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天是大年初二，早上还是按照惯例5点准时到Trail走路（从我家开车上路后一分钟到达，有免费停车场），来回一共走10公里，通常需要两个小时。今天天冷就走得快，提前15分钟回到了停车场。进入车子，闭目休息一下，竟然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几分钟，醒来竟然在梦里。这个梦很奇怪，梦见的是小学一位女同学。应该说是校友，因为她比我小一岁，比我低一年级。由于小学只有两个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就在同一教室，左边是一年级，右边是二年级。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所以，自习时就不得不听老师给另一年级讲课。由于这个女孩太内向，即使在外面路上与她单独相遇，我想开口时她就立刻扭头。往事依依，梦中场景回到了五十年前，她依然是那个不跟他人说话腼腆的样子，在开车回家路上也就回忆起了与她相像的另一女孩，她是我姐的同学加聊友。常常听她俩聊天，但她也是不跟他人说话，包括我姐身边的我。
（一）
转眼农村的文革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九大已经开过了半年，那是个严冬季节，“抓革命促生产”代替了“阶级斗争”只“抓革命”文攻武斗，社员们一天要上工三段以“促生产”：第一段是早工，工分计二成；吃完早饭后的上午，工分计四成；下午也是计四成。一个挣10分的壮劳力，如果早上不出工，就计8分。但需事后跟队长说明情况，或者提前请假，否则就减掉1分。上了初中或高中的男孩，星期天不上学可以代替妈妈或姐姐上早工，多数情况下妇女每天的工分是9分，只有少数的“铁姑娘”能挣10分。10分的工钱是8分钱（干一天挣8分钱，可以买4盒火柴。等于一只母鸡下一个鸡蛋的钱）。这样，每个星期天，我就可代替妈妈上早工，她可以在家做早饭。就是熬玉米面白薯粥。就是让她休息休息。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早晨。妈妈告诉我当天的活还是去到村北边的地里搞“农田基本建设”，就是男人用钢钎铁锤把冻土打开，然后妇女们用铁锹把底下的软土装上独轮车，再由男人们把土推到洼地。就是平整土地，把高高低低的农田变成平整的水浇地。由于我是初中生，算是男人，虽然替妈妈干活，但队长还是让我推独轮车，干男人的活，计妇女的工分。这已成惯例。
我推着空车走在最前边，不喜欢听妇女们的叽叽喳喳。刺骨的寒风从脖子领口进入心脏所在地，宛如刀割肋骨。地面不时地看到干燥的土壤被风吹起后旋转并冒着白烟。如果不回头往后看，整个旷野没有任何生机，连一只活的鸟都看不到，眼前死寂的世界令人冷上加冷，感觉到悲凉有叠加作用。不知道农民的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推着车低头无精打采地走着，思考着，悲凉着。当快到目的地时，一抬眼看到前边走过来一个独轮车夫，不用想就知道那是邻村到我村换豆腐的大伯。我们村没有豆腐坊，他就每天早上推着独轮车，平板上有一个木斗，里边有一层豆腐，用刀割成大小不同的块。上面盖上洁白的白布，白布上面是白色的厚棉被，以防豆腐变成冻豆腐。一杆铁盘秤倒扣在白色棉被的上面。一斤黄豆做出二斤豆腐，所以，换豆腐时按照黄豆的重量加倍就是豆腐的量。豆腐坊不赚豆腐，只赚豆腐渣。豆腐渣做成豆饼，炒着吃非常香。直接啃，就是非常好的零食。豆腐坊白赚到的豆腐渣就分给他们村的社员。我们学生们在秋天生产队收获豆子时都去豆子地里捡豆粒，因为太阳一晒，最早结荚的豆角就爆开，豆粒就丢在了地面。一开始是姐姐带着我，后来是我带着弟弟，每年秋天捡的豆粒总能捡到十斤，到冬天就能换20斤豆腐。为了省着吃，每次只拿半斤豆子，这样，换的豆腐可以吃20次。一斤豆腐，撒上很多盐，加上一滴香油，两根大葱剁碎，就是一盘大葱拌豆腐。每人都可以吃上几口。算是改善生活了。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大家都管他叫“换豆腐的”。当将近面对面时，我发现那个内向没跟我说过话的我二姐的同学、聊友快步走到了我车子的左边，我无意识地扫了她一眼，但见她的嘴唇在颤抖。我不知道换豆腐的是她的亲戚。待我刚想开口跟换豆腐的打招呼，就听她抢先来了一句：“换舅去，二豆腐？”我憋住不笑，立刻结过话茬说：“今天很早！别忘了到我家门口喊一嗓子，我妈在家呢。就说我要换豆腐。”说着，我的车就往右边靠，给他留下更多的空间。他也不给外甥女难堪，就只盯着我跟我说：“好的！我就先到你家！”因为多次换他的豆腐，他知道我家在哪里。待他走过去后，女孩似乎在暗自流泪。嘴巴一撇一撇的。我就快走几步，眼睛只往前看。
早工一个半小时。我回到家便悄悄问我姐她那同学聊友为何跟她聊天时嘴巴很灵而跟他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就出丑。把“换豆腐去，二舅？”这么简单的话提前嘴巴就在动了喃喃自语做准备，最后还是讲反了。二姐告诉我：“她爸管她太严，说错了就挨打。可越害怕说错了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出错。所以，她就干脆不跟他人说话了。”我听后觉得不可思议。自己的亲爹为何如此管教自己的孩子？但听二姐悄悄跟我咬耳朵：“她爸是国民党员！镇压反革命时没被杀掉就是幸运了。哪敢让孩子随便说话，万一说错了，老账新账一块算。”
（二）
我今早在车里睡梦里遇到的那个比我低一年级的女孩，不知道是否也有聊友。我姐的解释令我对这个女孩的身世好奇了起来，便问我爷爷：“高欢儿的妈妈为何从不出家门？”我话一出口，立刻觉得说错了，因为那老人的确出来过，而且我还看得清清楚楚，盯着她足有两个小时呢。
那是文革开始了的第二年，工作队通过造反派司令下令全村的壮劳力都去到野外、村里砍树，达到或超过碗口大的都砍掉，拉到大队部，用这些圆木搭成个很大的大戏台子，后面和左右两边和顶上用席盖上，前边的顶上安上四个大喇叭。戏台子台面有半人高。我们下午就得知晚上开批斗大会用。以前开批斗大会，就是几张课桌摆在一起，被揪斗的跪在桌子上，脖子上用铁丝挂上纸牌子。这次专门搭了个高台子，不知道批斗的是谁。吃完晚饭，人人都得去参加批斗大会。我们学生就在最前边，台子太高，我们看不见，便纷纷站立起来。后面的大人们也都站立起来。原来揪出来的是一个小脚老奶奶。我没见过她，不知是何许人也。两边的桌子上分别坐着几个工作队和两派的造反司令。
不论工作队还是发言的本村的人如何吼叫质问，这老奶奶都低头不语，从始至终她没说一句话。她有时稍微把眼睛往上抬一点，我才能看到她的眼神。大会结束了，两个造反派一左一右把她架着给弄下去了。那时候挨斗的都是村里的干部，都是男的，除了学校开批斗大会，挨斗的才有女老师。这老奶奶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气度，没表露出害怕或服输的表情。跟大队干部让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的孬种样成了鲜明的对照。达不到电影《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般铁骨铮铮怒斥对方，也是一言不发站两个小时没倒下去的女汉子。看年龄，至少也是八十开外了的老人，雪白的头发在后面卷成一个圆疙瘩，圆疙瘩用一个黑色的网兜罩住，再用一根银色的签子横穿。签子在灯光下把光散射到台下时一闪一闪的，格外耀眼。一身黑色衣服干干净净。从揭发她大儿子是国民党反动派军人的话里，便知道了她就是我那从不与人说话的下届女同学的奶奶无疑，也隐隐感觉到她儿子之所以主动抗日去参军杀敌与这样的妈妈不无关系。
也许是奶奶严加管教的缘故，这女孩就像一个哑巴。其实，我知道她不是哑巴，是当她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时不仅会说话，声音还特别柔和好听。
想到这里，我立刻跟爷爷说：“我见过她，就是批斗她那个晚上。就那么一次。她真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高欢儿的俩哥哥当年也是这样子的？”
“不是的。他们哥俩都是读书人呢，都是话多的要命。”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高欢儿的二哥还活着。只是大哥在那战争年代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生死不明。晚上，爷爷在被窝里开始给我介绍高欢儿的俩哥哥那些往事。
这高欢儿不是他的名字。他的乳名叫欢儿，因为他长得特高特高，在那年头没见过姚明这类羊群里的骆驼，就认为高出常人一头的他就是高人了。其实现在想来，他也就是一米九的样子。可在那挨饿吃不饱的年代，农村里就见不到他那么高的人。就管他叫高欢儿。
高欢儿家境殷实，定成分时算富农，其实是因为他老爹把地卖掉给仨儿子读私塾了。大哥二哥在读高中时弃学扛起枪抗日去了。本来加入的都是国军，二弟负伤回家养伤好了后去找部队时碰上了共产党的军队，看他扛着枪，就拉过去了，说是国共合作跟着谁都一样抗日，他就这样加入了共产党的部队。日本投降后，大哥在国民党军队里升到了团长，二哥在共产党军队里也是团长，大概是因为识字又有勇有谋的缘故。其实他们都没怎么真正地打过仗。“解放天津”时军队开进城市巷战，战斗非常激烈。当时这哥俩的团都在天津西边部署。二哥的团属于聂荣臻所辖。上面的命令就是让他吃掉天津西边的国军这个团。哥哥是否知道对方是自己的亲弟弟的部队，说法不一。结局是：谁也不投降，杀红了眼，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到最后聂荣臻和林彪的其它团加入，大哥的团才被打散。二哥曾亲自检查战场的尸体，他没发现他大哥。他猜想说不定大哥夜间活着逃掉了。
天下刚打下来，中共开始了残酷无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然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高欢儿的父母在他读了小学后就不让他读书了，俩哥哥都读书读跑了，太后怕了，追悔莫及。因为沓无音讯，父母就认为哥俩在战争中死掉了，暴尸荒野了。
文革运动开始不久，全国范围的“外调”开始了。“外调”就是“到外地调查”的简称。不论级别多么高的干部，都要调查其历史，是否当过叛徒？出身是否隐瞒了真相？二哥所在的军中造反派便来到本县“外调”他了，显然他交代了自己的出生地和当年参加共产党的过程。外调的人一进村，老奶奶才知道二儿子不仅活着，还是北京军区的某师的师政委。此时她刚好挨斗过了几天，要是外调的早来几天，就没人敢斗她了也说不定呢。别说在村里，就是在县城，师政委尤其是在近在咫尺的北京市，造反派头子们也得考虑考虑是不是要惹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奶奶。老奶奶大骂这二儿子不孝，这里离北京就几十公里，他竟然在这么多年的和平年代里不回家看看父母！连书信都没来过。可老太太一想，这政治运动比战争可怕多了，日本鬼子八年期间，也没有这么可怕过，哥俩常常回家看望父母。儿子不敢跟家里联系，想必他瞒着组织谎报了自己出生富农家庭的事实？他不知道镇压反革命时父母是否已被镇压杀掉了。那他可就是“被杀家属”了，而被杀家属就是比黑五类还黑的阶级敌人。这道理，老太太心里明白着呢。
文革没结束，老奶奶就去世了。林彪死后，政治形势有所好转，高欢儿就去北京找二哥，也找到了。村干部让他去找他二哥看看是否能给村里找点“代工活”，就是北京市国有企业的活工人们不想干的，就可以找到农村的社办工厂，给点加工费。这样，高欢儿就成了村里的“外交”部长了。跑了好多趟，他二哥总以军队不能参与地方经济为由把弟弟打发走。
春雷一声震天响，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接着胡耀邦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邀请台胞回大陆省亲。高欢儿的大哥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一经批准，立刻就回到了老家。由于他走前就是团级，在台湾这么多年估计属于军内有头有脸的也说不准呢，县委便请示上级，当即把高欢儿从老农民提升到县政协副主席，说不定在这个县里，他大哥就是在台湾的最大的官呢。他大哥一到县城，县城立刻戒严，担心万一出事，比如当年被他杀死在战场的共产党军人后代报复他，县领导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大哥回来时老妈几年前就去世了。这是他预料之中的，回来就说给父母上坟，看看三弟是否还活着，是否因为他在台湾而被镇压了。好在他在台湾的官不大，镇压反革命时虽然政府清楚他当年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团长，但二哥是共产党的团级干部，不论共产党内部是否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就在北京（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组织没必要告诉他弟弟，毕竟他家很复杂，又是共产党的军属又是国民党军官的家属），只能算是这个家庭功过都有，功过抵消了。三弟既没得到军属待遇，也没得到反动家属待遇。
大哥在家休息时，三弟就去北京找他二哥去了。这时四人帮已经垮台，拨乱反正，不再搞政治运动了，他回家见见大哥应该没有任何顾虑了。可二哥反复思考，虽然小时候是大哥带领着他一步步读书读到高中，参军抗日，一步步走到了师政委，可万一将来再来个政治运动，跟台湾国民党的军官来往，现役军官还有出卖情报的嫌疑，自己的儿女恐怕要受到牵连。反复思考后觉得还是不回去见从台湾回来探亲的国民党人为好。大哥听后表示理解。只要二弟一家一切都好，不见就不见吧。在农村的父母他都不敢从近在咫尺的北京回来见一面，何况从台湾回来的大哥了。
高欢儿的大哥从台湾回乡时我已经在北京读书了，我爷爷早去世了。我只能有机会时问我爸有关高欢儿的大哥二哥性格是否属于胆小怕事之人。我爸说：“那怎么可能？那哥俩生下来都是虎子。扛起枪就上战场的汉子。”我听后无言以对。感叹政治比刺刀可怕多了。只是不知道我那女同学嫁给了什么样的男人，改革开放后她是否愿意跟他人说话了。给我留下来的印象依然是她只会笑，一笑俩酒窝，只回答老师的提问。平时白白的皮肤，一旦站起来回答问题时脸颊立刻泛红，就像一个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坐下后一定甩一甩两个只到肩膀的小辫儿。下次听她开口就得等老师的提问了。她奶奶只允许她读到小学毕业。她不上学了后我几乎就没机会再见到过她。要不是今天坐在车里打了个盹，这辈子胡思乱想都想不到她家的那些平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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