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没有底线，灾难就没有底线
张宏良
看到公安司法部门关于“严厉打击恶意讨薪的犯罪现象”的报道，不禁震惊得目瞪口呆。10年前我们就曾经撰文呼吁，市场经济不能突破伦理底线，可是从那时以来，人类社会所有的道德和伦理底线，在中国已被接连突破，甚至不仅突破了人类社会的底线，连兽类社会的底线也突破了。干活不给钱还要再加一个恶意讨薪的罪名，就是突破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底线。
虽然奴隶社会干活也不给钱，但是至少要管奴隶的吃穿。而像现在这样既不给钱也不管吃穿的罪恶现象，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是任何剥削社会都未出现过的罪恶现象。 此前我们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有那么多南霸天北霸天，那么多周扒皮李扒皮，但是雇工不给钱的地主恶霸，还从未有过。马克思一部厚厚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 罪恶进行了彻底揭露，但是充其量也只是千方百计压低工资，马克思绝没有想到还会有不发工资的资本主义。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的确确没有复辟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劳动力的买卖是等价交换，而不是干活不给钱（破产除外），说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确是对资本主 义的侮辱和歪曲。干活不给钱在当今中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以至于2014年国务院被迫宣布，只能争 取在2020年之前解决民工欠薪问题。那么在2020年之前，那些拿不到工资的民工吃什么？他们能否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活到2020年？如果一个人不吃不 喝活不到2020年，那岂不是等于宣布永远不发工资了吗？
如果说欠薪是一个经济问题，那么所谓恶意讨薪问题就是一个伦理问题了。干活给钱天经地义，不给钱悖逆天理，讨要工钱肯定没有善意，如果有善意也就不要工钱了。所以，法律党制造的恶意讨薪这个罪名，比干活不给钱本身还要更加可恶，完全是突破伦理底线的极端罪恶。只有中国法律党这帮丧尽天良的法西斯野兽，才会发明出恶意讨薪这样丧尽天良的罪名。要求农民工善意讨薪，理性讨薪，如同要求受害妇女要善意反抗流氓、理性反抗流氓一样地荒唐无理，一样地丧尽天良。
司法部门的所谓善意讨薪和理性讨薪是指什么？就是不能到工地去找老板要钱，不能到家里去找老板要钱，也不能在马路上找老板要钱，还不能集体去找老板要钱，那么到哪里才能去找老板要钱呢？有关部门对此做出了专门规定，就是只能去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打官司要钱，而且还要带齐各种证据，如用工合同，工作证，工资条，考勤本等等，少一样都不行。在此我们想问问制订此类规定的那些官员，如果在你们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也让你们带上这些东西去法院打官司要钱，你们能理 性能善意吗？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民工欠薪问题与其说是企业的问题，不如说是政府的问题。最初是朱总理时期，把数百万个公有制企业变成私人企业，让拥有福利保障的原有工人下岗，同时雇佣没有福利保障的廉价民工，以此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到温总理时期，老板们发现，不发工资比廉价民工更加能够提高经济效益，于是出现了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当时社会还难以接受，温总理便安抚大家说，要亲自出马为民工讨要工资。温总理究竟为民工要来多少工资，人们不太清楚，人们所看到的，就是民工欠薪由非常态变成了一种新常态。结果就是到本届政府宣布，只能在2020年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民工欠薪问题就那么困难吗？答案是否定的。2011年重庆特警为民工讨薪，一夜之间就在全市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说明解决这个问题并非十分困难。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呢？问题就出在了不同立场的不同归宿上，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动用特警为民工讨薪的人，最终进了监狱；而站在老板立场上，动用特警打击“恶意讨薪”的人，最终得到了升迁。这个不同结局等于是告诉了各 地政府官员应该怎么对待民工欠薪问题。
在中国所有群体中，农民工是最弱势的群体，无论是欠谁的工资，也不应该欠农民工的工资。当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尚且能够喊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 母”，我们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就不能喊出“拖欠一人工资，我就不拿工资”的口号？如果有哪个领导人能够喊出这个口号，相信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24小时之内就能解决。如果对那些打击恶意讨薪的警察和检察官也拖欠工资，相信他们会立刻调转枪口对准欠薪老板。
所以说，民工欠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以往我们总是讲，万恶的旧社会，是富人过年，穷人过关，现在不发工资，让民 工一家老小如何度过这个年关？虽然凭借强大的军警力量，各地能够镇住“恶意讨薪”的民工“闹事”行为，实现社会稳定。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万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今天的罪恶没有底线，将来的灾难就会同样没有底线。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
还是把拖欠民工的工资发给民工吧！他们在等着这笔钱回家过年！
张宏良微信公众号：zhanghongliang010
2016/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