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的故事：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
社科报 手记
原题：女工故事：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
作者：北京工友之家 吕途
◤吕途推出新作《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是作者关于“新工人”的第三本书，前两本书分别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正如作者所说，《女工传记》的预期是焕发生命的力量，谱写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交响曲与变奏曲。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本文作者摘编几个故事，以飨读者。
三
婶的故事
三婶和我一起生活了八年，陪伴了我两个女儿从出生到幼年。三婶是个乐天派，嘴巴不停，而且特别善于描述，经常跟我讲她当工人时候的趣事。三婶1951年出生在辽宁省岫岩县的工人家庭，1970年初中毕业后在岫岩县车辆厂干了十年，当车工。
三婶回忆：“每天上班八小时，大伙儿都抢着干活，工作任务忙的时候就献工献时，根本不会想着多干活多要钱那个事儿。那个时候，不管干多少活儿工资都是那么多。
谁干得好了领导就表扬，一给表扬大伙儿特别高兴。工作任务多的时候，早上起大早去献工献时，没有工厂大门的钥匙就翻墙跳进去干活。”现在的社会舆论说起过去国企的年代，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吃大锅饭所以效率低。
我反复问我三婶：“工人们是不是偷懒?大伙儿工资一样是不是就没有积极性了?”但是，在三婶的记忆中，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三婶说：“那个时候没有人偷懒，每个人都有岗位，你要是不干你就完不成任务，就会很掉价啊。”到了70年代末，厂里开始发生变化了。三婶回忆说，后来就开始车间核算了，就是挣工时了，一天干多少活儿给多少钱，实际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工资和过去一样的。
后来就改革了，在三婶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对于东北和岫岩来说就是工人下岗。下岗并不是不干活了，而是去给私人干活了。而且说是厂子黄了，其实就是私人承包了。
三婶前后换了4家厂子，45岁的时候退休，当了26年工人。她把后来的工作状态和现在的生活状态归结到命和运气。
三婶说：“我在车辆厂干活的时候，有很踏实的感觉，心情也好，大伙儿都平等啊，谁也不嫉妒谁啊。后来大集体的厂子和国营的厂子都被私人承包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员都散了，谁都想找一个挣钱多的活儿，但是挣到钱的只有少数人。等后来，不再为集体干了，反正就是随大流了，把任务完成就行，就等着退休了。”
像三婶一样的很多普通工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今天新工人梦寐以求的地位和待遇，但是，她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失去那些地位和待遇。
那个时代是中国社会历史中，工人和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平等地位，特别是，工人文化和农民文化第一次被当作文化而被文学和艺术所记载和宣传。三婶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确定了地位和岗位后的表现。
很多和三婶同时代的工人们在那个年代培养起来的工人身份认同一直保持了下来，虽然现实的复杂和无奈的确可以让人不知所措和随波逐流，但是，那种内心仍然保持的工人身份的尊严感和平等感却伴随余生。
珠
珠的故事
我和珠珠比较熟悉，我们做了将近5年的同事。珠珠1988年出生在广东惠来县岐石镇览表村。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珠珠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13岁开始做事挣钱、照顾弟妹，14岁开始外出打工，去过很多地方，包括：深圳、珠海、东莞、广州、中山、上海、天津和北京。珠珠一边打工一边流浪，工资有时候几百块，有时候几千块，但是，珠珠一直在寻找着什么，无法安定下来。
2009年9月，珠珠来到北京皮村，开始在北京工友之家创办的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工作学习，一待就是四年多，珠珠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过这么长时间，按照珠珠的话说：“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一直想要找的就是这个地方。”
2014年春节过后，珠珠从北京回到老家创办图书室，她的计划是，要把自己在北京学习到的知识传播给家乡的孩子们。览表村有4万多人，有三所学校，一个是公立的，有小学和初中;两个是私立的，是小学。
在校学生有5000多人，一大半是留守儿童。还有七八个幼儿园。珠珠家附近的很多田地都撂荒了，因为种田不仅不赚钱，还赔本。
孩子们被父母撂在家乡，等待着孩子们的：或者是辍学，或者是长大了继续外出打工。一次，一个孩子来问珠珠：“珠姐，读书到底有什么用?村子里有人小学没毕业，出去回来就当了老板。”珠珠说：“读书如果没有目的，那真就别读了。你将来想做什么?”孩子说：“想要当医生，想学中医。”珠珠就去找了附近一个老中医，让孩子课后去跟老中医学习。后来，这个孩子因为学习忙并不经常去老中医那里，但是内心种下了学习的种子。
《女工传记》中小小年纪就辍学的例子挺多的。对于女孩子辍学的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地去责备父母重男轻女、农村家庭贫困或者孩子自己厌学，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首先，为什么上大学那么贵?贵到普通家庭和农民家庭难以支付，贵到需要姐妹辍学去资助?其次，为什么上初中和高中生活费那么贵，贵到农村贫困家庭只好选择让女孩子辍学?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在农村普及初等教育，村村有村小，后来也慢慢办起了初中，只有上高中才需要去镇里和县里，现在，上小学和初中就要孩子们长途跋涉，无奈之下，很多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只好租房子住在学校附近，增加了很多生活成本。
现在的主流是教育精英化和教育产业化，走向了跟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普及化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背道而驰的道路。当乡村失去了朗朗的读书声，乡村就失去了灵魂和希望，也预示着乡村的进一步崩溃。
园
园的故事
园园1988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的农村，初一就辍学了。童年的时候，她几次亲眼看到妈妈自杀未遂。园园认为，妈妈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一辈子只能依附男人，是妈妈命运悲惨的本质。
因此，园园立志自食其力，即使站在商场里卖鞋，也是一份可以谋生的不依靠他人的工作。后来，园园刻苦学习化妆，逐步从化妆助理做到化妆师，收入也提到了四千多元。
一次机会，园园认识了一位富有的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和厂长，悬殊的经济和文化背景让园园却步，园园认为： “两个人最好在个人能力和经济收入方面都比较平等，那样的话，两个人过得才能平等。”后来，园园和一位建筑工结婚，这次平等过头了，不仅园园收入比丈夫高，每个月还要为丈夫还贷款两千多元，最后，两人离婚了。
园园历尽波折，但是，我敬佩她那种追求平等和独立的精神。
当女人成为母亲的时候，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经济收入能力就会受到挑战，这个时候，简单的经济平等观无法保障女性权益和人类生育和繁衍的终极需要。
丽
英的故事
丽英于1972年出生在四川广元的农村。2002年进了广州日资S厂。丽英对初到S厂的情况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天天上班、天天加班，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一个月只休息一天，开始的时候能挣到九百元就不错了。不过那个时候消费也低，吃一顿饭才花五毛钱、一块钱。
2012年前后，广州的打工者逐渐知道了关于社保可以补缴的事情。打工之初，大家都没有想到会一天天、一年年积累下来，一下子就在异地他乡打工十多年、甚至二十年。等积累到了这个年数，才萌生了相应的意识，一种非常朴素的得到应得的待遇的意识。对于丽英这样年龄的工友来说，补缴了社保就意味着以后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没有社保就意味着老无所养。所以，丽英她们争取社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很大的。
2013年7月份，几个积极分子写了一个补缴养老保险的说明，愿意参与补缴的就签字盖章，女工们彼此通知，六千多名职工中三千多名签了字。
抗争经历一年多，两轮女工代表被打压和开除，丽英是第三轮女工代表之一，2014年7月厂方通告：三年补齐2002年以后的社保，如果中途离厂将一次性补缴完成。这不是女工代表们期待的结果，因为一些女工1995年就进厂了，而且，听说厂子在秘密策划变迁，一旦搬迁，谁知道还是否会兑现补缴社保的承诺。但是，工人们经过一年的抗争已经疲惫，现在拿到了这个结果就涣散了。
从某种程度上，丽英她们的维权努力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丽英的生命历程和对生命的理解却从此不同。打工这么多年了，丽英从来没有和外界接触，下班回来就是煮饭，看一下电视、玩一下手机。经过这一年，丽英觉得自己懂了很多东西。丽英说：“如果不是为了那个社保，我就晕头晕脑过一辈子啦。这一年，很多波折，为了利益去争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这个经历，觉得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关
注底层的生命之光
我在打工人群中感受到一种不自信，因为来自农村所以不自信，因为学历低所以不自信，因为工资低所以不自信，因为是打工的所以不自信。
对于这些不自信我很理解，但是，我也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因为是城市人、有高学历、工资高就有资格自信。自信应该从哪里来？可以从哪里来？没有底蕴的自信是自以为是。
珠珠、园园和丽英的自信从生命体验中来、从价值观中来、从社会交往中来、从社会文化中来……只有普通人有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社会和民族才有希望和未来。如果普通人中间看不到生命力和力量，那么社会就没有希望。
在上海工作的青年学者李晨这样反馈： “我被一个个故事所感动，感动我的就是那种生生不息的普通人的理想、追求、生命力和朴素的对善恶是非的感知、选择，虽然在不同年龄层和不同时代背景里，人的经历和遭遇都不一样，但万流归宗，女工们这些宝贵的品质，也是中国女性及中国人代代传承着的一种特别具有中国品格的东西。
读完之后，我感受到一种力量和信心，不是多崇高、多理想的，而是内在于社会肌理的，尤其在时代剧烈变迁的过程中仍然没有被击溃的那个中国之为中国的内核。我觉得有了这个，我们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危机。”
危机的唤起与批评的政治
在与《学做工》的作者威利斯的交流中，他多次感叹在中国观察到的现象：“中国人对现代性非常崇拜，从政府到民间、从学者到工人，都张开双臂拥抱现代性，期待现代化带给人类光明的未来，而在英国和西方，很多人已经看到了现代性对人类和环境的巨大伤害，现代性往往以殖民为手段，以剥夺大自然和污染环境为手段，导致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国民的贫富分化。
伴随着现代性崇拜的是对商品的极度迷恋，对于穷人来讲，因为贫困无法真正拥有实物商品，那么哪怕拥有虚拟商品也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智能手机和网络游戏成为精神满足的途径。”
在这样的精神和文化状态下，让我们看看现实：村子里面的学校消失了;教育不再是为了育人而是为了就业;行医不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开药;喷洒除草剂、农药和化肥让食物都成了毒物，也让土壤和河流都中了毒(197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就叙述了农药污染如何污染土壤和河流，导致回游鱼类灭绝，导致昆虫灭绝植物无法传粉而没有收成，导致男性精子活力大幅度降低);身体和婚姻又可以买卖了;土地和情感分离了;母亲和孩子分离了;女性成了阶级压迫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我知道，女工故事离真正的女工传记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起这个书名的目的是：为女工立传。我写的不是一个女工的传记，是多个不同年龄的女工的传记，这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会影响处于那个历史时期的每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必然折射那个时代的某个侧面。
通过三十四个女工的故事，希望可以勾勒个体和群体、以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能量，但是，只有当一个人有方向的时候，能量才能转化成力量。（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39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