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县的四清运动开始了，按照上级的规定，学校要纳入到当地的运动中去。以往满身光环的王国平，立刻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深深埋在革命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昔日烧香拜佛的梓童庙（王道池小学校址），俨然如审判小鬼的阎王殿。
讲桌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在初夏的夜晚里摇曳，把教室里的气氛渲染得沉闷而恐怖。金寨公社叶家营大队的工作组组长王普会（洋县人），坐在教室里的讲台上，抽着香烟吐着浓雾，不时地瞅瞅下面的“阶级敌人”。王国平本来身材瘦弱，眼睛近视，眼球有点儿突出，稀疏杂乱的头发遮不住低沉着的头皮，脖子上吊着五六十斤重的胡基，膝盖下还跪着碎瓦渣，流出的鲜血把瓦渣渗得殷红，像被黑白无常捉拿来的小鬼。（据当时的在校学生讲，王普会为了逼供，经常给王国平脖子上挂两页胡基，重一百二十斤左右）
“王国平，你哥哥是地主分子，你老婆是地主分子，你弟弟也是地主分子，你妹妹还是地主分子，你却是共产党员，谁信？神说鬼都不会信！呀也！我看你们一家子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你能好到哪儿去？‘啥窑窑烧的是啥罐罐，啥虫虫生的是啥蛋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还配当什么校长？王国平！都说你是个老实人，为啥不说老实话？”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老实交待！你混进党内的目的是什么？”
“为党和人民老实工作。”
“哈哈，太阳还真是从西边出来了，你是为国民党在老实工作吧？国民党临走时给了你什么潜伏任务？”
“没任务。”
……
通过内查外调，却没有一点儿线索。王普会不死心，他坚信，一窝地主分子的家庭里，不会生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来，狼群里不可能长出绵羊，他混进党内，肯定有其反动目的。于是，除了棒打绳吊外，采取在脖子上挂胡基、跪瓦渣的酷刑，轮番批斗，不让喝水，不让吃饭，不让睡觉。在种种酷刑的折磨下，王国平说出了在临解放前，曾参加过村里的一次聚会。王普会一阵惊喜，惊叹自己的判断准确无误。
“娘也！你个王国平呀，应该叫你‘亡国奴’才对。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给你来更硬的，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好汉。你要早说出来，大家岂不都省事？”
王普会在讲台上猛吸了一口烟，烟头上的红光在昏暗的教室里显得特别明亮。略停一会儿，紧接着穷追猛攻：“在什么地方开的会？”
“在我堂哥王国璋家。”
“王国璋是什么成分？”
“地主。”
“参加的都是那些人？”
“有……”
“你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
“胡说！是不是叫‘反共救国会’？”
“不是，是防范土匪的会。”
“娘吔！你还在满嘴胡嚼，共产党在你们眼里不就是共匪吗？你在里面担任什么职务？”
“没有职务。”
“按你的情况，不过是个副会长，你大哥王国瑞才是会长！郝志才是秘书长，对不对？”
“不是你猜想的那样。”
“狡猾抵赖！你骗得过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吗？”
就这样，父亲平白无故的当上了“反共救国会”的秘书长。
王普会捞到了政治资本，用同样的酷刑，加紧了对其他阶级敌人的审讯。并且组织人力整理好材料即刻上报，建议立即逮捕，一网打尽。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金寨公社叶家营大队的社教工作组，隔三岔五派人来郝家沟大队提审“犯人”，酷刑也就接连上演。
这天早晨，徐家坡公社通知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全家人估计，大概父亲就在今天要离开我们。大妹惠琴预料父亲入狱是早晚的事，眼含辛酸的泪，抽空为父亲做了一双鞋。父亲坐在床边，惠琴跪在地上要亲手为父亲穿鞋，一边穿鞋，她的眼泪不由自主吧嗒吧嗒地往下掉。穿好以后，她一把抱住父亲的双腿抽泣不止，父亲也伤感不已。平静了一会儿，她抬起头，饱含泪眼地说：“大大，看在我们兄弟姊妹的份上，你甭想不开，千万要回来，全家人都在等你，家里有大哥二哥和我，一切你都放心。”说完，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嚎啕大哭，父亲更是泣不成声，全家人无不伤心落泪哭成一团。
不光是我们，被牵连的地主分子王国瑞、王国璋及王国平家里，无不上演着人世间生离死别的悲剧，都把今天看作是灰色的日子。
然而，我们都估计错了，阿门！但愿如此。
当天，徐家坡公社果然逮捕了几个人。事后，村里人经常笑着说，那天，在公社大门前的场子里（这儿曾是卖柴草的市场，合作化以后自然消失），公社书记任仕让，端了一把小靠背竹椅，一跨出公社大门，看见来了不少的公安人员，用他的南山腔说：“吔？！今天莫非要捆他娘的几个，去喝四两汤汤唻。”万万没有想到，大会开始后，第一个被五花大绑去喝四两汤汤的竟然是他。
王国平的“反共救国会”纯属屈打成招。王普会上报的材料，社教武乡区分部认为案情重大，必须从重从快将所有成员一网打尽，遂派出专案组前往郝家沟进一步深挖摸底，防止敌人狗急跳墙。然而令他们困惑的是：组织的领头者发起人不但不是这三个地主分子中的一个，反倒是贫农成分的郝志奎，此人已于1955年得病去世。参加者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其中有现在郝家沟生产大队的贫协组长郝全美，贫农郝全英、郝福成、郝志寿、郝林，王家桥小队的贫协组长王振英，贫农王振才、王志正、王升吉等人。
临解放前，国民党自顾不暇，地方上土匪横行，连穷人也不放过。于是，郝志奎召集郝王二村的部分人，在王国璋家聚会，乡里没啥好吃的，就把王国璋家的一只鹅杀了，在郝全英的杂货铺里买了两斤烧酒。席间，郝志奎说，现在土匪逞凶霸道，大家注意一点，凡来村里的生人，有可能是土匪的探子，互相通个气，防着点儿，晚上有什么动静，敲锣为号，大家一齐出动，起码能震慑住小股土匪。谁也不曾料到，十几年后，一次小小的聚会，变成了王普会心目里的“反共救国会”。
说来也怪，三个地主分子竟然沾了贫下中农的光，要不然还要演绎出多少惨剧。
到了今日，这一干人早已作古。王国瑞的儿子王永德，提起这事心里难以平复：“狗日的王普会，没一点儿人性，非遭报应不可！哎，也怪我二大这个人，啥不会交待，偏把这事抖出来，害了自己不说，还把父亲、舅舅（指我父亲）、王国璋大大害得想死不得死，想活活不展，两个膝盖跪得稀烂，脖子上被挂了胡基整天抬不起头，还得上工干活，太遭孽了啊！”
“教育”四类分子暂时告一段落，工作组的下一个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支书郝德清首当其冲，被打得在家睡了两三周也起不了床，待到略能走动时，积极分子给他做了一个重重的木牌，用细细的铁丝掉在脖子上游街游乡。每次游完，颈项上勒出道道血痕。接下来挨打的是为郝家沟做过好事的原任队长郝志发，比较而言，他挨得最轻，但内心的伤痛却最重，郁结成疾，三年后患胃癌去世。
“教育”过了原任队长郝志德，该轮到现任队长，外号青盖盖的郝志夏，这一次，全队的男女老少像过节日一样高兴，因为他是为队里私分棉花，连夜背上棉花上公社告状，靠出卖社员的利益，取得了公社干部的信任上台的。社员们已经到手的棉花，不得不一一交出来，让武乡收购站收了去。大家心里早就窝着一团火，只是没有发泄的机会。正如老百姓的口头禅所说：“三年等到了闰腊月”，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四清运动，给了整他这个害群之马的天赐良机，所以，打他打得最为凶狠，也最为过瘾。就连不是积极分子的社员，也要在朦朦胧胧的月色里，给他几个“刁刁锤”（偷偷打人），或者踢他几脚，出出这口恶气。
多少年后，郝家沟的人还和外村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争执：“谁说社教运动不好？要不是社教运动，我们村里人见人恨的地头蛇，谁敢动他半根毫毛？”
斗罢了四类分子和走资派，下一步该轮到“成分升级”，也就是补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课。
自从工作队进村，中农和上中农的头上就悬着一把剑，不知道在哪一天，自己立刻变成了漏划的地主富农，房屋没收，家产被夺，子孙代代还要跟着倒霉。随着运动的进展，附近生产队揪出来的漏划地主富农越来越多，中农、上中农犹如正在慢慢烘焙的肉饼，时刻处在火烧火燎之中。直到社教工作队半夜里偷偷卷起行李逃走，他们才渐渐放下心来。而附近的望江公社东边的杨家湾，村里没有一户阶级敌人，一场“二次土改”的帷幕拉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