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16日，江渭清出生于湖南平江县。
解放南京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1952年底恢复江苏省建制时，任江苏省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1954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56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9年任江苏省政协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直至1967年初。1974年底，任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直至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不走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敢作敢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街道居委会全都行动起来，基层细胞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齐声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人们确信大跃进可以带来幸福，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在“共产风”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全省组成了132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万，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稿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3亿方，而是搞了43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万～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江渭清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他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30日“3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00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事后江渭清算了一笔帐，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4109.6万元，省里补助9000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为了实现“生活集体化”，全省一度办起30万个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8万个，参加农户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怀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顺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被派往被苏军占领的旅大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当时的苏军横行霸道，军纪极差，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苏军领导人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顺元多次抵制了苏军的恶劣行为。1947年9月17日，旅大苏军总司令宣布将刘顺元“驱逐出境”，并被带上了“反苏”的帽子。1948年8月，刘顺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斯大林得知刘顺元还担任要职，十分不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回国后令刘顺元写了检讨，并降三级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找到了刘顺元，并于1954年9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刘顺元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积极并充满热情的。后来，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所以柯想批判刘顺元。江渭清没有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办，他向柯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江渭清向毛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江苏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
但是，大势所趋，全省从上到下还是层层搞了“反右倾”运动，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年春夏，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一度下调过高的指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1958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6.58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亿斤的水平；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低于1953年294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
五、江苏也有人吃人
由于“共产风”和生产上瞎指挥，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征购，农民留下的口粮很少。到了1959年春天，各地就出现了饥荒。徐州地委、淮阴地委、盐城地委、南通地委、扬州地委等纷纷给省委打报告，要求省委调粮食支援。靠近江苏的山东、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给江苏省委写信，说江苏省不少农民外流到他们那里，给他们增添了压力，要求江苏省迅速解决。
1959年1月28日，山东省临沂地委向山东省委报告：“近几天来，江苏省邳县、新沂等地部分群众流入我区郯城、苍山等毗邻地带，仅据郯城报告，现流入该县南部的就有2000多人。他们说，没饭吃，才外出逃荒。还说，江苏一天只发4两粮，干部叫社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邳县食堂10天没开饭，放节约粮食的卫星。”1959年4月4日印发的《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23号》记载了以下情况：
兴化县：种子吃光，在临播种季节，各地没有种子。人口大量外流。大营公社八一大队有3700人外流，动员回来后，只安排了2500斤粮食，一天全部吃光。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三四万人，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职。
高淳县：3月底统计，到5月底共需口粮259万斤，种子1073万斤。除去存粮，共缺824万斤。目前群众吃粮标准为：1－3岁每天3－4两，3－7岁每天4－6两，7－15岁每天6－8两，16岁以上劳动力每天11－12两（这里说的都是16进位，是原粮）。由于层层尅扣，实际社员还吃不到这个数字。全县患有浮肿病人3000多人，外流人口3000多人。
溧阳县：据3月19日统计，吃到5月底还缺粮120万斤。到小麦收割（6月上旬）还缺粮400万斤。浮肿病发展较严重，开始出现死亡。
1959年3月25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紧急电话汇报”中说，全地区有2955个食堂的生活没有安排好。由于食堂停伙，加上干部“压服”，全地区2月份以来（主要是3月份）发生自杀事件57起，共死掉17人。自杀身死的情况是：1）年龄大，食堂又不开伙，自杀身死的4人；2）没有吃的，到处找东西吃，中毒身死的2人；3）因瞒产私分被干部发现，干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杀身死1人；4）从水利工地上开小差回来，食堂不让吃饭，气愤自杀而死4人；5）因挖社员余粮，社员实在没有，被迫自杀身死5人。这个电话汇报中说，如皋东城公社有99个食堂每天只吃一顿粥。海门县东新公社五工区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饿昏在床上。不少地方发现浮肿。由于粮食紧张，海门县三阳公社社员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党委，一边走一边骂：“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人民公社？过去叫我们吃萝卜，现在又叫我们吃薄粥！”
1959年3月24日，《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说，县委曾一再指示，公社、工区不许层层扣留机动粮，但据了解，公社、工区、食堂都从社员的口粮中留下了“机动粮”。在社员口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还用挨家摊派的手段，从社员口粮指标中强行扣下各家交粮任务，让社员在交粮计划表上盖手印，最后张榜公布。八工区四连第十三生产队，28户，出榜公布以后，就有14户因无口粮而哭泣。第四生产队28户，有18户为无粮而哭泣。这份调查报告还披露了几起饥饿的事例：
黄吉姑娘，女，30岁，中农成份，住16工区，属第5食堂。家中有5口人。其夫黄义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15岁、13岁、3岁三个孩子在家，4口人每月供应30斤粮食。该食堂饭票每10天发一次，3月2日，是第10天中的第8天，饭票用完了。当日中午，黄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里正在煮胡萝卜。她向炊事员和队长请求打一点胡萝卜给孩子吃。队长说：“这胡萝卜是给干活的人吃的，没你的份。”她眼泪汪汪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绞颈，被第二个孩子发现，喊了社员徐明英、工区主任任国安去，她已气绝。解开绞绳，灌了热水以后才苏醒过来。
刘治科妻，29岁，中农成份，住11工区，属第7食堂。其夫去九圩港开河，她带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2岁）在家。每天供应粮食12两（16进位，相当于0.75斤）。3月2日早晨，两顿共打五勺子粥，中午3人各吃一碗粥后，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将食堂分的一点胡萝卜煮了给孩子吃。她吃了一点擦菜就去食堂开会，因饥饿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兰，男，71岁，下中农成份，住9工区，属第15食堂。他家有儿、媳和15岁、8岁两个孙子。3月3日早晨在食堂打回6碗粥，5人各吃一碗，儿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中午大孙回家发现祖父服了农药，当即请医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药，并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省点粮食给你们吃吧。”最后还是给抢救过来了。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宝应县4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在1959年上半年，本来很富庶的高淳县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地委《关于第四次生活安排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最近个别地区因多种疾病引发的浮肿病约有15000人，妇女子宫下垂3000多人。
1960年夏天，食堂还是大面积停伙。扬州地委估计，夏粮入库情况不好，部分地区到秋收的口粮还要缺15天左右。江都县各食堂普遍一天三顿粥，粥很稀，群众说跟喝水一样。兴化县“三无食堂”（无粮，无草，无钱）127个。粮食质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见泥石不见米”。江都县有个食堂在40斤粮的粥锅里竟捞出麦芒4斤多。社员说“喝粥满嘴攻，吃饭卡喉咙”。由于吃的质量太差，严重影响社员健康。兴化县昭阳医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开刀后发现肠壁上粘着许多麦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员不断增加。据高邮县调查，从1955年到1958年人口出生率一般为3.3％－3.7％，死亡率一般为1.3％－1.5％。但1959年死亡率上升到3.5％，出生率下降到1.8％，死亡率大大超过了出生率。1960年上半年死亡率2.85％，出生率1.08％。这个县1960年上半年总人口为59.4万人，比1957年减少了7万人。由于妇女子宫下垂、月经闭塞影响生育，很多地方近两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县竹家墩农场有45名妇女，几年来只有两个人怀孕，其中一个还是干部家属。
距南京不远的茅山人民公社西冯大队，稻麦两熟田占三分之二，一熟水田占三分之一，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也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1957年以来，连续三年征了过头粮，农民口粮很低。干部尅扣社员的口粮的现象相当普遍。出现了浮肿、消瘦、子宫下垂等疾病。从1959年开始，就改变了过去生多于死的规律，变为生死相平，1960年上半年死多于生。
县志是官方定稿的公开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记载的数字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据《常熟县志》1990年版第1030页数字计算，在3年间非正常死亡11000多人。据《高邮县志》第61页及162页数字推算，1959年非正常死亡16000多人。高邮县两位县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多人。1961年，又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
苏北里下河地区1961年与1957年比较，人口减少了5.5％，劳动力减少了12％，发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据兴化、高邮、宝应、建湖、阜宁、盐城、东台七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1200多人，占七县总人口的4.5％，而且发病人数还在增加。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宝应县全县死亡11643人，占总人口的1.57％，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5500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3.8％，和桥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两个生产队共470人，死亡46人，死亡率达10％。宝应县望直公社望直大队原有人口2182人，到1961年6月，只剩下1094人，这1094人当中还包括县、公社下放的人口。
1960年7月，兴化县全县222个食堂开开停停，全县病人达4万，其中浮肿病、青紫病11046人，妇女子宫下垂8790人，失去父母的孤儿1423个。社员一生病当即减少口粮，病还没有痊愈就要下田劳动。垛田公社营业所主任假借医生名义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来集中排队，手里拿着竹板说：“这就是医生！”用竹板逼着大家下田劳动。有的病人挑了一担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年10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队的调查报告。在比较好的生产队里（仲家大队），从未放松过“三包一奖”制度，对于风行各地的合并生产队，这里也是“上动下不动”，而且从来不开夜工，保证社员8小时睡眠。这个大队除了少数人患浮肿病以外，没有饿死人。全大队757人，1958年到1960年人口没有减少，还增加了8人。而条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队情况就严重得多。1955年，这里“户户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粮590斤。可到了1959年冬、1960年春，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断墙残垣，通天破屋，废船坏车。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除了一只碗、一条裤之外一无所有，“宿在桥下避露水，蹲在塘里等裤干”。在两三个月内天天有死人。从1959年冬春之间，食堂72天没有开饭。这个人口935人的大队，就有315人外流，75人患浮肿病、青紫病、干瘦病，56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天，这个大队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外流、肿病、死亡情况比1959年更严重。几年来，夏家大队人口生死相抵减少了9％。夏家大队是典型的“人祸”。
1960年10月下旬，中共上海局办公室杨主任奉柯庆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丰县、沛县和东海县。10月30日他在徐州市南关招待所向地委汇报时谈到，三年来，这几个县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牲畜大幅度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员口粮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干7.3两，地瓜四斤折一斤粮食）。县里对浮肿病不认帐，到下面去看浮肿病不少。老农民说：我们这些人三分这一过不了冬。杨主任说：连续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肿病是身体入不敷出的结果。以沛县为例，1958年有人口587049人，1960年上半年只有534528人，从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净减少了52521人。高淳县1958年全县人口为28万，劳动力为12.3万，从1958年到1960年8月，死亡近两万人，其中劳动力1万多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0％。该县东坝公社两年死亡劳动力9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4.6％。
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崙大队仅1960年1－6月，就死亡76人，其中患浮肿病、干瘦病、黄病和干部尅扣口粮而死的62人，占总人口的3.7％。1960年9月，患有浮肿病、子宫下垂、消瘦病等病人107人。社员孟庆和饿得不行找干部要点吃的，干部不但不给，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说他装死，结果，孟庆和活活饿死。他死三天以后，三岁的女儿因无人照料也死了。而干部却大量多吃多占，还拿食堂的粮食回家喂猪。
位于省会南京不远的溧水县，从1958年开始，除了大刮共产风以外，还把大量的劳动力调离农业，要求全县的“十大水库，全面开花，一气呵成”，有的公社还大搞“二十个万”（万鸡山，万亩桑，万亩茶等）。结果，粮食连年减产。粮食总产量1957年的21300万斤，1959年减少到14000万斤，1960年又减少到12000万斤。但县委领导人觉得粮食产量“低于邻县说不过去”，不承认粮食减产。1959年粮食刚刚入库，不少公社已经无粮发给社员，东屏的三位公社党委书记到县里哭诉无粮，县里不理，反而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将反出来的220万斤“空头粮”（被逼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没有粮食）当作社员口粮分配。有80个大队从12月起停发口粮，大批食堂停伙断炊。群众只好吃树皮、草根、青麦苗。生产停顿，肿病蔓延。县委还认为“病情比去年轻”。为了让倒里供应粮食，东屏公社主任把路边的弃婴送到县委，县委批评说这是对抗县委的行为。到1960年3月初，全县发病人数至少23000多人，死亡人数至少3500多人。此时，县委还向地委写假报告，说浮肿病是“原来有这个基础”，是“群众不卫生”，群众外流逃荒是“喜工厌农”，弃婴是“重男轻女”，还不向上级反映缺粮问题。1960年1－6月，全县浮肿病人达29200人，青紫病1840人，死亡6831人，弃婴420人，外逃4730人。实际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此数。如东屏公社原来上报死亡400人，后来核实为619人。有的公社由于死人太多，太集中，无棺无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组刘振国到东屏公社检查工作时，就有社员把两个小孩丢在塘里溺死。《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
溧阳县委第一书记颜景詹1959年春下乡慰问浮肿病人时看到10个患者死在路上。其中，43岁的农民周目中，从水利工地回来以后，晚上吃了两碗粥，过一会儿出去小便时就倒地死亡。丹阳县大泊公永安大队书记派社员汤志元到铁路上去做工，汤志元粮食不够吃，三次回来请求解决，这位大队书记大骂：“大队不是饭店，你给我滚出去！”汤志元没办法，喝了六七天咸菜汤，结果饿死在路上。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也会饿死人。但是，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当然是个别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婴是大量的。
孙海光在这份报告中说，1959年，宜兴县年人均口粮290斤左右，1960年为314.7斤。宜光县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5.1亿斤，1958年为6亿斤左右，1959年为4.8亿斤，1960年预计粮食总产量为3.97亿斤。在1960年的3.97亿斤总产量当中，种子4300万斤，饲料358万斤，社员口粮1.885亿斤，国家征购1.6145亿斤，储备粮45.7万斤。到他们写报告时，1960年的口粮部分已经吃掉了9623.8万斤。还剩9227.2万斤，按全县59.898万农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154斤，这点粮食要从12月底吃到明年6月。当然，这只是干部在办公室里算账，扣除浮夸后再经过层层尅扣以后，吃到社员嘴里的‰低于这个数字。这里说的还是带壳的原粮。青菜、胡萝卜已经吃光。孙海光看了几个食堂，看到一斤米放了13斤水，粥实在太稀。因此，入冬以来浮肿病、消瘦病人数逐日上升。据38个公社统计，11月下旬为6120人，12月上旬为6973人，12月中旬为10673人，12月下旬仅27个公社就有14650人。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断上升。如高塍公社9月死亡44人，10月死亡49人，11月死亡61人，12月前20天就死亡66人。
江苏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可以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作一下推算。设某年平均人口为上年底人口和当年底人口的平均数。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4273.89万、4267.59万和4244.52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18.33万、37.78万和13.12万，合计则为69.23万。（此外，由于饥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采用同一套数据进行计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万人。二者相加，则是大饥荒结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272.12万人。
《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和《江苏统计年鉴》略有差别。依据这套数据计算所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79万，少出生人口192.06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的损失为255.85万人。
综合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近似的认为，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70万人，少出生约200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270万人。
这两本书中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显然，上述计算结果是最低数。
大跃进中的“宝应事件”：鱼米之乡饿死数万人
核心提示：宝应县位于江苏省中部、淮河下游，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境内土壤肥沃、水域广阔、气候温和湿润，素称“鱼米之乡”。在三年困难时期，宝应县发生了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
本文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作者：周彪，原题：“宝应事件”研究
一、扬州地委、江苏省委把宝应的灾难定性为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宝应县位于江苏省中部、淮河下游，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境内土壤肥沃、水域广阔、气候温和湿润，素称“鱼米之乡”。在三年困难时期，宝应县发生了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
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回忆说：“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他严肃地指出：宝应的惨剧，“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
最早对“宝应事件”作出正确结论的是中共扬州地委。1960年7月15日，中共扬州地委向省委提交了《关于宝应县发生严重人口死亡事件的报告》。《报告》指出：“去冬今春，宝应县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人口死亡、生病、外流和弃婴事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地方一度处于无人生产的状态；党内外思想一度处于混乱，对党的方针、政策发生严重怀疑。”《报告》认为：宝应县发生的问题，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告》检讨了发生这一政治事件的错误和教训，并表示地委在这一事件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负有严重责任”。
8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批转了扬州地委关于宝应事件的报告，明确指出：“宝应事件，主要是由于以宝应县委第一书记徐向东为首的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政治上、思想上蜕化变质所造成的恶果。他们漠视人民的疾苦，对上欺骗、蒙混、敷衍，不说真话，对干部和群众压抑、打击，而且发展到严重的违背党的政策和违法乱纪的地步。”“省委认为，宝应事件不仅对扬州地区党的各级组织，而且对全省党的各级组织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全党必须认真地从宝应事件中吸取教训。”
江苏省委要求：“全省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认真地进行一次讨论，从而深刻地吸取教训，使江苏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二、“宝应事件”发生的原因
“宝应事件”是原县委主要负责人大刮浮夸风的必然恶果。宝应县的浮夸风始于1958年2月。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为《40条》)。它提出了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其中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平均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多斤；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在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宝应县地处淮河以南地区，按照《40条》的规定，应以12年时间争取亩产达到800斤。1958年2月，宝应县委作出了《关于实现800斤，五年实现40条的决议(草案)》，提出要下定决心，苦干三年，“提前实现800斤，苦干五年，基本实现‘40条’”。《决议》提出：“运河以东里下河地区(100多万亩)，今年赶上江南，明年800斤；运河以西(50万亩)，今年赶上河东，明年赶上江南，后年800斤。”
根据这一目标，《决议》把原订1957年生产5.4亿斤粮食的计划提高到9亿斤，比原计划上升66.6%。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又把计划完成的水利工程土方任务由1500万方增加到6000万方；生猪饲养从现有的99000多头达到年产54万头，1960年发展到150万头；耕牛1958年增加6000头，1960年发展到35000头；积肥由原计划的4.5亿担增加到7亿担。[5]1958年6月20日，扬州地区在兴化县召开了水稻工作现场会，推广兴化贯彻“总路线”、争创水稻产量双千斤的做法。会议结束后，宝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宝应县必须今年基本完成《40条》的任务，明年全部完成。具体指标是：全县总的口号是双千斤，包括湖西在内，里下河地区不能少于3000斤。17月份，县委提出的粮食增产指标高到了顶点：1958年计划产量22亿斤，1959年全县麦子亩产1万斤，水稻产量待秋收再确定，全县全年粮食产量应达到135亿斤，超过全扬州专区的产量。
1958年8月，宝应县委召开了以立大志、鼓大劲、力争上游、夺冠军、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万人大会。会后，原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一整套工作方法，他要求：搞群众运动，特别要掌握一个“大”字，“大”字要体现在“万”字上。具体办法：一是大检查，二是大评比，三是大加码，四是大辩论、大字报，五是大搞试验田，六是大搞现场会议，七是大搞火箭组，它相当于战争时期的敢死队，全县要组织五六千个火箭组，各乡要有200个左右。
1958年9月，江苏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了高潮。截止9月22日，全省已建成1140个公社。扬州地区已建成163个公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8.8%。[7]宝应县在9月11日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黄浦人民公社。全县在12天内组建了26个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同月，组建了3825个公共食堂，1个民兵师、29个民兵团，有民兵257415名。实行“三统”(统一计划、统一收支、统一分配)、“三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五大调动”(在骨干、劳力、土地、粮食、物资五个方面统一调拨)。
宝应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早已刮起来的浮夸风火上加油。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宝应县有1万多劳动力被投入大炼钢铁。这批人员多被扬州地区抽调到六合县组建江苏省的一个10万人钢铁生产基地。为完成一个跨县级的大型水利工程，宝应县要有7万人上堤。另外，农田水利工程要在1959年5月1日前完成4.6亿土方。于是规定元旦前要有91个晴天出动，9月动员8万人干7天，10月动员10万人干27天，11～12月动员13.5万人干54天，1959年1月动员13.5万人干30天，1959年2～4月动员14.5万人干70天。
大量劳动力被抽调，使1958年的秋收秋种受到了很大影响。1958年11月，宝应县召开了40多天的四级干部大会，原县委主要负责人向会议作了四次工作报告：《政治挂帅，不断革命，高举红旗，高速前进》，《为明年更大跃进扫清一切障碍——在“比宝”大会上的讲话》，《站在最前线，坚决与白旗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插总路线红旗，拔陈耀芝白旗大会上的讲话》，《立大志，鼓大劲，迎头赶上，力争全国第一名——关于1959年工作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全盘肯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瞎折腾，而且再次鼓吹高消费、吃饭不要钱等空想主义、平均主义的做法。报告提出：“所谓‘公’，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尾巴，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县吃饭不要钱，马上穿衣、住房子、坐车子都不要钱。每人发一点钞票调剂调剂，会抽烟的人抽抽烟，不会抽烟的买点糖吃吃，有些人不会抽烟又不喜欢吃糖，买些东西玩玩。”“……衣、食、住、行都不花钱，以后逐步扩大到一个人从小到大到老一直不花钱。……现在还有些人在钱上想点子，共产主义就不要钱，因为有钱就有剥削，共产主义就靠劳动生活。劳动能改造社会，劳动能创造一切。”“大跃进”的瞎折腾，使宝应县在1959年1月开始出现粮食短缺、生活困难的情况。许多公共食堂被迫吃种子粮、断粮停办。
从3月份各个公社向县委上报的关于食堂生活情况的统计中，尽管问题严重的程度不一，但可以看出社员生活困难的情况正日益恶化。
3月份县委办公室印发的一份《内部资料》中报告：“汜水公社郎儿大队，从春节到现在死掉29人，其中只有6人因病死的，其余都是牵涉到生活问题。除此，生产也停顿，无人搞，每天到外去拾茨菇、萝卜等有980多人，无证明过江南48人，到徐州8人，过宝应湖西的13人，挑木匠担子外出的4人，生病睡在家里的有65人，产妇12人。”这种《内部资料》共有8期，比较全面地记录了1959年1～3月各公社上报给县委的关于社员生活困难的情况。
宝应县人口非正常患病、外流、死亡的现象，早在1959年初就已经出现，县委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继续大刮浮夸风，对农民实行高额征购，导致饥荒和更大面积、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1959年3月，宝应县委召开了有537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要“持续跃进”，并制定出全县1959年的粮食生产规划：包产指标12亿斤，比1958年增加46.34%；保证指标16亿斤，比1958年增加95.2%；争取指标20亿斤，比1958年增加104.4%。全县粮食征购包干任务2.5～2.7亿斤，争取3亿斤。为了保证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的完成，在生产组织和领导方法上，“事事鸣放辩论，层层现场示范，天天进行检查，处处组织评比，广泛组织突击队、火箭队”，“开展猛虎下山月运动”。会议确定全县1959年的口号是“三麦夺冠军，水稻放卫星，全民保元帅，全面大跃进”[11]。1959年8月，当时的县委主要负责人徐向东撰写了一篇题为《“宝地”定要胜天堂》的文章，提出了“横扫右倾，大鼓干劲，高举红旗，奋勇前进”的口号。他将该文提交县委常委会审查讨论后，由宝应县委书记处于1959年8月下发全县各级，要求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讨论，学习和领会关于鼓干劲、反右倾的精神，“在思想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达到行动上的统一，集中全力来抓紧当前八、九两个月时机，掀起全党全民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不久以后，他又把1960年的工作任务概括为“三亿两超一冠军，定要宝地胜天堂”。所谓“三亿”即农业、工业、副业总产值各达到1亿元；“两超”即工业超农业、副业超工业；“一冠军”即家禽家畜饲养数夺取全省冠军。吹牛归吹牛，实际情况是严峻的，宝应县的农业生产已经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59～1960年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项指标都明显下降。
尽管宝应县已经出现了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但是1958、1959年县委向地委、省委上报产量的时候，还是连续两年以比实际产量高出一倍甚至六倍多的数字欺骗地委、省委。
1959年全县的粮食产量只有3.1875亿斤，而县委上报的粮食产量是20亿斤，粮食征购数是2.8亿斤，这个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1959年下半年，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原县委主要负责人以“反右倾”为大棒，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排挤打击。柳堡公社党委书记刘庆元、农场场长唐友富因说过“59年不是大跃进，是后退”，“完成任务后，社员没有东西分配”，“公社汇报的数字全是假的”，“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是假的”等，被在全县范围内揭发批判。经扬州地委核实，“从1958年12月以来，全县被处分、停职检查和‘靠边休息’的部委科长、公社党委正副书记以上的干部就有45名”。
这些组织措施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粮食问题被上升为政治问题，成为“白旗”、“右倾”的标准，使各级干部包括县委常委在内因怕戴上“右倾”的帽子而不敢讲出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1959年10月，宝应县已出现大范围非正常死亡、生病、外流的现象。11月普遍断粮，死亡人口逐月增加。县委却把基层反映的人口死亡现象归结为富裕中农向党进攻，要求下面“顶住头皮”，甚至提出宝应县人口正常死亡率应为百分之一点几，每年应死1万多人，所以，已经出现的人口死亡现象属于正常现象。
为了完成1959年秋季的粮食征购任务，原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先完成任务，后检查政策”的口号，在“社员口粮留得过少，甚至连种子也普遍卖掉了”的情况下，仍然在全县范围内大反“瞒产私分”。他根据个别人的假报告，认定每个社员家里至少有三五十斤粮，推算出全县仍有好几千万斤粮食，坚决要把这三五十斤粮食抠出来，下决心完成征购任务。于是就出现了拼命搜刮农民的粮食，把他们家中最后一点活命粮也拿走的情况。在征购过程中，不少地方强行搜查、扣押群众、逼死人命。某县委常委、副县长在芦村公社带领“全社30多个生产队普遍进行了大搜查，把集体留的种子和社员家里的十几斤粮食，甚至一二斤芝麻，二三斤葵花子都搜了去”。另据5个生产队的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捆、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社员170人，逼死人命的8人，共逼死23人”。
据1960年5月扬州地委工作组对獐狮荡公社朱联大队的调查统计，该大队原有人口1440人，1958年单产461斤，总产1406229斤，完成国家征购粮600116斤，占总产的42.7%，人均拥有粮食559.8斤。1959年单产233斤，总产565858斤，比1958年减产84万斤，减产幅度超过50%，1959年实际完成征购任务264240斤，占总产量的46.7%，人均拥有粮食209斤。朱联大队1959年10月就没有粮食分给社员，在春节前近70天的时间内，社员就靠分点茨菇，自己割青菜、野草等维持生活。该大队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共死亡145人，占原有人口的10%。
该公社鲁垛大队跃庄小队一个叫朱步清的社员对工作组说：“去年(1959年)本小队产量实收280多斤，公家还按包产500多斤征购，结果口粮不够了，饿死了31个人。”
12月5日，宝应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除了严厉批评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外，仍然坚持1959年的“2.8亿斤，必须要完成，必须保证”。1960年1月，扬州地区粮食局长朱立树发现并向地委反映了宝应县缺粮、断粮的情况。地委非常重视，计划给宝应县增加供应2600万斤统销粮。原县委主要负责人还认为这是地委对他不信任，坚决表示不要粮食。后来虽然勉强接受，却还说“拿这些粮食去做工作，做好工作以后再上缴”，使得地委下拨的这批统销粮迟迟没有分发，1月份实际供应给社员的口粮只有106万斤，每人平均只有二三斤。
1960年2月，省委、地委派出了100多人的工作组，深入宝应县各乡帮助工作，结果他们纷纷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3月中旬，参加工作组的省公安厅宋超同志在帮助黄塍公社整风整社的过程中，发现并向省委揭发了宝应县存在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生病、外流的情况。这个公社仅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就死亡1672人，生病的达3527人。县委主要负责人则以“情况有出入”蒙骗省委。直到1960年5月初，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扬州来严加督促”，“宝应事件”才被揭开盖子。
三、江苏省委实事求是的方针使宝应转危为安
1960年春夏，针对江苏各地农村出现的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其他负责人分头下去调查，结果证实了宝应存在的严重问题。5月初，江渭清在扬州地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兴(化)高(邮)宝(应)问题的症结何在》的讲话，严肃指出宝应县“虚报产量，征购过头。当发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时候，领导上仍然熟视无睹，还在干部中大反‘刮低产风’，在群众中反‘瞒产私分’，把群众的口粮、种子征购一空”。
在江渭清讲话后，中共江苏省委和扬州地委立即着手处理和解决宝应的问题。1960年5月初，地委胡宏同志会同省委韩培信、顾亭同志到宝应县先后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公社党委书记和大队支书以上干部会议。对县委主要成员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对上应付、欺骗，对下压制、打击，漠视社员生活的困难，严重的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进行了严肃而系统的揭发批判。
5月9日，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以及其他县委书记、常委、副县长等分别在县直和三级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检查。通过分组分片的揭批讨论，人心得到了初步稳定。
5月25日，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亲临宝应县视察工作，在县部、委、办、局负责干部及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宝应事件”作了重要讲话，对宝应县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细致的剖析。江渭清指出：“宝应的严重死亡、病员、外流、弃婴，使一度人心惶惶，党内思想混乱，人民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怀疑。由于以上的问题，宝应的生产、生产工具遭到严重的破坏。”“不少老百姓卖房料、卖桌子、卖家具”，“宝应城上一天发生三十多起抢熟食”。“大批人员死亡、外流、弃婴(不是丢的死小孩，而是丢的活小孩)。”江渭清指出，宝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歪曲党的方针政策，不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发挥堡垒作用，许多地方生产进度很差”；“拿第一书记吓唬人。宝应的正气不足，干部不敢讲话”；“当发生严重死亡、外流、病员、弃婴现象的时候，而一味强调刮冷风”；原县委主要负责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对上欺骗、敷衍，不执行地委指示。对下压制、打击，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的错误领导。有几个书记、常委为了维护徐向东的错误领导，采取不择手段，搞假典型”。
江渭清还指出：要“正确处理粮食问题……当任务与政策有矛盾时，应该调整任务，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促进生产，处理得不好，破坏生产。宝应的问题，是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只顾任务，不顾政策，宝应不是一个大队，而是多数大队卖了过头粮”；要“正确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口粮、种子被征购空了，是实际问题，不是两条道路斗争，不仅今天没有，今后也没有。宝应是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关押了四百多人”，这是错误的。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的领导，应该维护，不正确的，应该展开思想斗争，改正错误”。他认为：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老实人，一种是老好人。老实人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对党忠诚；老好人是自由主义、温情主义，弄虚作假。江渭清明确要求对宝应县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应“彻底地揭发，认真地解决，严肃地处理”。
根据江渭清的讲话精神和要求，中共扬州地委于1960年7月正式向省委提交了关于“宝应事件”的报告，并提出了对县委有关负责人的处理意见：原县委主要负责人开除党籍。1961年6月13日，原县委主要负责人徐向东被扬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执行日期从1961年3月4日起算)。另有多位县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县委常委、副县长被开除党籍或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留党察看。
中共江苏省委采取的果断措施是宝应县从低谷中艰难奋起的重要转折点。中共扬州地委派王恒山、史成仁两人分别担任中共宝应县委第一、第二书记。在省、地两级领导的关心下，省内尤其是扬州地区所属县市向宝应县提供了大量粮食、副食品、生产工具等物资援助。1960年下半年，宝应县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上半年财政收入透支58.32万元，下半年全县的生产生活资金缺口达338.3万元。
对此，新的县委领导班子提出了“以安排社员生活为中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指导原则，采取了以下措施扭转局面。第一，从落实和调整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入手，打消群众的思想顾虑，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县委针对当时劳动力无计划调动、三包不落实、财务制度混乱等情况，推广了《沿河公社迎丰农场关于搞好经营管理的计划》，明确要求：一要搞好劳力安排，改进生产队工作。大队调动小队劳力的机动数不超过5%；建立“五定”责任制，即定人、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二要处理好大队和生产队的关系，做好三包一奖，中心环节是抓“包产”。“包产”的原则是本着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精神，使生产队有产可超，有奖可得；包工包本要力求符合实际，以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三要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取酬。推行“三基本”，即对基本劳动日、基本肥料的规定留有余地，核定基本的口粮标准。在秋收时节，针对社员中存在早收割被多征购的担心，县委主要领导和常委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认真核实产量，指导秋收和征购。
县委从夏季分配着手，兑现政策，认真缓和自1958年以来社员在分配问题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取信于民。强调社员自留地的收成都归个人所有，对集体一时无法耕种的抛荒地鼓励社员栽种代食品，并规定分成比例。第二，针对1960年粮食产量的实际情况，大力收集、生产代食品。据对6个公社粮食产量的统计，这些地方的实际产量只与完成征购任务和保证基本口粮持平，种子和饲料等没有着落。为弥补粮食的缺口，只能利用代食品。县委要求大捕、大采、大种并举。即利用本地水网资源丰富的优势，大捕鱼虾。小队要组织一定的劳力干沟干塘；组织群众挖野菜、刨茅草根等，自采自吃，不得平调，不得降低口粮标准；广种春菜、春萝卜。县委确定了种植面积，要求各公社必须完成计划。第三，在疾病治疗方面，采取三级负责、集中营养、提高疗效的原则。根据病员病情的轻重程度确定治疗措施，重病人集中住院治疗，由公社负责，把两个月、三个月的营养并为一个月，以缩短医疗期，提早出院；轻病由大队负责办好营养食堂，集中吃饭，分散居住。要保证营养品全部归病人，保证营养药品重点使用，保证病人安心休养，保证春节前有百分之八十的病人身体恢复健康出院。
1960年底，尽管宝应县的经济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困难，由于上级的支持和宝应县委采取了务实的政策措施，人心基本稳定，生产逐步恢复。在中共扬州地委、江苏省委的关怀下，在县委新领导班子的得力领导下，到1962年，宝应县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终于恢复到正常状况。“宝应事件”研究@周彪$南京理工大学宝应事件；；原因；；人民公社由中共江苏省委确认、定性的“宝应事件”发生于1959～1960年间。“宝应事件”给宝应人民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宝应事件”的发生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也与宝应县主要领导虚假浮夸、欺上瞒下、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作风有很大关系。中共江苏省委采取实事求是的方针改正了宝应县领导的错误，处理了有关责任人，减少了损失。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宝应人民经过生产自救终于度过了难关。1数据出自蔡家驹先生工作日记(1958年6月22日)。
蔡家驹先生曾任县报记者、宝应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处书记、汜水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1960年因对宝应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做法有不满的言论，受到排挤和公开批判，并被调任天平公社任书记。蔡先生1986年离休，现定居宝应县城。他从1956年至1986年记录了30年工作经历的日记，内容十分丰富。日记已由宝应县档案馆征集收藏，但目前尚未编目。日记名称为笔者所加。笔者经蔡先生认可，查阅并复印了全部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