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六：三月东风还是黑风？
１９６７年４月初广州的政治形势充满微妙和不确定性。陶铸倒台后，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风雨飘摇，地位岌岌可危。１月２１日下午，赵紫阳在省委接受机关造反派的批判后，被拉到中山大学。＂中大红旗公社＂和“中大八.三一战斗团”把赵单独软禁在八.三一的总部大楼，要他交待如何死跟刘、邓、陶，特别是陶铸路线的反党，反毛主席的问题。赵紫阳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但是，我有严重错误。＂革命小将＂对那些不感兴趣，一心只是等他把权交出来——“醉翁之意只在印”。第二天早上夺权代表向他宣读了“省革联”的《夺权通令》（载《南方日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赵回答，我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支持造反派夺权。只是夺了权，你们怎么办？夺权者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赵紫阳于是给省委副书记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由于林李明坚持要等中央表态才肯交印,造反派就把林李明、韩宗祜和张云都拉到了中山大学。说,现在就开(省委)书记处会议,你们在场的已超过书记处的半数,全部签字就有效。结果,除赵紫阳己表过态外，林李明、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张云和寇庆延都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并签了字。
经协商，原省委在“省革联”监督下工作。同时，“省革联”向省市各机关派出监督小组。１月２３日发出《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随后，全省各地、市、县也开展夺权，甚至有些农村基层组织也被夺权。
当时担任省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省委常委的陈德对“让权”表示坚决反对。并把“让权”的情况立即报告中央。省委的大印由林李明交给陈德带回省军区保管。省委大楼保密室的重要文件也连夜用军车运到省军区保存。
那时不单广州的另一大派主要組织“地总”、“紅总”（工人組织）和“省直大联总”坚决反对这次夺权；连造反派中的大多数也因被排斥在外而不予支持。广州军区虽一时没公开表态，但不久就因“省革联”支持军区机关“千钧棒”和部队院校学员和文艺团体的成员等军内造反派“二八冲军区”事件而作出严厉措施。军区司令黄永胜等根据１月２８日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军委２月８日对“二八冲军区”的严厉批评的电报而将＂反军乱军＂最猖狂的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逮捕十多人。周恩来要陈德邀赵紫阳、陈郁、区梦觉一齐秘密飞北京汇报。周严厉批评赵紫阳私自轻率带头签字“让权”的严重错误。２月２７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毛泽东２月２８日批示：＂总理，同意这样做。＂从此广东省的夺权失败，以军管告终。
军管后的广州造反派在不利的形势下没有屈服。他们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利用北京＂二月逆流＂被镇压的机会公开喊出＂揪出广东的谭震林＂的口号，将矛头指向黄永胜。广州市两大派组织也就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一派称红旗派，属造反派，其最激进的代表是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组成的＂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其中有个笑话：广州本已有了三个红卫兵组织，假如再按顺序，就该叫第４司令部，简称＂四司＂，粤语同＂死尸＂，当然不行。另一派是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原名《羊城晚报》）联络总部”人马，包括“地总”、“紅总”、“省直大联总”、＂主义兵＂等；他们支持军管会镇压红旗派，高喊＂三月东风浩荡＂，简称＂东风派＂。两派形同仇敌。
五十年后来回顾当时那些造反、斗争、派性、甚至真枪实弹武斗，都是非常无谓、无理、无意义的。但当时人们却那么认真，那么执着，那么激动，说到底就是＂想不开＂。年纪大了才知道好些事不妨退一步想开些，世界那么大，何必自寻烦恼。像我二哥参加的是红旗派，二嫂参加的是东风派，两口子天天带俩孩子找饲料，守着那群良种鸡，煎蛋煮蛋蒸蛋卤蛋，幸福得很。我四哥天天和女朋友拍拖，我天天游泳打球踢球，快乐得很。革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到达广州，既为广交会事宜，也为处理广州问题。周总理接见群众代表和军队领导，在周恩来于广州的活动及讲话内容来看，中央承认并支持造反派组织（这时候林彪、江青大概已有分歧，周至少表面上偏江派表态），希望军方作出向造反派示好的表示。之后短短十几天里，社会形式发生激烈变化。红旗派经周恩来一行后，形势大为逆转，社会力量大大壮大。而此时红旗派要求平反三月镇压中被捕的人士，发动“五三”绝食。绝食一开始由“二十一中东方红”部队开始，大约八十人在烈士陵园广场（就是北伐时蒋介石誓师、出兵的东较场，在中山医学院大门口不远处）绝食，其他参加大规模宣传工作。到当日早上１１点时，声援人数已达到二千多人，绝食持续到第三天已经出现很多人陆续晕倒现象，事件以第四天周恩来发来“抓错的人应该放”的电报告终。而后来随着“八一战斗兵团”的平反达到高潮，１０月１４日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的“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大会上，有二十万人参加，是广州红旗派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