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次婚姻及其所生的两个儿子
费奥多尔把四岁的米佳打发走之后，很快就缔结了第二次婚姻。这第二次婚姻持续了八年。他娶的这位续配太太，也很年轻，名字叫索菲娅，外省人，是费奥多尔跟一个犹太佬合伙到那里去办一件小工程承包业务时认识的。费奥多尔虽然酗酒胡闹，可是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投资活动，而且他的事业总是成功，尽管手段几乎也总是卑劣的。索菲娅是个孤女，父亲是个卑微的助祭，从小没有父母，无依无靠；是在富贵人家——沃洛霍夫将军的遗孀家里长大的。将军夫人是她的恩人，也是她的养育者和折磨者。详情不得而知，我只是听说，这个温顺、和气、逆来顺受的养女，有一次在储藏室的钉子上拴绳上吊，被从绳扣上救了下来。这个看来并不凶恶、仅仅由于空虚无聊而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乖张老太婆的任性和无尽无休的责难使她的养女就感到了这么难以忍受。费奥多尔去求婚，人家了解了他的情况，把他赶了出来；于是他就又像缔结第一次婚姻那样，向这个孤女提议私奔。索菲娅假若当时对他有更多一些了解的话，完全可能不嫁给他。但是问题是他住在另一个省；而且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能懂得什么呢，何况投河自尽也比继续留在恩人家里好。这样，可怜的姑娘就把女恩人换成了男恩人。费奥多尔这次一文钱也没有捞到，因为将军夫人一怒之下，什么嫁妆也没有给，而且诅咒了他们俩；不过他这次也并没有想得到什么;这个贞洁少女的绝色美貌，主要是她那贞洁的神态已使他这个只知堕落地欣赏粗俗淫荡的女人的老色鬼飘飘然了。“她那贞洁的眼神儿那时像锋利的刀片划在我的心灵上。”——后来他常常带着他特有的下流神态嬉皮笑脸地讲道。然而这对一个色鬼来说也只不过是引起淫欲而已。费奥多尔因为没有得到任何嫁妆，便对妻子毫不客气。他认为她在他的面前是“问心有愧”的，认为是他把她从几乎“被逼上吊”的绝境中救出来的，而且欺负她为人无比温顺、逆来顺受，于是便连夫妻生活中的一些最普通的准则也肆无忌惮地加以践踏起来。他常常招一些下流女人到家里来当着妻子的面寻欢做乐。我讲一件特点突出的事情：仆人格里戈里是个阴沉、愚昧、倔头倔脑的卫道士，厌恶从前的太太阿杰莱达，这次却站在新太太一边，保护她，为了她跟费奥多尔吵架，几乎达到一个仆人不许可做的程度，有一次用武力把欢乐的宴会搅散，把无耻女人全都赶跑了。这个从小就被吓得胆小怕事的不幸的年轻女人后来得了一种妇女神经病，这种病被叫做狂喊症，在农村婆娘中间最为常见。这病发作时，病人可怕地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有时甚至失去理智。不过她仍然给费奥多尔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伊万，小的叫阿廖沙；伊万是结婚第一年生的，阿廖沙是隔了三年生的。她死的时候，小阿廖沙才三岁多，可他已记住了妈妈的模样，而且终生不忘，此事尽管很怪，但我确实知道，当然这种记忆像梦境一样。她死以后，两个孩子的遭遇，跟第一个孩子米佳几乎一模一样：完全被他们的父亲忘到了脑后，也受到格里戈里的收养，跟着他住进了下房。他们的妈妈的恩人和养育者，那个乖张的老太婆——将军夫人就是在下房里找到他俩的。这老太婆当时还在世，虽然已事过八年但仍然没能忘记索菲娅给她带来的耻辱。关于索菲娅的生活遭遇，在这八年中间，她时时刻刻都了如指掌，听到索菲娅得病、家里乌烟瘴气以后，有两三次对自己的食客说：“活该，这是上帝对她忘恩负义的惩罚。”
索菲娅去世三个月之后，将军夫人忽然亲自来到我市，直接找到费奥多尔的家里。在我市虽然只逗留了半个小时，可做完了许多事情。那是傍晚时分。她八年没有见过费奥多尔，费奥多尔出来见她时醉醺醺的。据说她一见到他，不容分说，便赏了他两个出色的响亮耳光，抓住他的头发往下拽了三次，然后一句话没有说，便直奔下房找两个孩子去了。看到两个孩子没有洗脸、穿着脏衣服，便马上又给了格里戈里一个耳光，对他宣布要把孩子带走，接着便连衣服也没让给孩子换，把孩子领到街上，裹上毯子，放到车里，准备拉着回去。格里戈里挨了一耳光，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一句粗话没说，送老太婆上了车，深深地鞠了一躬，郑重地对她说，“照料孤儿，上帝会报答”；将军夫人坐在车上离去的时候，对他喊道：“不管怎么说，你是个糊涂虫！”费奥多尔考虑了全部情况后，认为这是件好事，所以在签订将军夫人收养孩子的协议书时对任何条款都未加拒绝。关于所挨的那两个耳光呢，他自己就在全市到处大肆宣扬起来。
后来将军夫人不久也去世了，不过在去世前留下了遗嘱，说给两个孩子各一千卢布，“做教育费，这笔钱一定要用在他们身上，但是要一直用到成年，因为对这种孩子来说，这笔施舍太够用了，如有人愿意，可解囊相助”，等等，等等。这份遗嘱，我没有见过，但听说行文就是这么奇怪独特。老太婆的主要继承人是为人诚实的该省首席贵族波列诺夫。他跟费奥多尔通了一次信，马上断定，跟费奥多尔是要不来孩子的教育费的（他从来也没有直说不给，总是拖，有时甚至还哭穷），于是便亲自关心起这两个孤儿来；他特别喜欢那个小的——阿廖沙，因此阿廖沙便在他家住了很久，简直是在他家长大的。我请读者从一开始就留意这一点。假如这两个青年人为自己所受的养育和教育要终生感激谁的话，那就应当感激波列诺夫这个目前罕见的最高尚最仁慈的人。他把将军夫人留给孩子们各人一千卢布的钱保存起来，分文未动，因此等他们成年之后，这笔钱连本带利已增加到每人两千了。他用自己的钱供养他们，所花费的钱，已远远超出了每人一千这个数。关于这两个孩子的青少年时代，我暂时也是不想细讲，只是谈几点最主要的情况。关于伊万，我只是想说，他出息成了一个阴沉内向的少年，远不胆小，好像十岁时就已明白了他们兄弟俩是寄居在别人家里，靠别人的施舍过活，父亲是连提一提都叫人害臊的那么一种人，等等，等等。这个孩子很早，几乎幼年时期（起码是这么传说的）就开始显示出一种非常杰出的学习才能。确切情况我不知道，他好像不到十三岁就离开波列诺夫的家，到莫斯科上中学去了，住在波列诺夫的童年朋友、一个有经验的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开设的寄宿学校里。伊万后来自己讲，这都是因为波列诺夫先生“热心做好事”，相信天才儿童就应由天才教育家来培养。不过当年轻的伊万中学毕业升入大学的时候，波列诺夫先生和天才教育家都已不在人世了。由于波列诺夫先生生前安排得不好，乖张的将军夫人遗留给孩子们的那笔钱（如今连本带利每人已增加到两千），却因为我国完全无法避免的各种手续和拖拉作风而久久地未能领出来；所以年轻的伊万在大学的头两年生活是很苦的：他既要挣钱养活自己，又要学习。必须指出，他当时连想也没有想给父亲写信——也许是因为高傲，也许是因为蔑视他父亲，也许是经过冷静周密的思考认识到从父亲那里不会得到任何认真的支持。无论怎么困难，年轻的伊万丝毫没有气馁，终于找到了课外工作，先是一小时二十戈比的家教补习，后来是跑报社编辑部，写一些短小的马路新闻，署名“目击者”。据说这些小报道总是写得生动有趣，所以马上就被采用；仅这一点就已经显示出这个年轻人在实际能力和智力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首都那些总是受穷的不幸的青年男女学生们——他们通常从早到晚跑报社和杂志社的编辑部，除了一味寻找法译俄或抄写工作以外想不出别的更好的门路来。伊万认识了一些编辑部以后，便再也没有跟它们断绝联系，在大学的最后几年，他开始发表一些各种专题著作的颇有才华的书评，因此甚至在文学界获得了声望。不过只是近来他才偶尔突然引起了广泛得多的读者的特别注意，很多人一下子注意到他，并把他记住了。这件事相当有趣。那时他大学刚毕业，正准备用那两千卢布到国外走走，突然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这篇文章甚至引起了普通读者的注意。主要的是文章论述的对象看来他根本不熟悉，因为他是学自然科学的。文章论述的是当时各地普遍提出的教会法庭问题1 。他分析了就这个问题已发表的一些见解以后，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的是文章的语调模棱两可而且结论也出人意料。“教会派”里许多人认定作者是自己一派的。然而“公民派”乃至于无神论者也跟着鼓起掌来。终于有些善于猜测的人断定，整篇文章不过是一出肆无忌惮的闹剧，是对大家的嘲弄。我特别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篇文章也传进了我市郊区那所有名的修道院（那里对已提出的教会法庭问题也是普遍关心的），人们普遍感到莫名其妙。知道了作者的名字，并得知作者是我市人，而且就是“那个费奥多尔”的儿子以后，大家就更加感兴趣了。正在这时作者自己到我市来了。
伊万当时为什么要到我市来呢——记得我当时就带着一种几乎是不安的心情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的这次到来非常不祥，引起了那么多严重的后果。他的来意，我后来很久很久也未能搞清，几乎永远也搞不清楚。按照一般判断，是很奇怪的：一个年轻人，那么有学问，那么高傲，看上去又那么谨慎，突然进了那么一个乌烟瘴气的家，找那么一个爸爸——这个爸爸终生不理睬他，不知道他，不记得他，在任何情况下为了任何理由也决不肯给儿子钱，即使儿子跟他要的话；但是却终生害怕他的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廖沙有一天会来找他要钱。且说这个年轻人住进了这样一个父亲家里，住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父子两人相处和睦得无以复加。这种情况不仅使我，也使许多人感到特别惊奇。上文谈到的那位米乌索夫即费奥多尔第一位妻子的堂兄，当时从已定居的巴黎来到他在我市郊区的庄园。我记得他就最感到奇怪；他跟使他极感兴趣的这个青年结识以后，常在一起互相辩难，有时输了不免暗暗感到愧痛。他当时对我们谈到这个年轻人，说：“他高傲，总有办法挣到钱，现在也有钱到国外去游历——到这儿来干吗呢？大家都知道，他不是找父亲来要钱的，因为他父亲决不肯给他。他不喜欢喝酒、玩女人，然而老头子却离不开他，他俩相处得那么和睦！”的确是这样；这个年轻人对老头子甚至具有明显的影响；老头子有时竟似乎听他的话，尽管仍然非常任性，有时任性到凶狠的程度；甚至老头子的行为也有时开始检点一些了......
只是后来才听说他来我市的部分原因是大哥米佳请来帮助处理问题的。他生平第一次得知有这样一位大哥，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即这次到来之后才见到他，但动身来这里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为了一件多半跟米佳有关的重要事情跟米佳通过信。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呢，读者到时候自会了解详情。尽管我当时已知道这种特殊情况，可是我仍然觉得伊万是个谜，他的来意是无法解释的。
这里还要加一句，伊万当时是以父亲和大哥米佳之间的中间人和调解人的姿态出现的——米佳当时跟父亲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执，甚至对父亲提出了正式控告。
我重复一遍，这个家庭的成员这时第一次聚齐了，有些成员生平第一次互相见了面。只有老三阿廖沙在我市已住了一年，比两个哥哥回来的早。对这个阿廖沙，在使他在小说里登场之前，我感到在这篇楔子里最难谈。可是却必须在这篇楔子里专辟一节写写他，起码为了提前解释清楚一个很奇特的情况，即：我的这个未来的主人公，在小说里从最初登场起我便不得不使他穿着修士服出现在读者面前。是的，他已在我市修道院里住了一年了，而且好像打算在那里面隐修一辈子。
附注：
1. 1864年因进行司法改革，推行教会法庭改革的立法工作开展起来，报刊上发表了观点对立的大大小小许多文章：一派（“公民派”）主张加强教会法庭里的国家因素，一派（“教会派”）主张教会法庭应完全服从教会领导。论战一直持续到1870年代。本书第二卷第五章将讨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