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女友眼里，中国男人都是“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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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打来那个电话之前，我和女友简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
那阵子，我在美国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于是就有了回国发展的想法，可简死活不同意。污染、教育、医疗……甚至连肯德基被包围，都能成为她打击我回国意愿的理由。
去年春节，我带简回了趟东北，老家的亲戚们像招待外星人那样招待她。每天下两顿馆子，吃得她上吐下泻。我想带她去医院，可家里人唯恐县医院条件太差，春节值班的医生水平不行，坚持要开两个小时的车，送她去市医院。
就在我们为此吵来吵去的当儿，简吞下一粒从美国带来的止泻药，没跟我商量，就改签了她返程机票的日期。
这件事过后，我总有些忐忑。
“你会不会跟我去中国成家立业呢？”我想问，却一直问不出口。
简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中西部女孩，幼儿园老师，家里的冰箱上贴满了班里孩子的照片。她希望我留在本地大学任教，和她结婚生子看棒球什么的。而我却希望在堕入那种由啤酒、遛狗和修剪草坪构成的“美国式”中年之前，再努力拼一拼。
对于我热血奋斗的想法，简却不以为然，她笃信要从生活本身获取快乐——比如花一上午烤一块味道刚好的香草蛋糕。
我想反驳说，我重视的是生命，而非生活——可惜这两个中文词在英文里都是“life”。我始终说不清自己想说的话，最后不无气馁地承认：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的母语却没法和身边这个人说。
渐渐地，简失去了耐性。
2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跟国内的人聊微信，想预热下人脉。简洗完澡走出来，一边敷面膜，一边自言自语：“中国女人都是虎妈，男人都是虎妈的儿子。他们不懂怎么区分工作和生活。”
“你说什么呢？很好笑么？”我有些恼怒。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为什么会有手机在我的床上吱吱乱叫？”简一把撕掉面膜，“我明天要早起，烤蛋糕，班里两个孩子过生日！”
我放下了手机，不是屈服于她，而是为了专心和她吵架。午夜十二点用外语吵架，总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我们越吵越兴奋，越吵越丑陋。正当我夹起枕头，准备去客厅的时候，手机铃声大作，我俩都愣了。
她先反应过来，继续冷嘲热讽：“接吧！中国那边正在吃饭、喝酒，在饭桌上编造梦想，多了不起的传统啊！”
“得了吧你，是托德打过来的！”我反击道。
托德是简的二哥，在本地警局工作。平时我们很少见面，顶多是圣诞节、感恩节在简的父母家打个照面，每次寒暄过后，我和托德就坐在各自的沙发里，摆弄手机。他深夜打来的电话让我很意外：半夜十二点，公事还是私事？
“家暴，中国老公欺负中国老婆。警察要现场问几个问题，你帮忙当翻译，清楚么？”（网络图）
“嘿，哥们，你讲汉语吧？”托德来自美国南方，口音浓重。
“汉语？当然会讲了，我是中国人嘛。”我瞄了一眼简，她比我还要不知所措。
“听好了，哥们，我现在当差，在一对中国夫妇家里，学生公寓，妻子报的警，丈夫现在被捕，明白么？”
午夜，寂静。电话那端的警笛声，对讲机的“嘟嘟”声，嘈杂而急速的说话声顺着信号传了过来。我深吸了一口气：那边不是在拍警匪片，而是货真价实的犯罪现场。
“电池，你明白么？”托德重复一遍，他用的词是“battery”（法律英语中battery是指以暴力攻击他人身体或造成他人身体的伤害；而在日常生活中，battery指电池）。虽然我在美国待了很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连枪都没养过，所以我以为托德说的“battery”，是电池的意思，便问道：“嗯，明白，是电器引起的失火么？”
“什么？火？简在么？”托德警官发现我不是在不懂装懂，就立刻转向了他的妹妹。我摁下免提，简接过手机，兄妹俩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
“家暴，家庭内暴力，中国老公欺负中国老婆。警察要现场问几个问题，你帮忙当翻译，清楚么？”简递给我手机的时候，脸上居然是克制不住的兴奋。
而她这种兴奋，我并不陌生。
她曾偶然发现班里的一个中国男孩胳膊上有淤青，就询问是不是家长打的，孩子摇头不说，简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孩子的父亲。
那位父亲开宝马车，英语很溜，应该在美国混得不错。他犟嘴说是孩子自己碰到钢琴弄的，简二话不说就了报警，理由是“很难想象那个部位会是孩子自己碰伤的”。
这个父亲被警车带走了，接着传讯母亲，一个家庭主妇。案子很简单，当天就审出了结果：父亲打母亲，儿子在中间挡，被父亲推了一把。虽然这位父亲最后没坐牢，但是被剥夺了子女监护权。
“真不理解中国人，妈妈和孩子为什么要替那个畜牲遮掩！就因为他支付了所有的账单？”简跟我说起这件事时，一脸的义正严辞和兴奋。
当然，还有掩不住的胜利喜悦。
3
简那两张兴奋的脸渐渐重合，托德的话把我拉回了现实中。
“哥们，你帮我问他：到底有没有在身体上侵犯妻子？”这是托德警官让我翻译的第一个问题。
“对不起托德，你是说他强奸了他妻子么？”紧张的我居然联想了到婚内强奸，赶紧跟托德确定。
“不对，托德问的是他有没有揍她，”简越来越兴奋，这个幼儿园老师在一旁对我做着击打的手势，“侵犯你不懂么？身体上的，揍！”
案发现场，中国丈夫接过了托德警官的手机，对我说道：“喂？你是中国人么？会讲鸟语么？告诉他们，我不讲鸟语，也别欺负我不讲鸟语。我老婆能讲鸟语，一直都是她在跟他们说，哭天抹泪！妈个×的，欺负我不会讲！”
我一下子就听出了对方的口音,这个语无伦次的家伙跟我一样，来自大男子主义横行的东北。
托德接过手机，问我嫌犯说了什么，一旁的简也拿出她的手机录音。
“这家伙很紧张，他说他很感谢警方能提供翻译帮助。”我想缓解一下气氛，其实紧张的人是我。我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唯一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还是简给我讲述她怎么将中国宝马男绳之于法。
想到这个陌生人接下来的命运就落在我手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
托德在那边快速做着笔录，又提出了那个可怕的问题：“他到底有没有对妻子施暴？”
“我没打她！谁也没打谁！我脖子是被抓了几道，但那是她抓的！要说动手也是她动的手！”东北男人在电话里喊了起来。
“他说他谁都没打。”翻译时，我壮着胆子把“脖子抓了几道”略掉了。简在一旁摇头，嘟囔一声“骗子”，好在电话那头的托德警官没听见。
男人用我熟悉的乡音说自己姓王，老婆在国内是副教授，这次出国是做短期访问。他们俩今晚只是“很正常的争吵”，是由他们离婚后，孩子该怎么判这个问题引发的。
他认为儿子应该判给他，但妻子坚决不同意。“这个女人啥都想要，儿子、钱、还有房产”，于是两个人便吵了起来。他承认是他先“嘴里有一点不干不净的”，然后妻子就爆发了——哭、喊、掐他、挠他，最后还用英语报了警。
男人越说越镇定，不再冒脏字了。
“他说他和妻子只是有一点争吵，关于离婚后孩子应该怎么处理。就是一点争吵，不涉及暴力。”我有限的同情心愈发地偏向这位老乡了。简还在用手机录音，那副怀疑的神情愈加让我厌恶。
“问问他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托德问。“啊，抓痕！这些中国男人！抓住他，这里是美国，容不得他们撒野！”简被“引爆”了。
东北男人在那边又接过电话抢道：“警察说什么了？太欺负人了！没翻译之前，警察全听我老婆的，把她说的全录下来了。他们为啥这么偏向女人？就因为她会讲英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都有说话的权力，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对不对？是，我在美国谁都不认识，不会英语，但也不能让他们欺负了对不对？我在国内是开公司的，挺大的生意，啥时候吃过这种亏？美国的法律不就是拼律师么？你告诉他们，咱啥律师都请得起……”
“大哥，我能做的只是帮你翻译。警察想知道你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面对他那一大堆的反问，我有些无奈。
“我不告诉你了么？是她先挠的我，还想把我掐死呢！”
一个想掐死自己老公又主动报警的女教授？我毫不客气地把这话翻译给了托德。托德警官又把这句话转告给了其他在场人员。我听到电话里有女警官说：“老婆掐死老公？想想老公那块头吧！”
“胡扯！”简也大声说。她是故意想让电话那边的二哥听见。
我关掉免提，她劈手就抢过手机，打开免提：“托德，他有些词还是不熟，需要我帮忙，可以开着免提让我旁听么？”
“当然可以，谢谢你帮忙！”
简把手机递了过来，一脸的“磨刀霍霍”。
4
托德警官继续发问：“请解释你妻子手臂上的淤青。”
“我不知道，她上来掐我，我把她胳膊扳开，应该就是那么弄的。本能反应，至少也是正当防卫。”我给托德翻译时，简对着我的手机竖起中指。托德又问，“他是否强迫过妻子发生性行为？”
婚内强奸？这是要判重罪的！我的太阳穴猛然间涨了起来。警察能当场问这个，肯定是他妻子在那边说的。这真的是要置人于死地啊！
“他们问，你有没有强……强迫过妻子……”我没法把那个字眼儿说出来。这座大学城有上千中国人。公园，超市，教堂，图书馆，停车场，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或许在公交车上，或许在人行道上，我和这个姓王的东北人擦肩而过也说不定。如果面对面，谁能问出“你强奸过你妻子”这样的话？
“婚内强奸？中国男人死定了！”简压低声音，拍手道。
“强迫过她？你是指那个么？美国警察脑袋里想啥呢？她胡说八道！她出国一年多，我他妈一直没碰过她！还我强迫她？她不强迫我就不错了！”
东北男人又大吼起来，跟着就是往外倒出一堆婚姻细节，“你以为她出国是为了学术？是想嫁老外想疯了！天天摆弄她那破手机，和老外发鸟语。她觉得美国啥都好，不是老外，有绿卡也行，绿卡往床上一摔就行！”
“中国丈夫没有强奸他的妻子。”我只翻译了一句话给托德，还有简。
简在卧室里来回踱步，越走越快，她摇头，脸上闪烁着鄙夷、正义和兴奋的光。仿佛中国男人婚内强奸已经被定罪，而且被强奸的不是中国女人，而是和她一样的美国女人。
“他们吵架时，孩子在干什么？”托德警官提出了最后的问题。孩子成了问题的关键。
在我的老家东北，父母们会毫不遮掩地在孩子面前吵架，孩子对此也是习以为常，要么回屋继续写作业，要么就像看电视剧那样，看爸爸妈妈动粗。可是在美国，父母即使是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都会被剥夺监护权，老王和他的妻子，竟然还当着孩子面，用肢体点燃对彼此的仇恨。
“警察想知道你们吵架时孩子在干啥，这事儿你不能瞎说，美国法律往死里收拾这个。这关系到以后孩子的监护权。”我偷偷嘱咐道。
自从和简在一起以后，我用汉语的机会就更少了，偶尔讲两句，也夹了英文单词，不伦不类的。电话里，老王的东北话唤起了我的乡音，作为翻译，我早就越权了，可我却说不清自己为何要帮他。
沉默数秒，“儿子当时在卧室睡觉，啥都没听见。”
听了我的翻译，简叫道：“见鬼吧你们！上次跟你去中国，你家人当着你，还有我的面吵！”
我慌忙捂住了手机，因为这个电话可能是老王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电话了。打完这个电话，他可能会坐牢，也可能会失去儿子。一个毫无理智的念头瞬时占据了我的心：跟交往一年多的简相比，我更在乎这位素未谋面的老乡。
“好的，我会和负责问询他妻子的警官核对，然后由你来把我们的决定通知给这位丈夫。”托德想必对案情已有了判断，他的声音开始透出午夜应有的疲惫。
“警察要怎么处理？我儿子怎么办？”老王接过手机问，“他们会信谁呢？她先报的警，她还讲他们的鸟语。公平么？”
“应该没事儿，美国警察基本按规章办事。”我安慰道。
“规章也是他们的规章，对不对？”老王的话，我无言以对。
“你跟他说什么呢？你只是给警方做翻译的吧？”简越发愤怒了，恨不得把手机抢下来，“看着吧，他们会抓住那个混账的！”
电话那头传来几声嘶喊，是汉语，老王和他妻子。没等我听清，托德和其他警官就阻止了他们。那个“想留在美国想疯了”的女教授开始后悔了么？
“喂，你在么？”托德给出最后决定，简也屏住呼吸听，“告诉那个丈夫，他今晚会被监禁，现在就跟我们走。明天上午我们带他回来取衣物行李。他有权保持沉默，但他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审问前他有权与律师谈话，受审时有权让律师在场，如果他无法聘请律师，法庭将为他指定一位律师。你都听清楚了么？”
“听清楚了。”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没法用它组织语言。
“好样的托德，你们干得漂亮！”简对着手机竖起大拇指。
“依据他们的法律，你今晚会被带到监狱。明天带你回来取行李，花点钱，找个好使的律师，不用怕。”这是我能想到的给老王最好的翻译了。
“我他妈就这么坐牢了？在美国坐牢？”他一时难以接受。
“就是监禁，拘留一下。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国家，得守他们那套规矩。”
“我儿子呢？”
托德说，这个七岁的男孩会被转移到一个政府办的领养所，因为“他的监护人在他面前使用暴力”。
电话那头，老王在骂，女教授在哭，不出声响的反倒是他们的儿子。三口之家瞬间瓦解，简在旁边点着头。
“谢谢你，哥们，”该收工了，托德的疲惫中透着满意。“也谢谢简。那家伙已经坐上警车了。祝你们晚安！”
5
第二天，简起得很早，她要给班里过生日的两个孩子烤蛋糕。黑色巧克力蛋糕给黑人男孩Ricky，白色奶油蛋糕给白人女孩Mandy，摆在烤盘里，活像太极图。
我昏沉沉地给自己煎着鸡蛋，想着简肯定会跟她的美国同事大讲特讲。冰箱上贴了一张简班上的集体照，十六个孩子，我仔细数着，有九个白的，六个黑的，只有一个黄的。那个黄的，就是曾挡在爸爸和妈妈中间的那个男孩。
一整天，我都无法专心备课，想给托德打电话问问那中国人怎么样，却知道自己不该问。打开本地报纸，没有任何相关消息，想想也是：一个中国男人揍了他的中国老婆，一个中国男孩进了领养所，谁会在乎呢？
混到下午五点下班，我去了中国学生和学者聚居的公寓小区。
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住在这里。这儿有隔音效果极差的木质小房，一东一西两间公共的洗衣房，阳台上晾晒着贴身衣物，每月只要六百美元的租金……
到了第二年，为了逼迫自己提高英语水平，我搬出去找美国人当室友。一晃五年过去了，毕业，工作，和简交往，我差不多要把这个小区彻底遗忘了。
三三两两的中国老人在小区里散步，低语，用着天南海北的中国话。东洗衣房前的一小块空地上，几个黄皮肤的男孩儿挥舞着紫色的塑料棍，嬉戏玩耍。那是荧光剑，电影《星球大战》里的道具，在美国家喻户晓。
我下车问他们：“你们有谁认识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吗？”他们停下，疑惑地看着我。
“Do you guys know a boy with Wang as his last name?”（你们知道一个姓王的男孩么？）
“Nope.”（不知道）男孩们一起摇头。他们听不懂中文。
小区里，美式小房的门牌号已排到了三位数，但全是按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我继续开车转着，想窥探出昨夜警车到底停在了谁家的门前。可是每家门前都那么静谧，邮箱的影子被阳光拉成一个令人舒服的角度，我降下车窗，中餐特有的炊香传了进来。
回到家，简已经健身回来了。“中国女人撤回了昨夜所有的指控，那个男的，那个混账，被放了出来。”她说。
“孩子呢？”
“不知道，收容所那边找了儿童心理医生，得看他们的报告。”简往冰箱上贴她和小寿星的合照，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放过那个混账？”
中国人到底怎么想的？我实在没法告诉她，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一个星期后，我就正式往国内投简历，并和简分手了
那阵子，我在美国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于是就有了回国发展的想法，可简死活不同意。污染、教育、医疗……甚至连肯德基被包围，都能成为她打击我回国意愿的理由。
去年春节，我带简回了趟东北，老家的亲戚们像招待外星人那样招待她。每天下两顿馆子，吃得她上吐下泻。我想带她去医院，可家里人唯恐县医院条件太差，春节值班的医生水平不行，坚持要开两个小时的车，送她去市医院。
就在我们为此吵来吵去的当儿，简吞下一粒从美国带来的止泻药，没跟我商量，就改签了她返程机票的日期。
这件事过后，我总有些忐忑。
“你会不会跟我去中国成家立业呢？”我想问，却一直问不出口。
简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中西部女孩，幼儿园老师，家里的冰箱上贴满了班里孩子的照片。她希望我留在本地大学任教，和她结婚生子看棒球什么的。而我却希望在堕入那种由啤酒、遛狗和修剪草坪构成的“美国式”中年之前，再努力拼一拼。
对于我热血奋斗的想法，简却不以为然，她笃信要从生活本身获取快乐——比如花一上午烤一块味道刚好的香草蛋糕。
我想反驳说，我重视的是生命，而非生活——可惜这两个中文词在英文里都是“life”。我始终说不清自己想说的话，最后不无气馁地承认：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的母语却没法和身边这个人说。
渐渐地，简失去了耐性。
2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跟国内的人聊微信，想预热下人脉。简洗完澡走出来，一边敷面膜，一边自言自语：“中国女人都是虎妈，男人都是虎妈的儿子。他们不懂怎么区分工作和生活。”
“你说什么呢？很好笑么？”我有些恼怒。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为什么会有手机在我的床上吱吱乱叫？”简一把撕掉面膜，“我明天要早起，烤蛋糕，班里两个孩子过生日！”
我放下了手机，不是屈服于她，而是为了专心和她吵架。午夜十二点用外语吵架，总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我们越吵越兴奋，越吵越丑陋。正当我夹起枕头，准备去客厅的时候，手机铃声大作，我俩都愣了。
她先反应过来，继续冷嘲热讽：“接吧！中国那边正在吃饭、喝酒，在饭桌上编造梦想，多了不起的传统啊！”
“得了吧你，是托德打过来的！”我反击道。
托德是简的二哥，在本地警局工作。平时我们很少见面，顶多是圣诞节、感恩节在简的父母家打个照面，每次寒暄过后，我和托德就坐在各自的沙发里，摆弄手机。他深夜打来的电话让我很意外：半夜十二点，公事还是私事？
“家暴，中国老公欺负中国老婆。警察要现场问几个问题，你帮忙当翻译，清楚么？”（网络图）
“嘿，哥们，你讲汉语吧？”托德来自美国南方，口音浓重。
“汉语？当然会讲了，我是中国人嘛。”我瞄了一眼简，她比我还要不知所措。
“听好了，哥们，我现在当差，在一对中国夫妇家里，学生公寓，妻子报的警，丈夫现在被捕，明白么？”
午夜，寂静。电话那端的警笛声，对讲机的“嘟嘟”声，嘈杂而急速的说话声顺着信号传了过来。我深吸了一口气：那边不是在拍警匪片，而是货真价实的犯罪现场。
“电池，你明白么？”托德重复一遍，他用的词是“battery”（法律英语中battery是指以暴力攻击他人身体或造成他人身体的伤害；而在日常生活中，battery指电池）。虽然我在美国待了很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连枪都没养过，所以我以为托德说的“battery”，是电池的意思，便问道：“嗯，明白，是电器引起的失火么？”
“什么？火？简在么？”托德警官发现我不是在不懂装懂，就立刻转向了他的妹妹。我摁下免提，简接过手机，兄妹俩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
“家暴，家庭内暴力，中国老公欺负中国老婆。警察要现场问几个问题，你帮忙当翻译，清楚么？”简递给我手机的时候，脸上居然是克制不住的兴奋。
而她这种兴奋，我并不陌生。
她曾偶然发现班里的一个中国男孩胳膊上有淤青，就询问是不是家长打的，孩子摇头不说，简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孩子的父亲。
那位父亲开宝马车，英语很溜，应该在美国混得不错。他犟嘴说是孩子自己碰到钢琴弄的，简二话不说就了报警，理由是“很难想象那个部位会是孩子自己碰伤的”。
这个父亲被警车带走了，接着传讯母亲，一个家庭主妇。案子很简单，当天就审出了结果：父亲打母亲，儿子在中间挡，被父亲推了一把。虽然这位父亲最后没坐牢，但是被剥夺了子女监护权。
“真不理解中国人，妈妈和孩子为什么要替那个畜牲遮掩！就因为他支付了所有的账单？”简跟我说起这件事时，一脸的义正严辞和兴奋。
当然，还有掩不住的胜利喜悦。
3
简那两张兴奋的脸渐渐重合，托德的话把我拉回了现实中。
“哥们，你帮我问他：到底有没有在身体上侵犯妻子？”这是托德警官让我翻译的第一个问题。
“对不起托德，你是说他强奸了他妻子么？”紧张的我居然联想了到婚内强奸，赶紧跟托德确定。
“不对，托德问的是他有没有揍她，”简越来越兴奋，这个幼儿园老师在一旁对我做着击打的手势，“侵犯你不懂么？身体上的，揍！”
案发现场，中国丈夫接过了托德警官的手机，对我说道：“喂？你是中国人么？会讲鸟语么？告诉他们，我不讲鸟语，也别欺负我不讲鸟语。我老婆能讲鸟语，一直都是她在跟他们说，哭天抹泪！妈个×的，欺负我不会讲！”
我一下子就听出了对方的口音,这个语无伦次的家伙跟我一样，来自大男子主义横行的东北。
托德接过手机，问我嫌犯说了什么，一旁的简也拿出她的手机录音。
“这家伙很紧张，他说他很感谢警方能提供翻译帮助。”我想缓解一下气氛，其实紧张的人是我。我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唯一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还是简给我讲述她怎么将中国宝马男绳之于法。
想到这个陌生人接下来的命运就落在我手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
托德在那边快速做着笔录，又提出了那个可怕的问题：“他到底有没有对妻子施暴？”
“我没打她！谁也没打谁！我脖子是被抓了几道，但那是她抓的！要说动手也是她动的手！”东北男人在电话里喊了起来。
“他说他谁都没打。”翻译时，我壮着胆子把“脖子抓了几道”略掉了。简在一旁摇头，嘟囔一声“骗子”，好在电话那头的托德警官没听见。
男人用我熟悉的乡音说自己姓王，老婆在国内是副教授，这次出国是做短期访问。他们俩今晚只是“很正常的争吵”，是由他们离婚后，孩子该怎么判这个问题引发的。
他认为儿子应该判给他，但妻子坚决不同意。“这个女人啥都想要，儿子、钱、还有房产”，于是两个人便吵了起来。他承认是他先“嘴里有一点不干不净的”，然后妻子就爆发了——哭、喊、掐他、挠他，最后还用英语报了警。
男人越说越镇定，不再冒脏字了。
“他说他和妻子只是有一点争吵，关于离婚后孩子应该怎么处理。就是一点争吵，不涉及暴力。”我有限的同情心愈发地偏向这位老乡了。简还在用手机录音，那副怀疑的神情愈加让我厌恶。
“问问他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托德问。“啊，抓痕！这些中国男人！抓住他，这里是美国，容不得他们撒野！”简被“引爆”了。
东北男人在那边又接过电话抢道：“警察说什么了？太欺负人了！没翻译之前，警察全听我老婆的，把她说的全录下来了。他们为啥这么偏向女人？就因为她会讲英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都有说话的权力，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对不对？是，我在美国谁都不认识，不会英语，但也不能让他们欺负了对不对？我在国内是开公司的，挺大的生意，啥时候吃过这种亏？美国的法律不就是拼律师么？你告诉他们，咱啥律师都请得起……”
“大哥，我能做的只是帮你翻译。警察想知道你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面对他那一大堆的反问，我有些无奈。
“我不告诉你了么？是她先挠的我，还想把我掐死呢！”
一个想掐死自己老公又主动报警的女教授？我毫不客气地把这话翻译给了托德。托德警官又把这句话转告给了其他在场人员。我听到电话里有女警官说：“老婆掐死老公？想想老公那块头吧！”
“胡扯！”简也大声说。她是故意想让电话那边的二哥听见。
我关掉免提，她劈手就抢过手机，打开免提：“托德，他有些词还是不熟，需要我帮忙，可以开着免提让我旁听么？”
“当然可以，谢谢你帮忙！”
简把手机递了过来，一脸的“磨刀霍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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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警官继续发问：“请解释你妻子手臂上的淤青。”
“我不知道，她上来掐我，我把她胳膊扳开，应该就是那么弄的。本能反应，至少也是正当防卫。”我给托德翻译时，简对着我的手机竖起中指。托德又问，“他是否强迫过妻子发生性行为？”
婚内强奸？这是要判重罪的！我的太阳穴猛然间涨了起来。警察能当场问这个，肯定是他妻子在那边说的。这真的是要置人于死地啊！
“他们问，你有没有强……强迫过妻子……”我没法把那个字眼儿说出来。这座大学城有上千中国人。公园，超市，教堂，图书馆，停车场，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或许在公交车上，或许在人行道上，我和这个姓王的东北人擦肩而过也说不定。如果面对面，谁能问出“你强奸过你妻子”这样的话？
“婚内强奸？中国男人死定了！”简压低声音，拍手道。
“强迫过她？你是指那个么？美国警察脑袋里想啥呢？她胡说八道！她出国一年多，我他妈一直没碰过她！还我强迫她？她不强迫我就不错了！”
东北男人又大吼起来，跟着就是往外倒出一堆婚姻细节，“你以为她出国是为了学术？是想嫁老外想疯了！天天摆弄她那破手机，和老外发鸟语。她觉得美国啥都好，不是老外，有绿卡也行，绿卡往床上一摔就行！”
“中国丈夫没有强奸他的妻子。”我只翻译了一句话给托德，还有简。
简在卧室里来回踱步，越走越快，她摇头，脸上闪烁着鄙夷、正义和兴奋的光。仿佛中国男人婚内强奸已经被定罪，而且被强奸的不是中国女人，而是和她一样的美国女人。
“他们吵架时，孩子在干什么？”托德警官提出了最后的问题。孩子成了问题的关键。
在我的老家东北，父母们会毫不遮掩地在孩子面前吵架，孩子对此也是习以为常，要么回屋继续写作业，要么就像看电视剧那样，看爸爸妈妈动粗。可是在美国，父母即使是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都会被剥夺监护权，老王和他的妻子，竟然还当着孩子面，用肢体点燃对彼此的仇恨。
“警察想知道你们吵架时孩子在干啥，这事儿你不能瞎说，美国法律往死里收拾这个。这关系到以后孩子的监护权。”我偷偷嘱咐道。
自从和简在一起以后，我用汉语的机会就更少了，偶尔讲两句，也夹了英文单词，不伦不类的。电话里，老王的东北话唤起了我的乡音，作为翻译，我早就越权了，可我却说不清自己为何要帮他。
沉默数秒，“儿子当时在卧室睡觉，啥都没听见。”
听了我的翻译，简叫道：“见鬼吧你们！上次跟你去中国，你家人当着你，还有我的面吵！”
我慌忙捂住了手机，因为这个电话可能是老王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电话了。打完这个电话，他可能会坐牢，也可能会失去儿子。一个毫无理智的念头瞬时占据了我的心：跟交往一年多的简相比，我更在乎这位素未谋面的老乡。
“好的，我会和负责问询他妻子的警官核对，然后由你来把我们的决定通知给这位丈夫。”托德想必对案情已有了判断，他的声音开始透出午夜应有的疲惫。
“警察要怎么处理？我儿子怎么办？”老王接过手机问，“他们会信谁呢？她先报的警，她还讲他们的鸟语。公平么？”
“应该没事儿，美国警察基本按规章办事。”我安慰道。
“规章也是他们的规章，对不对？”老王的话，我无言以对。
“你跟他说什么呢？你只是给警方做翻译的吧？”简越发愤怒了，恨不得把手机抢下来，“看着吧，他们会抓住那个混账的！”
电话那头传来几声嘶喊，是汉语，老王和他妻子。没等我听清，托德和其他警官就阻止了他们。那个“想留在美国想疯了”的女教授开始后悔了么？
“喂，你在么？”托德给出最后决定，简也屏住呼吸听，“告诉那个丈夫，他今晚会被监禁，现在就跟我们走。明天上午我们带他回来取衣物行李。他有权保持沉默，但他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审问前他有权与律师谈话，受审时有权让律师在场，如果他无法聘请律师，法庭将为他指定一位律师。你都听清楚了么？”
“听清楚了。”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没法用它组织语言。
“好样的托德，你们干得漂亮！”简对着手机竖起大拇指。
“依据他们的法律，你今晚会被带到监狱。明天带你回来取行李，花点钱，找个好使的律师，不用怕。”这是我能想到的给老王最好的翻译了。
“我他妈就这么坐牢了？在美国坐牢？”他一时难以接受。
“就是监禁，拘留一下。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国家，得守他们那套规矩。”
“我儿子呢？”
托德说，这个七岁的男孩会被转移到一个政府办的领养所，因为“他的监护人在他面前使用暴力”。
电话那头，老王在骂，女教授在哭，不出声响的反倒是他们的儿子。三口之家瞬间瓦解，简在旁边点着头。
“谢谢你，哥们，”该收工了，托德的疲惫中透着满意。“也谢谢简。那家伙已经坐上警车了。祝你们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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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简起得很早，她要给班里过生日的两个孩子烤蛋糕。黑色巧克力蛋糕给黑人男孩Ricky，白色奶油蛋糕给白人女孩Mandy，摆在烤盘里，活像太极图。
我昏沉沉地给自己煎着鸡蛋，想着简肯定会跟她的美国同事大讲特讲。冰箱上贴了一张简班上的集体照，十六个孩子，我仔细数着，有九个白的，六个黑的，只有一个黄的。那个黄的，就是曾挡在爸爸和妈妈中间的那个男孩。
一整天，我都无法专心备课，想给托德打电话问问那中国人怎么样，却知道自己不该问。打开本地报纸，没有任何相关消息，想想也是：一个中国男人揍了他的中国老婆，一个中国男孩进了领养所，谁会在乎呢？
混到下午五点下班，我去了中国学生和学者聚居的公寓小区。
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住在这里。这儿有隔音效果极差的木质小房，一东一西两间公共的洗衣房，阳台上晾晒着贴身衣物，每月只要六百美元的租金……
到了第二年，为了逼迫自己提高英语水平，我搬出去找美国人当室友。一晃五年过去了，毕业，工作，和简交往，我差不多要把这个小区彻底遗忘了。
三三两两的中国老人在小区里散步，低语，用着天南海北的中国话。东洗衣房前的一小块空地上，几个黄皮肤的男孩儿挥舞着紫色的塑料棍，嬉戏玩耍。那是荧光剑，电影《星球大战》里的道具，在美国家喻户晓。
我下车问他们：“你们有谁认识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吗？”他们停下，疑惑地看着我。
“Do you guys know a boy with Wang as his last name?”（你们知道一个姓王的男孩么？）
“Nope.”（不知道）男孩们一起摇头。他们听不懂中文。
小区里，美式小房的门牌号已排到了三位数，但全是按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我继续开车转着，想窥探出昨夜警车到底停在了谁家的门前。可是每家门前都那么静谧，邮箱的影子被阳光拉成一个令人舒服的角度，我降下车窗，中餐特有的炊香传了进来。
回到家，简已经健身回来了。“中国女人撤回了昨夜所有的指控，那个男的，那个混账，被放了出来。”她说。
“孩子呢？”
“不知道，收容所那边找了儿童心理医生，得看他们的报告。”简往冰箱上贴她和小寿星的合照，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放过那个混账？”
中国人到底怎么想的？我实在没法告诉她，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一个星期后，我就正式往国内投简历，并和简分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