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二线工作 是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运行的一项深远战略性措施
毛泽东 的 退二线 本意是：
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任然担任党的主席，在合适时机，也不再担任党主席
同毛主席 一起退到二线的政治局常委 还有更年高的朱德
由刘 周 邓 和 陈 在第一线工作， 林 则是养病，（暂时的闲棋子）
毛 尽量减少和摆脱礼节性和事务性的工作
转而更多思考更大更重要的党务和国政大政方针， 特别是苏联高层发生了巨变之后，
同时 给一线的同志以放手工作，经受锻炼，总结经验的机会和场合
毛则从旁从后从侧 从全局 考验和观测 真正的接班人和治国大计
刘少奇 邓小平 等 表现不胜人意， 甚至视毛泽东党主席为虚设和乌有
刘邓 杨尚昆等 以党中央下达重要文件 僭权越职，连请示毛泽东过目这样的起码的程序也没有
更不要说 自作主张 擅自行事 另搞一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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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
按照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所谓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
毛则始终说他是自愿退居二线的。他退后一步，专门考虑一些大问题，同时让他的接班人得到锻炼，这也合情合理。可问题就出在他和他的“接班人”的关系上。
毛说过，“退居二线后，过一段时间我又不安分”，为什么不安分？不仅仅是因为“大权旁落”，
如果说有失权的因素，他所考虑的权力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和他所想象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在退居二线后很快发现了三个问题：
一是 他看到有些官僚主义“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二是 他看到党内从上至下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是 他看到他的主张与一线的刘少奇等人越来越出现分歧，
这三个问题都出现在党内，又都与权力有关。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说：
“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
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因此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
毛泽东还表示：“我老了，不适合当国家主席了，我也不想当这个主席。”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
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7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向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少奇接班任中国国家主席。
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得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少奇接班作小范围吹风。
1959年4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自动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1959年4月，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与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老同志一起正式退居二线。
这个过程有五个重要的关节点：
第一个关节点是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
第二个关节点是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八大”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在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说，
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第三个关节点是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
但至“七千人大会”前，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的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仍然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做出的。
第四个关节点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第五个关节点是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的成立。对“四清”、“五反”，毛泽东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和领导。在1964年8月5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到了1964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问陶铸：
“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陶铸他们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
随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口气却相当严肃：社教人员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会议刚开完，恰逢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包括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劳动模范在内一共三桌。这次生日宴会，毛泽东再次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说了很多“话中有话”的话，搞得寿宴没有了做寿的喜庆气氛，特别是毛泽东说出的“独立王国”四个字令人紧张而困惑。
1962年，中国共产党七千人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会议主要是总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历史教训，研究制定下一步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事宜。谁都知道，此前，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就退到了国家建设的二线，一线工作全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等人主持实施。而五六十年代交接的三年中，中国接二连三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浮夸风，反右扩大化，自然灾害饿死人现象等，也该到了好好梳理头绪明确责任的时候了。严格说，毛泽东在其中负责甚少，应该负责的是刘周邓三人。一向宽厚仁慈以大局为重的毛泽东，在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声言自己作为党的主席，对国家前几年出现的重大问题要负首要责任。这种胸怀按说应该令当时的一线领导们大为感激，可某些领导人不仅没有如此，反而借此大加发挥，以什么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之说，委过于人，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在常人眼里，毛泽东的性格是绝不允许有人如此这般的，可毛泽东还是很大度地忍下了。因为一线的人是他倚重的人，更是他将来要委以大任的人。在毛泽东心里，维护他们的威信，是自己这个党的主席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的豁达大度，滋长了一些人对他的大不恭，导致了后来日益严重的党内路线分歧。毛泽东 揽过于己，委功与人，不仅没有迎来他期望中的党内团结，反而招致一定历史时期中，党内出现了空前的不平静甚至某种危机，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指示 根本无人理睬，变成真格的 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的独立王国。
1966年，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某些领导人的反复交谈中，终于没有任何效力。而且遭到强力的抵抗和反对。眼见再不做非常行动，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就会付诸东流。已成牢固体系的官僚主义盘根错节地存在于党的各级组织之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实力派越来越胆大肆无忌惮甚至到了尾大难去的地步。此时的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已经是昔日的思想整顿与教育活动远不能解决的了。
毛泽东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经过深思熟虑至少二年后，果断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以图从根本上行大手术，保证 革命的理想 前程 方向 回到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