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指一算，在硅谷（台湾叫矽谷）这嘎达混,已经二十年。去过不同的公司，认识了各色人等，有趣无奈的事也碰到一些。挑点印象深的写下来留个纪念，也愿意分期分批跟博友们分享。
（1）D．
毕业后，在南加州的几家中小公司做了几年。一天，Intel工作的同班同学来电邮（那会儿不时兴也没有手机），问是否有兴趣来硅谷。回答自然是可以，并寄去了简历，请他帮忙找找机会。后来的一两个月里，稀稀拉拉接到几个电话Interview。终于有一个通知北上面试。以前，和家人一起开车玩San Francisco曾路过硅谷。这次不同，单打独斗。好在因为目的性太强，并未感到单独长途驾车的胆怯和疲劳。
第二天上午，去公司（一家颇有规模的半导体设备公司）面试。六七个人谈了大半天，自我感觉还行。中午带我去吃饭的，就是后来的老板D。多少年之后，当时面试的问题，只有一个还记得。D问，“为什么想来湾区（Bay Area）?”我也忘了当时是如何言不由衷，胡乱搪塞的了。只是这个问题，从那时起会时不时跳出来，还常跟来一堆兄弟姐妹。为什么来湾区？为什么做这份工作？为什么还呆在美国？为什么没有海归？为什么，为什么？或许因为还没找到彻底说服自己的答案，这类“问题”才会四季常青吧。
再回到那问题的始作俑者。D中等个，不到四十，一头黄褐色卷发，家乡印第安纳。烟瘾极大，抽的还是雪茄。为人热情耿直。喜欢开玩笑，满嘴俚语，加上偶尔的一点点口音，开始，还真挺不适应。随着相处的增加，对D有了了解。
D是半工半读完成的大学。那个大学，我当时根本没听说过，现在随便问个老中，八成也不知道。他干过加油站的杂工，超市里的上货工，… 动手能力强，业务又纯熟，实验室里调试校验仪器仪表，三下五除二，立马搞定。D在公司（至少在Division）算是老资格，但任何人有事相问，他一定耐心解释，直到对方满意。碰到不平之事，D也不会含糊。一次，外部门新来的老板（层级高过D）对我们提出过分的要求，被D挡了回去。吵到大老板那里，还是D有理。再有，不少人都用公司餐厅的微波炉加热自带的午餐，有时有人带了重气味的食物（韭菜，鱼，…）来加热，熏得人们皱眉掩鼻，但无人吭气。D则不然，挺身而出，和颜悦色，善意提醒。本部门有个黑人，退伍军人。技术不行，工作有些吊儿郎当，还喜欢狡辩，嘴上不饶人，大家都让他三分。可他最怕D，一旦被抓到“现行”，D是不会客气的。他管你什么退伍军人，什么部门的黑人“独苗”，什么政治正确，就事论事，非要说到你认错为止。听说后来“独苗”只好“移栽”别处。
D来自美国乡村，纯朴善良的眼神中，有着一丝的忧郁。开一辆二手的两门掀背式马自达323（当时也是落伍的车子），自己换机油，每天自带午餐，举止做派也不像很有钱。后来才知道，D要付一大笔“赡养费”给前妻和三个子女直到十八岁。每张薪水单到他手里，已经大打了折扣。
前些年约D午餐，发觉他略有发福，眼中也不见了忧郁。一问方知，已服满“赡养费”的“有期徒刑”，又买了新房，还和一位原部门的越南女子在一起了。那越南女子我也认识，大概比D小个几岁。我真为D高兴，祝福他们。D还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他家有一整套做冰淇凌的机器，有各种各样的配方，请我有空去尝。这是后话。
（2）G．
G是我在另一家公司（半导体公司）的老板。一米九几的个，年纪大我不到十岁（？猜的），满头银发，上唇养着两撇银须，神气得很。奥勒冈州的一间大学毕业，在硅谷混得很久，业内熟人无数。是他面试的我，后来又成了我老板的老板。
G待人和善，心思细密，说话语速虽快（也许只是英语非母语的人听起来吧），但永远显得从容不迫，面带微笑。G喜欢表扬下属，从不当面批评。真有必要，也是暗示。跨部门会议上，总会维护本部门及下属的权益，据理力争。一次，市场部的一个白人，忘了为何跟我在电邮上扯皮。结果那家伙急了，拿我的英语文法打岔。我倒没有在意，多个英文老师，有什么不好。事后跟G提起此事，他竟郑重其事，说这不对，并要我将那电邮转给他。几个月后，那个白人不见了。我去问G，希望不是因我而起。原来，那免费“英文老师”早已风靡公司，专挑亚裔和英语非母语的员工下手，盛气凌人。然而，当白人已是科技公司，尤其是科技部门的少数时，公司要保士气，保盈利，保政治正确，只好请“英文老师”下课。此事之后，我便更加注意讲话，书写的英语文法，否则，真对不起这“英文老师”。换位思考一下，确为“老师”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人家真是出于本能，听不得“残破”（Broken）英语，见不得文法“错误”（Bug），哪怕拼掉饭碗，也要维护英语血统的纯正。理屈的倒好像是这帮“后来者”，在仗势欺人。每每大选来临，或有什么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总能感受到这股情绪在涌动，不知何时爆发，是否会爆发。也许这就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宿命吧。对不起，扯远了。继续聊G。
G酷爱钓鱼。他有一艘船，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海湾钓鱼。每年八月份，他会组织有意者，一起出海钓鱼。租条大船，根据人头多少，每人大概摊上一百五十元左右。钓鱼要赶早，海钓要穿够。天不亮，在伯克利(Berkeley)一带的码头上船。安排钓具，救生用具，讲解安全条款，注意事项，杂七杂八，到鱼场，天已大亮。船老大为了钓客尽兴，会加力追踪鱼群。原以为可以潇洒浪漫一把的牛人帅哥美女们，回忆着昆明湖的池浅鱼多，看惯了湾区的风平浪静，哼着中英文的小曲，一出金门桥，全歇菜了。金门桥外，风浪很大。衣服没带够的，只好躲进船舱里，向外张望。晕船的就更惨。开始还硬撑着甩竿拉鱼，期望转移注意力，忘掉晕船。但精神终究敌不过物质，几个回合下来，就吐的翻江倒海，胃空肠净，摊作一团了。
下午收船返航。G仍是闲庭信步，剩下的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好在钓的鱼够多，按人头匀一匀。不管是穿衣少的，还是晕船的，都能分到不少。反正钓多了也拿不走，政府有规定，船老大也盯着呢。晕船的这才理解船老大穷追鱼群的苦衷。不追鱼群，钓鱼不多，分不下来，您不就白晕，白吐，白挨冻了吗。这样，钓一天鱼，回家总算有个交待。回家路上想起小时候听候宝林的相声“钓鱼”，说是有人总钓不着鱼，鱼市上买了回家充数。家人问为何鱼都一个样，人急了说，“我容易吗？说了半天，这都二斤高高的了。”
一次，跟G一块去新加坡出差。公司为撙节开支，不论职位高低，出差一律是经济舱。这下苦了G。SFO登机前死说活说，加上“主场优势”和运气，换到一个“第一排”面对大电视的座位，勉强伸伸腿。到HK换机，“优势”，运气全无，再也搞不到这等座位。G只好正襟危坐，两腿牢牢卡在座位中间，动弹不得。六小时，卡到新加坡。G从此发誓，订不到那“第一排”的位子，宁可改期。
一个月后，我要独自赴新出差。临行前，G找到我，递给我一个三，四寸长的“鱼镖”（可能不叫这个。带有鱼钩，引鱼来咬钩的），请我帮他照样再买一些。说是他上次在新加坡买的，并详细告知店家的位置。还说一定要一模一样的，没有就不买。原来，只有这款“鱼镖”的形状，大小，颜色，在水中摇摆的姿势，才最最吸引G要钓的某种鱼。G说，用这“鱼镖”钓鱼，不用上什么鱼饵，大鱼见了就咬钩。美国其他什么牌子的“鱼镖”都试过，看似差不多，鱼就是不咬钩。
在钓客那里，“鱼咬钩”才是硬道理。黄“鱼镖”黑“鱼镖”，钓到鱼就是好“鱼镖”。与“猫论”如出一辙，道理浅显，中外皆然。结果当然是我按图索骥，找到小店，将那“鱼镖”一扫而空。如今网络无远弗届，按按鼠标，什么均可以搞定，何况小小“鱼镖”了。
前些年，G趁地产低迷，抛股票（不知多少），买了圣荷西南边五十亩地的一个小山包。从头修路，打井，整地。请人设计，自加拿大定制房屋构件，这边组装。新家还没建成，我又换了新公司。和G每年仍聚几次。上次他说，房子已建好，太太已退休，请我们何时去看看。这又是后话。
我的第一次陪审员经历 （之一）
我家桑树背后的真相 （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