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中华文明2
我们已经知道了画卦和重卦之人的几种说法，我们上面也介绍了象辞和爻辞。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辞又是谁作的呢？
首先说卦辞。这个问题大致有三说：周文王作卦辞说、周公作卦辞说、孔子作卦辞说。
其次是爻辞。这个问题大致也有三说：周文王作爻辞说、周公作爻辞说、孔子作爻辞说。
在古代易学史上，有所谓的“《易》历四圣”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周易》这部书的形成是经过四位圣人之手创作的，即：伏羲画卦、神农重卦、周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在上述四人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周文王。大家全知道司马迁说过的“盖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句话。讲的是商周之际，商纣王为了防止周文王造反，就找个借口把他抓了起来，关在今天的河南省羑里城。于是，周文王每天就演算八卦，写出了六十四卦的《周易》一书。此说是最有影响力的所谓周文王作《周易》一书之说。究竟应该怎么理解这一传说？假如夏商二代易书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周文王也就不可能是“重卦”的创始人了。已经有了六十四卦了，还要他重什么？假如夏商易书六十四卦中也已经具有了卦辞和爻辞，那么周文王的作用应该只是作出了《周易》的卦爻辞而已。换句话说，他当时被关押期间手里具有的顶多只是商代通行本的官定易书《归藏》。他不可能再从残暴的商纣王手中得到别的什么书。而周文王则是利用商代易书的占筮方法，革新并重新撰写了卦爻辞，这就出现了周人所津津乐道的自己的占筮书《周易》！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本书出自狱中，在当时又是刻在竹简上，因此就出现了部分象辞或兆辞的丢失和编排顺序错乱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才出现了周公加工整理的个别内容也出现在今天的《周易》卦爻辞中。
——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些学者正是因为看到《周易》书中有些内容是周文王以后出现的这一事实，比如《晋卦》对“康侯”的记载，才以此作为否定周文王作《周易》的。我的这一合理的学术性解释，相信大家还是认可的。当然，您也可以和他们这些学者叫真。这个真怎么叫呢：否定《周易》不是文王写的理由难道就是因为书中出现了周文王死后的历史事实？这怎么就不可能呢？《周易》是干什么的？算卦的。周文王是干什么吃的？古今第一会算卦的天子！这说明人家算得准呗！
经常听有些同志说，刚看几句《周易·乾卦》还觉得多多少少才算懂了一点，可是一看到什么河图、洛书就立刻就晕了。就那几个黑点和白圈在上下左右摆来摆去的，它们和《周易》有什么关系？真有什么“河出龙马”“洛龟出书”的怪事吗？最早出现河图和洛书这一概念的是《易传·系辞传》中。那里是这样说的：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段话很有意思。它的大意是讲自然界中产生了蓍草这一神圣东西，圣人就以它作为推求卦象的法则。天地自然的一切变化，圣人也以卦象来仿效。天象的变化表现出吉凶的征兆，圣人也以卦象来形容它。黄河里龙马送出了图，洛水中神龟送来了书，圣人也以此作为画卦的根据。
究竟送来了什么书、什么图？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够回答。更重要的是：圣人是怎么样则河图和洛书而画出了八卦呢？这实在是个千古之迷！而且，关于什么是河图，什么是洛书，古代易学家们一直争论不已。在河图和洛书与《周易》的关系问题上，本来已经够乱的了，却时常还有缺乏基本的学术功力的人喜欢在这个问题上大胆假设。有的说河图和洛书是外星文明的产物，有的说河图和洛书是构成世界秘密的地图，还有的说河图和洛书是什么古天文气象图和古地理方位图，更有的说什么河图和洛书还有八卦全是彝族文化或者说是古巴比伦文化的产物……这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两句诗：“女娲练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在种种奇谈怪论当中，《周易》和古巴比伦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是一怪问题。
最早，这个问题是一位英国法籍来华传教士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提出的。他在1894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一书中正式提出：中国民族和文化来自古巴比伦。从十六世纪开始，有关中国文化、文字和人种的西来说，就先后登场了。他们力图把中国文化、文字和人种等同到古巴比伦文明或者古埃及文明的范围中去。这样的观点居然一时间连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一度相信。甚至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中也曾认为，“十二地支，起源于古巴比伦”。日本汉学家白河次郎在与人合著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中更是列举了中国与巴比伦在文字、信仰、传说、政治制度等方面有70条相似之处，以支持上述观点。有趣的是：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问题上，日本汉学界总喜欢发一些怪论。比如著名的北京猿人，当北京猿人模拟画像一公布，日本几个著名的汉学家就开始宣称：从体质人类学和颅相学上看，北京猿人更像是今天日本人的远祖。哈哈！这多少有点自作多情了。我想，后来日本侵华期间对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那么感兴趣，原因就在于此！
古巴比伦神话中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十二地支”、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创始世界的大神“伏巨”和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伏羲”、古巴比伦神话中“八卦”和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八卦”都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看起来，夏商周三代和古巴比伦文明之间也许有着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这是上古中西交通史和考古学上必须予以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郭沫若先生甚至设想商人的远祖就是来自古巴比伦。而拉克伯里居然还宣言黄帝就是古巴比伦国的巴克族人。当然，并非所有西方的汉学家们全赞同此说。比如，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夏德(F.Hirt)博士，他在名著《中国上古史》一书中力驳拉克伯里的假说为穿凿附会,不足为凭。就我个人的研究来说，西方世界的第一部西文《周易》是1624年出版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四百年，至今还没有哪一位西方学者对《周易》八卦的古巴比伦起源说这一问题感兴趣。在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休斯基博士的名作《西方周易研究史》一书中，他也根本不提什么《周易》八卦起源于古巴比伦这样的奇谈怪论。而且，从比较古文字学的角度上，我曾比较过中国的甲骨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二者的相似程度，大概只有几十个字很相似，完全一样的也不过十几个字而已。这些相似未必就肯定是文化上的传播，很可能是各自独立创始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周易》和八卦有个历史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还有文字化和体系化的文本存在。而在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八卦”和“伏巨”则完全没有这一发生学意义的具体过程。可以判断，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八卦”和“伏巨”很可能直接来源于夏代或商代早期易学。
那么，河图和洛书在圣人作卦过程中究竟启到了什么作用呢？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解释既能自圆其说，又能得到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易学的证明。
“则之”河图和洛书作八卦说，在本质上只是“神道设教”的一个补充说明！
什么叫“神道设教”？这个术语出自《易传·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讲圣人观察发现天地自然的运行法则在四时的节气交替问题上没有任何失误和偏爱，就认为天上有神灵在主持着这一切。于是圣人就决定以天地自然的神明之理来教育臣民，于是天下的臣民就全都从内心中开始佩服和遵从了。在《易传》作者看来，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直接作八卦说还不是百分之百意义上的神道设教说的证明。而“河出图”和“洛出书”的怪异和神奇则成了“天生神物”说的一个证明，于是“圣人则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一来就体现了“神道设教”的要求。
这也就涉及到了《易传》对《周易》哲学的解释。“经”和“传”是古代中国学术史上经常可以见到的一对术语。《周易》被称为“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庄子》一书中。在古代中国，《周易》总是作为儒家经书之一而占据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它常常是群经之首。再说“传”，传是专门用来解释“经”的。解释《周易》的书，一般都可以称为《易传》。至今为止保留下来的第一部解释《周易》的书，即著名的《易传》，又称《周易大传》。因为它由七种共十篇文章组成，这十篇文章成了理解《周易》经文的辅助和羽翼，所以《易传》又被称为“十翼”。因为《易传》中大量出现“子曰”以及典型的儒家思想，古代易学史上一般主张《易传》的作者是儒家祖师爷孔子。那么，《易传》的解释是否就很符合《周易》卦爻辞的原意呢？十几年前，我曾经在书中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我们看《周易》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它的本质是象学。而我们看《易传》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它的本质是儒学。正是这一儒学特点，才是中国先秦哲学走上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标志。”今天，我的这一观点依然保持不变。《易传》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是它从哲学的角度第一次对《周易》的象学思想体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从此以后，《周易》就不再是卜筮之书了，而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山经典之一。我想使用“旧瓶装新酒”这句尽人皆知的话来形容一下，那就是《易传》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周易》这个旧瓶被装上了新酒。
首先在对《周易》的基本认识上，《易传》作者正式提出了《周易》学说的四大体系说。即：“《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在讲《周易》这一部书实际上却包含了圣人的四个方面可供人们去学习的道理。哪四个方面呢？想要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语言和说话艺术的人，可以直接学习它的文辞；想要以它来指导自己行动的人，就要学习它的变易特点；想要用它来指导自己制造工艺的人，就要学习它对形象的把握；想要用它来算卦的人，就要学习它的占筮方法。而我们已经知道在此之前，《周易》只是具有一个特定的作用：“以卜筮者尚其占”！现在，正是因为《易传》的出现，致使《周易》的占筮特点已经退化到了第四位！原始的唯一性的目的和体系现在被改造成了具有四个并列的功能属性的新学说，即保留了传统，又对传统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和整合。
不仅如此，《易传》作者对圣人作《易》的宗旨，也提出了全新的阐述：
首先，《易传》的作者明确了圣人作《易》的具体过程是：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这段著名的观点大意是讲远古时代的圣人究竟是怎么创造八卦的呢？他首先抬头看看天上的各种星象、云象和天气变化，有低下头看看地面上的各种地理现象，还仔细观察了各种各样的动物身上的花纹，以及地面上各类植物的分布和生长，既吸取了自身的生理特点，又吸取了万事万物的生长规律，于是就总结并提炼成了八卦。
八卦诞生之后，于是圣人就开始了“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具体六十四卦卦象和卦爻辞的创作过程。而对于这一观象系辞的具体过程，《易传》的作者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使用占筮用的五十根蓍草，通过“十有八变”（也就是十八次）的占算过程就得出了某个卦的卦象。这就把前面比较神秘的圣人作《易》的过程和我们后人占《易》求卦的过程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在求出了某个卦的卦象后，《易传》的作者还分别从“象”和“数”两个角度对卦象进行哲学包装。
“象”的角度是：“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这后面几句话很好理解，从两仪中生出了四象，又从四象中生出了八卦，而有了八卦就可以判定吉凶了。但是什么叫“易有太极”呢？从这一生成模式的先后顺序上看，显然“易有太极”要早于两仪、四象和八卦。也就是说“太极”比两仪、四象和八卦要早。可是“太极”又是“易有太极”的，这既为太极图的产生准备了伏笔，也把“易”凌驾于“太极”之上了！因此，这里的“易”字不是《周易》之《易》，而应该是“日月为易”之易。我看到很多人的著作却全是把“易”字加了书名号，变成了“《易》有太极”。从逻辑上说，作为书籍的“《易》”中既然已经包含有“太极”了，那肯定早就有“八卦”了。没有八卦还能称为“《易》”吗？既然已经有了“八卦”何劳再由四象中生出八卦来？宋代的儒学家们为了解释是“无极而太极”还是“自无极而为太极”争论不休，也是因为对这里阐述的宇宙生成模式的理解不同所致。我猜想 “《易》有太极”中的“有”字，它的本字可能是“由”字，作者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们：《易》的起源是由太极开始的，从太极中生出了两仪，又从两仪中再生出了四象，再从四象中又生出了八卦。
假如我的这一理解是对的，那么这里的“《易》有太极”就应该是“易有太极”，即《易传》作者主张：从宇宙生成的先后顺序上，最初的日月同体的阶段叫做“易”，然后日月分开就成为了两仪，两仪再各自阴阳分开就出现了四象，四象再各自阴阳分开就出现了八卦。
接下来，我们再说从“数”的角度的哲学化包装：“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这里按照从一到十把自然数划分为天数和地数两部分。
在另一处，《易传》的作者更进一步强调：“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这样一来，数字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数了，而是具有了所谓的“神性”。这些数字被哲学化包装之后，《易传》的作者已经对《周易》的产生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模式。
有了这些包装，《易传》的作者就开始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解什么是《易》的过程，我们通过这位喋喋不休地给我们反复地灌输什么是《易》的老人的诸多观点，发现他已经把《周易》哲学完整地升华成了一种认识宇宙和人生的精密的哲学体系：
“夫《易》，圣人所以宠德而广业也。”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
“《易》，无思也，无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
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在给我们讲述和分析《周易》的本质特点。在“象”和“数”二者中，《易传·系辞传》作者还是倾向于“象”的方面。“是故《易》者，象也”正说明了他特别注重的是《周易》的以“象”来认识世界的象学本质特点。
而《易传·说卦传》的作者则更进一步点出了《周易》以“数”来认识世界的本质。他主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故《易》者，逆数也。”
等等，特别是这里的这句“是故《易》者，逆数也”和上述的“是故《易》者，象也”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他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一般认为，了解世界一般先是从对事物的形象和外在的了解开始的，对同类事物认识增多了，就到了量化的认识，这是从“象”到“数”的认识过程。而《周易》则是从对“数”的认识开始，也就是利用筮法（所谓的“大衍之数”）通过“十有八变”的占算过程，得出了某个卦的卦象，从而实现了从“数”到“象”的认识过程。二者是相反的，所以叫“逆数”。《系辞传》作者从“象”的方面，《说卦传》从“数”的方面对《周易》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易传》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对传统的《周易》象学术语的规范化处理和最新阐释，并且由此而来使这些术语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真正基石和核心范畴。《彖传》中提出了“性命”概念，“天道”、“地道”和“人道”概念，“神道设教”概念，“时”的概念，“感应”概念，“中正”概念……《文言传》中的“先天”、“后天”概念，“忠信”概念，“德”的概念，“性情”概念……到了《系辞传》中，各种概念更是层出不穷，达到了顶峰。我们在现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大量使用的“形而上学”这一概念，最初就是来源于《易传》的《系辞传》中。其他像什么“天尊地卑”的概念、“刚柔”的概念、“变化”的概念、“吉凶”的概念、“感通”的概念、“变通”的概念、“忧患”的概念……以及“太极”、“两仪”、“四象”、“易简”、“三才”等等。全部《易传》中出现和使用的概念已经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骨架和核心！可以这么说：没有《易传》中的这些概念，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也就失去了它的立论的物质载体！而《易传》中这些概念又有相当多的概念是直接继承自《周易》经文。因此，完整地讲，《易经》和《易传》中的这些概念是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骨架和核心！
过去有很多人以为一讲到《周易》哲学肯定就是“阴阳”二字！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一个误解！这一误解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大家知道，不久以前还有的学者主张《周易》哲学“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观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我尊重一切勇于创新又大长中华民族志气的科学家们的科研成果和探索精神。但是，作为一名研究西周王朝的历史、思想和文化的专业学者，我有责任对这些误解进行澄清。早在1922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他提出了“中国的哲学家们不需要科学的肯定性，因为他们想要了解的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同样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要征服的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当时冯先生是否已经精湛地研究过《周易》，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尽人皆知，十年以后，他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已经使用“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而我有证据证明冯友兰先生在这以后他长期地、持续不断地在研究《周易》哲学。甚至在生活和生存都很不稳定、外族入侵中国的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冯友兰先生还在认真地研究着《周易》。他当时正在反复地阅读着英国著名汉学家利雅格先生的《英文周易》一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冯先生连续发表了《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和《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两篇著名论文，我们看不出他有指责《周易》哲学“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那样的主张。
不错，假如把“一阴一阳之谓道”理解为物理学上的“宇称守恒”说在《周易》哲学中的理论根据的话，那么“阴阳不测之谓神”就是物理学上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在《周易》哲学中的理论依据。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某些对古代文化缺乏了解的年青学者，特别是那些以为自己已经镀了金、留过洋的个别肤浅之士，今天否定《周易》，明天否定中医，后天就可能要否定中国文字和文化了！而他们自己不知道这样做的无知和肤浅，却还沾沾自喜地以为他们自己才是拯救中国科学事业的诺亚方舟。请想一想，《易传》中提出的关于《周易》哲学的“以制器者尚其象”的观点，难道不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一个积极的指导？！当我们一想到这样注重实践科学的学术思想居然产生在几千年前的时代，我们就为《周易》哲学的伟大和《易传》哲学的金碧辉煌而赞叹不已！ 请问，《周易》哲学的思维方式什么时候“认为技术不重要的”了？！《周易》哲学什么时候把技术制造等同于“奇技淫巧”了？！而且，中国古代那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特别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史料记载，他们都是在精通《周易》的基础上才去创新的。我想我们不必要再重复地讲道教对内丹的追求和实践开启了中国古代实验化学的先锋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吧，而从汉代的张衡和刘徽到唐代的僧一行和李淳风，从宋代的沈括和李诫到元代的郭守敬，从明代的宋应星和朱载育，到清代的方以智和李善兰……这些中国古代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们，他们都是精通《周易》的学者，都是《周易》哲学思维方式中的“以制器者尚其象”学说的积极实践者。特别是李淳风，这位唐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还成为唐代至今算卦和预测的祖师爷一级的传奇性的人物。比如，尽人皆知而又神秘莫测的《推背图》和《藏头诗》相传就出自他和袁天罡二人手下。
我们再看看《周易·大过卦》中的一句卦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在这里，“枯杨生稊”和“老夫得其女妻”是两个象辞，而“无不利”是一个兆辞。这也是多象一兆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大意是讲枯朽的老树上又长出了嫩芽，年老的男人又娶了一名年青的女子为妻。这是大吉大利的事情。“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这简直就像是藏头诗呀！几千年前的《周易》卦爻辞中的话，为中国爱情和婚姻史上最惊世骇俗的一对婚姻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心理安慰。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历史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