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萧军与萧红于上海最后的合影。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并进攻香港九龙。
上 午，端木蕻良接到骆宾基辞行的电话。是年9月底，骆宾基到达香港，身无分文的他打电话给端木，望能假以援手。因骆宾基与萧红的弟弟张秀珂相识，端木便为他 安顿住处，并抽出自己小说的版面，发表骆宾基的小说以维持其生计。端木想到骆宾基是单身一人，便请他暂且留下，帮助照顾萧红，骆宾基答应了。当晚，端木、 骆宾基、于毅夫护送着萧红从九龙偷渡转移到香港岛，托朋友的关系，住进了思豪酒店。
萧红安顿好后，从九龙逃到香港岛的柳亚子来酒店探望，神色匆匆地，他问：“你好一些么？”
萧红抓着他的手，眼睛现着恐怖，说：“我害怕！”
“你害怕什么呢？”柳亚子说，“不要怕。”
“我怕……我就要死。”她黯哑地说。
“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他站起来了，“这正是发扬民族正义的时候，谁都要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要发扬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他还激动地说了一些话，带着一种大无畏精神，匆促地走了。
萧红声音低弱地说：“我是要活的！”
端木送柳亚子先生出门，临走时叮嘱骆宾基：“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
萧红的惨白脸色现着恐怖，她说：“你不要离开我，我怕……”病痛之中，她以为端木在说着告别的话，她怕自己被人在紧张中抛弃。
端木这样的叮嘱，自然不是出门送送客。因有自己关照过的骆宾基照顾，他便安心出门找人商议突围的事，终不至三人在酒店坐以待毙。
不久，《大公报》记者杨刚也来酒店探望萧红。杨刚走后，骆宾基便向萧红告别，说要返回九龙抢救他的小说稿。无法走动的萧红躺在床上说：“英国兵都在码头上戒严，你为什么冒险呢？”
“我要偷渡。”骆宾基说。
“那么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么？”
“还有什么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
“那──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还要紧。”
“那──你就去！”
“那是自然的。”
萧红埋过脸去，说：“对现在的灾难，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我有自信。”
端 木此时的离开，让萧红充满了恐惧感。端木一向是弱的，小孩子一样的，他会不会撇下自己独自跑了？而眼前的骆宾基，便如溺水之人抓到的一条大木头。“也许是 他不了解我，所以才想离开的吧。”她想告诉骆宾基他以前不会知道的事，她希望他能更了解自己，决定是否慷慨自己的友情。
萧红说：“你的眼光就表示你是把我怎么来看的，这是我从前第一回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觉到的了。你也曾经把我当作一个私生活是浪漫式的作家来看的吧！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以前就站在萧军那方面不同情我？……做人是不该这样对人粗莽。”
她自述着过去的事情，虽不是事无巨细地从头说起，但各样的片段，也渐渐汇聚成此生大致的经历。
骆宾基明白，这个人和她所讲述的一切，远比那仓促赶写的小说稿更有价值。他终于沉思着在萧红面前安定下来了。
就这样，炮火威胁之下，萧红、骆宾基在自陈身世中度过一天天。
1938年，萧红、端木蕻良摄于西安。
七八天过去了，一直不见端木回来。焦急的等待中，幽怨也在心底渐渐生发。当骆宾基问及端木，萧红说：“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战争拉近着人与人的距离。未曾离开的骆宾基，让她感到格外亲切，她感叹道：“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你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了。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
恰在这时候，端木回到了酒店，还为萧红带来了两个苹果。
“你不是准备突围吗？”萧红问。
“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端木这样说，为萧红刷洗着痰盂。
或 是出于私人恩怨，骆宾基在《萧红小传》的自序中着意强调：“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 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 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然而这说法，哪怕是与他自己所写的传记正文也是相互抵牾的。
可以知道，端木曾找柳亚子、于毅夫等人商议，然而柳亚子其时已自顾不暇。他拿出四十美元给端木，以备他们逃难之需。
夜晚，萧红给柳亚子打去电话道谢，她愉快地笑着说：“我完全像好人似的了。我的精神很好。”
“你能打电话了呀！”柳亚子高兴地说。
听着真挚的“友人的声音”，萧红感到难得的愉快。
12月18日晚，日军渡过维多利亚港，强攻香港岛，英军节节失利。第二天，端木、骆宾基、于毅夫将萧红转移到周鲸文家，但周家屋子里已到处是人。端木与众人商量后，决定把萧红转移到告罗士打酒店。
不久，日军占领了告罗士打酒店，作为指挥部。端木和骆宾基在日军占领酒店之前，又将萧红转移出来，勉强安置在一家条件极差的裁缝铺里。端木只好再去找周鲸文商量，最后，是在周鲸文的时代书店的书库里安顿了下来。然而，这天已是12月24日了。
平安夜晚上，门外是日军对香港的疯狂轰炸。第二天下午，港督宣布投降。病床上的萧红，再次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沦陷。
中共地下党着手营救香港的民主、文化精英人士。于毅夫告知端木蕻良，组织已对端木与萧红的撤退作了安排，一旦萧红能够行动，就可立即护送他们离港。而茅盾、柳亚子、何香凝、周鲸文等人，已纷纷被营救离港，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去了。
端木于是天天上街寻找着能接纳病人的医院。1942年1月12日，萧红终于住进已开门营业的养和医院。第二天上午，经医生诊断为气管结瘤，必须立刻动手术割除。
端木坚决反对，因其二哥躺在病床八年的经历，他深知结核病人手术后刀口极难愈合，而战乱之下，缺医少药，一旦开刀，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说：“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面对手术单，端木迟迟不敢签字。
在病床上折腾半年多的萧红，见到端木在那里优柔迟疑，便说道：“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开刀有什么了不起。”她拿起笔，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医生不再理会端木，把萧红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结束后，端木在手术盘中没发现割下任何东西。是医生误诊了。
无 可奈何，窗外已是黄昏，萧红疲倦地靠在活椅式的病床上。卧床半年，她唯一的精神寄托，是一本《圣经》。耶稣说过的话语，是如此契合自己的所思所想。看着跟 前的二人，她就开口，对他们说：“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 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她对着端木，“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掷给他两个，不要 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你不要管有用没有用，你管他有用没有用做什么？凡事对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 的生活不是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端木、骆宾基流下了眼泪。
萧红说：“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八十岁么？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不要哭，你们要好好地生活，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呀！”
萧红的眼睛湿润了，她转而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端木站在床侧哀哭着。他说：“我们一定挽救你。”
端木对骆宾基说：“你来，我们出去商量商量。”
然而，医院说：我们束手无策了。
1月18日中午，端木、骆宾基乘坐养和医院的急救车，护送萧红回到玛丽医院。此时的萧红，已经不能说话了。
第二天夜里，十二点。萧红做手势要笔，她在纸上写下：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掷笔，微笑……
1月22日黎明，日军接管了玛丽医院，把病人一律赶了出来。端木将萧红转到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也被军管了，端木又把萧红送到法国医生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的临时救护站。
陷入昏迷的萧红醒了过来，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她无声地对端木交代着，意思是葬在鲁迅墓旁。
端木说：这只有将来办到了。
萧红表示，要埋在面朝大海的地方。
端木答应着。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在这里死去。
三天后的黄昏，两个年轻人来到浅水湾。他们把一个瓷罐埋在了海边的花池里，一块木牌立在上面，写着──“萧红之墓”。
第二天傍晚，一个年轻人独自来到圣士提反女校，带着妻子剩余的骨灰，他把瓷罐埋在了后院的山坡之上。
萧红写给萧军的信。
1942年1月22日这天，萧红死时，远在延安的萧军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朋友感叹地向他说：“我们东方如果有最大天才的话，那就是你啊！你完全是对的！”萧军在日记中表示，“我愿意坦然地承受这预言。”自恋的情绪，他一生中几乎从未改变。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化界举行萧红追悼会。通讯报道中不乏套语，说：“萧军报告萧氏生平及其著作，语多亲切而沉痛。”
事 实上，萧军在追悼会上说：“近年来因为一些朋友、同志死亡得太多了，已经变得麻木，假设就是自己死了，好像也没什么担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情 很闷塞，但却没什么悲哀。”得知舒群等人很热心于替萧红出追悼特辑，他在日记中说：“我却很冷淡，我已经轻视这类的热情！”
那时的萧军，仍然忙着因感情出轨而和他曾经“狂恋”的妻子王德芬吵架，忙着与女人的暧昧纠葛。他在日记里这样写着：
每 一个女人她们全要我扶助，全要耗去我一大部分精力，耽误我的工作，每一个女人全不是我所需要的，她们全愚蠢，全是患病者，全是不懂得我的心的人！我要哭！ 我要哭为了每次恋爱！每个女人所耗费去的精力！在这社会上，她们总是重重地压在你的肩上，使你精疲力竭，而她们并不企求上进！
（王德芬）告 诉我，H怎样说我：“H说‘不要看现在萧军对你好，这是环境关系，等到将来一旦遇到好女人，他就会丢开你……一个人不要忘掉历史啊！’所以我恐惧……”H 因为没能获得我，如今她竟这样恶毒地想分散我家庭的平安来报复我了！我能说什么呢，只是更懂得了女人们的心！……这样可怜的小人……我要给她以打击。
事实胜于雄辩，这位H说的话，多年后得到了应验：萧军又恋上一位年轻的女性。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萧军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遭遇，王德芬也将无法避免与萧军原配妻子许氏及萧红同样的命运。
提及在一起六年的萧红，萧军冷静地说：“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有 着“性的冲动”和“正义冲动”的萧军，一向“勇于认错，坚决不改”。萧军“自以为”是坦率的，甚至连自己出轨的事也不隐瞒。但这种对私生活的不断“坦白” 和不停“忏悔”，恰如卢梭的《忏悔录》，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张扬和自我肯定。他知道大多数“一丘之貉”的男人会原谅他，甚至私心认同、佩服他；而女人们在他 眼里是“全愚蠢”的。
正如莫洛亚评论卢梭所言：“有一切理由这样想：卢梭在人类思想存在的缺点所许可的限度里说出了真话——‘他的’真 话。”萧军自我感觉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似乎是说：只要我说的是（我所认为）“真”的，我就是“大写的人”。 萧军的“自黑卖直”，为后世研究精神分析学的朋友留存了一份详细的国民性病历。
萧军给萧红心底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萧红给萧军留下了《生死场》的版税，留下了“英雄救美”的佳话。恰恰是萧红身边这文学成就较低的一位，因着萧红后世的成就，获得了最大的名声。
在 未遇上萧红以前，才华平平的骆宾基写出的是粗糙的《边陲线上》、《人与土地》。然而萧红在生命最后时刻灵魂倾吐的言语，打开了他的文学理解。他因照顾萧红 而遗失了书稿，萧红在临终前将《呼兰河传》的版税赠予他。因着萧红在病榻上的遗述，骆宾基写出《萧红小传》，以及与他之前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的佳作── 《红玻璃的故事》。20世纪40年代后，使读者惊奇的是，骆宾基接连写出诸如《北望园的春天》、《幼年》等耐人寻味的小说。小说中似处处可见《呼兰河传》 的影子。偶因与萧红在香港四十四天的相处，对作家骆宾基，却无疑是一次精神的灌顶与质变。
一位因萧红而得其文坛之名，一位因萧红而得其文学之功。端木蕻良呢？
失去了萧红的端木蕻良，浸在深深的忧郁和孤独之中。他长久地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为自己的幼稚与任性而忏悔，他嘲讽着自己，否定着自己。萧红离世的半年后，他借着小说《早春》而这样地对自己咒骂着：
我 是这样的凄惨呀，我统统都失去了，我失去了……再也不能回来的一切……我是多么糊涂……我是多么混蛋……我的心总以为世界是不动的，金枝姐就像放在一个秘 密的银匣子里似的，什么时候去打开就可以打开的，等我看完了红红绿绿的玻璃匣子，再去打开那银匣子也不迟……但是太迟了，什么都嫌太迟了……我的心充满了 忧郁，充满了悸痛，充满了悲哀……为什么我那样有关系的事，我处理得这样草率……为什么我这样痛苦？为什么我这样凄凉……
一连十八个“为什么”，端木为自己当初的轻率和懵懂倾诉着无尽的哀伤。小说中兰柱（端木小名）为之而忏悔的金枝姐，与《生死场》中的女主人公，正有着相同的名字。
他想起贾宝玉因晴雯而写的《芙蓉女儿诔》，于是将萧红的生平故事写成词谱，交给梨花大鼓艺人董莲枝传唱。词谱于今散失，然而当时的一位诗人，为后人留下了传唱的情景：
芦中亡士正艰危，风雨潇湘死别哀。
一代红颜怜下葬，皓躯成骨骨成灰。
成骨成灰恩情重，山阳邻笛恒伊弄。
浅水湾头堕泪碑，七星岩畔相思梦。
梨园弟子董娇娆，宛转歌喉唱六朝。
谱就新声传恨事，有人珠泪湿红潮。
——柳亚子《端木蕻良谱萧红事为梨花大鼓鼓词以授歌女董莲枝索题赋此》
端木想起了少年时在心中印下烙痕的《复活》，他仿佛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想起了1941年夏天，萧红住进医院的三个月前，浑浑噩噩的他在书桌前一气呵成写下了那篇颇为自得的文章──《论忏悔贵族》。他想起了文中那仿佛谶语般的命运：
在 林妹妹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发觉到林妹妹处境的可怕。林妹妹是孤立无援的……她要揭示她的心底的真正的声音，所以，她就孤僻、高傲……用种种的姿态表达自 己的痛苦……在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清了这些个现实的时候，贾宝玉不但不来积极地援助她，而且他还糊里糊涂地自安于现状，态度模棱、意志薄弱……在林妹妹死 了之后……越想越觉得自己当时的糊涂……
因着萧红的死，端木才真正呼吸领会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总以为来日方长，便负性使气，如今斯 人已逝，回首往事，才感受到萧红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与孤独，而自己却浑然不知。仿佛《红楼梦》佚失的结局中，宝玉因黛玉之死的深深自责，无论世人如何非 毁，端木在无言中一概承受，他用尽一生的忏悔，来完成这悲悼前缘的“半部《红楼》”……
（邹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