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导落马与教授换偶当中的科学
中国的一代大导演在80多岁死于马上风的传言在网上爆发以后，整个中国为之哗然；众说纷纭。他的一个弟子或者亲属撰文提出中国应该恢复自古以来的一夫多妻制度，其中提出了一夫多妻制度的好处，既解决了贫困阶级的就业问题，给贫困阶级的整个家族带来了向上攀爬的原始资本，也解决了富裕阶级的家庭琐事和后顾之忧，一举多得。这个话题，当然从社会学的意义来讲非常合理；而且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不少国家是实行着一夫多妻制度。社会生物学家在比较了动物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制度之后给出的答案，可能更为符合生物演化论的铁律。
无独有偶，近日南京某大学原副教授马尧春换偶一事，再度沸腾。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人伦道德，价值文化体系究竟向何处去？还是保有固有的形态不变？不做转型？
目前教授换偶一案，大家都是在道德和人权的层面各说各话，显然难于互相接受。我前文说过中国人的哲学观不如西方的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哲学观；我们只从玄学的层面看待问题，自然是“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场”，“改朝换代”，“分久必合”成为了中国不变的历史必然。
人权是一种公约。道德又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道德？道德如何发生在人类社会的起源和演化当中？
中国自被逼开放国门以来一直西学为用，人文学科落后至极。网上的左派右派，大家都难说得清楚道德为什么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上不伐被指责为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社会，但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因道德沦丧而灭绝的社会。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更替、古罗马最荒淫的社会都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而灭绝的。
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人类采取哪一种社会形态是根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决定的。（不仅仅是人类，也包括其他五大生物界的各个物种：无核原生生物界、有核原生生物界、真菌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社会形态）。人类选择了哪种社会形态就一定有它地域内生存演化意义上的必然性和决定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类的社会演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时期时代用了上百万年的时间。从部落社会的采集渔猎经济到农业经济也经历了3到4万年的时间。以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社会，人类也用了近一万年的时间，如今的工业经济、商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社会，人类社会演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但人类社会演化的步伐由于受自然环境和文化交流的限制在不同地区是绝对不相等的。当欧洲西部地区的人们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时候，中部欧洲和东欧还只在酝酿着工业化的革命；那时的中国还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丛林里还生活着至少几十万人口的石器时代的人们。石器部落的祖先与欧洲和我们的祖先都是在3、4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去的；森林里的人们具有我们所不具备的惊人的森林中才有的生存能力；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危险的敏感态度是我们所无法感知的。后来这些人走出森林学习我们的现代人的飞机驾驶技术的时候比我们毫不逊色。但是他们的祖祖辈辈就在这片雨林里已经过了几万年的石器人的生活，直至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才开始了一些改变。
文化上这种交流和改变，是文化学上的假晶文化。只要有交流，文化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目前也还是处于沿海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化，内陆和偏远地区的工业化中途之中。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婚姻制度更能符合我们现今的生活和竞争要求？
除去人类之外，其它动物物种也存在着所有你能想得出的婚姻组织类型。一夫一妻制度、一夫多妻制度、一妻多夫制度和无婚姻的乱交制度。某个物种实行的婚姻制度，是它们以万年为单位演化的结果。
演化上的生物学行为的小小改变，会造成巨大的后果。我们之所以能吃到蜂蜜这种产品，是因为蜜蜂实行的是一妻多夫制度，受孕的卵产生的全是雌性，因而蜂王产生的下一代雌性，基因组合就会带一半不同雄性父亲的基因。因为这个性质，因而蜂王的第一代女儿之间，就会由于生育的问题和占有目前有限的资源问题而发生战争，而家庭内部的战争是所有物种自我毁灭的最简捷途径。避免战争的最好策略，就是所有蜂王的女儿，不许生育，由于全都带有母亲的一半共同的基因，在利他基因的作用下容易协调，只有母亲可以不停地生育，姐妹们互相协助照顾自己刚出生还在孵化的姐妹。因而蜜蜂的一个蜂巢可以发展到上万只的群体密度。蜂蜜的产出就可以达到一个相当的数量。相较于大黄蜂，我们只能得到数量非常小的蜂蜜，从来没有看见过大黄蜂的蜂巢能出现上万只的规模。他们只能发展到几百只的数量，然后观察到互相的争夺和战争，随后蜂巢解体，大家各奔东西。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大黄蜂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蜂王产下的所有下一代雌性，全是一个父亲母亲，由哪一个女儿生育，哪一个女儿只“赚钱养家”无法协调，最后只能分崩离析。所以看到大黄蜂的社会，只能到几百只之后，再也无法发展下去。
一夫一妻制度从文化现象过渡到法律，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的商业契约制度下的一种人性平等的产物，是中国社会西化后的产物。前中国社会允许一夫多妻制，是因为中国文化实行的另外一种生物学上的r生存策略，亦即中国的多子多福策略。男性的睾丸24小时内可以生产出300万到500万个精子。在大家所熟知的杂交优势的原理下，男子希望生产出多子孙、更优势的下一代来巩固自己的传宗接代的本能愿望。男子的多配偶策略产出多于一夫一妻制度的子代，是有科学上的统计数字的。19世纪摩门教的男性，一个妻子平均有7个孩子；两个妻子，16个孩子；三个妻子，20个孩子。平均数上来讲，摩门教的男人，平均2.7个妻子，15个孩子。他们的领袖人物，平均5个妻子25个孩子。西非的檀尼族，一个妻子的男人平均有1.7个孩子；5个妻子的，7个孩子。中国皇帝的多妻制度，有时并不能使他多产，只是其它因素下的例外。
一夫多妻制这样的生存策略，可以多子但未必多福，在农业社会显然可以提供更多的家庭劳力。这样的策略的缺点在于双亲所能提供的资源有限，不仅仅是物质资源，还有做为父亲所能给与的时间和心理照顾的资源。因而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社会，也只能是物质资源丰富的男子，才有能力娶好几个妻子。子嗣过多，除去父代财富分散给好几个子女的缺点以外，也必然带来对子代心理关爱和时间分配上的矛盾，也带来伯仲之间的竞争与反叛心理；而这点正是关乎工商业社会和知识经济型社会的组织结构稳固和发展的关键基础。对子代的教养方面，农业社会只在乎“养”；工商业社会重视子代的“教”，亦即子代生存竞争的品质培养。这是生物学上的k策略生存原则。寻求个人的性格合群、配合与获取知识的个人竞争品行；而这些性格的形成，一定需要父母k-策略的运用，亦即培养出好学、守法、进取的高素质公民。而其中守法、合群的性格最需要父亲的爱和关注。
一夫一妻制度的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是离婚和婚外性行为。七年之痒的现实也有其生物学内在的原因。在动物时代无论男女七岁的年龄也是近乎开始能够自我觅食的年龄，这个年龄开始自立和性成熟，父母可以有更多较自由的时间。父母的基因驱使他们想要解体，另组家庭以产生另外的基因组合。这是人类演化留下的遗迹。但是人类演化至今，成熟的年龄后延。即使生物学上的性已经成熟但智力和经验仍然要后延5到10年，所以人类还要另外演化出对付七年之痒的策略。
有了这些策略，并不代表可以百分之百地贯彻应用，这是因为人生面对太多的策略，基因操纵的某种行为是多基因合作的结果，取舍哪种策略，关乎大脑的最后决定；而大脑如何决定策略的取舍，是大脑自己的硬件评估、和个体经历权衡的结果。离婚、通奸、婚前怀孕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与地理生物学教授戴蒙德情不自禁地问到：“一个男子（所产生的生殖细胞）已经足以满足一个女人的生殖潜力，为何女人还会存在婚前性和通奸行为？”
大自然把男子演化为好色型，是因为男子24小时内就能生产上百万的生殖细胞。而女子一个月只能产生一枚成熟的卵子；因而在大多数的社会，男子好色，通常认为是情有可原。而女子好色，为大多数社会所不容。40年代美国一位研究血型遗传的专家在研究当中惊讶地发现，他所收集到的父母血型和孩子不能挂上号的比例竟然达到10%。40年代的美国还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这个结果令这位教授必须隐瞒最后发现的这个事实。以后当然还是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发现的比例比10%还要高。证实英美国家的通奸出生的孩子比例达35%。
生物学家知道人类的调查不可能由当事人讲出真话实情。于是转向研究一夫一妻制的其它动物物种。这些研究报告也相当丰富，我这里举出三个在美国的物种的研究所得给大家分享。
德克萨斯州猪岛（hog island）上栖息着大苍鹭和白鹭。这两个物种的雌雄一旦形成稳固的关系也就不会再觅求其它的伴侣直至终生。但是一开始的几天，雄性不太确定自己的伴侣是否会忠诚，也都会在伴侣产下蛋后，继续追求其它异性；追逐的方法都是雄性筑巢，然后守候着，向过往的雌性求爱。求爱成功，雌雄交配，开始产蛋。统计数字表明，有20%的雌性会在产下蛋后一去不返。所以有人把这个时候的雄性向其它雌性求爱的过程，叫做“求爱保险”，但通常不会真正地发生婚外性行为。一旦产过蛋的雌性回家，就会把另外一只雌性赶走。这个时候雄性的第三者，一般被认为是无辜的，因为她无从知道 ，这个殷勤好心的男性，是否已有妻子。
另外一个报告，是密西西比州的小苍鹭；学者一般会认为，这个行为是源于“求爱保险”行为的延伸。问题出在跟大苍鹭不同的觅食行为。大苍鹭都是雌性出外觅食，雄性在家担当着保卫家园的任务；而小苍鹭却是雄性出外觅食，这就给雄性提供了机会，或许是“挣钱养家”有功，雄性出外觅食的时候，都会跑到附近其它鸟巢中，染指别家的配偶。遗憾的是这个报告没有提供一个通奸现象的比例数字，只记载着62例这种情形。
需要特别指出给我的读者的是，半数这样的有通奸行为或雄性遭过遗弃的鸟巢，最后都被放弃了。而产下的蛋或孵化的幼雏都不能够成活。
最后一个例子是银鸥，在密执安湖的观察报告，35%的雄性都染指其它雌性。而雌性银鸥却绝没有不忠行为。已经交配过的雌性银鸥，面对上门的心怀不轨的雄性，一概拒绝交合，即使自己身体内还有未受孕的卵，也只对自己的配偶开放。这点，人类堪比不如，1974年《花花公子》杂志公布的统计数字，24%年轻的美国已婚妇女都有过通奸行为；而已婚男性的统计数字是32%。虽然这么讲，你以为银鸥的雌性没有通奸行为是因为有某些我们人类仍然“禽兽不如”的本性使然，那也是大错特错了。科学家研究这个现象的时候发现，惧怕被戴上“绿帽”因而给自己老婆不停地喂食和在发情期频繁地交配，才是雌性银鸥能保守忠实的根本原因。
那么现在回到这个严酷的事实，雌性的卵子有限，生产起来费时费事，为什么大自然还要把女性演化成一类好色的本能呢？在生存和生殖以及演化的意义是什么呢？
人们对杂交优势无比熟悉，是说交配的雌雄双方基因差别越大，下一代的生存能力就越强；但对花粉效应却无比陌生。花粉效应是水果栽培学上的名词，指植物开花期，如果有同一科的其他植物花期重叠，一个物种的花粉会粘连在另外一个物种的柱头上，虽不能使那个物种产生杂交现象，但仍能使得那个物种的果实具有另外物种的风味。比如苹果开花期，如果附近有梨树花期重叠，这苹果的果实会具有梨果的风味。在动物学上，如果雌性的排卵期怀孕，在同一段时期内其它性交对象的特征也会在受孕卵长成的孩子身上有所表现。这才是女性好色乱交的根本原因。
坊间与八卦杂志揭露的人类社会中的现象也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存在和正确性。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知音》杂志就揭露过一位乱交的女人；其所生的孩子外观的举止和相貌跟她其中一位男友甲的举止相貌极其相似，而DNA的检测结果却证明孩子的DNA来源于另外一位男性乙。孩子样貌与举止却遗传了另外一位男性甲。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花粉效应无论在植物还是在动物都发生在胚珠或卵子受孕期间。其生化机制还没有人做出过研究。我们只能猜测其作用的机理大概在rRNA指挥蛋白质合成期间，受到侵入的其他物种或另外雄性细胞DNA分子的干扰而使得外来的基因发挥作用。我们民间的看法指受孕后的女子如果继续和多人性行为会使得出生的孩子得到更健康的身体。这一点甚至在人类学家研究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阿契族的行为时候也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风俗也有这样的信仰。
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提出受孕后不断的性交行为可以增多雌性子宫壁或子房壁不充足的激素水平所需的激素刺激，使得子房或子宫的营养更加充分，发育更加充分。在初着床的卵子与母体进行营养战争的妊赈反映时期，这种外来的激素刺激，无疑是有很大作用的。在植物学上，柱头上花粉的数量影响花粉的发芽速度和花粉管的生长，已经是教科书的内容了。
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推测说，花粉效应是生命最早的基因，从地球生命开端的原始大浓汤时期，这种基因效应就存在于生命的最初阶段。由于这种基因给生命带来好处，所以即使经过40多亿年的演化，这种基因仍然存在于生命个体当中。并遍布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行为现象当中。
基于这点，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个目前流行于生物学上的观点的错误之处，就是生物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染色体上的大部分基因，都是垃圾基因。只有极少数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性状。而基因操纵生物行为的蜜蜂腐臭病的杂交实验，明确地告诉我们，行为是多基因合作的产物。佛洛依德提出的潜意识理论，象是在告诉我们，潜意识行为跟这些所谓的“垃圾基因”有关。也就是生物体的任何一个演化历程，都在我们身体里留下了痕迹。只是由于已经演化或环境不再，那些决定相应行为的基因，已经变做了潜意识而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比如大家熟知的恋母嫉父情结、雄狮情结、米迪亚情结以及现在讨论的花粉效应。通奸现象为什么在不同的物种之间所占的比例那么相似？一定是演化当中遗留下的这个基因的决定因素，被后续的演化行为强占而只能保留在更深层次。
花粉效应的存在既然这么有好处，而且也是大多数生物体实行的乱交制度，那么为什么还会演化出一夫一妻制度？
物种的演化竞争绝不如我现在叙述的这么简单。精子进入卵子的受孕过程，也是充满了如战争般的血腥。为使自己的精子能够进入，物种可谓手段毒辣、无所不及。鱿鱼强行把自己的精液注入囊袋中之前，还会带进一部分海水，冲刷小鱿鱼的囊袋，以使早前注入的精子被海水洗刷出那个小囊袋。犬类在射精之后，仍然不能分开，也主要是为了堵塞别的精子只有自己的精子能够游向卵子的藏匿之处。大型的猫科动物如狮子、豹子，一天内可以交媾几十次来争取受孕成功。精卵之战，也是一场彼此耗费巨大的冲突。显然一夫一妻制度的演化，也是为了减少这种战争，而做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灵长类中除了人类存在着一夫一妻制度外，长臂猿也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的物种。目前还没有看到长臂猿的婚外性现象报告，估计也不会没有。但还是有一点需要留意，动物如同我们人类一样，不同区域的同一物种，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所以行为上，同一物种在不同区域的行为会有所不同。这也是分类学上最难区分物种的原因。比如东非狒狒和阿拉伯狒狒在遗传物质上和外形上都很难区分，而且两者之间又能够互相交配；活动的地域又有所重合，只能叫做亚种。然区别开他们的唯一方法是东非狒狒只在发情期对雌性有兴趣而阿拉伯狒狒一年四季都有性生活。
研究了动物的行为，有谁还会苛责人类的没有道德，禽兽不如吗？当然还会有道德家站出来说，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人是最高等的物种。
这种说法对生物学家来说，就如同说苹果跟鲸鱼不同一样，毫无意义，是早期人类对动物学无知的结果。随着近半个世纪，科技的发展使我们能更清楚地观察动物之后，人们越来越发现人跟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珍妮古德尔就说：人类中的一切行为，都能在其它动物当中找到类似的地方。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会制作与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可是，古德尔第一个观察到黑猩猩能够制作需要很多智慧与经验才能做到的钓具，黑猩猩懂得制作和使用这样的钓具来钓想要吃到的白蚁。佛罗里达的海豚会用高超的技术围捕潜在泥潭里的鱼类；蚂蚁的某些种类，完全实行的是奴隶制度，掠取其他种类的蚂蚁建设自己的家园并监管他们奴隶的劳动。过去以为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只有人类才会具有的产业。可是现代人们发现蚂蚁的农业和畜牧业居然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密产业。而且，为适应这样的农业生产，蚂蚁所建造的空调系统，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如今人们发现人与动物的区别，只在于对各项行为的精细化和复杂话方面，而这些行为的本质上，人和动物竟然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珍妮古德尔所称呼的黑猩猩“雨中的舞蹈”，有部分学者认为这就是最原始的宗教活动；再比如人类一直自豪自己的文学和绘画是文明进步的标致，可惜大象和黑猩猩的绘画作品，在观者不知的情形下，竟会被给与高超的评价。
人与动物的分界点不再明显，那么观察动物当中的行为和道德、文化，自然就能够赋予我们人类的道德行为之所以存在的启迪，也给人类如何演化为目今这样高度的智慧，提供了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