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三:工作队走了
工作队走了!
不是做梦娶媳妇吧,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没人来管我们了,不用写大字报了,没有党委、团委、政工处了,不用上课、不用开会、不用"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了。那不就是比共产主义还共产主义了吗?
揉揉眼睛,没错,不是做梦。毛主席彻底解放了我们,他老人家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现在,我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开心啊!
那段时间学院的运动是谁在领导,我现在搜尽记忆竟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依稀记得好像有个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机构,但又不记得有选举筹备委员会这回事,至少我敢肯定我自己没投过什么票。斗争柯麟大会是我们年级的曾广辉同学主持的,他是党员、又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之一。一大串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也拉上台去陪斗,气氛很紧张、恐怖。我只去瞄了3分钟就走了,对这些斗争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反正没人盯着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种自由的感觉真舒服。
每天都无所事事。教室关门了,图书馆关门了,实验室关门了,工会娱乐室(里面有电视机)关门了,电影院也关门了;没有课上,没有书本(除了毛主席著作),没有老师。有什么可以做的?那时真没想到这"命"一革就是十年。我嫂子的妹妹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实习员,文革结束后我和她聊天,她说那些年中他们夫妇没看过一本业务书,没做过一天科研工作,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年华就这么白白流逝,不被"揪出来"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夫复何求?
广州的夏夜很热,黎明才是酣睡好时分。早上醒来总下不了决心起床,7点55分才不怕牺牲爬起来。套上拖鞋匆匆跑到食堂赶8点关门前打早点。端回宿舍,洗脸刷牙后再吃。吃完早餐,和几个潮州同学打篮球,完了满身大汗冲凉(粤语:洗澡),又是中饭时候了。下午到珠江游泳,从二沙头游到白鹅潭,再从白鹅潭游回二沙头,一共7公里多;依潮汐情况不同要游三四个钟头,又该回学校晚饭了。晚饭后和阿辉阿顺(他们俩都是校足球队队员)等几个广州同学踢足球,特别是下大雨时更踢得带劲,满身泥浆,冲凉时先不脱衣服,让水龙头冲个够,痛快极了。要说那些年都干了什么好事,那就是锻炼出一身健壮体格,至今70岁了还得益不浅,一笑。宿舍隔壁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又称红花岗,它是一所收费公园。有同学在隔墙上打了个大洞。黄昏游人清场后就是我们学生钻过去散步聊天打太极拳的天地。
作为医学院的学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的,二十来岁的年纪不读书,毕业后怎么办,谁不着急?可这文化大革命要闹到猴年马月,除了毛主席谁也不知道。今天写这文革杂忆,已经懂得其实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也不知道。我工作以后,多次恼恨自己医学知识太少,犯过不少医疗错误,给病人造成本不应该的耽搁甚至伤害。每逢那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痛恨毛泽东和中山医学院的李静阳、陈镜弟等极左份子身上。说他老人家多么关心农民的健康,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由于无聊和苦闷,不少同学抽上了烟。热心闹革命的两派头头们和积极份子也为熬夜抽上了烟。双方都在打探北京消息、策划自己行动、扩大本派势力,忙的不亦乐乎。林彪说:"无产阶级忙得睡不着觉,资产阶级也忙得睡不着觉。"很生动呢。假如再加上"只有逍遥派在睡大觉",那就全面了。有一回不记得是什么游行,两千多人马的东方红公社连扛大旗敲锣鼓的集中起来不到十多个人参加。我从旁边走过,听到社长伍新尧对他的战友们说:"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啊?"
同班的刘树鑫(他毕业后四十来岁就不幸死于肝癌)同学当上了东方红公社农民运动办公室主任。他告诉我有个好去处:他们在郊区石井公社设了个贫下中农造反联络站,就在珠江边上。那是广州市著名的风景区,江水比二沙头清澈多了。我二话不说就带着一本普希金诗集搬了过去,每天游三次泳,好不快活。没过几天,刘树鑫又打电话过来,声音中充满激动:"老百,快快快,快回来!上北京,见毛主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