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一直在上海的远郊农场接受“改造“，每月回家一次。由于常年的压抑，他时常神情凝重， 不苟言笑， 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隔膜。
只有那一晚，我们靠得那么近。
很多年前， 我和几个同学被学校按排到无锡北塘医院实习，作为当时开门办学的一部分。
有一天，接到父亲来信，说要从上海到无锡接上我，一起去常州乡下看望病重的祖母，让我提前请假。
北塘医院位于无锡城里的运河边上，按照学校的指定，我们五个同学一组，被分配在这个医院实习三个月。宿舍在医院后面的小巷中，一路上幽暗阴森，却有一个引人无限遐想的名字“唐栈弄”。小巷到底，一所斑驳古老的大宅门，便是我们的住处。
现在回想起来，这栋房子很像电影里的龙门客栈， 两层楼，住着“七十二家房客”，底层中央一个天井，上面露出一小块天穹，里面很暗，有一口石井， 供人们洗衣、取水，周围住着各式人家，二楼一圈内廊，有点像内阳台，颤颤巍巍的木扶手，吱吱作响的楼梯，灯光昏暗摇曳，一侧穿来拐去有许多单间，我们的宿舍是其中的一间，还挺大，放了五个单人铁丝床，窗口正对着医院的后院。
现在想来还是忍俊不住，我们常常会在半夜听到工友在后院里大叫“上海医生开刀啦“。实际上，我们是实习的学生，按规定要作为助手参加急诊手术，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不添麻烦就不错了。只是工友搞不清而已。
父亲是那天晚上赶到的，从他劳改的农场请假来的。出于节省，当然也是无奈，就和我挤在同一张单人床上过夜。
当晚梳洗完毕，早早熄了灯，两个大男人挤在一张小铁床上，裹在同一个狭小的被窝里，只要稍一翻身，另一个人也必须跟着转动，才能找到互相适合的位置，又怕稍一转身会发出难以控制的巨大声响，影响其他几位在静夜里酣睡的同学，所以吓得两人整个晚上不敢动弹，也睡不着。但，我分明可以感受到睡在另一头父亲的呼吸和体温，甚至心跳，这种感觉在黑暗里好像显得更加敏锐。
从小到大，记事以来，第一次和父亲靠得这么近。
就这样分分秒秒地盼着天明，到了凌晨3、4点钟，两个人都熬不住了，便不约而同地蹑手蹑足起了床，稍稍打点了一下，赶往火车站。
昏昏沉沉、一路颠簸，坐了几站慢车，从广播里隐约听到经过戚墅堰等地名。到了常州，又转坐小船去乡下老家，一下码头，直接赶到当地公社卫生院看祖母。
那是一个满是煤油味的简易病房，祖母披着厚厚的棉袄，满脸苍老，坐在床上。因为是食道癌，已经梗阻不能进食了，只说是胸口不舒服，我紧靠着她，用手在她的胸骨上反复向下摩挲，想让她好受些。她见到我，脸色回光，振奋了不少。
我知道父亲的意思，孙子不久就要做医生了，特地来看看奶奶。但是，对于晚期食道癌，我一个未来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医生，又能做什么呢？
只待了几个小时，尽力避开奶奶期盼哀怨的眼光，我们还是走了。甚至没有时间回到祖屋看一眼。父亲，一个右派分子，必须赶回去继续改造，我也要赶回医院。
那是我见到祖母的最后一面。
屈指算来，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好些年头了。老人家生前的预言也在我的生活中一一兑现， 他的教诲更是不时地影响着我的为人处世。
这些年来，每当我记起父亲严肃坚毅的神态，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有些紧张、僵硬。
但只要想起那一晚，总感到心头是那么温馨和柔软。
