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院长孙毅华原是泸州川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川南行署卫生厅长，分党组书记，于1952年调来华西大学担任副院长和党委书记。说来也凑巧，我在泸州川南军区卫校医助班学习的时候，他正好是领导卫校的最高首长。在我进入华西大学干部补习班之后不久，原有的川南、北、东、西四个行政公署都被撤销，合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孙毅华也随即调来华西，担任副院长，还是我的学校领导。
他来到华西大学任职之后在新建成的新礼堂里对全校师生员工作了一次别开生面而轻松愉快的报告。他身穿一套浅灰色细呢料制作的中山服，走路时有点跛，应该是战争中负伤造成的后遗症。他一开始就指着他的灰色中山服说：“我穿的这套新制服是为了出国到苏联去学习才定制的。本来上级领导要派我出国去苏联学习的，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又决定调来大学工作。我虽然在医院工作多年，但是，要能够领导一个像华西大学这样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医学院，我还必须向你们专家学习，一句话，要办好大学，必须紧紧依靠大学教授”。他说话很有条理，没有看着讲稿照本宣科的习惯。讲演内容充实易懂，在讲演里不断加入他过去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发生的一些很有寓意的故事，十分生动有趣，颇具哲理，发人深思。大家都很喜欢听孙院长的报告，就是在炎热的夏天或冷酷的冬日，听众也总是十分踊跃，大家都竖起耳朵专心听讲，没有人会打瞌睡。
除了听他的报告以外，我只有一次有幸和孙院长面对面的接触。大概在1960年代中的一个晚上，我在医院急诊室值班，凌晨4点过，被值班护士陈华祥叫醒，去孙院长家出诊。我和陈护士带上检查器件，在寒冬的夜晚，沿着校南路走到靠近钟楼的一栋过去修建的宿舍平房。进门后，见到正睡在床上的孙院长。他含笑向我们让坐，紧接着说：“夜里4点，我醒过来后，突感喉咙痛，很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塞在那里一样”。我找来了一盏电灯，头上戴好额镜，请病人张开嘴，用压舌板轻压他的舌面，并采用间接喉镜观察咽喉部，没有发现特殊病变。就向孙院长说明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咽炎，多系受凉所致。向他建议了治疗的方法，开了处方，交给陈护士负责取药。离别时，孙院长再次表示感谢。我很快扫视了一下他住的房间。房间的一侧，是一张靠墙而立的单人床，床头靠近窗户，挂着蚊帐。房间的另一侧是一张书桌，上面摆放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他的夫人康明从苏联留学回来时从苏联买来的。那个年头，大家还没有对于电视节目的直接经验，成都市才刚刚开始在人民南路的新华书店顶楼上安放天线试行播放电视节目，只是周末晚上2到3个小时播放电影。
文化大革命时，川医的造反派分成两派：915战斗团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101造反派属于兵团川大826，两派之间水火不容，长期争斗不已。1967年9月，据说，因为孙院长可能是比较接近915派，被101派劫持到设在锦江宾馆的干部学习班。在与世隔绝的宾馆里，受尽折磨，他跳楼自杀身亡。十年后，1977年他终于被平反昭雪。1978年学校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对他深切悼念。仪式由省委宣传部长刘子毅主持，市委书记熊宇忠致悼词。省委常委秦传厚等出席了仪式，教育部、卫生部，省委、省革委，市委、市革委，公安部长赵苍璧，卫生部长钱信忠，省委书记杜心源等都送了花圈。
在此，笔者怀着学生时代的赤子之心，向孙院长敬献挽联如下：
万里长征，延安学医，悬壶济世为革命。
千秋功业，华西治校，鞠躬尽瘁表丹心。
孙毅华于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1938——1940年在延安白求恩医科大学学医，毕业后又接受了苏联外科专家阿洛夫主持的培训，随后在延安中央医院任过外科医生、手术队长。历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看护长，红十一师卫生所政治指导员，团卫生队主任，红三十军89师卫生部长，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晋察冀军区后方总医院院长，政委，第二野战军十军卫生部长，芜湖市卫生局长。解放战争时随军入川，曾任川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川南行署卫生厅长，分党组书记。1952年调入华西大学，历任副校长、党组书记，党委书记、副院长。分管学校行政、人事、附属医院工作。1952年学校开始建立党组，他出任党组书记，1954年建立了四川医学院党委后，他出任书记，并兼任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到1958年9月一直是学校党的一把手。（孙毅华院长的照片及生平介绍来源于百度百科，谨致谢意）
毕业了！我将永远怀念两位德高望重的院长以及所有老师们的敦敦教导，他们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就像华西坝上的钟楼一样永志不忘，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