徐凯奇其译，泥土社，1951）。 　　 　　埃马.格林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早亡，他在孤儿院长大，曾做过雇工，在波罗的海舰队服过役，并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过卫国战争。埃马.格林在1937年开始他的创作生涯，早期作品包括一组描写爱沙尼亚籍农民在十月革命创建集体农庄的短篇小说，收入小说集《最后一堆干草》（郑永慧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其他中译本还有长篇小说《另一条道路》（肇堃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也是以芬兰农村为背景的。 　　 　　（2）弗拉易尔曼：《初恋》 　　 　　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苏联小说中，弗拉易尔曼的《初恋》（穆俊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几乎没什么影响，出了两版之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和民国时期正好相反。早在1930年，就出现了《初恋》的第一个中译本《少年伴侣》（俞荻译，山城书店，1930），40年代的穆俊译本多次再版，算是民国年间很热的苏联小说。《初恋》正式的名称是《野狗金戈，又名初恋的故事》，讲述20年代远东地区一对少男少女的初恋故事，看看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评论就知道这是一部多么优秀的作品：“……是一篇充满阳光的透明诗篇，它讲述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之间的爱情。这样的小说只有优秀的心理学家才能写出来。这部作品的诗意就在于，对最现实事务的描写是和童话般的感觉交织在一起的。”“在《野狗金戈》中，森林、河流、小火山的图景，甚至是稀稀落落的百合花的图景，都是美好而充满着新鲜的。弗拉叶尔曼在小说中描写的所有地区，似乎都从晨雾中喷薄而出，庄严地盛开在阳光之下。合上书时，我们感到自己已经沉浸在了远东的诗意之中”。 　　 　　弗拉易尔曼（1891～1972），又译作弗拉尔曼、弗拉叶尔曼、弗拉耶尔曼等等，出生于犹太家庭，1916年入哈尔科夫工学院学习，1917年赴远东谋生，当过渔工和教师，后来加入红军从事部队新闻工作。早期创作了一系列以十月革命前后的远东地区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初恋》是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晚年作品似乎没有传入中国。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文学肖像》中有一篇文章回忆了他和弗拉易尔曼的交往－－1923年，弗拉易尔曼在巴统（格鲁吉亚港口城市）认识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后成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家圈子的一员，这个圈子成员还包括盖达尔、格罗斯曼等一批年纪相仿的青年作家，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十几年愉快的时光，帕乌斯托夫斯基后来满怀眷恋地在他的回忆录和散文作品中记述过那些难忘的黄金岁月。关于弗拉易尔曼的作品，帕乌斯托夫斯基作了这样精到的评点：“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对纯朴的人际关系的追求，对理解世界之丰富的追求，对社会公正姓的追求，贯穿了弗拉叶尔曼的全部创作，并且，它们是用朴实而真挚的词汇表达出来的”。 　　 　　在《初恋》的第一个中译本《少年伴侣》中，附有一段广告词，虽然文辞有点滑稽，但反映了《初恋》在苏联大受欢迎的盛况，现一字不漏抄录如下，以作纪念： 　　 　　“本书作者为苏联现代名作家。这书在苏联曾给予强大的刺激，哄得人手一册。尤其是儿童。莫斯科新闻，真理报，都为这书刊载过许多的介绍和好评，国际文学被选为第一篇小说，誉为成功作。本书跟爱的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溶感情教育与意志教育于一炉，含有多量的兴奋性。” 　　 　　（3）少年儿童题材的小说 　　 　　少年儿童小说是文革前苏联小说的一大类，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品质之精良、装帧插图之漂亮都令人瞠目，在前面介绍过的那些少儿作品之外，还有一批遗漏的中长篇作品，这里补充一份简单的书目（短篇小册子暂且从略），不知可否唤起当年那些小读者亲切的回忆：《亚尔果航海者的故事》（斯米尔诺夫娃著，余绳孙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蓼丽雅》（阿尔秋霍娃著，黄红译，光明书局，1951）、《奇茹斯与特茹斯》葛里古里斯著，姜烈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圣安娜号起义》（列别进柯著，种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我看见了什么》（瑞特柯夫著，薛文华译，北京青年出版社，1952）、《乡村小队》（伏塞沃洛什斯基著，丰一吟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甘卡》（别切尔斯基著，王崇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昆虫世界漫游记》（植丽著，黄幼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青山旁》（伊凡诺夫著，王崇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我的会演戏的鸟兽》（杜罗夫著，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1）、《猎人的故事》（阿拉米列夫著，沈凤威等译，作家出版社，1957）、《他们没有童年》（鲁江诺夫、拉托夫著，陈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理想的国家》（勃拉日宁著，柳朝坚、钱君森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战斗中成长》（科扎申柯著，裘凯译，青年出版社，1952）、《白哈叭狗》（库普林(А.И.Куприй)著，潘勋照、冯顺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我们的工厂》（施伐尔茨、弗烈兹著，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0）、《好朋友的故事》（卡尔娜乌霍娃著，丁如、吕寰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总辅导员》（别林诺维奇著，谢祖钧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不朽的军舰》（容加著，王语今译，光明书局，1951）、《小复仇者》（古卡祥著，尚青译，光明书局，1951）、《伽山的笔记》（古卡相著，一之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红海军和小黑熊》（迦甫里洛夫著，李俍民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军校学生的幸福》（巴格莫特著，仇标译，上海万叶书店，1951）、《彼捷尔的朋友》（蒂格涅著，张馨译，文光书店，1952）、《小旅行家》（泰慈著，朱朴章译，作家书屋，1950）、《孩子的友情》（阿尔秋霍娃著，啸青译，光明书局，1952）、《友谊的标志》（马连科夫著，南致善译，光明书局，1951）、《我的学校》（邦金著，沈小娴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祖国的孩子》（伊凡年柯著，唐清里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生活在前面》（尼库林著，柳朝坚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少年哥伦布》（比安基著，王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玛丽嘉的童年》（布洛兹卡娅著，叶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狄克的眼睛》（诺伏格罗斯基著，洪风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远航》（卡西里著，徐克琬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马雷克昌乡的少年》（艾利斯丁著，应天士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 72，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小说补遗（二） 　　 　　本文没有提到的苏联中长篇小说为数众多，以下提供一份简单的书目，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以后如有机会修订时再予以整理。 　　 　　(5) 青年题材作品 　　 　　《新来的女校对员》（阿乌杰也夫著，钱君森、邵洪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一朵小红花》（宪盖拉亚著，杨霞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城郊一少年》（柯热夫尼科夫著，汪浦译，作家出版社，1957）、《姑娘们》（鲁卡舍维奇著，方予译，平明出版社，1954）、《成熟》（费道罗夫，苗公秉宜，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3）、《在森林地带》（李伏娃著，倪亮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光辉的生活》（兹班纳茨基著，严继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玛琳娜的生活道路》（玛利尼娜著，樊立堂译，光明书局，1953）、《青春》（鲍依琴柯著，孺子牛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萨根的朋友们》（古里亚著，左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苏非娅的春天》(萧根楚柯科夫著，李晴译，作家出版社，1956)、《得来不易的幸福》（纳吉宾著，张草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我的青年朋友们》（斯米尔诺夫-切尔凯佐夫著，李未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生活在召唤》（库兹涅卓娃著，钟囯华译，北京出版社，1953）。 　　 　　（5）建设题材作品 　　 　　农民生活、集体农庄方面：《海洋的兄弟》（柯热夫尼柯夫著，裘因、邹用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胜利者》（拉希多夫著，肇堃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石松林》（费什著，叶冬心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0）、《联合收割机手》（茹拉夫略夫著，包于焕、陈克明译，作家出版社，1958）、《破冰期》（戈尔布诺夫著，项星耀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一个农艺师的杂记抄》（特洛也波尔斯著，禾金译，光明书局，1954）、《百万富翁》（穆斯塔芬著，凌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小城格卢宾》（奥布霍娃著，吉洪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布雪和她的妹妹们》（西莫娜依契捷著，文洁若译，作家出版社，1957）、《火光》（格里布科夫著，叶秀扬译，泥土社，1955）、《曙光》（拉普捷夫著，陈大维译，时代出版社，1955）、《闲不住的人》（伏隆柯娃著，赵哀琴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 　　 　　工人生活、生产建设方面：《熔铁炉》（李亚什柯著，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老乌龟号船长》（林柯夫著，王运成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休养地》（叶因巴姆著，闻怡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活命的水》（柯塞夫尼柯夫著，左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焦急的心》（兹拉托果洛夫著，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编译科译，时代出版社，1954）。 　　 　　医务方面：《大家庭的故事》（贝林著，杨绮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郭鲁别夫医生》（特雅吉列夫著，汪浦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第一个回合》（沙罗夫著，黄孝揩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体育方面：《一心向前》（拉也夫斯基著，李敬新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7）、《旗帜在运动场上飘扬》（维任诺夫著，杨骅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运动场》（索布柯著，陈复庵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罗斯托夫草原上》（泽列兰斯基著，李鹤龄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6）、《最高记录》（保尔非利耶夫著，清河译，时代出版社，1954）。 　　 　　（6）国际主义题材作品 　　 　　《德黑兰》（谢奉茨著，一之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白魔峰》（吉洪诺夫著，郑硕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生活就是这样的》（契维格良著，梁钰文译，光明书局，1954）、《七十二天》（耶赫尼娜、阿列依尼可夫著，张絮因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在另一个世界》（比里-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著，欧积斌等译，时代出版社，1953）、《列宁纪念像》（索布柯著，佟轲译，文艺翻译出版社，1953）、《危险的逃亡者》（维果德斯卡亚著，林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7）军事战争题材作品 　　 　　《鲁班纽克一家》（波波夫金著，王子云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在库良吉亚包围圈中》（阿夫托玛诺夫著，吴景平、冯有礼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马克西姆.彼列比利查》（斯塔德纽克著，谭今、党振威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聂莫上尉的洞》（符肖伏洛日斯基著，左海译，永祥印书馆，1952）、《为了生活》（斯庞诺夫著，逸名、吴祖烈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在斯大林格勒》（格拉西莫夫著，孙肇基、黄寿考译，光明书局，1955）、《战斗的航程》（斯大里柯夫著，陈复庵译，潮锋出版社，1953）、《战士恩季波夫》（茹拉甫列夫著，严继中、罗燕晋译，潮锋出版社，1953）、《特种性格的人们》（科兹洛夫著，晓林译，时代出版社，1954）、《爱国者》（季柯夫斯基著，陈复庵译，上杂出版社，1953）、《森林游击队》（巴甫连柯著，王仲年译，平明出版社，1954）、《和平的保证》（索布科著，蔡芳信、蔡时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炮火中的边境》（比略也夫著，徐迈译，泥土社，1954）、《遥远的前线》（沙布柯著，陈复庵译，潮锋出版社，1953）、《列宁格勒日记》（英倍尔著，彭慧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53）、《生命的胜利》（马久森娜著，左海译，时代出版社，1954）、《生命之歌》（马久森娜著，付克译，时代出版社，1951）、《一个潜水艇员的札记》（约显里安尼著，蒲耳译，时代出版社，1956）、《索柯尔森林的秘密》（兹巴纳茨基著，孙肇堃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第三病室》（列奥尼托夫著，沈小娴译，光明书局，1954）、《我是苏联的公民》（费根著，裘衣、序东译，平明出版社，1952）、《不灭的光》（特留斯金著，欧积斌译，时代出版社，1954）。 　　 　　（8）历次革命与革命领袖题材作品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多尔哥波斯基著，冯由礼译，青年出版社，1952）、《十月》（维什涅夫斯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十月》（雅各武莱夫著，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剑与火》(盖尔曼著，李晴译，群众出版社，1956)、《歌与画》（盖尔曼著，阮颂铭译，群众出版社，1962）、《攻打冬宫》（卡比察著，曹桢尧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党的儿子基洛夫的故事》（李别进斯基、布洛克著，荣如德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基洛夫在阿斯特拉罕》（克里姆廖夫著，张雄武等译，时代出版社，1954）、《伏龙芝的故事》（华西里耶夫著，凌芝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牧人的话》（托卡著，陈克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中国战士同志》（诺沃格鲁茨基、杜纳耶夫斯基著，纪家俊、韵逸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 　　 　　(9) 其他题材作品 　　 　　《维尔霍维纳，我们亲爱的故乡》（杰维辽夫著，移模译，作家出版社，1957）、《油船图阿普斯号》（卡里宁、库兹涅佐夫著，史企曾译，群众出版社，1959）、《浪迹追踪》（谢维尔金著，侯华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孤独》（微尔塔著，赵俪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征服火山》(古莱维奇著，民文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一个英雄的童年时代》（潘文塞夫著，荒芜译，晨光出版公司，1949.10）、《黑面包干》（德拉伯金娜著，王晓灵、叶冬心译，作家出版社，1962）、《珍尼拉宝》（梭罗米安斯卡亚著，许声扬译，海燕出版社，1950）、《不可捉摸的人》（纳西波夫著，阮颂铭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一个母亲的笔记》（塞尔盖也娃著，徐中平译，作家书屋，1954）、《黑帮》（古立亚著，田怡译，作家出版社，1958）。 　73，安东诺夫的作品及其他苏联短篇小说 　　 　　说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短篇小说大师安东诺夫，现今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在50年代，安东诺夫在中国读者中享有盛名，他的作品代表了苏联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准，清新朴实的风格很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因此大受欢迎。作为专事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安东诺夫可以看作是苏联时代的契诃夫，区别在于契诃夫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而安东洛夫的作品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色。 　　 　　安东诺夫（1915～1995）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本人毕业于列宁格勒汽车公路工程学院，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他做过工人、工程师、教师，并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了卫国战争，立过战功。安东诺夫开始发表作品是在1944年，1951年以短篇小说集《汽车在大路上行进》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50年代翻译出版的安东诺夫作品主要有这样一些：《安东诺夫短篇小说集》（刘辽逸等译，作家出版社，1954）、《第一个职务》（姚坚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在工地上》（焦菊隐译，平明出版社，1954）、《列娜》（纪阳译，平明出版社，1954）、《汽车在大路上行进》（叶冬心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波荔西一姑娘》（娄穆译，上杂出版社，1953）、《波德基布的歌谣》（杨立平译，上海出版公司，1951），其中篇目多有重复。此外还有论文《论短篇小说》（李一柯译，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4），安东诺夫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经验，很有参考价值。 　　 　　安东诺夫作品的精华部分集中在《安东诺夫短篇小说集》中，该书收入他的代表作《春》、《雨》、《汽车在公路上行进》、《信》、《第一个职务》、《舍格洛沃车站》、《在电车上》、《图书馆员》、《朋友们》、《早晨》，一共10篇，这些作品大多以斯大林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对象，描写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精神风貌，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事件、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反映主人公的劳动态度、道德品质，以及新型的人际关系，以作者本人的话来说，他写的是“人类的新的美”。安东诺夫的文笔优美细腻，尤其擅长以白描手法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寥寥几笔，尽显风情，颇像武林中的绝顶高手，把技巧隐藏到文字深处，看似无招处处是招，以无招胜有招，功力非凡。 　　 　　曾经有一位苏联评论家这样评价安东诺夫的作品：“安东诺夫短篇的思想内容、他的创作的高度热情，就在于肯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肯定真正的、凌驾一切的人类的美。……肯定日常的、普通的、平常的美，肯定人的美，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绝对的规范”，中国读者看到的安东诺夫作品大多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后期作品是不是注意到生活中不美的一面，风格有没有改变，不得而知。 　　 　　苏联的短篇小说是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小说中的一大类，各种小说集、合集、个人专集以及单篇小册子为数众多，这里提供一份简单的书目，供朋友们参考。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苏维埃作家短篇小说集1917～1957 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这部小说集是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而编选的，大多数作者和作品闻所未闻。中译本按作者字母顺序排列，原定出六卷，可惜中苏风云突变，这本很有价值的小说集只出了第一卷就无疾而终了。 　　 　　其他比较重要的短篇小说集有以下这些：《一个人的名字――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选（1951～1954）》（阿达勉等著，文洁诺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苏联卫国战争短篇小说选》（晨光出版公司，1952）、《在荒地――哈萨克作家短篇小说选》（穆坎诺夫等著，衷维昭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爱情――土库曼作家短篇小说选》（萨雷哈诺夫等著，刘连增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大果园――巴什基里亚作家短篇小说选》（阿米里等著，张白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希望的旗帜――亚美尼亚作家短篇小说选》（伊萨克扬等著，荣如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永远不落的太阳――阿塞拜疆作家短篇小说选》（玛美德汉雷等著，谢祖钧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多人合集有以下这些：《斯大林教养的人们》（拉甫列乌夫等著，韦德培译，文光书店，1953）《第一次嘉奖》（安东诺夫等著，清河译，时代出版社，1954）、《我们是祖国的战士》（爱伦堡等著，李霖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山灵湖》（叶夫理莫夫等著，李霁野译，平明出版社，1953）、《战斗的前夜》（陀甫静科等著，徐克刚译，正风出版社，1952）、《梦》（卡达耶夫等著，曹靖华译，正风出版社，1953）、《北极蜜》（普里希文等著，陈良廷等译，文化工作社，1953）、《十日旅伴》（雷特海乌等著，周汉林译，上杂出版社，1954）、《俄罗斯性格》（阿.托尔斯泰等著，杨苡译，平明出版社，1953）、《祖国的光辉》（列别烈赫特等著，朱曾文译，上杂出版社，1953）、《摩拉瓦河对岸的春天》（冈察尔等著，金人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迎接生活》（库沙罗夫等著，胡辑五译，正风出版社，1955）、《打靶场的秘密》（亚莱菲也夫等著，康晓黎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55）、《神圣的人》（阿尔达玛斯基等著，金人译，时代出版社，1954）、《台湾云雾》（爱尔别尔格等著，桴鸣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在进军的道路上》（波列伏依等著，李申生、缪进鸿译，文光书店，1952）、《在顽强的土地上》（伏罗微可夫著，金健译，火星出版社，1954）、《新流及其他》（台乌诺夫等著，王科一等译，中华书局，1952）、《战斗的人们》（拉齐斯等著，徐克刚译，火星出版社，1952）、《战士的友谊》（萧洛霍夫等著，蒋夏林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死敌》（萧洛霍夫等著，曹靖华、尚佩秋译，文光书店，1951）、《下班以后》（彼亚特尼茨基等著，清河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最高勋章》（索尔齐瓦等著，黎烈文译，平明出版社，1950）、《在乌克兰的草舍中》（瓦希列夫斯卡等著，举岱译，文光书店，1951）、《永远不会落的太阳》（马梅德罕里等著，杨苡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初埋藏的小桶》（普里瓦洛夫等著，李葳译，文化工作社，1952）、《祖国》（叶米尔扬诺娃等著，朔方、朱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云雀》（龚察尔等著，关太平译，平明出版社，1953）、《我们的中尉》（阿列克雪耶夫等著，谭今等译，华南人民出版社，1954）、《为了生命》（杰米尔昌等著）、《友好的微笑》（波列伏依等著，尹夫、沈在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新居》（库库什金等著，朱家铨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土门在歌唱》（巴托若巴依等著，康嗣群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苏联边防军人的故事》（阿夫吉延柯等著，刘磊、吉洪译，时代出版社，1955）、《呼唤的声音》（巴夫连珂等著，斯曛译，新文艺出版社，1950）、《突破》（费里奇科著，韦德培译，文光书店，1952）。 　　 　　个人专集有以下这些：《史吉法尼克短篇小说选》（史吉法尼克著，邵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里雅希柯短篇小说集》（里雅希柯著，力冈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纳吉宾短篇小说选》（纳吉宾著、张孟恢译，作家出版社，1955）、《特罗耶波尔斯基短篇小说选》（特罗耶波尔斯基著，王家骧译，作家出版社，1957）、《杨诺夫斯基短篇小说集》（杨诺夫斯基著，乌蒙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巴甫连柯短篇小说集》（巴甫连柯著，蓝谷译，时代出版社，1954）《巴甫连科短篇小说集》（巴甫连科著，赵映书等译，作家出版社，1957）《雷特海乌短篇小说集》（雷特海乌著，简小玄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朋友-同志》（雷特海乌著，方易东译，平明出版社，1953）《新生》（阿拉克斯著，周申荣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道路在呼唤》（柯隆采夫，青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在天鹅岛上》（阿拉米列夫著，骆明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猎人的故事》（阿拉米列夫著，沈凤威译，时代出版社，1954）、《迎风》（卡赞诺夫著，邱铁耕、葛林译，作家出版社，1961）、《在另一面世界里》（毕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著，王沂玨）、《新朋友》（葛腊宁著，王运成译，时代出版社，1953）、《西班牙渔民》（格里瓦著，赵楠译，开明书店，1952）、《尼娜车站》（杜丹采夫著，郝运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沥青路》（）、《迦丽亚》（布雷尔著，石永礼译，作家出版社，1957）、《第三个副官》（西蒙诺夫著，高戈译，泥土社，1954）、《成熟》（西蒙诺夫著，时代出版社，1953）、《柴来夫辛村的医生》（阿达姆扬著，虹-玖译，上海出版公司，1955）、《无名的同志》（克诺列著，金怡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一个不知名的姑娘》（罗金著，衷维馨、周天霖译，作家出版社，1957）、《珍贵无比》（伏罗比约夫著，姚坚译，作家出版社，1955）、《列宁格勒故事》（吉洪诺夫著，林陵译，时代出版社，1952）。 　　 　　以上书目恐有遗漏，有待日后修正。至于一两毛钱一本的单篇小册子以及儿童读物中的短篇小说，篇幅所限就不在这里一一罗列了。 74，民国时期出版的苏联小说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文学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基本没有间断（），其中经历了三次高峰期――民国时期、50年代和80年代。我原来一直以为50年代是苏联文学中译本出版的第一个高峰，后来才知道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民国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达一千余种，其中苏联作品六百余种，就数量而言，与50年代相比不遑多让，何况50年代高峰期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依据民国时期的译本再版重印的，民国时期的译者们在50年代仍然继续着他们的事业，可以说，50年代的高潮是在民国时期的基础上实现的。 　　 　　民国时期苏联文学兴盛的背后有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原因，既有现实的需求，也有精神上的需求。在时代的大潮里，阅读苏联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时尚，为满足广大读者特别青年读者的迫切需求，苏联文学的翻译出版异军突起，出版界趋之若骛，文化界的菁英也投身其中，以鲁迅为首，茅盾、巴金、林语堂、郑振铎、周扬、夏衍、蒋光慈、叶灵风、楼适夷、周立波、徐懋庸、袁水拍、邵荃麟、徐迟、戴望舒这些风云人物纷纷在苏联文学的译者名单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名人以化名发表译作，身份有待查证），曹靖华、金人、水夫、林淡秋、汝龙、耿济之、韩侍桁等专业翻译家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中，他们中很多人不谙俄语，即从英译本、法医本、日译本转译，不分好坏，不辨良莠，逮着啥译啥，经典的作品和不那么入流的作品都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些菁英人物如此热衷苏联文学的译介，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现实的关注，另一方面也隐隐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 　　 　　看看民国时期的成绩单，以作家而言，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珂夫、阿.托尔斯泰、富尔曼诺夫、诺维科夫-普里波依、普里什文、爱伦堡、卡达耶夫、巴别尔、左琴科、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萧洛霍夫、列昂诺夫、盖达尔、潘菲洛夫、别克、巴甫连柯、瓦西列夫斯卡娅、格罗斯曼、克雷莫夫、埃马.格林、卡扎凯维奇、涅克拉索夫、奥维奇金、潘诺娃、戈尔巴托夫、波列伏依、冈察尔、西蒙诺夫……囊括了从十九世纪的资深老作家到刚出道的新秀，苏联文坛的主力部队都在中国读者的视线之内。 　　 　　再看看作品，《母亲》、《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苦难的历程》、《第四十一》、《对马》、《水泥》、《一周间》、《恰巴耶夫》、《巴黎的陷落》、《城与年》、《索溪》、《磨刀石农庄》、《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油船德宾特号》、《恐惧与无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虹》、《旅伴》、《南来的风》、《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星》、《日日夜夜》……这些建国后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早在建国前就摆在中国的书店里了。除各式各样的小说以外，在民国时期苏联文学书目里还包括相当数量的诗歌、戏剧、散文、文艺理论以及儿童文学作品，中国读者各取所需，从不同侧面充分领略了苏联文学的魅力。 　　 　　整理民国前出版的苏联小说，引起我兴致的倒不是那些建国后反复再版的经典名著，而是从此消失的一些作品，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再也无缘见到这些作品，比如道列林可的《生活的路》（熊绍均译，人文书店，1933）、涅维洛夫的《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著，北新书局，1930）、奥格涅夫的《新俄学生日记》（林语堂、张友松译，春潮书局，1929）和《新俄大学生日记》（江绍原译，春潮书局，1929）、塞门诺夫的《饥饿》（张采真译，北新书局，1929）、马拉西金的《异样的恋》（杨骚译，北新书局，1936）、法度罗娃的《乱世之家》（汪德余译，言行社，1946）、罗蒂洛夫的《巧克力》（林淡秋译，熔炉书屋，1934）、罗曼诺夫的《爱的分野》（蒋光慈、陈情译，亚东图书馆，1929）和《没有樱花》（蓬子译，现代书局，1932）、雷斯的《阴影与曙光》（荃麟译，开明书店，1947）、顾米列夫斯基的《大学生私生活》（周起应、立波译，现代书局，1932），这些作品大多发表于斯大林时代之前的相对自由时期，背景也大多是20年代的苏联社会，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苏联政权建立初期的社会风貌和当年各阶层人民的心态，对了解斯大林掌权之前的苏联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这些苏联小说中，下面几部作品值得稍微提一下。 　　 　　谢夫林娜的《维里尼亚》（穆木天译，现代书局，1931）。谢夫林娜（1889～1954）是苏联第一代职业女作家，擅长描写女性在大时代里的命运。《维里尼亚》是她的代表作，描写国内战争时期农村妇女的生活和精神上的变化，曾经被改编成歌剧和电影。谢夫林娜曾经是苏联文学的代表人物，上海大东书局在1949年出了一套“苏联名作家专集”，编选了五位名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谢夫林娜，其他四位是高尔基、格罗斯曼、卡达耶夫和萧洛霍夫。 　　 　　柯伦泰的《赤恋》（杨骚译，北新书局，1929）、《伟大的恋爱》（李兰译，现代书局，1930），《恋爱之路》（沈端先译，作新书社，1928）。柯伦泰（1872～1952）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女性，一生多姿多彩，波折不断。她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9世纪末投身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政府要职，1922年转入外交界，担任驻外使节多年。柯伦泰以倡导女性解放著称，对于性观念持开放态度，是苏联早期革命队伍中流行的“一杯水主义”的鼓吹者。柯伦泰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宣扬了其女性解放思想，曾经轰动一时，由于太过激进而被斯大林封杀后但却在中国找到了读者，她的几部作品在中国出了好几个不同的译本，很受当年那些向往“革命加恋爱”生活方式的青年读者欢迎。 　　 　　西蒙诺夫的《祖国炊烟》（高亚天译，东北书店，1949）。《祖国炊烟》是西蒙诺夫战后煞费苦心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他早期的杰作，比成名作《日日夜夜》还要出色。这部小说的素材来源于西蒙诺夫率团访问美国的见闻，描写一位苏联驻外人员战后回到苏联后的经历，在被法西斯摧残的苏联土地，如何耳闻目睹苏联人民的艰苦生活，如何回想起美国生活的富庶，对比之下如何激发起深沉的爱国主义情绪。西蒙诺夫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中详细叙述了创作《祖国炊烟》的经过以及这部作品的遭际，小说发表后，很多人很喜欢，也有人很不喜欢，不喜欢的人中包括斯大林，差点因此影响了西蒙诺夫的仕途。这部小说在中国似只出过东北书店这一版，建国后没有出过，原因不详。 　　 　　克拉夫琴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勤宣译，民治出版社，1947）。严格说，《我选择了自由》是一部回忆录，不过可当作小说来看。作者克拉夫琴科为苏联赴美贸易采购团官员，1944年叛逃之后创作了这本回忆录，记述他在苏联的生活和叛逃的经过，渲染了所谓苏共的内幕以及苏联人民的苦难，出版后轰动一时，成为全球性的畅销书。在中国，正好是战火正炽的1947年，这本书自然受到交战一方的高度重视，一口气出了至少三个译本，如获至宝，广为宣传，把此书作为攻击另一方的工具。在法国，由于这本书内容太过离奇，文笔又流畅严谨，颇有高人代笔的嫌疑，引起左翼文化人的不满，《法兰西文学》杂志发表了严词抨击克拉夫琴科的文章，招致克拉夫琴科的控告，打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关于这场官司的详情，米歇尔.维洛克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译林出版社，2009）作了生动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民国时期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内容丰富，数量多，版本庞杂，作者译者的身份背景也有很多疑点，完全梳理清楚并非易事。要说明的是，坊间流行的民国书目苏联文学部分并不完整，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推出的书籍和我国各解放区、根据地和野战军部队印制的书籍并未包括在内，这两部分苏联文学书籍曾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中风行一时，特别是卫国战争题材的《虹》、《恐惧与无畏》、《日日夜夜》等经典作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斗历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75，阿克肖诺夫：《带星星的火车票》 　　 　　2007年春节期间，我在上海书城二楼外国文学柜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赫然发现《带星星的火车票》，插在一排装帧风格类似的丛书中，稍不留神就会错过，这本苏联小说，我已经错失了将近三十年，寻之觅之，心向往之，却屡屡失之交臂，此刻在不经意间与之偶遇，不免百感交集。 　　 　　在中国，《带星星的火车票》的前世今生堪称传奇。眼前这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的新版本是它的今生，它的前世则是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出版的内部发行版，即专供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阅读的“黄皮书”，在文革前的内部出版物中，《带星星的火车票》与齐名的《新阶级》、《人岁月生活》、《斯大林时代》等一起成为60～70年代地下读书青年精神生活的路标，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里，这一批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流传的内部书籍哺育了一小群文化先知，为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准备了养料，至今还被当年的那群精神贵族们津津乐道。 　　 　　70年代中期，在我们那个偏远的省份，活跃着不少地下读书圈子，或称为文化沙龙，圈中人聚会聊天，交流书籍，以此舒缓精神压抑和苦闷，我哥哥是其中一个文学青年沙龙的核心成员，当我们这些小孩热衷于《朱拉》、《秘密路》之类通俗小说时，哥哥他们正在热读当时流行的内部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落角》、《人世间》、《多雪的冬天》等等，这些70年代出的内部书籍比较容易得到，在当年能看到这些书已经很不错了，对外省的平民来说，文革前出的内部书籍可望而不可及。在信息歧视的年代，《带星星的火车票》是传说中的神话，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书名，不知道京城的高级文青们在读什么样正牌的封资修书籍，培养了什么样超越时代的阅读趣味。 　　 　　1976年后，社会气氛渐次宽松，文革前那批内部书籍的详情也通过这种途经渐渐被人所知，其中关于《带星星的火车票》的介绍和描述特别勾起人们的好奇，比如相关资料中引述的63版原书中介绍文字――“小说描写一群苏联阿飞青年跨出十年制学校以后，为追求刺激，追求西方糜烂的生活方式，竟离家出走，结伙各处流浪。作者在书中宣扬了资产阶级颓废的人生观，美化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此外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对该书的评价――“表现当代青年生活和思想上的迷惘和苦闷……宣扬个人主义，表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反映青年中缺乏信念、精神空虚的迷惘情绪”，等等。当年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正是从多年正统意识教育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时候，“迷惘”、“糜烂”、“颓废”、“腐朽”这些负面的词汇非但没有让我们反感和厌恶，反而更加令人激动和神往，越发渴望一窥究竟。可惜，找了很久，图书馆里1963年的内部版杳无踪迹，80年代的苏联小说出版热潮中也没有见到它重见天日，“火车票”成了一块心病，每次去旧书店都要习惯性地找一找，问一问，这么年来一直没有如愿，直到2007年初蓦然发现为止。 　　 　　带着难以言表的兴奋，一口气读完向往已久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出乎意料的是，这部传奇性的作品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激动，反而略感失望。原以为这是一部反叛的、暴露的、批判的反潮流小说，就像以前那些评介文章所形容的“迷惘”、“糜烂”、“流浪”、“颓废”、“腐朽”，可读过之后才发现这部作品的主题相当陈旧，在反主流的包装下其实是一部宣传健康的、明朗的、积极的价值观和苏联生活方式的主流作品。就叙事风格而言，《带星星的火车票》跟80年代的中国先锋小说很像，同为笨拙青涩的仿现代派文体，这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新作家们跟阿克肖诺夫同样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燎原烈火的火种中则肯定有这一部《带星星的火车票》，并且占据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显赫位置。 　　 　　《带星星的火车票》发表于1963年，故事背景为1953～1964年的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相对有活力的时期，摆脱了斯大林时代难言的痛苦之后，苏联人民尤其是苏联青年稍微松了一口气，度过了一段春暖花开的日子，也让《带星星的火车票》带上了异样的气息。小说以不同的叙述视角讲述了17岁的莫斯科少年吉姆卡和他的伙伴们离家出走、漫游拉脱维亚的经过，细腻地描写了这一群少年的生活环境，与长辈的矛盾与冲突，出走的经过，沿途的所见所闻和遇到的各具色彩的苏联普通劳动者，青春期心理与感情的发展变化，并穿插讲述吉姆卡的哥哥、模范青年维克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以及他对弟弟的观察与思考。整部小说篇幅不长，但内容丰满，信息量很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赫鲁晓夫时期的社会风貌和苏联人民的生活画面。 　　 　　不久前，我又再次认真读了一遍《带星星的火车票》，身为后辈，我还是试着回到当年的语境，按那个年代青年读者的时代经验来感受这部作品，揣摩这部作品何以引起他们的共鸣，大致说来或许有这样几点原因：1，《带星星的火车票》主要描绘苏联青少年平凡生活中的寻常场景，简单轻松活泼的人物和故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没有那么多以往苏联小说中常见的那些正经的典型的严肃的内容，这让受够了斯大林时代说教的中国读者感觉很舒服。2，《带星星的火车票》在中国内部出版时，正值中苏交恶，中共和苏共理论论战的高潮时分。在两国渐行渐远、文化交流断绝时，中国读者印象中的赫鲁晓夫苏联乃是修正主义的恶土，不想《带星星的火车票》展现了赫鲁晓夫时代的别样风景，与想象中的大不相同，自然让中国读者感到新鲜。3，《带星星的火车票》描写的苏联时代青年的日常生活给了中国读者久违的陌生感，更陌生的是作品中只言片语的细节所透露的西方时尚符号，比如爵士乐、牛仔裤、法国电影明星等等，这些东西在现今当然不值一哂，对45年前与世隔绝的中国青年来说，算是难得的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让他们过一下想象中的时尚生活。 　　 　　《带星星的火车票》的作者阿克肖诺夫，生于1932年，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医学院，1958年起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作品中的若干短篇小说收入《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65，内部发行）。阿克肖诺夫是苏联战后崛起的所谓第四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多以城市青年的新生活为题材，内容敏感，手法前卫，因此颇受争议。在中国，阿克肖诺夫是供内部参考的苏联作家，除《带星星的火车票》有中译本外，还有一部发表于1960年的中篇小说《同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5，内部发行）。1979年，阿克肖诺夫因私下主持编印了苏联作家未发表作品集《大都会》，触怒了相关权贵而引发一场风波，被迫移居美国，后定居法国。苏联解体后，阿克肖诺夫的作品重回俄罗斯，现在他是当代俄语文坛的一位重量级老作家。 　　 　　在苏联小说族系中，《带星星的火车票》算不上多伟大的作品，但在中国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传播历程，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它像暗夜里忽隐忽现的一点烛火，先点燃了一小部分人的心灵之火，再经由这一小部分得天独厚的精神宠儿照亮了更多的人。无论是十年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还是1976年之后的新时期文学，这部作品的影响都难以估量。对我们这些平民读者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身份象征，好像读到了她就跻身某个精神上高贵的阶层，当年无缘读到，苦苦追寻，没想到一等就是几十年，等到它重见天日，当下的年轻一代读者在此信息爆炸的多元时代里对这个象征物恐已不屑一顾了。 　　 　　对一些人来说，《带星星的火车票》是他们的青春记忆，对我来说则是苦涩的追寻史。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实读书更要趁早，比如《带星星的火车票》，当年苦觅不得，如今时过境迁，读来已无滋味。一本好书，没有在人生最合适的阶段读到，确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带星星的火车票》，王平（王士燮）译，作家出版社，196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6，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 　　 　　记得小时候受命写批判稿，总是不得要领，哥哥指点说不妨研究一下中苏论战时的九评，这九篇文章可是大批判文章的颠峰之作，中国白话文的神品，琢磨透了妙用无穷。前些时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九篇文章的合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厚厚的一本，六百多页，浏览一番后不禁大呼过瘾，这九篇文章加上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件，逻辑清晰严密，措辞尖锐犀利，有条有理，有理有节，字字珠玑，丝丝入扣，果然是影响了一代文风的批判文章典范。不过40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那场论战，多少觉得不可议――如果不是出于国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的驱动，吵什么呢？有什么好吵的呢？大家不是一家人吗，这样撕破脸的争吵不是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看笑话吗？那边厢的帝国主义者们估计也是一头雾水，这哥俩说吵就吵，还吵得这么凶，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当然是真的，且不说苏方停止援助、撤走专家、逼还贷款等恶劣绝情的举动对我国经济造成的重创，单说在文化上，十几年来习惯看苏联小说的中国读者无奈地发现，以往潮水般涌来的苏联小说消失了，精神食品断粮了，再也不见了。自五十年代末中苏争端公开化之后，我国公开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从之前的每年数百种骤然减少到每年数种，且逐年减少，一直到零。与此同时，苏联文学作品其实并没有绝迹，而是在寻常读者们看不见的地方继续延续着香火。或许是为了让领导干部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保持警惕，或许是为了树立反面教材，揭露修正主义的可恶，有关部门授权指定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批关于苏联的书籍，进入内部发行系统，向特定的读者群提供这些毒草。据当年的读者回忆，买这种书需持省军级介绍信或购书证到指定的内部书店购买，普通读者连门儿都找不到，甚至根本不曾知道世上还有这类封面设计得如机密文件一般的“白皮书”、“灰皮书”、“黄皮书”。当事人想不到的是，这些供内部人批判参考的书籍却不胫而走，开启了中国阅读史的“皮书”时代。 　　 　　内部出版苏联文学作品自五十年代即已开始，第一部名列内部书目的苏联文学作品是萨方诺夫的《大地花开》，这是一部用抒情笔调写成的科学散文集，经仔细研读后没发现有什么政治问题，之所以打入另册估计和歌颂李森科有关；出版于五十年代的另一部苏联小说是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可能因为这部作品攻击了斯大林时代的阴暗面，在苏联国内引起争议，才成为五十年代唯一一部不公开的苏联长篇小说。进入六十年代，中苏都不想掩饰分手在即的现实，文学交流中断，只有少许作品内部出版供批判用，当时不会想到，中苏真的拜拜了，加上接踵而来的十年文革，这种不正常状态竟然长达20年之久，大致说来，苏联小说和散文作品的内部出版史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3年至1966年，书目如下： 　　 　　1，《大地花开》（萨方诺夫著，陈燕孙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3） 　　2，《不是单靠面包》（杜金采夫著，白祖芸等译，作家出版社，1957） 　　3，《护身符》（穆古耶夫著，朱源宏译，群众出版社，1961） 　　4，《感伤的罗曼史》（潘诺娃著，苏群译，世界文学出版社，1961） 　　5，《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萧洛霍夫著，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1） 　　6，《生者与死者》（西蒙诺夫著，谢素台译，1962） 　　7，《人岁月生活第一～四部》（爱伦堡著，王金陵等著，1962～1964） 　　8，《带星星的火车票》（阿克肖诺夫著，王平译，作家出版社，1963） 　　9，《解冻》（爱伦堡著，钱诚、沈江译，作家出版社，1963） 　　10，《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3） 　　11，《传说的继续（一个年轻人的笔记）》（库兹涅佐夫著，白祖芸译，作家出版社，1964） 　　12，《这位是巴鲁耶夫》（柯热夫尼柯夫著，苍松译，作家出版社，1964） 　　13，《战争的回声》（卡里宁著，家骧、晓宁译，作家出版社，1964） 　　14，《是这样开始的战时札记》（柯切托夫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4） 　　15，《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索尔仁尼琴著，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4） 　　16，《大量的矿石》（符拉基莫夫著，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4） 　　17，《同窗》（阿克肖诺夫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5） 　　18，《小铃铛》（冈察尔著，王平译，作家出版社，1965） 　　19，《亲身经历的故事》（季亚科夫著，南生译，作家出版社，1965） 　　20，《军人不是天生的》（西蒙诺夫著，车一吟译，作家出版社，1965） 　　21，《艾伊特玛托夫小说集》（艾伊特玛托夫（艾特玛托夫）著，陈绍廉译，作家出版社，1965） 　　22，《我们生活在这儿》（沃依诺维奇著，程代熙译，作家出版社，1965） 　　23，《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65） 　　24，《第三颗信号弹》（贝科夫著，李俍民译，作家出版社，1965） 　　25，《蓝笔记本》（卡扎凯维奇著，南生等译，作家出版社，1966）。 　　 　　在这份书目里有不少中国读者的老熟人，萧洛霍夫、爱伦堡、潘诺娃、西蒙诺夫、卡扎凯维奇、冈察尔，还有柯切托夫，这些苏联的主流作家曾经在斯大林时代风光过，斯大林之后他们的作品展现了别样的风采，可惜中国的普通读者无缘见识他们的新作。另外一些名字当时还是陌生的，其中有前线一代的代表人物的贝科夫，崛起于赫鲁晓夫时代的第四代作家群――阿克肖诺夫、符拉基莫夫、沃依诺维奇，80年代后对中国作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艾特玛托夫，以及“反动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这些作品题材多样，从苏共革命历史，到斯大林时代的揭露批判，从卫国战争岁月，到赫鲁晓夫时期的现实问题，基本上代表了中苏决裂之后苏联文学的风貌。 　　 　　在热衷淘旧书的苏联文学爱好者眼中，这一批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价值连城，因为年代久远，印数少，保密程度高，流传范围小，当年即已难得一见，如今更是一见难得。在这批书里，除了至今仍被当年的读者念念叨叨的《解冻》、《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外，还有诗集《娘子谷及其他》（叶夫杜申科（叶甫图申科）等著，苏杭等译，作家出版社，1963）、《人》（梅热拉伊斯著，孙纬译，作家出版社，1964）、《焦尔金游地府》（特瓦尔朵夫斯基著，丘琴等译，作家出版社，1964）、《山外青山天外天》（特瓦尔朵夫斯基著，飞白、罗昕等译，作家出版社，1961），剧本《伊尔库茨克故事》（阿尔布卓夫著，裴末如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等，构成一道清澈的小溪，共同滋养了一代贫瘠的中国读者，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幸运的读者。 77，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续一） 　　 　　第二阶段从1972年～1976年，书目如下： 　　 　　1，《人世间》(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2，《多雪的冬天》（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3，《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4，《落角》（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5，《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李巴乔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6，《淘金狂》（扎多尔诺夫著，何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7，《他们为祖国而战》（萧洛霍夫著，史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8，《白轮船》（艾特玛托夫著，雷延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9，《特别分队》（柯热夫尼柯夫著，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0，《阿穆尔河的里程》（纳沃洛奇金著，江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11，《现代人》（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2，《绝对辨音力》（拉什金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师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3，《核潜艇闻警出动》（约尔金等著，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4，《最后一个夏天》（西蒙诺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5，《苏修短篇小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6，《蓝色的闪电》（库列绍夫著，伍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7，《木戈比》（沃罗宁著，粟周熊、高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8．《热的雪》（邦达列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热的雪》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1972年至1974年间迎来一段短暂的文化回潮，自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压抑数年的社会气氛有了松动的迹象，收音机里不再是清一色的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可以听到悦耳的陕北民歌了，如“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之类；报纸上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大批判文章，可以看到少许抒情的诗歌和散文，各地的文艺类杂志也纷纷复刊或创刊了；学校的老师对同学们私下传阅毒草书籍也不再大惊小怪，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装看不见了。最让中国读者意外的是，一批苏联小说（当然还是毒草）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半公开的出版上市了，给饥渴中的中国读者带来一阵骚动。对那些很多年没看过苏联小说新作品的成年读者来说，久违的苏联小说改头换面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七十年代的中国，让他们倍觉亲切。而那些在文革高潮中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哪个年代都有一批可爱的文学青年，1972年的中国也不例外）更是喜出望外，在那个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像《你到底要什么》这样软绵绵的小说让他们眼界大开，给了他们无法想象的精神满足。 　　 　　我记不得当时的书店里有没有公开发售这些标记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不过周围很多人都在阅读，想必很容易得到。从后来流入旧书店的规模来看，这批书的印数相当可观。从内容来看，每一本的编排都是差不多，前言总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批判文章，密密麻麻的黑体领袖语录，振振有辞地历数苏联修正主义的种种罪恶与不是。当然，写这些批判稿的人心里也清楚，读者在意的被批判的作品，没有人会理睬他们的胡说八道。耐人寻味的是，这批书大多出自四人帮爪牙盘踞的上海出版机构，当年的上海是文艺回潮的重镇，除了这些内部苏联小说外，还有很受欢迎的《摘译》杂志，这份杂志分为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外国自然科学哲学外国文艺三个系列，《摘译外国文艺》经常刊登苏修的文艺作品供批判用，自然大受欢迎。 　　 　　我看过一些当年读者的回忆文章，在这批书里，《你到底要什么》、《落角》、《人世间》、《现代人》、《多雪的冬天》这几部的提及率很高，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之外，翻译的品质也是重要原因，原来这些署名“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译者，本尊其实是当年落魄五七干校的一批著名高手，他们奉命组织了翻译连，承包了这些苏修作品的翻译任务。高手就是高手，拿出的东西当然不俗。好玩的是，90年代这批书再版，冠上的译者名分别是“温戈忠”、“武启”、“甘孝人”、“佟灿年”等等，按音索骥，大概是“文革中”、“五七”、“干校人”、“共同参加的连队”之意，让人忍俊不禁，这可真是穿越时代的幽默。 　　   78，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续二）   第三阶段自1976年至1983年，书目如下：   1，《火箭轰鸣》（卡姆布洛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活着，可要记住》（拉斯普京著，李廉恕、任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3，《逆风起飞》（拉什金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师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4，《绝望》（叶先别林著，潘同珑、曹中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哥萨克镇》（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二部，闻学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6，《滨河街公寓》（特里丰诺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翼、范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7，《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著，苏玲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正午的暮色》（克拉米诺夫著，吴佑、王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围困》（恰科夫斯基著，叶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10，《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瓦西里耶夫著，施钟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 11，《岸》（邦达列夫著，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2，《追踪记》（沃斯托柯夫、施美列夫著，金今译，群众出版社，1979） 13，《癌病房》（索尔仁尼琴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4，《老人》（特里丰诺夫著，张草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5，《在我消逝掉的世界里苏联著名科学幻想小说选》（海洋出版社，1980） 16，《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阿利卢耶娃著，赵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7，《库兹涅茨桥》（丹古诺夫著，史峨学、黄之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981） 18，《胜利第一卷》（恰科夫斯基著，施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9，《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20，《瞬间》（邦达列夫著，李济生、贺囯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惊涛骇浪的1976年之后，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人们很快感受到了解冻的气息，1978年初，一批西方古典文学名著重新发行，引起一阵抢购风潮；到了1979年，西方现代文学开始进入读者的视线，并一发不可收，取代了五十年代苏联小说的统治地位。由于当时中苏仍在对峙中，苏联小说仍然习惯性地列入内部出版的范围，跟以前一样附送一篇批判文章，只是批判的调门越来越低，不再像早几年那样声色俱厉了。   粉碎四人帮后内部发行的这批苏联文学作品中大多是经典佳作，70年代末思想大解放之后，原先的禁锢消失，苏联文学全面开禁，这批内部书籍从地下转到地上，大部分公开发行，多次重印，经久不衰，与八十年代苏联文学出版的繁荣局面实现了完美接轨。其中的优秀作品得到中国新一代读者的高度青睐，在西方文学占主流的情况下为苏联文学争得了地盘，比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引起强烈反响，几乎家喻户晓；《白轮船》、《活着，可要记住》、《滨河街公寓》、《老人》、《岸》、《白比姆黑耳朵》等在文学圈内大受欢迎，《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古拉格群岛》这样的敏感作品也不再是禁忌，反而提供给中国读者了解斯大林时代的另一扇窗口。   进入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有了缓和的迹象，确实，中国开始大踏步地前进，巨变在即，不大好意思整天批人家修正主义了，加上日渐开明的文艺政策，苏联文学作品再也没有见不得人的理由，到了1983年，终于告别了内部发行这一初版史上最为神奇和独特的一页。从1961年到1983年（50年代出的两种姑且不算），20多年间由内部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多，加起来也不足一百种，这些书籍在我国地下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当今的年轻一代也许无法理解，上一代为何总是温情脉脉地回顾当年的“白皮书”、“黄皮书”，为何对这些现今看起来平平常常的作品念念不忘？他们不了解的是，这些在地上隐秘出版，在地下隐秘流传的内部书籍改造了几代人的心灵，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我算是半个过来人，当年恭逢其盛，亲眼目睹过兄长们是如何追捧这些貌不惊人的黄皮苏联小说，当年不论谁借到一本，就像打仗似的挑灯夜读（好写下乡知青们在煤油灯或者烛光下看坏了眼睛），因为后来跟着一堆排队的人。这一段令人难忘的阅读史在那一代的记忆深处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不久之后就迎来了几十年好书爆炸读不完的时代，如今回想起来确有恍如隔世之感。 79，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1） 　　 　　1976年后，苏联小说的翻译出版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6年四人帮垮台到三中全会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苏依然对立，公开传播苏联文学仍是禁忌，除少量作品外还是以内部发行为主；1979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为第二阶段，这是以80年代为主体，整整12年的全面繁荣阶段；199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些年里苏俄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呈萎缩态势，种类与印数都急遽减少，读者流失，影响也大为降低，这既和苏联政局的变化有关，也与我国整体气氛的变化有关，这一阶段除经典作品和出土的作品之外，新作品的翻译完全不能和80年代的热闹相比。 　　 　　我无法找到准确的语句描述对80年代的感觉，狄更斯说：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这样形容80年代也许不合适，不过，80年代的前几个年头确实是最好的年月，智慧的时代，信仰的新纪元。对郁闷很久的读者来说，那些年是阅读的黄金年月，狂欢的时代，各种各样熟悉的或新鲜的书籍，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书籍如潮水般蜂拥而至，令狂喜的读者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苏联文学的翻译出版也迎来了继民国时期、50年代之后的第三个高潮，或许也是最后一个高潮。 　　 　　狂欢来得如此迅猛，很像是沉寂多年的火山突然喷发，压抑已久的能量喷薄而出，书店里一夜之间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苏联成立以来几个世代的作家，不同政治观点和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统统汇聚在80年代的中国：骨灰级的文豪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珂夫、阿.托尔斯泰、叶赛宁、爱伦堡、帕乌斯托夫斯基、爱伦堡、萧洛霍夫，五十年代走红中国的巴巴耶夫斯基。格拉宁、特里丰诺夫、恰科夫斯基、柯切托夫、波列伏伊、卡达耶夫、卡维林、西蒙诺夫、冈察尔、潘诺娃、盖达尔、雷巴科夫、别利亚耶夫；中苏绝交后崛起的新一代作家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邦达列夫、拉斯普京、瓦西里耶夫、舒克申、利帕托夫、阿尔布卓夫、阿勃拉莫夫、田德里亚科夫；曾经被打入另册的巴别尔、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流亡海外的蒲宁、纳博科夫、布罗茨基，以及众多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加上种类繁多的作品集、选集、合集，好几种关于苏联文学的新期刊，洋洋洒洒的苏联文学研究专著，数不胜数。这种空前的盛况是50年代的清一色完全不能相比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与进步，就连当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也难望其项背。 　　 　　盘点这30年来出版的苏联小说，特别是80年代的出版成就，数量之大，涉及的作家之广，题材之多样，内容之丰富，恐怕要另开一长贴才能理清楚。前文在介绍那些50年代风行中国的苏联作家时，已经提到不少他们在80年代出版中译本的作品，这里不再赘述。以下仅就印象所及，对当时其他几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版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利帕托夫：《伊戈尔.萨沃维奇》 　　 　　经常逛旧书店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有两种外国小说特别常见，一部是咖啡色封面的美国小说《战争风云》，一部是暗黄色封面的苏联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小说热潮中，一本畅销作品的印数在10万册上下，但这两部作品特别引人注目，《战争风云》首印40万套，《伊戈尔.萨沃维奇》则首印20万册。这种印数在如今看来不可思议，在当时也是超常规的，以致后来成为旧书店里的常客。两部作品的不同在于，《战争风云》后来被不同的出版社加印过多次，至今仍为常销书籍。而《伊戈尔.萨沃维奇》则为一锤子买卖，再也没重印过，也很少有人再提起，壮观的20万册烟消云散。 　　 　　《伊戈尔.萨沃维奇》中译本的阵势相当吓人，正文之外，还附有“编辑说明”、“作者小传”、“作者创作谈”、“报刊评论综述”、“文学界和读者评论”等等，这种待遇在苏联小说出版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现在回头看，《伊戈尔.萨沃维奇》不过是写一个苏联权贵子弟怎么过奥勃特洛夫式生活的故事，无论那方面都很一般，何以受到如何厚待？也许是解禁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苏联长篇小说？或许是隐晦地借这部作品前瞻性地批判权贵子弟特权主义？至今不明白缘由。 　　 　　利帕托夫（1927～1979）是战后作家群的主力之一，曾长期在林业界工作，他的作品多以林业工人和管理者的生活为背景，善于正面描写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所谓当代英雄人物，捎带着批评一下不正之风之类。他的著名作品《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在1973年出过内部发行版本，颇受好评。 　　 　　艾特玛托夫：《白轮船》 　　 　　2008年6月10日，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与世长辞，享年80岁。 　　 　　80年代风靡中国的苏联作家中，50年代走红的战前那批人大多退出了历史舞台，战后崛起的一代作家站到了聚光灯下，其中的领军人物非艾特玛托夫莫属。他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之深，无人能出起右。苏联文学全面解禁之后，艾特玛托夫得到高度重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著名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编选了《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陆续出齐了三卷本《艾特玛托夫小说集》，几乎括了他的中短篇名作。长篇小说《断头台》、《一日长于百年》都有三个以上不同名字的译本。 　　 　　中国新时期作家们在谈起苏联作家对他们的影响时，总喜欢把两“夫”挂在嘴边――艾特玛耶夫和阿斯塔菲耶夫，总喜欢提及的两部作品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和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其实早在1963年，黄皮书系列就出过一部《艾伊特玛托夫小说集》，其中收录了早期名作《查密莉雅》。1973年，他的中篇名作《白轮船》中译本问世，彻底征服了中国读者，特别是文学圈内人士面对《白轮船》，个个目瞪口呆，当时处在蒙昧状态的中国作家和文学青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小说，短短的篇幅竟然容纳了这么多元素：神话和童话交织，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善与恶的斗争，生与死的较量，人与自然的互动，加上生动有趣的故事，诗意盎然的文体语言，深邃的哲理思考，情景交融的抒情风格，这种高浓度的作品让中国文学界眼界大开，受惠无穷，以致80年代后衍生了一批中国版的《白轮船》，余音不断，直至今日。 　　 　　艾特玛托夫（1928～2008 ）跟年长他三岁的特里丰诺夫一样，是1937蒙难者的子弟，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成长为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他的名作《查密莉雅》、《永别了，古里萨雷》、《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早来的鹤》，篇篇精彩，绝对值得细细品味。读他的作品，读者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文学享受，并为之痴迷忘情，就像中国某知名作家所言――恨不得把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倒背如流。 　　 　　愿作家艾特玛托夫安息，中国读者不会忘记他。 　　 　　 　　《伊戈尔.萨沃维奇》（利帕托夫著，林烟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力岗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80，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2） 　　 　　阿斯塔菲耶夫：《鱼王》 　　 　　1982年之前，在中国读者中没人知道阿斯塔菲耶夫是谁，1982年《鱼王》中译本的出版给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震撼教育课，从此阿斯塔菲耶夫的名字口耳相传，成为少数几个可以和走红的西方现代派作家分庭抗礼的苏联作家之一，而《鱼王》也成为中国作家们日后琅琅上口的超级经典。这不是偶然的，自俄国文学传入中国后，有一类抒情散文风格特别受到中国读者发自内心的推崇，自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以降，经蒲宁、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列昂诺夫等人发扬光大，这种以探讨大自然和俄罗斯民族心灵为标志的风格形成一脉相承的传统。《鱼王》在中国出版后，中国读者从中发现了久违的抒情散文风格，而且这部由十二个中篇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气势更恢弘，文笔更细腻，叙事手段更为丰富，对社会、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更深入，让中国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哑口无言，不得不服。 　　 　　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出身农村，幼时进过孤儿院，性格颇为复杂。1942年加入苏军参加了卫国战争，战后开始文学创作，成就斐然。苏联解体前后，阿斯塔菲耶夫因为发表了许多攻击苏联共产党、否定卫国战争正义性、歪曲战争事实的言论和作品而受到非议。在中国，除《鱼王》外，还有中篇小说《牧童与牧女》、《忧郁的侦探》以及一些短篇作品的中译本。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阿斯塔菲耶夫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陈淑贤、张大本译，1995），与小说相比，他的散文更加体现出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风格的神韵，其中一些微型篇什如《隔海不隔音》、《叹息》、《渴望》，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散文里，我看到的是一个正统的苏联作家，看不出他晚年会有180度的政治转向。从一些资料看，他在叶利钦时期发表的言论和苏联时期的作品相比，不像是同一个人，这或许是苏联时期某些作家的两面性格所酿成的悲喜剧。 　　 　　拉斯普京：《活着,可要记住》 　　 　　拉斯普京描写逃兵和逃兵妻子悲剧命运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发表于1974年，由于题材的敏感，一发表即引起轰动和持续的争论。这部作品在中国也引起关注，1978至1979年一年之间，一连出了三个不同的中译本，即《活着，可要记住》（李廉恕、任达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丰一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活下去，并要记住》（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之后不断有新的译本问世，算是这30年来少数几部在中国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苏联小说之一。 　　 　　相信有很多朋友看过《活着，可要记住》，我猜很多人读过之后都有困惑不解的感觉。关于《活着，可要记住》的主题和内涵，自它问世起即争议不断，迄今没有定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者批判了逃兵安德烈的背叛行为，对逃兵妻子纳斯焦娜的形象则为肯定。当作品被指责为“逃兵文学”时，拉斯普京这样解释：“这本书首先是写一个妇女，一个美好的纯粹的俄罗斯性格，她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她身上充满善良、自我牺牲精神、忠诚、对亲人的责任感。”我想这是拉斯普京的掩饰之辞，他表面上写逃兵和妻子，其实是写小人物在大时代里和国家、社会、战争、道德、法律，以及和大自然、命运、苦难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不能用清晰的逻辑语言表述的，在这部精心构思的作品里，作者巧妙地用一个奇特的故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模糊空间，是是非非，非非是是，说不清楚，要的就是一个“模糊”效果，说清楚就没意思了。在苏联文学中，使用这种手段来表达主题的作品并不多见。 　　 　　拉斯普京（1937～）擅长描写农村题材，至今仍活跃在俄罗斯文坛。《活着，可要记住》引起中国读者瞩目之后，1982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拉斯普京小说选》，收集了其他几部主要作品《告别马焦拉》、《最后的期限》、《给玛丽娅借钱》，苏联解体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以及短篇小说集《幻象》也有了中译本。 　　 　　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依靠作品本身的魅力和电影的助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说是1976年后在中国知名度和影响力最高的苏联小说。那五个美丽、勇敢、为国捐躯的苏联女兵不仅打动了苏联读者，中国的读者也为之动容。这部小说具备了一部优秀小说所有的特质：紧张曲折的情节，紧凑的叙事节奏，惊险悬疑的气氛，性格各异的动人人物，简洁洗练的文字，生动的细节，抒情的感伤情调加上爱国主义的情怀，人道主义的精神，严酷的战斗过程，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全在这9万字篇幅的小说里了。不过由于过多注重类似通俗小说的形式感，对主题深度的挖掘有些力不从心，没有营造出像《活着，可要记住》那种让读者可以持续思索的空间。 　　 　　瓦西里耶夫（1924～）出身于军官家庭，本人是参加过战争的前线一代，在中国他算是一本书主义者，除《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独享大名外，其他作品的表现比较一般。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合称战争三步曲的小说《未列入名册》、《后来发生了战争》都有单行本发行，也合并出过一本《瓦西里耶夫优秀作品选》（国家文化出版公司，1986）。此外，还有中篇名作《不要射击白天鹅》、《最后一天》等收入《瓦西里耶夫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邦达列夫：《岸》 　　 　　1941年战争爆发之后一直到今天，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从未中断过。前文讨论过若干斯大林时期的战争小说，那些作品大多出自作家和记志，颇有点粉饰战争的意思。到了后斯大林时代，这些作家记者派开始转向全景式描写战争，如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三步曲，恰科夫斯基的《围困》。同时，苏联文坛冒出了一支“战壕真实派”队伍，一批亲身经历过战火的年轻士兵们成长起来，他们笔下的战争注重战场局部的真实描绘、战火中的心理活动和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与作家记者们的走马观花有不同的观察与体验。邦达列夫是战壕真实派的核心人物，早在中苏对峙时期，他的作品《热的雪》和《岸》就作为修正主义的代表作品介绍到中国，尤以《岸》较为知名。 　　 　　《岸》以战争末期无军横扫德国为北京，描写一位苏军军官和一位德国少女的爱情故事，战后各自的命运，小说中现实和回忆交错，从一个别致的视角透视战争对苏德两国普通军人和民众的影响，以及战后两国关系的变迁。这部作品虽然很有布尔乔亚的情调，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早年我认真读过，也看过改编的电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总觉得这部作品有沙文主义的气息，莫名其妙的自大感，比方说，作者为何沿用老套子，让战败国的美丽少女爱上战胜国占领军的青年军官？如果设计另外一个格局，让苏军的一个美丽的女军官爱上德国占领地的进步男性，或许会有吸引力一些。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邦达列夫（1924～）于1942年参军，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到扫荡欧洲，从士兵到少尉，经历过一段非凡的战火生涯。战后进入高尔基文学院，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指导下开始了辉煌的作家生涯。邦达列夫著作等身，大部分作品都有中译本，甚至数个译本，包括中长篇小说《请求炮火支援》、《最后的炮轰》、《选择》、《戏》、《诱惑》、《百慕大三角》，比较而言，他的散文集《瞬间》和《美孤寂女人的气质》更值得细读。 　　 　　 　　《鱼王》（阿斯塔菲耶夫著，夏仲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拉斯普京著，丰一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瓦西里耶夫著，王金陵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岸》（邦达列夫著，索熙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   81，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3） 　　 　　田德里亚科夫：《月蚀》 　　 　　俗不可耐的三角关系，几个好得不正常坏得也不正常的青年男女，说些不知所云的废话，做些不知所谓的烂事，玩些莫名其妙的宗教――如果现在读《月蚀》，会发现这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书。不过在80年代初，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苏联小说之一，作为一个多少有点想法的青年读者，对那些严肃的题材宏大的叙事正经的宣传再也没兴趣了，专门找一些描写无聊生活的书来看。比如《月蚀》，前言里批评作者写的是精神空虚的青年，我当时的精神正空虚着，这样的小说自然大合口味。 　　 　　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是50年代初奥维奇金流派的一员，之后的创作仍以农村题材为主，70年代起涉足城市和青少年生活，他的早期名作《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死结》和《女婿》在50年代即已介绍到中国，80年代后，他的作品也出了不少，除单行本外也散见于小说合集和期刊，包括《审判》、《六十支蜡烛》、《蜉蝣命短》、《毕业典礼之夜》、《三点七点爱司》、《寿终》等，不过只有《月蚀》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阅读记忆。田德里亚科夫的每一部作品总要涉及各种敏感的话题，但总是浅尝辄止，局限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兜圈子，在设定议题内的挖掘也不够深入，这样一来，他的作品虽然非常之多，却因此而很难传世。 　　 　　叶甫图申科：《浆果处处》 　　 　　在长篇小说《州委书记》中有一位小丑般的青年颓废诗人维塔里.普土什柯夫，作者柯切托夫费尽心机百般丑化之，泄愤式的的影射手法被引为笑谈，据说这位颓废诗人的原型就是柯切托夫横竖看不惯的对头、大名鼎鼎的自由派诗人叶甫图申科（1933～）。在苏联文学史上，没有一个圈中人可以混得像叶甫图申科这样滋润，自1949年出道至今，纵横苏联、俄国乃至世界文坛凡六十年，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六个时代，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不见目睹了苏联至俄罗斯的每一次转变，还以他的作品、行动和姿态积极参与了转变的进程，几十年游走于东西方呼风唤雨，起起落落，始终屹立不倒，风头之劲前无古人，被戏称为“地球上最有名的诗人”。关于叶甫图申科的生平事迹和奇闻轶事，坊间和网上有很多报道，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查阅一下。如果哪位朋友在看欧洲黑白老片时发现一个来西欧开朗诵会的苏联诗人，那个意气风发举止潇洒的青年诗人多半就是叶甫图申科了。 　　 　　叶甫图申科经历充沛，写诗诵诗之外也经常跨界演出，散文、小说、评论、剧本都插上一脚，甚至还自导自演电影。《浆果处处》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1973年到1981年，写了八年之久才完成。这部作品结构复杂，内容庞杂，以西伯利亚森林里几个不相干的人物为线索，试图全方位描绘世界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从地球到太空，从现实到历史，从国内到国外，作者的笔像Google Earth时代的鼠标一样滑来滑来，加上漫无边际的议论，构成一部“惊人自由的、出人意料的和开放的作品”，对饱受西方现代派小说训练的读者来说，《浆果处处》当然不算高级。只是叶甫图申科借书中人物之口，有意无意地提到了众多著名的人物和作品，并发表了他的评论，可以看作是用小说做工具展示了他的精神生活，读来绕有趣味。 　　 　　叶甫图申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不要在死期之前死去》（淼华、柳苗黄译，昆仑出版社，1999）发表于1994年，以1991年的八一九政变和苏联解体为背景，讲述这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和作者的观感，这部作品沿用几个人物视角分头叙述的方式，中间穿插了作者自传式的私人生活回忆以及对苏联各类头面人物的评论，就技巧而言，比《浆果处处》要进步许多。叶甫图申科的其他作品也出了不少中译本，包括早期的内部读物《娘子谷及其他》、长诗《妈妈与中子弹》（苏杭译，漓江出版社，1997）以及个人诗集若干部，此外还有一部很有名的回忆录《提前撰写的自传》（苏杭译，花城出版社，1998）。 　　 　　克鲁季林：《斜雨》 　　 　　80年代，漓江出版社不定期地出版过外国文学丛刊“漓江译丛”，发表的都是名家名作，内容相当丰富，每期以该期的一篇主要作品命名。苏联作家克鲁季林的《斜雨》发表在1984年第一期同名“漓江译丛”上，此后没出过单行本。《斜雨》在80年代的苏联文学热潮中并不特别起眼，在苏联小说中也不算特别有地位，不过却是我当年很爱读的一部作品。现在偶尔看到网友提到《斜雨》，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原来还有人看过并一直记得它，颇有找到知音的愉快。 　　 　　《斜雨》是一部纯粹的言情小说，简述一个老工程师伊凡.安东诺维奇在妻子列娜去世后对往昔岁月的回忆，如何睹物思人，对妻子一点一滴的怀念，如何从妻子青年时代的日记中费力揣摩少女时的妻子与一位已婚艺术家的恋情，接着又回忆了夫妻两人的恋爱和婚姻生活，战时的际遇，和平时代的日常生活。整部小说以口语化的文字娓娓道来，不事雕琢，真切感人。作者精心设计每个场景，细节安排得自然妥帖，缜密的心理描写也恰到好处，带给读者很舒服的阅读体验， 　　 　　克鲁季林（1921～1985）出生于乡村，参加过卫国战争并受过重伤，60年代后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以农村题材为主，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利比亚基人》。《斜雨》发表于1969年，是克鲁季林转向城市题材的一次尝试。遗憾的是，除了《斜雨》，似乎没有其他作品的中译本问世，就连《斜雨》也是以不正常的方式跟中国读者见面的，好在有很多当年的读者并没有忘记这部抒情迷人的优秀作品。 　　 　　《斜雨》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其中谈论音乐的一处细节：“他们听过柴可夫斯基的所有交响乐曲，也有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但贝多芬的乐曲未能使伊凡.安东诺维奇激动和感动。他感受不到它的人性和温暖。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则是另一回事。”贝多芬的音乐感受不到人性和温暖？这个帽子太离谱了。如果这是作者的真实感受，那就未免匪夷所思了。 　　 　　纵观80年代出版的海量苏联小说，热闹是很热闹，当数量与品质并不成正比，潮水过后并没有留下多少坚硬的石头，真正出色的作家很少，能打动人的经典作品更是屈指可数，大体上，前面介绍过的几位20～30年代出生的作家――格拉宁、特里丰诺夫、利帕托夫、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瓦西里耶夫、邦达列夫、田德里亚科夫，以及稍长一代的波列伏伊、西蒙诺夫、恰可夫斯基、冈察尔，加上长盛不衰的老文豪们，这些人的作品构成了80年代苏联文学在中国书市的主力阵容，还有一些作品虽然在替补阵容内，但也给中国读者留下过很好的印象，并没有随着落潮退去，其中包括《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红莓》（舒克申）、《海的未婚妻》（阿纳托利.金），《普尼亚斯林一家》（阿勃拉莫夫）、《永远十九岁》（巴克拉诺夫）、《悦耳的钟声》（兹巴纳茨基）、《永恒的规律》（顿巴泽）、《湖畔奏鸣曲》（埃泽拉）...... 　　 　　无可讳言的是，上述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是所谓主流队伍中的成员，他们尽管很努力地创作，在主题开掘和形式创新上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始终无法摆脱为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嫌疑，在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并不能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政局的变化，一批被遗忘多年的非主流作家和作品开始大批量浮出水面，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掀开了新的一页。 　　 　　《月蚀》（田德里亚科夫著，王守仁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 　　《浆果处处》（著张草纫，白嗣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斜雨》（克鲁季林著，石国雄译，漓江出版社，1984） 82，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4） 　　 　　1985年，在三位年迈多病的苏共总书记相继去世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终于如愿登上了权力颠峰，开始了毁灭苏联和社会主义东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苏联很快进入剧烈的动荡时期，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发生了令人炫目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尤为迅猛。 　　 　　在文学界，禁忌消失了，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以前的毒草变成了香花而备受欢迎，一批长期受到压制的作家和作品光荣地回归，骤然成为文学的主流。这些被柯切托夫称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作家包括中国读者今天已经很熟悉的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格罗斯曼、布尔加科夫、皮利尼亚克、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阿克肖诺夫，还有许多中国读者至今也不熟悉的名字。 　　 　　在这些作家中，有十月革命后逃亡的，有肉体已经被苏维埃政权消灭的，有坐过大牢的，有被严厉批判过的，有受不了严寒自杀的，有多年被贬斥禁止发表作品的，有写了作品不敢发表的，有在国外发表作品被修理的，有在地下刻印作品被严打的，有放逐国外被取消国籍的……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刻意让读者遗忘的的作家在公开性的旗帜下纷纷被挖掘出来，他们的出品成为出版界趋之若骛的对象，岁月的沉淀无法抹去这些作品的光彩，它们如万马奔腾，冲击着苏联读者饥渴的心灵，让几十年来吃惯了蔬菜沙拉而不知肉糜滋味的苏联读者大开眼界。其盛况有如1978年初刚刚解禁西方文学的中国。 　　 　　在这股热潮中，中国的出版界当然不会闲着，对这些回归作家的关注一点不比苏联差，好像实况转播一般，苏联红了一本，我们这里一拥而上，很快就有了中译本问世，而且常常是几个不同译本打群架，80年代后期几本卖座的苏联小说基本都是这些回归作家的作品。苏联解体之后，这些作家和作品取代了原苏联主流作家的地位，成为理论界追逐的对象，以及支撑苏联小说市场的主力部队。以下就简单回顾一下几位重要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左琴科：《日出之前》 　　 　　左琴科（1895～1958）出名并不完全基于他作品的出色，而是因为1946年和阿赫玛托娃一起受到到日丹诺夫的粗暴批判引发的著名事件，这个事件的结果是左琴科成为苏联文学的敌人而长期被压制，贫病交加，郁郁而终。另一个结果是随着苏联走向没落，左琴科名声大噪，且越来越噪。现在大致清楚了，1946年的批判事件来源于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斯大林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左琴科的惹祸上身多半与斯大林对他的长期厌恶有关，从《列宁与卫兵》、《日出之前》到《猴子奇遇记》，左琴科总是不经意地得罪斯大林，终于在劫难逃。 　　 　　左琴科以写作儿童故事和短篇幽默讽刺故事知名，早在民国时期，他的《列宁故事》和《新时代的曙光》就有了中译本，80年代以后出版了多种作品集，包括《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顾亚铃、白春仁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丁香花开》（吴村鸣译，漓江出版社，1984）、《一本浅蓝色的书》（吴村鸣、刘敦健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靳戈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左琴科幽默讽刺故事集》（吕绍宗译，译林出版社，2004）。《列宁的故事》也再版了（曹靖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跟老版本对照，《列宁与卫兵》中的“一位长着小胡子的人”变成了“一位工作人员”。《猴子奇遇记》译文发表在《俄罗斯文艺》（1985年，第1期），《外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也收入了这篇直接给左琴科惹祸的小品。 　　 　　我的个人看法，左琴科的幽默讽刺短篇故事固然不错，但也就是不错而已。在他的作品中译本中，值得认真读的大概只有《日出之前》，这部作品创作于1942～1943年，这部讲述如何战胜精神疾病的作品看起来像是回忆录，也像是科普书，译者称为散文体科学文艺小说，是左琴科的呕心沥血之作，当然发表后免不了被批判，左琴科因此而失去了工作，据说幕后的指使人不是别人，还是他得罪过的那一位，以左琴科的遭际居然活到了1958年，堪称奇迹。 　　 　　扎米亚京：《我们》 　　 　　在《我们》中译本出版之前，中国读者恐怕不知道扎米亚京是谁，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出了好几个中译本，我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扎米亚京的知名度依然有限得很。扎米亚京（1884～1937）毕业于彼得堡工学院船舶工程系，十月革命前在白银时代的尾声中崭露头角，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的中短篇小说。十月革命后从英国返回俄国，在新生政权下熬过了貌合神离的十余年，在严酷的文艺环境中无所适从，与当局渐行渐远，只好一走了之。最后几年在国外度过，无声无息地客死他乡。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位了不起的作家和他的经典杰作《我们》才重见天日。 　　 　　《我们》创作于1920年，和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按照中译本前言的说法，“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作为船舶工程师，扎米亚京曾在英国生活过很长时间，观察研究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面目，之后又在革命后的俄国生活过很长时间，观察研究过一个新生革命政权的种种惊奇，革命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创伤与痛苦，不同的生活经验赫思考让《我们》有一种莫测高深的味道，以致这么多年后，作品的内涵和作者的写作意图依然众说纷纭，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可能危机？还是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读者和评论家大可各取所需，没有必要庸俗化，非要贴上政治标签。 　　 　　扎米亚京的其他作品有随笔集《明天》（闫洪波译，东方出版社，2000），若干零散的文章收入有关作品集中。鲁迅曾经翻译过扎米亚京的早期名作《洞窟》，收入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日出之前》（左琴科著，戴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我们》（扎米亚京著，顾亚铃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刁绍华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范国恩译，辽宁教育出版，2003。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83，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5）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28年斯大林完全掌握权力，布尔什维克政权在这十年里忙于应付内战、镇压叛乱、恢复经济以及尖锐的高层权力争夺，无暇顾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20年代的苏联文坛因此而呈现短暂的自由繁荣景象，涌现了众多政治倾向和艺术风格各异的作家和作品，其中有少数熬过了漫长的沉寂期，在80年代后期重现光彩，皮利尼亚克、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就是几位活跃在20年代而在80年代获得艺术新生的杰出作家。 　　 　　皮利尼亚克：《红木》 　　 　　皮利尼亚克（1894～1938）是德国移民后裔，出身于一个乡村兽医家庭，1920年毕业于莫斯科商学院，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作为一个革命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皮利尼亚克对革命时期的观察与理解，包括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都迥异于那些投身革命的主流作家们。1918年后发表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作品，包括《荒年》、《机器和狼》、《红木》、《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等，在当时已饱受批判之苦。特别是《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直截了当地影射斯大林在伏龙芝手术猝死事件中的责任，为他招来日后的杀身之祸。30年代创作了一批靠向主流的作品，包括《伏尔加河流向里海》、《果实的成熟》等，收敛了以往的犀利，但未能挽救他的生命。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4月被镇压。 　　 　　中篇小说《红木》是皮利尼亚克最知名的作品，1929年在国外出版，即刻遭到国内文坛中人的群起攻之。这篇小说篇幅不长，以革命胜利后的某外省小城为背景，描写革命给小城市民生活带来的冲击，形形色色的各式人物包括革命人士在新政权统治与被统治下的生活实况和精神状态，以及作者本人借书中人物隐隐表达的对革命的另类看法。美国学者斯洛宁准确地概括了皮利尼亚克创作《红木》的意图：“他只关心出生、爱情和死亡的有机过程，而他最精彩的章节就是描写孤独、性欲、灭亡的痛苦和恐怖，以及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他总是暗示：在社会的动荡之外，有一种固定的东西，一种在人的心里永远不变的东西。帝国的垮台、暴民的叛乱以及社会的改革都不可能改变人的基本痛苦和矛盾。” 　　 　　在中国，皮利尼亚克的作品直到90年代后才引起注意，《红木》和《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出了多个中译本，作家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丛书”有一卷皮利尼亚克作品集《红木》，收入《红木》、《果实的成熟》、《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和《小城》，《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石枕川、王少孔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收入《红木》、《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及若干短篇小说。 　　 　　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 　　 　　与皮利尼亚克相比，另一位20年代成名的非主流作家普拉东诺夫对苏联政权的审视更为严厉，对现实的批判也更为锋利，大概是没有直接触怒斯大林，幸运地逃过了毁灭性的打击。普拉东诺夫（1899～1951）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1918年进入沃罗涅什技术学院学习电机工程，毕业后从事技术工作，参加过水电站的建设。青年时代的普拉东诺夫是一位狂热的革命者和理想主义者，发表了若干高度激进的诗歌和小说。随着阅历的增加，普拉东诺夫观察现实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更多阴暗的东西进入他的视野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20年代后期少数公开发表的作品无不受到剧烈的批判，一度退出文坛，无法发表作品。战争爆发后，普拉东诺夫到前线做了战地记者，战后发表了反映普通军民在战争中悲剧命运的短篇小说《回归》，同样遭到主流批评家的抨击。普拉东诺夫于1951年去世，他的大部分未发表手稿被收藏在官方的档案袋里束之高阁，直至80年代后期才解禁出版。 　　 　　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是普拉东诺夫最有影响的作品，创作于1927～1929年，第一部公开发表过，全书完成后被禁止发表，直到1988年才得以在苏联全文发表。这部作品描写革命胜利后，几个激情的革命者来到一个叫切文古尔的偏僻小镇，开始一场消灭资产阶级、梦想一夜建成理想社会的革命实验，他们高喊无比进步的口号，采取剧烈无情的手段打击敌人，用种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来进行他们的彻底革命，最后导致经济破产，人民无法生活，所谓革命实验不过是一群狂热者的乌托邦大梦。普拉东诺夫以冷峻的和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表明，如果这些所谓善良的空想主义者执掌了国家权力并强制推行反理性的政策，祸害的将是国家前途、民族的未来和无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普拉东诺夫站在理性的和人道主义的立场，深入反思了革命胜利初期一些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用戏谑嘲讽、直接了当的口吻激烈批判了伪革命者的反革命行径。阅读这部作品，一再看到那些非常熟悉的革命术语，地道的革命台词，逼真的细节场景，让我们这些见识过左倾时代的读者感觉毛骨悚然，后背直冒冷汗。 　　 　　普拉东诺夫作品的中译本不多，除《切文古尔镇》外，还有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徐振亚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收入《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弗罗》、《七月的雷雨》、《回归》、《第三个儿子》、《基坑》六篇小说，每篇都是值得细读的精品。 　　 　　 　　《红木》（皮利尼亚克著，石枕川、刘引梅译，作家出版社，1997） 　　《切文古尔镇》（普拉东诺夫著，古扬译，漓江出版社，1997） 　　84，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6） 　　 　　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 　　 　　布尔加科夫（1891～1040）出生于基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充满文化气息的环境里长大，1901年进入著名的基辅第一中学就读（帕乌斯托夫斯基写过一篇长文《布尔加科夫和戏剧》，回忆了他们一起度过的中学时代，见《文学肖像》）。1909年考入基辅大学医学院，在经过动荡的一次大战、革命和内战岁月后，他在1920年弃医从文，成为一个优秀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非常成功，曾轰动一时；他的剧作极受观众的欢迎，常演不衰，但却越来越受到当权者的冷眼，终于被禁止上演所有的剧本，甚至一度失去了工作而不得不直接向斯大林陈情。 　　 　　布尔加科夫写小说，写剧本，写散文，写传记，写讽刺小品文，展现了全面的文学才华，如西蒙诺夫所归纳的：“布尔加科夫被慷慨赋予的才华包含着全然不同的三个方面，讽刺作家、幻想作家和善于进行准确严格心理分析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才华。这三者，再布尔加科夫的整个文学生涯中，可以说是贯串始终、相辅相成的，它们彼此竞相争夺着荣誉的桂冠”，桂冠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他在1928年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用心地修改润色，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杰作。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部很难读懂的作品，布尔加科夫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叙事方式，精心构造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谜局，自如地穿越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宗教史实的戏拟和宗教精神的探讨，道德哲学的追寻，独出心裁的幽默感、辛辣的讽刺、史诗般的缠绵爱情，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统统融于一炉，端出一盘色香味具全的混合大餐。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里，隐藏着难以言传的悲愤感和对现实的嘲弄，与普拉东诺夫在《切文古尔镇》中毫不掩饰的嘻笑怒骂不同，布尔加科夫对苏联现实的表述更加委婉隐晦。1966年底，《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删节本在苏联公开发表，震动了苏联文学界，人们被打动之余一直想厘清布尔加科夫到底要说什么，由于作品太过复杂，作者的手段太过高超，大家只好各说各话，各自从作品里吸取自己需要的营养，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 　　 　　关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故事内容，坊间和网络上相关的介绍、评论比比皆是，这里就不多说了。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至今，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至少有六个规范的中译本，包括钱诚译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徐昌瀚译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王振忠译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戴骢、曹国雄（作家出版社，1998）、严永兴译本（译林出版社，2000）、高惠群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这些译本以及好几个不规范的译本被多家出版社重复再版过多次，这部作品受到这么多翻译名家的重视以及这么多出版机构的追捧，历经多年而不衰，在苏联小说的翻译出版史上绝对是独占熬头的，风头之劲丝毫不亚于那几部著名的红色经典。 　　 　　布尔加科夫的其他作品也深受中国出版界的青睐和中国读者的欢迎，重要的小说、散文、戏剧和传记作品基本出齐了，且一再翻译出版，主要的作品译本大致有以下这些：《白卫军》（许贤绪译，作家出版社，1998）、《剧院情史》（石枕川译，作家出版社，1998）、《狗心》（曹国雄、戴骢译，作家出版社，1998）、《袖口手记》（理然译，花城出版社，1992）《不祥的蛋》（曹国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孽卵》（周启超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周启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徐昌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逃亡布尔加科夫戏剧三种》（陈世雄、周湘鲁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莫里哀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以上提到的左琴科、扎米亚京、皮利尼亚克、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和下文将要说到的巴别尔、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几位只是80年代后期苏联回归文学的标志人物，其他还有许多在中国不太出名的――在80年代之前被埋没的作家、被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把作品锁进抽屉的作家、从集中营归来的作家、被叶诺夫请去喝咖啡再也回不来的作家、十月革命后几代被放逐国外的作家……他们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时代终于冲破了人为的藩篱，如井喷一样爆发，上演了一出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荒唐戏剧。这些回归作家的作品代表了苏联并不为人所知的一页历史，掀开了被几代苏联领导人刻意回避、隐瞒的真相，带给苏联新一代读者极度的震撼，这些读者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回归文学作品后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他们怎么看待苏联的历史和现实？回归文学的兴盛在苏联覆亡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很有启示性的议题，值得深思探讨。 　　 　　回顾1976年后公开出版的苏联小说，在眼花缭乱之余也不免好奇，在这30多年特别是在80年代的外国文学热潮里，如此大规模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究竟占据了什么地位，留下了什么印记？据说仅在8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万余种各类俄苏文学作品，超过此前各个时代的总和，这个数字让人瞠目结舌。在我的个人记忆里，80年代初是西方现代文学的狂飚席卷中国的时候，是“外国文艺丛书”中的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辛格、海勒、马拉默德、加谬、伦茨大张旗鼓入侵中国的时候，卖相陈旧的苏联小说何以与新鲜出炉的卡夫卡博尔赫斯们分庭抗礼？这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 　　 　　坦率的说，80年代出版的新一代苏联小说在数量上超过了50年代的高潮期，但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失去了当年“打动”人心的魅力，也失去了当年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大号召力。我想这主要因为时代不一样了，1976年以前，苏联小说是中国读者观察外部世界和审视自身的路标，通过苏联小说完善自身，并领略苏联一次又一次翻云覆雨的变革。以1976年为转折点，中国后来居上，变革得更迅速，也更彻底，苏联的主流作家们已经落伍，再也跟不上中国读者前进的步伐。因此，80年代出了那么多苏联小说，真正留下印象也就是少数几个作家，几部作品而已。就算到了80年代后期，当苏联读者如痴如醉地沉迷于他们的回归文学时，中国读者也就是看看热闹，不再大惊小怪，不会像苏联读者那样如梦初醒、通彻心扉。1976年出现在中国的苏联文学作品再也无法影响中国读者的头脑，再也无法左右中国读者的命运，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大师和玛格丽特》（布尔加科夫著，钱诚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85，巴别尔：《骑兵军》、《敖德萨故事》 　　 　　有人曾经这么说过，一个男人活在世上，应该受过大苦，享过大福，干过大事，打过大仗，坐过大牢，当过大官，赚过大钱，经历过伟大的爱情，然后堂堂正正地死去，这样才算资历完整，不枉到世上走一趟。巴别尔活了46年，受过大苦，打过大仗，坐过大牢，没享过大福，没当过大官，没赚过大钱，堂堂正正地死去了；至于有没有经历过伟大的爱情，对巴别尔并不重要，因为文学是他的爱人，终生不渝的爱人；他的一生只发表过很少的文字，几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战时日记而已，不知算不算大事？当然是，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享过大福，当过大官，赚过大钱？他们中谁写出过《骑兵军》、《敖德萨故事》、《我的鸽子窝的历史》这样的传世杰作，让后人永远的记住，永远的赞叹，永远的怀念？ 　　 　　巴别尔（1894～1940）出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自幼聪慧，爱好阅读和幻想，曾在敖德萨商业专科学校和基辅金融与商业学院学习，1915年前往彼得堡，后结识高尔基，在高尔基建议下，他深入民间生活长达七年，从事多种不同的工作。1920年从波兰前线返回敖德萨后，开始撰写《敖德萨故事》，接着又创作了《骑兵军》和《我的鸽子窝的历史》，一举成名。《骑兵军》发表后，引起原第一骑兵军高级将领的强烈不满，军长布琼尼写文章用粗鲁的语言激烈抨击巴别尔，高尔基出面为巴别尔辩护，引起一场风波，为巴别尔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巴别尔在30年代开始撰写长篇小说，只发表了零星的小说随笔和两部剧本。1939年被捕，全部手稿被没收，下落不明。1940年1月27日（一说1月15日）被枪决，终年46岁。 　　 　　1920年，戴眼镜的敖德萨知识分子、犹太青年巴别尔作为记者随第一骑兵军进军波兰，见证了苏联红军从胜利到失败的整个过程，如实地反映在短篇小说集《骑兵军》中，震惊了天下。在读到《骑兵军》之前，中国读者印象中的苏联红军第一骑兵军是一支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统帅的铁血队伍，金戈铁马横扫白军的传奇部队，军纪严整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的胜利之师，《骑兵军》完全颠覆了这种印象，巴别尔还原了真实、活生生的、不是被美丽的谎言包裹起来的第一骑兵军，也还原了被苏联官方长期隐瞒的那场苏波战争的真实面目。 　　 　　必须承认，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骑兵军》的精妙，关于这部“全世界流行八十年，禁而不绝的奇书”，只能用“深不可测”四字形容。这八十多年来，全世界数不清的读者、学者、评论家们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不知琢磨过多少遍了，恨不得把每一个言外之意，每一个画外之音都梳理清楚。确实，《骑兵军》里包含了太多的东西：战斗的惨烈、恐怖，双方士兵对犹太人的杀戮，对无辜平民的侵犯，哥萨克士兵的勇敢、豪迈、粗鄙和野蛮，红军高级军官的众生相，宗教的冲突，阶级的对抗，民族的仇恨，人性的阴暗，奔放的情欲，理想的幻灭，加上诗意盎然的景物描写，人物心理的细致描摹，简练的文字，类似蒙太奇的结构方式和画面效果，一个个高潮迭起的故事，一个个过目不忘的人物…… 　　 　　《骑兵军》三十几个篇章，每一篇都精彩，每一个人物都令人难忘，每一个细节都回味悠长，每一个故事都非同凡响，值得一字一字一句一句细细品味。这些故事中哪一篇最优秀？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巴别尔的朋友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特别分析了《战马后备处主任》和《基大利》，另一位朋友帕乌斯托夫斯基则认为《盐》和《基大利》最应该为后人保留。还有更多的人喜欢《我的第一只鹅》、《普里绍帕》、《一批马的故事》、《寡妇》、《契斯尼基村》……对我来说，后来增补进《骑兵军》的《吻》非常令我感动。 　　 　　帕乌斯托夫斯基曾这样描写他对巴别尔的第一印象：“既没有悦目的外表，也没有丝毫的造作，更没有思想深刻的谈话。只有眼睛――那双锐利的眼睛，能够洞穿你的全身，这双笑意荡漾，同时又十分腼腆并充满嘲讽的眼睛能勉强暴露他的作家身份”（《肖像文学》），巴别尔就是用这种嘲弄的眼睛观察战争，他的《骑兵军》超越了苏波战争这样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借用当下批评家常用的术语，他用“人道关怀和悲悯意识”洞穿了人类所有战争的本质。《骑兵军》里常见的手法是把残酷的战争场面和诗意盎然的浪漫场面糅合在一起，造成尖锐的对比效果，以表达巴别尔强烈的精神向往，如《大英百科全书》所说：《骑兵军》“虽然时常充满失去理性的残酷，但它们仍然表现出一种信念，即欢悦和幸福必然存在，即使只存在于想象中”。 　　 　　《骑兵军日记》（王若行译，东方出版社，2005；《巴别尔马背日记》，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迟至1990年才公开出版，这是一部幸运保存下来的珍贵记录，巴别尔在戎马倥偬之隙写下的这部战地日记，比经过修饰的《骑兵军》更加真实，更加直接，更加血淋淋，可看作是原始版或者浓缩版的《骑兵军》。很多人初看《骑兵军》会觉得线索凌乱，脉络不清楚。我以为研读《骑兵军》最好经过这样的程序――先找一本讲述苏波战争史的书籍（目前没有特别合适的，第一选择为王天兵先生的新著《哥萨克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08）），把苏波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前后经过理清楚，然后再把《骑兵军》和《骑兵军日记》逐篇对照琢磨，这样才会豁然开朗，大致可以明白巴别尔数不尽的言外之意、画外之音，每有所思，都会掩卷长叹，向巴别尔的在天之灵致敬。 　　 　　在我喜欢幻想的年轻时代，总是对异国风味的海滨城市充满了神往，我想象将来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那里有港口、灯塔、沙滩、歌剧院、博物馆、书店，还有绵延的海岸线、充沛的阳光、古色古香的建筑，葱绿的街边树木，宽敞干净的街道，以及街边的咖啡馆，咖啡馆里幽闲的市民，大海上远去的轮船、海边散步的美丽姑娘......现实中或许有很多这样的城市，不过肯定没有一个像黑海城市敖德萨那样充满了梦幻版的文学的魔力，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卡达耶夫的小说和爱森斯坦的电影里，我们已经领略了敖德萨的迷人风貌，而把真实的敖德萨刻划得入木三分的作品莫过于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和《我的鸽子窝的历史》。 　　 　　《敖德萨故事》是巴别尔从前线回到敖德萨后构思创作的一组短篇小说，讲述敖德萨犹太黑帮的传奇故事；《我的鸽子窝的历史》题献给高尔基，讲述巴别尔的童年和成长岁月。这两个系列不像《骑兵军》那样有名，但一点也不比《骑兵军》逊色。在这些故事里，巴别尔怀着温情记载或者塑造了他记忆中的敖德萨――物欲横流的繁华都市，陷于生存困境的犹太人，犹太黑帮的仇杀内幕，流氓的发迹和衰落，以及一个少年眼中五光十色的敖德萨城市和敖德萨人，成长历程中经历的种种怪诞、恐怖而又有趣的人和事。以《敖德萨故事》为开端，巴别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调的冲突和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之上”（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一特色在《骑兵军》和《我的鸽子窝的历史》中延续下来并发扬光大，而他最被赞赏的作品是感人至深的《德.葛拉索》。 　　 　　对中国读者来说，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敖德萨故事》（含《敖德萨故事》《我的鸽子窝的历史》及其他散篇）是一个了不起的礼物，书里不仅收集了《骑兵军》外几乎所有的巴别尔小说，还收集了一组精美的老照片，看到这些20世纪初的敖德萨美丽景物，令人越发神往当年巴别尔、帕乌斯托夫斯基、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这些意气风发的敖德萨文学青年和他们经历的那个充斥革命和战争的浪漫时代。此外，东方版《骑兵军日记》中附录的一组小品书写和回忆文章也是应该仔细研读的精品。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巴别尔传记跟中国的巴别尔爱好者见面。 　　 　　巴别尔没写成过长篇小说，他的短暂一生就是一部小说，比纸面上的小说还要惊心动魄。如何评断巴别尔作品的价值？我以为《敖德萨故事》封底所引用的一句评论最为传神：“巴别尔文集是一本传世之作，你会终生反复阅读，然后留给你的孙子，否则，就带进坟墓”。 　　 　　《骑兵军》（孙越译，花城出版社，1992；戴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红色骑兵军》，傅仲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86，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 　　 　　1989年，《生存与命运》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之后数年又出了其他几个不同的译本，引起中国读者的注目。那时正是东欧苏联局势动荡的历史性时刻，眼睁睁地看着东欧的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倒下，眼看着老大哥苏联也行将不保，风云突变如此神速，看得人眼花缭乱，摇头叹息。在那些惶惑的日子里阅读《生存与命运》，仔细品味书中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大有振聋发聩之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苏联已经烟消云散的今天回过头重新审视《生存与命运》，仍能感受到那种欲摧毁主流价值体系而后快的神秘力量。 　　 　　《生存与命运》让中国读者切切实实地受到了一次震撼教育，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格林斯曼是何许人，大家对苏联居然出现这样一位无畏级的作家深感诧异。其实，老一代读者对格罗斯曼并不陌生。早在民国时代，刚出道的青年作家格罗斯曼就曾经风靡过一时，他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有茅盾和海观两个译本，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发行过多个版本。1949年，上海大东书局出过一套“苏联名作家专辑”，精选了五位苏联代表作家，其中就有资浅的格罗斯曼。50年代初，格罗斯曼的多部中短篇小说继续在中国出版发行，直至他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遭到批判才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 　　 　　格罗斯曼（1905～1964）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理系，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卫国战争爆发后作为《红星报》特派记者深入前线采访报道，见证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大部分历程。战后，格罗斯曼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1952年发表后深受评论界和读者好评，不料却遭到《白桦》作者布宾诺夫的阻击，此君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激烈抨击《为了正义的事业》犯了所谓严重的政治错误（一说布宾诺夫给斯大林写了告状信，斯大林指示真理报发表批判格林斯曼的文章），眼看一场文字狱即将展开，却因斯大林的突然去世而不了了之。 　　 　　1960年，《为了正义的事业》的续集《生存与命运》完稿，随即在寻求出版过程中被安全部门查抄了手稿。格罗斯曼不服，直接向赫鲁晓夫陈情，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苏斯洛夫召见了格罗斯曼，不仅拒绝出版《生存与命运》，拒绝归还手稿，还口气强硬地威胁格罗斯曼――出版这部小说想都不用想，也许两三百年后才能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郁郁而终。1988年，苏联的老牌文学杂志《十月》分四期连载了《生存与命运》，之后又出了单行本，此时距手稿被查抄不过才28年而已，距离苏斯诺夫“两三百年”的预言差得很远。格罗斯曼生前虽然未能看到它的出版，但他应该有自信写出了一部足以傲视时代并流传后世的惊世之作。 　　 　　《生存与命运》沿袭了《战争与和平》的风格，以一个家族的几个人物为线索，全景式的描写写了苏军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浴血奋战和胜利大反攻，德军保卢斯重兵集团的覆灭，前线的激烈战斗，后方人民的；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罪行，德国战俘集中营的黑暗，以及苏联劳改营和安全部门的内幕……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和场景拼贴出一幅苏联军民英勇抵抗外敌入侵的完整画像。构成这幅画像的主要人物有苏军政工人员克雷莫夫、坦克军长诺维科夫，核物理学家施特鲁姆，以及跟他们相关的几位女性柳德米拉、叶尼娅，此外还设计了其他众多各式各样的人物――斯大林和希特勒，战场上的双方统帅叶廖缅科、崔可夫、保卢斯，视死如归捍卫六一大楼的苏联军官格列科夫和他手下的士兵们，德国战俘集中营里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依、苏军军官叶尔绍夫，老孟什维克切尔涅佐夫，苏联劳改营里的革命家囚徒阿巴尔久克……格林斯曼细致地描写他们在卫国战争最险恶时期的际遇，以及各自复杂的内心世界，对这些人物的命运和心理活动做了洞察入微的描述，试图把整个苏联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战争时代蒙受的苦难都归纳在这些人物的个人经历里。透过这些人物的故事，可以真切地领悟到自《战争与和平》以来俄罗斯战争文学那种独特的悲怆意味。 　　 　　1986年,在出版《生存与命运》英译本时，西方学者就称之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后来出苏联版时，好几位苏联评论家沿用了这个说法，不胫而走，几成定论。从艺术角度看，《生存与命运》视野广阔，场面浩大，整部作品确实如史诗一般宏伟，只是格罗斯曼对史诗型长篇小说的驾驭能力还不能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人物线索过多，结构庞杂，导致叙事紊乱，多少影响了情节的顺畅和揭示主题的力度。 　　 　　引起争议的焦点倒不是这些，而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议论段落，这些段落自始至终比比皆是，其中有出自叙述者的夹叙夹议，有借助人物的内心独白和人物之间的对话，还有整章整节的论说文，在这些议论文字里，格罗斯曼无所顾忌地阐述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包括对战争进程的探讨，对战争的起源的反思，对统帅层、高级将领们表现和应付责任的评论，还包括对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政权体制、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政策、个人迷信的批评和斯大林本人的抨击，甚至把斯大林政权和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相提并论，这些负面评价和苏联官方一贯的宣传口径完全背道而驰，锋芒直指苏联主流话语系统无法回避的核心要害，其尖锐和犀利，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有喘不过气的感觉。 　　 　　仔细品读《生存与命运》中的议论文字，即便是我们这些不甚相干的中国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格罗斯曼强烈的激愤之情，感受到他的屈辱、痛苦和愤怒，还有他对苏联政权、苏联领袖和苏联军队的复杂感情，感受到他那不可抑制的倾诉欲望，他要倾吐对卫国战争的真实看法，对苏联人民蒙受战争苦难的悲愤，对苏联前途、民族未来的忧虑，对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同情，这些浓烈的情绪掺杂在一起，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已经顾不上叙事形式的严谨与合理。有些评论者以这部作品种种艺术上的缺陷为理由，试图贬低《生存与命运》的文学价值，进而抹杀其思想价值，这是毫无道理的。格罗斯曼的观点虽然与当年的苏联主流抵触，但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民间的声音，种子埋在地下，不等于不存在，苏联当局不是打压这些潜在的种子，就是装作看不见，一旦破土而出即束手无策，继而束手就擒。治标不治本，封杀一部《生存与命运》有什么用？ 　　 　　1988年，《生存与命运》被封杀了28年之后光荣地回归，苏联读者总算见识到了这部历经磨难的传奇作品，在若干文坛中人的强力推荐和媒体的炒作宣传下，一如预期地引起巨大的反响。嗅觉灵敏的中国出版界很快注意到了《生存与命运》的价值，不到一年时间即同时出版了两种不同的中译本，之后又有两种中译本陆续问世，工人版的严永兴译本之外，还包括《生活与命运》（王福曾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风雨人生》（力岗译，漓江出版社，1991）和《生活与命运》（翁本泽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交相辉映，可谓盛极一时。遗憾的是，或许是当年斯大林插手批判风波的影响，中国出版界可能抵制了《为了正义的事业》，经过多方查证，没有发现当年曾经公开翻译出版过这部作品的迹象，今后恐怕也没有机会再出了。 　　 　　《生存与命运》（格林斯曼著，严永兴、郑海凌译，工人出版社，1989；译林出版社，2000） 87，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用很俗的词汇来说――可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曾经辉煌一时，取得过巨大的荣誉，又曾经历经磨难，所言所行备受争议；他在卫国战争时代作为青年军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却在临近胜利时被捕入狱，原因不过是在友人书信中议论了几句最高领袖；他曾经罹患癌症，濒临死亡的边缘，又神奇地起死回生；他以文字做长茅，唐吉诃德一般向着苏联风车冲杀不已，却在流放异域二十年衣锦还乡时愁肠独悲，觉昨是而今非。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以文学家扬名立万，却一生与政治纠缠不清，当他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恐怕也心中惴惴：给我的是文学奖，还是政治奖？ 　　 　　1917～1991年的苏联期间，一共有五位俄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萧洛霍夫外，其他四位――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都是不被苏联官方认可的作家，其中尤以索尔仁尼琴最为抢眼，反苏言论最鲜明，反苏行动最坚决，经历最复杂，姿态最张扬，争议最大，生命历程也最长。如何评价这位显赫的人物，历来存在者截然相反的观点。反索派认为，索尔仁尼琴以创作反苏反共作品起家，坚持反动立场，肆意诋毁苏共、苏联政权和苏联人民，甘愿充当西方颠覆苏联的棋子和工具，其作品恶意扩大甚至编造事实，陈词滥调，水平低下，艺术格调不高，其人品也很可疑。挺索派认为，索尔仁尼琴的斗争体现了人类良知的力量，他是俄罗斯的良心、圣徒、无畏的斗士、新世纪的先知，他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承载者和继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20世纪俄语文学的最高水平，等等。随着苏联的垮台，这种分歧并没有消弭，只是反索派从主流变成非主流，挺索派从非主流变成主流而已。 　　 　　在目前可以看到的索尔仁尼琴作品中，以成名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最为出色。1962年11月，在需要深入揭批斯大林罪行的背景下，经过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特别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震惊了苏联文坛和苏联社会，在苏联读者中引发史上最严重的轰动。索尔仁尼琴，这位“具有稀有才能”的作家一炮而红，而且迅速红到了中国。1963年2月，仅仅四个月之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中译本即以内部发行的形式问世（蓝皮书，比黄皮书的控制更严），动作之迅速甚至与苏联本地的单行本同步甚至更快，这说明在中苏交恶的局势下，我方依然密切关注苏联的动态，充分意识到了这部作品非同寻常的价值，快速地推出中译本，供内部人士参考批判。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这样一部作品：第一次阅读即被震撼得哑口无言，令人心悸不已，再也不忍读第二遍。我第一次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在70年代后期，这是我在1980年之前读到的唯一一部文革前出的内部苏联小说。书里的很多细节让我感动之极，比如： 　　 　　“舒霍夫把手伸到贴身得衣服口袋里，把包在白布头里得那块半圆形的面包皮取出来，小心翼翼地用面包皮去擦钵底和钵边上吃剩的粥浆，然后再用舌头把粘在面包皮上的粥舔下来，他就这样抹了舔，舔了又抹。最后他把个粥钵舔得像洗过那样干净，连粥留下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 　　 　　这个场景让我感同身受。70年代前半期，在我居住的那个偏远地区，细粮极其紧张，平常吃的都是粗粮（高粱米、小米、玉米面），每月只定量供应少量大米和白面（我记得好像是每人每月各一斤）。我家里每月煮一两次大米粥，给全家人打打牙祭。对我这个长身体的少年来说，大米粥的那一天就像过节一样，我的吃法跟舒霍夫一模一样，只是我用来舔大米粥的“面包”是用玉米面做的大饼，饭碗被舔得被刮得干干净净则是丝毫不差。什么是文学？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来自真实生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也能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类似喝粥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舒霍夫怎么吃面包，辛辛苦苦留下面包皮做刮粥用；怎么喝汤，汤里飘荡的鱼骨头和马铃薯；怎么砌墙，砖头与灰浆间的愉悦与美感……这些细节连同一连串场景的描绘，人物之间的对话、动作、心理活动以及相应景物的描写，每一处都有血有肉且别具意涵，共同构成了这部了不起的小说。作为苏联集中营题材的第一部杰作，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并没有以受害人的刻骨仇恨尽情渲染苏联政权的阴暗一面，而是以平静和克制的口吻讲述了一群小人物在险恶的环境里如何保持人的尊严，朴实无华的风格反而让作品更有动人的力量。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以来，人们对其政治面的兴趣远远大于艺术面，当世人对苏联政权的是是非非不再那么关注的当下，回头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更容易发现和领会其非凡的艺术成就。 　　 　　1963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蓝皮中译本收集了四篇发表在重要报刊中上的名家书评，作者为西蒙诺夫、叶米尔诺夫、巴克兰诺夫和迪姆希茨，从这些火辣辣的吹捧文字里，多少可以领略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轰动效应和索尔仁尼琴一朝成名睥睨当世的风头。可惜这样的风头并没有持久，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新领导层开始调整政策，索尔仁尼琴发表作品越发艰难，他的使用价值褪色，与当局的矛盾越发尖锐，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终于撕破脸。被驱逐出境之前，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公开发表的作品只有几部中短篇小说和随笔而已，其他几部重要的长篇作品《第一圈》、《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都未能在国内出版，一直禁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比苏联读者幸运的是，从索尔仁尼琴刚一出道，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读者的视线，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同期出版的《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4）收集了《马特辽娜的家》、《克列切托夫车站上的一次事件》、《为了事业的利益》三部早期短篇名作，文革后很快出版了《癌病房》（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以及《古拉格群岛》（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1982）、《牛犊顶橡树》（陈淑贤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第一圈》（景黎明译，群众出版社，2000），还有由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及其他短篇小说。在苏联读者望索兴叹时，中国读者至少提前七八年透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见识了苏联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关于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的评价，历来有不同看法。比较一致的看法，《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是他最好的作品，而享有盛名的长篇小说《第一圈》、《癌病房》固然很不错，但还称不上是杰作，这或许是因为他的生活积累已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用尽，又或许是他驾驭长篇的功力尚有欠缺。至于备受推崇的《古拉格群岛》，卷帙浩繁，内容庞杂，被看作是揭露苏联政权以及苏联安全部门黑暗史的百科全书，也被公认为其文学性较差，读者如果没有特别的政治激情，很难耐下心来读完。 　　 　　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与世长辞，享年89岁。这样一位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上留下过深刻痕迹的大人物离开了人世，自然引起世人的关注，各大通讯社和各大传媒迅速报道了消息，各路名人也依例发表了各自的感言，当然说了一大堆好话，各取所需地给往生者带上了各式各样的高帽子，也不管合不合适。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公开说话，暗地里恐怕腹诽不已，或者咒骂，或者庆祝。不管持什么观点，所有关注索尔仁尼琴的人，包括他祖国的同胞，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读懂过他，包括他自己。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3） 88，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以“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之前一年，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风靡全球。1965年，英国导演大卫连恩拍摄了气势恢弘的大片《Dr. Zivago》，让日瓦戈热上加热。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个时尚青年拎着砖头录音机招摇过市的年代，邓丽君之外，若干种从香港流传过来的轻音乐系列也备受追捧，其中以“阿波罗乐神之音”和“格兰披士之声”最为流行，就是在这些转录来转录去、音质破损不堪的磁带里，我第一次听到了“齐瓦哥医生”，优美宽广的旋律令人动容。当时只知道这是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音乐，至于电影的背景和来历就不甚清楚了。到了1986年，《日瓦戈医生》开始风行，才明白原来“齐瓦哥医生”就是“日瓦戈医生”，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其人其事，才了解这个人这本书这部电影竟然如此的出名，来头如此的大。DVD时代开始后，终于看到了大卫里恩的电影《日瓦戈医生》，从电影音乐到小说再到电影，与《日瓦戈医生》的缘分以这种不正常的次序延续了20余年，这种不正常是《日瓦戈医生》本身奇特命运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气氛的变迁。 　　 　　从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风波至今，《日瓦戈医生》经历了50年风风雨雨。且不说冷战时期苏联和西方的针锋相对，就是在中国，从1958年人云亦云地跟着人家大批判（我相信当初批判的人中没有几个人真正看过原著），到1986年的突然解禁一纸风行，再到20年来被奉为经典，几成一门显学，这50年来起起落落的坎坷令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 　　 　　1986～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冲击下，一批所谓“反动作品”重返苏联，《日瓦戈医生》自然名列其中，当苏联文学界出版界为《日瓦戈医生》热身的时候，中国出版界已开始冲刺。1986年11月，《小说界》杂志率先刊出《日瓦戈医生》第一至四章（童宪刚、刘同英译），接着漓江出版社的力岗、冀刚译本，外国文学出版社的蓝英年、张秉衡译本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顾亚玲、白春仁译本在半年之内接连问世，媒体也发表了不少介绍文章，推波助澜之下形成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日瓦戈热”，余绪一直延续到今天。经过这20年世事的洗涤，《日瓦戈医生》经受住了考验，长销20年至今不衰，成为少数几部仍在影响中国读者精神生活的苏联小说之一，加上电影的广泛传播，大家对《日瓦戈医生》的时代背景、人物、故事已是耳熟能详。 　　 　　大概是出于相似的背景，中国的知识阶层与《日瓦戈医生》似乎有一种心理上的契合，兴趣特别浓厚。粗略检索文献后发现，这20年来关于《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研究文章竟有数百篇之多，在这些文章里，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者们对《日瓦戈医生》做了全方位的剖析，特别是对其主题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解读，诸如俄罗斯民族的悲剧命运，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艰难抉择，人性的尊严和革命的冲突，革命带来的暴力和暴力带给人民的苦难，人道主义精神和悲悯情怀，基督教圣徒精神和人文关怀，等等。总的来说，尽管个别人还有不同意见，《日瓦戈医生》的经典地位已不可动摇。 　　 　　为破解《日瓦戈医生》的密码，多数评论者以主人公尤里和拉拉的人生故事为轴，从革命和爱情这两条主线入手，考察革命洪流中的爱情和爱情光谱中的革命，从革命和爱情的交错中可以一窥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风云变幻，也可以一窥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面对革命浪潮的惶惑心境。与其他主流作品中浪漫的革命加恋爱故事不同，《日瓦戈医生》更多的是从爱情角度审视革命以及革命浪潮中的人。以拉拉和三个男性的情感纠葛为例，帕沙是个革命者，这类人为了革命成功不择手段，革命成功后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变得更加残忍冷血。科马罗夫斯基是个反革命者，这类人在革命前享尽荣华富贵，革命后既不甘心失去巨大的既得利益，又没有本事夺回失去的政权，要么完蛋（如沙皇），要么滚蛋（如克伦斯基）。尤里是个爱国的不革命者，与革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安全距离，试图冷眼观察革命的大时代，保持一点点灵魂的独立，这类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在革命的狂风巨浪中被裹挟而去。拉拉和尤里之所以在艰辛动荡的岁月共同谱写一曲爱情的交响曲，多少反映了他们对革命的共同态度，也反映了作者的基本立场。 　　 　　《日瓦戈医生》内容之庞杂、涉及面之广常令读者理不清头绪，读者慕名而至，往往第一章没有读完就读不下去了，叙事节奏的缓慢拖沓、叙事结构的松散凌乱让他们困惑，是读者水平不够，还是作品名不副实？对此，美籍俄苏文学评论家斯洛宁在他的名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1917～1977》中作了清楚的解释，可以厘清读者的困惑： 　　 　　“《日瓦戈医生》是以一系列场景、对话、描绘和思考作为结构的，共分十七个部分；它故意避免心理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现代心理分析潮流的一种反动。它还打破了那种经过精心构思的‘流畅叙述’的传统。那些冒充内行的小说评论家们给这部既有启示性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有象征性、又是印象主义的，既支离破碎、又是高度统一的小说弄得既迷惑又苦恼。他们想给它贴上某种老标签而招到失败，因为《日瓦戈医生》有它自己的形式，它把独特的戏剧性事件和抒情的语句、简单的词汇和复杂的感情、诗人的幻想和深奥的哲理结合在一起。它是一部通过个人的命运所写出来的社会史，具有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闪耀着的那种光辉，那种‘通过抒发感情取代现实描写’的艺术。这就说明了作品中精确的描述为什么同浪漫的激情相互交替以及故事为什么会从现实转到想象的原因。如同所有的伟大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不同于任何其他小说，而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说。” 　　 　　自从《日瓦戈医生》热潮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其他作品随之进入中国，其中以《人与事》（乌兰汗、桴鸣译，三联书店、1991；另一译本《追寻》，安然、高韧译，花城出版社，1998）中的两部回忆录最为出色，这些自传体随笔以诗意的笔触笔伤时感世，风格典雅凝练，实为俄语散文的超一流文字。诗作方面，有《含泪的圆舞曲》（力岗、吴笛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选》（顾蕴璞译，花城出版社，1990）、《生活，我的姐妹》（刘伦振、曾正平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毛信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等若干种诗选问世，篇目多有重复，基本上包括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精华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是以诗人著称于世的，并与勃洛克、叶赛宁、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大诗人一起撑起了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不过或许是《日瓦戈医生》的光芒太过耀眼，又或许是翻译的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并没有获得中国读者更多的关注。倒是他的生平轶事和八卦传播甚广：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和青少年时代，留学德国马堡时期的失恋，光彩照人的青年诗人时代，与里尔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交谊，与两任妻子以及红颜知己伊文思卡娅的情感纠葛，斯大林请教诗作的电话，援救曼德尔施塔姆的行动，诺贝尔奖风波的前前后后，孤苦郁闷的最后几年时光…… 　　 　　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教养和天分，本不应该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在时代的大潮中挣扎、思考、创作，努力保持独立的艺术人格，《日瓦戈医生》凝聚了他的阅历、才华、感情和思想，是他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激荡年代生活过的见证和记录，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交代。一个艺术家一生能有这样一部书留给人类历史，足矣。 　　 　　（《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敖德萨故事》（戴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红色骑兵军》，傅仲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89，费定：《城与年》 　　 　　前些时逛书店，在一排人民文学版的“名著名译插图本”中发现了苏联名作家费定的长篇小说《城与年》，让我非常惊讶。《城与年》是20年代的名作，迟至1947年才由曹靖华先生译成中文，50年代初再版了多次，之后就在中国的书店里消失了踪迹，不想却在50年后重现江湖。 　　 　　仔细查阅了“名著名译插图本”系列中的其他苏联文学作品，发现入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可称为经典，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极其有影响的红色经典作品，如《童年人间我的大学》、《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一类是文革后窜红的主流经典作品，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草原与群山的故事》；一类是不被苏联官方认可的非主流经典作品，如《日瓦戈医生》、《大师和玛格丽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只有这一部《城与年》算不上哪一类的经典，属于隐姓埋名50年后出土的古董，放在这些“名著”中显得有点尴尬，其实以费定的显赫地位和当年的好评，《城与年》绝对当得起“名著”之名。 　　 　　费定（1892～1977）出身于萨拉托夫一个商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商业学院经济学系学习，1914～1918年旅居德国，1918年回国后开始文学活动，在列宁格勒工作期间参加了著名的同路人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20～3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得到高尔基的赏识和栽培。卫国战争期间同其他作家一样多次出入前线，撰写报道政论，战后成为苏联文坛的领导人，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其地位类似于我国的茅盾巴金，德高望重，为人景仰。 　　 　　《城与年》等早期作品大多有浓郁的异国色彩，无论是内容或者手法都迥异于正统的苏联小说，这与费定的德国经历密切相关。1914年，费定大学毕业后前往德国进修德语，不想刚好碰上一战爆发，他在回国途中被作为敌侨扣留，被迫滞留德国达四年之久，直至一战结束才回国加入苏维埃新政权的行列，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使他可以用不同的视角观察和描写战争时期的德国和革命后的俄国，而流落德国期间的大量阅读使他深受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影响，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城与年》中。 　　 　　《城与年》直接取材于费定的德国经验，设计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框架，讲述德俄两国的几个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的经历和情感纠葛。主人公安德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战前到德国留学，与青年画家库尔特结为好友，并与贵族军官舍瑙的未婚妻玛丽相爱，战争爆发后被留置德国，得到推崇库尔特艺术的贵族军官舍瑙关照，而库尔特在前线被俄军俘虏，后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十月革命后，安德烈返回俄国，与库尔特共同工作，并抛下玛丽另结新欢，玛丽来俄国寻找安德烈，无力回天黯然离去，最后的结局是安德烈为报答旧情，私下放走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舍瑙，被革命意志坚定的库尔特处决。 　　 　　从上述简单的故事梗概即可以了解到《城与年》的另类――离奇耸动的故事，紧张刺激的情节，颠倒时序的叙事结构，紧凑明快的叙事节奏，这些结合在一起让全书充满了戏剧张力，爱恨情仇如武侠小说，悲欢离合如言情小说，悬念丛生如侦探小说，把战争、革命、骚乱、饥荒，还有爱情、友情、背叛、凶杀等元素融为一炉，与同时期其他按传统风格创作的苏联小说大不相同，苏联的土产现代派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费定对小说艺术的小小革新让习惯了传统小说的读者如坠五里雾中，一时无法接受，有些读者因此批评《城与年》故弄玄虚，矫揉造作，这显然过苛了。 　　 　　《城与年》的形式很有实验意识，主题却相对简单，无非是表现知识分子扛着旧时代的抱负过渡到新时代的心理冲突、妥协和磨合，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学者布兰宁娜所说，费定“企图用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来机械地补充布尔什维克的毅力和纪律”，布兰宁娜在她论述费定的论文中用一堆时代词汇解读了《城与年》：“严峻的、壮丽的顽强的，毫不妥协的革命斗争的气氛”、“全书风格是痛快淋漓，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奏出了严峻的，激情的，充满了巨响和杂音的‘革命的乐章’、战斗的乐章，捣毁旧世界的乐章”、“对扫除一切障碍、消灭一切胆敢反抗革命风暴的革命自发势力的无限崇敬、欢欣若狂――这是小说的动人心弦之处”，等等。我以为，以费定当年的觉悟和见识，不大可能配得上这些革命式的溢美之词，倒是作品中那些直观描绘革命后社会景象的段落才是真正动人心弦之处，如主人公安德烈归国途中所见一九一八年的俄国： 　　 　　“大家都像吉普赛人似的，带着妇孺老弱，带着包锡的碗盆和破食具，住在杂草丛生的荒废的战壕里。产妇在小土屋里大声喊叫，害伤寒病的人在三轮车下说胡话，一个两岁的肮脏的小姑娘在车上的干草里玩耍。一个半裸的女人，吊着两只空布袋似的乳房，在捉破衣服上的虱子，一个没有腿的士兵在火灰里烤马铃薯，用节节疤疤的树枝把孩子们赶开。人们像一群可怜的幼蜂，拥在篝火周围，在地上，在被战壕割裂、被炮弹炸开，被玷污、被亵渎的土地上，诞生，死亡，爱着，在悲愤中寻找洁净的新地。” 　　 　　且不论这个极具现场感的画面有什么实质意义，我相信这一满目疮痍的画面是从国外归来的费定亲眼所见，用精确、明晰、朴素的文字留下的忠实记录，一个历史的瞬间。《城与年》中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这些历史的记录正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费定长期身居高位，为人却很低调，善于在纷乱的政局变化中保护自己，除了曾受命介入过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事件外，以及对持不同政见作家不太友善外，他的一生事迹没有多少话题性。费定的大部分作品也跟其人一样低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被读者和评论家忘记。斯大林掌权后，费定跟上了时代步伐，与左琴科、卡维林、伊凡诺夫这些谢拉皮翁兄弟渐行渐远，技巧越发娴熟，内容越来越带有斯大林时代的色彩。他的七部长篇小说中有五部译成中文，除《城与年》外，还有《弟兄们》（沈立中、根香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著名三部曲《早年的欢乐》（左海译，作家出版社，1961；《初欢》，文化工作社，1952）、《不平凡的夏天》（主万译，作家出版社，1961；文化工作社，1953）、《篝火》（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早年的欢乐》三部曲是费定的代表作，完整地描写了从1910年到1941年的俄苏历史，艺术上几乎无懈可击，是不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则见仁见智，至少关于托洛茨基的章节是有疑问的。 　　 　　费定的早期作品除了得到高尔基赏识外，也深受鲁迅的好评，鲁迅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果树园》，并委托曹靖华收集到版画家亚历克舍夫为《城与年》作的插图，并根据曹靖华撰写的概略亲笔为每幅图写了说明，因等不及中译本问世而计划先行出版《城与年》的插图，可惜未及出版即与世长辞。后来曹靖华与许广平在鲁迅的遗物里找到了这套插图，与《城与年》中译本合二为一，了却了鲁迅的憾事。 　　 　　在新近出版的这部《城与年》中，可以完整地看到由鲁迅题写说明的28幅精美木刻插图，此外还附有科列斯尼科娃的《俄国普及本序》，曹靖华的《译后记》和《怀念费定》，费定的《作者自传》和《关于小说<城与年>》,鲁迅的《城与年插图小引》，曹靖华女儿曹苏玲的《余音》，可称至今最为完备的《城与年》中译本，值得阅读收藏。 　　 　　（《城与年》，费定著，曹靖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0，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后，一批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化界精英因为持不同政见，或者无法适应革命后的生活，被迫流亡国外。其中的一部分人终生不与苏联政权和解，宁愿老死他乡，知名的有作家蒲宁、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夫妇，音乐家夏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等等；也有一部分人耐不住思乡和孤寂之苦，毅然回归祖国，这些人归国后多数并不顺遂，只有少数几人青云直上，被捧为各自领域的头面人物，享尽荣华富贵，其中最知名的有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以及作家爱伦堡和阿.托尔斯泰。 　　 　　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83～1945）是20～40年代的苏联文学家的头面人物，跟那位更著名的本家列夫.托尔斯泰相比，同样是同样出身贵族家庭，同样有伯爵的头衔，同样才华横溢，同样著作等身，同样有长篇巨著传世，不同的是他们对各自时代的解读以及与各自统治者的关系。据有关资料记载，回归苏联后，阿.托尔斯泰“不仅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写作活动，而且也广泛地展开了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科学院院士，参加过多次国际性的保卫文化、保卫和平的大会，由于对苏维埃国家的杰出贡献，他曾荣获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勋章、荣誉勋章，并三次荣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称号。”阿.托尔斯泰对得起苏维埃年代给予他的荣誉和地位，在他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交出了一份可观的成绩单：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彼得大帝》和歌颂斯大林的名作《粮食》（《保卫察里津》）。 　　 　　《苦难的路程》是阿.托尔斯泰的第一代表作，也是在中国硕果仅存的几部红色经典之一，之所以成为经典，自然是因为具备足够的分量。苏联小说中以革命和内战为题材的作品为数不少，论知名度和影响力，《静静的顿河》和《苦难的历程》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同样是反映普通百姓在俄国历史巨变中的命运，《静静的顿河》以描写哥萨克自由农民和中下阶层民众取胜，《苦难的历程》则锁定了知识分子，深受《怎么办》、《父与子》、《樱桃园》等熏陶的中国读者对这类题材的小说更有兴趣，更容易接受，更能引起共鸣。 　　 　　阿.托尔斯泰把《苦难的历程》的主题确定为“失去了的和又重新得到的祖国”，他说：“《苦难的历程》就是作者的良心所经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丧和振奋的历程，是对于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感受”。《苦难的历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卡嘉、达莎两姊妹，捷列金和罗欣，可以看作是阿托尔斯泰和他同时代人的缩影，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自由知识分子从如诗如画醇酒高歌的战前白银时代，骤然进入一个血腥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白军和红军的内战厮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巩固，一直到斯大林执掌最高权力、工业化集体化建设，大清洗，卫国战争的爆发，这个风云变化的大时代，其血腥、严酷为俄国历史所仅见，远远超出了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老一辈先进知识分子的想象，卡嘉达莎们遭逢这样的时代，是幸运还是不幸，真的很难说。 　　 　　作为正宗的斯大林时代主旋律文学，《苦难的历程》揭示沙皇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战争与革命的洗礼下，最终自愿认同了在革命和战争中获胜的价值体系，认同了胜利者所代表的祖国。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说法，《苦难的历程》以“十月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以达莎、卡嘉和她们的爱人捷列金、罗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曲折道路最后走向革命的过程，表明知识分子只有与人民相结合才是出路，只有献身祖国才能获得幸福”。在苏联政权存在的年代，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当苏联政权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浮出海面，可以确定的是，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并不如《苦难的历程》表现得那么简单。 　　 　　《苦难的历程》的创作并不顺遂，从第一部《两姊妹》（1917～1921）、第二部《一九一八年》（1927～1929）到第三部《阴暗的早晨》（1939～1941），长达20余年，如此漫长的创作历程，整部作品的结局与原始构思相比恐已差之千里了。总体而言，第一部的前十三章讲述主人公风花雪月的战前生活，小资意味较为浓厚，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有趣的是第三部的最后一章，四位主人公齐聚一堂，在莫斯科大剧院聆听关于国家电气化的报告，罗欣小声地为卡嘉指点在场的列宁： 　　 　　“就是那位穿黑大衣的－－瞧，他在急匆匆地写什么东西，这会儿他在抬起头来了，把一个纸条撂过桌子去……那就是他。……还有那位坐在边上的－－个子瘦瘦，蓄着黑唇胡的－－就是斯大林，就是那摧毁邓尼金的人。……” 　　 　　如此巧妙的谄媚，令人叹为观止。可以想象，阿.托尔斯泰是如何煞费苦心诚惶诚恐地写下这段近乎肉麻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在斯大林高高在上的年代并不稀奇，当斯大林的神话破灭后，再读这些则有几丝苦涩的味道，因此我宁可领会成一本正经中暗藏的几分戏谑意味。如果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权力争夺中失利，这段文字是不是就该改成：“……还有那位坐在边上的――个子瘦瘦，蓄着山羊胡的――就是托洛斯基，就是那缔造红军的人。……”？ 　　 　　阿.托尔斯泰与斯大林的文学联系并不仅限于此，在“三部曲《苦难的历程》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阿.托尔斯泰坦言，他“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众所周知，“保卫察里津”是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唯一亮点，是他日后争夺最高权力的资本。在创作第二部《一九一八年》时，斯大林的地位尚未稳固，因此阿.托尔斯泰完全忽略了“保卫察里津的意义”。为了弥补这个错误，阿.托尔斯泰不得已采取一种别开生面的形式，除了在第三部《阴暗的早晨》中加进了“保卫察里津”的材料，还另外创作了中篇小说《粮食》，又名《保卫察里津》(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面包》，俞荻、叶函译，神州国光社，1950)，全面彻底地恭维了斯大林的丰功伟业。因为《保卫察里津》是如此“不得已”的产物，口碑如何可想而知。 　　 　　阿.托尔斯泰从初入文坛时的诗歌和诙谐幽默的中短篇小说，到去世前没有完成的《彼得大帝》，他的创作生涯多姿多彩，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评论、政治评论，无所不能，讽刺小说、科幻小说、儿童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现实小说，样样拿手。粗略查一下他的作品中译本，数量相当可观：《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一、二册，焦菊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里基达的童年》（韦丛芜译，文化工作社，1950）、《阿爱里塔》（刘德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加林的双曲线体》（费明君译，泥土社，1952；《大独裁者》，王忠亮、王育伦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2）、《亡命者》(李忠清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流亡者》，邦媛、明河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女演员》(李鹤龄等译，漓江出版社，1992)、《美丽的妇人》（焦菊隐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美女》（贝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妄自尊大的人》(朱雯译，平明出版社，1952)、《爱情》（冯南江、郭家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跛老爷》(贝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布拉基诺历险记》（陈佐洱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论文学》(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数量之多，族繁不及备载。阿托尔斯泰作品中美誉度最高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大概是因为远离现实政治性争议而又全面展示了艺术才华，《彼得大帝》深受后人好评，在苏联解体后问世的文学教科书上，往往有专门章节评述《彼得大帝》，对《苦难的历程》则不置一词。 　　 　　很久以前，我曾经浏览过一个老三届的笔记本，里面抄满了各式各样的格言名句，其中有一句出自《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的最后一章：“岁月会流逝，战争会结束，革命会沉寂下去，只有一样东西是亘古长存的――那是你那柔和的、温顺的、亲爱的心。”现如今斯大林时代已经远逝，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已成烟云，世界性的革命大潮已被宣布“终结”,如此优美的句子仍然不失魅力，《苦难的历程》这样的斯大林时代名著仍有阅读和流传的价值。 　　 　　《苦难的历程》（朱雯译，平明出版社，19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91．爱伦堡：《解冻》 　　 　　正在热卖的《莫斯科1941 战火中的城市与人民》（布雷斯维特著，新星出版社，2008）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卫国战争爆发后，“在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眼里，1941年苏联文学的泰斗是阿列克西. 托尔斯泰和伊利亚. 爱伦堡，斯大林下定决心，至少这两个人必须保护下来，不允许过于接近战场”。在德军步步进逼，苏军节节败退的危急时刻，在莫斯科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面临极大精神压力的斯大林竟有闲心亲自关照这两位作家的安全，而在那个国家民族遭受严酷考验的时刻，苏联的作家们几乎集体出动，或者作为普通士兵流血牺牲，或者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前线采访报道，几乎每一位的生命都在危险中，其中不乏文豪级的大人物，只有阿托尔斯泰和爱伦堡两人的安全得到斯大林本人的关怀，可见这两位的分量非同一般。 　　 　　阿托尔斯泰和爱伦堡独蒙厚爱理所当然，他们都是迷途知返的海归派样板，高尔基去世后的文坛领袖，他们都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们的作品极受当局重视（斯大林文学奖金设立后，前三年的第一名被他们两位包办，分别是1941年的《彼得大帝》、1942年的《欧洲的陷落》和1943年的《苦难的历程》），在他们两人中，爱伦堡的影响更大，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介绍，他是苏联的国宝，“面向西方的最有影响的代言人”。 　　 　　爱伦堡（1891～1967）是一个奇人，他的传奇一生集多种身份于一身，他是少年革命家、青年文学家、中年新闻记者，几乎目击了20世纪上半叶的所有重大事件，历经大风大浪；他是诗人、小说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出的书数量之多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楚，他是流亡者、观察者、思想者、记录者、宣传鼓动者，希特勒要杀他杀不到，斯大林想杀他不敢杀，风雨一生毫发无伤，他是旅行家、美食家、咖啡馆爱好者，大半辈子周游列国，广结人脉，阅尽名山大川，享尽美酒佳肴，这一辈子过的，怎一个“爽”字了得！ 　　 　　爱伦堡度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著述极丰。他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热爱写作，别人写作很吃力，他下笔又快又好，毫不费事，可惜，他早期的诗集和小说（如深受好评的长篇小说《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没有中译本，无法领略青年爱伦堡的风采。50年代，爱伦堡作品的中译本有二三十种之多，几部小说之外多是散文集、通讯集、政论集、文学评论集和游记之类。 　　 　　从1908年出逃法国，到1941年战争爆发，爱伦堡一生的黄金时代大部分在国外度过，不是流亡就是做驻外记者，除了歌颂斯大林建设的成就的中篇小说《第二天》（邹用九、裘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和《一气干到底》（李世茂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之外，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国际题材，如在中国享有盛名的几部长篇――《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以苏联观点写二战前后的国际事件，视角独特，内容丰满，很有诱惑力，这几部作品在70年代的地下读书圈子里都是极受欢迎的硬通货。 　　 　　《巴黎的陷落》(徐迟、袁水拍译，文光书店，1951；侯华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写的是30年代的法国风景，绥靖主义导致二战的爆发，以巴黎的陷落结束。《暴风雨》（罗稷南译，时代出版社，1953；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王佐良等译，文化工作社，1951）写的是二战全面爆发后，苏联和盟国军民的斗争和牺牲，以一个法国女青年和一个苏军军官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巨浪》（侍桁、千羽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52；《第九个浪头》，施蛰存等译，文化工作社，1953）写的是战后西方势力针对苏联掀起冷战，破坏世界和平的故事，这部书是我一个同学的家藏，封面上有很大的“原名『九级浪』”字样，我们觉得“九级浪”这个书名远比“巨浪”气派，因此一直习惯地称之为《九级浪》。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能接触到他更重要的作品――内部发行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无论在整个苏联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的苏联文学阅读史上，这两部作品都是划时代的。在苏联，《解冻》开创了一个文学时代，在中国，《人岁月生活》是60年代一小群精神贵族的圣经，后继的平民读者们读到它简直像是在朝圣。 　　 　　《解冻》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这部作品之所以开了时代先河，既是偶然也是必然。1953年3月2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30年来，苏联人民已经习惯了由这个巨人照管指导他们的生活，遭逢巨变一时茫然失措。在最初的惊悸过去后，也有人意识到一个新时代也因此而拉开序幕。“春江水暖鸭先知”，爱伦堡充当了文学界的先知者，他敏锐地发现了斯大林去世后的微妙变化，于是坐下来写《解冻》――“我想表现巨大的历史事件对一个小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想表达我的解冻感、我的希望”，也许是满足了读者大众巨变之后读者大众的集体饥渴感，《解冻》发表后一纸风行，引起极大轰动，也引起极大的争议。 　　 　　《解冻》以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社会为背景，描绘了一群变革时期普通苏联人的肖像――厂长茹拉甫辽夫和妻子莲娜，工程师索科洛夫斯基、科罗捷耶夫和萨夫琴科，女医生薇拉，老革命普霍夫的女儿索尼娅，画家小普霍夫和萨布罗夫……爱伦堡用平静舒缓的素描笔法描写这群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他们的工作、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他们在斯大林时期的命运，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心态以及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望和努力，同时隐晦地提及斯大林在世时的若干阴暗面，借此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预示了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可能急于表达压抑已久的情绪，《解冻》的构思和创作不够严谨，人物线索太多，情节发展显得凌乱，结构也没有章法，与其是小说，更像是一篇报告文学式的人物速写，这些人物的微型传记自然朴实，他们内心独白和感触时有动人之处，洋溢着热情温暖的气息，见不到斯大林时代文学作品中塑造虚假英雄的陈词滥调，这让习惯了革命文学、英雄文学和斗争文学的斯大林时代遗民大为恼火，明枪暗箭一起指向爱伦堡，其中《共青团真理报》的专论《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火力十足，指责《解冻》里没有“真正先进的、强有力的、朝气勃勃的苏联人”，为以后潮水般涌来的批评奠定了基调，若干文坛领袖人物也亲自上阵，加入了批评《解冻》的行列，报纸连篇累牍都是批评《解冻》的读者来信。其实，无论是批判斯大林时代，还是呼唤赫鲁晓夫时代，《解冻》都是点到为止，非常克制，爱伦堡至死都不明白《解冻》何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多年后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同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不过没有点他们的名。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能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冲破我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从领导上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种不利的发展。我们要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 　　 　　这就清楚解释了批判《解冻》的由来，也解释了为何苏联官方从不承认“解冻文学”的说法，为何在教科书里回避评论《解冻》，他们无可否认的是，《解冻》是斯大林时代文学的终点，也是赫鲁晓夫时代文学的起点，如同中国新时期文学开张时的《班主任》、《伤痕》，为一场历史变革吹响了号角，尽管苏联的变革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 　　 　　有意思的是，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确是稍许影响了中国读者的精神变革，1962～1964年，为了研究爱伦堡这个“自由化的一面旗子”，中国翻译出版了《人岁月生活》的前四部，文革后又补齐了后两部多次再版，《人岁月生活》同《新阶级》、《带星星的火车票》、《斯大林时代》这些传说中的内部书一起，成为这几十年开放时代精神资源的源头之一。在迄今所见到的苏联自传作品中，还没有那一部如《人岁月生活》这样厚重，这样引人入胜，不仅是爱伦堡个人历史的总结，书中众多名流个人历史的总结，更是半个世纪俄苏血泪史的总结。这30年来，《人岁月生活》大概是我从书橱里拿进拿出最频繁的一套书，随便翻开一页，不管是哪一章节，都让人肃然起敬，就像斯洛宁先生形容的那样――“激动人心”。时至今日，爱伦堡的小说虽已少有人读，《人岁月生活》的新版本仍摆在书店的畅销书台上，爱伦堡优雅的背影继续在影响着中国读者的精神生活，他老人家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解冻》（爱伦堡著，钱诚、沈江译，作家出版社，196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漓江出版社，1997）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著，王金陵、冯南江等译，1962～19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海南出版社，1999，2007） 92，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70年代末，我旁听过一次老三届同学的聚会，在座的几位前辈都是从文革逍遥派到下乡知青再到七七级一路走来的精英人物，也都是俄苏文学的爱好者。按年纪，我这个后生晚辈当然只有敬陪末座的份儿，听他们聊了一下午文革十年的读书回忆，从普希金到索尔仁尼琴，高谈阔论，眉飞色舞，让我眼界大开。关于他们最欣赏的作家和作品，俄国部分相当分歧，苏联部分则不约而同指向同一个人同一本书――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在他们的交谈中得知，70年代初，他们这个圈子传阅过《金蔷薇》，这几位前辈几乎读过文革前出的所有世界名著，却被这样一本小册子所征服，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金蔷薇》是他们共同的精神资产。一晃30年过去了，那几位50年代初出生的前辈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转眼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他们中有身居高位的，有离乡背井的，有声名显赫的，有默默无闻的，不管他们的境遇如何，我想都还一直记着《金蔷薇》，记着《金蔷薇》给他们年轻时代留下的感动。 　　 　　时至今日，《金蔷薇》已不再是老三届那一代的禁脔，从1980年开始，《金蔷薇》的两个中译本持续地再版加印，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在《金蔷薇》的熏陶下成长，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指引下领略了“广阔而又明朗的艺术天地”，这些年来，收集阅读坊间的相关评论也是我的乐趣之一，而多年来向《金蔷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致敬的文章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从知名学者刘小枫先生到年轻的天涯网友守慈，为数众多的爱好者发表感言，倾诉他们对《金蔷薇》的热爱，表达他们对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仰慕，读这些文章是莫大的享受，每每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愉悦和快感。 　　 　　《金蔷薇》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如此受到不同时代读者的青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金蔷薇》现象。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本人创作经验和过程的总结或文学创作基本原理的研究，也不仅仅是写作技巧的分析、文学大师们的生平和创作活动的评述，帕斯捷尔纳克用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理念，恣意挥洒而又严谨透彻，诗意盎然而又深入浅出，其深度和广度令人叹服。《金蔷薇》是文学青年的启蒙教科书，更是广大读者心灵的补药。 　　 　　出于对俄罗斯文化的兴趣，我更倾向于把《金蔷薇》视为是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结晶，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延续，这一部晶莹如玉的散文集可以看作小说，里面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巨大身影；可以看作诗歌，里面有普希金、勃洛克、叶赛宁的青春与爱情；可以看作风景画，里面有列维坦的伏尔加河和希什金的白桦林；可以看作交响乐，里面有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田园诗般的美妙旋律。《金蔷薇》揭示了俄罗斯艺术精神的真谛，告诉我们只要用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用宽容的心态看待他人，不要那么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人生的美就无处不在，既在大自然里，也在人的心灵中。 　　 　　对我而言，我无比感激那几位老三届前辈，在无意中给我指点了一本好书，一个值得终生崇敬的伟大作家。80年代初，终于等到了《金蔷薇》的再版，一见钟情，钟爱至今。这么多年来，《金蔷薇》是我阅读生活中最重要的作品，陪伴我捱过一个个苦闷的日子，我把它视作私人的后花园，远离尘嚣的避难所。那次聚会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帕乌斯托夫斯基和《金蔷薇》，是我迷恋《金蔷薇》、成为一个标准帕迷的起点。 　　 　　自从迷上《金蔷薇》，我即开始热衷收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巨细靡遗，坚持不懈，买别人的书或许要掂量一下钱包，买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书则从不吝啬，凡是能找到的统统收入囊中，找不到的则列入清单以待他日。现简单整理一下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中译本的资料，提供给各位同好参考。 　　 93，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续） 　　 　　1，《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文岚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83）。这套文革前出版的作品集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入斯大林时期的三部中篇小说代表作《卡腊－布迦日海湾》、《科尔希达》和《森林的故事》，下册收入一组短篇小说，包括《雪》、《雨蒙蒙的黎明》、《夏天》《十月的一夜》、《一蓝枞果》等名篇。文革前出版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还包括《卡腊－布迦日海湾》和《科尔希达》的其他中译本《卡腊－布迦日海湾》（海观译，时代出版社，1950）、《卡拉布格海湾及其他》(韦丛芜、韦德培译，文化工作社，1950)和《科尔奇斯》（韦德培译，文化工作社，1951），短篇小说集《雪》（徐泽人译，商务印书局，1951）、《十月的一夜》（杨镇华译，永祥印书馆，1951），儿童文学作品《海外归来》（黄维荣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可爱的夏天》（马加、高原译，中国儿童书店，1953 ）、《宝石戒指》（张劭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2，《烟雨霏霏的黎明》(曹苏玲、沈念驹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这是现今流行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集，小说部分大多与《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下册的篇目重复，另有几篇散文选自《金蔷薇》。近年出版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小说与散文选集还有《在千年尘埃之上》（袁林、张晓爱译，北京出版社，1996）、《散文的诗意》（王士燮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新译》（潘安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2002年，广西科技出版社出了一套“家园的故事”丛书，其中有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普里什文的合集《太阳的宝库》、《森林的故事》和《寻找植物》。 　　 　　3，《猎犬星座》（李济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收入一组中篇小说，包括《北方的故事》、《春汛》、《塔拉斯.谢普琴科》、《伊萨克.列维坦》、《猎犬星座》、《查理.伦瑟维的命运》、《奥列斯特.基普林斯基》、《湖滨防线》、《梅肖尔地区》，基本上囊括了30～40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其中《北方的故事》另有一译本《北方纪事》（朱仙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祖国的炊烟》(李济生、松培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这部长篇小说反映几个知识分子在卫国战争中的命运，创作于1944年，因手稿遗失，20年后才出版，跟其他中短篇名作相比略显逊色，另有一中译本《玫瑰与雪》（非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5，《面向秋野》(张铁夫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2008）和《文学肖像》(陈方、陈刚政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这两本书可以看作《金蔷薇》的续集或者姊妹篇。《面向秋野》选取了《金蔷薇》之外的两组散文，一组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另一组是对前辈作家的研究札记和同辈作家的回忆文章（即《文学肖像》），其中有对外国作家巴尔扎克、爱伦.坡、雨果、莫泊桑、安徒生、席勒和外国前辈作家契诃夫、勃洛克、高尔基、库普林、蒲宁、普里什文的研究，有对亚历山大.格林、巴格里茨基、弗拉叶尔曼、盖达尔、费定、布尔加科夫、巴别尔、爱伦堡、阿托尔斯泰的的回忆和评述，我以为这一组关于其他作家的随笔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散文中最有趣味的部分，特别是关于弗拉叶尔曼、盖达尔、费定、布尔加科夫、巴别尔这些跟他有密切交往的友人，写得真切动人，为后人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创作留下了第一手的史料。 　　 　　6，《金蔷薇》。《金蔷薇》有两个中译本，李时译本出版于1959年，1980年、1987年两次再版，1997年的漓江版由薛菲增补了作者修订改写的部分。戴骢译本是现今流行的版本，初名《金玫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后更名《金蔷薇》（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这两个译本各有千秋，孰优孰劣见仁见智，比较而言，我更接受带给我美好回忆的李时译本。 　　 　　7，《一生的故事》（非琴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另有一简写本《生活的故事》（童丹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长篇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由《遥远的岁月》、《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投向南方》、《漫游的书》六部分组成，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回忆录，从作者的中学时代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以一个个生活片断串连起来，讲述作者的成长、行迹、见闻、心境、交往以及从事文学活动的历程，文笔不脱一贯的散文诗风格，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齐名，可以并称为苏联文学回忆录的扛鼎之作。《一生的故事》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毕生的心血之作，在苏联文学退烧的21世纪，《一生的故事》中译本的出版给中国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爱好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中译本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种类甚多，惜篇目多有重复，主要作品基本齐备，但也漏译了不少作品，如早期的长篇小说《浪漫主义者》、《闪烁的云彩》和30年代的中篇名作《黑海》，一直未见踪影，恐成遗珠之憾。据说帕乌斯托夫斯基逝世后，他的作品被编成九卷本文集行世，流传至今。这个九卷集原版并不难找，以我国出版社的实力，版权转让也不是问题，在此恳切地呼吁有识见的出版界同仁赶快行动起来，尽快推出一套中国版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文集，一定会大受欢迎，众多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粉丝绝对会解囊支持，共襄盛举。 　　 　　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的一生横跨沙皇俄国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斯大林统治时期、卫国战争、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直至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在一次次时代的冲击面前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世事的变迁，他与政治若即若离，从不阿谀统治者；他热爱旅行，足迹踏遍了了俄罗斯大地；他热爱大自然，俄罗斯的山川河流在他笔下美不胜收；他热爱艺术，始终以唯美的眼光欣赏着万千世界，他的一生几无瑕疵，不仅以作品赢得读者的厚爱，更以旷达宽厚的人品赢得读者的尊重。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在50～60年代，每当其他作家遭到官方批判时，他每每出来为之辩护。帕乌斯托夫斯基以他的一生向世人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俄罗斯的艺术家。 　　 　　80年代末，在情绪低潮的日子里，我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里找到了慰藉，阅读这些优美、睿智、理性、豁达的文字，我领会到了和大师隔着时空交流的幸福感，即使在寒冷的冬夜里，心里也不觉得冷了： 　　 　　“冬天开始统治了大地，可是我们知道，假如用手扒开地上的复雪，那么在松软的积雪下面还找得到生长在林中的鲜花，我们知道，火焰总会在火炉里毕剥作响，我们知道，山雀会留下和我们一道过冬，而在我们看来，冬天也像夏天一样美。” 94，《第四十一》、《红帆》、《12把椅子》 　　 　　十月革命胜利后到斯大林掌握权力前，20年代的苏联文学享受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光，现在盘点起来，苏联文学史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大多创作于或开始创作于20年代，那个年代如阿格索诺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所说：“文化被革命所炸破，所以文化展现并发挥着自己丰富的艺术潜力”。以下这几部作品都出自20年代，正是“丰富的艺术潜力”发挥的结果。它们的作者拉夫列尼约夫、亚历山大.格林、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组合，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或许不如费定、阿.托尔斯泰、爱伦堡、帕乌斯托夫斯基这些显赫的大师，这几部作品的品质和重要性则丝毫不弱，在中国亦是脍炙人口的绝好作品。 　　 　　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 　　 　　“有一个红色的神射手接连射倒了四十个白匪军。但，第四十一个她却没有射中，他被俘了。在押运途中，人人都死掉了，只剩下这个白匪军和他的女看守。他们漂流到一个孤岛上，就发生了爱情。‘我只想说，我感到很幸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这场恋爱力图抹煞‘阶级矛盾’。后来，终于来了一只白匪军的小艇，当第四十一个想逃走的时候，他也被击倒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到底是她作为女党员在开枪呢，还是作为绝望的情人。” 　　 　　这是一位西方观察家眼中的《第四十一》，这是一部享有高知名度、影响深远的作品。回首民国时期，哪一本苏联小说影响最大？我想《第四十一》应该名列前茅。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24年，1928年7月由曹靖华先生译成中文，目前可以查阅到的第一个中译版本是1929年由北新书局发行的未名社版，之后有多少个版本流行，恐怕谁也搞不清楚。曹先生多次提到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蜡版油印本，他说，在严酷的抗敌斗争中，这本小册子与革命战士的生命和枪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对此，曹先生这样解读《第四十一》：即使恋爱，也要服从革命利益，服从革命需要，服从伟大的革命斗争。正因为此，这部作品才在敌后革命根据地，以特殊的方式流传，在三四十年代的我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我想，时至今日，集“鲁滨逊”式的荒岛历险和“色戒”式的情爱冲突于一身的《第四十一》，已不能沿用传统的价值体系来评判，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对不起作者拉夫列尼约夫的苦心孤诣。拉夫列尼约夫（1891～1956）早年是个诗人，后以剧作家闻名，《第四十一》兼有诗的浪漫气息和戏剧的结构与情节发展，整部作品要言不烦，每一笔都恰到好处，精准得犹如手术刀一般，直刺读者的心脏，就算白匪军卷土重来的今天，《第四十一》提出的诸多话题仍给读者提供了继续探讨的空间。《第四十一》曾两次搬上银幕，1927年的第一部电影现已难以看到，现今流传的DVD版是电影大师丘赫莱依于1957年拍摄的，除《第四十一》外，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也都是苏联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亚历山大.格林：《红帆》 　　 　　“一艘扬着红色帆蓬的大船向岸边驾驶来，在火红的朝霞，湛蓝的海水，悠扬的乐声，鲜亮的红帆组成的这幅绚丽画面中，阿索莉与格莱幸福地结合了。” 　　 　　80年代中期，苏联老作家亚历山大.格林的名作《红帆》重新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除几个单行本之外，还多次收入各种作品集中，90年代至今，又多次再版。与《红帆》同期的《小王子》、《夏洛的网》都有一批固定的爱好者，我想《红帆》也不会例外吧，我有一个朋友多年来自号“阿索莉”，在网上招摇过市，据说这个幸运的名字能带来期待中的奇迹，让生活不再平淡乏味。帕乌斯托夫斯基说《红帆》是“一部坚信人类精神力量的长诗，对生活的爱，对年轻的心灵的爱，对人在幸福的激情中可以亲手创造奇迹的信念，就像清晨的阳光一般，洒满了整部小说”，确实如此。 　　 　　亚历山大.格林（1880～1932）是19世纪的80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青年，在十月革命之前已经形成固定的风格和价值观，不大容易随着时代起舞。在苏联作家中，格林的风格独此一家，算是彻底绝对的另类，他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笔下没有战争、革命、布列斯特、布尔什维克、白匪军，与现实全不相干，写的是“美丽的岛屿、汹涌澎湃的海洋、覆盖着灌木的沙丘，以及暖水海湾岸边洁白围墙的城市、可爱的仕女在那里和船长与诗人们相会，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在古代贵族的宅第周围，在轮船公司庄严的办公室里，奇异的冒险正在等待着游客。异国的天空、在吉他和小提琴声中寻找爱情、罪恶的术士和强暴的抢劫者的阴谋，忠诚与巧合所创造出的奇迹，以及最重要的，对自由、快乐和美丽的幻想――对大地和海洋所蕴藏的珍宝的赞歌”。有人指责格林的作品“不真实”，这实在不敢苟同。到了今天，《红帆》仍在流行，当年那些“真实”的作品又有几人还记得？而那些在尘世中纠结现实中所谓“真实”的人又有几人能看清内心的“真实”、看清世事的“真实”？ 　　 　　《红帆》之外，格林著有四部长篇小说，其中的《孤女奇遇》（郑海凌译，漓江出版社，1988）和《踏浪女人》（郑海凌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作家出版社，1998。《红帆凌波仙子》，陆肇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 　　 　　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十二把椅子》 　　 　　在前文“卡达耶夫”一节曾经提到过，20年代中期，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瓦连京.卡达耶夫构思了一个故事：革命前夕，某富有的贵妇把一生积蓄的财富藏在十二把椅子中的一把，临死前把秘密告诉了神父和女婿，两人各纠集一帮人马展开寻找椅子的争夺战……卡达耶夫很忙，没空写这个好玩的故事，于是发包给他的弟弟叶夫根尼.卡达耶夫（笔姓彼得罗夫），彼得罗夫找来朋友伊利亚.法因济尔贝格（笔姓伊里夫）合作，说好完成后由卡达耶夫修改统稿，共同署名。岂知彼得罗夫和伊里夫的才华更加横溢，完成初稿交货后，识货的卡达耶夫掂量再三，自忖不如，干脆决定退出著作署名，把荣誉让给弟弟和伊里夫，这就是《十二把椅子》的由来。 　　 　　在苏联出版的文学史教科书上，每当讨论到20年代的讽刺文学时（20年代以后的讽刺文学基本无甚可说了），总会把《十二把椅子》作为代表作拿出来晒晒，习惯性地分析它的思想内涵，“嘲笑了同新世界道德原则相违背的种种事务”、“描述了新社会里黑暗势力道德上如何崩溃的重要过程”之类，这些分析没什么意思，《十二把椅子》的好处在于“好看”，“好看”是个宽泛的概念，大体有以下要素：人物要独特有趣，不要面目可憎；故事要紧张刺激；不要故弄玄虚；情节设计要严谨有逻辑，不要莫名其妙；对话要幽默风趣，不要陈词滥调；结局要出人意料，不要老生常谈；节奏要明快，不要罗里罗嗦；文字要晓畅明白，不要废话连篇，这些要求说起来简单，绝大部分小说却做不到，但《十二把椅子》少见地做到了，读起来痛快，舒服，很痛快，很舒服。 　　 　　合作完成《十二把椅子》一举成名之后，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又写了续集《金牛犊》，评价依然很高（我很想读这部作品，尚不知是否出过中译本），两人合作了十余年，并一起出国访问（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记述了他们两人在国外的轶事），制定了远大的写作计划，可惜没有时间完成，伊里夫（1897～1937）英年早逝，享年39岁；彼得耶夫（1903～1942）被聘为苏联情报局面向西方报道的战地记者，深入前线出生入死，在一次临近前线的飞机失事中牺牲，享年38岁。《十二把椅子》的构思者卡达耶夫（1897～1986）熬过了战争岁月，得享高寿。 　　 　　这里简单交待一下，苏联文学界对小说和散文这两个术语的解释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把小说也称作散文或叙事散文，散文和小说是一家人。这样一来，我们习惯上视为散文的作品也应该当作苏联小说的一部分。由于赶时间，有几位重要的散文作家和作品来不及详加介绍了――伟大的普里什文，别尔戈丽茨和《白天的星星》，阿利卢耶娃和《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柯罗连科和《我和同时代人的故事》，等等，本贴将来若有机会修订时一定予以补充。 　　 　　《第四十一》（拉夫列尼约夫著，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195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 　　《红帆》（亚历山大.格林著，张佩文译，重庆出版社，198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陈珍广,、张梅丽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刘煜卿译，译林出版社，2002 ） 　　《十二把椅子》（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著，费明君译，泥土社，1954；安郁琛、钟鼎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徐昌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张佩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95，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去年开始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曾经和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交流过苏联小说的话题，这位朋友对苏联文学基本上是陌生的，以他的教育背景很正常。不过他说，他对一部作品有很深的印象――《静静的顿河》。 　　 　　这个回答并不意外，无论在哪里，《静静的顿河》都是苏联文学的第一名著，苏联小说的代名词。俗话说，不怕不时货，就怕货比货，在《静静的顿河》面前，《钢铁》、《铁流》、《毁灭》这些名著都不免相形见绌。《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如此的不同凡响，不仅穿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抗住了时代变迁的考验，就连一向擅长政治操作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者们都不能无视它的巨大存在。 　　 　　60年代初，西蒙诺夫曾经撰文回忆他第一次接触《静静的顿河》的情景：“在我少年时代，肖洛霍夫就以他第一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走进我的生活，当肖洛霍夫出版长达四部的史诗的第一部时，他年仅二十二岁。当我读这一部书的时候，我才十二岁，那时，这部书的内容我并不全懂，但是它以无比的力量吸引了我，这种力量始终推动着我，使我欲罢不能，甚至推动我去攻读书中那些由于年龄关系我还难以理解的段落。”巧合的是，我第一次接触《静静的顿河》也是十二岁，同样由于年龄关系难以理解作品的妙处。 　　 　　那一年，正是我们这一班人热衷读小说的时候，特别是那些破破烂烂的苏联小说，天南海北无所不读。有一次在学校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有一位同学不屑一顾：《钢铁》算什么，《顿顿的静河》才叫厉害！回家后我问哥哥看没看过《顿顿的静河》？哥哥瞪我一眼：什么《顿顿的静河》，《静静的顿河》！太深了，你这娃娃看不懂！我不信邪，千方百计借来一套，勉勉强强看完了第一部的头两卷，果然看不懂，过于繁复的人物、故事和舒缓的叙事节奏不是我那个年纪所喜闻乐见的。 　　 　　过了几年，再读《静静的顿河》就不一样了，那些难以理解的段落多少可以读懂一些，此后随着心智成熟和历史知识的增加，每次翻阅都有不同的感受，越来越体会到这部作品的博大精深。读到玄妙处，越发明白过来什么叫做力透纸背，什么叫做“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 　　 　　《静静的顿河》的人物、故事内容和艺术特色，坊间的相关介绍俯拾皆是，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关于这部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即争议不断，有人民内部的争议，也有敌我的争议，这里简单抄录两部权威的著作，看看不同的阵营是如何做出不同解读的： 　　 　　“《静静的顿河》非常充分地表现出革命前和革命后哥萨克的生活、他们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中间的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摧毁着上层富农的垂死挣扎而走向革命的那条艰难险阻的道路。”（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 　　 　　“《静静的顿河》描写顿河哥萨克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苏联拥有广大读者，被欢呼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力典型。”（《简明大英百科全书》） 　　 　　“摧毁着上层富农的垂死挣扎而走向革命”和“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显然风马牛不相及，针对同一部作品，竟然有如此截然相反的结论，可见《静静的顿河》之复杂和高明。对一次大战前的哥萨克历史和苏联革命史、内战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只要静下心来认真阅读，自然能领会出作者到底倾向于“走向革命”还是“争取独立”，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静静的顿河》反映了肖洛霍夫的愤怒与不平，换一个角度看，《静静的顿河》是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审判，从战前诗情画意般的哥萨克乡村生活，到历经十年的战争、革命、离乱、饥馑、杀戮，人民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俄罗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谁对人民不起，谁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谁就会成为文学的被告，历史终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在政治层面上看，《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史上最具爆炸性的作品，肖洛霍夫一反“为胜者讳”的潜规则，基本上不加掩饰地再现了1912～1922年的俄国历史，从书中可以看出一些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一部明显与主流体系不符的作品居然能够突破封锁，顺利出版，而且被“被欢呼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力典型”，着实让人不解。据说，斯大林之所以容忍《静静的顿河》，是因为肖洛霍夫通过哥萨克暴动事件揭露了托洛茨基的罪行，反衬了斯大林的功绩，因此放了肖洛霍夫一马。如此说来，《静静的顿河》之所以大放异彩，流芳后世，反而是斯大林的功劳，是斯大林对苏联文学的最大贡献。 　　 　　《静静的顿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颇为复杂，1928年第一部出版后，很快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鲁迅委托贺非根据德译本翻译了第一部的第一、二卷，收入“现代文艺丛书”中出版（1931），并撰写了后记，向中国读者推介肖洛霍夫。贺译本出版后，读者赵洵、黄一然因等不及贺译的续集出版，自己动手翻译了第一部的第三卷，后又补译了第一部的第一、二卷，赵黄译本成为第一部的完整译本。由于贺译本和赵黄译本错漏较多，时在哈尔滨担任俄文翻译的进步青年金人开始根据俄文本重新翻译，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全本《静静的顿河》的翻译工作，1941年由光明书局出齐并再版多次。建国后，金人根据肖洛霍夫修订本做了全面的校改，至今，金译本是最流行的译本。另外，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了一套力冈的译本，很受好评，成为顿河爱好者的另一选择。多年来人们常把金人译本和力冈译本拿来比较，这两个译本各有千秋，交相辉映，互相参照确实别有一番乐趣，可惜力冈译本印了两次之后就没有续印，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当然，更难找到的是民国时期由光明书局出的金人全译本，那个版本的译笔并不差，而且保留了后来被肖洛霍夫删改的文字，大有参考价值。经过多次修订，现今流行的金人译本跟1941年的金人译本已经大相径庭，差不多可看作是两个不同的译本了。这里顺便提一下，《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的英译本把书名译为《顿河静静地流去》，我以为这个名字更有想象的空间，更有诗的韵味。 96，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续） 　　 　　1928年，只出版过两部短篇小说集的肖洛霍夫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一个默默无名的23岁文学小青年一举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肖洛霍夫的创作步伐很稳健，1927年到1939年，用12年的时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其间于1932年完成《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战争期间，肖洛霍夫作为苏联情报局、《真理报》和《红星报》的记者撰写了大量政论、报道，最有名的是短篇小说《学会仇恨》。战后的作品不算多，1956年发表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9年完成《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长时间从事卫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写作，陆续发表了部分章节。肖洛霍夫的其它作品都有《静静的顿河》风格，即科瓦廖夫的《苏联文学史》所概括的――“高亢悲壮与诙谐幽默，史诗般的庄严瑰丽与充满激情的抒情笔触，深刻的哲理概括，典型化与令人信服的日常生活描写，深入细腻的心理刻画与绘声绘色的写景技巧”： 　　 　　《顿河故事》（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收录17篇短篇小说，选自肖洛霍夫早期的两部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大多以内战时期的顿河地区为背景，这些作品略显粗糙，不过已经显露了作者贯彻一生创作的悲剧意识。有人统计过，在顿河系列的20个短篇中，10篇中的主人公死去，5篇中受到折磨或负伤，4篇中不得不去杀死亲人。《顿河故事》是肖洛霍夫一生创作的基础，不可忽视。 　　 　　《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周立波译，作家出版社，1954；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2。第二部：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1）。1930年肖洛霍夫中断了《静静的顿河》第四部的创作，为了响应斯大林集体化运动的新形势而另起《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炉灶，第一部完成于1932年，第二部的手稿在战火中焚毁，战后的重写稿迟至1960年才完成。肖洛霍夫在这部作品中发展出一种对中国作家影响深远的故事模式：一个高大全的先进人物，深入落后的乡村村，率领农民革除小龙意识，经过严酷的阶级斗争，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在领袖的号召和组织的支持下走上集体化的康庄大道。在一段时间内，《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的影响力甚至大过《静静的顿河》，一批土改和集体化题材的作品中都可看到它的影子，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山乡巨变》、《创业史》以及《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按苏联官方的主流观点，《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歌颂斯大林集体化政策的典范作品，不过，后来有学者从文本中研读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个人的遭遇》（草婴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发布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和下一年的第一天，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分两天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一举动引人瞩目，象征了斯大林时代的彻底终结。这篇小说一一个人的遭遇浓缩了斯大林时代的悲剧，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时代的文学清算。肖洛霍夫在写这篇小说时，在技巧上已经炉火纯青，写得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苏联短篇小说的颠峰之作。 　　 　　《他们为祖国而战（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史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942年5月，在肖洛霍夫生日前夕，斯大林约他共进晚餐，斯大林指示说：“正在进行着战争、严酷的战争。最严酷的战争。胜利之后，谁会有声有色地来描写它呢？像《静静的顿河》那样名副其实……在您过生日的这一天，我想祝您健康长寿，写出极富天才的、涵盖一切的小说来，希望这样的书将和《静静的顿河》一样，既要真实地、鲜明地描写英雄地战士，同时也要描写英雄的统帅们，可怕战争的参加者们……”一年后，《真理报》刊登了《他们为祖国而战》的片断，受到前线前线将士的热烈欢迎，报纸被读得出了窟窿，被磨成一块一块的，不忍释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广大读者热切盼望肖洛霍夫早日完成这部作品，据说，斯大林在胜利后不久曾召见肖洛霍夫，敦促他把小说写完。 　　 　　战后的岁月，肖洛霍夫集中精力与时间创作《他们为祖国而战》，按照他透露的构思，计划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核心，写成一部全面反映卫国战争艰辛历程的长篇三部曲。如果肖洛霍夫顺利完成这部作品，将足以与《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相媲美。可惜，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战后几十年，肖洛霍夫只是陆续发表了若干章节，终其一生，全书始终没有问世，甚至不知他到底写了多少，写完了没有。这是肖洛霍夫创作生涯的一个谜，引起诸多的揣测。据阿格纳莫夫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记载，1969年，肖洛霍夫在发表《他们为祖国而战》最新章节时，曾与勃列日涅夫见过一次面，在与总书记谈话之后得出结论，苏共当局不再需要他写战争与战前生活的小说了，于是烧掉了《他们为祖国而战》的手稿。此说不知真假，尚待征实。 　　 　　肖洛霍夫（1905～1984）的一生既辉煌又悲壮，作为一个作家，他少年成名，集所有荣誉于一身，风头之强劲可谓登峰造极，无人能敌。他的一生看似顺遂，实则凶险万端，内战时期从白军的枪口死里逃生，大清洗时期侥幸避过苏联安全机关的暗算。肖洛霍夫虽是一介文人，性格却如笔下的哥萨克骑兵那样勇猛剽悍，在农村集体化的高潮时期，他数次直接上书斯大林，为家乡农民请命，痛陈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危害。在当时的高压气氛中，相比其他作家的阿谀或者噤声，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实在难能可贵，可圈可点。 　　 　　同样，跟其他作家洋洋大观的作品相比，肖洛霍夫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不过，一部《静静的顿河》足以让他傲视同侪，名留青史。有了《静静的顿河》，他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后人，更对得起前辈。19世纪的俄罗斯，普希金、果戈里、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创造了文学上的黄金时代，群星璀璨，佳作迭出。到了20世纪，白银时代那批作家尚算差强人意，之后就每况愈下了，文学的俄罗斯成了战争的俄罗斯、革命的俄罗斯、内乱的俄罗斯，整个苏联时期没有什么作品拿得出手，除了《静静的顿河》。我以为，《静静的顿河》是唯一的一部苏联作品，可以和19世纪巨匠的作品并列而毫无愧色。 　　 　　从《顿河故事》到《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一步跨入文学大师的行列，这一步跨得太大，单纯就文学角度看，两部作品有不小的落差，这为找茬的人提供了借口。自《静静的顿河》第一卷发表并引起巨大反响后，置疑肖洛霍夫是否为真实作者的声音即不绝如缕，一些名人（如索尔仁尼琴）更以个人恩怨加入到反对肖洛霍夫的阵营中，让《静静的顿河》著作权成了世界文坛的一件公案，纷纷扰扰，至今未息。即便是计算机比对结果和手稿的发现已经证明了作者确为肖洛霍夫本人，还是有人相信真正的作者是所谓内战中阵亡的某白军军官。 　　 　　《静静的顿河》的价值在作品本身，而不是作者，就算不是肖洛霍夫又怎样？可以确定的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可能是肖洛霍夫，也可能是高洛霍夫、奥洛霍夫、法洛霍夫，但绝对不会是索尔仁尼洛霍夫。不管作者是谁，《静静的顿河》具有永恒的价值。几千年之后，肯定会有很多后代子孙阅读《静静的顿河》，就像今天我们阅读荷马史诗一样。 　　 　　《静静的顿河》（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82；力岗译，漓江出版社，1986）97，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总之，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因为你是在做着伟大的事业，从前所有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只是你的绊脚石，这就是我所要跟你说的话。” 　　“这么说，也许我是老了，可我总是不忍看着人们在受苦，即使这是个无用的人”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我敬爱的高尔基，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别让怜悯的锁链缠住了你！现在正是多么尖锐的斗争！你还是把这种怜悯丢掉吧！他们用眼泪蒙蔽了你的眼睛，使你看起是非来就分不清楚，把怜悯丢掉吧！” 　　“镇压是必要的，这个我懂的，可某些地方的残酷是多余的，会引起恐慌，是不必要的。”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要是两个人在打架，你怎么能辨明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等等，等等，这是个生死的斗争！” 　　 　　这段对话出自苏联老电影《列宁在1918》。70年代初，《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是仅有的两部公开放映的苏联电影，当时的娱乐生活乏善可陈，除了样板戏就是几部老掉牙的电影，这两部领袖片翻来覆去地放映，我等老百姓只好一遍遍地看，看得很高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同志们，他干嘛老缠着我啊？”、“让列宁同志先走！”、“为了列宁，前进！”――这些台词深深地刻入那一代人的记忆，影响极深。 　　 　　“列宁在1918”中出现的高尔基则是我的第一个高尔基记忆。在电影的开头，高尔基为了援救一位被捕的教授以及争取作家学者们的口粮物资，上门向列宁求救，结果挨了一顿同志式的批评。这个场景在列宁片中不算经典，比不上“干嘛老缠着我啊”的幽默和“让列宁同志先走”的震撼，只是记得当时的印象：高尔基的个子很高，和列宁不成比例；高尔基的胡子很特别，特别像斯大林的胡子；高尔基听列宁的教导时畏畏缩缩，态度很好。我当时的年纪太小，听不大懂这些深奥的台词，很多年后重看这部电影，才恍然领悟出这场对话背后的意涵。 　　 　　70年代，我的高尔基记忆除了《列宁在1918》，还有中小学生琅琅上口的《海燕》、《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的小人书、《母亲》以及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一本文革前出的小说《华莲嘉.奥莱淑华》。印象最深影响也最深的是《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的小人书。小人书是50年代到80年代少年儿童共同的记忆，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小人书岁月，我们那一代人生不逢时，70年代出的小儿书乏味透顶，不是老工人批走资派，知识青年斗地主，就是红小兵逮老特务，加上后来的批林批孔、儒家法家，故事拙劣，画得也很拙劣，毫无美感可言。如果没有高尔基三部曲，我们的童年时光就要荒废在那些没有营养的小人书里了。 　　 　　1972年，林彪事件过后出现一个短暂的回潮时期，文化生活有了松动的迹象，高尔基三部曲的小人书应时而生，我们那一代小读者总算有了新鲜的面包和牛奶，这一点点来自遥远俄国的食粮，足以填饱我们饥渴的胃口。我们在小人书里跟着《列宁在1918》里那个高大魁伟的无产阶级作家回顾他的童年，他在人间的种种际遇，他在喀山面包坊上的社会大学，故事好，画得更好，整个色调是灰色的，阴沉沉的，令人窒息。仔细研究了高尔基艰难的成长历程，我们这些跟小人书中的高尔基同龄的小读者，深深地同情小高尔基的不幸，敬佩他的坚韧，羡慕他能看那么多好书，也深深地体会到我们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是多么幸福，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去绘图师家挨冷眼，也不用去轮船上洗盘子。记得当时我们渴望离开平淡无聊的学校生活，像高尔基那样浪迹天涯，可我们最远也就是去去郊外，看看火车看看花，天黑了就得回家。 　　 　　让我们惊叹的是董宏元先生的画，画得实在太好了！每幅图都是精品，构思严谨，落笔细致，特别是笔下的人物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其中画得最出色的是外祖母、外祖父、轮船厨师、面包坊老板，其他小人物如格里哥里老头、表兄萨沙、绘图师家的两个母鸡，他们的表情、神态、动作各具特色，妙不可言。我想董先生一定很深入的揣摩了高尔基的原著，他的画面与故事珠联璧合，完全符合我们对高尔基以及19世纪俄罗斯的想象。这套精美的小人书让我们沉迷其中，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多画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汝龙先生译的《人间》，因为小人书的关系，自然如获至宝，读过之后大有痛快淋漓之感，仔细对照后，发现小人书省略的内容相当的多，比如玛尔歌皇后，小人书里用两页轻轻带过，而在原著中则是重要的人物，这位美丽又有文化的夫人在少年高尔基的阅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部分内容中那些略带情色的描写文字，在当时的读物中万难一见，非常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当然，如放到当下肯定是不值一提了。 　　 　　80年代初，终于有机会读到了全本三部曲，不过时过境迁，当时正在兴奋地沐浴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艳阳下，苏联文学只是翻翻而已，都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前不久为了写这个帖子，特别找来三部曲重读了一次，70时代的感觉又回来了，这么多年读了不少各式现代派的西式大餐，口味已经乱了套，反而觉得高尔基这类纯粹现实派的清汤挂面分外可口，一板一眼中自有修辞的美，中规中矩中可见简约的妙。三部曲是高尔基成熟时期的作品，用笔之老到已臻化境，绝非浪得虚名。严格的说，三部曲中的《童年》、《在人间》都是十月革命前的作品，不能算作苏联文学，不过几十年来，高尔基三部曲一直被视为苏联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广泛流传，在我国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即使在文革年代也没有中断。我们那夹缝中的一代人如果还保留了一点对得起前辈的气质，高尔基的影响功不可没。 　　 　　1972～1976年，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仅二十一部，大多是友好国家的小说集诗集之类，苏联小说只有五部，高尔基独占三部――《人间》、《母亲》和《一月九日》（另两种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如果不算内部发行的“皮书”，《母亲》无疑是那个年代分量最重的苏联小说。 　98，高尔基：《童年 在人间我的大学》（续） 　　 　　《母亲》（南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以1902～1905年的俄国革命为背景，写的是“人民为摆脱经济、政治、和精神奴役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描写了那些把自己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人们，描写了真正的人民，描写了人民群众的历史性活动”，在苏联文学教科书上，向来辟出专门的章节详细介绍《母亲》，《母亲》被推崇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超级经典，被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界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1906年发表后，迅速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印行，广受好评，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直接推动了俄国的革命高潮，按列宁的说法，这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 　　 　　但对70年代的中国少年来说，《母亲》太过严肃，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太过遥远，我们诚惶诚恐地试图深入阅读这部名著，却发现它的内容过于沉重，故事也不那么有趣味，以当年的觉悟和见识，暂时还无法领会《母亲》那种庄严的正义感。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人物、情节已经没有多少印象，反而是提到《母亲》的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记得更清楚。 　　 　　整个70年代看过的高尔基作品并不多：《秋夜集》、《旅伴集》以及其它几部忘掉名字的短篇集，剧本《在底层》，长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中篇小说《华莲嘉.奥莱淑华》，其中对《华莲嘉.奥莱淑华》（楼适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后通译做《瓦莲卡.奥列索娃》）特别有好感，这部作品篇幅不长，讲述一个大学讲师去乡村度假，爱上一个新时代的贵族少女，经过一番情场对峙，这位大学讲师败下阵来，落得不幸的结局。高尔基的文笔幽默风趣，简洁凝练地写尽了19世纪末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和神气。看这部小说如果没注意作者名字的话，很容易误认为屠格涅夫的作品，很难相信《母亲》的作者也能写出如此温情脉脉的作品，小资情调的纯正甚至略在《罗亭》、《贵族之家》之上。《华莲嘉.奥莱淑华》在高尔基浩瀚的作品中默默无闻，以我个人观点，这部作品绝对称得上超一流水准，不应该忽视。 　　 　　同样不应该忽视的还有中长篇小说《三人》、《忏悔》、《夏天》、《奥库罗夫镇》三部曲、《没用人的一生》、《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俄罗斯浪游散记》，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一生笔耕不缀，作品之多令人咋舌。高尔基是全能作家之首，各种文学体裁都有涉猎且成就不凡。总的来说，高尔基的剧本比小说出色，短篇小说比中篇小说出色，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出色，散文、游记和回忆托尔斯泰、契诃夫、列宁的篇章，以及数量众多的政论、文学评论、文学史专著也都具有极高的水准。 　　 　　高尔基（1868～1936）从孤苦无依的童工流浪汉到蜚声世界文坛的大文豪，他的一生堪称神话。在苏联文学教科书上，他被戴上了各式各样的桂冠：“热情的革命风暴来临之前的报信者、严峻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揭露人、炽烈的爱国主义者，列宁的忠实朋友”、“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公认的领袖……最高形态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苏维埃爱国主义的表达者”、“一身兼有文学家的才华和革命战士的气质……俄罗斯文化的巨擘，伟大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这是来自苏联主流阵营的声音，是不是勾勒出了高尔基的完整肖像呢？显然是有疑问的。 　　 　　疑问在于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新政权漫长曲折的关系，在苏联官方刻意渲染的如蜜月一般的描绘中隐藏着难堪的史实。高尔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参与者、宣传者、坚定的支持者，而在十月革命之后，面对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新政权采取的种种极端措施，他转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同情者和援助者，布尔什维克的质疑者、抗议者、反对者，最后成为无奈的流亡者，为了营救被逮捕的知识分子，屡屡亲自出面找领袖沟通，并在《新生活报》上连续发表“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民请命，为知识界的尊严发声。尽管他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有着密切的私人交谊，还是被视作绊脚石，1920年被要求“出国治病”，实际上是变相地放逐。1928年后，高尔基与掌控权力的斯大林和解，多次回国参观访问，1933年后定居苏联，被斯大林当局捧上文化神坛供奉。虽说回国后与斯大林的冲突不断，连最后的死因也是不明不白，高尔基的“晚节不保”还是给他日后的评价留下麻烦，也给敌人的攻击提供了空间，其中以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的攻击最为凶狠。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以他的成就和威望当之无愧地成为苏联文学界的掌门人，加冕了“文坛的沙皇”，这个虚拟的沙皇并不好干，职责相当重大：他要为作家们争取利益，要为文坛纷争做出裁决，要判断新作品的水准并予以推荐，要费尽心力地栽培新进作家。高尔基把沙皇的职责完成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对新作家的发现、培育、爱护和帮助，不遗余力，成就斐然，当时苏联文坛的后起之秀们或多或少地接受过高尔基的教导和关照，另一些同辈的老作家也在和高尔基交往中获益匪浅，从这些作家们回忆高尔基的文集《回忆高尔基》（法捷耶夫等著，水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中可以了解到高尔基的口碑是多么好。高尔基逝世后，肖洛霍夫继承了沙皇的位置，不过他的口碑比高尔基可就差得太多了。 　　 　　在中国，高尔基一直是最受重视的苏联作家，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中译本之多之复杂无人能比。粗略检索后得知，高尔基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中译本，加上回忆和研究高尔基的各种著述，合计起来大约在千种以上，数量太多，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版过完整的《高尔基全集》，出版于1985年的20卷本《高尔基文集》是唯一一套算得上齐备的选本，收入了大部分重要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没有收入剧本、政论、文学评论、文学史著作、回忆录等，更遗憾的是，《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没有收齐，这部代表高尔基晚年心境的小说集至今尚未见到有完整的中译本。 　　 　　长期以来，中国读者和评论界对高尔基作品的注意力多集中于《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对一些革命性格和批判性格较弱的作品相对不太重视，如此一来，读者眼中的高尔基只是革命文学家的一面，而作为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主将的另一面则不被大众所知，这对著作等身的高尔基并不公平。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高尔基作为苏联苏联文学之父，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他的作品在中国传播之广，对中国影响之大，罕有其匹，无人能及。过度的宣传使高尔基定格在一个设定好的崇高形象上，很容易造成集体性的误读――非无产阶级的高尔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知识分子的高尔基无人关注，或者被刻意忽视了。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学上，不仅仅是给左翼文学提供了养料，而是深刻影响到了中国民众的精神走向，乃至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会永远记得，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总会回荡着高尔基无所畏惧的那一声呐喊：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童年 在人间我的大学》（刘辽逸、楼适夷、陆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99，伏尔加河上远去的灯火 　　 　　日前，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观看了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投资出品的俄罗斯大片《高尔察克》，不出预料，这部电影彻底颠覆了我对高尔察克以及苏联国内战争的印象和想象，印象中那位穷凶极恶、作恶多端的白匪军头目高尔察克一举变成电影中英俊挺拔、勇敢无畏的俄罗斯自由英雄。所谓历史是胜利者写的，高尔察克形象的变迁也正是20世纪俄罗斯戏剧性历史的缩影，苏维埃政权一夕之间神话般的建立，又在一夕之间魔术般的消失，苏联当局退场的背影甚至还不如尼古拉二世一家，不如高尔察克、邓尼金们来得潇洒。 　　 　　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2008年的进军格鲁吉亚，一个多世纪的战争－革命－内乱，内乱－革命－战争，俄苏人民历尽磨难，没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几个轮回下来，俄罗斯大地满目疮痍。当年为俄罗斯帝国开疆拓土的北极探险家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如果醒来，看见帝国版图四分五裂，后人靠出卖石油天然气过日子，就算他今日的电影形象再令他满意，怕也不会甘心吧？ 　　 　　在开始写作本贴时，特别起了一个副标题――“从苏联小说透视苏联的兴亡”，意图增加一点历史感，写了十几节后即省悟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74年的苏联历史进程中，文学扮演的是可有可无的边缘角色，不要说透视苏联的兴亡，连透视自己的五脏六腑值几斤几两都成问题。或许有人说，在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格罗斯曼等人的大举回归是压跨苏联最后的稻草，这个结论不免太过武断，苏联的兴亡自有其命数，就算有一千个索尔仁尼琴的生花妙笔也抵不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政治人物的一念之差。苏联文学没有成为向理想社会前进的通行证，倒成了一个神圣梦想的墓志铭，当后苏联时代的年轻人指点着苏联文学的废墟大声叫喊：1984！动物园！古拉格！……对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光明文学的苏联作家们来说，真是情何以堪！ 　　 　　不过，值得苏联作家们骄傲的是，苏联文学在中国受到的欢迎和对中国的影响确是实实在在、源远流长的，如果从1906年出版的《母亲》算起，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超过一百年，种类以数千计，且从来没有中断过。自民国以降，苏联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种说法恐怕并不为过。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次出版高潮，苏联文学成为几代中国读者的集体记忆，融进了中国读者的精神血液中，定然会在某一时、某一处发生不期而然的作用。 　　 　　苏联小说之魂魄，扎根在了中国读者的心灵，苏联小说的阅读史就是几代中国读者精神的成长史，如孟来托娃女士所言，苏联小说的影响，已经内化在中国读者的审美、气质和观念当中。从苏联小说中，我们领略了理想主义的信仰和激情，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不向敌人低头的英雄气概，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苏联小说教给我们做人的教养：“精神上纯粹、高贵，做普普通通的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读书……”诚然，苏联小说并未全是美玉，其中良莠并存，不乏虚假、伪善、乏味的作品，但是它的主体、它的精髓、它的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共同审美趣味，都有着永恒的意义。即使有人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诋毁苏联小说，但也不能诋毁这些基本的价值吧？没有这些，我们还剩下什么？ 　　 　　仔细清点一下，在中国读者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经典苏联小说至少有几十本，数量之多是其他国家的小说不可比拟的。 　　 　　红色励志的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海鸥》、《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 　　 　　革命与内战时代的经典――《铁流》、《毁灭》、《恰巴耶夫》、《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第四十一》、《城与年》、《早年的欢乐》三部曲…… 　　 　　斯大林时代的经典――《教育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被开垦的处女地》、《勇敢》、《幸福》、《收获》、《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大学生》、《从小要爱护名誉》、《叶尔绍夫兄弟》、《形形色色的案件》…… 　　 　　后斯大林时代的经典――《解冻》、《带星星的火车票》、《你到底要什么？》、《滨河街公寓》、《生者与死者》三部曲、《鱼王》、《活着，可要记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白轮船》、《岸》…… 　　 　　回归时代的经典――《日瓦戈医生》、《骑兵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生存与命运》、《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大师和玛格丽特》…… 　　 　　青少年们念念不忘的经典――《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船长与大尉》、《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红肩章》、《雾海孤帆》、《小儿子的街》、《勇敢者的道路》…… 　　 　　中国出版界对苏联小说始终不渝的热诚令人感佩，而若干苏联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至今未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亦颇令人牵挂，比如高尔基的《1922－1924短篇小说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浪漫主义者》和其他早期作品，爱伦堡的《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列昂诺夫的《贼》，奥列沙的《嫉妒》，卡达耶夫的《冬天的风》、《为了苏维埃政权》以及文学回忆录，卡维林的晚期作品，尼古拉耶娃《征途中的战斗》，潘诺娃的回忆录，阿扎耶夫的《车厢》，涅克拉索夫的《在故乡的城市》，特里丰诺夫的《时间与地点》，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还存着美好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读到这些被遗漏的作品中译本。 　　 　　对我而言，苏联小说象征着我在70年代的一段难忘的阅读经历，这30多年来，随着外部世界和个人心境的变化，对苏联小说的兴致几起几落，不过始终保持着一份热忱，跟其他读者一样，我也有一份十大苏联小说的心水名单：1，《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2，《船长与大尉》（卡维林）；3，《滨河街公寓》（特里丰诺夫）；4，《叶尔绍夫兄弟》（柯切托夫），5，《骑兵军》（巴别尔），6，《雾海孤帆》（卡达耶夫）；7，《铁木尔和他的队伍》（盖达尔），8，《青春激荡》（安德烈耶夫）；9，《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多勃罗沃尔斯基），10，《感伤的罗曼史》（潘诺娃）。另外还有一个散文类的心水名单：1，《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2，《人·岁月·生活》（爱伦堡）；3，《人与事》（帕斯捷尔纳克）；4，《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阿利卢耶娃）；5，《白天的星星》（别尔戈丽茨）。（这个名单只是我个人的阅读趣味，不具有普遍意义。） 　　 　　70年代初，我随父母下放农村，在农闲的秋夜里，经常搬个小板凳跟着哥哥们去大队打谷场看露天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看得如醉如痴，尽管当时正是反苏反修的高潮时刻，苏联的形象在我们心中依然非常高大。当年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两部作品竟是为奉承斯大林而篡改历史的伪作，更想不到的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竟目睹了苏联的消失。我们没有赶上一个时代的开始，却赶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回首西望，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已渐渐远去，不过，“火把向下垂的时候，火舌还是一个劲儿向上烧”，作为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一代人，我和我的同龄人们不会忘记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中那句激励过无数前辈读者们的格言： 　　 　　“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