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年轻的城市，襄阳南路更年轻。南京路是1851年筑的，而襄阳南路是1918年筑的，整整晚了六十多年。五、六十年代我在襄阳南路上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体验了这条街上的各种生活场景，见证了它发展的一个片断。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最鲜明的颜色是襄阳南路上的绿色。沿街种着的法国梧桐，长得有三层楼那么高，两边的树枝在路中央相遇，绿色的树叶在马路上面搭了个凉棚，为路上的行人挡住了夏日的阳光，把马路染上了绿色。一整个夏天，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如果家里养了叫蝈蝈或者纺织娘，那就更叫得热闹了，却从来不让人觉得烦。
我家住底楼。爸爸在弄堂里搭了一个花棚，跨越了整个弄堂的宽度，种了葡萄和牵牛花。到了夏天，阳光照下来，密密的叶子把房间里的天花板也映成了绿色。
等到长大些了，见的事情多了，才觉得襄阳南路是个很多姿多彩的地方，有点像一块画家的调色板，又有点像一个混用了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的乐队。用现代化的语言来说，是很多元化的。前不久写过一篇《好玩的襄阳南路-童年的回忆》（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1273/201702/18767.html），列出了这条路上许多有趣的事。其实襄阳南路值得谈的事还很多。
襄阳南路上的一家普洱茶庄，旧日的申大米店可能就是在这儿
襄阳南路街景
襄阳南路街景
襄阳南路往永康路方向看（往东），背后是福利昌食品商店
从南到北，襄阳南路是一条对比度很大的马路。北面是很繁华的淮海中路。众多著名的商店，无论是土的还是洋的，如天鹅阁、光明邨、哈尔滨、老大昌、川湘土产等等，都聚集在淮海路上。然而顺着襄阳南路往南1500米，过了肇嘉浜路，没多远就是郊野景象。三十年代作家萧红、萧军住在福显坊的时候，从窗户看出去甚至还能看见菜田。那还是在建国西路以北，离淮海路不超过一公里。我家在永嘉路和建国西路之间。春天里，从家里出来往南走二十来分钟就能找到小河浜、菜地和养牛场，就可以抓小鱼、捞蝌蚪，痛痛快快地“野”上一阵，回到家正赶上吃晚饭，不会被妈妈责怪的。
淮海路街景（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
大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联系到校园旁边一块闲置着的空地，每个班级分到大约十米见方的一块地，种了一季的小麦、蚕豆，让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翻地、播种这种事。现在那块地早就盖满房子了。
有一次我跟一个小学同学走到龙华飞机场，站在一条铁轨边上看机场跑道上飞机起降，还捡了许多小石子回家。有的石子是半透明的，可能是石英，放在煤气上烧热了，会在暗中发亮。
襄阳南路的东西两侧也很不一样。东面有南昌路菜场和跟永康路连在一起的嘉善路菜场，天不亮就开始热闹了；襄阳南路以西的永康路、永嘉路和与襄阳南路平行的太原路、岳阳路上则多的是好房子。襄阳南路本身是好房子和一般的房子混在一起，住宅和街面的商店紧挨着。走进弄堂，偶然还可以见到稻草屋顶的棚户房子。不过到了六十年代这种棚户房子就消失了。在建国西路以南就很少有商店，多是住宅、弄堂。在肇嘉浜路口还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客车修配厂。
永康路街景（襄阳南路以东）
说起工厂，建国西路襄阳南路口有一家华胜织造厂规模也不小。襄阳南路上有一家文教针厂；弄堂里进去还有针织厂、织袜厂等等，就不一一细数了。
襄阳南路到了肇嘉浜路就结束了，成了一个丁字路口，东西走向的就是肇嘉浜路。在1956年以前，这是一条臭水浜，后来填了浜，才开成一条漂亮的林荫道，就是今天的肇嘉浜路。至今还记得填浜工地上见到过用草包装了土堆在河岸上，还记得大口径的水泥管，口径有一人多高，是用来排污水的。
肇嘉浜路林荫道街景
肇嘉浜路以南的地区好像更“落乡”一点。其实到了六十年代，那儿已经发展得不错了，但是好像一直还有“浜南”、“浜北”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浜的南、北两边小孩子很少交往。我小学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是住在浜北的，所以对浜南就觉得很陌生。
住在这襄阳南路上的，有各个不同社会地位、不同阶层的人。有大学教授，老板，小业主，老师，产业工人，踏三轮的工人，服务行业的工人，等等。在我印象中，好像当老师的特别多。我在《襄阳南路文化圈》（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1273/201701/20191.html）一文里谈到过，画家伏文彦老师就住在襄阳南路上。他家所在的这栋楼里还住过一个邮票设计家，一个小儿科医生。
话剧表演艺术家许李明和他太太、上海魔术团团长邓凤鸣一家曾经在襄阳南路上住过。我在他们家看见过许李明扮演武松的剧照，非常英俊，一股英雄气概。许李明的母亲叫苏琴，弄堂里大家叫她阿婆。她说很漂亮的北京话，脾气很爽快。最近查阅资料，才知道她原来是京剧花旦演员。许李明的父亲许幼园跟李叔同是好朋友。李叔同是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戏剧活动家。以后出了家，被尊称为弘一法师。许李明曾受到过李叔同的艺术熏陶，为他日后走上艺术道路打下了基础。早已听到过李叔同的名字，想不到他跟襄阳南路上的居民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历史有时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虚无缥缈，有时在自己身边也会找到历史的一点点痕迹。
许李明的剧照
李叔同
我小学同学的家庭也是形形色色，有经济条件好的，有家里比较穷的。有的家里很洋派，管父母叫“妈咪，爹地”的，有回家就说家乡话的，有宁波话、山东话、广东话，什么都有。我们去同学家玩，听大人说话，直觉得好玩。同学们都能开开心心地玩在一起，从来没有根据家庭条件分成不同小圈子的。那时也没有“炫富”的情况，大家的穿着、日用都很艰苦朴素。只是在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有的小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会穿得考究一点。春游、秋游的时候，大家都带差不多的午饭，但是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小朋友会多带一点水果、零食之类的。下雨了，多数是家里大人送伞到学校里去，条件好点的则是家里的保姆去送伞。
当时周围的人信教的不多，但附近却还有一些宗教场所。襄阳南路433弄里曾经有过一个三教堂，供奉着佛教的释迦牟尼、道教的老子和儒教的孔子。一个小学同学告诉我，那里以后曾经办过华侨拉丝模厂。襄阳公园旁边有一个为住在上海的东正教徒（多是俄罗斯侨民）服务的东正教堂。襄阳南路南昌路口过去有过一个叫拉都会堂的犹太会堂，供住在上海的犹太教徒做礼拜。离襄阳南路不远就是基督教的国际礼拜堂；嘉善路小菜场一条弄堂里有个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再远点就是徐家汇天主堂。不同宗教在这么一片地方同时存在，显示了襄阳南路和周边地区的包容和兼收并蓄。
徐家汇天主堂
住在我们楼上的苏州好婆信佛教，吃素念佛很虔诚。“吃素碰到月大”这句苏州话就是从她那儿学来的。老太太还拜地藏王菩萨。逢到地藏王菩萨生日我们小孩子最高兴了，因为可以帮老太太在地上插香，还可以把香拿在手里，在暗中挥动，画出好玩的花样来。
邻居家小朋友的妈妈，一位广东大婶，经常去嘉善路那家小礼拜堂去听布道，我也跟那位小朋友去玩过几次。那牧师说过些什么我都忘了，只知道他有许多朋友，因为他老是说“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引出发生在他朋友身上的一个故事。但是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在小礼拜堂来露过面。
形成襄阳南路这种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可能有许多原因。
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到五、六十年代时襄阳南路才开辟了三十多年，往南一点点就是“田园风光”了，几乎可以说是“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往往是从这种地域进入上海的；而稍北一点的淮海路发达的商业也会辐射到这儿。因此这个地区比较容易接受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社会背景的居民。
襄阳南路和周边地区文化机构、学校很多（见我写过的《襄阳南路文化圈》一文），居民吸收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可能就高一点，对这里的文化氛围的形成可能会有积极的影响。
交通的便利。襄阳南路上通行42路（原来是22路）和45路（原来是5路）两路公共汽车。虽然只有16米宽（除去人行道，开车的路面大约是9米左右宽），却还是双向行驶的，到了90年代才改为单行的。这样，搭公共汽车，往南可以到江边码头、徐家汇等交通枢纽；更重要的是往北不用换车就可以到达淮海路常熟路、淮海路陕西路、静安寺、曹家渡、大世界、外滩等商业、交通中心，无疑方便了出行，方便了物资、信息的流通。
俄国侨民可能会带来一点欧洲文化的影响。三十年代以后，俄国侨民多居住在法租界，曾经在淮海中路上开过许多商店。五十年代初，淮海路稍往北一点的延庆路上的大福里里曾经住过许多俄罗斯人。襄阳南路上的福显坊里也住过俄罗斯人。我一个同学的家在福显坊，房子装修的时候找到过许多旧俄文报纸。永嘉路新乐路襄阳北路的东正教堂圣母堂曾经是东正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堂。皋兰路上还有一座东正教的圣尼古拉堂。俄国侨民多信仰东正教。永嘉路上，大约是383号或是附近，曾经有过一个苏联侨民协会（也有人称之为苏侨俱乐部）。每到周末会有许多住在上海的俄国侨民来活动。
延庆路大福里
皋兰路上的圣尼古拉堂
夏天的傍晚，襄阳南路上的人行道上、弄堂里乘凉的人很多。小孩子坐不住，顾不得天热，照样游戏、喧闹。但有时会从某扇开着的窗户传出小孩练钢琴、小提琴的声音，悠悠的，站定细听，会觉得心静；窗里传出的无线电节目，有评弹、越剧，也有古典音乐。由此联想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有一句话就是“海纳百川”。襄阳南路和周边地区可以说是这种城市精神的一个缩影吧？
照片多来自网路，特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