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常庄子

    2010年暑假回北京前，我通过佳佳和董建兵联系，想回十八岁时下乡插队的大兴县红星公社鹿圈分场常庄子看看，如愿成行。这是去的那天（2010年8月9日）随手记的一点笔记：“

今天是星期天，有两个聚会。上午乘324公交车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直接到了大兴亦庄经济开发区，见到下乡时常庄子的熟人。傍晚到和平里中街“百富源”参加大学同学聚会。

先到董建兵家。他2004年在亦庄买房， 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碰到在物业工作的“前”常庄子社员。从此和常庄子又建立了联系，也算得是个“奇迹”！

在一片居民楼前下车，有人等着我们。我们懵懵懂懂跟着她上楼，进门。一群大妈大叔模样的人把我们围起来，“小董，小桥！呦，没怎麽变，还那样儿。”可除了李金荣大姐，我竟然一下子认不出来他们是谁。记得当年管我们的大队副书记马大爷也就是50多岁，现在我自己都是这个年龄了！

从1974年下乡，至今已过去了36年，没想到我只待了一年八个月的常庄子有那麽多人还清楚地记得我。当年的知青排长李金荣，和我同龄的回乡知青马树平（马大爷的侄女），李雪梅，大我几岁村里的媳妇王增云，队里的会计朱来福，统计老婶，李家的二嫂等等。他们在10年前兴建亦庄经济开发区时，得到优厚的拆迁补偿，现在都住在亦庄的贵园小区，有房，有收入，有医疗保障，还有亦庄经济开发区的股份。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过着衣食无愁的日子。临走送我们上车时，金荣大姐和老婶说：“下回再来，叫上三儿（张富玲）他们几个，就在家里住，我们都有房，几套房呐！” 聚餐后，董建兵开车带我到原来常庄子的地界看了看。今非昔比，完完全全看不出来了！连绵不断的大片绿地；壮观，宏伟的公司厂房，建筑；宽阔的道路和整齐的林荫带； 和我走过的渥太华，加州的大型工业园区真没什麽区别。我从心底里为乡亲们高兴！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新区的地名，街名都是贵园东里，燕景家园，科慧大道。广德中巷什麽的，竟没有鹿圈，常庄子， 头号，二号， 肖庄，隆盛场这样以前的地域痕迹，能看到只有那条不变的凉水河了！”

1974年夏收前，我们高中班16个人到鹿圈分场的头号和常庄子两个大队插队。我多年的好朋友程亚彬当年是丰台铁四中的高中生，他们早我们一个月到二号和肖庄插队。记得我们还到丰台影剧院参加欢送他们的全区大会呢！常庄子和二号大队隔着凉水河相望，二号紧挨着头号，肖庄在更远一点的地方。现在看北京地图，这个区域在五环以外，六环以内。已经找不到常庄子了，他早已融入了亦庄经济开发区。

头号人多，地多，除了种农作物，有不少梨树，桃树等经济作物，还有砖窑，是个比较富裕的队。头号还是北京市先进知青点，班上能歌善舞有些文艺细胞的都去了那儿：有宋昭，滕易，龚一华（佳佳），常京芬，芦晓梅，堤堤，刘南宁，董淑君，刘志纯，张之川。我和张富玲（三儿），沈淑琴，张淑琴，董建兵，王金鹏分到常庄子。常庄子种麦子，玉米，水稻，没有果树，只种了些西瓜，棉花，还有麻，显然没有头号的工分值高。记得那时，我们要到永定门站乘到通县马驹桥的长途车在宋庄站下，还要走很长的路， 穿过隆盛场大队才能到我们队。觉得真远！

下乡没几天，就赶上夏收。我还记得自己那时的打扮：草帽，长裤，长袜，高腰解放鞋，还有那件深咖啡色的灯心绒上衣：耐晒，耐磨，又耐脏！天没亮，我们就赶到待收割的麦田，一眼望去没有边儿。一人一条垅，弯腰，挥镰，打捆。几个动作重复，重复又重复，直到累得直不起腰来。其实，收麦子对我们并不陌生。我家附近的六里桥就是近郊的菜区，也种麦子，从小学一年级起我们每年都参加麦收劳动，可那只是捡捡麦穗，抱抱麦捆。和这毒太阳当空的割麦子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割了几天地里的麦子，我们又被调到场院脱粒，扬场，装包，入库。北京的夏季常有突如其来的暴雨，这是麦收最怕的事。长在地里的麦子被大风雨卷了，会大面积倒伏， 收割起来非常困难，趴在地里麦子很快会烂在田里； 堆在场院的麦子如果来不及脱粒，晾晒，装包入库，被大雨浇了，很快就会长芽，发酵；大家一年的辛苦全完了，麦收就是抢时间！记得当时分场有几台大型佳木斯牌脱粒机，每个生产队分到使用的时间就那麽几天。在这几天里，全队的男女老幼都上场， 昼夜不停。大家用尽全力，排队把成捆的麦子投入“佳木斯”的入口，在最前面工作的全是队里最棒的小伙子！“佳木斯”吐出的麦粒， 一定要赶在好的大太阳天，由老庄稼把式扬场，晾晒，再装包后交公粮或入库。那些天大家又困又累，只要听到喊休息， 就都倒在麦堆里睡觉，哪怕几分钟也好！有个初中生，那天嘴里嚼着馒头就睡着了！30多年过去了， 写到这里，我还能感受到那热火朝天的场面。

堤堤他们在头号和我们常庄子一样。麦粒装包后，200斤一包，要装车或入库，全队的壮劳力都干，男知青们也都是光着脊梁，搭块布一包包的扛！老朋友纪小刚在纪念文章中曾写过一段和堤堤的交谈：

我记的， 1987年的夏天， 八月， 我和你坐在多瑙河边看匈牙利国庆烟火， 你突然站不起来了。 我问你， 怎么了？ 你说：“腰痛得站不起来”。 我问： “为什么？” 你说： “插队时，夏收干活太累了，有一天晚上在拖拉机后斗里睡着了， 腰着了凉， 落下病，所以腰有时痛”。

刚到常庄子时，队里派了两个知青排长教我们干活儿。一个是李金荣大姐，她短发，高个，待人诚恳，直率，干活又麻利又好；另一个是小个子的老高中生刘忠信，他风趣，肚子里有“墨水”，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割麦子，上场院，修水沟，在玉米地里薅草，培土，收秋，给棉花间苗，打杈，为西瓜施肥，在稻田里起苗，插秧，到砖厂卸砖，还有起猪圈，捞麻等等。直到我们慢慢学会了庄稼地里的大小活计，掌握了庄稼把式的长短工具，队里才把我们分到社员的排里。

第一次起猪圈，把我吓得够呛！我从来没有见过那麽大个儿的老母猪，它的鼻子眼睛皱在一起，样子真不好看。干这活，要跳下猪圈用粪叉，铁锨起出圈内没膝的陈粪，扔出圈外，再垫上稻草，新土。对我们这些城里孩子真是不容易，干活我不怕，可真怕那老母猪拱到我的身边！

有一天我们跟着刘忠信给棉花打杈儿，又热又渴。他瞄了瞄旁边的西瓜地，叫我们趴下，都趴下。大家都不知道他又要耍什麽宝。只见他爬进西瓜地，摘了两个大西瓜过来，用拳头砸碎，分给每个人。我们藏在棉花棵子底下吃瓜，那西瓜儿吃得真甜，那小风吹得真凉啊！打歇儿时，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刘忠信说他家四个兄弟，他是老二。家穷只供了他一个在黄村上高中。每个星期背一袋窝头，馒头到学校，就着咸菜就是饭了。他说黄村学校水平高，农家的孩子们非常用功，成绩也都好。唉，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上大学喽！他的话，他的表情，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也勾起我心底那个小小的愿望。

这次聚会，李雪梅居然还记得那年我们一起捞麻。那些麻杆儿捆被扔到臭水沟里很多天了，为的是泡软能把麻皮扯下来，我们一群姑娘站到膝盖深的水里又拖又拽，好不容易才把那麽一大堆麻捞上来。

冬天，北方农村地里的活儿不多，但是年年修水利。我出过三次河工。第一次是在大兴黄村挖鱼池，后两次是修凤碱河。出河工比平时累得多，但伙食也比平时好。主要是挖泥或挖土方，装上木制独轮车，推/拉上坡。鱼池越挖越深，河堤越修越高，我们的劳动强度也就越来越大。刚开始我只装车，连推空车都东倒西歪，后来不仅能推满载的小车挂钢丝绳上堤，还能倒拉小车轻松自如的返回，一点不比社员差。出力大也就饿得快，早上六点多吃了饭，不到打歇儿，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叫了。那时无论男生女生饭量都奇大，堤堤说过他一顿能吃两串馒头（一根筷子串三个，四个）一碗菜。记得有天夜里刮大风，把固定帐篷顶的绳子刮断，压帐篷顶的冻土块砸落在我们的被子上。我迷迷糊糊忽然看到天上的月亮和猛烈摇动的树杈，听到呼呼的风声，还有被窝四周的大小土块。想起来收拾收拾，可腰酸背疼，手指都伸不直，实在是没劲儿了，干脆用被子蒙上头继续睡过去。

我们后来分到社员排里，我在一排，排长是金荣大姐的三叔李春桥，三儿在三排，排长是王春林，二排长好象姓刘，记不太清了。这些人都是队里的人精子，又都是庄稼好把式。常庄子在我们之前之后来过很多批知青，社员们对我们几个高中生印象最深。他们说我们不娇气，不惜力，学活儿快，在排里都是一顶一的好手。我被社员评上过最高的十成工分，和那些小伙子一样！

还记得那天割稻子，天已经有点凉了。下午收工回知青宿舍， 匆匆忙忙吃口饭，就又出门了。那天的地离村子挺远，我和三儿割一池稻子。我们俩儿站对角，都想快快割完回家，不说话，一个劲儿的割。稻子比麦子难割。麦子是一垄一垄的，抓起一把割，女生劲儿小，少抓点，多割几下；可稻子插秧时是一撮一撮插的，长粗壮后一把很大，也重。以前在知青排，有排长帮我们磨镰刀，锋利好用，干活也省力。现在自己磨不好，没割多久镰刀就钝了。哐的一声，正正地砍在左手中指上，别看这镰刀割稻子不快， 砍手却快； 借着白白的月光眼见鲜血就呼呼的冒出来。没有什麽想头儿，摸出毛巾，手绢包上扎紧，又咬牙割下去。那天晚上觉得这池稻子怎麽总也割不完，我和三儿到11点多才割完，筋疲力尽走回去。多少年过去了。每次看到中指上的刀疤，都会想起那没有尽头的一天。

在那段艰苦的生活中，我们也有开心的事。

头号有桃树和梨树，摔掉到地上的果子容易坏，不能卖了， 就分给社员。头号的同学把我们几个叫去，大家围着那一桶桶洗干净的果子，开怀“畅”吃，不惜吃得拉肚子！我们常庄子穷，能比得上的就只有几亩西瓜。每年都有一次全村老少蹲在场院里，吃瓜留瓜种的时候。（留做瓜种的瓜：大，圆，甜，可是百里挑一的好瓜！）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几个背着分到的西瓜穿玉米地，过凉水河吊桥，绕过头号砖厂，走了很长的路到头号，和那十个同学分吃西瓜的情形。我真怀念那时纯洁，真诚的友情。

还有件特好笑的事儿。 有天我正在地里干活，一个社员跑来大喊：“小桥，小桥，快回队部，你大哥来了”。我一时没回过味儿来，一边往回走一边想：谁来了？我那有什麽大哥，大姐也没有啊！到队部一看，嗨，是爸爸。下乡时，队里用给知青的专款给我们每人置了一套干活的工具，我的铁锨用坏了。借别人的不顺手，不好用。爸爸知道后买了一把好的，跑好远的路给我送来。其实他那年也有四十多岁了！

年底分红，留了下一年的口粮，我还分到一百零几块钱。记得用我平生第一次的收入 给爸爸买了一支有锡盒的雪茄烟， 记不清给妈妈和妹妹买了围巾还是手套。

据说那个年代全中国有一千七百万知青，我是其中之一。后来在温哥华参加知青联谊会的活动，遇到很多有共同下乡经历的朋友。他们中有的是文革前老高中，老初中的，也有比我还小的。有的在新疆，吉林，东北兵团，内蒙兵团，云南，陕西，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江苏，河北等等地方下乡。时间长的十几年，少的也有两三年，怪不得大家说：像你这样就在北京郊区，只插队了一年八个月的，实在是不算什麽。

那个混乱的年代，那些荒谬的政策，是我们国家前途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的悲哀。不管是下乡，进工厂，上大学，在研究所工作，还是出国，打工，念书，谋生；人这一辈子就是解决了一个难题，又面对另一个难题， 再解决另一个难题的反反复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