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卡夫卡的业余事业，但他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责任感，谨慎持重，追求完美。他经常挖坑，又频繁弃坑，只因自己不甚满意，所以他留下来的作品很多属于残稿，《审判》就是如此。《审判》的手稿中存在一些尚未完成的篇章，1925年初版时舍弃了这些部分，使整部小说看上去显得完整。但这些卡夫卡弃过的坑，或许保存着解读这部晦涩作品的蛛丝马迹。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卡夫卡德文原始手稿全新翻译的《审判》，收录了被初版当作废料舍弃的残稿。
卡夫卡自认为《审判》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在他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的部分篇章。若遵照其遗嘱，这部小说的手稿必在焚毁之列。因为遗嘱执行人布罗德的“背叛”，《审判》最终得以整理发表，并成为卡夫卡作品中的经典。本雅明说“卡夫卡的作品在本质上都是寓言作品”，但是卡夫卡不同于一般的寓言作家，他们有明确的寓意，情节为寓意而设计，他们千方百计地引导读者猜中谜底，来完成他们扭扭捏捏的说教。卡夫卡的寓言则难以阐明，像云遮雾绕的胜境，即便像本雅明这样专业的读者，也仅能窥其一隅，“时不时发现一些暗示”而已。
《审判》可视为一部有关法律的寓言，但身为法学博士的卡夫卡并没有在本书中阐明自己有关法律的具体论点。在小说的开始，银行经理K无端被捕，从始至终卡夫卡都未言明K所犯何罪。这种对罪名的有意淡化，强调的是这一事件的象征意味。事实上，K虽然被捕，但具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只是突然成为戴罪之身，侵害了K灵魂上的自由，使他陷入精神的囹圄。卡夫卡在整部小说中，营造出这样一种精神受限的压抑气氛。K起初对自己的案子满不在乎，毫无作为，这只是他求得精神上放松的一种企图，是消极反抗的表示。但是周围的人不断强调他所犯的官司，让他难以从负罪感中跳脱出来，并渐渐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加缪说：“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这种荒诞局面也体现在K身上，K自认为无辜，但却不得不操心自己的答辩书。“他曾经蔑视这桩官司，如今情况业已改观。”只是无论求助于律师以及与法庭有关系的画家，K均无获得完全解脱的希望，于是他选择了放弃。这种放弃可视为绝望之后一次顺天应命的精神放松，也是对颟顸权力的主动反抗。
K是一个反抗者，在初审的法庭即痛斥守卫的腐败，但当守卫因为他的揭发而受处罚时，他又表示同情和自责。这些权力的边缘人物不是他反抗的对象，他反抗的是组织，是高阶公务员。但组织是无形的，高阶公务员是他接触不到的。他一腔幽怨，却找不到自己命运的真正主宰。K反抗的对象是虚空的，像《说唐》中怨天的李元霸望空抛出他的巨锤。而K解聘律师的举动，则是一次转折。在小说中，律师虽然是权力传导的末端，却能对他的委托人任意摧折，可怜的商人布罗克对他言语顺从，甚至律师的一个眼神，就能让布罗克乖乖跪下。这一情节突显权力的霸蛮，但权力只有通过被权力约束的人而显现，K通过解聘律师，在形式上摆脱了权力的钳制，不给权力显示它存在的机会。这时的K不强求最终的解脱，但已获得阶段的精神自主。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最后，在被刽子手控制的时刻，他放弃抵抗，但也不自行了断，只保持冷静分析的理智，仿佛把一切人为都已视为天命。其实这种顺从也是自主的，无力地反抗比顺从更能彰显权力的存在，但K没有给权力表现的机会，所以刽子手才会愤愤地说他“像条狗！”
布鲁诺·舒兹在《审判》的跋文中说：“卡夫卡的作品有着自己诗意的生命——具有多重含义，不可捉摸，无论什么样的诠释都无法将它全部掌握。”所以即便收录了卡夫卡《审判》中的残稿，也只能丰富而不能穷尽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加缪说：“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迫使读者一读再读。……但硬想把卡夫卡作品的细节全部解释清楚，恐怕就不对了。”这就告诫读者不要试图探卡夫卡的底，他挖的坑都是无底深渊，《审判》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