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天，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
但是老百姓还得过日子，作为4.5岁的小孩子的我还要长大。
有一天，尚未出嫁的老姑带我步行去4华里外的大姑家串亲戚(至今一共去过三次）。大冬天的，我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一片湖面（水坑），还有一群孩子在上面滑冰、遛冰车（不知道那里弄来的冰爬犁）。
中午在大姑家吃的饺子，有肉的白菜馅饺子。大姑父属于在沈阳工作的工人阶级，还是一个小干部，他们家生活应该比较好。
印象深刻的是，比我大一岁的二表哥居然敢和比他大四岁的大表姐打架，而且凶的很。两个人吃饭前洗手都要争一个毛巾用。反正我自此就有些怕二表哥，我知道我没有他横也没有他劲大。我六岁时他来他姥姥家（我们家）拜年时我和二姑家的表姐一起挑战过他一次，结果是我被他揪着头发揍了一顿，当然了事后他骑着自行车带我坐后座出去玩算是补偿。
我还注意到，大姑家的那一对龙凤胎表弟妹，平时就是放在炕上，腰里面分别用两根绳子拴在窗户框上的。我大姑下地干农活的那几年就是这样过的。
难得表弟表妹无病无灾地长大了，后来也都成了沈阳市的城市户口人，表弟的女儿还成了复旦大学的本科生。
黄昏时候才从大姑家回到我们村，进村不久就听到女生声音：“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现在开始广播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走到近前一看，几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正站在我们家的猪圈上，对着纸喇叭高喊着。我们那里那时农户家的猪圈，形状就像一只皮鞋，猪是有炕有池的，猪房子带有正正式式的房顶。
我从猪圈旁走过，再绕过影壁和后院的二门方进了堂屋后门，在东屋聊着家常的妈妈和奶奶就开始听老姑讲我们去大姑家的情况。不一会儿，在我们家猪圈上广播完毕的女红小兵们不请自来地进了我家东屋。她们问奶奶说：“是毛主席好，还是刘少奇好？”
记得就在此前不久，奶奶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九十来岁的贫下中农老奶奶实在是记不住“毛主席”这三个字，驻村工作组中的一人就告诉她：“你老（您）就摸摸你们家的猫，然后看看你们家房子的柱脚，再摸摸你们家的炕席，就记住‘猫柱席’了”。这是取毛主席三个字的谐音吧。糊啦八涂的老奶奶有时候说毛主席，有时候说主席毛，有时候说席主毛，有时候说席毛主。随她排列组合了。这成了十里八村的笑话，也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
可是，当女红小兵们问到我奶奶是毛主席好还是刘少奇好时，我奶奶居然昏昏然地回答道“都好”。这时候刘少奇已经被点名批评近一年了，我奶奶居然这样回答，这还了的？
红小兵们当即上纲上线对我奶奶就展开了批判，我奶奶简直有些招架不住。这时候我妈妈只好出来打圆场，记得妈妈说的一句话是“要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红小兵们可能是广播了半天嗓子也喊累了，不一会也就走了。这天晚上，我爸爸住校不回家，爷爷和两个叔叔应该是参加生产队的什么会去了。否则乡下小丫头们不会到我们家来找碴，她们会掂量掂量自己肚子里的墨水有多少。
奶奶觉得很无趣吧，在女红小兵走后就拿出来了一包东西，说“桓秀x今个儿来看你爷来了，带的粳米条”，又说“她还戴个黑胳膊箍”。
桓秀x就是《故事21，我第一次吃葡萄干》里桓廷柱的女儿，她爹是前清秀才，她哥哥是国民党骑兵二军军长何柱国中将（后来的全国政协常委）的少校秘书，她丈夫是我爷爷的一个五服内的堂弟，他们俩口子都是解放前北京辅仁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那一年她被遣送回家，作为反革命分子，要带黑箍。我不知道别处是不是也这样。
这还算是不错的。我们家大房（即长房长孙，而我们是第三房的后代）一个我应该叫太奶奶的70多岁老人家，到北京她那当北京邮电局副局长的大儿子家去住着享福，结果被当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后遣送回家。
这个桓秀x，我后来见过一次，远远地见奶奶送她到了我家前面二门之外，显眼的是她仍然带着黑胳膊箍。
黑胳膊箍，好像在我们那里有丧事时才戴。
那天晚上，我感兴趣的是那个粳米条，我们那里叫“老鸹条”。
这是在我有长期记忆以后第一次吃粳米条。至于以前我是否吃过，我就不记得了。
这个粳米条，吃起来齁甜贼香，我无法说爱吃或不爱吃。
我的小妹妹和小弟弟拿到了粳米条，不是好好放在嘴里吃，而是拿着玩，我忍不住拿着大人的口气说：“你们还不快吃？再不吃毛主席就不让你们吃了”。
“净瞎说八道！”我妈妈喝道。
我吓得不敢吱声了，躲一边吃自己的那份粳米条去了。
当天晚上，带着从大姑家回来的兴奋和劳累，我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兄妹弟三个起来以后一起玩，我又开始瞎说八道了，说毛主席不让干这个，毛主席不让干那个。反正我觉得红小兵说毛主席，妈妈说毛主席，来姥姥家度假的小表舅每次吃饭前还要坚持必须向毛主席请示，黑白电影（纪录片）里的画面也是所有人都在激动地高喊着“毛主席、毛主席”，那一定是毛主席啥都说了算，用毛主席吓唬弟弟妹妹最有效。
妈妈又听到我胡说八道，马上生了气，厉声喝道“再瞎说，给你绑儿去！”，就是“来人把我绑走扭送专政机关”的意思。
这回我真的有些吓住了。
妈妈严肃地对我说，知道前几天开大会挨批斗的王葛庄的赵二少吧，他姑爷（女婿）就跳楼自杀了。他姑爷是大学毕业生，在沈阳上班。他的小孩子们在外面喊口号“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被红卫兵抓住，审问他们谁教他们这样喊的，小孩子们说他爸爸教的。实际上爸爸教的口号是“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少不更事的小孩子们完全记反了。后来这个出身不好的赵二少的姑爷经不住红卫兵的连夜拷打，就跳楼自杀了。
我一听有这么严重，可真的是吓坏了。我不知道什么赵二少姑爷，但我知道我们家隔着两家斜对门的好德大叔可是抹了脖子的，自己用剪刀抹的脖子。他不就是因为写错了标语？
我可害怕了，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世界昏暗下来了。整个这一天我都没有精神头儿，也没有去缠着爷爷要听他讲孙猴儿的故事，更没有心思和爷爷一起编织关于“河西的狼”的故事了。
第二天应该是星期日，我早晨醒来，脑袋净想着“被绑儿去”的可怕，一点儿也提不起来精神，就在炕上躺着赖床（炕）。
偏偏就在这时候，赵二少的侄子、赵大少的大儿子，我爸爸的同事赵力生老师来到我们家外面的堂屋，高声大叫：“ab，cd在家吗，让他领薪去”。
“领薪？”，我一听，“完了，这是要先把我爸绑去，然后再绑我？”。
我可怎么办，怎么办？我唯一做的就是更害怕，更不敢出声。
当然了，任何正常的大人，都知道“领薪”是什么意思。任何时候发工资，都是人人盼望的好事。
我的心惊肉跳、草木皆兵的日子就从此开始了。
一天听到屋子北门外有叫骂声和喧闹声，我想这准是要绑我来了。后来再仔细一听，是一个要饭的老花子，要进我们家后门时，被十分刁蛮淘气的、我的一个比我大五六岁的、二房的堂侄用弹弓射泥球打中了头，我妈妈在几乎没有粮食的粮柜里找出来了一捧苞米（玉米）给他。这时候我才敢壮着胆从里屋走出来，正好看见那个坏孩子的爷爷、我的出了五服的堂大伯，也用一个小葫芦瓢盛了一瓢高粱米给这个叫花子，算是赔礼吧。这个坏孩子，在他的爸爸、一个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在文革中多次自杀终于如愿以后，跟着他当干部的叔叔去了邢台，成年以后勾引别人的老婆，被人砍死了。
住在我家大房（长房）即被剃阴阳头的老太太家的大院里还有一个贫苦董姓人家。董老大解放前参军，负伤复员以后分得我们村的这家地主的房子。董老大是我们村土改时的中坚分子，拷打地主富农时阶级立场异常坚定，尤其是对地主家的年轻寡妇下手绝不留情，一鞭子下去屁股上就是一道血印子。董老二也参了军，文革时已经是营长了。营长夫人原是我姥姥的铁粉丝，出身我县沿海某村的她小姑娘一次因公出差住在我姥姥家才几天就被我姥姥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到过年时就拿着礼物上门来认我姥姥为干妈。我姥姥也对得起她，把她介绍给了当时的董二排长，到最后应该成为董二团长夫人了吧？
董家老四，也参了军，是光荣的海军战士。在部队呆上三年，董老四有了探亲机会。在我姥爷的一个当教师的堂堂弟（家庭成分是富农）的强烈请求下，我姥姥又得出面，把堂堂弟的大女儿介绍给这个革命军人。看着高白富美，外号“小干巴”的董老四绝对是动了心。一边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大美人儿，一边是大好光辉前途，董老四犯开了嘀咕。所以董老四探亲假一延再延，在家里住了有十多天。
这一下子就苦了我。
我家长房的院子和我家就隔着一个二房的院子，这个穿着冬季蓝军装的董老四，整天在周围晃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革命军人觉悟高，万一他那一天看出来我说过毛主席的坏话把我绑儿去可咋办？
4.5岁的我就这样战战兢兢的过着这十几天的日子，幸亏一直到董老四离开，他也没有把我绑儿去。
董老四在美人和前途之间选了前者，所以过去一两年后就（被）复员回家了。
就在今年粽子节，我回家看妈妈，就看到了董老四的媳妇儿，还是那样高挑，那样白净。我按爸爸这边叫她为大姐，没有按妈妈那边叫她大姨。再想起他们的两个随妈妈长相、极其漂亮的女儿，我觉得董老四一辈子也很值得的。
我姥爷的那个堂堂弟，把五个如花似玉的高美人闺女都嫁给了革命家庭，退休了的老爷子今年93岁了，每天还在村里面骑着自行车遛着，五个闺女家的好几个外孙子轮流孝敬伺候着他老人家。
这个冬季的一天，应该是快过年了，我在西屋正玩着，就听的东屋的爷爷说了一句：“树德来了，快坐下”。我马上害怕起来，我知道这个王树德是在唐山当局长这样的大官儿的邻村人，他准是来我们家来商量把我绑儿去了，那时候讲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吓得一直到爷爷送他出门也没有敢出西屋一步。
这个王树德，我这次没有见他真面目，一年以后他又来看我爷爷，在村头还慈祥地拍过我弟弟的头，我还不认识他，又把我吓够呛。那次是因为我把他当成“拍花的”了。（见故事22，我第一次吃荞麦花卷）。
1969年的春节已过，妈妈和大舅带着我去给大姨姥姥拜年，正在家中做着一种六面透风的一种枕头的大姨姥姥放下手中的活计、很高兴地招待我们。大姨姥姥的五个儿女中只有一个在老家，有两个在天津当干部和教师，我后来上大学时被他们照顾很多，到现在我每年都要看望这些亲戚。
在大姨姥和妈妈准备饺子和炒菜时，聋哑大舅带我去村东去看滦河。我兴冲冲地跟他走了。
走着走着，空旷的田野上只有我和大舅，我那小脑袋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这是不是家里商量好了要把我扔掉啊，以免给家里带来祸害啊。我可怎么办啊？
这种小精神病，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书籍里面有提及吗？
当我和大舅走到滦河大堤下时，我简直是紧张到了极点。
一上大堤，就看到了滦河，我的母亲河，她在1938年改道，从我们村西一公里处改道到村东4.5公里处，然后她驯服地呆在那里流淌入海一直到现在。
69年春节时的滦河，在我的眼里就像是一条玉带，那年代那时节的滦河，应该有600～700米宽的，整个结着冰，在没有阴霾的冬阳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条玉带，西北方向看不到头，东南方向看不到尾。河的对岸，是洁白的沙滩，有一公里来宽，再远处就是碣石山了，那个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碣石山。
我一生至今近距离接触滦河只有两次，都是从大姨姥姥家出发，这是第一次。坐火车横跨滦河，几次飞车驶过滦河大桥，今年从青岛飞石家庄、结果是经停秦皇岛，从天上鸟瞰无阴霾时的滦河河滩，这都不算。
望着冰冻的滦河，望着比我从我们村远眺感觉更亲近的碣石山，我忘却了恐惧，只顾得欣赏这山这水了。一生至今只去过两次滦河，但是我梦见滦河不下上百次，每次梦见滦河都是好梦美梦。巧的是，家里领导的远祖，就是居住在滦河对岸的一个村庄。
大舅没有把我扔掉，大舅仍然带我回到大姨姥姥家，饺子和炒菜都做好了。最好吃的那个菜是洋葱炒肚片。
从此以后，我不再那么怕“被绑儿去”了。
再过两年就是1971年春天，我就成为一个春季入学的小学生了。
李大钊的姑奶奶的玄孙女、王玉贤老师，成为了我的第一个班主任。等大家都办好了入学手续坐到座位上时，王老师开始给大家讲话，其中讲到下课后就要先去解手。
“解手”，这一下又勾出我的回忆，引起我的恐惧。不绑起来，为什么要解手？
那时候我真的不懂解手的意思，也不敢回家问妈妈或爷爷。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明白解手就是去厕所方便。
上学没几天，就发了新书，妈妈就用报纸给书包了皮。
一直到我上大学，我仍然看到有些同学的教科书还没有用上半年，已经破烂的不成样子了。我的小学同学更是这样，我们那里把这叫“吃书”。
我小时候爱看书，在上小学时就看过《水浒全传》和《红楼梦》，可是看的很多书就是那种没有封皮和封底、甚至缺很多页的小说，包括《高玉宝》，《播火记》，《星火燎原》（一、二集），《风云初记》，《新名词词典》（1953年版？），《海岛女民兵》，《西沙儿女》，《艳阳天》，《金光大道》。
这个包书皮给我带来了的恐惧强过“把我绑儿去”。
话说我的第一个同桌，叫刘小安，小名黑黑，那是有名的调皮捣蛋鬼。极其不安分又百无聊赖的他，把我的包书皮拆下来看，这就让他看到了一个我尚未发现的秘密。“你是反革命，你把毛主席像铰了半拉”。我一看，这是真的，包书用的报纸朝里的一面的确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挂着一个毛主席画像，而我妈妈用剪刀剪（铰）报纸时，真的是把毛主席像的上半部分给剪掉了。刘小安还在和周围几个同学说着，我吓得一点儿不敢做声（在我眼里，柳庄、严庄、王葛庄那些孩子都是野孩子）。当天回家时，我赶紧让妈妈给换了书皮，用人民画报重新包。
第二天我上学时，刘小安等还是不依不饶地说“你把毛主席像铰了半拉”，这让我难受极了，好在他们没有去向老师揭发我。
好几天，他们继续说着，我那里战战兢兢着。
有一天我突然就发烧不能上学了，在炕上躺了一天后身上出了麻疹。我就一直在家里躺着，从北京来的、比我大三岁的小堂舅从姥姥家来看我，我也只能躺在那里起不来炕。我记得因为我不能和他玩，他一直骂着“丫挺的”（这是我第一次听京骂，40年以后和北京朋友一起烧烤时才知道其具体发音和其含义），还把我表姐打哭了。
我这一病就是一个半月没有上学，虽然只在脸上留下一个麻子，但是硬生生地错过了除了a、o、e、b、p、m之外的汉语拼音的学习。
我清楚地记得，王老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m让大家读时，我们读不上来。王老师就把眼睛闭上，学盲人的样子用手乱摸，大家就发出来m的读声。
我也错过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些语文课的学习。
由于缺课，也就没有老师教我“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到底比纽约大桥长多少米”这种简单算术题的做法。
幸运的是，当我再回到课堂，就没有人再用“把毛主席像铰半拉”来折腾我了。
过了夏天，九一三事件以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热忱大大下降。我就不太害怕谁把我“绑儿去”了。
这个比我大两岁的刘小安，是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的主儿，记得初一班主任马世平老师讲，刘小安与邻近一个公社的人打架，被人扇到第十个大嘴巴以后就不知道疼了。真是威武之极！
去年回家看妈妈时在我们村里面看到一个来自柳庄的女同学，我凑趣地打招呼“35年不见，你成了我堂婶儿了”，“你们庄刘小安过咋样了”
老同学：“你还记得跟你同桌的女同学刘宏波吧？”
我：“记得呀，那是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发神经，要男女混桌。我和你们柳庄大队书记的宝贝女儿，黑珍珠美女、刁蛮公主刘宏波分成同桌。但是我们俩挺好的，我们俩偷着讲话，她还偷着给我小人书看。有一次我上课偷着看小人书时，让班主任马秀丽老师抓住了，小人书也没收了（从未归还）。这让我丢大面子了”。
老同学：“哈哈，刘宏波和刘小安现在是两口子”。
我：“啊？刘宏波这个女同学可不是善茬儿”。
老同学：“他们俩过得可好了”。
那就祝福他们吧！看在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还勇敢地让我看小人书、还和我偷偷说话的刘宏波同学的面子上，我就不找刘小安的晦气了。
日子照样要过，酱油醋也要打。奶奶家、姥姥家、我们家的打酱油、打醋的活儿是我的。我一般是去前村到由赵二少家改造的供销社打酱油醋的。
高高的柜台旁边是酱油缸和醋缸，在外号“张合适”的售货员给我打酱油时，我一般都会抬头看墙上高悬着的马恩列斯毛的大幅彩色画像。
我从很小就一直奇怪的是那个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有那么长的胡子？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他们仨为什么每个人兜里都揣着个酒壶？
我以为马恩列戴的领带是酒壶。哪一位网友当年有过这么不靠谱的联想力？
穿着大元帅服的小胡子斯大林很精神。
但是每当我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时，我又会想到“把你绑儿去”、“把毛主席像铰了半拉”。一份愁忧就又上心头。
当年的我，虽然没有被举报成为小反革命，但是差不多自我折磨成了小神经病（精神病）。
当年的我，不怕鬼，不怕大灰狼，不怕大马猴子，就怕“被人绑儿去”。
这种恐怖，应该一直持续到上小学二年级的1972年，我渐渐懂事以后。
现在回国内发展，坐出租车是免不了的。很大比例的出租车里面有毛主席画像或坐像。
我真的想告诉他们，有崇拜毛主席的，但是不是这种崇拜法。
至少有35年没有吃粳米条了，下次回国时买一包吃。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