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报总人口，死了人不销户口，一有经济上的好处（粮食指标，粮票，布票），二有政治上的好处（饿死人多的省委地委县委书记撤职判刑）。因此饿死人的数据上报层层缩小。各个部门统计出来的数据也不一样。
比如：
（1）按照县市地方志推算，全国饿死人数为3250万。
（2）县市把数据加工一下，上报到省。按照各省官方人口数据计算，全国饿死人是2200万。
（3）各省把数据加工一下，上报到国家统计局，按死亡统计计算饿死人总数就缩水到1600万。
国家统计局把造假的责任推到下面，是有根据的。
粮食系统和监委系统还有不同的统计。
（1）周恩来销毁的那份统计，全国人口减少三千万，饿死人则至少3000万。（周伯萍回忆录）
（2）文革期间中央监委中组部大字报透露全国饿死人3500万。（中纪委委员李坚父子文章）
（3）辛子陵透露后来中央的统计是3755万。（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
毛主席在一次纠左的会议上说，“搞起来要饿死5000万”。这是在庐山会议前几个月说的。众所周知，庐山会议后全国层层揪反党集团，大跃进搞得更厉害了。官方叫做“继续跃进”。
略举一例：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晏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