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文治，出生于丁丑（公元1937）年农历正月初六。他是生不逢时，出生在国难家困的年代。刚满半岁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这就注定他的童年将在困苦中度过。
日寇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举全国之力，派最精锐的部队，以最野蛮的手段，侵我中华。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就在武汉即将失守的时候，父亲不愿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辞去高薪留聘，离开富华煤矿，将母亲、养母和我们弟兄三人送回杨裴老家，自己走上抗日之旅。不幸第二年在转移途中染上疾病，既缺医疗，又无人照顾，在艰难的流离中痛苦地离开人世。这时的三弟尚不足两岁。全家人都在半饥半饱中生活，三弟更是缺乏必须的营养，体质极为虚弱，也是他的命大，几次高烧晕死过去又死里逃生。是用“金老鼠屎”（又名万应锭）像磨墨一样，用磨出的汁涂在脚心，挽救了他幼小的生命。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大约是三弟三、四岁的时候。一天的清晨，三弟刚刚醒来，张口就说：“哪家的包子好香呀！” 我家那时哪有包子。其实他说的包子，也就是馒头，但做法稍有不同。用老面发酵，发酵的时间短了发不起来，长了吃起来会发酸。测试的方法也很简单，用手指按下一个小坑，手指一松就能复原，这就好了。做成包子形状贴着锅蒸，蒸熟的包子很暄，贴锅的一面焦黄焦黄的，特香。我们老家是水田、旱地各半的地方，在饮食习惯上是麦收时吃面，秋收时吃米。但就是在麦收时节，我们家要吃上一顿包子，也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收的有麦子，我每天要磨三升麦的面粉，但一来做包子要花时间，麦收后接着要薅棉花草（在棉花地里锄草），俗话说“秧薅三遍出好谷，棉锄七遍白如银。”这是个很细的活路，更很费时间，母亲和养母成天耗在棉花地里，没时间做饭。午餐由我擀上两张面条，晚餐就吃面糊糊（将小麦破开，连麸皮一块煮，相当于现在的麦片粥），做起来简单，可以节省时间。二来吃包子费粮食。我们家吃顿包子大概同过去北方人吃顿饺子差不多，所以三弟说闻到包子香，我们就笑他。母亲脸上带笑，心里却是很苦的。这一天的午餐照样是吃我擀的面条，到了下午，三弟又突然发起高烧，脸面通红，摸上去烫手。我吓的赶快到棉地里告诉母亲：弟弟又发病了。母亲和养母一听，扛起锄头就一路小跑，赶回家时，三弟已是牙关紧闭，手脚抽搐，不省人事。全家人慌了手脚，母亲抱着他，哭着叫着：“治，治，你醒醒，你醒醒呀！”三弟完全没有反应。那时别说无钱，就是有钱也找不到治病的地方。母亲和养母只好轮流抱着三弟，掐“人中”，按“太阳穴”，不停地叫着三弟的名字，三弟则不停地抽搐，没有任何反应。时间一长，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也只能陪着掉泪，毫无救助的办法。隔壁的张三婶娘年长，有见识，让母亲咬三弟的脚后跟。母亲依照张三婶娘说的去做，但任怎么咬，三弟毫无知觉。渐渐三弟的手脚凉了，心跳也慢慢停止了，邻居们见状都说：完了，完了，治伢完了。母亲紧紧抱着三弟哭的泪人一样，死也不肯松口。邻居们都认为没指望了，屋里一片哭声。有人开始劝说母亲，母亲那肯放弃，紧紧咬住三弟的脚后跟不松口，血都流出来了，三弟依然没有反应，屋里的哭声更高了。母亲狠命一咬，这时只听三弟“哇”的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母亲叫了一声“治”，失声痛哭起来。三弟无力地睁开眼，看着屋子里这么多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都叫他，张三婶娘将一只拳头伸到他的嘴边，说：“治，包子，吃包子。”可怜的三弟竟真的将拳头当包子去咬。大家见他这个样子，都含着眼泪笑了。
一九四七年，由于姑父、姑母的支助，大哥到武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读书，吃住在姑母家。接着，养母也到姑母家帮助料理家务。1951年我又到武汉市干部学校参加工作，家里便只有母亲和三弟两人。土地改革时，我家又被错划为地主成份，不仅母亲无辜挨批挨斗，幼小的三弟也倍受欺凌。
三弟在杨裴小学毕业以后，大哥便安排他到武汉二中读书。初中毕业时，他想报考师范学校，大哥和我都不同意，要求他继续读普通高中，日后好读大学。我们家还没有一个大学生，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听从了两个哥哥的意见，直到1960年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按他的成绩是可以如愿以偿的，可是那时要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因为家庭出身牵累而落榜，直落得个待业。若是按他自己的意见，不读普通高中而读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个老师，可以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也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三弟后来的生活十分艰难，虽然在我和大哥面前没有一句怨言，但我每每为此感到后悔。
这时我们国家正遭遇大的挫折，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别说工人、农民，就是机关干部也不能吃饱肚子。我这时刚刚结婚，自顾不暇，也帮助不了他。而大哥不仅同受三年困难的煎熬，还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正下放劳动改造，三弟这时失学在家，大哥要他复读，争取下一次再考。但三弟不愿再增加兄长的负担，正好省长张体学以一担米一个指标，让龙感湖农场在武汉召知识青年去农场当农工。当时吹嘘说是全机械化的农场，所以要的是知识青年。大哥当时不愿他去。但他去意已决，他通知大哥，待大哥好不容易从监督劳动处请假赶回家时，他的行李已綑好了，等待集体出发。以大哥的身份，自不敢阻止他的“革命行动”，只得让他去了。
1961年，我被调到中南局组织部，到了广州。不久，收到三弟的来信，他告诉我已经到黄梅县龙感湖农场当了一名农工。我读信后非常生气，知道他这一步走错，将会影响他一辈子。我当即写信责备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我商量，就贸然作出如此荒唐的决定。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很快给我回信对我进行教育，说他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语气很是自豪。我联想到阻止他读师范的事，一时语塞无言，又因隔得太远，只好由他。
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来信向我诉说知识青年在那里的痛苦遭遇，诉说他的苦闷。他讲的一些严重情况，有的我都不敢相信。比如他说那里的基层干部逼知识青年中的女性当儿媳，如果不从就要受到虐待。有的甚至将女知识青年装在船上，划到湖中心，强行奸污。我只好写信劝慰他，鼓励他，既然走上了这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好好走下去，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但我这些安慰的语言是苍白无力的，改变不了他的处境；他又是自愿走这条路的，也是有苦难言。不久他给我来信，说他学会抽烟了。我真的生气了，写信狠狠地批评他没出息，我和大哥都不抽烟，你为什么要抽烟！为什么要自己戕害自己！他就说他实在是苦闷无聊，明知自我戕害也没有办法。到了1964年，开展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运动，我随杨青同志暂时抽调到中南局城市五反办公室工作，我看到湖北省上报的材料，揭露龙感湖农场虐待知识青年的问题，比三弟反映的要严重得多。我不得不替三弟的命运担心，写信叮嘱他千万不要在农场结婚，因为我知道，一旦在那里结婚，生儿育女，再要想回城几乎没有可能，就只能在那里呆一辈子。我鼓励他精神要振作起来，要好好学习，多读书，多看报。他说农场没什么好学的，没有书可读，报纸倒是订了不少，但都压在干部的办公室里，压久了就用来糊墙，有的一面墙全是同一天的报纸。我已经不再怀疑他反映的情况了，就邮寄了一套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书籍给他，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寄给他的这套书，党支部书记竟说他不能看，被“借”走了，而且是一“借”不还。我只有摇头叹惜，一筹莫展。三弟认定的金光大道，竟越走越是暗淡，而且一呆就是十多年。他一生中最富生气的大好年华，就葬送在这暗淡之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南局机关就被军事管制，已经不能行使中央局的职权了。文革后期，中央决定撤销各中央局。广东省委召集中南局的干部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外省来广州的干部，原则上是那里来、那里去。嗣后，武汉市派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来接我们回武汉。1973年11月，我回到武汉，被安排在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三弟，他很高兴，希望我帮助他回到武汉来。在他看来，我既然在市委组织部工作，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也确实想把他弄回武汉来，当时劝他不要在农场结婚，也是这个用意。可是，我办起来却相当、相当困难。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农场工人只能在农场之间调动，不能回城。就是调回武汉所属的农场，如东西湖农场也不容易。1978年3月，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武汉市从汉阳县划出汉南地区成立汉南农场，农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是五十年代关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我比较熟悉。我去找过他，李书记满口答应。我想分两步走，先到这里来，然后再想办法调到工厂。即便到不了工厂，这里总比龙感湖强得多。三弟只有听我的，表示同意。同事知道这件事情后认为两步走的办法不可取，到了农场就很难出来，不如趁这个机会一步到位。这当然有道理，但操作起来很难。三弟却三番五次来信说这事并不难，他们一同到龙感湖农场的知青许多人都回城了，有些人就是回到武汉。他还举例说某某回城，就是他的亲戚帮助活动回来的；某某回到武汉，就是碰到市委一个干部，不在组织部门，不是领导，也没有亲属关系，一说就回来了；这样的例子他每次来信都要举出一些。我只好告诉他，我相信你说的都是事实，我的弟弟不会骗我；我也希望你相信你的二哥没有骗你，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本事。但我一定尽力把你调回来。后来我找了市计委劳资处的杨处长，说明了三弟的艰难处境，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杨处长很同情，表示愿意帮助。三弟很快回到武汉，他还从农场带来一把长柄鍬，这是他自置的工具。我那时住的是平房，在住房旁边种有一块菜地，他就将这把鍬送给了我。三弟回来后我就找了杨处长，他说从农场到工厂很困难，要等机会，不能性急。我们只好等。三弟回汉后住在大哥家里，开头还能耐心等待，时间一长，三十多岁的汉子那能坐得住，便三天两头来我这里问消息，我则不能像他这样三天两头问杨处长。他来问一句：么样？我答一句：没消息。我们弟兄俩就再也没话可说了，默默地对坐着。他坐一会就说，我走了。我冲他点点头，心里像被一块铁堵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实在坐不住，便自己在外面找零活干，帮助挖埋电线杆的地洞，一天挖到晚，当然很辛苦。他虽然是干惯了体力活，又能吃苦，他倒没说什么，我这心里实在难受。我在工作中处理过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却办不好这样的事情。后来还是同事提醒我：像这种事情，在杨处长那里太多了，你得经常找他，你不找他，他就忘了。大约等了将近一年，在杨处长的帮助下，三弟被安排到武汉粮食机械厂当了一名钳工。这年他已36岁。
三弟刚进粮食机械厂的时候，这个厂的产品和销路都很不错。他就以厂为家，干活实在，办事勤恳，对人诚实，很快赢得领导和工人的信任，厂里让他以工代干，管理日常行政事务。如果他善于阿谀奉承，或者圆滑乖巧一点，很可能这就是他改变命运的一个契机。可惜他生来不会逢迎，办任何事情都是那样认真，丁是丁，卯是卯，而且说一不二。那年的夏天，我去看他，他正忙着发放防暑降温用品，不论是工人还是干部，是领导还是群众，都平均发放，谁想多要一点都不行。这样当然会有一些人不高兴，没干多久，还是当他的钳工去了。
三弟在农场呆的时间长了，婚姻也耽搁了。他40岁才结婚，42岁时他的女儿小霞出世。有了家，有了欢乐，但负担也加重了。因为他的爱人户口在农村，在武汉不能找到正式工作，只好在东西湖找了份临时工，早出晚归，工作很辛苦。好在那位弟妹农家出身，朴实勤劳，很能吃苦，为了共同的家，没有怨言。正是这个时候，三弟发生了一件事，差点送了性命。
那一天，我正在同济医院住院，下午要回机关参加一个会议。医院牛饭吃得早，饭后稍事休息，我提着包刚刚下楼，一位护士喊我转来接电话。电话是粮食机械厂一位工人师傅打来的，他说文治摔伤了，很严重，正在湖北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室里。我放下电话，直接赶往这家医院。只见三弟躺在观察室里，头上身上都有血，脸色苍白，说话都没有气力。只有厂里的工友在旁边，没有医生。我问为什么伤成这样还在观察室里？送三弟来的工人师傅告诉我，已做完CT检查，外科医生要等检查结果才能决定是否手术。但这时正是下班时间，要等上班后结果才能出来。我一听就急了，快步赶到CT室去，门关着，门外有坐着好几个人，都是等检查结果的。我敲门进去，医生在里面休息，要我在外面等。我只好掏出工作证，亮明我的身份，告诉他们我三弟病情很危急，请他们早点拿出结果。那位医生很热情，给我让坐，并立即在电脑上查看CT底片，果然颅内出血严重。外科医生一看检查结果，决定立即手术，连住院手续都来不及办。术后医生告诉我，幸亏手术及时，再晚即便保住性命，也会落下终生瘫痪。我真庆幸三弟命大，要是那个电话晚打几秒钟，我不能及时赶到医院，那个后果就很难说了。
事后我才了解到，三弟是在家里上暗楼拿东西时，因梯子滑倒而摔在地下，不省人事。因他一人在家，昏死过去多长时间无人知道。只到他慢慢甦醒过来，晃晃悠悠走到室外阳台，邻居从隔壁阳台上看见他满头满脸是血，大吃一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从楼梯上摔的。邻居说那你还不赶快去医院。当即找辆三轮车把他送到医院。如若弟媳在家帮他扶住楼梯，就不会发生这事；即便发生了，也会及时送去医院，不致耽搁这长时间。想到这一层，我硬着头皮找市公安局宋副局长，说明我弟弟的困难情况。宋局长很同情，帮助弟媳解决了农转非户口问题。户口解决了，又找市粮食局的领导帮助安排在粮食机械厂食堂当炊食员。不久，工厂又给三弟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他们的生活才算比较安定一点。不料好景不长，好端端的一个工厂，竟逐渐败落下来。三弟提前退休，弟媳也随之内退，侄女小霞还在上学，生活又陷入困境。再往后，三弟的退休费都不能按月支付。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几位老职工相邀到市粮食局，找不着领导，他们就坐在会议室，不吵不闹，到吃饭时就回去。过不几天，退休费就发给他们了。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要我帮他找份临时工作。这时我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虽然算是进入了市级领导层，但在这些方面确实缺乏能力，好不容易才通过蔬菜办公室的同志为他谋到一份差事，在他家附近的蔬菜批发市场打扫卫生。说实在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三弟为了一个月能有两百块钱的收入，竟勤勤恳恳天天在那里扫地、清洗厕所，毫无怨言。每想到这里，我心生愧疚，却又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这样一个挣钱不多又很辛苦的工作岗位，兢争也很激烈。我离开工作岗位以后，他的这份工作也被停止了。后来他自己找到一个工地看守材料，这也是很辛苦的活，特别是那寒冬腊月，北风刺骨，晚上要通宵在工地巡查，他也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这样的活如何能经受得了。没多久，便干不下去了，因为按照规定丢了东西还要负责赔偿，万一真的丢了什么东西，他如何赔得起。
这时他也知道我帮不了什么忙，便自己去卖报纸。卖得好，一天倒也能赚三两块钱。没想到，刚卖了几天就出了事。那天清晨，他拿着一沓报纸在公共汽车站兜售，一位乘客要买报纸，他踏上汽车，站立未稳，汽车便开动了，他从车上摔了下来。可怜的三弟哼都没哼一声，爬起来继续卖报。因为这时他正和弟媳闹矛盾，所以回家也没说他被摔倒的事。过了几天才感到头疼，到医院检查，颅内又有出血，需要住院治疗。当时还没有空的病床，住在走廊的临时病床上。检查、治疗费用都很昂贵，这对三弟来说，不异雪上加霜。我认识医院化验室的一位张医生，他了解三弟的困难情况后，非常同情，化验费用全给他免了，我和大哥都给了一定的支助，弟媳还是觉得住院费用太高，几次要求出院。那位张医生对她说：治病就是救命，命比钱重要，钱用了可以赚得回来，命丢了用钱也买不回来。弟媳提出将针剂拿回家去，厂里的医生可以上门打针，这样能节省一笔费用。她说的也不无道理，便只好依她。
我总是担心他脑出血的毛病没能完全治好，每次见了他总要问他头疼不疼？叮嘱他有了症状赶紧治。每次他都说还好，不疼。了解他的家庭矛盾以后，我知道他性情很倔犟，劝解他遇事忍耐，以和为贵。2002年元旦过后不久，他给我来电话，说：我的事你不要再操心了，我就这样过。临近春节，他又来电话，说是快过年了，要来帮我打扫卫生。我想他虽是最小的弟弟，但已是65岁，算得上是老人了，身体又不太好，不要他来。我问他近来头疼不疼？他说不疼。我说对过年已经看得很淡了，不疼也别来。可是他连续来电话，一定要来，就只好由他。
元月二十九日，也就是腊月十七，三弟来了，还为我买了一块洗碗的抹布。我告诉他准备搬家，让他简单清扫一下就可以，爬高上梯的事情不让他干。但他还是做得很仔细，吃过晚饭，他说还有的地方没有做完，明天再来。我要他明天不要来了，剩下的事我会做的。第二天，他还是来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同他边吃边谈，除了叮嘱他注意身体、保持家庭和睦以外，更多的是谈儿时的往事，谈家乡的变化，我们谈得很多、很多，一直谈到快三点钟。三弟是个内向型的人，平时言语不多，我们弟兄这样长时间的交谈是很少的。想不到这竟是三弟与我的永诀。
事隔三天，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凌晨1时45分，突然接到弟媳打来的电话，说文治头疼得很厉害。我立即意识到脑出血，我让三弟接电话，想了解他头疼的情况判断一下是否旧病复发。弟媳说他不想接电话，已经昏迷了。我知道情况不妙，吩咐赶快送医院抢救，我马上赶来。等我赶到省附一医院急诊室，正在实施抢救，不让家属进去。我强行进去，三弟已毫无知觉，全靠一台仪器帮助心脏机械地跳动，任凭我们怎么呼叫，三弟全无反应。医生告诉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停下仪器，指着屏幕上一条平直的波纹给我看，说明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我说不能没有希望，要坚持抢救！仪器再次启动，医生再次告诉我，抢救已经没有意义。我要求坚持抢救，看着可怜的三弟，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医生、护士离开了，只留下仪器在机械地跳动。我问医生抢救的极限时间，医生回答说，一般在五分钟以内抢救有效，现在已抢救半个多小时了，已毫无意义。我问是何病因？医生说：因为没来得及作检查，只能凭经验判断，一是脑意外，二是心肌梗死。从患者打鼾情况来看，脑意外的可能性较大。约三时许，停止抢救。这时大哥、大嫂也来了。
可怜的三弟，就这样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我们兄弟三人，三弟最小，却走得最早。这是和他的一生辛劳有关的。他最苦，身苦，心也苦。每念及此，心痛欲裂！好在他的女儿小霞甚是懂事，于伤感之中亦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