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小节：汇丰行为模式的改变导致金融周转迟滞
说到周转，就想到钱庄。不过钱庄只是门面，他之所以能在1880年以后承担起中国货币周转的重任，一个大因素是他有以汇丰为首的外资银行做靠山。汇丰拆票，钱庄才能周转。汇丰如同央行，全国银根奇紧，央行责任重大，大家不指望央行还能指望谁？可是偏偏辛亥革命后，汇丰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变了。央行之所以有力量，要靠政权的支持，没了政权，汇丰变了，变得缺乏安全感，以前的那种放款的自信没有了。辛亥革命一爆发，汇丰即刻停止了拆票业务，强行清结手中的庄票，索要抵押，搞得上海滩人人自危。这样的搞法，以前汇丰也干过，收紧骨头，让上海金融界哇哇乱叫，逼得清政府出面承认民间的拆票为政府债务，于是危机过去了。可是这次汇丰自己也乱了阵脚，政府没了。没人出来担保。没有担保，汇丰只好自保，一路收紧银根直到1915年。
拆票这个工具是汇丰自己放弃的，开始只是临时措施，以后一直没有恢复。除了停止拆票，自己废了自己央行的地位外，业务上它越来越倾向于抓紧现银。卖出汇票，要现银；存款，不管是私人账户还是公司往来户都要求现银。现银汇票？嗯，可以，不过要12点前解到，过期不收。那洋行做销售，不可能朝南一坐，银货两讫，总要放账的嘛，不然怎么办? 洋人之间都不好商量，开始是十日庄票拒收，后来连五日的都拒收，逼得洋行到华商银行开户往来。更有甚者，拒绝向工商业放款。英国银行传统上的确只做短期融资，长期的工商业融资那是资本市场的事，要么各种流动性好的债券也是英国银行的最爱，总之资金不能搁死。这样的英式银行的作派到了1911年，当中国工业化运动兴起的时候你就不合时宜了嘛。所以士大夫们纷纷提存，转向华商银行开户。因此辛亥革命后的洋商银行虽然看着还是那么体面风光，其实日子比以前难过，唯一的指望就是抓住政府，赶紧塞给它贷款。就是说汇丰们还是想往中国经济里注入白银，但是他打算换种方式来干这个事。
北洋政府的外债像个哑铃，中间（一战）细，二头（1913，1917-1922）粗。1913年那头是善后大借款，主要是应付前清的旧欠。1917年到1922年共借债2.81亿两。外债本息支付1.77亿，差额1.04亿两。看起来注入了不少的白银，但是市面上感觉不到。本来丝，茶，土货的收购都是钱庄站在第一排，融通拆借，汇丰起个幕后作用。如今汇丰停止拆票，钱庄无钱融通货庄，洋行。偏偏乡下人还伸手要银元。季节又不等人，汇丰们只好赤膊上阵，跳上前台。丝，茧押款指的是洋商银行以丝，茧做抵押直接向洋行或者华人货庄发放短期银元贷款，目的是为每年四，五月份开始的丝茧上市提供融资。整个20年代四，五月间的丝茧押款平均达1500万银元。这还没算冬季的花，粮收购。汇丰们虽然白银积存不少，但是银元不多，逼急了洋商银行反过来向钱庄拆票，三万五万银元的都要，将钱庄的现大洋收罗一空。这真是作茧自缚，自寻烦恼。20年代上海乃至全国的资金极端紧张是汇丰们改变白银周转方式后的直接后果。一句话，它效率不彰。
央行往经济实体里注入货币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公开的货币市场，只有这样注入的货币才能有效，合理地分配到社会中去。这个市场中国现成有，就是钱业，（1897年后还有华商银行）组成上海拆借市场。辛亥革命前的所谓拆票就是汇丰向这个市场注入货币的行为。辛亥革命后这个现成的市场，汇丰们基本不用了。[1]它转为向政府贷出白银。政府再作为军费，行政费的使用注入社会。这样的一个货币循环模式的转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远。且不说政府行为远不如公开市场能对资金作有效，合理的分配。仅就运行来看，它就不能做到循环往复。以前洋货到上海，堆在货栈里，华商凭庄票提货，洋商将庄票解进汇丰收款，钱庄有款则解，无款则拆票，等于汇丰放款。拆票一下来就等于放款通知书下来了，钱庄马上再写出庄票，华商再去洋行提货，真是货如轮转。现在呢，要靠政府采购，政府用现银向华商采购，华商用现银向洋行提货，洋行以现银解进汇丰。前脚刚放出去的白银，一圈转下来就又回归汇丰了。这样的做法，这个货币汇丰们放不出去，出去了也走不远。那么第二圈怎么办，还得靠政府借款，偏偏那时的政府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停顿地大规模借款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不容易做到，而且抵押物也越来越少。没有抵押，汇丰们还有兴趣往政府口袋里塞银子吗？1920年汇丰们手中又积累了不少白银，于是组成了第二次银行团，指望再像“善后大借款”那样干一票。结果种种原因，正式借款一分都没借出去。要说1913年袁世凯时候的中国政府还有点前清的样子，1920年以后的中国政府对英国人来说则完全是个陌生的，不知何谓的政府。英国人对这样的中国政府不能理解，无法互动。白银靠政府贷款来注入这条路，走到1925年走成了条死路。
对于汇丰的这种转变，我一直难以理解。按理英国人海盗出身，对风险不应该很在乎的。不是有句什么爵士的名言吗？“贷款收不回来，好过从来不贷款”。或许帝国的末代子孙，其行为就是和开国祖先反着来的？或许杰克逊爵士的影响巨大，即使他退休了，后来的经理人还是生活在他的阴影里？因为舍弃公开市场而转向政府，从根本上违背了大英帝国的统治理论，那就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你这个票，拆和不拆，一本市场，收放自如，权柄在我。负面嘛，无非是风险。这风险能有多大？辛亥革命后上海市场总拆票量大概千把万规两白银，汇丰们占800万规两。其中出问题的只有叶澄衷的300万规两。就这都有叶家的房地产担保，拖拖拉拉地到了1926年也还清了。当时汇丰手中的白银存量相当大，1913年汇丰银行存款加卖出票据的金额达到3亿港元，合2.16亿两。这样大的白银压力，就区区300万的坏账，还有上海的房地产担保，你就怕得不敢放款了？再说如果你一心一意地做好了最后贷款人这个角色，哪里会有风险？有过央行倒闭的先例吗？不错，向政府贷款，关税，盐税作保的确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是你把自己搅进了政治里去了，你要承担政治风险。这个不知道要比坏账风险凶恶多少倍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中国越来越走向民族主义，外债赔款变成了政治迫害，经济剥削的同义词，你汇丰不过就是想往中国经济里注入货币嘛，何苦趟政治的浑水，吃力不讨好呢？
而且政府贷款替代商业贷款，从技术上来讲，汇丰也是受牵制的，不是想放款就放款的。银行团是个联合机构，规定了大家步调一致，不能单独行动。一战后日本的发言权大大增加了。二次银团为什么放不出款？因为一开会，日本就横加阻扰。日本为什么要阻扰放款？因为一战期间日本趁银行团无暇他顾，私自向段祺瑞放了大约1.45亿日元的款。因为是私自放出去了，没有担保，段一下台，后任就不认这个账了。那日本还不大闹？欠账不还，后债怎么借？日本一票否决，汇丰想借也借不出去。最后，从效果上来看，这种通过政府开支来向经济注入货币的方式，也越来越无效了。二次银行团借款条件里有那么奇怪的一条：这个款你政府拿着只能用于实业，不能用来发军饷，买军械。怎么回事？1913年善后借款里没这条呀，难道洋人们打了一仗，变得和平主义了？那还不是因为到了1920年那么多白银注下去，中国经济仍然资金绷紧，转动不灵。原因呢？英国人肯定调查了，得出结论：军费开支用去的白银周转性最差。所以跟北洋政府挑明了，我这个款你不能拿去做军费。那不用来发军饷，北洋政府要你这个款何用？所以为什么说到了1925年，这条通过政府之路走成了一条死路。看看下面的外债表就明白了。
| 日期 | 1920 | 1921 | 1922 | 1923 | 1924 | 1925 | 1926 | 1927 |
| 外债（万两） | 4050 | 4550 | 3410 | 1820 | 1020 | 780 | 240 | 6880 |
你看20年，21年都是4000多万两，就这个速度，洋人还不满意，要组织银行团加大贷款的力度。可是它达到了目的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增加贷款，反而本来那个4000万的量都保不住了。26年最惨才240万。
所以英国人什么时候最怀念前清？1926年。看过一些英人之间的通信，回忆录， 25，26年之间他们对中国的叙述都非常困惑，带着伤感。觉得这个国家不可理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终归大清般的统一。没有统一的政府就没有债务对象，没有债务对象就没有白银的周转，没有白银的周转就没有流畅的贸易，没有流畅的贸易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利益。但是这还不是伤感的唯一原因。英国人，特别是在华呆了几十年的老人，一般都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坚信统一一定会到来。听他们的说辞：”我只能寄希望于普通的中国人民，寄希望于他们与生俱来的美德。” 或者“你们中国终有一天会重新统一，可惜我看不到这一天了。”问题不是中国有朝一日会重新统一，而是统一后的中国是不是一个对英国友好的国家。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向火山一样的爆发出来，直接冲击着英国人的心灵。梁园虽好，也不是久留之地，中国也许能再统一，可是大清永远过去了，伴随而去的是英国人的好日子，这才是伤感的地方。
可以这么来说，辛亥革命以后，以汇丰为首的洋商银行仍然是向中国经济里注入白银的主要力量，但是已经不能控制这些白银的有效，合理的使用，其注入的量也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汇丰正在逐渐失去了其在中国的央行地位，除去隐秘的外汇垫款的责任，它在表面上仅执行了一个货币兑换的功能。从这时起，中国人自己的银行连同日本银行成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从这里出发扯开来讲那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又是一篇大文章。打住算了。本文还是专注于白银和外汇的平衡。
[1]以后对华商行庄的拆票一直有，但是不像以前那样是一种制度，一种常态。以后华，洋之间互相拆票，地位变得平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